革命的中國，自滿的美國

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美國貿易專家格雷塞爾（Edward Gresser）9月15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聯名文章警世：美國是否錯過了一場革命？

大洋彼岸，中國的崛起不僅在重塑中美貿易，而且在重塑世界金融、全球制造和整個東亞經濟。於是，有關中國的爭論風生水起，但爭論在美國卻僅限於對匯率、知識產權和中國投資的動機等方面的抱怨。雖然有的抱怨不無道理，但止於抱怨實在是一葉障目。
中國正向世界開放，較之周邊更富裕的鄰國，它顯示了它的低成本、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和金融、技術力量。在此過程中，正在快速形成一個經濟上深度整合的非正式的“亞盟（AsianUnion）”──其國內生產總值（GDP）與美國相等，人口是美國的六倍，技術和金融力量強勁，且擁有上升中的經濟體所特有的成本優勢。這種有力的競爭不是靠保護性措施、懲罰性關稅和禁止中國投資所能應付的。美國需要作出戰略性的回應，找出其競爭力的薄弱點，重新調整其亞洲貿易和全球金融戰略。




沒有哪個國家有天授的主導世界的權利。中國自己有過令其清醒的教訓。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說，當年清王朝的皇帝統治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擁有世界三分之一的GDP。他們發明了紙幣、炸藥、書籍印刷和專業的行政體系。他們自認為自己的地位是天命的、永恆的。1790年代歐洲的外交官和商人叩響其大門時，皇帝視他們如草莽。這錯誤是致命的。憑借先進的技術和軍事策略，歐洲祇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制服了亞洲，中國統治者威風掃地，屬國紛紛離異。隨後的積弱不振和社會動蕩持續了近二個世紀。

美國當然沒有面臨這樣陰暗的未來。但是，美國的確面臨嚴峻挑戰。一個世紀來其經濟在世界上佔主導地位，但這並不能阻止其他具有同樣規模和潛力的國家的追趕──如果他們竭力這樣做，而美國又在昔日的光榮下自滿。
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經濟規模擴大了三倍，每年以9%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20年就與美國相等。中國正在技術上提升自己，在港口、海岸鐵路、電信網絡、研究中心和大學大量投資，它每年吸引500億（2004年達600億）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資（FDI）。
這一切正產生效果：首先它的出口開始從輕工、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重型工業和高技術產品﹔現在，它又以金融家和外向型投資者的角色走向世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中國幾件大事上走對了﹔它的鄰國也為它提供了資金並因此獲益。而美國卻沒有跟上。請看三個趨勢：
第一，亞洲正聚合其力量。雖然美國在挑起爭論，投資中國在亞洲卻是普遍的現象。去年中國600億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資（FDI），3/4來自香港、台灣、日本和韓國。
2003年中國商務部統計，亞洲的投資一年在中國建立起20000個制造企業。這些企業充分運用中國的低成本、熟練工人和周邊富裕鄰國的技術和資本，聚集了亞洲的力量。
中國現正在通過正式的優惠貿易協定將這種關系擴大到東盟國家、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亞甚至日本。美國目前的反應祇限於與新加坡及後來的泰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其在太平洋區域的地位有被蝕空的危險。
第二，亞洲的人力資源也在改善。中國政府一年建立了200個新的研究機構。從1980年代起，中國大學入學人數增加了三倍，達2000萬。學生在學習艱深的課程。
計算機系統政策機構（The Computer Systems Policy Project）注意到中國現在每年培養出20萬個工程師，日本是10萬，更小的經濟體如台灣、韓國、香港就更少。而美國，技術專業的本國畢業生卻比20年前還少，每年春天新畢業的工程師僅6萬人。
同時，新的簽証制度限制了熟練工人、科學家和有抱負的學生向美國移民。9/11以來，美國所吸引的外國研究生的申請人數降低了30%。
第三，亞洲正在儲蓄資金。中國的家庭存款額高達GDP的40%。韓國、台灣、香港、日本的儲蓄率也都很高。而美國卻安於舉債度日。
2001年以後美國的儲蓄率祇有GDP的1%到2%，是1934年以來的最低。美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消費和購物的繁榮，而化的錢卻是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債款（截至2003年7月，中國持有約2568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國家的貨幣赤字和對海外的依賴性與日俱增。
民意調查顯示，雖然近二年美國經濟有強勁增長，但民眾對美國的經濟卻有深遠的憂慮。
當然，亞洲也有其弱點。中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大國的關系不平靜。亞洲人口老化的速度超過美國，中國特別面臨金融低效、環境惡化、收入嚴重不均、廣泛的貧窮及法治不穩定等問題。而美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卓越的大學、精心維護的環境、知識產權政策以及先進的醫學與生命科學都是中國所無法匹敵的。
但如果不能認識自己的弱點，美國力量就會不夠。
美國該如何回應？美國必須有完善的政策全面地應付各個方面的挑戰。或許，在四個方面要著重考慮。
第一，必須減少全球貿易和金融的不平衡。亞洲存款比美國多得多，在不動產和出口業投資也大大超過美國。由於貨幣赤字達GDP的6%，金融增長依賴外國投資，美國有金融危機和長期依賴外國的風險。
從亞洲方面說，正在建立美元儲備，其儲備是否貶值取決於美國消費者對經濟增長的信心。
既然雙方都對不平衡負有責任，雙方就要一起來減少不平衡。這意味著中國方面在貨幣政策方面應與美國有更多的共識，美國方面則應減少貨幣赤字和在居民儲蓄方面予以更多的激勵，並與日本和韓國保持自由化貿易。
第二，美國需要在國內加緊實行旨在保持世界技術領先的政策。為此，其稅收政策要突顯鼓勵技術創新﹔公共投資要重新調整以改進高技術和傳統的基礎設施﹔政府和私人公司都要增加研究經費的投入，特別是在物理和信息科學領域。聯邦政府1970年代以來在基礎科學（不包括生命科學）的投資相對於GDP的比已經下降了37%。
政府還應該致力於人才的吸納，重新檢討簽証政策﹔應該縮短國外學生申請研究生院校的等待期，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簽証的限制應該放寬﹔美國的中小學也應該建立面向科學技術教育的大網絡。
第三，美國必須保持其在太平洋經濟體的中心地位。與新加坡和泰國的自由關稅協定是個起點，范圍要擴大。不管WTO多哈會談結果如何，都要與東南亞聯盟國家、韓國及日本談妥協議。另外，加強與印度的經濟聯系有助於鞏固美國經濟在亞洲的存在。

最後，美國需要重建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中國需要重新確立它與世界交往的方式。美國偶爾關注國會的辯論所突出的特定問題是不夠的，對中國某些貿易政策的抱怨應該通過雙邊談判、世貿（WTO）和美國貿易法來處理。同時，要與中國和亞洲建立更廣泛、密切的交往，對中國自身的增長，它在亞洲一體化的中心作用和亞洲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中的作用有准確的估計。這不僅要求重新思考美國的政策，也要求對全球經濟機構進行基礎性改革，特別是八國工業集團（G-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出口國、FDI最大的目標國和外國貨幣的第二大持有國，中國理應成為八國工業集團成員，而不是偶然受邀的客人。韓國的經濟與加拿大和意大利相當，也應該是成員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額分配同樣與中國的經濟地位不相稱。中國分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的資源，與加拿大相等，較比利時高不了多少，這與中國在全球金融系統中應承擔的責任遠遠不相稱。亞太經合組織也需要增加一項新的使命：重新致力於它早期提出的太平洋區域的“自由與開放”貿易，並致力於四項普世關注的問題：能源、氣候變化、人口老化和太平洋區域金融。
但是，著手這一切之前，必須邁出第一步，那就是美國政府、國會，商業和公眾必須認識到：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競爭者的挑戰，豈祇是貨幣匯率或不公平貿易之類的問題。確鑿的事實是，此場競爭中我們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二百年前中國的皇帝失敗了，美國要成功，現在就必須行動。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美國貿易專家格雷塞爾（Edward Gresser）9月15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聯名文章警世：美國是否錯過了一場革命？

大洋彼岸，中國的崛起不僅在重塑中美貿易，而且在重塑世界金融、全球制造和整個東亞經濟。於是，有關中國的爭論風生水起，但爭論在美國卻僅限於對匯率、知識產權和中國投資的動機等方面的抱怨。雖然有的抱怨不無道理，但止於抱怨實在是一葉障目。
中國正向世界開放，較之周邊更富裕的鄰國，它顯示了它的低成本、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和金融、技術力量。在此過程中，正在快速形成一個經濟上深度整合的非正式的“亞盟（AsianUnion）”──其國內生產總值（GDP）與美國相等，人口是美國的六倍，技術和金融力量強勁，且擁有上升中的經濟體所特有的成本優勢。這種有力的競爭不是靠保護性措施、懲罰性關稅和禁止中國投資所能應付的。美國需要作出戰略性的回應，找出其競爭力的薄弱點，重新調整其亞洲貿易和全球金融戰略。




沒有哪個國家有天授的主導世界的權利。中國自己有過令其清醒的教訓。經濟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說，當年清王朝的皇帝統治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擁有世界三分之一的GDP。他們發明了紙幣、炸藥、書籍印刷和專業的行政體系。他們自認為自己的地位是天命的、永恆的。1790年代歐洲的外交官和商人叩響其大門時，皇帝視他們如草莽。這錯誤是致命的。憑借先進的技術和軍事策略，歐洲祇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制服了亞洲，中國統治者威風掃地，屬國紛紛離異。隨後的積弱不振和社會動蕩持續了近二個世紀。

美國當然沒有面臨這樣陰暗的未來。但是，美國的確面臨嚴峻挑戰。一個世紀來其經濟在世界上佔主導地位，但這並不能阻止其他具有同樣規模和潛力的國家的追趕──如果他們竭力這樣做，而美國又在昔日的光榮下自滿。
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經濟規模擴大了三倍，每年以9%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20年就與美國相等。中國正在技術上提升自己，在港口、海岸鐵路、電信網絡、研究中心和大學大量投資，它每年吸引500億（2004年達600億）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資（FDI）。
這一切正產生效果：首先它的出口開始從輕工、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重型工業和高技術產品﹔現在，它又以金融家和外向型投資者的角色走向世界。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中國幾件大事上走對了﹔它的鄰國也為它提供了資金並因此獲益。而美國卻沒有跟上。請看三個趨勢：
第一，亞洲正聚合其力量。雖然美國在挑起爭論，投資中國在亞洲卻是普遍的現象。去年中國600億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資（FDI），3/4來自香港、台灣、日本和韓國。
2003年中國商務部統計，亞洲的投資一年在中國建立起20000個制造企業。這些企業充分運用中國的低成本、熟練工人和周邊富裕鄰國的技術和資本，聚集了亞洲的力量。
中國現正在通過正式的優惠貿易協定將這種關系擴大到東盟國家、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亞甚至日本。美國目前的反應祇限於與新加坡及後來的泰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其在太平洋區域的地位有被蝕空的危險。
第二，亞洲的人力資源也在改善。中國政府一年建立了200個新的研究機構。從1980年代起，中國大學入學人數增加了三倍，達2000萬。學生在學習艱深的課程。
計算機系統政策機構（The Computer Systems Policy Project）注意到中國現在每年培養出20萬個工程師，日本是10萬，更小的經濟體如台灣、韓國、香港就更少。而美國，技術專業的本國畢業生卻比20年前還少，每年春天新畢業的工程師僅6萬人。
同時，新的簽証制度限制了熟練工人、科學家和有抱負的學生向美國移民。9/11以來，美國所吸引的外國研究生的申請人數降低了30%。
第三，亞洲正在儲蓄資金。中國的家庭存款額高達GDP的40%。韓國、台灣、香港、日本的儲蓄率也都很高。而美國卻安於舉債度日。
2001年以後美國的儲蓄率祇有GDP的1%到2%，是1934年以來的最低。美國的經濟增長依賴於消費和購物的繁榮，而化的錢卻是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債款（截至2003年7月，中國持有約2568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國家的貨幣赤字和對海外的依賴性與日俱增。
民意調查顯示，雖然近二年美國經濟有強勁增長，但民眾對美國的經濟卻有深遠的憂慮。
當然，亞洲也有其弱點。中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大國的關系不平靜。亞洲人口老化的速度超過美國，中國特別面臨金融低效、環境惡化、收入嚴重不均、廣泛的貧窮及法治不穩定等問題。而美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卓越的大學、精心維護的環境、知識產權政策以及先進的醫學與生命科學都是中國所無法匹敵的。
但如果不能認識自己的弱點，美國力量就會不夠。
美國該如何回應？美國必須有完善的政策全面地應付各個方面的挑戰。或許，在四個方面要著重考慮。
第一，必須減少全球貿易和金融的不平衡。亞洲存款比美國多得多，在不動產和出口業投資也大大超過美國。由於貨幣赤字達GDP的6%，金融增長依賴外國投資，美國有金融危機和長期依賴外國的風險。
從亞洲方面說，正在建立美元儲備，其儲備是否貶值取決於美國消費者對經濟增長的信心。
既然雙方都對不平衡負有責任，雙方就要一起來減少不平衡。這意味著中國方面在貨幣政策方面應與美國有更多的共識，美國方面則應減少貨幣赤字和在居民儲蓄方面予以更多的激勵，並與日本和韓國保持自由化貿易。
第二，美國需要在國內加緊實行旨在保持世界技術領先的政策。為此，其稅收政策要突顯鼓勵技術創新﹔公共投資要重新調整以改進高技術和傳統的基礎設施﹔政府和私人公司都要增加研究經費的投入，特別是在物理和信息科學領域。聯邦政府1970年代以來在基礎科學（不包括生命科學）的投資相對於GDP的比已經下降了37%。
政府還應該致力於人才的吸納，重新檢討簽証政策﹔應該縮短國外學生申請研究生院校的等待期，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工作簽証的限制應該放寬﹔美國的中小學也應該建立面向科學技術教育的大網絡。
第三，美國必須保持其在太平洋經濟體的中心地位。與新加坡和泰國的自由關稅協定是個起點，范圍要擴大。不管WTO多哈會談結果如何，都要與東南亞聯盟國家、韓國及日本談妥協議。另外，加強與印度的經濟聯系有助於鞏固美國經濟在亞洲的存在。

最後，美國需要重建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中國需要重新確立它與世界交往的方式。美國偶爾關注國會的辯論所突出的特定問題是不夠的，對中國某些貿易政策的抱怨應該通過雙邊談判、世貿（WTO）和美國貿易法來處理。同時，要與中國和亞洲建立更廣泛、密切的交往，對中國自身的增長，它在亞洲一體化的中心作用和亞洲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的更重要角色中的作用有准確的估計。這不僅要求重新思考美國的政策，也要求對全球經濟機構進行基礎性改革，特別是八國工業集團（G-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出口國、FDI最大的目標國和外國貨幣的第二大持有國，中國理應成為八國工業集團成員，而不是偶然受邀的客人。韓國的經濟與加拿大和意大利相當，也應該是成員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額分配同樣與中國的經濟地位不相稱。中國分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的資源，與加拿大相等，較比利時高不了多少，這與中國在全球金融系統中應承擔的責任遠遠不相稱。亞太經合組織也需要增加一項新的使命：重新致力於它早期提出的太平洋區域的“自由與開放”貿易，並致力於四項普世關注的問題：能源、氣候變化、人口老化和太平洋區域金融。
但是，著手這一切之前，必須邁出第一步，那就是美國政府、國會，商業和公眾必須認識到：美國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競爭者的挑戰，豈祇是貨幣匯率或不公平貿易之類的問題。確鑿的事實是，此場競爭中我們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二百年前中國的皇帝失敗了，美國要成功，現在就必須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