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远征军，60年后的叩问——一篇令我震撼的好文章

这是一篇令我震撼不已的文章，《远征军，60年后的叩问》发表在凤凰周刊2005年25期上，特摘录若干篇章，以飨各位，以下有引号的均为原文。文章虽称不上字字珠玑，但却已经说出了我压抑在心底很久的话，所以我只在若干句子后加上一两句感想。

“六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在我们辽阔破败的国土上，突现出空前的欢腾——日本投降了。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体会那一刻中国人的心情，整个民族如浴火重生地狂喜，终于战胜了强敌，可以告慰忠烈的哀荣。在欢腾的四万万五千万人中，最激动的莫过于数百万的军人。那一刻，无论重庆还是延安，所有的军人眼中都流着同样的泪水。誓言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们相拥喜极而泣。那一刻，没有人怀疑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那一刻，所有军人的前额上缀着同样的帽徽，那颗蓝天映衬的棱角分明的太阳，是中国军人的标志与胜利者的光荣。”
“我们认识许多在那一天欢呼的军人们，但岁月将他们分为两群人：一群是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他们英勇抗战的故事充满着我们的文字、美术和、电影和课本中，只是他们绝口不提那颗青天白日的帽徽，那帽徽成了耻辱，成了赃物。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在那场欢呼仅仅几年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次欢呼。而另一次欢呼中，并未包括当年与他们遥相呼应共庆民族独立的另一群抗日军人，那群军人因着头上也曾经戴过那颗可憎的帽徽，而从此走上终生的赎罪之路。”
“几年来，我们在做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调查中，陆续认识了这一群人中的好几位，他们一概衰老、疾病、孤寂地苦度着风烛残年。一开始听他们讲年轻时与日本作战的时期，听来如童话一般。你怎么也无法想象，面前这踉跄挪步、弯腰驼背、卑微谨言的老人，竟在当年如此地厮杀于战阵，如此地无畏与豪迈。”

一位叫张子文的老人，当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炮兵科，任远征军长官部参谋。抗战结束后，部队北调，他预知内战将起，决意退伍，去昆明重入大学，后来回保山做了中学教员。就这样一位投身抗战而未参加过内战的军人，却在“1956年的一天，被找去谈话，黑暗开始了，他不得任何申辩，甚至没有机会告别妻女，便被投入劳改农场，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此一别，妻离子散。（被卫立煌赞为）“青年才俊”的张子文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中，熬干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八十年代初被平反释放、恢复教师工作时，已到了退休年龄。”
“张子文老人患有腰疾，上下车都非常困难，但知道我们要去寻找远征军长官部旧址，毫不推辞陪着前往，颠簸了整整一天。87岁的抗战军人挺直着腰，与老伴相携着在山路上蹒跚而行。无以为报的我们，请他收下以劳务费之名的几百元钱，老人拒绝之坚，重现沙场风骨。前不久，几位美国援华阵亡军人的后代来到云南，与张子文老人在保山见面，老人以流利的英语对话，遥忆当年连队上美军顾问的故事。那天老人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衫，整洁的西服，几小时的交谈，没有提一句自己在战后的苦难。那种为抗战中国自豪的神情，绝不逊色任何一国胸前挂满勋章的二战英雄。我们知道，在那一刻，在那几位美国人的心里，张子文老人就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位陈宝文老人，92岁，也是中央军校炮兵科毕业，滇西反攻时任第11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抗战结束后回到昆明打理自家产业——昆明最大的酱菜园。公私合营后，陈变成了普通工人，随后被当家作主的穷哥们揭发历史问题和剥削罪恶，结果被扫地出（自家产业）门。为了养家，老人当苦力拉板车。六十年代连板车都不让拉了，下放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小山村改造。平反后靠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
“就是这位被社会如蔽履搬抛弃的老人，用他老去的生命翻译了大量美国陆军援华顾问团的资料，他知道这东西不能换来稿费，但是这般如此重要的史实，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前不久，我们看央视访谈，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史迪威的专家侃侃而谈，谓史迪威的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光亭注，这就是我们的所谓专家的水平！）陈宝文的资料告诉我们，以史迪威为司令，弗兰克·多尔将军为参谋长的美国陆军Y部队有四千多美国军人，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同中国官兵一起与日寇浴血作战。原本规定美军不上第一线，但仍有多位美军官兵在激战中冲了上去，共有19人阵亡。多尔将军在战后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并由于他独特的工作位置，美国陆军部档案馆专门设立了《多尔文献》这个专项。我们一行几个朋友赴滇原本就是为了拍摄Y部队的阵亡者的故事：《寻找美军少校梅姆勒》记录片。此前我们为查部队阵亡名单颇多周折，史迪威将军的孙子得悉此事后也加入寻找的队伍，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美国军方随即提供了部队的所有资料并附上谢意。”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有无数仁人志士蒙冤而死时候都会凛然地说：历史将会还我清白。之后，慷慨赴死。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历史也会死去，他们还能死得那样从容吗？仅仅六十年前的历史，在我们迈出双脚去用心丈量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现代史已经开始了死亡的进程。”
“日本侵略中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规模的、以毁灭我们文化为目的，进而亡国灭族的入侵，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对侵略者最坚决、最广泛、最光荣的一次抵抗。整个民族的主流精英没有人说过投降的话，国共两党消弭内战，共同唤起国人空前的民族意识，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可惜的是，如此光荣的历史，从掀起之日起，就被淹没在自己的政治风浪中。那是一次空前的民族战争，它的意义本应超过一切政治与党派的纷争，因为，民族比王朝更长命，这是五千年告诉我们的不争史实。”
“本着对历史认真的态度，当六十年胜利纪念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六十年祭，我们应该纪念胜利？还是应该纪念抵抗呢？首先，我们胜利了吗？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阿Q传统的国度里，可能很少有人这样思考过这个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军事与工业实力的巨大差距，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直至战争后期，除滇西、缅北等地，中国军队并无全局性战略反攻的发动，大多数地区仍呈守势，战中仍是败多胜少。不应讳言，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我们并没有胜。但是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而我们是这个同盟的成员国，我们的胜利更多的来自全民族不屈抵抗的道德感和为此赢得的民族尊严。而且，这抵抗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党派与军队。六十年一个轮回，对于我们民族有从头开始的意思。因此六十年祭应该是一次消弭政党抗战的沉痛，重塑民族抗战史实的良机。”（光亭注：说得好！）

“胜利已经六十年，我们对同族军队不抵抗的指责已经延续了整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长到几乎与人的生命相同，就因为兄弟阋墙，就该让我们众多的抗战者在漫长的人生中活得比投降的敌人还惶恐，比失败的侵略者还耻辱吗？（光亭注：真是一针见血啊！）过去几十年大陆民政单位出台过若干救助政策，但是这一部分抗战老兵却不包括在内。流落在云南的滇西反攻的老兵曾经有数千人，至今在世的也只有百余人，仅我们三五年间采访过的几十位老兵去世已近半。他们真的与历史无冤无仇，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能有一点微薄的老兵救助基金，就能让这些风烛残年的衰老军人在以身捍国六十年之后真正体会到来自后代同胞的些许温暖；让这些不久于人士的老人将我们的感恩之心带给先死的殉国者；让他们最后的微笑原谅我们六十年偏见给他们的创伤，他们的同胞曾在这伤口上撒盐，虽然六十年的创伤早已结痂了，但让我们哪怕再晚，为他们盖上薄薄一层纱布吧。仅仅因为政治，让哪怕一位以身许国的军人蒙冤即是罪过，而让整整一代热血报国的军人在人们的淡忘中孤独地终老，则是全民族的耻辱。我们再多重复对胜利的欢呼，哪怕一百年，一千年之后，此时此事不做，我们这个胜利的民族将永世蒙羞。”
“在第一个六十年祭来到时候，许多的部门在忙于办展览、办演出、拍虚构的电视剧，但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许多事情。战争结束之后的1947年到1949年间，美国政府组织了专门机构迁回所有在海外战死的阵亡者遗骨。我们见过美国陆军部档案里极其严谨的移葬报告，有埋葬地的地名、经纬度、阵亡时间、阵亡者军阶及军人号码、移葬时间、移葬负责人的姓名、移葬的过程等等。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不惜代价也移葬了在缅甸的阵亡者遗骨。只要看看缅甸满街的日本车、金碧辉煌的佛塔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就知道鬼子对他们的阵亡者是花巨资的。他们手持战争期间的遗骨埋葬图，盖了房子的拆房子，修了路的扒路。他们用钱开道，修了无数的慰灵塔，就连菊花团的七百多匹战马都慰了灵。而中国抗战军人的遗骨和坟墓呢？1942年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在缅甸战死数万人，几十年过去，没有得到任何的慰籍，甚至连所有的纪念碑和墓地全都毁了。国内的抗日将士阵亡者墓地以及纪念碑今又何在？据悉，除了云南腾冲40年代建、60年代毁、80年代重修的国殇墓园，90年代初云南德宏重修的远征军纪念碑外，各地的墓地和纪念碑也是毁得一干二净了。如此爱修墓的一个民族，如此对祖宗崇敬有加的一个民族，是否该为那些成千上万的殉国者、为那些60年前让我们民族免于灭顶之灾的前辈英烈留下一部完整一些、准确一些的历史和一块石碑呢？”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而我们的镜子好似毛玻璃做的，这样的史实能照见我们民族清晰的未来吗？”


估计这里有些人是不会喜欢这篇文章的——转贴者说
[em05]
这是一篇令我震撼不已的文章，《远征军，60年后的叩问》发表在凤凰周刊2005年25期上，特摘录若干篇章，以飨各位，以下有引号的均为原文。文章虽称不上字字珠玑，但却已经说出了我压抑在心底很久的话，所以我只在若干句子后加上一两句感想。

“六十年前的八月十五日，在我们辽阔破败的国土上，突现出空前的欢腾——日本投降了。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体会那一刻中国人的心情，整个民族如浴火重生地狂喜，终于战胜了强敌，可以告慰忠烈的哀荣。在欢腾的四万万五千万人中，最激动的莫过于数百万的军人。那一刻，无论重庆还是延安，所有的军人眼中都流着同样的泪水。誓言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们相拥喜极而泣。那一刻，没有人怀疑历史会永远铭记他们；那一刻，所有军人的前额上缀着同样的帽徽，那颗蓝天映衬的棱角分明的太阳，是中国军人的标志与胜利者的光荣。”
“我们认识许多在那一天欢呼的军人们，但岁月将他们分为两群人：一群是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他们英勇抗战的故事充满着我们的文字、美术和、电影和课本中，只是他们绝口不提那颗青天白日的帽徽，那帽徽成了耻辱，成了赃物。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在那场欢呼仅仅几年之后，又迎来了另一次欢呼。而另一次欢呼中，并未包括当年与他们遥相呼应共庆民族独立的另一群抗日军人，那群军人因着头上也曾经戴过那颗可憎的帽徽，而从此走上终生的赎罪之路。”
“几年来，我们在做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调查中，陆续认识了这一群人中的好几位，他们一概衰老、疾病、孤寂地苦度着风烛残年。一开始听他们讲年轻时与日本作战的时期，听来如童话一般。你怎么也无法想象，面前这踉跄挪步、弯腰驼背、卑微谨言的老人，竟在当年如此地厮杀于战阵，如此地无畏与豪迈。”

一位叫张子文的老人，当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炮兵科，任远征军长官部参谋。抗战结束后，部队北调，他预知内战将起，决意退伍，去昆明重入大学，后来回保山做了中学教员。就这样一位投身抗战而未参加过内战的军人，却在“1956年的一天，被找去谈话，黑暗开始了，他不得任何申辩，甚至没有机会告别妻女，便被投入劳改农场，罪名是历史反革命。此一别，妻离子散。（被卫立煌赞为）“青年才俊”的张子文在二十多年的牢狱生涯中，熬干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八十年代初被平反释放、恢复教师工作时，已到了退休年龄。”
“张子文老人患有腰疾，上下车都非常困难，但知道我们要去寻找远征军长官部旧址，毫不推辞陪着前往，颠簸了整整一天。87岁的抗战军人挺直着腰，与老伴相携着在山路上蹒跚而行。无以为报的我们，请他收下以劳务费之名的几百元钱，老人拒绝之坚，重现沙场风骨。前不久，几位美国援华阵亡军人的后代来到云南，与张子文老人在保山见面，老人以流利的英语对话，遥忆当年连队上美军顾问的故事。那天老人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衫，整洁的西服，几小时的交谈，没有提一句自己在战后的苦难。那种为抗战中国自豪的神情，绝不逊色任何一国胸前挂满勋章的二战英雄。我们知道，在那一刻，在那几位美国人的心里，张子文老人就是我们民族的尊严。”

还有一位陈宝文老人，92岁，也是中央军校炮兵科毕业，滇西反攻时任第11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抗战结束后回到昆明打理自家产业——昆明最大的酱菜园。公私合营后，陈变成了普通工人，随后被当家作主的穷哥们揭发历史问题和剥削罪恶，结果被扫地出（自家产业）门。为了养家，老人当苦力拉板车。六十年代连板车都不让拉了，下放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小山村改造。平反后靠微薄的退休金艰难度日。
“就是这位被社会如蔽履搬抛弃的老人，用他老去的生命翻译了大量美国陆军援华顾问团的资料，他知道这东西不能换来稿费，但是这般如此重要的史实，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前不久，我们看央视访谈，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史迪威的专家侃侃而谈，谓史迪威的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光亭注，这就是我们的所谓专家的水平！）陈宝文的资料告诉我们，以史迪威为司令，弗兰克·多尔将军为参谋长的美国陆军Y部队有四千多美国军人，在整个滇西反攻中与中国远征军混合编成，同中国官兵一起与日寇浴血作战。原本规定美军不上第一线，但仍有多位美军官兵在激战中冲了上去，共有19人阵亡。多尔将军在战后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并由于他独特的工作位置，美国陆军部档案馆专门设立了《多尔文献》这个专项。我们一行几个朋友赴滇原本就是为了拍摄Y部队的阵亡者的故事：《寻找美军少校梅姆勒》记录片。此前我们为查部队阵亡名单颇多周折，史迪威将军的孙子得悉此事后也加入寻找的队伍，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令人感动的！美国军方随即提供了部队的所有资料并附上谢意。”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有无数仁人志士蒙冤而死时候都会凛然地说：历史将会还我清白。之后，慷慨赴死。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历史也会死去，他们还能死得那样从容吗？仅仅六十年前的历史，在我们迈出双脚去用心丈量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现代史已经开始了死亡的进程。”
“日本侵略中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规模的、以毁灭我们文化为目的，进而亡国灭族的入侵，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对侵略者最坚决、最广泛、最光荣的一次抵抗。整个民族的主流精英没有人说过投降的话，国共两党消弭内战，共同唤起国人空前的民族意识，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可惜的是，如此光荣的历史，从掀起之日起，就被淹没在自己的政治风浪中。那是一次空前的民族战争，它的意义本应超过一切政治与党派的纷争，因为，民族比王朝更长命，这是五千年告诉我们的不争史实。”
“本着对历史认真的态度，当六十年胜利纪念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六十年祭，我们应该纪念胜利？还是应该纪念抵抗呢？首先，我们胜利了吗？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阿Q传统的国度里，可能很少有人这样思考过这个问题，由于中日两国军事与工业实力的巨大差距，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直至战争后期，除滇西、缅北等地，中国军队并无全局性战略反攻的发动，大多数地区仍呈守势，战中仍是败多胜少。不应讳言，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战场，我们并没有胜。但是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努力下，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而我们是这个同盟的成员国，我们的胜利更多的来自全民族不屈抵抗的道德感和为此赢得的民族尊严。而且，这抵抗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党派与军队。六十年一个轮回，对于我们民族有从头开始的意思。因此六十年祭应该是一次消弭政党抗战的沉痛，重塑民族抗战史实的良机。”（光亭注：说得好！）

“胜利已经六十年，我们对同族军队不抵抗的指责已经延续了整整一个甲子。一个甲子长到几乎与人的生命相同，就因为兄弟阋墙，就该让我们众多的抗战者在漫长的人生中活得比投降的敌人还惶恐，比失败的侵略者还耻辱吗？（光亭注：真是一针见血啊！）过去几十年大陆民政单位出台过若干救助政策，但是这一部分抗战老兵却不包括在内。流落在云南的滇西反攻的老兵曾经有数千人，至今在世的也只有百余人，仅我们三五年间采访过的几十位老兵去世已近半。他们真的与历史无冤无仇，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能有一点微薄的老兵救助基金，就能让这些风烛残年的衰老军人在以身捍国六十年之后真正体会到来自后代同胞的些许温暖；让这些不久于人士的老人将我们的感恩之心带给先死的殉国者；让他们最后的微笑原谅我们六十年偏见给他们的创伤，他们的同胞曾在这伤口上撒盐，虽然六十年的创伤早已结痂了，但让我们哪怕再晚，为他们盖上薄薄一层纱布吧。仅仅因为政治，让哪怕一位以身许国的军人蒙冤即是罪过，而让整整一代热血报国的军人在人们的淡忘中孤独地终老，则是全民族的耻辱。我们再多重复对胜利的欢呼，哪怕一百年，一千年之后，此时此事不做，我们这个胜利的民族将永世蒙羞。”
“在第一个六十年祭来到时候，许多的部门在忙于办展览、办演出、拍虚构的电视剧，但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许多事情。战争结束之后的1947年到1949年间，美国政府组织了专门机构迁回所有在海外战死的阵亡者遗骨。我们见过美国陆军部档案里极其严谨的移葬报告，有埋葬地的地名、经纬度、阵亡时间、阵亡者军阶及军人号码、移葬时间、移葬负责人的姓名、移葬的过程等等。上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不惜代价也移葬了在缅甸的阵亡者遗骨。只要看看缅甸满街的日本车、金碧辉煌的佛塔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就知道鬼子对他们的阵亡者是花巨资的。他们手持战争期间的遗骨埋葬图，盖了房子的拆房子，修了路的扒路。他们用钱开道，修了无数的慰灵塔，就连菊花团的七百多匹战马都慰了灵。而中国抗战军人的遗骨和坟墓呢？1942年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在缅甸战死数万人，几十年过去，没有得到任何的慰籍，甚至连所有的纪念碑和墓地全都毁了。国内的抗日将士阵亡者墓地以及纪念碑今又何在？据悉，除了云南腾冲40年代建、60年代毁、80年代重修的国殇墓园，90年代初云南德宏重修的远征军纪念碑外，各地的墓地和纪念碑也是毁得一干二净了。如此爱修墓的一个民族，如此对祖宗崇敬有加的一个民族，是否该为那些成千上万的殉国者、为那些60年前让我们民族免于灭顶之灾的前辈英烈留下一部完整一些、准确一些的历史和一块石碑呢？”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而我们的镜子好似毛玻璃做的，这样的史实能照见我们民族清晰的未来吗？”


估计这里有些人是不会喜欢这篇文章的——转贴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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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12 10:08:3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