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列宁的革命故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51:36
1890爱德华.伯恩施坦提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再把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而应该训练工人阶级学会“运用民主”，“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1896年列宁因为鼓动罢工被捕。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并要求将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活动，从容地和亲友话别。1897年春，列宁到达流放地点苏申斯克，这里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8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的苦役。列宁在信中说：“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在散步”，“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年5月，列宁的未婚妻和丈母娘来到了他身边。那年7月，婚礼在教堂举行。克鲁普斯卡娅描绘道：“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13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1898年3月14日，由普列汉诺夫创立的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结构松散的组织。
1899年8月，还在流放中的列宁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成员赞成伯恩施坦而发表的文章《信条》时，立刻写了一封抗议书，指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思潮”。
《信条》阐述了“伯恩施坦主义”：“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它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党应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修正主义”的上述主张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参看第132节）。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了《火星报》，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谈他的建党主张。列宁说：“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所以，俄罗斯只能建立秘密的不民主组织。”
列宁认为，在专制制度下，要求按民主原则建党是天真可笑的；党应是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有组织、有铁的纪律的先锋队，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应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建立组织，其领导应是独断专行的。
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密谋派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支持。
但列宁的主张遭到了民主派马尔托夫等的反对，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即赞成党纲者就可以自行入党，也可自由脱党，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争论中，列宁处于少数地位，即“孟尔什维克”；而马尔托夫，处于多数地位，即“布尔什维克”。5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23票赞成列宁，28票反对；而马尔托夫的草案，28票赞成，22票反对，1票弃权。
面对失败，狡猾的列宁运用分化战术，迫使支持马尔托夫的3派中2派退出了大会，列宁就获得了“多数”，即“布尔什维克”。受民主派的压力，列宁提出了一个三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中央委员会、党总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管组织、财务和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管宣传、指导党的思想，党总委员会协调二者或裁判。三者都由代表大会选出。
在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时，马尔托夫主张选举6人、列宁只同意选举3人为编委会成员；若选6人就会有4个马派当选，选3人列宁就成了多数。最后按照列宁的方案投票，结果为：普列汉诺夫23票，马尔托夫22票，列宁20票。马尔托夫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就职，决不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花瓶。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民主社会主义派（“孟尔什维克”）和共产革命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由列宁派系组成，普列汉诺夫当选为党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取得了全面胜利。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发生了分歧，普列汉诺夫使用了马尔托夫“选6人”的编委会方案，马尔托夫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
1904年初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下级委员会或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普列汉诺夫撰文抨击：“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
1904年6月25日火星报载老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话说：“对列宁来说，当就是他的‘计划’，使它实现计划的意志。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即朕即国家朕即党，列宁就是党。”马尔托夫说列宁拟定的是“过分的集中制原则”，阿克雪里罗得称列宁的原则为“专制的官僚主义的只当方式”。对此，列宁回答说：“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而且还是等级制的工人群众组织（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6卷第147页）。列宁把党称为乐队，中央是指挥，“为了使中央能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必须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合节拍，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换谁去……”（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5卷第190页）。
孟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其实质是：马尔托夫为建立一个民主制的党而斗争，而列宁却要建立一个绝对集中制的党。新《火星报》写道：列宁想建立的党，犹如一座特殊的大工厂，中央委员会是厂长，而把党员变成“小齿轮和螺丝钉”（《苏共党史》1964年俄文版第1卷第502页）。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上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1904年7月底，中央委员会发表“七月宣言”，承认普列汉诺夫增加中央机关报编辑的行为合法、《火星报》政治路线正确，必须同孟派和解，取消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列宁文章的发表需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审查同意。孟派随后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立即攻击中央委员会为“耻辱”，并要求另立中央。1904年11～12月，列宁的代表在国内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还在国外办了新的机关报——《前进报》。
1904年，考茨基在《火星报》批评列宁。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认为集中制对于改变党组织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强调：社会民主党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按列宁的“集中制”原则，“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她说，如果党内由党的中央机关的统治来代替大多数人的统治，由中央委员会监督工人阶级的活动来代替工人群众对党的机关活动的监督，“那就是错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培培尔愿意调解2派的纠纷，但列宁不愿和解。
孟尔什维克随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大会，谴责了列宁的“官僚集中制”，是奴隶制的集中，只专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立即派人冲散了代表大会。后经德国社会民主党调解，孟尔什维克向列宁让步，这样，1905年4～5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和孟尔什维克拒绝参加。列宁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语，称为“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便如此，仍是画蛇添足。若列宁的本意是民主，直接称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坚持把民主当作定语来修饰，可见其本心无非是那个“集中”。与此同时，孟尔什维克派在日内瓦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主张建立民主统一战线。1890爱德华.伯恩施坦提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再把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而应该训练工人阶级学会“运用民主”，“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1896年列宁因为鼓动罢工被捕。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并要求将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活动，从容地和亲友话别。1897年春，列宁到达流放地点苏申斯克，这里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8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的苦役。列宁在信中说：“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在散步”，“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年5月，列宁的未婚妻和丈母娘来到了他身边。那年7月，婚礼在教堂举行。克鲁普斯卡娅描绘道：“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13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1898年3月14日，由普列汉诺夫创立的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结构松散的组织。
1899年8月，还在流放中的列宁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成员赞成伯恩施坦而发表的文章《信条》时，立刻写了一封抗议书，指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思潮”。
《信条》阐述了“伯恩施坦主义”：“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它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党应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修正主义”的上述主张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参看第132节）。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了《火星报》，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谈他的建党主张。列宁说：“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所以，俄罗斯只能建立秘密的不民主组织。”
列宁认为，在专制制度下，要求按民主原则建党是天真可笑的；党应是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有组织、有铁的纪律的先锋队，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应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建立组织，其领导应是独断专行的。
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密谋派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支持。
但列宁的主张遭到了民主派马尔托夫等的反对，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即赞成党纲者就可以自行入党，也可自由脱党，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争论中，列宁处于少数地位，即“孟尔什维克”；而马尔托夫，处于多数地位，即“布尔什维克”。5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23票赞成列宁，28票反对；而马尔托夫的草案，28票赞成，22票反对，1票弃权。
面对失败，狡猾的列宁运用分化战术，迫使支持马尔托夫的3派中2派退出了大会，列宁就获得了“多数”，即“布尔什维克”。受民主派的压力，列宁提出了一个三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中央委员会、党总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管组织、财务和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管宣传、指导党的思想，党总委员会协调二者或裁判。三者都由代表大会选出。
在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时，马尔托夫主张选举6人、列宁只同意选举3人为编委会成员；若选6人就会有4个马派当选，选3人列宁就成了多数。最后按照列宁的方案投票，结果为：普列汉诺夫23票，马尔托夫22票，列宁20票。马尔托夫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就职，决不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花瓶。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民主社会主义派（“孟尔什维克”）和共产革命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由列宁派系组成，普列汉诺夫当选为党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取得了全面胜利。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发生了分歧，普列汉诺夫使用了马尔托夫“选6人”的编委会方案，马尔托夫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
1904年初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下级委员会或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普列汉诺夫撰文抨击：“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
1904年6月25日火星报载老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话说：“对列宁来说，当就是他的‘计划’，使它实现计划的意志。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即朕即国家朕即党，列宁就是党。”马尔托夫说列宁拟定的是“过分的集中制原则”，阿克雪里罗得称列宁的原则为“专制的官僚主义的只当方式”。对此，列宁回答说：“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而且还是等级制的工人群众组织（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6卷第147页）。列宁把党称为乐队，中央是指挥，“为了使中央能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必须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合节拍，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换谁去……”（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5卷第190页）。
孟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其实质是：马尔托夫为建立一个民主制的党而斗争，而列宁却要建立一个绝对集中制的党。新《火星报》写道：列宁想建立的党，犹如一座特殊的大工厂，中央委员会是厂长，而把党员变成“小齿轮和螺丝钉”（《苏共党史》1964年俄文版第1卷第502页）。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上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1904年7月底，中央委员会发表“七月宣言”，承认普列汉诺夫增加中央机关报编辑的行为合法、《火星报》政治路线正确，必须同孟派和解，取消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列宁文章的发表需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审查同意。孟派随后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立即攻击中央委员会为“耻辱”，并要求另立中央。1904年11～12月，列宁的代表在国内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还在国外办了新的机关报——《前进报》。
1904年，考茨基在《火星报》批评列宁。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认为集中制对于改变党组织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强调：社会民主党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按列宁的“集中制”原则，“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她说，如果党内由党的中央机关的统治来代替大多数人的统治，由中央委员会监督工人阶级的活动来代替工人群众对党的机关活动的监督，“那就是错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培培尔愿意调解2派的纠纷，但列宁不愿和解。
孟尔什维克随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大会，谴责了列宁的“官僚集中制”，是奴隶制的集中，只专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立即派人冲散了代表大会。后经德国社会民主党调解，孟尔什维克向列宁让步，这样，1905年4～5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和孟尔什维克拒绝参加。列宁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语，称为“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便如此，仍是画蛇添足。若列宁的本意是民主，直接称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坚持把民主当作定语来修饰，可见其本心无非是那个“集中”。与此同时，孟尔什维克派在日内瓦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主张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1896年列宁因为鼓动罢工被捕。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并要求将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活动，从容地和亲友话别。1897年春，列宁到达流放地点苏申斯克，这里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8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的苦役。列宁在信中说：“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在散步”，“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年5月，列宁的未婚妻和丈母娘来到了他身边。那年7月，婚礼在教堂举行。克鲁普斯卡娅描绘道：“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13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1898年3月14日，由普列汉诺夫创立的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结构松散的组织。
1899年8月，还在流放中的列宁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成员赞成伯恩施坦而发表的文章《信条》时，立刻写了一封抗议书，指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思潮”。
《信条》阐述了“伯恩施坦主义”：“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它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党应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修正主义”的上述主张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参看第132节）。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了《火星报》，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谈他的建党主张。列宁说：“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所以，俄罗斯只能建立秘密的不民主组织。”
列宁认为，在专制制度下，要求按民主原则建党是天真可笑的；党应是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有组织、有铁的纪律的先锋队，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应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建立组织，其领导应是独断专行的。
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密谋派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支持。
但列宁的主张遭到了民主派马尔托夫等的反对，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即赞成党纲者就可以自行入党，也可自由脱党，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争论中，列宁处于少数地位，即“孟尔什维克”；而马尔托夫，处于多数地位，即“布尔什维克”。5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23票赞成列宁，28票反对；而马尔托夫的草案，28票赞成，22票反对，1票弃权。
面对失败，狡猾的列宁运用分化战术，迫使支持马尔托夫的3派中2派退出了大会，列宁就获得了“多数”，即“布尔什维克”。受民主派的压力，列宁提出了一个三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中央委员会、党总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管组织、财务和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管宣传、指导党的思想，党总委员会协调二者或裁判。三者都由代表大会选出。
在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时，马尔托夫主张选举6人、列宁只同意选举3人为编委会成员；若选6人就会有4个马派当选，选3人列宁就成了多数。最后按照列宁的方案投票，结果为：普列汉诺夫23票，马尔托夫22票，列宁20票。马尔托夫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就职，决不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花瓶。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民主社会主义派（“孟尔什维克”）和共产革命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由列宁派系组成，普列汉诺夫当选为党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取得了全面胜利。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发生了分歧，普列汉诺夫使用了马尔托夫“选6人”的编委会方案，马尔托夫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
1904年初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下级委员会或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普列汉诺夫撰文抨击：“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
1904年6月25日火星报载老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话说：“对列宁来说，当就是他的‘计划’，使它实现计划的意志。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即朕即国家朕即党，列宁就是党。”马尔托夫说列宁拟定的是“过分的集中制原则”，阿克雪里罗得称列宁的原则为“专制的官僚主义的只当方式”。对此，列宁回答说：“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而且还是等级制的工人群众组织（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6卷第147页）。列宁把党称为乐队，中央是指挥，“为了使中央能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必须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合节拍，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换谁去……”（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5卷第190页）。
孟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其实质是：马尔托夫为建立一个民主制的党而斗争，而列宁却要建立一个绝对集中制的党。新《火星报》写道：列宁想建立的党，犹如一座特殊的大工厂，中央委员会是厂长，而把党员变成“小齿轮和螺丝钉”（《苏共党史》1964年俄文版第1卷第502页）。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上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1904年7月底，中央委员会发表“七月宣言”，承认普列汉诺夫增加中央机关报编辑的行为合法、《火星报》政治路线正确，必须同孟派和解，取消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列宁文章的发表需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审查同意。孟派随后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立即攻击中央委员会为“耻辱”，并要求另立中央。1904年11～12月，列宁的代表在国内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还在国外办了新的机关报——《前进报》。
1904年，考茨基在《火星报》批评列宁。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认为集中制对于改变党组织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强调：社会民主党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按列宁的“集中制”原则，“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她说，如果党内由党的中央机关的统治来代替大多数人的统治，由中央委员会监督工人阶级的活动来代替工人群众对党的机关活动的监督，“那就是错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培培尔愿意调解2派的纠纷，但列宁不愿和解。
孟尔什维克随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大会，谴责了列宁的“官僚集中制”，是奴隶制的集中，只专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立即派人冲散了代表大会。后经德国社会民主党调解，孟尔什维克向列宁让步，这样，1905年4～5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和孟尔什维克拒绝参加。列宁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语，称为“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便如此，仍是画蛇添足。若列宁的本意是民主，直接称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坚持把民主当作定语来修饰，可见其本心无非是那个“集中”。与此同时，孟尔什维克派在日内瓦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主张建立民主统一战线。1890爱德华.伯恩施坦提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再把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而应该训练工人阶级学会“运用民主”，“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1896年列宁因为鼓动罢工被捕。1897年2月，列宁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并要求将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活动，从容地和亲友话别。1897年春，列宁到达流放地点苏申斯克，这里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8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的苦役。列宁在信中说：“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在散步”，“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晒日光浴。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年5月，列宁的未婚妻和丈母娘来到了他身边。那年7月，婚礼在教堂举行。克鲁普斯卡娅描绘道：“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八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13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1898年3月14日，由普列汉诺夫创立的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党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结构松散的组织。
1899年8月，还在流放中的列宁读到俄国社会民主党某些成员赞成伯恩施坦而发表的文章《信条》时，立刻写了一封抗议书，指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思潮”。
《信条》阐述了“伯恩施坦主义”：“这种变化不仅使党更加努力进行经济斗争，巩固经济组织，并且最重要的是促使党改变对其它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固执己见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一切的马克思主义、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党应变成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的意图，以求最有效最充分地保护劳动阶级的权利”。“修正主义”的上述主张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参看第132节）。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后，迅即在德国创办了《火星报》，列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谈他的建党主张。列宁说：“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我们称德国社会党组织为民主的组织，因为在德国社会党内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是公开的；然而一个对所有非组织以内的人严守秘密的组织，谁也不会称之为民主的组织。所以，俄罗斯只能建立秘密的不民主组织。”
列宁认为，在专制制度下，要求按民主原则建党是天真可笑的；党应是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有组织、有铁的纪律的先锋队，应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应在严格保密的基础上建立组织，其领导应是独断专行的。
1903年，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密谋派主张把党建成“有组织的部队”，没有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就不可能夺取政权；“集中制要求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支持。
但列宁的主张遭到了民主派马尔托夫等的反对，马尔托夫等主张把党建成“一种不定形的东西”（即赞成党纲者就可以自行入党，也可自由脱党，类似西方国家的政党）。
在这场决定命运的争论中，列宁处于少数地位，即“孟尔什维克”；而马尔托夫，处于多数地位，即“布尔什维克”。51名有表决权的代表，23票赞成列宁，28票反对；而马尔托夫的草案，28票赞成，22票反对，1票弃权。
面对失败，狡猾的列宁运用分化战术，迫使支持马尔托夫的3派中2派退出了大会，列宁就获得了“多数”，即“布尔什维克”。受民主派的压力，列宁提出了一个三权分立的领导体制：中央委员会、党总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管组织、财务和实践活动，中央机关报管宣传、指导党的思想，党总委员会协调二者或裁判。三者都由代表大会选出。
在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时，马尔托夫主张选举6人、列宁只同意选举3人为编委会成员；若选6人就会有4个马派当选，选3人列宁就成了多数。最后按照列宁的方案投票，结果为：普列汉诺夫23票，马尔托夫22票，列宁20票。马尔托夫立即发表声明：拒绝就职，决不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花瓶。这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分裂为民主社会主义派（“孟尔什维克”）和共产革命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由列宁派系组成，普列汉诺夫当选为党总委员会主席。列宁取得了全面胜利。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发生了分歧，普列汉诺夫使用了马尔托夫“选6人”的编委会方案，马尔托夫派控制了中央机关报——火星报。
1904年初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下级委员会或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普列汉诺夫撰文抨击：“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
1904年6月25日火星报载老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话说：“对列宁来说，当就是他的‘计划’，使它实现计划的意志。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即朕即国家朕即党，列宁就是党。”马尔托夫说列宁拟定的是“过分的集中制原则”，阿克雪里罗得称列宁的原则为“专制的官僚主义的只当方式”。对此，列宁回答说：“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而且还是等级制的工人群众组织（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6卷第147页）。列宁把党称为乐队，中央是指挥，“为了使中央能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必须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合节拍，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换谁去……”（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5卷第190页）。
孟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其实质是：马尔托夫为建立一个民主制的党而斗争，而列宁却要建立一个绝对集中制的党。新《火星报》写道：列宁想建立的党，犹如一座特殊的大工厂，中央委员会是厂长，而把党员变成“小齿轮和螺丝钉”（《苏共党史》1964年俄文版第1卷第502页）。党内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权力的制衡力量很微弱。以后历史证明，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上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1904年7月底，中央委员会发表“七月宣言”，承认普列汉诺夫增加中央机关报编辑的行为合法、《火星报》政治路线正确，必须同孟派和解，取消列宁代表中央委员会的资格，列宁文章的发表需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审查同意。孟派随后就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列宁立即攻击中央委员会为“耻辱”，并要求另立中央。1904年11～12月，列宁的代表在国内成立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还在国外办了新的机关报——《前进报》。
1904年，考茨基在《火星报》批评列宁。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认为集中制对于改变党组织的分散性是必要的，但她强调：社会民主党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上。按列宁的“集中制”原则，“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些组织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的集中主义”、“无情的集中主义”。她说，如果党内由党的中央机关的统治来代替大多数人的统治，由中央委员会监督工人阶级的活动来代替工人群众对党的机关活动的监督，“那就是错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培培尔愿意调解2派的纠纷，但列宁不愿和解。
孟尔什维克随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代表大会，谴责了列宁的“官僚集中制”，是奴隶制的集中，只专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立即派人冲散了代表大会。后经德国社会民主党调解，孟尔什维克向列宁让步，这样，1905年4～5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和孟尔什维克拒绝参加。列宁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语，称为“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申明，“集中制”有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而俄共所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便如此，仍是画蛇添足。若列宁的本意是民主，直接称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坚持把民主当作定语来修饰，可见其本心无非是那个“集中”。与此同时，孟尔什维克派在日内瓦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主张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1905年革命与苏维埃
1905年 1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1.2万名工人为反对厂主开除4名工人举行罢工；其他工厂工人群起响应，几天内罢工人数达到15万人。
1月22日，一位名叫加彭的东正教神父(Father Gapon)领导15万群众到冬宫广场举行非暴力的示威；准备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其中提出言论出版自由、8 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游行计划向沙皇照会。可沙皇不但不理会人民的请求，埋伏的军警向工人们开枪，1000多人死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沙皇当时不在圣彼得堡，也没有下令开枪。后来谋士要他公布真相以重建威信，被他拒绝，他不愿他的军队与大臣受过。
血腥镇压激起罢工运动蓬勃发展。1～8月，全国参加罢工人数达80万。在罢工斗争中创造了苏维埃这一组织形式。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为了协调罢工行动而自发组织的工人市民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的全国性的群众革命组织。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1905年列宁说：“苏维埃乃是为达成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
1905年6 月间 ，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的水兵自发举行起义，击毙反动军官，把军舰开往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8月5日，沙皇同意成立国家杜马。10月26日，圣彼得堡苏维埃诞生了，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居领导地位；全俄各行各业都开始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00多个大工厂，200 多万工人。沙皇被迫于10月30日颁布《立宪宣言》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规定没有国家杜马的同意，任何法律无效；允诺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因此摆脱了秘密状态，他们派代表出席国家杜马的工作，公开出版、发行党的机关报，这本身就是俄国民主化巨大的进步。
列宁却从未考虑过与其它政党在议会内真诚合作，而只是把议会当作工人阶级政党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讲坛。列宁在《12月17日宣言》中说党应当有两手，“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应当有两套平行的“阴阳”机构，“阴机构”——密谋委员会，对当内外都保密；“阳机构”——无需保密，演戏给外界看而已！
由于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居强势地位，列宁遂同意与孟尔什维克联合。1906年4月23日，第4次统一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是孟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62票，布尔什维克只有46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大都符合孟尔什维克的主张。此次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强调集中，孟尔什维克强调民主。孟尔什维克没有统一的理论，他们大致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能夺取政权，在沙皇被推翻后，必须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时期！列宁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大会闭幕不久，列宁就发表《告全党书》批评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利用少数反对派的特权（他从不承认他的反对者有这些特权），把广大党员和地方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布派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无产者》报，把它当作彼得堡、莫斯科的党委的机关报，他们特别重视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工作！
1906年5月7日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规定沙皇握有确定对外政策、宣战、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权，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律要经沙皇签署才能生效；其中第87条规定在“休会”期间沙皇政府有权不经杜马同意自行立法。这样，沙皇仍是至高的专制君主。
1906年7月8日杜马为农民的利益讨论土地问题被解散；布派中央委员建议武装起义回击沙皇。中央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要求，主张进行非暴力斗争：拒绝纳税、不服兵役、不认购政府公债。于是，列宁就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到处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当中央委员会号召罢工游行示威反击沙皇解散杜马时，列宁却说：“和平示威会使无产阶级削弱得不到任何好处，会帮助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人们进行演习、逮捕和枪杀他们。”列宁通过《无产者》报煽动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鼓吹召开新的党代会。
1906年11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新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来解决布派与孟派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否决了布派的激进要求，同意与立宪党人结成联盟。布派控制的个别地方委员会拒绝代表会议的决议，使彼得格勒党组织重新分裂为孟派和布派。
第二届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是正确的：第一届杜马中只有18名社会民主党人，而第二届杜马有65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派获得15席。杜马中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讨论一些建设性议案，都遭到布派的反对，布派猛宣传革命。
1907年4～5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5次代表大会。虽然列宁派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占多数，但列宁不信任中央，他认为组织松散的中央委员会无从领导革命；在代表大会即将结束时，他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成立了非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
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逮捕潮中，列宁于12月从芬兰逃往瑞典。依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杜马，左派只占7%，社会民主党有19席，布派4席。1907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数合在一起共有8.4万人；后来革命退潮，党员人数锐减，到了1910年只剩下不足1万人；当时俄国的总人口是1.5亿。
在一战爆发前，列宁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未来会有革命高潮的出现，曾悲观地预言：“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发了”。等到战争爆发后，列宁主张“把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变成国内的革命战争”，即把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变成让俄国军队和平民调转枪口对准新生民主政权的国内战争。他要革命党人不遗余力地破坏捣乱，导致国家打败仗而从中渔利，由此导致他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裂。布尔什维克党人因此在国内外被普遍视为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俄奸国贼，众叛亲离，声望跌到了最低点。
1905年 1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1.2万名工人为反对厂主开除4名工人举行罢工；其他工厂工人群起响应，几天内罢工人数达到15万人。
1月22日，一位名叫加彭的东正教神父(Father Gapon)领导15万群众到冬宫广场举行非暴力的示威；准备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其中提出言论出版自由、8 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游行计划向沙皇照会。可沙皇不但不理会人民的请求，埋伏的军警向工人们开枪，1000多人死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国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沙皇当时不在圣彼得堡，也没有下令开枪。后来谋士要他公布真相以重建威信，被他拒绝，他不愿他的军队与大臣受过。
血腥镇压激起罢工运动蓬勃发展。1～8月，全国参加罢工人数达80万。在罢工斗争中创造了苏维埃这一组织形式。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为了协调罢工行动而自发组织的工人市民临时行动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农民和士兵参加的全国性的群众革命组织。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1905年列宁说：“苏维埃乃是为达成一定目的的战斗组织。”
1905年6 月间 ，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的水兵自发举行起义，击毙反动军官，把军舰开往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8月5日，沙皇同意成立国家杜马。10月26日，圣彼得堡苏维埃诞生了，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居领导地位；全俄各行各业都开始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00多个大工厂，200 多万工人。沙皇被迫于10月30日颁布《立宪宣言》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规定没有国家杜马的同意，任何法律无效；允诺人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因此摆脱了秘密状态，他们派代表出席国家杜马的工作，公开出版、发行党的机关报，这本身就是俄国民主化巨大的进步。
列宁却从未考虑过与其它政党在议会内真诚合作，而只是把议会当作工人阶级政党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讲坛。列宁在《12月17日宣言》中说党应当有两手，“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应当有两套平行的“阴阳”机构，“阴机构”——密谋委员会，对当内外都保密；“阳机构”——无需保密，演戏给外界看而已！
由于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居强势地位，列宁遂同意与孟尔什维克联合。1906年4月23日，第4次统一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参加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是孟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62票，布尔什维克只有46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大都符合孟尔什维克的主张。此次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强调集中，孟尔什维克强调民主。孟尔什维克没有统一的理论，他们大致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能夺取政权，在沙皇被推翻后，必须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时期！列宁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
大会闭幕不久，列宁就发表《告全党书》批评代表大会的决议。列宁利用少数反对派的特权（他从不承认他的反对者有这些特权），把广大党员和地方委员会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布派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无产者》报，把它当作彼得堡、莫斯科的党委的机关报，他们特别重视党的军事和战斗组织工作！
1906年5月7日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规定沙皇握有确定对外政策、宣战、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权，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律要经沙皇签署才能生效；其中第87条规定在“休会”期间沙皇政府有权不经杜马同意自行立法。这样，沙皇仍是至高的专制君主。
1906年7月8日杜马为农民的利益讨论土地问题被解散；布派中央委员建议武装起义回击沙皇。中央委员会否决了这一要求，主张进行非暴力斗争：拒绝纳税、不服兵役、不认购政府公债。于是，列宁就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地到处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当中央委员会号召罢工游行示威反击沙皇解散杜马时，列宁却说：“和平示威会使无产阶级削弱得不到任何好处，会帮助士兵对手无寸铁的人们进行演习、逮捕和枪杀他们。”列宁通过《无产者》报煽动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鼓吹召开新的党代会。
1906年11月在塔墨尔福斯召开的新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来解决布派与孟派之间的分歧。代表会议否决了布派的激进要求，同意与立宪党人结成联盟。布派控制的个别地方委员会拒绝代表会议的决议，使彼得格勒党组织重新分裂为孟派和布派。
第二届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是正确的：第一届杜马中只有18名社会民主党人，而第二届杜马有65名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派获得15席。杜马中的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讨论一些建设性议案，都遭到布派的反对，布派猛宣传革命。
1907年4～5月在伦敦举行了党的第5次代表大会。虽然列宁派在新的中央委员会占多数，但列宁不信任中央，他认为组织松散的中央委员会无从领导革命；在代表大会即将结束时，他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成立了非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
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在逮捕潮中，列宁于12月从芬兰逃往瑞典。依据新选举法选出的第三届杜马，左派只占7%，社会民主党有19席，布派4席。1907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人数合在一起共有8.4万人；后来革命退潮，党员人数锐减，到了1910年只剩下不足1万人；当时俄国的总人口是1.5亿。
在一战爆发前，列宁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未来会有革命高潮的出现，曾悲观地预言：“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发了”。等到战争爆发后，列宁主张“把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变成国内的革命战争”，即把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变成让俄国军队和平民调转枪口对准新生民主政权的国内战争。他要革命党人不遗余力地破坏捣乱，导致国家打败仗而从中渔利，由此导致他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裂。布尔什维克党人因此在国内外被普遍视为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俄奸国贼，众叛亲离，声望跌到了最低点。
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及初期，日本曾津贴俄国的许多反对党派，包括列宁的党派。列宁以筹措党的经费为名，在国内指挥了几次银行抢劫案，赃款中的很大一部份被他自己挥霍了。后来他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的同志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因此他得以肆无忌惮地把“公款”转入自己的腰包。此制度一直在共匪国家延续。
20世纪初，高加索派鼓吹用刑事犯罪手段（凶杀、抢劫、放火、造伪币）来夺取政权。于是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工人自卫战斗队就实施了这种政治土匪的手段。革命失败后，列宁仍然保存这些战斗队。1905年后列宁组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严密组织、高度集权、实行铁的纪律的黑社会阴谋组织，并在瑞士开办了世上第一所训练“职业革命家”的秘密学校，教会学员们怎样利用社会危机，躲在群众后面去煽动、教唆、组织他们用政治土匪手段反抗当局。托洛茨基说：“仅在1905—1907年俄国地一次革命期间，在高加索就搞了1000多次恐怖活动”。列宁把马克思“剥夺剥夺者”的说法翻译为：“抢那些抢来的东西。”一个哥萨克问：“你们布尔什维克真的要强东西？”那个布尔什维克老头回答道：“对，我们要抢那些抢来的东西”（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2卷第251页）。
孟尔什维克反对在对敌斗争中运用任何犯罪和不道德的手段；但他们并不否认在革命阶段可以用党和工人阶级的名义组织些暴力活动。
列宁是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说：“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1卷第309页）；“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面……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5卷第232页）。
列宁恐怖主义来自于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列宁、斯大林称之为“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革命者教义问答》有如下一些主要论点：“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就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 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就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
20世纪初，高加索派鼓吹用刑事犯罪手段（凶杀、抢劫、放火、造伪币）来夺取政权。于是1905年革命中出现的工人自卫战斗队就实施了这种政治土匪的手段。革命失败后，列宁仍然保存这些战斗队。1905年后列宁组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严密组织、高度集权、实行铁的纪律的黑社会阴谋组织，并在瑞士开办了世上第一所训练“职业革命家”的秘密学校，教会学员们怎样利用社会危机，躲在群众后面去煽动、教唆、组织他们用政治土匪手段反抗当局。托洛茨基说：“仅在1905—1907年俄国地一次革命期间，在高加索就搞了1000多次恐怖活动”。列宁把马克思“剥夺剥夺者”的说法翻译为：“抢那些抢来的东西。”一个哥萨克问：“你们布尔什维克真的要强东西？”那个布尔什维克老头回答道：“对，我们要抢那些抢来的东西”（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2卷第251页）。
孟尔什维克反对在对敌斗争中运用任何犯罪和不道德的手段；但他们并不否认在革命阶段可以用党和工人阶级的名义组织些暴力活动。
列宁是个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说：“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41卷第309页）；“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和方面……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5卷第232页）。
列宁恐怖主义来自于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列宁、斯大林称之为“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革命者教义问答》有如下一些主要论点：“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就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 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就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
托洛茨基说：斯大林名叫约瑟夫或索索，生于1879年12月21日，是鞋匠维萨里昂.朱加什维里的第四个孩子。他母亲生他时才二十岁，她时常为邻居们缝洗衣裳和烤面包，挣些钱来养家。其父是个性情冷酷而又放荡不羁的人，经常酗酒，挣的那几个钱大部分被他喝进肚里。约瑟夫少年时代的同学回忆说，朱加施维里对妻儿的态度非常粗暴，动不动就把他们痛打一顿：“……他从索索的内心里夺走了对上帝和人的爱，从而埋下了儿子对生身父亲的憎恶的种子”。索索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参加秘密小组。他为自己起了个化名叫科巴，这是他从格鲁吉亚古典作家卡茨别基公爵的中篇小说《弑父》的主人公那里借用来的名字。
科巴开始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当1899年7月斯大林因参加地下马克思主义小组被第比利斯宗教学校开除时，他便到校方告发其他成员，让他们都随他一道都被开除了。愤怒的学生骂斯大林告密可耻，他却辩解道：大家失去了做神府的权力后，会成为“很好的革命者”。科巴用格鲁吉亚语和生硬的俄语书写传单，在地下印刷厂工作，在工人小组里讲解剩余价值的秘密，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
列宁逝世一周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晚会上谈到：他是于1903年第一次同列宁通信的。1905年12月斯大林在塔墨尔福斯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在党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两次见到列宁，当时斯大林以拥有发言权的第比利斯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斯大林用“伊万诺维奇”的化名参加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科巴无条件地支持列宁的“剥夺”理论；该理论在柯巴及其学生卡莫的战斗队的实践中得到了贯彻。1906年11月科巴-卡莫集团抢劫邮政列车，抢到21000卢布，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寄去15000卢布。其他剥夺事件如“尼古拉一世号”船及巴基港的“剥夺事件”，也使列宁捞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现款。柯巴还参与谋杀第比利斯总督戈里亚茨诺夫将军和恰布恰瓦则公爵案件。斯大林于1907年5月在柏林与列宁见面，密谋了剥夺活动和筹款问题。
1907年6月26日著名的第比利斯“剥夺事件”是这次会见的直接结果。科巴见列宁后，一回到第比利斯就建立了一个由最勇敢的“剥夺分子”所组成的匪帮。其任务是抢劫银行。柯巴任命卡莫为首领，给他穿上军官服，派给他一个侦察小组，两个格鲁吉亚女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侦察。匪徒分成几个小组，守候在预定的进攻地点埃里温广场。6月26日上午11时，埃里温广场人很多，这时有两辆马车驶来，车上装着国家银行的巨款，银车由哥萨克解押。在这之前不久，广场上停了2两敞蓬马车，其中一辆坐着2个女人，另一辆坐着一个穿军官服的男人。银车一到广场，穿军官服的男人便发出一声号令。突然间，50个土匪一下钻了出来，他们向银车和卫兵投掷爆炸力很强的炸弹，炸弹也从2个女人的马车上投出来。共投了近10枚炸弹，3人被炸死，50多人受伤，土匪抢走了340万卢布，便迅速消失了。
《新时代报》报道了这次抢劫的细节后感叹道：“只有魔鬼才知道，这次前所未闻的果敢抢劫是如何完成的！”所有的军队、警察、特务都出动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国境线也封锁了，几百人被逮捕，但一个土匪也没有抓到，一个戈比也未找到。
其实，钱藏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台长办公室的沙发下面，在这里，科巴-索索.朱加施维里以观察员兼统计员的身份从事“和平劳动”。不久，钱到了列宁手里。
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之后，科巴和卡莫两人越过国境，在国外会见了列宁，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外国警察机构接到了俄国政府的通告，因此，当布尔什维克侨民将抢来卢布兑换成外币时，就被外国警察逮捕了，在巴黎、在慕尼黑、在斯德哥尔摩、在日内瓦，都发生过这类逮捕事件。党中央才将其余的钱烧了。
科巴开始阅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著作。当1899年7月斯大林因参加地下马克思主义小组被第比利斯宗教学校开除时，他便到校方告发其他成员，让他们都随他一道都被开除了。愤怒的学生骂斯大林告密可耻，他却辩解道：大家失去了做神府的权力后，会成为“很好的革命者”。科巴用格鲁吉亚语和生硬的俄语书写传单，在地下印刷厂工作，在工人小组里讲解剩余价值的秘密，参加党的地方委员会的活动。
列宁逝世一周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晚会上谈到：他是于1903年第一次同列宁通信的。1905年12月斯大林在塔墨尔福斯会议上第一次同列宁见面。在党的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两次见到列宁，当时斯大林以拥有发言权的第比利斯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斯大林用“伊万诺维奇”的化名参加了第五次代表大会。
科巴无条件地支持列宁的“剥夺”理论；该理论在柯巴及其学生卡莫的战斗队的实践中得到了贯彻。1906年11月科巴-卡莫集团抢劫邮政列车，抢到21000卢布，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寄去15000卢布。其他剥夺事件如“尼古拉一世号”船及巴基港的“剥夺事件”，也使列宁捞到一笔数目可观的现款。柯巴还参与谋杀第比利斯总督戈里亚茨诺夫将军和恰布恰瓦则公爵案件。斯大林于1907年5月在柏林与列宁见面，密谋了剥夺活动和筹款问题。
1907年6月26日著名的第比利斯“剥夺事件”是这次会见的直接结果。科巴见列宁后，一回到第比利斯就建立了一个由最勇敢的“剥夺分子”所组成的匪帮。其任务是抢劫银行。柯巴任命卡莫为首领，给他穿上军官服，派给他一个侦察小组，两个格鲁吉亚女布尔什维克也参加了侦察。匪徒分成几个小组，守候在预定的进攻地点埃里温广场。6月26日上午11时，埃里温广场人很多，这时有两辆马车驶来，车上装着国家银行的巨款，银车由哥萨克解押。在这之前不久，广场上停了2两敞蓬马车，其中一辆坐着2个女人，另一辆坐着一个穿军官服的男人。银车一到广场，穿军官服的男人便发出一声号令。突然间，50个土匪一下钻了出来，他们向银车和卫兵投掷爆炸力很强的炸弹，炸弹也从2个女人的马车上投出来。共投了近10枚炸弹，3人被炸死，50多人受伤，土匪抢走了340万卢布，便迅速消失了。
《新时代报》报道了这次抢劫的细节后感叹道：“只有魔鬼才知道，这次前所未闻的果敢抢劫是如何完成的！”所有的军队、警察、特务都出动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国境线也封锁了，几百人被逮捕，但一个土匪也没有抓到，一个戈比也未找到。
其实，钱藏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台长办公室的沙发下面，在这里，科巴-索索.朱加施维里以观察员兼统计员的身份从事“和平劳动”。不久，钱到了列宁手里。
第比利斯“剥夺事件”之后，科巴和卡莫两人越过国境，在国外会见了列宁，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与此同时，外国警察机构接到了俄国政府的通告，因此，当布尔什维克侨民将抢来卢布兑换成外币时，就被外国警察逮捕了，在巴黎、在慕尼黑、在斯德哥尔摩、在日内瓦，都发生过这类逮捕事件。党中央才将其余的钱烧了。
应孟尔什维克的要求，中央委员会调查了第比利斯“剥夺事件”。调查查明：列宁的学生不仅在第比利斯搞血腥抢劫，而且卡莫还准备炸毁柏林的有名的门德尔松银行，以便乱中抢钱；此外，布尔什维克已经搞到制造假币的特种纸，正在准备造假钞。列宁利用自己派别在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中止了这次调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也调查了第比利斯“剥夺事件”。高加索委员会查明柯巴和卡莫违反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开除所有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出党。为了不把他们暴露给警察局，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马尔托夫在1918年3月18日的《工人日报》说：斯大林因搞第比利斯“剥夺事件”而被开除出党。
科巴在第比利斯被开除后（第比利斯孟尔什维克占优势），他就到了巴库；巴库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科巴想当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但他长于搞“剥夺”，连中学也没有毕业。而他的竞争对手是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一个名叫邵武勉的亚美尼亚人。当双方竞争进入高潮时，邵武勉被捕了。大家都怀疑科巴告发了他。一家格鲁吉亚报纸公开谴责了柯巴告密。俄国社民党巴库委员会给柯巴立了专案。1908年3月柯巴被捕后，才停止他的专案审查。
监狱里的革命者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不得同刑事犯打交道；科巴总是同杀人犯、强盗、诈骗犯在一起。他唆使他们暴打他眼中的“特务”。有一次，一名青年工人被打死了，罪名是搞特务活动！当时的革命党规定：只有根据集团的判决，才能处死特务，个人不能下这种命令。后来杀人者承认是斯大林唆使他打死这个人的。职业土匪斯大林抢过银行、伪造过钞票，可侦查机关没发现他的可疑之处，他却指责社民党人搞恐怖活动。他在监狱呆了8个月。
1912年5月出日创刊的《真理报》，在1929年12月20日发表题为《核实无误》的文章，回忆了科巴即斯大林在监狱的片断。文章说：斯大林市外高加索的第二个列宁，他特别恨孟尔什维克；1909年复合节的头一天，萨利扬团第一连的士兵列成2队，让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从中间通过，士兵则从两边毒打他们。科巴从中间穿过时，虽然士兵用枪托打他，他却不低头，手里拿着一本书（不久，在苏联诗人的笔下，这本书就变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真理报》的编委别德内伊赞美道：“难道斯大林的经理不是塑造壮丽图画的题材吗？我要向作家们呼吁：你们没有写英雄的素材吗？给你们！！”
斯大林因第比利斯“剥夺事件”受到列宁的器重，并于1912年1月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12年12月柯巴告诉列宁：他不想再搞“剥夺”，而想做一名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问题。于是，列宁委托他写一篇文章，派布哈林做他的助手，帮斯大林翻译外文资料。1913年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此事：“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长文章，他搜索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材料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403页）。”列宁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分三期登在《启蒙》杂志上，署名是科.斯大林。从这时起，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使用他的俄语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源自俄语中的钢这个词。这反映他们派别的特征。早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便自称“坚硬派”，而孟什维克则自称“温和派”。
斯大林有过许多化名，如：达维特、尼热拉泽、奇日科夫、伊万诺维奇、科巴、等等。但他最常用的笔名还是“科巴”。直到1913年1月25日他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彼得堡的选举》通讯时，才用柯.斯大林这个最新的笔名（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
1922年，斯大林的学生卡莫骑着自行车行驶在第比利斯的街道上，当时全第比利斯也只不过4-5辆汽车。然而，不知什么地方突然跑出一部汽车，一下子闯到卡莫的身上，将他压死了。人们推测是斯大林的特工干的。这就象皇帝朱元璋最忌讳别人写“则”和“光”，以为别人在讥笑他做贼和做和尚；总书记斯大林当然也容不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
在斯大林当上国家首脑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说：“罗斯福以为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位绅士，其实是从前高加索的一个土匪。”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也调查了第比利斯“剥夺事件”。高加索委员会查明柯巴和卡莫违反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开除所有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出党。为了不把他们暴露给警察局，没有公布他们的名字。马尔托夫在1918年3月18日的《工人日报》说：斯大林因搞第比利斯“剥夺事件”而被开除出党。
科巴在第比利斯被开除后（第比利斯孟尔什维克占优势），他就到了巴库；巴库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科巴想当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但他长于搞“剥夺”，连中学也没有毕业。而他的竞争对手是柏林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一个名叫邵武勉的亚美尼亚人。当双方竞争进入高潮时，邵武勉被捕了。大家都怀疑科巴告发了他。一家格鲁吉亚报纸公开谴责了柯巴告密。俄国社民党巴库委员会给柯巴立了专案。1908年3月柯巴被捕后，才停止他的专案审查。
监狱里的革命者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不得同刑事犯打交道；科巴总是同杀人犯、强盗、诈骗犯在一起。他唆使他们暴打他眼中的“特务”。有一次，一名青年工人被打死了，罪名是搞特务活动！当时的革命党规定：只有根据集团的判决，才能处死特务，个人不能下这种命令。后来杀人者承认是斯大林唆使他打死这个人的。职业土匪斯大林抢过银行、伪造过钞票，可侦查机关没发现他的可疑之处，他却指责社民党人搞恐怖活动。他在监狱呆了8个月。
1912年5月出日创刊的《真理报》，在1929年12月20日发表题为《核实无误》的文章，回忆了科巴即斯大林在监狱的片断。文章说：斯大林市外高加索的第二个列宁，他特别恨孟尔什维克；1909年复合节的头一天，萨利扬团第一连的士兵列成2队，让监狱中的所有政治犯从中间通过，士兵则从两边毒打他们。科巴从中间穿过时，虽然士兵用枪托打他，他却不低头，手里拿着一本书（不久，在苏联诗人的笔下，这本书就变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真理报》的编委别德内伊赞美道：“难道斯大林的经理不是塑造壮丽图画的题材吗？我要向作家们呼吁：你们没有写英雄的素材吗？给你们！！”
斯大林因第比利斯“剥夺事件”受到列宁的器重，并于1912年1月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12年12月柯巴告诉列宁：他不想再搞“剥夺”，而想做一名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问题。于是，列宁委托他写一篇文章，派布哈林做他的助手，帮斯大林翻译外文资料。1913年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提到此事：“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的格鲁吉亚人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长文章，他搜索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材料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403页）。”列宁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极了，分三期登在《启蒙》杂志上，署名是科.斯大林。从这时起，这位格鲁吉亚人开始使用他的俄语化名：斯大林。这个名字源自俄语中的钢这个词。这反映他们派别的特征。早在1903年，布尔什维克便自称“坚硬派”，而孟什维克则自称“温和派”。
斯大林有过许多化名，如：达维特、尼热拉泽、奇日科夫、伊万诺维奇、科巴、等等。但他最常用的笔名还是“科巴”。直到1913年1月25日他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彼得堡的选举》通讯时，才用柯.斯大林这个最新的笔名（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
1922年，斯大林的学生卡莫骑着自行车行驶在第比利斯的街道上，当时全第比利斯也只不过4-5辆汽车。然而，不知什么地方突然跑出一部汽车，一下子闯到卡莫的身上，将他压死了。人们推测是斯大林的特工干的。这就象皇帝朱元璋最忌讳别人写“则”和“光”，以为别人在讥笑他做贼和做和尚；总书记斯大林当然也容不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
在斯大林当上国家首脑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说：“罗斯福以为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一位绅士，其实是从前高加索的一个土匪。”
二月革命
1917年1～2月通货膨胀恶化，各地出现粮食短缺，首都彼得格勒爆发示威及抢粮暴动。
3月8日国际妇女节，“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引起了一些主妇的骚动，家庭主妇们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继续进行，示威者冲破警察的封锁线，进入市中心，抗议饥饿，要求面包。在他们被驱散以前，队伍中传出了“打倒战争！给我们面包！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
3月10日首都的所有工厂和企业全部陷于停顿，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在郊区，工人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几支军队被调出来镇压示威，双方发生了几起冲突，但士兵们多半不肯向工人开枪。哥萨克骑兵在镇压1905年革命时十分卖力，现在却支持示威者反对警察。
沙皇疑杜马参与了骚乱，于11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转入地下。同一天，沙皇命令卫戍部队立即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在几处地方，军队向群众开枪。哥萨克兵叛变，加入游行群众。到傍晚，整个卫戍部队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
3月12日，又有一部分卫戍部队的士兵们把武器弹药分给工人，警察从街头消失。到下午，政府就完全陷于孤立——它的命令只能在冬宫和海军部里产生作用。傍晚，罢工委员会领袖、工厂选出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举行集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
13日，来挽救政府的前线部队的调运被铁路工人截住了。首都工人发动一场近25万人的游行，游行队伍向军人喊话。首都卫戍部队倒向了革命，团队也选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纳为苏维埃（后改称“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成员。这时，苏维埃已成为唯一事实上存在的政权了。苏维埃决定成立工人民兵，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并命令恢复民用铁路交通。群众攻占了俄罗斯的巴士底狱——施利塞尔堡要塞，释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对着既成的革命事实，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政府。3月14日经过磋商，组成了一个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劝说沙皇让位给皇储阿历克塞。沙皇遂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而不要皇储阿历克塞继位。
3月15日，沙皇签署了退位法令。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没有获悉详情以前，就公布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一个军官集会上宣称，沙皇将由他的独生子继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尔大公将担任摄政。参加集会的军官们提出抗议关于摄政的公告。在苏维埃里，克伦斯基则已经谈到建立共和国，并因此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临时政府陷于分裂，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的部长们把他们的争议提交到米哈伊尔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马主席罗将柯和克伦斯基则劝他退位。大公决定引退。但临时政府却没有能力宣布它本身是拥护帝制还是拥护共和，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召开一次制宪会议时解决。
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从它们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对方视为实际的敌对者。苏维埃没有任何合法的资格来支持它所拥有的权力；它代表着实际上发动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临时政府拥有中上层阶级的支持，它的合法资格也颇成问题。临时政府代表最后一届杜马，而这届杜马已经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据1907年7月16日的一项选举法选举出来的，该选举法又是斯托雷平政变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临时政府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能力行使实权。临时内阁宣布了一系列的共和政策——颁布了无条件的国民自由权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所有年满21岁的人，包括妇女都将有权投票选举制宪国会成员；废除宗教特权和任何社会特权……所有这一切，立刻使战时的俄国变得比即使是处于和平时期的其它国家都要自由得多……他们甚至决定从现今农奴主们的手里买回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们。
苏维埃不仅有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在彼得格勒还有驻防军的支持），而且能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能最有效地召集群众采取行动。任何一个苏维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厂由全体工人群众、在营房由全体士兵选出的。作为代议机构，苏维埃的基础要比由普选产生的议会狭窄。它们是一种典型的阶级组织，它的选举方式排斥了上、中层阶级的一切代表。由于选举不是按区域而是按生产单位或军事单位进行的，苏维埃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代表们是立法者、执法者和人民委员，一身数任，自成一体。
3月1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布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宣布接纳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号召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接受苏维埃的政治指令，同时不要执行与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任何指示。这项命令特别提醒：士兵们守卫军火仓库、抵制可能由军官作出的解除部队武装的任何企图。第一号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对军官，同时，也引起军官反对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和军官团一心要消灭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一心要消灭临时政府。
革命胜利之快使列宁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当时托洛斯基在纽约、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他们皆对“二月革命“毫无贡献。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24000人，其中彼得格勒约有2000人，莫斯科600人。
1917年1～2月通货膨胀恶化，各地出现粮食短缺，首都彼得格勒爆发示威及抢粮暴动。
3月8日国际妇女节，“由于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引起了一些主妇的骚动，家庭主妇们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继续进行，示威者冲破警察的封锁线，进入市中心，抗议饥饿，要求面包。在他们被驱散以前，队伍中传出了“打倒战争！给我们面包！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
3月10日首都的所有工厂和企业全部陷于停顿，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在郊区，工人解除了警察的武装，几支军队被调出来镇压示威，双方发生了几起冲突，但士兵们多半不肯向工人开枪。哥萨克骑兵在镇压1905年革命时十分卖力，现在却支持示威者反对警察。
沙皇疑杜马参与了骚乱，于11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转入地下。同一天，沙皇命令卫戍部队立即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在几处地方，军队向群众开枪。哥萨克兵叛变，加入游行群众。到傍晚，整个卫戍部队都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
3月12日，又有一部分卫戍部队的士兵们把武器弹药分给工人，警察从街头消失。到下午，政府就完全陷于孤立——它的命令只能在冬宫和海军部里产生作用。傍晚，罢工委员会领袖、工厂选出的代表和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举行集会，成立了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
13日，来挽救政府的前线部队的调运被铁路工人截住了。首都工人发动一场近25万人的游行，游行队伍向军人喊话。首都卫戍部队倒向了革命，团队也选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纳为苏维埃（后改称“工人和士兵代表会议”）的成员。这时，苏维埃已成为唯一事实上存在的政权了。苏维埃决定成立工人民兵，满足首都的粮食供应，并命令恢复民用铁路交通。群众攻占了俄罗斯的巴士底狱——施利塞尔堡要塞，释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对着既成的革命事实，杜马临时委员会决定组成一个政府。3月14日经过磋商，组成了一个以李沃夫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劝说沙皇让位给皇储阿历克塞。沙皇遂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而不要皇储阿历克塞继位。
3月15日，沙皇签署了退位法令。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在没有获悉详情以前，就公布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一个军官集会上宣称，沙皇将由他的独生子继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尔大公将担任摄政。参加集会的军官们提出抗议关于摄政的公告。在苏维埃里，克伦斯基则已经谈到建立共和国，并因此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临时政府陷于分裂，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的部长们把他们的争议提交到米哈伊尔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马主席罗将柯和克伦斯基则劝他退位。大公决定引退。但临时政府却没有能力宣布它本身是拥护帝制还是拥护共和，因此，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召开一次制宪会议时解决。
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从它们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对方视为实际的敌对者。苏维埃没有任何合法的资格来支持它所拥有的权力；它代表着实际上发动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临时政府拥有中上层阶级的支持，它的合法资格也颇成问题。临时政府代表最后一届杜马，而这届杜马已经被沙皇在退位前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据1907年7月16日的一项选举法选举出来的，该选举法又是斯托雷平政变的一个产物，因此，它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临时政府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没有能力行使实权。临时内阁宣布了一系列的共和政策——颁布了无条件的国民自由权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所有年满21岁的人，包括妇女都将有权投票选举制宪国会成员；废除宗教特权和任何社会特权……所有这一切，立刻使战时的俄国变得比即使是处于和平时期的其它国家都要自由得多……他们甚至决定从现今农奴主们的手里买回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农民们。
苏维埃不仅有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在彼得格勒还有驻防军的支持），而且能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并能最有效地召集群众采取行动。任何一个苏维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厂由全体工人群众、在营房由全体士兵选出的。作为代议机构，苏维埃的基础要比由普选产生的议会狭窄。它们是一种典型的阶级组织，它的选举方式排斥了上、中层阶级的一切代表。由于选举不是按区域而是按生产单位或军事单位进行的，苏维埃采取革命行动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代表们是立法者、执法者和人民委员，一身数任，自成一体。
3月15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布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宣布接纳士兵代表加入苏维埃，号召士兵选举自己的委员会，接受苏维埃的政治指令，同时不要执行与苏维埃的命令相抵触的任何指示。这项命令特别提醒：士兵们守卫军火仓库、抵制可能由军官作出的解除部队武装的任何企图。第一号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对军官，同时，也引起军官反对苏维埃。立宪民主党和军官团一心要消灭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一心要消灭临时政府。
革命胜利之快使列宁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当时托洛斯基在纽约、斯大林在西伯利亚。他们皆对“二月革命“毫无贡献。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仅有24000人，其中彼得格勒约有2000人，莫斯科600人。
5．武装颠覆临时政府
尚未回国的列宁立即拋出了他的“四月提纲”：一、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二字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二、无产阶级及农民夺取政权，不能使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三、不帮助和信任临时政府；四、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因工人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的形式，并由之召集“宪法会议”。五、建立“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六、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无须诉诸宪法会议，一切重要产业归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七、没收全国银行，建设全国统一银行，直接归政府管理；八、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已经为孟什维克出卖，嗣后应改称：共产党；九、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消灭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应该重新组织无产阶级国际，称为“共产国际”。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反对共和政府为担负国际条约而继续对外战争，却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马上起来夺取政权，可见列宁“要和平是假，要政权为真”；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公然地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政府，指斥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号召“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甚至迫不及待地声明他们要建立的政权，是一个“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连“工农民主专政”这样的说法都不容许，所以，列宁的提纲不过是在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名义之下，对于俄国民主革命和俄国共和政府的专制反扑和公然背叛罢了！
列宁的思想和行为，无疑为德国带去了令之激动不已的好消息。德国当时正两面作战，希望列宁从后方搞垮俄国，让俄国把兵力从前线调开，于是便主动提供专列，让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穿过战线回国。列宁生怕被人民当成奸细，便想出了个自欺欺人的花样，把专列从外头封了起来。一路无事，4月16日火车进了彼得堡的芬兰站，就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的总部——“舞女克舍辛斯卡娅宫”发表演说，称：“保护祖国就等于保护一个集团的资本家……我们不需要议会共和国，我们不需要有产者的民主制。我们除了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不需要任何政府”。列宁充分利用临时政府许诺的自由，用德国人送来的5千万金马克（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文章说：“我1917年底才知道：列宁的党在德国那里至少拿了5千万金马克”），一下子办了40多种刊物报纸。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在前线向军队散发《士兵真理报》、《战壕真理报》作反战宣传，煽动士兵放下枪杆回家，遂造成俄军对德攻势于7月1日惨败。
尚未回国的列宁立即拋出了他的“四月提纲”：一、坚决反对战争，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以革命二字掩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二、无产阶级及农民夺取政权，不能使资产阶级组织临时政府；三、不帮助和信任临时政府；四、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因工人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的形式，并由之召集“宪法会议”。五、建立“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六、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土地，无须诉诸宪法会议，一切重要产业归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七、没收全国银行，建设全国统一银行，直接归政府管理；八、社会民主工党的名声已经为孟什维克出卖，嗣后应改称：共产党；九、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消灭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应该重新组织无产阶级国际，称为“共产国际”。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反对共和政府为担负国际条约而继续对外战争，却要俄国的工人和农民马上起来夺取政权，可见列宁“要和平是假，要政权为真”；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公然地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政府，指斥为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同时又号召“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甚至迫不及待地声明他们要建立的政权，是一个“贫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连“工农民主专政”这样的说法都不容许，所以，列宁的提纲不过是在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名义之下，对于俄国民主革命和俄国共和政府的专制反扑和公然背叛罢了！
列宁的思想和行为，无疑为德国带去了令之激动不已的好消息。德国当时正两面作战，希望列宁从后方搞垮俄国，让俄国把兵力从前线调开，于是便主动提供专列，让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穿过战线回国。列宁生怕被人民当成奸细，便想出了个自欺欺人的花样，把专列从外头封了起来。一路无事，4月16日火车进了彼得堡的芬兰站，就立即在布尔什维克的总部——“舞女克舍辛斯卡娅宫”发表演说，称：“保护祖国就等于保护一个集团的资本家……我们不需要议会共和国，我们不需要有产者的民主制。我们除了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不需要任何政府”。列宁充分利用临时政府许诺的自由，用德国人送来的5千万金马克（19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文章说：“我1917年底才知道：列宁的党在德国那里至少拿了5千万金马克”），一下子办了40多种刊物报纸。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在前线向军队散发《士兵真理报》、《战壕真理报》作反战宣传，煽动士兵放下枪杆回家，遂造成俄军对德攻势于7月1日惨败。
7月16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2万多人的武装示威，他们甚至运来了1万多水兵游行，企图夺取政权。这造成冲突，而且抢劫商店，他们高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旁观者认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恰恰是一切权力归孟尔什唯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例如：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有700—800名代表，而布尔什维克只有100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总委员数256人，其中孟尔什维克104人，社会革命党99人，布尔什维克35人（《苏共党史》俄文版第3卷第一分册第142页）。游行者甚至包围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逮捕了两位议员和两位部长，直至宣布解散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使整个首都陷入混乱之中……法国反间机构手发现大量的德国马克转到布党手中，他们把证据提供给临时政府。
7月17日，临时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联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进行镇压，双方死亡达5百人；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以煽动群众暴动和充当德国间谍罪，于7月19日下令逮捕列宁。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为列宁辩护，说政府是诽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列宁与季诺维也夫。列宁与季诺维也夫吓得化装后逃往芬兰。虽然临时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占了克舍辛斯卡娅的房子，发布了逮捕列宁与季诺维也夫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但它没有取缔布尔什维克及其各级组织。结果，布尔什维克却大办新报刊，到处宣传说：临时政府危害自由，迫害“民主主义者”列宁。列宁迅速转变立场，要求放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被布党中央所否定！
8月9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其主要成员为立宪民主党人、孟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苏维埃决定对接任了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委以最高权力，要他负责重新组阁，并立即组织军队和严肃军纪，藉以捍卫共和国。克伦斯基决定与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和有产者团体等另行组织会议，以代替苏维埃的职能。
8月25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有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召集这次国务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会址特地选在莫斯科，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影响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强大。布尔什维克派则于莫斯科组织并号召罢工以示抗议，甚至造成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场没有电灯照明。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都主张要有一个被赋予全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但科尔尼洛夫认为军官团是这个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独裁者候选人。克伦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苏维埃的压力，但不论愿意与否，他却不得不依靠苏维埃的支持——他自己当时仍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伦斯基希望用军队作为一支平衡力量来遏制苏维埃的要求，而科尔尼洛夫的目标则是要全部解散苏维埃。由于克伦斯基反对左派，又对陆军总司令科尔尼诺夫将军怀有不满和戒心，于是大会各派歧见纷存，不了了之，形同流产。
9月3日，里加被德国占领了。科尔尼洛夫则利用里加的失陷作为反对的借口。9月7日，他命令强大的哥萨克支队进入彼得格勒，并公开收回他忠于政府的誓言。克伦斯基指斥总司令为叛逆，号召苏维埃出面抵制，又在“苏维埃”中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对抗反革命战争委员会”。于是，原来就有武装力量的布尔什维克，便立即要求政府释放7月暴动的被捕者，发放枪枝并成立赤卫军。克伦斯基全部答应。他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发出呼吁，并鼓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家出来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接触。列宁当即指示布尔什维克立即组织赤卫军，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唆使铁路工人停运科尔尼诺夫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如此卓有成效，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不肯攻打彼得格勒。9月12日，科尔尼诺夫的骑兵团司令又突然逮捕了科本人。
50年后克伦斯基回忆说：“我发觉在处理科尔尼诺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拉维尔.科尔尼诺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柯尼洛夫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 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的第一天，他从彼得格勒监狱中逃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後，柯尼洛夫将军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俄国南部地区继续对红军作战。1918年4月，红军发射的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他的指挥所，当场身死。”
布尔什维克借机得以起死回生。9月17日，在彼得堡的苏维埃选举中，布派得票22万张，占33%，较6月前提高一倍；当9月26日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获得明显多数的时候，托洛茨基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可见临时政府之混帐），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这是他在1905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全都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只有托洛茨基无条件地支持列宁）。9月19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又较6月前增加36%……但在全俄779个都市已举行选举的634个都市中，布尔什维克得票仅有2%到7%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两都”的劳动者和不愿打外战的军队。
鉴于苏维埃日趋左倾，各派为护国拟另组机构来替代“社会主义国会——苏维埃”，遂决议选举各阶层代表组织“预备国会”，作为“宪法会议”未召集前行使国会职权的机关。
1917年9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民主会议，并产生了“预备国会”，布尔什维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身在芬兰的列宁激烈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警告同志们不要成为“十足的议会迷”。正是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全力准备武装暴动。
9月26日，在芬兰乡下的列宁已写信给布尔什维克中央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不但能够、而且应当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次日，他又写信给布党中央，指示发动暴动的三个条件已经成熟，绝对不允许丧失机会。这就是列宁在九月所写下的著名的“两封信”。10月9日，列宁公开发表“革命的任务”一文，声称“要使苏维埃把国家政权完全单独掌握到自己的手里”。10月12日，列宁发表“危机成熟了”一文，认为暴动胜利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备，要求他的党立即暴动。
10月20日，预备国会开幕。由农民苏维埃主席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53人。在国外的列宁全力反对该会的召开，命令布派代表扰乱会议，务使预备国会失败。托洛斯基受命在会上宣读预备好了的“退出会议宣言”，他高喊道：“资产阶级们！……虽然伪装成超政治的，但他们已经决定把阻挠宪法会议作为他们的目的了……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声明：我们与卖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宪法会议万岁！……”把自己打扮成“宪法会议”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宣布单独退出会议，克伦斯基仍然在会上宣称：“政府将全力于最短时期内，促成召集宪法会议”。
7月17日，临时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联队对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进行镇压，双方死亡达5百人；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以煽动群众暴动和充当德国间谍罪，于7月19日下令逮捕列宁。孟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为列宁辩护，说政府是诽谤。苏维埃的大多数人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苏维埃中央委员会谴责了列宁与季诺维也夫。列宁与季诺维也夫吓得化装后逃往芬兰。虽然临时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占了克舍辛斯卡娅的房子，发布了逮捕列宁与季诺维也夫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但它没有取缔布尔什维克及其各级组织。结果，布尔什维克却大办新报刊，到处宣传说：临时政府危害自由，迫害“民主主义者”列宁。列宁迅速转变立场，要求放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被布党中央所否定！
8月9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临时联合）政府。其主要成员为立宪民主党人、孟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全俄苏维埃决定对接任了共和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委以最高权力，要他负责重新组阁，并立即组织军队和严肃军纪，藉以捍卫共和国。克伦斯基决定与立宪民主党、革命民主派和有产者团体等另行组织会议，以代替苏维埃的职能。
8月25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有各个政党、各个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国务会议”。召集这次国务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会址特地选在莫斯科，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影响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强大。布尔什维克派则于莫斯科组织并号召罢工以示抗议，甚至造成全国代表会议的会场没有电灯照明。
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都主张要有一个被赋予全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但科尔尼洛夫认为军官团是这个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独裁者候选人。克伦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苏维埃的压力，但不论愿意与否，他却不得不依靠苏维埃的支持——他自己当时仍然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克伦斯基希望用军队作为一支平衡力量来遏制苏维埃的要求，而科尔尼洛夫的目标则是要全部解散苏维埃。由于克伦斯基反对左派，又对陆军总司令科尔尼诺夫将军怀有不满和戒心，于是大会各派歧见纷存，不了了之，形同流产。
9月3日，里加被德国占领了。科尔尼洛夫则利用里加的失陷作为反对的借口。9月7日，他命令强大的哥萨克支队进入彼得格勒，并公开收回他忠于政府的誓言。克伦斯基指斥总司令为叛逆，号召苏维埃出面抵制，又在“苏维埃”中成立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对抗反革命战争委员会”。于是，原来就有武装力量的布尔什维克，便立即要求政府释放7月暴动的被捕者，发放枪枝并成立赤卫军。克伦斯基全部答应。他向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发出呼吁，并鼓励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家出来和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接触。列宁当即指示布尔什维克立即组织赤卫军，发动群众破坏交通，唆使铁路工人停运科尔尼诺夫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在科尔尼洛夫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如此卓有成效，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士兵拒绝服从命令，不肯攻打彼得格勒。9月12日，科尔尼诺夫的骑兵团司令又突然逮捕了科本人。
50年后克伦斯基回忆说：“我发觉在处理科尔尼诺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拉维尔.科尔尼诺夫将军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柯尼洛夫与另外几名涉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军官一起锒铛入狱。 布尔什维克革命发生的第一天，他从彼得格勒监狱中逃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後，柯尼洛夫将军领导了一支白卫军在俄国南部地区继续对红军作战。1918年4月，红军发射的一枚炮弹直接命中他的指挥所，当场身死。”
布尔什维克借机得以起死回生。9月17日，在彼得堡的苏维埃选举中，布派得票22万张，占33%，较6月前提高一倍；当9月26日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获得明显多数的时候，托洛茨基从狱中被保释出来（可见临时政府之混帐），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这是他在1905年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全都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只有托洛茨基无条件地支持列宁）。9月19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又较6月前增加36%……但在全俄779个都市已举行选举的634个都市中，布尔什维克得票仅有2%到7%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两都”的劳动者和不愿打外战的军队。
鉴于苏维埃日趋左倾，各派为护国拟另组机构来替代“社会主义国会——苏维埃”，遂决议选举各阶层代表组织“预备国会”，作为“宪法会议”未召集前行使国会职权的机关。
1917年9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召开全俄民主会议，并产生了“预备国会”，布尔什维克也出席了此次会议。身在芬兰的列宁激烈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党参加民主会议的“错误策略”，警告同志们不要成为“十足的议会迷”。正是在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全力准备武装暴动。
9月26日，在芬兰乡下的列宁已写信给布尔什维克中央说：“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不但能够、而且应当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里来”。次日，他又写信给布党中央，指示发动暴动的三个条件已经成熟，绝对不允许丧失机会。这就是列宁在九月所写下的著名的“两封信”。10月9日，列宁公开发表“革命的任务”一文，声称“要使苏维埃把国家政权完全单独掌握到自己的手里”。10月12日，列宁发表“危机成熟了”一文，认为暴动胜利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备，要求他的党立即暴动。
10月20日，预备国会开幕。由农民苏维埃主席担任大会主席，出席大会的劳动代表344人，中产阶级代表153人，布尔什维克代表53人。在国外的列宁全力反对该会的召开，命令布派代表扰乱会议，务使预备国会失败。托洛斯基受命在会上宣读预备好了的“退出会议宣言”，他高喊道：“资产阶级们！……虽然伪装成超政治的，但他们已经决定把阻挠宪法会议作为他们的目的了……我们，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声明：我们与卖国政府毫无共同之处……宪法会议万岁！……”把自己打扮成“宪法会议”捍卫者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宣布单独退出会议，克伦斯基仍然在会上宣称：“政府将全力于最短时期内，促成召集宪法会议”。
10月16日乔装的列宁从芬兰回到彼得堡后，21日发表“局外人的建议”一文，特别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动法则”的要点，主张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进攻彼得堡。他还特别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宁可全体牺牲，绝不放走敌人！”自然，这个敌人，就是所有志在维护和捍卫俄罗斯共和国的人们，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会主义战友们”。
10月23日，列宁发表了“暴动艺术”一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的起义计划。列宁的亲密追随者和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起义。他们极力主张中央委员会等待政府已答应召集并将由激进派多数控制的国民议会。针对这些议论，列宁重申，等待召开国民议会毫无益处。列宁预言，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响应。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十个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
10月22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成立监管首都军队的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意了。10月25日，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委会，共有80多名委员，其委员中有53名布尔什维克，2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名无政府主义者，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后来是波德沃伊斯基。这是起义的司令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此一无所知。
官方教科书说：俄国二月革命后建立了临时政府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拒绝人民退出世界大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民提出了这些要求。其实，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为了避免妨害收成而暂缓分配土地，主张在过年后把土地分给农民。
官方教科书忽视了“临时政府”的含义。当时临时政府的成员很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其最终目的和布尔什维克并无二致。只是他们视临时政府为一种暂时的权力委托，其合法性并不完整。临时政府不具有宣布退出战争和重新分配全国土地的权力，临时政府是维持会，它的权力只限于在沙皇交出权力之后和全国大选之前的过渡。这届政府并不想为一时的大众支持付出规则被破坏的代价。正是临时政府对规则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许会说这是天真)，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契机。
10月31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起义是冒险，泄露了正在准备起义的机密。很多人都不相信，当时高尔基不相信俄国有如此权欲熏心、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当他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两个领导人)反对政变的声明后，立即要求列宁对关于政变的“谣传”进行辟谣，高尔基认为列宁是一个失去了理智的狂热分子！
11月3日首都卫戍部队完全承认苏维埃为唯一的权力机关，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为直接指挥机关。11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用书面通知说：首都的执政者不是克伦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向所有的卫戍部队发出电话通知：“任何发给卫戍部队的命令，不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签字不能生效。”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首都市郊部队和重要的居民点指派了政委，政委是苏维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
列宁故意将11月4日安排为“首都苏维埃日”，目的是要以大型示威来造成社会混乱，以便“乱中夺权”。游行群众喊出了“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消灭战争”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乱局面开始形成——连克伦斯基最亲信的军队也因列宁的煽动而叛变了。
11月6日晨，临时政府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当此共和国性命悠关的之际，克伦斯基没有忘记“民主程序”，于6日召集“预备国会”以讨论处理方式。虽然他要求镇压列宁的暴动，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代表则发言说：“列宁暴动责任，在政府举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应当弹劾政府。”孟什维克左派代表丹恩虽极力抨击布尔什维克，却又声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必运用武装来对付叛乱者。”……克伦斯基政府的“民主风范”使得这个共和政府，面对叛乱和颠覆，竟然“无所适从”。
与之相反，列宁告诫他的党徒：“认清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待，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6日凌晨，布尔什维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时首都各区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不断汇集到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6日晚上，列宁主张立即发动起义。他连夜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
7日凌晨，托洛茨基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电话局、邮政局、国家银行、火车站、主要政府机关和军事据点。克伦斯基于凌晨逃往前线去调部队。凌晨2点35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紧急会议。托洛斯基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手中。1918年11月斯大林曾指出：“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是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由列宁起草的、宣告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件《告俄国公民书》中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列宁出现在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去掉了假发，接受欢呼，庆祝他们敢于推翻——刚刚推翻了沙皇才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崭新的共和制度……大会通过《告工人、士兵、农民书》。7日下午9时4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轰击冬宫。
7日晚10点40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布尔什维克要求大会批准已经举行的起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抗议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政变，随后退出了会议。8日，大会成立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的武装夺权、解散预备国会和“独霸”苏维埃大会，立即引发了俄国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的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等7日晚退出苏维埃大会后立刻到市杜马大厦，在那里组成了“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提出：急速组成临时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扑灭布尔什维克”的暴动，镇压一切反革命的计划……
逃出魔掌后的克伦斯基，立即与第三炮兵军团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哥萨克军队回攻彼得堡。至11月11日，距彼得堡仅有15里。彼得堡城内，在“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指挥下的军校士官生立即起义响应。列宁一则命令赤卫军抵抗和镇压，二则利用工人组织铁路联合委员会不为克伦斯基运兵。由于哥萨克军队本无决战的信念，第三炮兵军团11月14日战败退却，克伦斯基护国失败。
在莫斯科，11月8日，各党派即已组成“社会安全委员会”，次日向苏维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未获结果；10日，几千军校学生及大学生出而占领莫斯科的中心要地，双方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血战，因列宁从彼得堡调重兵支援，并以大炮轰击，11月14日，莫斯科落入列宁之手。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全俄铁”）是在1917年7月成立的，11月11日全俄铁就政权问题发出紧急电报，说“国内不存在政权……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只依靠一个党，不能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支持。必须建立新的政府……”为此目的，它以举行罢工、停止铁路运行作威胁。同日，全俄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各党派的30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叫做“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议特别委员会”，以准备关于政权成员和关于中止国内战争的措施的建议。列宁主张现在不必同全俄铁对话而是需要把军队派往莫斯科。列宁强调：“谈判应当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主张通过和平纲领、保证在预定的时间内召开“宪法会议”。11月15日，加米涅夫竟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取消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代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列宁不但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而且用党纪来处分他们。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会。而人民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就有11人反对列宁用政治恐怖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残暴的独裁政府，列宁则辱骂他们是“逃兵和工贼”，开除了他们在苏维埃和党内的职务。因此，布党同全俄铁的谈判谈判失败。
针对俄国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护国护法，列宁于12月20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员会”——被列宁称为“革命之白刃”的红色恐怖组织——“契卡”，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列宁说道：“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亿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他认为：“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
10月23日，列宁发表了“暴动艺术”一文；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的起义计划。列宁的亲密追随者和朋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举行起义。他们极力主张中央委员会等待政府已答应召集并将由激进派多数控制的国民议会。针对这些议论，列宁重申，等待召开国民议会毫无益处。列宁预言，如果起义赶快举行，敌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进行抵抗，“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将会起来响应。列宁的意见得到中央委员会内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十个委员的赞同，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对他的动议。
10月22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成立监管首都军队的委员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意了。10月25日，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委会，共有80多名委员，其委员中有53名布尔什维克，21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名无政府主义者，1名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济米尔，后来是波德沃伊斯基。这是起义的司令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对此一无所知。
官方教科书说：俄国二月革命后建立了临时政府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拒绝人民退出世界大战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民提出了这些要求。其实，临时政府鉴于秋收在即，为了避免妨害收成而暂缓分配土地，主张在过年后把土地分给农民。
官方教科书忽视了“临时政府”的含义。当时临时政府的成员很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其最终目的和布尔什维克并无二致。只是他们视临时政府为一种暂时的权力委托，其合法性并不完整。临时政府不具有宣布退出战争和重新分配全国土地的权力，临时政府是维持会，它的权力只限于在沙皇交出权力之后和全国大选之前的过渡。这届政府并不想为一时的大众支持付出规则被破坏的代价。正是临时政府对规则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许会说这是天真)，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契机。
10月31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指责布尔什维克党的武装起义是冒险，泄露了正在准备起义的机密。很多人都不相信，当时高尔基不相信俄国有如此权欲熏心、不择手段的政治家。当他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两个领导人)反对政变的声明后，立即要求列宁对关于政变的“谣传”进行辟谣，高尔基认为列宁是一个失去了理智的狂热分子！
11月3日首都卫戍部队完全承认苏维埃为唯一的权力机关，承认军事革命委员会为直接指挥机关。11月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用书面通知说：首都的执政者不是克伦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向所有的卫戍部队发出电话通知：“任何发给卫戍部队的命令，不经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签字不能生效。”军事革命委员会向首都市郊部队和重要的居民点指派了政委，政委是苏维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
列宁故意将11月4日安排为“首都苏维埃日”，目的是要以大型示威来造成社会混乱，以便“乱中夺权”。游行群众喊出了“打倒克伦斯基政府”、“消灭战争”和“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混乱局面开始形成——连克伦斯基最亲信的军队也因列宁的煽动而叛变了。
11月6日晨，临时政府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当此共和国性命悠关的之际，克伦斯基没有忘记“民主程序”，于6日召集“预备国会”以讨论处理方式。虽然他要求镇压列宁的暴动，社会革命党的左派代表则发言说：“列宁暴动责任，在政府举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应当弹劾政府。”孟什维克左派代表丹恩虽极力抨击布尔什维克，却又声称“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不必运用武装来对付叛乱者。”……克伦斯基政府的“民主风范”使得这个共和政府，面对叛乱和颠覆，竟然“无所适从”。
与之相反，列宁告诫他的党徒：“认清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待，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切……”6日凌晨，布尔什维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时首都各区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不断汇集到布尔什维克党总部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6日晚上，列宁主张立即发动起义。他连夜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
7日凌晨，托洛茨基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电话局、邮政局、国家银行、火车站、主要政府机关和军事据点。克伦斯基于凌晨逃往前线去调部队。凌晨2点35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紧急会议。托洛斯基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手中。1918年11月斯大林曾指出：“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是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分不开的，在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由列宁起草的、宣告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件《告俄国公民书》中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列宁出现在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去掉了假发，接受欢呼，庆祝他们敢于推翻——刚刚推翻了沙皇才创建的俄罗斯共和国及其崭新的共和制度……大会通过《告工人、士兵、农民书》。7日下午9时4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轰击冬宫。
7日晚10点40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布尔什维克要求大会批准已经举行的起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抗议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政变，随后退出了会议。8日，大会成立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的武装夺权、解散预备国会和“独霸”苏维埃大会，立即引发了俄国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会主义派别的强烈反对。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等7日晚退出苏维埃大会后立刻到市杜马大厦，在那里组成了“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提出：急速组成临时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以“扑灭布尔什维克”的暴动，镇压一切反革命的计划……
逃出魔掌后的克伦斯基，立即与第三炮兵军团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指挥哥萨克军队回攻彼得堡。至11月11日，距彼得堡仅有15里。彼得堡城内，在“祖国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员会”指挥下的军校士官生立即起义响应。列宁一则命令赤卫军抵抗和镇压，二则利用工人组织铁路联合委员会不为克伦斯基运兵。由于哥萨克军队本无决战的信念，第三炮兵军团11月14日战败退却，克伦斯基护国失败。
在莫斯科，11月8日，各党派即已组成“社会安全委员会”，次日向苏维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及赤卫军，未获结果；10日，几千军校学生及大学生出而占领莫斯科的中心要地，双方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血战，因列宁从彼得堡调重兵支援，并以大炮轰击，11月14日，莫斯科落入列宁之手。
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全俄铁”）是在1917年7月成立的，11月11日全俄铁就政权问题发出紧急电报，说“国内不存在政权……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只依靠一个党，不能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支持。必须建立新的政府……”为此目的，它以举行罢工、停止铁路运行作威胁。同日，全俄铁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各党派的30名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叫做“制定各党派和组织间协议特别委员会”，以准备关于政权成员和关于中止国内战争的措施的建议。列宁主张现在不必同全俄铁对话而是需要把军队派往莫斯科。列宁强调：“谈判应当是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主张通过和平纲领、保证在预定的时间内召开“宪法会议”。11月15日，加米涅夫竟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提议：取消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代以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列宁不但否决了他们的动议，而且用党纪来处分他们。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会。而人民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就有11人反对列宁用政治恐怖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残暴的独裁政府，列宁则辱骂他们是“逃兵和工贼”，开除了他们在苏维埃和党内的职务。因此，布党同全俄铁的谈判谈判失败。
针对俄国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护国护法，列宁于12月20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员会”——被列宁称为“革命之白刃”的红色恐怖组织——“契卡”，负责“肃清反革命工作”。列宁说道：“假使在俄罗斯的一亿人口中有一千万不愿意服从苏维埃，那我们便将这一千万人的肉体加以毁灭。”他认为：“如果没有恐怖和暴力，无产阶级独裁便成为不可能。”
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在沙皇统治时代，俄国的政党都要求召开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由它来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维克党也不例外。1917年2月革命胜利，临时政府马上宣布筹备立宪会议，同时把一切重大的改革问题(例如土地问题，8小时工作制等)都留待立宪会议决定。
1917年9月27日，当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再一次重申“俄罗斯是共和国”后，便立即宣布将于该年11月25日举行全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十月背叛成功后，为布什维克所独霸的“全俄苏维埃”也在“告工人、士兵、农民书”中明确宣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发动十月政变夺取政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时的临时政府正在筹划召开立宪会议，为俄国制定一部民主的新宪法；立宪会议一旦召开，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占多数，新宪法一旦通过，共党掌权的可能性就是零，因为除了在少数大城市有一定支持者外，共党在俄国尤其是俄国农村根本没有支持者。列宁夺权成功后，就立即提议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理由是：“立宪只有统战的意义”，而当前的使命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立宪会议遂推迟到1918年1月18日召开。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日期不变。
立宪会议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各党派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是“十月叛变”前早已公布了的。1917年11月25日的选举以普选、均等、直接、无记名等为原则；无论男女，年满二十就有选举权；是俄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布尔什维克声称代表多数人统治，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结果对布党很不利。在703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获412名（1917年11月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在选出的由108人组成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占81人），布党只占168名。在4440万20岁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的40%，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39名代表，拥护十月革命的总共才207名，不足全体代表的1/3。
为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老羞成怒的列宁，立即拋出了由他自己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称：“俄国为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立宪会议必须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法令”；并威胁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动口号，任何人及任何机关企图攫取政权的尝试，苏维埃政权将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1918年1月18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的“保卫宪法会议联盟”，决定在陶德里宫前举行和平的游行庆祝。但当游行者向陶德里宫门前进时，立刻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枪击，因为担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绝不要吝惜子弹”，百余参加游行的男女被打死，游行被驱散了。
当列宁得知支持立宪会议的群众被镇压，他才允许立宪会议开幕。陶德里宫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水兵，他们对进宫开会的代表，不是叫嚣“这个人应该挨上一刀”，就是说“把子弹打进这个人的脑袋，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代表们没有因为武装的威胁和死亡的恐惧而退缩。虽然会场外回响着机关枪声，会场内布满了粗野的士兵，多数代表不同意由列宁起草的、在《真理报》上刊登的、并要求立宪会议“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代表们以绝对多数否决了布尔什维克提案和全部政纲。列宁立即带着他的代表团扬长而去，这就是行动的信号。喝得醉熏熏的士兵们开始在会场内大叫大嚷，不断起哄打断代表的发言，更有人举枪向发言的代表瞄准。那些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对兵痞不屑一顾，会议仍然按议程进行。当议长切尔诺夫宣布就一项议案表决时，一个当兵的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拍一下他的肩膀说：“喂，我奉命通知让所有的代表离开会场，士兵们已经累了！”
当议长质问他从那里得到的命令，并说代表们已经疲劳，但仍然要通过一项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时；士兵们咆哮起来：“够了！够了！”随即更多的士兵蜂拥而入，在暴力和混乱中代表们被抓了起来，以后又让契卡把他们统统毙了。当天，布尔什维克就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第二天又宣布用他们所控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立宪会议，成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列宁在苏维埃的中执会上说：“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早已准备好了苏维埃与宪法会议的冲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谁要破坏，我们一定打断他的脊梁骨！”他的嚣声未止，当日，两个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就被列宁的水兵杀死于议院。
1月20日晚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宪法会议令”正式发表。托洛斯基说：“在我们单纯地、公开地、粗暴地去解散宪法会议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形式的民主制度以一个永远再不会复活的最后一击”。就这样，布党敲响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丧钟。
高尔基认为：1918年1月18日对立宪会议的驱散比1905年1月22日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在性质上要恶劣得多。高尔基问道：“1918年1月18日……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他们把宪法会议看做一个能给俄国人民自由表现其意志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上十万工人、农夫，曾为这个梦想而坐牢、而充军、甚至被绞死、被枪杀了。为了这一个神圣的目的，俄罗斯曾经血流成河。现在总算达到了，争取民主的人民也出来欢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员却命令开枪’。……我要请问人民的政治委员们，你们当中也有诚实而又有理性的人，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高尔基指出列宁所引发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兽性”发泄。他给妻子写信说：“这里不再是首都，而是粪坑。”连司法审判也遭到滥用：暴民在街头上审判罪犯，一名小偷的脸被打烂、眼睛被挖出之后，旁边一群儿童却欢呼叫好。一场释放出野蛮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会引来仇恨与邪恶”。电影《列宁在1918》上有高尔基劝列宁不要滥杀知识分子的情节。列宁1919年给高尔基写信谈到：俄国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资本走狗。实际上他们绝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页)。
当第二国际的思想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苏维埃政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消灭了民主”时，列宁立刻给考茨基冠以“叛徒”的罪名。
考茨基认为俄国根本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对十月革命的结论是：“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夺取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而“在一个经济上不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布尔什维克自称是代表工人，可工人在俄国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在这少数的工人中，只有极少数是跟着布尔什维克的。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产业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点三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这就说明这个新政权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实行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只要共产党人要保住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实行专横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1919年在德国的监狱中留下了遗作《论俄国革命》，她指出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早已说过：“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猛烈地摧毁敌人……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国家’作标榜，那简直是大错特错……无产阶级要的是国家，不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消灭敌人”——这就是说：用暴力夺取的政权，也只能用暴力来巩固；所谓自由人民的国家，对列宁而言，连做做样子都不屑一顾……
列宁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先被查封，其它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亦同样遭遇了制裁。在第四次苏维埃大会上，当各社会主义党派发出“我们的报纸已经被封了”的呼声时，列宁则回答说：“这是当然的事情，只可惜还未全部封闭吧！”至1918年5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活报》在内。俄国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已争取到手的言论出版自由，终于被列宁扫荡磬尽。
在沙皇统治时代，俄国的政党都要求召开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由它来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维克党也不例外。1917年2月革命胜利，临时政府马上宣布筹备立宪会议，同时把一切重大的改革问题(例如土地问题，8小时工作制等)都留待立宪会议决定。
1917年9月27日，当克伦斯基的预备国会再一次重申“俄罗斯是共和国”后，便立即宣布将于该年11月25日举行全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十月背叛成功后，为布什维克所独霸的“全俄苏维埃”也在“告工人、士兵、农民书”中明确宣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
列宁发动十月政变夺取政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时的临时政府正在筹划召开立宪会议，为俄国制定一部民主的新宪法；立宪会议一旦召开，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占多数，新宪法一旦通过，共党掌权的可能性就是零，因为除了在少数大城市有一定支持者外，共党在俄国尤其是俄国农村根本没有支持者。列宁夺权成功后，就立即提议推迟召开立宪会议，理由是：“立宪只有统战的意义”，而当前的使命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立宪会议遂推迟到1918年1月18日召开。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日期不变。
立宪会议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各党派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是“十月叛变”前早已公布了的。1917年11月25日的选举以普选、均等、直接、无记名等为原则；无论男女，年满二十就有选举权；是俄国历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选举。布尔什维克声称代表多数人统治，全俄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结果对布党很不利。在703名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人获412名（1917年11月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在选出的由108人组成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占81人），布党只占168名。在4440万20岁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的40%，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39名代表，拥护十月革命的总共才207名，不足全体代表的1/3。
为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老羞成怒的列宁，立即拋出了由他自己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称：“俄国为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立宪会议必须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法令”；并威胁说：“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动口号，任何人及任何机关企图攫取政权的尝试，苏维埃政权将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1918年1月18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的“保卫宪法会议联盟”，决定在陶德里宫前举行和平的游行庆祝。但当游行者向陶德里宫门前进时，立刻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枪击，因为担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绝不要吝惜子弹”，百余参加游行的男女被打死，游行被驱散了。
当列宁得知支持立宪会议的群众被镇压，他才允许立宪会议开幕。陶德里宫的四周，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水兵，他们对进宫开会的代表，不是叫嚣“这个人应该挨上一刀”，就是说“把子弹打进这个人的脑袋，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代表们没有因为武装的威胁和死亡的恐惧而退缩。虽然会场外回响着机关枪声，会场内布满了粗野的士兵，多数代表不同意由列宁起草的、在《真理报》上刊登的、并要求立宪会议“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代表们以绝对多数否决了布尔什维克提案和全部政纲。列宁立即带着他的代表团扬长而去，这就是行动的信号。喝得醉熏熏的士兵们开始在会场内大叫大嚷，不断起哄打断代表的发言，更有人举枪向发言的代表瞄准。那些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们对兵痞不屑一顾，会议仍然按议程进行。当议长切尔诺夫宣布就一项议案表决时，一个当兵的大摇大摆走上主席台，拍一下他的肩膀说：“喂，我奉命通知让所有的代表离开会场，士兵们已经累了！”
当议长质问他从那里得到的命令，并说代表们已经疲劳，但仍然要通过一项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时；士兵们咆哮起来：“够了！够了！”随即更多的士兵蜂拥而入，在暴力和混乱中代表们被抓了起来，以后又让契卡把他们统统毙了。当天，布尔什维克就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第二天又宣布用他们所控制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取代立宪会议，成为俄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列宁在苏维埃的中执会上说：“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早已准备好了苏维埃与宪法会议的冲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谁要破坏，我们一定打断他的脊梁骨！”他的嚣声未止，当日，两个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哥罗什金和辛格诺夫就被列宁的水兵杀死于议院。
1月20日晚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解散宪法会议令”正式发表。托洛斯基说：“在我们单纯地、公开地、粗暴地去解散宪法会议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形式的民主制度以一个永远再不会复活的最后一击”。就这样，布党敲响了俄国民主革命的丧钟。
高尔基认为：1918年1月18日对立宪会议的驱散比1905年1月22日沙皇对请愿工人的镇压在性质上要恶劣得多。高尔基问道：“1918年1月18日……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俄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他们把宪法会议看做一个能给俄国人民自由表现其意志的政治机构，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上十万工人、农夫，曾为这个梦想而坐牢、而充军、甚至被绞死、被枪杀了。为了这一个神圣的目的，俄罗斯曾经血流成河。现在总算达到了，争取民主的人民也出来欢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员却命令开枪’。……我要请问人民的政治委员们，你们当中也有诚实而又有理性的人，你们是不是知道：把他们杀死，是破坏了俄国的民主，是破坏了革命的胜利呢？……”高尔基指出列宁所引发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兽性”发泄。他给妻子写信说：“这里不再是首都，而是粪坑。”连司法审判也遭到滥用：暴民在街头上审判罪犯，一名小偷的脸被打烂、眼睛被挖出之后，旁边一群儿童却欢呼叫好。一场释放出野蛮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只会引来仇恨与邪恶”。电影《列宁在1918》上有高尔基劝列宁不要滥杀知识分子的情节。列宁1919年给高尔基写信谈到：俄国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资本走狗。实际上他们绝不是什么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页)。
当第二国际的思想家考茨基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苏维埃政权不该解散立宪会议、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消灭了民主”时，列宁立刻给考茨基冠以“叛徒”的罪名。
考茨基认为俄国根本不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他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中对十月革命的结论是：“只有在无产者构成居民多数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才能夺取国家政权”；“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而“在一个经济上不是如此不发达，以至于无产阶级还只构成居民少数的国家里”，是不能指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布尔什维克自称是代表工人，可工人在俄国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一、二；而在这少数的工人中，只有极少数是跟着布尔什维克的。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产业工人中只有百分之五点三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党。这就说明这个新政权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实行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其他阶级实行专政。只要共产党人要保住他们的政权，他们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实行专横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1919年在德国的监狱中留下了遗作《论俄国革命》，她指出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早已说过：“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猛烈地摧毁敌人……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国家’作标榜，那简直是大错特错……无产阶级要的是国家，不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消灭敌人”——这就是说：用暴力夺取的政权，也只能用暴力来巩固；所谓自由人民的国家，对列宁而言，连做做样子都不屑一顾……
列宁夺取政权后的次日，即颁令禁止“出版自由”：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先被查封，其它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亦同样遭遇了制裁。在第四次苏维埃大会上，当各社会主义党派发出“我们的报纸已经被封了”的呼声时，列宁则回答说：“这是当然的事情，只可惜还未全部封闭吧！”至1918年5月间，所有不属于共产党的报纸全部被停刊，包括高尔基所办的《新生活报》在内。俄国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已争取到手的言论出版自由，终于被列宁扫荡磬尽。
8．布尔什维克欺骗人民的口号是：“和平、面包、土地”
和平？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在没有进行周密的谈判之前就让俄国军队解除武装，使得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更多的领土。布党的血腥统治激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反抗，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体现。那还是官方容许的正统读物。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布党的统治。一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这在世界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例。
德国人怕布党垮了，还得两线作战，便慷慨给予大量的金钱。为推翻临时政府，德国人给列宁4千万金马克；为巩固列宁的政府，德方又供给他4千万金马克。例如：1917年11月23日德方给列宁1500万马克搞宣传。列宁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8千万金马克。
列宁对德国投桃报李。1918年3月3日，布雷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合约，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几乎整个乌克兰（后来这部份领土在德国战败后又给俄国人占领了），赔款60亿马克。1921年3月18日，由波兰支持的佛兰格尔将军举兵护国，攻势凌厉，列宁又与波兰签订“波苏和约”，同意将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
列宁说：“和约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我有决心、有义务签定屈辱几十倍以至一百倍的和约……以便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并在那里建立军队”。列宁屈辱地退出战争是为了让两伙帝国主义自相残杀、彼此削弱，从而为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成功创造条件。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当时寻找的唯一支持。这就导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和处理国内的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计地到国外去策动革命。正是列宁所创建的第三共产国际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战乱负主要责任：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十月革命把灾难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了这条通往毁灭之路，其中以和平温良著称的佛国柬埔寨发生的民族惨剧最触目惊心，那儿近半数人民进了万人冢。这就是列宁干出来的好事。
后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常把内战的责任诿之于反动派及外国帮凶。可早在1917以前，布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一项中心任务，说要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变为阶级之间的内战。
托洛茨基说：“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专对于一个命该灭亡而不愿意灭亡的阶级而用。”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和1918两年，有1百万人被列宁的共产党处决。十月革命使得俄国在内战中又多熬了3年，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十月政变后，红军往西赶白军的时候，打到一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么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于是，指挥官一个电报给列宁，问：怎么办？列宁回一个电报，谁也想不到他这么回的：“把妓女统统杀掉！”这个档案现在公开了。
1917年12月11日，立宪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被视为“人民的公敌”，强迫他们解散党组织，其党人之大部被逮捕和处决。12月30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会革命党右派。
1918年6月22日，曾大力支持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暗杀了共产党员伏罗达斯基。 6月27日，列宁的共产党将立宪民主党和孟尔什维克左派宣布为非法组织。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之举，其本意是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7月7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组织暴动，占领莫斯科电讯大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列宁。当时正在参加全俄苏维埃第5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捕。7月11日，社会革命党人在乌拉尔山区宣布对德国宣战，并进攻莫斯科。为缓和德国的愤怒，列宁处决了20名社会革命党人。由于担心被囚禁在乌拉尔山区的沙皇一家可能号召人民造反，列宁又下令枪杀沙皇全家……1918年7月17日，叶卡捷琳堡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党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枪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计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位御医、三名很待从。其中：长女22岁，最小的王子才14岁。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人类良知和道义。有人或许会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也处决了国王吗？但那两个国王一是因为发动内战，一是因为里通外国而被公开处死。
8月30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长乌里茨基被一个年轻的学生暗杀；同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谋杀沙皇官员而被囚禁和流放了11年的卡普兰，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行刺列宁，她说：“我早就决心杀死列宁了。我认为他是出卖革命的奸细……”
这一切为列宁对人民施行大屠杀制造了籍口。列宁说：“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6页）。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向全党发出通电：“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必须立即逮捕起来。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需有轻微的迹象，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么动作，便须进行大规模的枪决。”1918年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1918年6月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面对农村的暴动和要征服其它地区与民族，红军将白俄的近两百名将军及其家属包括儿童扣作人质，要这些白俄军官帮助红军打仗，如捣蛋反抗或打了败仗，就杀家属包括儿童。当在这些白俄将军官的帮助下红军终于胜利之后，这些白俄军官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被秘密杀害。
埃萨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一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一度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1918年2月开会时的情况：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 其中有一条， 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包括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的理由是：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 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 ‘好罢，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和平？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在没有进行周密的谈判之前就让俄国军队解除武装，使得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侵占了更多的领土。布党的血腥统治激起了几乎全国人民的反抗，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萧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体现。那还是官方容许的正统读物。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布党的统治。一个政权初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这在世界史上还找不到第二例。
德国人怕布党垮了，还得两线作战，便慷慨给予大量的金钱。为推翻临时政府，德国人给列宁4千万金马克；为巩固列宁的政府，德方又供给他4千万金马克。例如：1917年11月23日德方给列宁1500万马克搞宣传。列宁共从德国人手中获得了8千万金马克。
列宁对德国投桃报李。1918年3月3日，布雷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合约，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割让几乎整个乌克兰（后来这部份领土在德国战败后又给俄国人占领了），赔款60亿马克。1921年3月18日，由波兰支持的佛兰格尔将军举兵护国，攻势凌厉，列宁又与波兰签订“波苏和约”，同意将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
列宁说：“和约是战争的喘息时机，……我有决心、有义务签定屈辱几十倍以至一百倍的和约……以便同大后方保持联系并在那里建立军队”。列宁屈辱地退出战争是为了让两伙帝国主义自相残杀、彼此削弱，从而为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成功创造条件。
世界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当时寻找的唯一支持。这就导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和处理国内的各种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计地到国外去策动革命。正是列宁所创建的第三共产国际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战乱负主要责任：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十月革命把灾难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后有15个国家走上了这条通往毁灭之路，其中以和平温良著称的佛国柬埔寨发生的民族惨剧最触目惊心，那儿近半数人民进了万人冢。这就是列宁干出来的好事。
后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常把内战的责任诿之于反动派及外国帮凶。可早在1917以前，布党的政治纲领中就有一项中心任务，说要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变为阶级之间的内战。
托洛茨基说：“组织苏维埃政权，就是为了内战”；“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专对于一个命该灭亡而不愿意灭亡的阶级而用。”从1826到1905年80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894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1917和1918两年，有1百万人被列宁的共产党处决。十月革命使得俄国在内战中又多熬了3年，牺牲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十月政变后，红军往西赶白军的时候，打到一个城市，红军不动了。为什么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于是，指挥官一个电报给列宁，问：怎么办？列宁回一个电报，谁也想不到他这么回的：“把妓女统统杀掉！”这个档案现在公开了。
1917年12月11日，立宪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被视为“人民的公敌”，强迫他们解散党组织，其党人之大部被逮捕和处决。12月30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会革命党右派。
1918年6月22日，曾大力支持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左派暗杀了共产党员伏罗达斯基。 6月27日，列宁的共产党将立宪民主党和孟尔什维克左派宣布为非法组织。7月6日社会革命党人勃留姆金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之举，其本意是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7月7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在莫斯科组织暴动，占领莫斯科电讯大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列宁。当时正在参加全俄苏维埃第5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全体成员被捕。7月11日，社会革命党人在乌拉尔山区宣布对德国宣战，并进攻莫斯科。为缓和德国的愤怒，列宁处决了20名社会革命党人。由于担心被囚禁在乌拉尔山区的沙皇一家可能号召人民造反，列宁又下令枪杀沙皇全家……1918年7月17日，叶卡捷琳堡秘密警察“契卡”头目按布党中央指示，带领十几名枪手把沙皇一家骗到地下室满门处决。遇害者计沙皇夫妇、四位女儿、一位儿子、一位御医、三名很待从。其中：长女22岁，最小的王子才14岁。枪决后进行了毁尸，历时三天，尸体被毁容，用斧和锯肢解，洒上硫酸，扔到了废矿井里；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人类良知和道义。有人或许会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也处决了国王吗？但那两个国王一是因为发动内战，一是因为里通外国而被公开处死。
8月30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长乌里茨基被一个年轻的学生暗杀；同日，社会革命党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谋杀沙皇官员而被囚禁和流放了11年的卡普兰，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行刺列宁，她说：“我早就决心杀死列宁了。我认为他是出卖革命的奸细……”
这一切为列宁对人民施行大屠杀制造了籍口。列宁说：“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6页）。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向全党发出通电：“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必须立即逮捕起来。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需有轻微的迹象，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么动作，便须进行大规模的枪决。”1918年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据苏共官方统计，仅在1918年6月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面对农村的暴动和要征服其它地区与民族，红军将白俄的近两百名将军及其家属包括儿童扣作人质，要这些白俄军官帮助红军打仗，如捣蛋反抗或打了败仗，就杀家属包括儿童。当在这些白俄将军官的帮助下红军终于胜利之后，这些白俄军官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被秘密杀害。
埃萨克.斯坦因倍格 (Isaac Steinberg) 是一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一度在共产党政府中担任司法人民委员。他描述1918年2月开会时的情况：列宁提出一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 其中有一条， 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就地正法”。这批犯人包括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以及德国奸细等。斯坦因倍格反对这项法令，他的理由是：此项法令的条文“过于苛酷，……势必将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统治”。“列宁对我的反对性意见大为恼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义进行反驳。于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 列宁顿时容光焕发，回答道: ‘好罢，行啊，……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一位被囚的俄国总主教曾于1918年指斥共产党说：“你们曾使俄国人民的手沾染了他们兄弟的鲜血，你们犹以未足；你们肆无忌惮地挑拨人民从事公开的无耻劫掠，蒙蔽了他们的良心，并使他们不畏惧罪恶；但无论你们用什么名义来掩饰你们的罪恶、谋杀、暴行和劫掠，罪恶终归是罪恶，终将受到上苍的惩罚。是的，在你们的统治下，我们将过着一种长时期的恐怖生活，因为你们已经将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毁灭，并代之以野兽般的统治……”
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高叫：“我要请求革命的宝剑，以消灭全部的反革命”。从1917年到1921年，25万人成了“契卡”的牺牲品。那血腥情景，连官方读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都有所描绘。书中角色朱赫来参加了行刑队，每天大批毙人毙到神经快要错乱的地步。
曾炮轰冬宫的喀琅斯达德的水兵们感到了绝望。1921年3月1日，15000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琅施达德举行大会，一个水兵呼喊道：“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共产党。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 这些曾被苏共领导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宣布“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共和国”。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的党员宣布中立。列宁、托洛斯基立即命令6万军队进行歼灭性的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十天之后，被鲜血染红的15000名水兵的尸体，就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
1922年6月8日～7月25日，共产党在俄罗斯的30个城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6人处苦役。1922年苏维埃把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俄罗斯文化的精华）驱逐出境。更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多达200～250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1923年列宁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
契卡首领捷尔任斯基高叫：“我要请求革命的宝剑，以消灭全部的反革命”。从1917年到1921年，25万人成了“契卡”的牺牲品。那血腥情景，连官方读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都有所描绘。书中角色朱赫来参加了行刑队，每天大批毙人毙到神经快要错乱的地步。
曾炮轰冬宫的喀琅斯达德的水兵们感到了绝望。1921年3月1日，15000名水兵和工人们在喀琅施达德举行大会，一个水兵呼喊道：“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那一群共产党。他们现在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而高据在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来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经自相残杀得够了……” 这些曾被苏共领导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宣布“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共和国”。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的党员宣布中立。列宁、托洛斯基立即命令6万军队进行歼灭性的进攻，甚至使用了毒气。十天之后，被鲜血染红的15000名水兵的尸体，就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
1922年6月8日～7月25日，共产党在俄罗斯的30个城市中号召检举社会革命党人，该党的47位领袖被起诉，15人被处决，6人处苦役。1922年苏维埃把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他们构成俄罗斯文化的精华）驱逐出境。更有材料显示，由于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完全没有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多达200～250万人不得不流亡国外！1923年列宁决定对孟什维克进行大围剿，枪杀了3000多名曾与自己共同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战友，其余则被放逐到一年九个月结冰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
面包？有一位苏联共产党的党内专家描述1917年至1920年苏俄的经济状况，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灾难。在俄国各地进行的政权拉锯战，中断了城乡物资流通渠道，加剧了城市的饥荒；而采取生硬的办法瓜分地主、富农土地给农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贵族和富农们的抵制与反对，他们藏匿粮食、宰掉牲畜，加剧了饥荒。
列宁颁布所谓的“余粮征集制法令”，他要把农民的粮食抢光，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据苏共官方统计，在1918年6月以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从1918年开始，俄罗斯发生饥荒；海外和民间救援团体一成立便被取缔，而政府只能救援1/10的饥民，致使520万人活活饿死。当年主持这项救济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达2500万人。
共产党人取缔了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被迫转入地下，成了黑市。那时是把所有拥有余粮或粮食、在黑市出售粮食的农民统统当作投机倒把的敌人，甚至把整个小生产者当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敌对阶级。不久，黑市经济就超过了国营的苏维埃经济。政府故意地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意在消灭人们的存款，结果这个目的达到了，但纸币泛滥成灾，及至1923年苏俄的物价较之1917年的物价已涨了一万万倍。各项生产指标一落千丈。1913年帝俄时代的谷物年产量为7820万吨， 而1920年苏俄的谷物年产量只有4820万吨。1920年的重工业总产量仅及1913年工业总产量的18%，煤炭产量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7%，而钢铁产量只合1913年产量的2.4%。1921年苏俄工业方面雇用员工的人数，尚不及1918年雇用人数的一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1/3。
列宁颁布所谓的“余粮征集制法令”，他要把农民的粮食抢光，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据苏共官方统计，在1918年6月以后的四个月间，列宁派往农村的“武装粮食征集队”，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发反抗的农民杀死。从1918年开始，俄罗斯发生饥荒；海外和民间救援团体一成立便被取缔，而政府只能救援1/10的饥民，致使520万人活活饿死。当年主持这项救济工作的是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受惠者达2500万人。
共产党人取缔了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被迫转入地下，成了黑市。那时是把所有拥有余粮或粮食、在黑市出售粮食的农民统统当作投机倒把的敌人，甚至把整个小生产者当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敌对阶级。不久，黑市经济就超过了国营的苏维埃经济。政府故意地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意在消灭人们的存款，结果这个目的达到了，但纸币泛滥成灾，及至1923年苏俄的物价较之1917年的物价已涨了一万万倍。各项生产指标一落千丈。1913年帝俄时代的谷物年产量为7820万吨， 而1920年苏俄的谷物年产量只有4820万吨。1920年的重工业总产量仅及1913年工业总产量的18%，煤炭产量跌到只合1913年产量的27%，而钢铁产量只合1913年产量的2.4%。1921年苏俄工业方面雇用员工的人数，尚不及1918年雇用人数的一半；而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生活水准的1/3。
土地？列宁要求对资本家、地主、富农和教会的财产实行强制性剥夺。马恩的《共产党宣言》中把农民视为反动势力。列宁也是如此：“我们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去一般地反对农民(《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页)。在布尔什维克国家，贫农拥有土地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就全盘集体化了；农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奴，没有土地、没有财产，完全依附于残酷的新地主——党。斯大林恬不知耻地说：只有通过一党专政、只有通过对全国80%的人口——农民采取强制手段才能取得。“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的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须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5-6页）。
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制，对人民实行奴隶式的强迫劳动。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
列宁发明了集中营，把起来反抗布党统治、以罢工捍卫自己权益的工人阶级投入其中，强迫他们从事奴隶劳动。布党还解散了所有的工会，代之以御用工会。世界上只有苏联式的“工人阶级的天堂”的工会只管发电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一代领导班子里只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成员，而且工人阶级在共党国家的实际地位，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共党国家从来没有过罢工的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1922年，苏联政府在乌克兰等地区征粮时，还强行征兵、禁止农产品市场交易。农民示威抗议，便遭机枪扫射，死伤无数。大约4万农民躲进了深山老林，这些避难者便成为“剿匪”的对象。10万军人和警察别动队来围剿他们，抓到后，就地处决，施放毒气，无所不用其极。4万农民被消灭了3万9千多，剩下的不足1千人被捉起来，关进了集中营。
俄国共产党的支部，深入到各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后来，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宁建党的办法组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他把这些党支部叫做“政权的毛细管组织”。不妨借这个名词来说明：党组织就像血管一样，毛细血管遍布全身，一切社会团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团体，都不能逃脱共产党的控制。一个以“人民的名义”来戕害人民的暴政，一个比历代沙皇还要残暴千倍万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就这样血淋淋地在俄罗斯篡立起来……
1926年1月，徐志摩看到陈毅《纪念列宁》的油印稿后，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认为“共产革命”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劝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评价列宁说：“他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1998年7月17日，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杀80周年之际，其遗骨的安葬仪式在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说道：“整个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只是一个令我们民族感到无比羞耻的历史”。
列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制，对人民实行奴隶式的强迫劳动。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
列宁发明了集中营，把起来反抗布党统治、以罢工捍卫自己权益的工人阶级投入其中，强迫他们从事奴隶劳动。布党还解散了所有的工会，代之以御用工会。世界上只有苏联式的“工人阶级的天堂”的工会只管发电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一代领导班子里只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成员，而且工人阶级在共党国家的实际地位，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共党国家从来没有过罢工的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1922年，苏联政府在乌克兰等地区征粮时，还强行征兵、禁止农产品市场交易。农民示威抗议，便遭机枪扫射，死伤无数。大约4万农民躲进了深山老林，这些避难者便成为“剿匪”的对象。10万军人和警察别动队来围剿他们，抓到后，就地处决，施放毒气，无所不用其极。4万农民被消灭了3万9千多，剩下的不足1千人被捉起来，关进了集中营。
俄国共产党的支部，深入到各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门。后来，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宁建党的办法组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他把这些党支部叫做“政权的毛细管组织”。不妨借这个名词来说明：党组织就像血管一样，毛细血管遍布全身，一切社会团体，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团体，都不能逃脱共产党的控制。一个以“人民的名义”来戕害人民的暴政，一个比历代沙皇还要残暴千倍万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就这样血淋淋地在俄罗斯篡立起来……
1926年1月，徐志摩看到陈毅《纪念列宁》的油印稿后，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认为“共产革命”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劝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
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评价列宁说：“他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1998年7月17日，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杀80周年之际，其遗骨的安葬仪式在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说道：“整个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历史，只是一个令我们民族感到无比羞耻的历史”。
斯大林时代的恶行实肇于列宁。
列宁，又是一头咬人的俄国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