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筑起心中真正的長城──中國旅美航空專家王甲升自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9:25:51
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今年7月﹐中國人民迎來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美國首都大華府舉行了大型的紀念活動。一位在這裡居住幾十年﹐曾飽受日軍侵略之苦的老人﹐在這一日子裡﹐心中有太多的感言。在馬州Bethesda一個寧靜的住宅區﹐記者在大華府浙江同鄉會的安排下輕輕敲開了老人的家門。他就是中國的航空專家王甲升先生。
1941年在集市上﹐一架日本小飛機扔下了一顆炸彈﹐正在上課的小學生驚慌地往外跑。老師一邊跑﹐一邊安慰說“不要緊﹐有老師在﹗”然而善良的老師的安慰怎麼抵得上炸彈的殘酷。巨大的爆炸後﹐留下了一幅慘烈的場景﹕房屋倒塌﹐彈片四射﹐血肉橫飛﹐腸子掛在樹上﹐離開身子的頭顱﹐露出白骨的腿……。這幅慘景永遠定格在我﹐一個在場的學生年幼的心靈裡。自那以後﹐我立志要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以航空救國。65年過去了﹐我如今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日軍在我的家鄉發動細菌戰罪惡滔天
我1928年出生在浙江義烏。抗日戰爭爆發﹐杭州陷落﹐義烏受到嚴重威脅。1942年秋﹐家鄉遭受鼠疫。我的一位堂兄在鄰縣荒野上看到一具尸體﹐處于好心﹐將尸體就地埋葬﹐誰知到家的第二天﹐就受到感染死去﹐接著他的兒子和媳婦也相繼染病死亡。瘟疫傳播迅速﹐一晝夜竟有十幾個人得病死亡。我的母親﹐一位小學老師疑受到感染。我的父親和大哥遠在外地﹐二哥在外縣親戚家﹐家中除母親外﹐我們姐弟四人﹐最大的大姐才17歲。如果母親慘遭不幸﹐我們都將成為孤兒。為了躲過這場災難﹐讓母親又一個養病的環境﹐我的兩個舅舅擬將她送回到外婆家。走到外婆家的村頭﹐被一群人攔在離村不到一裡路的一個小廟門口。這個小廟實際上是一個小茶館﹐有不少村民在裡面飲茶。他們懷疑母親然上鼠疫﹐死活不讓母親進村。我們說到廟裡坐下也不行。進不了村﹐又回不去﹐怎麼辦﹖家人焦急萬分。這時﹐村裡的人群中﹐走出來一位五十多歲的先生﹐兩腿似有殘疾。看來象是村裡頭的一位郎中。他主動來到母親身邊﹐要母親伸出舌頭。他看了看我母親的舌頭﹐沒有任何猶豫地說﹕“沒事﹐只是普通的風寒﹐沒問題。”就他這一句話﹐外婆村裡的人同意讓母親進到廟裡暫時居住。我們也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在廟裡觀察了幾天後﹐確實沒事﹐這才進了村﹐到了外婆家。這位素不相識的郎中﹐在那動亂的年代裡﹐以自己的知識和勇氣﹐承擔了很大的風險﹐救了我們一家。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萬一誤診﹐造成鼠疫蔓延﹐將會是多少條無辜人的性命﹗雖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救命之恩﹐我是終身難忘。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世事滄桑﹐看清了很多的人和事﹐這位郎中的身影不僅沒有在我心中消失﹐反而日漸高大。
我們一家雖然得到暫時的安置﹐但村裡的鼠疫仍在無情地蔓延﹐無法控制。日本侵略者到處放風要燒民房。果然﹐一天我和舅舅正在田間勞動﹐突然看到我們村子上空火光沖天﹐日本侵略者放火了﹗我大姐和三哥回去搶生活用品﹐不幸很快感染上了鼠疫﹐不到24小時﹐就死了。我逝去的大姐蕙香﹐是一位非常善良﹐賢淑的人。她上尊父母兄長﹐下愛妹妹兄弟。在父親長兄遠離家鄉的日子裡﹐家中人口多﹐日本侵略者的浩劫﹐給家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大姐主動承擔了替父親和兄長幫助母親操持家務的重任。她在那樣艱難的日子裡﹐一方面照顧我們﹐一方面安慰母親。有空還為母親念一頁書。在不幸感染上鼠疫以後﹐為避免感染其他人﹐主動住到碾房﹐只有一晝夜﹐她就離開了我們。全家就這樣一下走了兩個﹐剩下母親﹐13歲的我和5歲的小妹。在當時人死了不敢聲張的情況下﹐是我的兩個堂兄偷偷告訴我死訊﹐並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偷偷安葬﹐親情的關懷﹐再一次得到體現。鼠疫造成的浩劫持續了數月之久﹐待疫情稍稍穩定﹐我們回到了家。我們看到荒丘上處處是墳堆﹐劫後余生的人們個個悲痛難掩。當時在我們家鄉義烏崇山村﹐幾乎每家都有人死于鼠疫﹐有得更是全家死光。千家白骨﹐萬戶蕭疏﹐全村籠罩在一片悲涼之中。我們哪裡知道﹐包括全村人哪裡知道﹐這是日本人細菌戰的惡果﹗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才被得到證實。
日本人給我們中國人﹐乃至亞洲人造成的災難罄竹難書﹗這血寫的事實﹐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日寇殘害生命﹐我們保衛人民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今天我們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僅僅要向世人控訴日本侵略的罪惡﹐同時也應向世人揭示﹕邪惡和善良永遠是同時存在的﹐人類的正義力量﹐終究會戰勝邪惡。就是在日寇慘無人道地殘害中國人時﹐也可以聽到正義的聲音。我記得當日本人放火燒我們的民房時﹐在他們的隊伍中也有個別善良的人﹐去幫助村民搶出生活用品。時隔半個世紀﹐有不少日本當年的侵華士兵以及他們的後代主動出來作證﹐揭露日本對中國人實施細菌戰的滔天罪惡。
我們義烏崇山村的後代王選﹐她的叔叔和八位親屬死于侵華日軍投放的鼠疫病毒。父親向他講述的400多人在細菌戰中淪為鬼魂的悲慘往事﹐使她無論身處何地﹐都深深眷念著自己親人祖輩生活的故鄉。文革期間﹐王選回到家鄉崇山村插隊﹐耳濡目染了崇山鄉親的血淚創傷。1987年﹐她赴日本東京筑波大學深造﹐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在故鄉的經歷﹐使她繼承了義烏人剛正﹐勇為﹐堅強無畏的精神﹐形成疾惡如仇﹐不記得失﹐是非鮮明的個性。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日寇殘害人民﹐我們保衛生命。1994年﹐重回崇山故裡探親??王選﹐聽到了鄉親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謝罪的呼聲﹐她決心挺身而出──1995年﹐留學日本的王選﹐看到在黑龍江省召開第一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國際研討會上﹐日本人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介紹他倆去崇山調查﹐和崇山村民王利琴等3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要求賠償謝罪的消息後﹐她在也不能沉默了﹐她覺得代表鄉親們向日本侵略者討回公道的時候到了。幾經輾轉﹐王選終于找到這兩位日本友人。王選見到他們以後﹐直覺得“死去的冤魂﹐活著的受害者將我們連在了一起”。
王選放棄了留學美國的計劃﹐辭退了在日本教書的工作﹐帶領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一年數次前往義烏崇山調查取證。
森正孝與松井英介在日本﹐組織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會同日本市民聯合會把在中國浙江溫州﹐寧波﹐金華﹐義烏﹐衢州﹐江山等地調查到的細菌戰民間受害情況制成圖片﹐在日本各地展覽。1995年﹐王選陪同日本律師團一行先後五次到崇山﹐湖南等地取證﹐得到確實資料。一些日本律師﹐放棄了高收入的工作﹐不辭辛苦﹐不計時間來華調查取證。在此基礎上﹐王選和日本律師代表108名湖南浙江兩地的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訴。日本友人為到東京起訴的受害者們募捐食宿費用﹐王選也盡力為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日本律師在國內征集義務律師﹐一時有200多律師報名參加。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王選做陳述理由。王選在發言時﹐聲淚俱下﹐三個法官也一直在掉眼淚。王選打動他們的是兩國人民之間的一種共同情感。是對無數看不到今天起訴的受害亡靈的紀念。
2002年11月15日第17次開庭﹐王選成功地說復原731部隊隊員到庭陳述1941﹐1942年從事大量烈性傳染病細菌的生產和投放工作﹐使用疫苗和鼠疫菌進行人體繁殖實驗等系列事實﹐在法庭內外產生了極大影響。經過王選及日本律師聯系後安排出庭作證的有日本大學教師﹐歷史學者﹐文化人類學者﹐日本記者等多人。
與此同時﹐王選還和日本律師一起﹐在北美地區的加拿大和美國等地舉辦“侵華日軍731細菌戰部隊罪行圖片展”和見證活動。王選和日本律師的見證報告以及自己對人類命運的責任﹐不但在世界華人中產生很大影響﹐也引起美國研究學者的關注。該展覽還在大華府地區舉辦過﹐反響強烈。2002年到2003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卡恩和范文欣以及四位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也毅然加入了王選調查訴訟的隊伍﹐他們深入到義烏崇山調查取證。王選還協助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謝爾廷-哈裡斯撰寫並翻譯其著作《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罪犯》﹐以擴大影響。2004年﹐加拿大中學生教師調查團也來到義烏崇山調查﹐加入國際訴訟的行列。
2002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承認細菌戰事實﹐但拒絕賠償。王選繼續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為了訴訟工作﹐王選把自己和先生的全部收入都用上﹐幾乎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她堅定地表示﹕我要一直做下去﹐如果日本細菌戰爭的犯罪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人類文明一個永遠的恥辱。
我們的後代﹐我深深為你們感到擔心
王選在調查起訴日本政府的工作中﹐遇到了來自國人的冷漠。國內的年輕人對國家的恥辱﹐民族的災難不感興趣的態度﹐令她吃驚。她說她遇到很多年輕人﹐不了解也不關心這段歷史。有一些自命為“專家”的人﹐認為不必繼續追究日本歷史問題﹐王選說他們站在了侵華戰爭時的日本政府的立場上。
我和王選一樣﹐對這種態度和我們後代表現出的冷漠擔心。國內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之時﹐道德水平嚴重下滑。我有個親戚的孩子公開說﹕我今後就是崇拜錢和權。我理解這是對一個錢權思潮佔上風的社會所發出的無奈的聲音。我說﹕錢和權的確都很重要﹐但如何得到錢和權更重要。一位老華僑在回答是掙錢容易還是花錢容易的問題時說﹕掙錢難﹐花錢更難。他指的是對社會的貢獻。
我和一位日本友人談起對參拜靖國神社和中日再戰的問題﹐他也是不以為然。中日兩國的後代的冷漠不可理解。我們很擔心﹐我已經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如果我們走了﹐這些歷史就更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這一代的愛國情和友情和下一代是遠不一樣的。自從我親眼目睹了日本飛機制造的慘狀後﹐我就立志航空救國。我後來報考了清華大學和交大的航空系﹐雖然沒有直接從事飛機專業﹐但在航空教育領域工作了幾十年﹐也算間接從事航空業。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博士生導師﹐空軍中的大校﹐學生對我說﹕老師﹐沒有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1949年﹐當我看到我們自己制造的飛機飛上藍天時﹐我非常激動。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很好。我們300多學校培養出來的航空專業的學生﹐已經有十幾位是院士﹐也有教授﹐總工程師﹐航天工程專家。我們這些在困難時期一起走過來的學友﹐非常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有一個刊物﹐每年出四期﹐主要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已經出了十多年。它是我們之間聯系的紐帶。我每次說要回去﹐我的80多歲的同學就會激動地表示要來看我。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在交大學習的第一年患了肺結核﹐我的同窗你一角﹐我五分為我湊了四十多塊錢買藥﹐那時同學生活都非常困難﹐但同學之間的友誼又是多麼深厚!和這對比強烈的是﹐我的女兒上海醫科大學畢業﹐回國後深深……（此處有亂碼）
中國實行開放後﹐人際關系遭到嚴重破壞。國內現在是處處看錢﹐對知識和科學家宣傳很少﹐對文化教育不夠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未能很好繼承。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但曲阜的祭孔子活動卻打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文化成了附屬。我給國內的人打電話﹐說你好﹐謝謝﹐通常沒有任何反應。在國內的大街上走路被碰﹐理都不理。我親自經歷過一件事﹕我乘車前面發生車禍﹐一個人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另一個卻說﹐這下好了﹐老婆可以改嫁了﹐兩人因此在車上打了起來。我要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洗澡水和嬰兒一起被潑掉了”。相反是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對中國文化比國內人更尊重。美國的孔子學院到處開花。我雖然入了美國籍﹐但還是難改中國心﹐雖然我們最好的年華被耽誤了﹐我們就像一根甘蔗﹐上面不甜﹐中間爛掉﹐現在到頭了﹐才有點甜。我86年來美﹐一直寫書研究至今﹐下一代早已美國化﹐可我們自己是頑固不化。
我擔心我們的年輕人在中國的經濟大潮中﹐能否游到對岸。國內的教育令人擔心﹐教育誤國。我曾經寫信給自己的母校﹐表示擔心。應試教育﹐重復教育現象﹐缺乏懷疑精神﹐缺乏創造性。為什麼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國家的發展和創造抵不上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
日本現在很猖狂﹐為什麼﹖國力強大。日本人不好對付。有日本人說﹕多少年以後﹐應該由日本人來教中國人寫漢字。如果我們手無寸鐵﹐怎麼和日本人斗﹖如果自己不懂﹐很危險﹗國歌說﹕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血肉長城抵御不了高科技的力量﹗我們不能顯得可憐﹐我們要顯示強大﹗
我明天就要離開華盛頓回中國﹐在那裡參加中國著名的航天專家季文美先生創立的文學教育科技研究中心的活動﹐目的在于幫助中國的青少年學習文化和科技技術。我自己也在考慮在家鄉義烏成立培訓和科研機構以幫助家鄉人民。以我這樣的年齡﹐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了。但我們的後代﹐你們能夠理解我們的心嗎﹖
2005年于美國首都華盛頓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今年7月﹐中國人民迎來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美國首都大華府舉行了大型的紀念活動。一位在這裡居住幾十年﹐曾飽受日軍侵略之苦的老人﹐在這一日子裡﹐心中有太多的感言。在馬州Bethesda一個寧靜的住宅區﹐記者在大華府浙江同鄉會的安排下輕輕敲開了老人的家門。他就是中國的航空專家王甲升先生。
1941年在集市上﹐一架日本小飛機扔下了一顆炸彈﹐正在上課的小學生驚慌地往外跑。老師一邊跑﹐一邊安慰說“不要緊﹐有老師在﹗”然而善良的老師的安慰怎麼抵得上炸彈的殘酷。巨大的爆炸後﹐留下了一幅慘烈的場景﹕房屋倒塌﹐彈片四射﹐血肉橫飛﹐腸子掛在樹上﹐離開身子的頭顱﹐露出白骨的腿……。這幅慘景永遠定格在我﹐一個在場的學生年幼的心靈裡。自那以後﹐我立志要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以航空救國。65年過去了﹐我如今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日軍在我的家鄉發動細菌戰罪惡滔天
我1928年出生在浙江義烏。抗日戰爭爆發﹐杭州陷落﹐義烏受到嚴重威脅。1942年秋﹐家鄉遭受鼠疫。我的一位堂兄在鄰縣荒野上看到一具尸體﹐處于好心﹐將尸體就地埋葬﹐誰知到家的第二天﹐就受到感染死去﹐接著他的兒子和媳婦也相繼染病死亡。瘟疫傳播迅速﹐一晝夜竟有十幾個人得病死亡。我的母親﹐一位小學老師疑受到感染。我的父親和大哥遠在外地﹐二哥在外縣親戚家﹐家中除母親外﹐我們姐弟四人﹐最大的大姐才17歲。如果母親慘遭不幸﹐我們都將成為孤兒。為了躲過這場災難﹐讓母親又一個養病的環境﹐我的兩個舅舅擬將她送回到外婆家。走到外婆家的村頭﹐被一群人攔在離村不到一裡路的一個小廟門口。這個小廟實際上是一個小茶館﹐有不少村民在裡面飲茶。他們懷疑母親然上鼠疫﹐死活不讓母親進村。我們說到廟裡坐下也不行。進不了村﹐又回不去﹐怎麼辦﹖家人焦急萬分。這時﹐村裡的人群中﹐走出來一位五十多歲的先生﹐兩腿似有殘疾。看來象是村裡頭的一位郎中。他主動來到母親身邊﹐要母親伸出舌頭。他看了看我母親的舌頭﹐沒有任何猶豫地說﹕“沒事﹐只是普通的風寒﹐沒問題。”就他這一句話﹐外婆村裡的人同意讓母親進到廟裡暫時居住。我們也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在廟裡觀察了幾天後﹐確實沒事﹐這才進了村﹐到了外婆家。這位素不相識的郎中﹐在那動亂的年代裡﹐以自己的知識和勇氣﹐承擔了很大的風險﹐救了我們一家。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萬一誤診﹐造成鼠疫蔓延﹐將會是多少條無辜人的性命﹗雖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救命之恩﹐我是終身難忘。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世事滄桑﹐看清了很多的人和事﹐這位郎中的身影不僅沒有在我心中消失﹐反而日漸高大。
我們一家雖然得到暫時的安置﹐但村裡的鼠疫仍在無情地蔓延﹐無法控制。日本侵略者到處放風要燒民房。果然﹐一天我和舅舅正在田間勞動﹐突然看到我們村子上空火光沖天﹐日本侵略者放火了﹗我大姐和三哥回去搶生活用品﹐不幸很快感染上了鼠疫﹐不到24小時﹐就死了。我逝去的大姐蕙香﹐是一位非常善良﹐賢淑的人。她上尊父母兄長﹐下愛妹妹兄弟。在父親長兄遠離家鄉的日子裡﹐家中人口多﹐日本侵略者的浩劫﹐給家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大姐主動承擔了替父親和兄長幫助母親操持家務的重任。她在那樣艱難的日子裡﹐一方面照顧我們﹐一方面安慰母親。有空還為母親念一頁書。在不幸感染上鼠疫以後﹐為避免感染其他人﹐主動住到碾房﹐只有一晝夜﹐她就離開了我們。全家就這樣一下走了兩個﹐剩下母親﹐13歲的我和5歲的小妹。在當時人死了不敢聲張的情況下﹐是我的兩個堂兄偷偷告訴我死訊﹐並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偷偷安葬﹐親情的關懷﹐再一次得到體現。鼠疫造成的浩劫持續了數月之久﹐待疫情稍稍穩定﹐我們回到了家。我們看到荒丘上處處是墳堆﹐劫後余生的人們個個悲痛難掩。當時在我們家鄉義烏崇山村﹐幾乎每家都有人死于鼠疫﹐有得更是全家死光。千家白骨﹐萬戶蕭疏﹐全村籠罩在一片悲涼之中。我們哪裡知道﹐包括全村人哪裡知道﹐這是日本人細菌戰的惡果﹗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才被得到證實。
日本人給我們中國人﹐乃至亞洲人造成的災難罄竹難書﹗這血寫的事實﹐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日寇殘害生命﹐我們保衛人民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今天我們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僅僅要向世人控訴日本侵略的罪惡﹐同時也應向世人揭示﹕邪惡和善良永遠是同時存在的﹐人類的正義力量﹐終究會戰勝邪惡。就是在日寇慘無人道地殘害中國人時﹐也可以聽到正義的聲音。我記得當日本人放火燒我們的民房時﹐在他們的隊伍中也有個別善良的人﹐去幫助村民搶出生活用品。時隔半個世紀﹐有不少日本當年的侵華士兵以及他們的後代主動出來作證﹐揭露日本對中國人實施細菌戰的滔天罪惡。
我們義烏崇山村的後代王選﹐她的叔叔和八位親屬死于侵華日軍投放的鼠疫病毒。父親向他講述的400多人在細菌戰中淪為鬼魂的悲慘往事﹐使她無論身處何地﹐都深深眷念著自己親人祖輩生活的故鄉。文革期間﹐王選回到家鄉崇山村插隊﹐耳濡目染了崇山鄉親的血淚創傷。1987年﹐她赴日本東京筑波大學深造﹐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在故鄉的經歷﹐使她繼承了義烏人剛正﹐勇為﹐堅強無畏的精神﹐形成疾惡如仇﹐不記得失﹐是非鮮明的個性。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日寇殘害人民﹐我們保衛生命。1994年﹐重回崇山故裡探親??王選﹐聽到了鄉親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謝罪的呼聲﹐她決心挺身而出──1995年﹐留學日本的王選﹐看到在黑龍江省召開第一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國際研討會上﹐日本人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介紹他倆去崇山調查﹐和崇山村民王利琴等3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要求賠償謝罪的消息後﹐她在也不能沉默了﹐她覺得代表鄉親們向日本侵略者討回公道的時候到了。幾經輾轉﹐王選終于找到這兩位日本友人。王選見到他們以後﹐直覺得“死去的冤魂﹐活著的受害者將我們連在了一起”。
王選放棄了留學美國的計劃﹐辭退了在日本教書的工作﹐帶領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一年數次前往義烏崇山調查取證。
森正孝與松井英介在日本﹐組織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會同日本市民聯合會把在中國浙江溫州﹐寧波﹐金華﹐義烏﹐衢州﹐江山等地調查到的細菌戰民間受害情況制成圖片﹐在日本各地展覽。1995年﹐王選陪同日本律師團一行先後五次到崇山﹐湖南等地取證﹐得到確實資料。一些日本律師﹐放棄了高收入的工作﹐不辭辛苦﹐不計時間來華調查取證。在此基礎上﹐王選和日本律師代表108名湖南浙江兩地的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訴。日本友人為到東京起訴的受害者們募捐食宿費用﹐王選也盡力為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日本律師在國內征集義務律師﹐一時有200多律師報名參加。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王選做陳述理由。王選在發言時﹐聲淚俱下﹐三個法官也一直在掉眼淚。王選打動他們的是兩國人民之間的一種共同情感。是對無數看不到今天起訴的受害亡靈的紀念。
2002年11月15日第17次開庭﹐王選成功地說復原731部隊隊員到庭陳述1941﹐1942年從事大量烈性傳染病細菌的生產和投放工作﹐使用疫苗和鼠疫菌進行人體繁殖實驗等系列事實﹐在法庭內外產生了極大影響。經過王選及日本律師聯系後安排出庭作證的有日本大學教師﹐歷史學者﹐文化人類學者﹐日本記者等多人。
與此同時﹐王選還和日本律師一起﹐在北美地區的加拿大和美國等地舉辦“侵華日軍731細菌戰部隊罪行圖片展”和見證活動。王選和日本律師的見證報告以及自己對人類命運的責任﹐不但在世界華人中產生很大影響﹐也引起美國研究學者的關注。該展覽還在大華府地區舉辦過﹐反響強烈。2002年到2003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卡恩和范文欣以及四位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也毅然加入了王選調查訴訟的隊伍﹐他們深入到義烏崇山調查取證。王選還協助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謝爾廷-哈裡斯撰寫並翻譯其著作《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罪犯》﹐以擴大影響。2004年﹐加拿大中學生教師調查團也來到義烏崇山調查﹐加入國際訴訟的行列。
2002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承認細菌戰事實﹐但拒絕賠償。王選繼續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為了訴訟工作﹐王選把自己和先生的全部收入都用上﹐幾乎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她堅定地表示﹕我要一直做下去﹐如果日本細菌戰爭的犯罪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人類文明一個永遠的恥辱。
我們的後代﹐我深深為你們感到擔心
王選在調查起訴日本政府的工作中﹐遇到了來自國人的冷漠。國內的年輕人對國家的恥辱﹐民族的災難不感興趣的態度﹐令她吃驚。她說她遇到很多年輕人﹐不了解也不關心這段歷史。有一些自命為“專家”的人﹐認為不必繼續追究日本歷史問題﹐王選說他們站在了侵華戰爭時的日本政府的立場上。
我和王選一樣﹐對這種態度和我們後代表現出的冷漠擔心。國內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之時﹐道德水平嚴重下滑。我有個親戚的孩子公開說﹕我今後就是崇拜錢和權。我理解這是對一個錢權思潮佔上風的社會所發出的無奈的聲音。我說﹕錢和權的確都很重要﹐但如何得到錢和權更重要。一位老華僑在回答是掙錢容易還是花錢容易的問題時說﹕掙錢難﹐花錢更難。他指的是對社會的貢獻。
我和一位日本友人談起對參拜靖國神社和中日再戰的問題﹐他也是不以為然。中日兩國的後代的冷漠不可理解。我們很擔心﹐我已經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如果我們走了﹐這些歷史就更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這一代的愛國情和友情和下一代是遠不一樣的。自從我親眼目睹了日本飛機制造的慘狀後﹐我就立志航空救國。我後來報考了清華大學和交大的航空系﹐雖然沒有直接從事飛機專業﹐但在航空教育領域工作了幾十年﹐也算間接從事航空業。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博士生導師﹐空軍中的大校﹐學生對我說﹕老師﹐沒有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1949年﹐當我看到我們自己制造的飛機飛上藍天時﹐我非常激動。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很好。我們300多學校培養出來的航空專業的學生﹐已經有十幾位是院士﹐也有教授﹐總工程師﹐航天工程專家。我們這些在困難時期一起走過來的學友﹐非常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有一個刊物﹐每年出四期﹐主要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已經出了十多年。它是我們之間聯系的紐帶。我每次說要回去﹐我的80多歲的同學就會激動地表示要來看我。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在交大學習的第一年患了肺結核﹐我的同窗你一角﹐我五分為我湊了四十多塊錢買藥﹐那時同學生活都非常困難﹐但同學之間的友誼又是多麼深厚!和這對比強烈的是﹐我的女兒上海醫科大學畢業﹐回國後深深……（此處有亂碼）
中國實行開放後﹐人際關系遭到嚴重破壞。國內現在是處處看錢﹐對知識和科學家宣傳很少﹐對文化教育不夠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未能很好繼承。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但曲阜的祭孔子活動卻打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文化成了附屬。我給國內的人打電話﹐說你好﹐謝謝﹐通常沒有任何反應。在國內的大街上走路被碰﹐理都不理。我親自經歷過一件事﹕我乘車前面發生車禍﹐一個人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另一個卻說﹐這下好了﹐老婆可以改嫁了﹐兩人因此在車上打了起來。我要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洗澡水和嬰兒一起被潑掉了”。相反是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對中國文化比國內人更尊重。美國的孔子學院到處開花。我雖然入了美國籍﹐但還是難改中國心﹐雖然我們最好的年華被耽誤了﹐我們就像一根甘蔗﹐上面不甜﹐中間爛掉﹐現在到頭了﹐才有點甜。我86年來美﹐一直寫書研究至今﹐下一代早已美國化﹐可我們自己是頑固不化。
我擔心我們的年輕人在中國的經濟大潮中﹐能否游到對岸。國內的教育令人擔心﹐教育誤國。我曾經寫信給自己的母校﹐表示擔心。應試教育﹐重復教育現象﹐缺乏懷疑精神﹐缺乏創造性。為什麼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國家的發展和創造抵不上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
日本現在很猖狂﹐為什麼﹖國力強大。日本人不好對付。有日本人說﹕多少年以後﹐應該由日本人來教中國人寫漢字。如果我們手無寸鐵﹐怎麼和日本人斗﹖如果自己不懂﹐很危險﹗國歌說﹕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血肉長城抵御不了高科技的力量﹗我們不能顯得可憐﹐我們要顯示強大﹗
我明天就要離開華盛頓回中國﹐在那裡參加中國著名的航天專家季文美先生創立的文學教育科技研究中心的活動﹐目的在于幫助中國的青少年學習文化和科技技術。我自己也在考慮在家鄉義烏成立培訓和科研機構以幫助家鄉人民。以我這樣的年齡﹐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了。但我們的後代﹐你們能夠理解我們的心嗎﹖
2005年于美國首都華盛頓
1941年在集市上﹐一架日本小飛機扔下了一顆炸彈﹐正在上課的小學生驚慌地往外跑。老師一邊跑﹐一邊安慰說“不要緊﹐有老師在﹗”然而善良的老師的安慰怎麼抵得上炸彈的殘酷。巨大的爆炸後﹐留下了一幅慘烈的場景﹕房屋倒塌﹐彈片四射﹐血肉橫飛﹐腸子掛在樹上﹐離開身子的頭顱﹐露出白骨的腿……。這幅慘景永遠定格在我﹐一個在場的學生年幼的心靈裡。自那以後﹐我立志要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以航空救國。65年過去了﹐我如今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日軍在我的家鄉發動細菌戰罪惡滔天
我1928年出生在浙江義烏。抗日戰爭爆發﹐杭州陷落﹐義烏受到嚴重威脅。1942年秋﹐家鄉遭受鼠疫。我的一位堂兄在鄰縣荒野上看到一具尸體﹐處于好心﹐將尸體就地埋葬﹐誰知到家的第二天﹐就受到感染死去﹐接著他的兒子和媳婦也相繼染病死亡。瘟疫傳播迅速﹐一晝夜竟有十幾個人得病死亡。我的母親﹐一位小學老師疑受到感染。我的父親和大哥遠在外地﹐二哥在外縣親戚家﹐家中除母親外﹐我們姐弟四人﹐最大的大姐才17歲。如果母親慘遭不幸﹐我們都將成為孤兒。為了躲過這場災難﹐讓母親又一個養病的環境﹐我的兩個舅舅擬將她送回到外婆家。走到外婆家的村頭﹐被一群人攔在離村不到一裡路的一個小廟門口。這個小廟實際上是一個小茶館﹐有不少村民在裡面飲茶。他們懷疑母親然上鼠疫﹐死活不讓母親進村。我們說到廟裡坐下也不行。進不了村﹐又回不去﹐怎麼辦﹖家人焦急萬分。這時﹐村裡的人群中﹐走出來一位五十多歲的先生﹐兩腿似有殘疾。看來象是村裡頭的一位郎中。他主動來到母親身邊﹐要母親伸出舌頭。他看了看我母親的舌頭﹐沒有任何猶豫地說﹕“沒事﹐只是普通的風寒﹐沒問題。”就他這一句話﹐外婆村裡的人同意讓母親進到廟裡暫時居住。我們也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在廟裡觀察了幾天後﹐確實沒事﹐這才進了村﹐到了外婆家。這位素不相識的郎中﹐在那動亂的年代裡﹐以自己的知識和勇氣﹐承擔了很大的風險﹐救了我們一家。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萬一誤診﹐造成鼠疫蔓延﹐將會是多少條無辜人的性命﹗雖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救命之恩﹐我是終身難忘。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世事滄桑﹐看清了很多的人和事﹐這位郎中的身影不僅沒有在我心中消失﹐反而日漸高大。
我們一家雖然得到暫時的安置﹐但村裡的鼠疫仍在無情地蔓延﹐無法控制。日本侵略者到處放風要燒民房。果然﹐一天我和舅舅正在田間勞動﹐突然看到我們村子上空火光沖天﹐日本侵略者放火了﹗我大姐和三哥回去搶生活用品﹐不幸很快感染上了鼠疫﹐不到24小時﹐就死了。我逝去的大姐蕙香﹐是一位非常善良﹐賢淑的人。她上尊父母兄長﹐下愛妹妹兄弟。在父親長兄遠離家鄉的日子裡﹐家中人口多﹐日本侵略者的浩劫﹐給家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大姐主動承擔了替父親和兄長幫助母親操持家務的重任。她在那樣艱難的日子裡﹐一方面照顧我們﹐一方面安慰母親。有空還為母親念一頁書。在不幸感染上鼠疫以後﹐為避免感染其他人﹐主動住到碾房﹐只有一晝夜﹐她就離開了我們。全家就這樣一下走了兩個﹐剩下母親﹐13歲的我和5歲的小妹。在當時人死了不敢聲張的情況下﹐是我的兩個堂兄偷偷告訴我死訊﹐並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偷偷安葬﹐親情的關懷﹐再一次得到體現。鼠疫造成的浩劫持續了數月之久﹐待疫情稍稍穩定﹐我們回到了家。我們看到荒丘上處處是墳堆﹐劫後余生的人們個個悲痛難掩。當時在我們家鄉義烏崇山村﹐幾乎每家都有人死于鼠疫﹐有得更是全家死光。千家白骨﹐萬戶蕭疏﹐全村籠罩在一片悲涼之中。我們哪裡知道﹐包括全村人哪裡知道﹐這是日本人細菌戰的惡果﹗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才被得到證實。
日本人給我們中國人﹐乃至亞洲人造成的災難罄竹難書﹗這血寫的事實﹐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日寇殘害生命﹐我們保衛人民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今天我們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僅僅要向世人控訴日本侵略的罪惡﹐同時也應向世人揭示﹕邪惡和善良永遠是同時存在的﹐人類的正義力量﹐終究會戰勝邪惡。就是在日寇慘無人道地殘害中國人時﹐也可以聽到正義的聲音。我記得當日本人放火燒我們的民房時﹐在他們的隊伍中也有個別善良的人﹐去幫助村民搶出生活用品。時隔半個世紀﹐有不少日本當年的侵華士兵以及他們的後代主動出來作證﹐揭露日本對中國人實施細菌戰的滔天罪惡。
我們義烏崇山村的後代王選﹐她的叔叔和八位親屬死于侵華日軍投放的鼠疫病毒。父親向他講述的400多人在細菌戰中淪為鬼魂的悲慘往事﹐使她無論身處何地﹐都深深眷念著自己親人祖輩生活的故鄉。文革期間﹐王選回到家鄉崇山村插隊﹐耳濡目染了崇山鄉親的血淚創傷。1987年﹐她赴日本東京筑波大學深造﹐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在故鄉的經歷﹐使她繼承了義烏人剛正﹐勇為﹐堅強無畏的精神﹐形成疾惡如仇﹐不記得失﹐是非鮮明的個性。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日寇殘害人民﹐我們保衛生命。1994年﹐重回崇山故裡探親??王選﹐聽到了鄉親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謝罪的呼聲﹐她決心挺身而出──1995年﹐留學日本的王選﹐看到在黑龍江省召開第一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國際研討會上﹐日本人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介紹他倆去崇山調查﹐和崇山村民王利琴等3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要求賠償謝罪的消息後﹐她在也不能沉默了﹐她覺得代表鄉親們向日本侵略者討回公道的時候到了。幾經輾轉﹐王選終于找到這兩位日本友人。王選見到他們以後﹐直覺得“死去的冤魂﹐活著的受害者將我們連在了一起”。
王選放棄了留學美國的計劃﹐辭退了在日本教書的工作﹐帶領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一年數次前往義烏崇山調查取證。
森正孝與松井英介在日本﹐組織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會同日本市民聯合會把在中國浙江溫州﹐寧波﹐金華﹐義烏﹐衢州﹐江山等地調查到的細菌戰民間受害情況制成圖片﹐在日本各地展覽。1995年﹐王選陪同日本律師團一行先後五次到崇山﹐湖南等地取證﹐得到確實資料。一些日本律師﹐放棄了高收入的工作﹐不辭辛苦﹐不計時間來華調查取證。在此基礎上﹐王選和日本律師代表108名湖南浙江兩地的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訴。日本友人為到東京起訴的受害者們募捐食宿費用﹐王選也盡力為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日本律師在國內征集義務律師﹐一時有200多律師報名參加。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王選做陳述理由。王選在發言時﹐聲淚俱下﹐三個法官也一直在掉眼淚。王選打動他們的是兩國人民之間的一種共同情感。是對無數看不到今天起訴的受害亡靈的紀念。
2002年11月15日第17次開庭﹐王選成功地說復原731部隊隊員到庭陳述1941﹐1942年從事大量烈性傳染病細菌的生產和投放工作﹐使用疫苗和鼠疫菌進行人體繁殖實驗等系列事實﹐在法庭內外產生了極大影響。經過王選及日本律師聯系後安排出庭作證的有日本大學教師﹐歷史學者﹐文化人類學者﹐日本記者等多人。
與此同時﹐王選還和日本律師一起﹐在北美地區的加拿大和美國等地舉辦“侵華日軍731細菌戰部隊罪行圖片展”和見證活動。王選和日本律師的見證報告以及自己對人類命運的責任﹐不但在世界華人中產生很大影響﹐也引起美國研究學者的關注。該展覽還在大華府地區舉辦過﹐反響強烈。2002年到2003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卡恩和范文欣以及四位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也毅然加入了王選調查訴訟的隊伍﹐他們深入到義烏崇山調查取證。王選還協助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謝爾廷-哈裡斯撰寫並翻譯其著作《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罪犯》﹐以擴大影響。2004年﹐加拿大中學生教師調查團也來到義烏崇山調查﹐加入國際訴訟的行列。
2002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承認細菌戰事實﹐但拒絕賠償。王選繼續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為了訴訟工作﹐王選把自己和先生的全部收入都用上﹐幾乎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她堅定地表示﹕我要一直做下去﹐如果日本細菌戰爭的犯罪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人類文明一個永遠的恥辱。
我們的後代﹐我深深為你們感到擔心
王選在調查起訴日本政府的工作中﹐遇到了來自國人的冷漠。國內的年輕人對國家的恥辱﹐民族的災難不感興趣的態度﹐令她吃驚。她說她遇到很多年輕人﹐不了解也不關心這段歷史。有一些自命為“專家”的人﹐認為不必繼續追究日本歷史問題﹐王選說他們站在了侵華戰爭時的日本政府的立場上。
我和王選一樣﹐對這種態度和我們後代表現出的冷漠擔心。國內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之時﹐道德水平嚴重下滑。我有個親戚的孩子公開說﹕我今後就是崇拜錢和權。我理解這是對一個錢權思潮佔上風的社會所發出的無奈的聲音。我說﹕錢和權的確都很重要﹐但如何得到錢和權更重要。一位老華僑在回答是掙錢容易還是花錢容易的問題時說﹕掙錢難﹐花錢更難。他指的是對社會的貢獻。
我和一位日本友人談起對參拜靖國神社和中日再戰的問題﹐他也是不以為然。中日兩國的後代的冷漠不可理解。我們很擔心﹐我已經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如果我們走了﹐這些歷史就更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這一代的愛國情和友情和下一代是遠不一樣的。自從我親眼目睹了日本飛機制造的慘狀後﹐我就立志航空救國。我後來報考了清華大學和交大的航空系﹐雖然沒有直接從事飛機專業﹐但在航空教育領域工作了幾十年﹐也算間接從事航空業。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博士生導師﹐空軍中的大校﹐學生對我說﹕老師﹐沒有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1949年﹐當我看到我們自己制造的飛機飛上藍天時﹐我非常激動。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很好。我們300多學校培養出來的航空專業的學生﹐已經有十幾位是院士﹐也有教授﹐總工程師﹐航天工程專家。我們這些在困難時期一起走過來的學友﹐非常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有一個刊物﹐每年出四期﹐主要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已經出了十多年。它是我們之間聯系的紐帶。我每次說要回去﹐我的80多歲的同學就會激動地表示要來看我。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在交大學習的第一年患了肺結核﹐我的同窗你一角﹐我五分為我湊了四十多塊錢買藥﹐那時同學生活都非常困難﹐但同學之間的友誼又是多麼深厚!和這對比強烈的是﹐我的女兒上海醫科大學畢業﹐回國後深深……（此處有亂碼）
中國實行開放後﹐人際關系遭到嚴重破壞。國內現在是處處看錢﹐對知識和科學家宣傳很少﹐對文化教育不夠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未能很好繼承。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但曲阜的祭孔子活動卻打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文化成了附屬。我給國內的人打電話﹐說你好﹐謝謝﹐通常沒有任何反應。在國內的大街上走路被碰﹐理都不理。我親自經歷過一件事﹕我乘車前面發生車禍﹐一個人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另一個卻說﹐這下好了﹐老婆可以改嫁了﹐兩人因此在車上打了起來。我要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洗澡水和嬰兒一起被潑掉了”。相反是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對中國文化比國內人更尊重。美國的孔子學院到處開花。我雖然入了美國籍﹐但還是難改中國心﹐雖然我們最好的年華被耽誤了﹐我們就像一根甘蔗﹐上面不甜﹐中間爛掉﹐現在到頭了﹐才有點甜。我86年來美﹐一直寫書研究至今﹐下一代早已美國化﹐可我們自己是頑固不化。
我擔心我們的年輕人在中國的經濟大潮中﹐能否游到對岸。國內的教育令人擔心﹐教育誤國。我曾經寫信給自己的母校﹐表示擔心。應試教育﹐重復教育現象﹐缺乏懷疑精神﹐缺乏創造性。為什麼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國家的發展和創造抵不上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
日本現在很猖狂﹐為什麼﹖國力強大。日本人不好對付。有日本人說﹕多少年以後﹐應該由日本人來教中國人寫漢字。如果我們手無寸鐵﹐怎麼和日本人斗﹖如果自己不懂﹐很危險﹗國歌說﹕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血肉長城抵御不了高科技的力量﹗我們不能顯得可憐﹐我們要顯示強大﹗
我明天就要離開華盛頓回中國﹐在那裡參加中國著名的航天專家季文美先生創立的文學教育科技研究中心的活動﹐目的在于幫助中國的青少年學習文化和科技技術。我自己也在考慮在家鄉義烏成立培訓和科研機構以幫助家鄉人民。以我這樣的年齡﹐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了。但我們的後代﹐你們能夠理解我們的心嗎﹖
2005年于美國首都華盛頓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今年7月﹐中國人民迎來了偉大的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美國首都大華府舉行了大型的紀念活動。一位在這裡居住幾十年﹐曾飽受日軍侵略之苦的老人﹐在這一日子裡﹐心中有太多的感言。在馬州Bethesda一個寧靜的住宅區﹐記者在大華府浙江同鄉會的安排下輕輕敲開了老人的家門。他就是中國的航空專家王甲升先生。
1941年在集市上﹐一架日本小飛機扔下了一顆炸彈﹐正在上課的小學生驚慌地往外跑。老師一邊跑﹐一邊安慰說“不要緊﹐有老師在﹗”然而善良的老師的安慰怎麼抵得上炸彈的殘酷。巨大的爆炸後﹐留下了一幅慘烈的場景﹕房屋倒塌﹐彈片四射﹐血肉橫飛﹐腸子掛在樹上﹐離開身子的頭顱﹐露出白骨的腿……。這幅慘景永遠定格在我﹐一個在場的學生年幼的心靈裡。自那以後﹐我立志要將自己的一切﹐獻給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以航空救國。65年過去了﹐我如今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日軍在我的家鄉發動細菌戰罪惡滔天
我1928年出生在浙江義烏。抗日戰爭爆發﹐杭州陷落﹐義烏受到嚴重威脅。1942年秋﹐家鄉遭受鼠疫。我的一位堂兄在鄰縣荒野上看到一具尸體﹐處于好心﹐將尸體就地埋葬﹐誰知到家的第二天﹐就受到感染死去﹐接著他的兒子和媳婦也相繼染病死亡。瘟疫傳播迅速﹐一晝夜竟有十幾個人得病死亡。我的母親﹐一位小學老師疑受到感染。我的父親和大哥遠在外地﹐二哥在外縣親戚家﹐家中除母親外﹐我們姐弟四人﹐最大的大姐才17歲。如果母親慘遭不幸﹐我們都將成為孤兒。為了躲過這場災難﹐讓母親又一個養病的環境﹐我的兩個舅舅擬將她送回到外婆家。走到外婆家的村頭﹐被一群人攔在離村不到一裡路的一個小廟門口。這個小廟實際上是一個小茶館﹐有不少村民在裡面飲茶。他們懷疑母親然上鼠疫﹐死活不讓母親進村。我們說到廟裡坐下也不行。進不了村﹐又回不去﹐怎麼辦﹖家人焦急萬分。這時﹐村裡的人群中﹐走出來一位五十多歲的先生﹐兩腿似有殘疾。看來象是村裡頭的一位郎中。他主動來到母親身邊﹐要母親伸出舌頭。他看了看我母親的舌頭﹐沒有任何猶豫地說﹕“沒事﹐只是普通的風寒﹐沒問題。”就他這一句話﹐外婆村裡的人同意讓母親進到廟裡暫時居住。我們也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在廟裡觀察了幾天後﹐確實沒事﹐這才進了村﹐到了外婆家。這位素不相識的郎中﹐在那動亂的年代裡﹐以自己的知識和勇氣﹐承擔了很大的風險﹐救了我們一家。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萬一誤診﹐造成鼠疫蔓延﹐將會是多少條無辜人的性命﹗雖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救命之恩﹐我是終身難忘。幾十年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世事滄桑﹐看清了很多的人和事﹐這位郎中的身影不僅沒有在我心中消失﹐反而日漸高大。
我們一家雖然得到暫時的安置﹐但村裡的鼠疫仍在無情地蔓延﹐無法控制。日本侵略者到處放風要燒民房。果然﹐一天我和舅舅正在田間勞動﹐突然看到我們村子上空火光沖天﹐日本侵略者放火了﹗我大姐和三哥回去搶生活用品﹐不幸很快感染上了鼠疫﹐不到24小時﹐就死了。我逝去的大姐蕙香﹐是一位非常善良﹐賢淑的人。她上尊父母兄長﹐下愛妹妹兄弟。在父親長兄遠離家鄉的日子裡﹐家中人口多﹐日本侵略者的浩劫﹐給家人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大姐主動承擔了替父親和兄長幫助母親操持家務的重任。她在那樣艱難的日子裡﹐一方面照顧我們﹐一方面安慰母親。有空還為母親念一頁書。在不幸感染上鼠疫以後﹐為避免感染其他人﹐主動住到碾房﹐只有一晝夜﹐她就離開了我們。全家就這樣一下走了兩個﹐剩下母親﹐13歲的我和5歲的小妹。在當時人死了不敢聲張的情況下﹐是我的兩個堂兄偷偷告訴我死訊﹐並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偷偷安葬﹐親情的關懷﹐再一次得到體現。鼠疫造成的浩劫持續了數月之久﹐待疫情稍稍穩定﹐我們回到了家。我們看到荒丘上處處是墳堆﹐劫後余生的人們個個悲痛難掩。當時在我們家鄉義烏崇山村﹐幾乎每家都有人死于鼠疫﹐有得更是全家死光。千家白骨﹐萬戶蕭疏﹐全村籠罩在一片悲涼之中。我們哪裡知道﹐包括全村人哪裡知道﹐這是日本人細菌戰的惡果﹗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期﹐才被得到證實。
日本人給我們中國人﹐乃至亞洲人造成的災難罄竹難書﹗這血寫的事實﹐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日寇殘害生命﹐我們保衛人民
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六十多年了。今天我們在回憶這段歷史時﹐不僅僅要向世人控訴日本侵略的罪惡﹐同時也應向世人揭示﹕邪惡和善良永遠是同時存在的﹐人類的正義力量﹐終究會戰勝邪惡。就是在日寇慘無人道地殘害中國人時﹐也可以聽到正義的聲音。我記得當日本人放火燒我們的民房時﹐在他們的隊伍中也有個別善良的人﹐去幫助村民搶出生活用品。時隔半個世紀﹐有不少日本當年的侵華士兵以及他們的後代主動出來作證﹐揭露日本對中國人實施細菌戰的滔天罪惡。
我們義烏崇山村的後代王選﹐她的叔叔和八位親屬死于侵華日軍投放的鼠疫病毒。父親向他講述的400多人在細菌戰中淪為鬼魂的悲慘往事﹐使她無論身處何地﹐都深深眷念著自己親人祖輩生活的故鄉。文革期間﹐王選回到家鄉崇山村插隊﹐耳濡目染了崇山鄉親的血淚創傷。1987年﹐她赴日本東京筑波大學深造﹐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在故鄉的經歷﹐使她繼承了義烏人剛正﹐勇為﹐堅強無畏的精神﹐形成疾惡如仇﹐不記得失﹐是非鮮明的個性。她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日寇殘害人民﹐我們保衛生命。1994年﹐重回崇山故裡探親??王選﹐聽到了鄉親們要求日本政府賠償謝罪的呼聲﹐她決心挺身而出──1995年﹐留學日本的王選﹐看到在黑龍江省召開第一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國際研討會上﹐日本人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介紹他倆去崇山調查﹐和崇山村民王利琴等3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要求賠償謝罪的消息後﹐她在也不能沉默了﹐她覺得代表鄉親們向日本侵略者討回公道的時候到了。幾經輾轉﹐王選終于找到這兩位日本友人。王選見到他們以後﹐直覺得“死去的冤魂﹐活著的受害者將我們連在了一起”。
王選放棄了留學美國的計劃﹐辭退了在日本教書的工作﹐帶領森正孝與松井英介一年數次前往義烏崇山調查取證。
森正孝與松井英介在日本﹐組織了前日軍731部隊細菌戰歷史事實揭露會﹐會同日本市民聯合會把在中國浙江溫州﹐寧波﹐金華﹐義烏﹐衢州﹐江山等地調查到的細菌戰民間受害情況制成圖片﹐在日本各地展覽。1995年﹐王選陪同日本律師團一行先後五次到崇山﹐湖南等地取證﹐得到確實資料。一些日本律師﹐放棄了高收入的工作﹐不辭辛苦﹐不計時間來華調查取證。在此基礎上﹐王選和日本律師代表108名湖南浙江兩地的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訴。日本友人為到東京起訴的受害者們募捐食宿費用﹐王選也盡力為他們解決生活問題。日本律師在國內征集義務律師﹐一時有200多律師報名參加。1998年2月16日﹐東京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王選做陳述理由。王選在發言時﹐聲淚俱下﹐三個法官也一直在掉眼淚。王選打動他們的是兩國人民之間的一種共同情感。是對無數看不到今天起訴的受害亡靈的紀念。
2002年11月15日第17次開庭﹐王選成功地說復原731部隊隊員到庭陳述1941﹐1942年從事大量烈性傳染病細菌的生產和投放工作﹐使用疫苗和鼠疫菌進行人體繁殖實驗等系列事實﹐在法庭內外產生了極大影響。經過王選及日本律師聯系後安排出庭作證的有日本大學教師﹐歷史學者﹐文化人類學者﹐日本記者等多人。
與此同時﹐王選還和日本律師一起﹐在北美地區的加拿大和美國等地舉辦“侵華日軍731細菌戰部隊罪行圖片展”和見證活動。王選和日本律師的見證報告以及自己對人類命運的責任﹐不但在世界華人中產生很大影響﹐也引起美國研究學者的關注。該展覽還在大華府地區舉辦過﹐反響強烈。2002年到2003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卡恩和范文欣以及四位在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也毅然加入了王選調查訴訟的隊伍﹐他們深入到義烏崇山調查取證。王選還協助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謝爾廷-哈裡斯撰寫並翻譯其著作《死亡工廠─美國掩蓋下的日本細菌戰罪犯》﹐以擴大影響。2004年﹐加拿大中學生教師調查團也來到義烏崇山調查﹐加入國際訴訟的行列。
2002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承認細菌戰事實﹐但拒絕賠償。王選繼續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為了訴訟工作﹐王選把自己和先生的全部收入都用上﹐幾乎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她堅定地表示﹕我要一直做下去﹐如果日本細菌戰爭的犯罪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人類文明一個永遠的恥辱。
我們的後代﹐我深深為你們感到擔心
王選在調查起訴日本政府的工作中﹐遇到了來自國人的冷漠。國內的年輕人對國家的恥辱﹐民族的災難不感興趣的態度﹐令她吃驚。她說她遇到很多年輕人﹐不了解也不關心這段歷史。有一些自命為“專家”的人﹐認為不必繼續追究日本歷史問題﹐王選說他們站在了侵華戰爭時的日本政府的立場上。
我和王選一樣﹐對這種態度和我們後代表現出的冷漠擔心。國內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之時﹐道德水平嚴重下滑。我有個親戚的孩子公開說﹕我今後就是崇拜錢和權。我理解這是對一個錢權思潮佔上風的社會所發出的無奈的聲音。我說﹕錢和權的確都很重要﹐但如何得到錢和權更重要。一位老華僑在回答是掙錢容易還是花錢容易的問題時說﹕掙錢難﹐花錢更難。他指的是對社會的貢獻。
我和一位日本友人談起對參拜靖國神社和中日再戰的問題﹐他也是不以為然。中日兩國的後代的冷漠不可理解。我們很擔心﹐我已經是年近八十的人了﹐如果我們走了﹐這些歷史就更沒有人知道了。
我們這一代的愛國情和友情和下一代是遠不一樣的。自從我親眼目睹了日本飛機制造的慘狀後﹐我就立志航空救國。我後來報考了清華大學和交大的航空系﹐雖然沒有直接從事飛機專業﹐但在航空教育領域工作了幾十年﹐也算間接從事航空業。我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博士生導師﹐空軍中的大校﹐學生對我說﹕老師﹐沒有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1949年﹐當我看到我們自己制造的飛機飛上藍天時﹐我非常激動。中國的航空事業發展很快很好。我們300多學校培養出來的航空專業的學生﹐已經有十幾位是院士﹐也有教授﹐總工程師﹐航天工程專家。我們這些在困難時期一起走過來的學友﹐非常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我們有一個刊物﹐每年出四期﹐主要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已經出了十多年。它是我們之間聯系的紐帶。我每次說要回去﹐我的80多歲的同學就會激動地表示要來看我。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在交大學習的第一年患了肺結核﹐我的同窗你一角﹐我五分為我湊了四十多塊錢買藥﹐那時同學生活都非常困難﹐但同學之間的友誼又是多麼深厚!和這對比強烈的是﹐我的女兒上海醫科大學畢業﹐回國後深深……（此處有亂碼）
中國實行開放後﹐人際關系遭到嚴重破壞。國內現在是處處看錢﹐對知識和科學家宣傳很少﹐對文化教育不夠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未能很好繼承。孔子是中國文化的象征﹐但曲阜的祭孔子活動卻打出“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文化成了附屬。我給國內的人打電話﹐說你好﹐謝謝﹐通常沒有任何反應。在國內的大街上走路被碰﹐理都不理。我親自經歷過一件事﹕我乘車前面發生車禍﹐一個人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另一個卻說﹐這下好了﹐老婆可以改嫁了﹐兩人因此在車上打了起來。我要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洗澡水和嬰兒一起被潑掉了”。相反是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對中國文化比國內人更尊重。美國的孔子學院到處開花。我雖然入了美國籍﹐但還是難改中國心﹐雖然我們最好的年華被耽誤了﹐我們就像一根甘蔗﹐上面不甜﹐中間爛掉﹐現在到頭了﹐才有點甜。我86年來美﹐一直寫書研究至今﹐下一代早已美國化﹐可我們自己是頑固不化。
我擔心我們的年輕人在中國的經濟大潮中﹐能否游到對岸。國內的教育令人擔心﹐教育誤國。我曾經寫信給自己的母校﹐表示擔心。應試教育﹐重復教育現象﹐缺乏懷疑精神﹐缺乏創造性。為什麼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國家的發展和創造抵不上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
日本現在很猖狂﹐為什麼﹖國力強大。日本人不好對付。有日本人說﹕多少年以後﹐應該由日本人來教中國人寫漢字。如果我們手無寸鐵﹐怎麼和日本人斗﹖如果自己不懂﹐很危險﹗國歌說﹕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血肉長城抵御不了高科技的力量﹗我們不能顯得可憐﹐我們要顯示強大﹗
我明天就要離開華盛頓回中國﹐在那裡參加中國著名的航天專家季文美先生創立的文學教育科技研究中心的活動﹐目的在于幫助中國的青少年學習文化和科技技術。我自己也在考慮在家鄉義烏成立培訓和科研機構以幫助家鄉人民。以我這樣的年齡﹐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了。但我們的後代﹐你們能夠理解我們的心嗎﹖
2005年于美國首都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