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成功就是美國的威脅

新新闻／南方朔
　　買賣從來就不祇是簡單的交易行為而已，有些買賣還是權力和意識形態。在這個權力和意識形態並不對等的世界，有些買賣即難免在權力和意識形態作祟下，衍生出「買賣戰爭」。
　　美國曾讓日本經濟崩盤
　　這種事情，日本人當有最沉痛的經驗，祇是他們自己大概已經忘光了，因此今天他們才會陷入敵友不分、找不到國家立場和世界角色的困境中。猶憶一九六○至七○年代，日本在戰後復興之初，由於尚未挑戰到美國的霸權，因而美國遂出現以哈佛學者傅高義為主的「日本第一論」；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頂峰，日本公司及個人攜帶著大量美元，前往美國收購土地、大樓、公司的股權，甚至天價的藝術品，尤其是買下了紐約的洛克斐勒中心，這些買賣雖然祇是簡單的交易，但在有些美國人自我中心和自我優越的世界觀裡，「祇有我買你的分，那輪得到你來買我？」於是，日本的「買美國」，遂掀起了排山倒海的「修理日本運動」（Japan-bashing）。美國的《大西洋月刊》以連載方式對日本的威脅展開圍剿，國會和其他媒體跟進，甚至著名的大眾小說作家克萊奇頓（Michael Crichton）也寫了一部︽旭日東升》暢銷小說。把到美國的日本商人描寫成貪婪、腐敗、好色、偷竊美國科技、與黑道掛鉤、犯罪、造假的妖魔。該部小說後來改編成暢銷電影，對「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之發揮了極大吹風煽火的作用。而煽起「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其實是一種「防衛機制」── 藉著醜化對手，而可以合理化自己向對手所做的一切打擊。於是，在這樣的操作下，迫使日圓大幅升值的廣場協議，以及一系列打擊日本的動作遂告展開，非把日本搞到經濟崩盤、房地產市場成為泡沫為止。
　　布希再以中國為假想敵
　　而除了經濟打擊外，當時的美國中情局局長是羅伯．蓋茲（Robert Gates），在他手上，中情局也完成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職權調整，那就是把外國經濟視為「國家安全事務」，蓋茲當時還表示，特務系統監控外國政府及公司的活動，把情報交給本國公司分享，並非違法。於是，人們所謂的「軍─產複合體」，進一步演變為所謂的「軍─特─產複合體」。它最佳的表現，乃是美國國安局透過代號Echlon的監控計畫，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正和法國洽購價逾六十億美元幻象機的計畫，於是搶下這筆生意，法國事後指責，美國惡言相向，對美法關係的惡化，這件事情可算里程碑。而除了監控和偷竊商機外，外國公司經常被特務假冒的人員拜訪，謊稱要推銷科技機密，勾引對方中計的「設局」（Trapping），也開始成為一種例行手法。
　　而今，「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早已在日本對打回原形後煙消雲散，而新一波完全如法炮製的「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則正在加工製造中。
　　[B]近代學者，無論從歷史或理論上來研究，早已證實了一個鐵律──那就是「民主必須要有敵人」。當有了敵人，民主所釋放出來的衝突能量，才可以被導向到外部，而不會在自己家裡引爆。因此，民主的花朵從來都需要用敵人的鮮血來灌溉。這種「民主必須要有敵人」的操作模式，早已成了美國的基本邏輯之一，這也是在後冷戰時代，以前的敵人蘇聯早已瓦解，美國已必須尋找新敵人的原因，否則即不能合理化它那經過精算後，每年事實上為七千六百億軍費的原因，布希第一任就職後的三個月內，即通過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發展計畫，並在南海軍機誤撞事件上達到衝突邊緣。祇是以軍機事件為動武藉口，形同侵略，美國才在後來自行收斂。接著的「九一一」，美國打擊目標轉移，美中關係始告緩和。但到了二○○四年底，由於大體上美國已征服並震懾住了中東，並且靠著在東歐、波羅的海，以及裏海的擴張，有效圍堵住了俄羅斯，於是更有計畫地對付中國遂告展開。包括以中國為目標的新航空母艦和戰術核子武器已開始著手建造；五角大廈、國會、右翼智庫如藍德公司、傳統基金會等，加上極右媒體如華盛頓時報的動員等都已從二○○四年底起就開始為「中國威脅論」加溫，有關人民幣升值、紡品設限，以及炒做間諜案等，都是這波「中國威脅論」大合唱的一部分。 [/B]
　　媒體已被美國政府收編
　　美國在歐盟解除戰禁上施壓，目的也是在替將來入侵時，不致遭遇到致命反抗營造有利條件。美日強化軍事同盟，也同樣是這種布局的一部分。美國在一九七○年代後期，曾對媒體做了一次大整編，以「軍產複合體」為核心，透過股權交換與企業聯姻，將原本具有獨立性的媒體全部收編。最近人們談「水門案」、「深喉嚨案」、「五角大廈密件案」，其實都疏忽了一個關鍵，那就是這些代表了新聞自由黃金時代的案件，都是美國新聞及司法進步時代的產物，[B]到了今天，由於媒體和司法皆已被收編，這類案件已不可能再出現，媒體已不再是表達自由的「第四權」，而是國家「製造同意」的意識形態機器，這也是美國每次一決定找誰當敵人，即可以立即展開動員和群眾思想教育，讓這個敵人很快就變成真正敵人的原因。 [/B]
　　在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已如排山倒海般展開之際，兩起中國的公司對美國企業的購併案，當然成了「證明」「中國威脅論」的樣板。儘管就公司購併的角度而言，它祇能算是中小型的案件。這兩起案件分別是：
　　其一，乃是中國最大的家電製造商「海爾集團」的美國公司，出資十二‧八億美元，要購買美國家電大廠「美泰」（Maytag）。海爾的出價為每股十六美元，比對手Ripplewood Holding 出價每股十四美元，整整多了兩美元。
　　其二，則是中國在香港上市的「中海油」（CNOOC），擬出價一百八十五億美元，購併以加州為基地的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科（Unocal），而它的競標對手，美國第三大的「雪佛龍」（Chevron）則出價一百六十四億美元。
　　企業購併變成意識形態
　　這兩起購併案，在國際每一季動輒千億美元以上的購併市場上，祇能算是小案，就以今年第一季的亞洲購併市場而言，購併金額即已達一千一百九十億美元，但購併和入股乃是一種意識形態，例如最近美國銀行入股大陸的「中國建設銀行」，乃就不是問題，但若中資進入美國銀行，那可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前述兩起購併案，引起超過了它規模的注意，即是權力和意識形態在作祟。
　　自從二○○○年上半年起，一方面由於自有企業已成長到一個高峰，必須追求進一步的國際化，以學習大市場的操作與管治，另一方面也可藉此消化外匯，減少人民幣促升的壓力，於是北京遂大幅放鬆企業的對外投資，包括種類、標準、金額、審核時間等皆大幅鬆綁。於是，中國遂由吸收外資的階段，跨到了一個新的資本輸出的階段，在過去這一年多裡，中國企業對外的購併極多，如「上海汽車」購併南韓第四大的「雙龍汽車」和收購 M.G. Rover的智慧財產權、華為電訊公司入股英國Marconi、電視公司TCL收購法國Alcatel手機廠和Thomson電視公司；有許多大購併案，則雖提出，卻未成功，例如要以六十餘億美元購併加拿大最大的礦產公司Noranda，「中國移動」要以十四億美元購買巴基斯坦通訊公司等。
　　而在稍早前的購併案裡，最重要的當屬聯想集團以十七‧五億美元收購IBM的個人電腦部門了。該案發生時，「中國威脅論」的大合唱尚未全面展開，但它卻仍被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嚴密的審核拖延三個月以上。以前都是「美國買中國」，現在變成中國也可以買美國，這種心理障礙已大到必須用「國家安全」這個理由，始能加以平衡。
　　正因為有著這重障礙，在「中國威脅論」大合唱已展開的此刻，海爾及中海油的購併案就變得更複雜且困難了。新新闻／南方朔
　　買賣從來就不祇是簡單的交易行為而已，有些買賣還是權力和意識形態。在這個權力和意識形態並不對等的世界，有些買賣即難免在權力和意識形態作祟下，衍生出「買賣戰爭」。
　　美國曾讓日本經濟崩盤
　　這種事情，日本人當有最沉痛的經驗，祇是他們自己大概已經忘光了，因此今天他們才會陷入敵友不分、找不到國家立場和世界角色的困境中。猶憶一九六○至七○年代，日本在戰後復興之初，由於尚未挑戰到美國的霸權，因而美國遂出現以哈佛學者傅高義為主的「日本第一論」；但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頂峰，日本公司及個人攜帶著大量美元，前往美國收購土地、大樓、公司的股權，甚至天價的藝術品，尤其是買下了紐約的洛克斐勒中心，這些買賣雖然祇是簡單的交易，但在有些美國人自我中心和自我優越的世界觀裡，「祇有我買你的分，那輪得到你來買我？」於是，日本的「買美國」，遂掀起了排山倒海的「修理日本運動」（Japan-bashing）。美國的《大西洋月刊》以連載方式對日本的威脅展開圍剿，國會和其他媒體跟進，甚至著名的大眾小說作家克萊奇頓（Michael Crichton）也寫了一部︽旭日東升》暢銷小說。把到美國的日本商人描寫成貪婪、腐敗、好色、偷竊美國科技、與黑道掛鉤、犯罪、造假的妖魔。該部小說後來改編成暢銷電影，對「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之發揮了極大吹風煽火的作用。而煽起「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其實是一種「防衛機制」── 藉著醜化對手，而可以合理化自己向對手所做的一切打擊。於是，在這樣的操作下，迫使日圓大幅升值的廣場協議，以及一系列打擊日本的動作遂告展開，非把日本搞到經濟崩盤、房地產市場成為泡沫為止。
　　布希再以中國為假想敵
　　而除了經濟打擊外，當時的美國中情局局長是羅伯．蓋茲（Robert Gates），在他手上，中情局也完成了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職權調整，那就是把外國經濟視為「國家安全事務」，蓋茲當時還表示，特務系統監控外國政府及公司的活動，把情報交給本國公司分享，並非違法。於是，人們所謂的「軍─產複合體」，進一步演變為所謂的「軍─特─產複合體」。它最佳的表現，乃是美國國安局透過代號Echlon的監控計畫，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正和法國洽購價逾六十億美元幻象機的計畫，於是搶下這筆生意，法國事後指責，美國惡言相向，對美法關係的惡化，這件事情可算里程碑。而除了監控和偷竊商機外，外國公司經常被特務假冒的人員拜訪，謊稱要推銷科技機密，勾引對方中計的「設局」（Trapping），也開始成為一種例行手法。
　　而今，「日本威脅論」和「妖魔化日本」，早已在日本對打回原形後煙消雲散，而新一波完全如法炮製的「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則正在加工製造中。
　　[B]近代學者，無論從歷史或理論上來研究，早已證實了一個鐵律──那就是「民主必須要有敵人」。當有了敵人，民主所釋放出來的衝突能量，才可以被導向到外部，而不會在自己家裡引爆。因此，民主的花朵從來都需要用敵人的鮮血來灌溉。這種「民主必須要有敵人」的操作模式，早已成了美國的基本邏輯之一，這也是在後冷戰時代，以前的敵人蘇聯早已瓦解，美國已必須尋找新敵人的原因，否則即不能合理化它那經過精算後，每年事實上為七千六百億軍費的原因，布希第一任就職後的三個月內，即通過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軍事發展計畫，並在南海軍機誤撞事件上達到衝突邊緣。祇是以軍機事件為動武藉口，形同侵略，美國才在後來自行收斂。接著的「九一一」，美國打擊目標轉移，美中關係始告緩和。但到了二○○四年底，由於大體上美國已征服並震懾住了中東，並且靠著在東歐、波羅的海，以及裏海的擴張，有效圍堵住了俄羅斯，於是更有計畫地對付中國遂告展開。包括以中國為目標的新航空母艦和戰術核子武器已開始著手建造；五角大廈、國會、右翼智庫如藍德公司、傳統基金會等，加上極右媒體如華盛頓時報的動員等都已從二○○四年底起就開始為「中國威脅論」加溫，有關人民幣升值、紡品設限，以及炒做間諜案等，都是這波「中國威脅論」大合唱的一部分。 [/B]
　　媒體已被美國政府收編
　　美國在歐盟解除戰禁上施壓，目的也是在替將來入侵時，不致遭遇到致命反抗營造有利條件。美日強化軍事同盟，也同樣是這種布局的一部分。美國在一九七○年代後期，曾對媒體做了一次大整編，以「軍產複合體」為核心，透過股權交換與企業聯姻，將原本具有獨立性的媒體全部收編。最近人們談「水門案」、「深喉嚨案」、「五角大廈密件案」，其實都疏忽了一個關鍵，那就是這些代表了新聞自由黃金時代的案件，都是美國新聞及司法進步時代的產物，[B]到了今天，由於媒體和司法皆已被收編，這類案件已不可能再出現，媒體已不再是表達自由的「第四權」，而是國家「製造同意」的意識形態機器，這也是美國每次一決定找誰當敵人，即可以立即展開動員和群眾思想教育，讓這個敵人很快就變成真正敵人的原因。 [/B]
　　在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和「妖魔化中國」已如排山倒海般展開之際，兩起中國的公司對美國企業的購併案，當然成了「證明」「中國威脅論」的樣板。儘管就公司購併的角度而言，它祇能算是中小型的案件。這兩起案件分別是：
　　其一，乃是中國最大的家電製造商「海爾集團」的美國公司，出資十二‧八億美元，要購買美國家電大廠「美泰」（Maytag）。海爾的出價為每股十六美元，比對手Ripplewood Holding 出價每股十四美元，整整多了兩美元。
　　其二，則是中國在香港上市的「中海油」（CNOOC），擬出價一百八十五億美元，購併以加州為基地的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科（Unocal），而它的競標對手，美國第三大的「雪佛龍」（Chevron）則出價一百六十四億美元。
　　企業購併變成意識形態
　　這兩起購併案，在國際每一季動輒千億美元以上的購併市場上，祇能算是小案，就以今年第一季的亞洲購併市場而言，購併金額即已達一千一百九十億美元，但購併和入股乃是一種意識形態，例如最近美國銀行入股大陸的「中國建設銀行」，乃就不是問題，但若中資進入美國銀行，那可就是不得了的大事。前述兩起購併案，引起超過了它規模的注意，即是權力和意識形態在作祟。
　　自從二○○○年上半年起，一方面由於自有企業已成長到一個高峰，必須追求進一步的國際化，以學習大市場的操作與管治，另一方面也可藉此消化外匯，減少人民幣促升的壓力，於是北京遂大幅放鬆企業的對外投資，包括種類、標準、金額、審核時間等皆大幅鬆綁。於是，中國遂由吸收外資的階段，跨到了一個新的資本輸出的階段，在過去這一年多裡，中國企業對外的購併極多，如「上海汽車」購併南韓第四大的「雙龍汽車」和收購 M.G. Rover的智慧財產權、華為電訊公司入股英國Marconi、電視公司TCL收購法國Alcatel手機廠和Thomson電視公司；有許多大購併案，則雖提出，卻未成功，例如要以六十餘億美元購併加拿大最大的礦產公司Noranda，「中國移動」要以十四億美元購買巴基斯坦通訊公司等。
　　而在稍早前的購併案裡，最重要的當屬聯想集團以十七‧五億美元收購IBM的個人電腦部門了。該案發生時，「中國威脅論」的大合唱尚未全面展開，但它卻仍被用「國家安全」的理由，嚴密的審核拖延三個月以上。以前都是「美國買中國」，現在變成中國也可以買美國，這種心理障礙已大到必須用「國家安全」這個理由，始能加以平衡。
　　正因為有著這重障礙，在「中國威脅論」大合唱已展開的此刻，海爾及中海油的購併案就變得更複雜且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