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舰弹道导弹的反响谈起

多年前在老舰船论坛上，争论最为火热的话题之一便是反航母作战。1996年台海危机带来的刺激是极为深刻的，而整个90年代美国航母战斗群在世界各地施加军事影响，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潜艇打航母、飞机打航母之外，很早便有人提出了弹道导弹打航母的设想，如今反舰弹道导弹从传说走入了现实。

今天回想起来，反舰弹道导弹的构想是基于中国的航空兵实力逊色这一基本事实。利用海军舰队较为薄弱的反导防御能力，通过高速弹道式攻击来突破美军的外围防御圈，直取敌航母。然而，根据二战以来的军事经验，航空兵是海岸防御作战的骨干力量。无论是中途岛、瓜岛、菲律宾、冲绳，还是冷战时期苏联构建的庞大反航母作战体系，航空兵都居于核心位置。由于太空侦察力量和核潜艇的发展，反航母作战的手段更加的丰富。特别是信息化作战体系的出现更是让高速突防弹药获得了发展空间。反舰弹道导弹的技术路线与美国潘兴2弹道导弹是相同的，但是进行了大幅度的强化。为了打击机动化的“时间敏感”目标，反舰弹道导弹必须获得天基、空基ISR系统的实时信息保障，并且具备强大的机动变轨能力，方可击中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即便有10万吨排水量，航母在海上仍是渺小的。

反舰弹道导弹展现了信息化作战与机械化作战之间的互动关系。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社会在短短二百多年间完成了三次科技跃进。每一次科技跃进意味着全球化和资本利润扩张，资本不断寻找新的产业，不断扩充产业链条，从而保证自己的边际利润率不至于陷入下降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以至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被纳入到了这个全球化的进程里来。美国到处干涉世界各地的事务，说到底是全球化的资本利益的驱使——今天我们不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造“远海护卫”的海军舰队吗？而工业化、机械化之后，现代化国家已经解决了一系列现代战争的前提要素：
（1）基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能力；
（2）摩托化的后勤和机械化的陆地推进能力；
（3）空中作战和水下作战；
（4）远程战略打击。

上述能力在二战后就已经基本确立了。而核武器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对信息化的需求，无论是研发核武器所需要的超级计算机和信息网络，还是在大幅度疏散的地面、海上、空中战场进行自动化指挥、引导的指挥系统，或者是远程战略导弹、防空截击系统、高度保密的通信系统等等，可以说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今天的信息网络，原本是为了核战争而服务的。中国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错过了工业化和机械化两个波次潮流，但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代获得了和平建设的战略周期。于是在短短几十年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几乎是狼吞虎咽的消化了西方国家花费二百年时间完成的技术革命。而军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集体，历史传统造就的影响力十分深刻。同时，快速的技术更新换代也加大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如果在上一代武器系统的投资上投入过多，那么下一代武器系统的更新就要面临压缩规模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军队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苏联武装力量在冷战末期拥有的数以万计的机械化平台，各个时期积累下来的装备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我国今天的武器系统里，一代、二代、三代甚至四代装备都有可能会同期服役，展现出一幅四世同堂的场面。

为了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应对急迫的国防安全需求，我国在90年代末期以来开发了不少“应急”装备，海军的22型导弹艇、二炮的反舰弹道导弹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武器系统的针对性越强，它的灵活适应能力也就越差，一旦脱离了原有的战略、战术环境，便会失去价值。但是，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展历程非常值得军事史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在面对强敌时如何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抵抗，反舰弹道导弹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毕竟，要想弥补机械化差距，要付出很高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而利用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个防守反击体系反而更加容易一些。

反舰弹道导弹本质上是一种“海岸炮兵”武器，当然是极致版的岸防工具。与过往的岸防工具相比，它需要复杂的ISR系统的支援才能发挥作用。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ISR系统的效能决定了远程精确打击系统的能力上限，也是远程火力战的基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这种火力战更加遥远更加精确，但是除非有新的机动载具来突破它，否则下一代的战争将会再度进入火力决胜的阶段。

多年前在老舰船论坛上，争论最为火热的话题之一便是反航母作战。1996年台海危机带来的刺激是极为深刻的，而整个90年代美国航母战斗群在世界各地施加军事影响，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潜艇打航母、飞机打航母之外，很早便有人提出了弹道导弹打航母的设想，如今反舰弹道导弹从传说走入了现实。

今天回想起来，反舰弹道导弹的构想是基于中国的航空兵实力逊色这一基本事实。利用海军舰队较为薄弱的反导防御能力，通过高速弹道式攻击来突破美军的外围防御圈，直取敌航母。然而，根据二战以来的军事经验，航空兵是海岸防御作战的骨干力量。无论是中途岛、瓜岛、菲律宾、冲绳，还是冷战时期苏联构建的庞大反航母作战体系，航空兵都居于核心位置。由于太空侦察力量和核潜艇的发展，反航母作战的手段更加的丰富。特别是信息化作战体系的出现更是让高速突防弹药获得了发展空间。反舰弹道导弹的技术路线与美国潘兴2弹道导弹是相同的，但是进行了大幅度的强化。为了打击机动化的“时间敏感”目标，反舰弹道导弹必须获得天基、空基ISR系统的实时信息保障，并且具备强大的机动变轨能力，方可击中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即便有10万吨排水量，航母在海上仍是渺小的。

反舰弹道导弹展现了信息化作战与机械化作战之间的互动关系。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社会在短短二百多年间完成了三次科技跃进。每一次科技跃进意味着全球化和资本利润扩张，资本不断寻找新的产业，不断扩充产业链条，从而保证自己的边际利润率不至于陷入下降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以至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被纳入到了这个全球化的进程里来。美国到处干涉世界各地的事务，说到底是全球化的资本利益的驱使——今天我们不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造“远海护卫”的海军舰队吗？而工业化、机械化之后，现代化国家已经解决了一系列现代战争的前提要素：
（1）基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能力；
（2）摩托化的后勤和机械化的陆地推进能力；
（3）空中作战和水下作战；
（4）远程战略打击。

上述能力在二战后就已经基本确立了。而核武器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对信息化的需求，无论是研发核武器所需要的超级计算机和信息网络，还是在大幅度疏散的地面、海上、空中战场进行自动化指挥、引导的指挥系统，或者是远程战略导弹、防空截击系统、高度保密的通信系统等等，可以说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今天的信息网络，原本是为了核战争而服务的。中国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错过了工业化和机械化两个波次潮流，但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代获得了和平建设的战略周期。于是在短短几十年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几乎是狼吞虎咽的消化了西方国家花费二百年时间完成的技术革命。而军队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集体，历史传统造就的影响力十分深刻。同时，快速的技术更新换代也加大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如果在上一代武器系统的投资上投入过多，那么下一代武器系统的更新就要面临压缩规模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军队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苏联武装力量在冷战末期拥有的数以万计的机械化平台，各个时期积累下来的装备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我国今天的武器系统里，一代、二代、三代甚至四代装备都有可能会同期服役，展现出一幅四世同堂的场面。

为了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应对急迫的国防安全需求，我国在90年代末期以来开发了不少“应急”装备，海军的22型导弹艇、二炮的反舰弹道导弹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武器系统的针对性越强，它的灵活适应能力也就越差，一旦脱离了原有的战略、战术环境，便会失去价值。但是，反舰弹道导弹的发展历程非常值得军事史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国家在面对强敌时如何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抵抗，反舰弹道导弹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毕竟，要想弥补机械化差距，要付出很高的时间和物质成本，而利用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个防守反击体系反而更加容易一些。

反舰弹道导弹本质上是一种“海岸炮兵”武器，当然是极致版的岸防工具。与过往的岸防工具相比，它需要复杂的ISR系统的支援才能发挥作用。在信息技术革命时代，ISR系统的效能决定了远程精确打击系统的能力上限，也是远程火力战的基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这种火力战更加遥远更加精确，但是除非有新的机动载具来突破它，否则下一代的战争将会再度进入火力决胜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