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与浮夸风的形成

      四、 如何制造给官僚精英群体工作压力及传递机制
      
       　　
       　　我们刚才讲了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实施管理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控制权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规则中间，精英们基本上没有与控制权相一致的剩余索取权，消费层次与平民阶层落差太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在这两个视野里去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分歧和争执，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的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既没有捞到他们满意的好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下精英们的管理工作还特别不好做。
       　　
       　　关于管理和控制权问题，在这里我们讲两件事，一个是明代晚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搞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然后再用这个特务机构去控制各地的官吏。对于这样的选择，原来我完全不懂，就跟着咱们的教授们认为皇帝很腐败无能，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形式很落后，他们除了残酷专制之外，管理水平不行，最后落实到“坏人不办好事”的解释上。到1990年代看到朱鎔基搞财税改革之后，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央政府收入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地方政府拒绝给中央政府上缴收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和控制权不足，最后没有办法了，到93年94年的时候干脆进行税制改革，建立两套平行的税收机构，以大幅度膨胀收税机构、人员和收税成本为代价，把主要的税种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支出不足然后再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转移和补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地方政府，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朱鎔基的税收制度改革背景，与晚明时代背景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僚群体失去了正面的良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晚明的皇帝在失去了良性的影响力以后，他就使坏招，反正我没办法从正面影响你的话，你们这些个官僚还要不要命吧，我派的特务就在你边上，搞不好就搜集你的证据搞一个满门抄斩，用这个东西来吓唬你，控制你，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穷途末路，或者说是管理的破产，管理手段的破产，最后只能用这种流氓特务的方式来控制官员，这说明整个行政体系里的制度和程序控制方式完全失效。在深圳也流传了一个笑话，真假不清楚，就是说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用办公室和已经登记的手机跟朋友通话，而是跑到街上打公用电话才说点私房话，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
       　　
       　　在政府失去对各级官僚精英群体的良性影响力方面，有一个农民编成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是说“村骗乡来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基层不兑现。”农民具有痛切感受的沉重负担问题，中央为此发了几十个减负文件，严厉要求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农民纯收入5%以内，但是多少年来从来不生效。
       　　
       　　如果官僚精英群体变成了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行政权力，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非常可怕的，足以使一切行政管理和控制手段失效，跟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去追求自身利益那个利益份额相比，中央政府能够采用的制裁措施就很难管用了，良性管理手段失效了。如果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向经济人方向发展，贪污被抓的几率很低，贪污的风险很小，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建立瓜分经济利益的同盟进行相互勾结，以实现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过程，这个时候就是上上下下各种权力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进行突破就很困难了。韩非子里面有个预言故事“社鼠城狐”之患，说老鼠和狐狸跑到人们不便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地方躲起来，以逃避被抓的风险，用来官僚精英群体自己贪污，却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向国家政权转嫁成本和风险，以逃避受制裁的可能。辽宁的反腐败的力度一度比较大，结果形成一些政府官员根本拒绝办事的后果，最近国家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说，公布审计报告打击了国电职工的积极性，基本上还是先秦社鼠城狐的故智。
       　　
       　　政治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国家目标，保证努力方向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运用权力去组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发展生产，势必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如果这个精英群体实现了整体化，显然他们“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模式就具备了条件，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控制手段去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良性的影响力呢？在这样的视野里，回顾毛泽东时代和后来的文革大民主运动就很有意思。
       　　
       　　三面红旗是58年正式表述的，但实际上整体框架在56年就已经全面具备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我们国家工商业改造已经完成了，私人资本已经被赎买了，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里面了，新中国建设已经完全排斥了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在政治报告肯定了业已完成的既成事实并得到通过以后，三面红旗的实质性内容都已经具备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模式和农业依靠集体化来增产的路径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规划。
       　　
       　　官僚精英群体的个人只要是没有真正实现“非经济人化”，就必然要有所抗拒。在这个视野立去回顾从56年到58年的高层分歧，显然就有很不同的判断。虽然政策已经确定，但是要很好地落实还是需要做工作。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做了许多探索，并试图引用党内的力量去促使党内工作作风的转变；在1957年的“整顿三风”中间，毛泽东要求实现开门整风，要知识精英出来说话，试图让他们的批评成为党内官僚精英群体工作的良性压力。结果反而引致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弹，变成了一次反右运动，还大大地扩大化了，一些人包括当年的右派林西翎也认为毛泽东后来承认是“阳谋”和“引蛇出洞”，实际上是从自己最初的立场上后退，因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痛下决心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这个决心直到1966年才下。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毛泽东自己亲自给官僚精英群体做思想工作并辅之以政治压力，毛泽东不仅拉着党内高层官员到处开会，毛泽东亲自出场做了超过100场讲演，还在毛泽东推动之下形成一系列的决议，以形成决议的程序和制度去压他们；因为仅仅是正面推动还有困难，毛泽东还动用非常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今天被“非毛化舆论”反复诉说的几件事情中间，就有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右倾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很明显是毛泽东那政治压力当管理手段使用的结果。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这个建设思路归结为“三面红旗”，并通过大量宣传让普通群众掌握，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群众中间建立政治正确性的氛围，以期规制官僚精英群体。邓小平在1980年代搞“不争论”，实际上还是部分受到毛泽东1958年“政治正确性”建设运动的压力，不敢轻易去正面抗衡毛泽东时代舆论导向，只能是选择“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在八大之后竭力落实并规范高层官员的努力过程，不仅不像后来描述的那样厉害，还受到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我后来访问到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叫刘真，他在文革初期主持大学组学习文件，他为看到从57年开始毛一系列的文件和讲话，包括这中间62年的一段争执，他说对毛泽东非常同情，毛主席讲了这么多了，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些人就是不听，连他的秘书田家英也不听，这些人太可恶了，所以他就认为毛很值得同情。他对毛开展文革就很理解，支持文革运动开展和造反派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他自己说这个选择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同情，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就缺乏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就是要群众起来发挥影响帮助毛主席。因为始终找不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推动官僚精英群体去积极工作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去看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实际上是说你干不干，再不干给你带个政治帽子式，其实就是用给你带个政治帽子的方式施加压力。虽然八大政治报告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中央委员和政治常委在会上大家也都举手了，但是要在现实中间积极去落实和贯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报告说农业怎么做，工业怎么做，大家都同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中间做和不做，慢做和快做，积极的去做还是消极的去做，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里面就看到毛当时的心态。
       　　
       　　毛在使用右派这样的帽子之前，除了几十次几百次讲话以外，还积极主动做些表率工作，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是一个理想家、战略家，只干大事，但当时毛并非完全是这样，他在1958年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呢？亲自总结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然后又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进行宣讲，你们不做、不爱做，不积极地去做，毛泽东亲自告诉你们怎么做，就是一条一条总结该做什么怎么做，毛亲自总结的，像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是秘书的工作范围，毛亲亲自给这些人当一回秘书，帮助总结出来。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一通，讲了一通还是不太管用，接着又开成都会议，后来才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决议建立的人民公社，从公社存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作为一个联系县政府和村庄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政企合一的组织，既承担政府功能，同时也是一个企业性质的机构，乡村技术服务和办工业的努力都是在人民公社层次进行的。
       　　
       　　1980年代的宣传说，大跃进就是极左，三面红旗就是极左，更重要的联系是说它就等于浮夸风，然后还把这个浮夸风说成是三年困难的原因，然后要毛泽东作为三面红旗的决策者为饿死三千万人负责，这就是今天的主流叙述和多数人接受的信息。
       　　
       　　浮夸风和三面红旗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只与官员的政绩和评价有关系，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官员们就一定要用浮夸风来应付，也说不过去，所以需要分析政策和路线与大量浮夸风之间的传递机制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建设是不是要少慢差费，能不能实现多快好省，这个差距体现着私人资本主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动员强度和能力的差别。政权主导能力的很好发挥，必然要与官员的工作努力状态相联系，如果能够顺利推动官员向前努力，多快好省乃是必然的结果，毕竟政权的积累能力要大大高于私人资本的作用。
       　　
       　　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困难，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困难，如果谁能把这个困难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谁就是神仙，得个把诺贝尔奖根本不值得一提，现在所有全世界的资本家在为这个问题操心，从90年代以后，研究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相容和契约理论，就是要为资本家解决怎么监督经理层的问题，我股东怎么让经理班子尽心尽力的往前冲，我董事长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激励总经理，为此已经很大方地发出了好几个经济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不仅始终没有解决，至今连像样的答案都没有。虽然资本家企业规模更小控制更容易，但是几十年来还没有找到好方法，诺贝尔奖给的很多也给得很丰厚又很集中，就是希望重赏之下出勇夫，聪明人都来帮助想办法，本质上是想要影响全世界高人的努力方向，要大家都要来想这个办法，为资本家们共同操心的问题出谋划策，费点心费点力帮资本家们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结构性的难题，越是毛泽东的那种需要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体制，这个结构问题越就突出，所以毛泽东费尽心思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用了所有手段还不管用，这个时候来个绝招――政治压力，毛泽东只是在几十次思想工作不能生效的情况下，非常谨慎地选择对能够深涵周纳的周恩来总理用了这招。
       　　
       　　刘少奇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用戴政治帽子的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个方式最是简便易行，基本上不需要费心费力，那我们也来照章办理，结果1958年刘邓主导了一个规模很大、对官僚精英群体造成很大政治压力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这个运动1980年代完全不宣传。这个拔白旗运动，还不仅仅是今天的“末位淘汰制”那么简单，政绩的不行的人不仅要下台，还要被说成是政治上的敌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个人叫何载，后来担任过中组部秘书长，他1958年就是“拔白旗”时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下放到农村干了20年农活，可以想象一下当初“拔白旗”运动对官员的压力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毛泽东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交代，然后不得已才偶一为之，还特别选择使用对象，刘邓在大范围内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这些前提和后果都不考虑。
       　　
       　　这个“拔白旗”运动，给各级官员带来的强大思想压力，又缺乏适当的引导，听任浮夸风蔓延和相互激励，结果带来官员即使出于自保也得跟上这股疯。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本身与浮夸风没有关系，但是刘少奇为了简单地推动官员工作，盲目使用政治压力，又缺乏及时的引导和调节，结果带来各部门各级政府，争相浮夸，盲目地进行数字上的跃进，结果竟然导致毛泽东亲自压高指标，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毛泽东为此进行过多次会议和调整，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前期，各地诸侯竟然都拒绝买帐。拔白旗运动搞得官场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居白旗，就是再这个非常庞大的政治压力下，各个地方争先恐后地制造出先进典型，湖北省的先进典型是从王仁重亲自跑到襄樊地区搞的，在老河口伙牌公社去搞了个典型，说小麦亩产3215斤。湖北是这样靠近西北方是小麦产区，靠武汉周边是水稻产区，王任重放完3215斤得小麦卫星之后，还是心里没底，怕自己好要当白旗。他一个电话打到孝感地区，地委书记不在家，魏秘书接的，王任重说历来低产的小麦已经达到了3215斤，向来高产的水稻应该达到多少斤，你告诉家吉。孝感地委书记叫王家吉，王仁重亲自从襄樊跑到孝感来蹲点，在孝感按照王仁重的部署准备搞一个亩产千斤县，王任重说千斤县里面必定有亩产几千斤的公社，几千斤的公社里面必定有万斤田，亩产万斤的生成逻辑就是这样的。这样搞了两个月，各种各样的高产典型都出来啦。我访问过一个人，就是当年孝感地委秘书，当时接过王任重电话的，此人后来参加文革是造反派，所以没有升官留在民间还可以访问到。在合作化时期当时地委书记出题，他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这个文章受到毛的肯定，收入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在1958年的时候，上级布置了很多任务，叫他天天下去采访哪个地方出现了万斤田，把他分到应城去，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农民懒得很，懒得做那个假典型，把那个稻子割掉，留一块很密集的谷蔸子给他，要他们按照每平方米谷蔸子有多少个稻穗，每个稻穗多少粒，千里重是多少你就乘吧，结果七算八算，算出来有七千多斤，心里正着急找不着万斤田，结果王任重亲自蹲点的那个县出了万斤田。后来又要他去武昌县豹獬公社去，那是湖北省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延春的点，他也要出万斤田，这块田见报的时候说出了3万7千斤，拔白旗运动下参与造假典型的干部级别都是很不低的。
       　　
       　　当时很多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刚好武汉大学有20多个同学在那里调查，那时候很多大学生很多来自农村，他们对农业生产很清楚，根本不相信万斤田，怎么会有3万多斤呢？于是就去访问农民。贫下中农开了会，统一了口径，说真是这样。地主富农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后来学生就问到富农，他们就告诉学生们典型从哪几块田搬过来的。那学生去田里一看，是呀，这谷蔸子都哪儿去了？在验收的那一天，有新华社记者和农业专家参加，王任重还亲自带队，中央电视台还派了人拍摄电影，预备播放。那个时候人还是很天真，以为事关真假，完全不关心干部的个人得失，带队的老师姓陆，陆老师冲上去说“王秘书长，王秘书长，你们赶紧回去，这个样板是假的！”这样一来王任重就很紧张，不仅让他大大丢脸了，他自己回去了，把王梁留下来主持开斗争会，可是那个陆老师很顽强，三天三夜不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最后没办法就给他施加组织压力，把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何定华在“文革”时候被王任重亲定为“三家村”）找来。何定华就赶紧道歉，说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把人都带走了。从这个里面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拔白旗”运动给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共产党这个官僚精英群体，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特点是组织纪律性好，多数人是打仗出身。这一个方面是优势；第二，因为是一个新政权，不太腐化，心中还是有诚意想把事情搞好，毕竟是文化水平极低，没有管理经验，做工作容易简单粗暴，整齐划一，在这个拔白旗运动里面就暴露得很明显。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到处都有反映。毛对这些问题都很清楚，还在4月29日特别写过一封信，要求传达到小队长手里，要求他们按照正常去安排工作，不要理会高指标。毛应该说是比我们的管理经验多得多，对整个现实都把握得都很好，出现这些弊端表示理解，作为“交学费”，但是错误不能总是继续，下面要改好。为什么说毛泽东59年说这个是个学费，这涉及到一个制度和程序建设的成本支付问题，合格的干部和制度要建立起来并为人们接受，需要一个正规化过程和时间，在正规化早期出现了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和各种失误，确实具有不可避免性质。喻权域老先生参加过土改，他说一般要换三拨干部才能把合适的人选换上来，先是勇敢分子当干部，接着是思想好的上台，最后才有德才兼备的干部出来。建国后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没有走上正规化，没有建立起一套组织考核体系，现在通过1958年的这个挫折过程，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毛泽东既严厉批评，也抱有宽容和谅解态度；这与彭德怀觉得机会难得不同，彭德怀不仅仅是有话要说那么简单，实际上是不依不饶要去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今天那种造政绩的方案很精致，很委婉，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发现的结果就是不容易改正。我认为相比而言亩产万斤的造假更容易改正，如果非要造假不可，那就亩产万斤好了。今天一些精英们说，那个时候人们都没有常识，发疯发颠，只有他们树立的几个典型才有起码的智慧，这只能说明精英们自己理解能力的贫乏，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压力造成的，精英们又要袒护责任者，明明是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失误造成的问题，结果被精英们局限在技术和认识层面，结果叙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弱智。弱智是精英们的弱智，完全无法识别政治过程的特定场景。
       　　
       　　毛自己指责周恩来，但他的条件是我给你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我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我给你说了几十次、上百堂讲座，根本不办之后他才选择了施加政治压力。但是刘少奇和各级机关他就没有这些说服教育工作，也没有交给工作方法，他就是简单施加很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搞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浮夸风”高潮，结果使得国家管理失去了正确的信息。浮夸风达到什么程度？当年统计上来的1958年粮食年产量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国历史上粮食最高产量是1998年达到5.123亿吨，还差300亿斤，这个数据是李先念还以为自己比较谨慎的一个数据，结果毛主席说要打七折，最后见报是7500亿斤，到庐山会议前期再调整为5000亿斤。因为这个“拔白旗”运动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王任重这些省委书记一整批人，全部都有责任，倒是毛泽东没有什么责任，从主持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自己亲自给六级干部写信要实事求是。1980年代的宣传目标是要突出毛泽东的对立面，把责任推卸给毛泽东，以解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结果在宣传上就必然要省略这个至关重要的拔白旗环节。结果在宣传上，前面有大跃进并命名为“极左”，后面有“浮夸风”，把它命名为“瞎指挥”，中间缺少了在管理过程的传递机制和作用过程，极左决策究竟是怎么传递下去并执行成为浮夸风的，使人感到非常费解，只好是把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和记者作为弱智和疯癫去理解，就是因为政治责任问题很涉及到敏感人士，只好在历史叙述中把“拔白旗”运动屏蔽掉的结果，这个运动因为与决议不一致，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回忆录中提起过。1980年代的历史叙述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要重新评定毛和他的对立面谁是谁非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需要把这个传递机制加进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后来的困难期间，浮夸风确实是部分地区严重灾害的直接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区是“浮夸风”典型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红旗插得最多的地区。当时信阳地区是450万人，饿死的人的比例相当高。我后来访问过一个人，叫杨珏，他在吴芝圃1957年发动反“潘杨王”运动时被打下去，1962年他回去主持工作纠正“浮夸风”，对信阳饿死的人数进行过核实，死亡数字最开始有两个，一个是120万人，一个是80万人，最后他们核实了在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了100万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饿死。这个事件极其严重，促使了毛泽东对整个官僚精英群体进行重新认识。1960年的时候发了个中央文件，开始提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背景就是信阳事件。
       　　
       　　从鼓吹和执行过程看，应该说“拔白旗”和“浮夸风”运动的第一号责任人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从来不检查自己。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说，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责任，所以是刘少奇的威信很高。当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两次讲话收入了刘选。他在讲话中反复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意思是说我没错，都是你们这帮家伙在下面各搞各的，搞坏了，这引起很多人的反感。相反，毛泽东却承担了责任，但实际上“拔白旗”运动跟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在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对毛泽东很是心折，毛为了安抚大家帮助刘少奇擦屁股，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会议都不戴帽子，都不打棍子，刘少奇说的反对分散主义也算帽子，但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办，大家下去还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会上的真实场景就是大家对毛非常服气，对刘极端反感，因为“拔白旗”就是你刘少奇干的，是你施加庞大的政治压力逼良为娼，然后还说是别人乱搞搞坏的，底下要是不报亩产万斤就给你划为白旗，还动不动就要上升为敌我矛盾处理，你自己反而不承担责任，就拔白旗运动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刘少奇工作方式和个人胸怀之一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仍然是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继续进行站队，排斥各级那些批判刘邓的人以巩固中央的权威，换言之，“反右倾”的错误是为了掩盖“拔白旗”运动的错误，结果是在错误的轨道上巩固了刘邓的政治地位，在驯服工具论的基础上塑造官场风气，这是邓小平1959年之后自信心极度增强、并6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政治基础。
       　　
       　　今天的历史叙述中，196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批判“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后来被毛泽东称为1962年的右倾。当时批判“单干风”具体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一个是邓子恢。毛批评田家英是说他思想动摇，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能坚持立场，新中国要搞人民公社、搞工业化都是由政治报告和党的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作为政策制订者，对政策完全缺乏认识和信念，你怎么就随便一退就退到要搞单干上头去了呢？毛对田家英就是这样批评的。而毛对邓子恢的批评就很不一样，毛说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没有任何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到处乱讲跟党的历次政治报告不同的东西。另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对毛泽东讲，如果分田到户，四年可以恢复，如果不搞分田到户，八年还不能恢复。毛就问他，你给我讲一个道理，为什么单干比合作恢复得快？你给我讲一个道理，工业化要不要搞？究竟怎么搞？从此以后，陈云基本上就不在毛泽东面前出现了。大概从此以后，刘少奇也不重视陈云，陈云后来埋怨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反正从1964年开始，少奇同志就不通知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毛和他的对立面争论的问题，还是八大报告中间肯定的那个老问题，就是新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一个政治报告确实解决不了重大思想分歧，今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都出了选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被1980年代“非毛化舆论”中间被肯定为八大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间，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领会了政治报告实质精神的！
       　　
       　　毛泽东个人相对而言比较具有前瞻视野，对政治报告和决议常常加以引导，只要会上通过了就成为毛泽东加以援引的资源，要求对立面认真执行，毛泽东作为党内的少数，常常把决议和政治报告作为做压力施加给对立面，要他们能够按照已经决定的方向去推动工作。
       　　
       　　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错误，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说毛泽东违犯了八大的集体领导，把毛泽东的对立面打扮成为八大报告的捍卫者，这个宣传的发明权要归功于小平同志，他首先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违犯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固然是依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而关于主要矛盾表述也不反映刘邓当时的看法或者集体认识，而是秀才们胡乔木和陈伯达灵机一动作出来的，事先只有毛泽东看过，经过毛泽东临时同意（而刘邓并未过目）然后在会议上被代表们表决通过的，更不反映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分歧。邓小平是迟至1980年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然后主流知识精英和舆论宣传才大力紧跟的。
       　　
       　　三年困难时期暴露了官僚精英群体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毛重新评价党内上层和下层，毛对上层采取缓和方式，自己亲自出马作思想工作，借助1963年开始中苏论战的契机，重新给政治局常委们和其他高级官员讲一遍理论课；对基层干部采取稍微严厉一些的方式，就是以清理经济问题入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
       　　
       　　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中间的回忆，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召集中央高层开会，包括扩大到吴冷西、王家祥、张闻天这些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给中央高层上课，我们应该在政治上怎么做，工作的压力传递机制怎么样，怎么样正面影响官僚精英群体，核心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五的人服务，我们的立场站在哪一边。仍然是试图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面的良性的柔性的引导机制，避免像“拔白旗”这样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毛泽东吸取教训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讲课的效果在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大家一致同意说共产党当然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当然是要反对“三和两全”，当然是要和赫鲁晓夫相区别，这个一致的结论，最后就写成《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这个《九评》里面已经全面表述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而是要继续努力，为多数人服务，就是坚持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实际上，这是在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把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目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说了一遍。这是毛泽东选择的对高层干部的做法。
       　　
       　　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就是在农村开展四清，针对广大农民不满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在困难时期多吃多占的问题都清理一遍，四清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要临时赋予农民评价和监督干部的权力。原来的四清在农村的内容，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前十条”中间给予全面列举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管理”，实际上都是跟经济有关，跟干部的工作有关系，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就把这个四清的内容变成了单一的“清经济”。原来毛泽东的规划中间，虽然面上是经济问题，骨子里还是要解决权力的归属和服务方向问题，要农民自己起来说话，去臧否干部。经过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力发展之后，四清就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变成了四分之一，把四清的任务扩大了四分之三，这个无限扩大了的运动目标，显得漫无边际，难以操作，据说学习文件就花了几十天，被毛泽东批评为繁琐哲学。工作队下去之后又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连什么的，好像见不得阳光似的，一个应该公开进行的政治教育运动，变成了抓特务式的秘密侦察，必然就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和极大地偏离原来的目标。
       　　
       　　刘少奇在湖北省四清干部动员大会上有个讲话，其认识论和哲学基础就是“四个交叉”，四清和四不清交叉，敌我矛盾交叉；在打击矛头指向谁这个最关键的执行方针问题上，他提的执行方针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这样，四清工作队下到农村后就划新富农。本来运动是要解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上级派了工作队下去以后，就变成了打击干部以外的群众。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以后，又升级成为把所有干部看作一团漆黑，要对他们进行秘密侦察和调查，或者要全部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楼，实际上意味着干部组织考核体系全部推倒重来，把1958年以来付出巨大学费建设的组织考评体系都作废，原来的考核标准都不算数了。桃园经验就是先假定你们全部都是阶级敌人，所有的干部都上楼或者下水洗澡，由于涉及人数太多，没有办法一一调查核实，于是工作队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就大量提倡自己交代，不再花时间去调查核实。鼓励你主动交代，或者积极揭发同事，甚至大搞逼供信，这样工作队就先解放你，定为一类干部、二类干部，作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如果你不跟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配合，不就把你放一边，不管你以前干得怎么样，个人品德、工作业绩都作废。用工作队的操作困难核定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用这样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只能是制造问题，李尔重回忆说，他们当年向毛泽东汇报四清工作方法的时候，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毛泽东选择了文革。毛泽东后来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在表面上很左，其实是形左实右。在文革期间批判这是搞独立王国，要把上下级关系变成庸俗的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通过四清运动变相地推广“驯服工具论”那一套东西，把党员和干部变成驯服工具，目的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学生造反派更加不客气一些，北京南下的学生说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张体学争辩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事情发展这一步以后，毛刘分裂就非常公开，刘原来在毛讲课的时候，表示都同意保证要站在多数人一边，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建立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上。一到具体主持工作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样，自己的“小九九”都出来了，迎合各省各地的干部巴不得把下属都换成听话的人这个意愿，而基层的“五风干部”又巴不得把运动的打击矛头指向群众，干部群体的两个意愿刘少奇都愿意主动地去代表，就是没有群众的意愿，就是没有要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决心。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两个东西出来以后，毛主席一看，问题还真不在基层干部那里，上层问题特别是中央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你们当面同意了，背后又另搞一套。这样23条就出来了，23条一个核心就是说运动的的重点是“要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就是毛刘分裂的真实过程，在新版的《毛泽东传》里面，有一部分选录了四清时期的一个内部讲话，毛刘两个人在讲话中间相互不接腔，你说你一套，我说我一套，各自的讲话都是一篇完整的意思。毛下决心要搞文革，就是因为党内有组织的调整机制，党内的正面推动力量已经没有了，所有程序方法都已经用完了，那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阴暗面，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来给官僚群体施加压力，施加良性的工作影响力。文革运动的决策，本身是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四清转移打击方向之后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文革初期，运动的重点和矛头又有一次改变，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白色恐怖”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喜欢写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日记后来被造反派得到了），当时根据少奇的布置，刘少奇给王仁重打电话说，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30-40万右派。王仁重一算，全国要打30-40万右派，我们湖北要在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里面打5%的右派。本来经过四清的争论，文革运动方向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后来有人检讨的时候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知道文革怎么革，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真实有什么犹疑或者不确定，经过了四清的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文革的目标和对象是相当清楚的，就是要解决干部队伍内部的问题，绝对不存在被误解为第二次反右运动的可能。文革初期运动方向的改变，代表的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水平和阶级意志的初步觉醒，他们不愿整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接受有组织的程序监督，所以运动对象和打击矛头一再被转移。1980年代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大大发展，毛泽东施加的压力很大的，没有人敢跟他正面碰，所以大家都无法纠正极左错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当然就要为很多大事情负责了。这个说法虽然为主流知识精英广为宣传，但是显然无法解释四清到文革初期的运动方向转移问题，倒是毛泽东说邓小平他们一贯自行其是6年不汇报工作的说法，更接近于当时的政治现实。
       　　
       　　刘邓他们为什么敢于转移斗争方向，反复不断地去整群众呢？这个目前缺乏文献支持，需要进行推断，师东兵写过一本书《中国第一冤案》，这本书主体是写刘邓陶如何被打倒的过程，还得过中宣部的奖项，他在书中提供一种解释，他说刘邓当时判断，在党内多数人都不愿整自己的情况下，他们有多数票，就算是毛泽东不愿意了，要公开跟他们翻脸，他们也不怕，所以敢于改变运动方向跟毛泽东叫板，把打击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和群众。刘邓之所以这么干不是误解，是他们判断自己有力量那么干，毛泽东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师东兵在书中也写到，毛泽东在66年7月16日从武汉游泳游到北京以后，就着手扭转这个运动方向，主持撤销工作组，薄一波、何长工这些人很慌张，因为许多人在会上都争着向毛泽东检讨，背弃了原来原来的立场，结果多数票集团瓦解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候，反而是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十六条。如果刘少奇真是师东兵所说那样，事实表明刘少奇对大局判断严重失误，在毛泽东跟前他永远得不到多数票，即便是文革这样违背官员意愿直接针对官员的大民主运动，刘少奇也无法得到和维持多数支持，毛泽东相对刘少奇的权威是很大的，十六条能够在中央表决通过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些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从刘少奇手上夺权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够争取到违背官员自身意愿的“多数票”这个重大政治事实。
       　　
       　　十六条通过的时候，在公开性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被看作是文革起点的五·一六通知，都是秘密发行到党内发到某一级别，不向公众公开的，而十六条一通过，第二天（8月9号）就在全国各大报刊第一版刊登出来，政策就这样第一次直接交给群众了。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政策的公开性，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政策和意图，就无法体现出来，许多研究文革的精英们老是穷于挖掘宫廷内幕，完全不考虑没有公开性的政策，就无法为广大群众对掌握和接受的基本事实。
       　　
       　　国家都需要管理，而中国的国家权力通过国家官僚精英群体的组织调配，去组织领导新中国工业农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权力行使或者管理中间，对管理者如何施加良性影响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组织程序有悖官僚精英群体意志无法运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最后是选择是动用群众的力量，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和激励。通过群众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方式，来促使官僚精英群体实现真正的服务方向转变，文革的全部是是非非，我认为都要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里去认识。对于大民主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性质，毛泽东认识非常清楚，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面明确表述过；对于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毛泽东也十分清楚，他本人就是革命家的出身，但是在失去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对管理者的行为限制和监督，毛泽东认为需要而且只有要群众出来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适当的威慑作用，让官僚精英群体看到群众的力量意志，知道有所戒惧，不能走极端。在这个层面去评价文革，那么文革就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更不是空想和判断失误，文革的成功和失败就要以对官僚精英群体的压力是否形成，以及是否起过作用。
       　　
       　　当然一次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对管理者永远起作用，一次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尚不足以催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实现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变换。所以毛泽东说不要认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革就能解决问题，群众压力在国家管理体系内部的传递是经常需要的。以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方式向官僚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成本和代价是很高，无法程序化和制度化，使用的前提是有组织的程序都已经失效了。

http://www.taoguba.com.cn/Article/227428/1      四、 如何制造给官僚精英群体工作压力及传递机制
      
       　　
       　　我们刚才讲了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实施管理工作，面临着严重的控制权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规则中间，精英们基本上没有与控制权相一致的剩余索取权，消费层次与平民阶层落差太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积累起来的政治能量。在这两个视野里去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分歧和争执，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的精英们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既没有捞到他们满意的好处，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下精英们的管理工作还特别不好做。
       　　
       　　关于管理和控制权问题，在这里我们讲两件事，一个是明代晚期的时候，皇帝为什么要搞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然后再用这个特务机构去控制各地的官吏。对于这样的选择，原来我完全不懂，就跟着咱们的教授们认为皇帝很腐败无能，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形式很落后，他们除了残酷专制之外，管理水平不行，最后落实到“坏人不办好事”的解释上。到1990年代看到朱鎔基搞财税改革之后，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央政府收入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地方政府拒绝给中央政府上缴收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和控制权不足，最后没有办法了，到93年94年的时候干脆进行税制改革，建立两套平行的税收机构，以大幅度膨胀收税机构、人员和收税成本为代价，把主要的税种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支出不足然后再由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转移和补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地方政府，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朱鎔基的税收制度改革背景，与晚明时代背景有很类似的地方，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官僚群体失去了正面的良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晚明的皇帝在失去了良性的影响力以后，他就使坏招，反正我没办法从正面影响你的话，你们这些个官僚还要不要命吧，我派的特务就在你边上，搞不好就搜集你的证据搞一个满门抄斩，用这个东西来吓唬你，控制你，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政府管理体制的穷途末路，或者说是管理的破产，管理手段的破产，最后只能用这种流氓特务的方式来控制官员，这说明整个行政体系里的制度和程序控制方式完全失效。在深圳也流传了一个笑话，真假不清楚，就是说处级以上的干部，基本上不用办公室和已经登记的手机跟朋友通话，而是跑到街上打公用电话才说点私房话，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的电话已经被监听了。
       　　
       　　在政府失去对各级官僚精英群体的良性影响力方面，有一个农民编成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是说“村骗乡来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到基层不兑现。”农民具有痛切感受的沉重负担问题，中央为此发了几十个减负文件，严厉要求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农民纯收入5%以内，但是多少年来从来不生效。
       　　
       　　如果官僚精英群体变成了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行政权力，去寻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是非常可怕的，足以使一切行政管理和控制手段失效，跟他们利用手中权力去追求自身利益那个利益份额相比，中央政府能够采用的制裁措施就很难管用了，良性管理手段失效了。如果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行为模式向经济人方向发展，贪污被抓的几率很低，贪污的风险很小，各级官吏可以通过建立瓜分经济利益的同盟进行相互勾结，以实现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过程，这个时候就是上上下下各种权力结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进行突破就很困难了。韩非子里面有个预言故事“社鼠城狐”之患，说老鼠和狐狸跑到人们不便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地方躲起来，以逃避被抓的风险，用来官僚精英群体自己贪污，却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治权力向国家政权转嫁成本和风险，以逃避受制裁的可能。辽宁的反腐败的力度一度比较大，结果形成一些政府官员根本拒绝办事的后果，最近国家电力公司的负责人说，公布审计报告打击了国电职工的积极性，基本上还是先秦社鼠城狐的故智。
       　　
       　　政治问题不仅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国家目标，保证努力方向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运用权力去组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来发展生产，势必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精英群体，如果这个精英群体实现了整体化，显然他们“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为模式就具备了条件，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控制手段去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良性的影响力呢？在这样的视野里，回顾毛泽东时代和后来的文革大民主运动就很有意思。
       　　
       　　三面红旗是58年正式表述的，但实际上整体框架在56年就已经全面具备了，1956年三大改造已经完成，我们国家工商业改造已经完成了，私人资本已经被赎买了，90％的农民已经是在高级社里面了，新中国建设已经完全排斥了私人资本主导模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在政治报告肯定了业已完成的既成事实并得到通过以后，三面红旗的实质性内容都已经具备了，重工业优先的资源分配模式和农业依靠集体化来增产的路径就已经确定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一规划。
       　　
       　　官僚精英群体的个人只要是没有真正实现“非经济人化”，就必然要有所抗拒。在这个视野立去回顾从56年到58年的高层分歧，显然就有很不同的判断。虽然政策已经确定，但是要很好地落实还是需要做工作。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做了许多探索，并试图引用党内的力量去促使党内工作作风的转变；在1957年的“整顿三风”中间，毛泽东要求实现开门整风，要知识精英出来说话，试图让他们的批评成为党内官僚精英群体工作的良性压力。结果反而引致官僚精英群体的反弹，变成了一次反右运动，还大大地扩大化了，一些人包括当年的右派林西翎也认为毛泽东后来承认是“阳谋”和“引蛇出洞”，实际上是从自己最初的立场上后退，因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痛下决心与官僚精英群体决裂，这个决心直到1966年才下。另外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毛泽东自己亲自给官僚精英群体做思想工作并辅之以政治压力，毛泽东不仅拉着党内高层官员到处开会，毛泽东亲自出场做了超过100场讲演，还在毛泽东推动之下形成一系列的决议，以形成决议的程序和制度去压他们；因为仅仅是正面推动还有困难，毛泽东还动用非常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今天被“非毛化舆论”反复诉说的几件事情中间，就有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右倾离右派只有50米远”，这很明显是毛泽东那政治压力当管理手段使用的结果。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把这个建设思路归结为“三面红旗”，并通过大量宣传让普通群众掌握，实际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群众中间建立政治正确性的氛围，以期规制官僚精英群体。邓小平在1980年代搞“不争论”，实际上还是部分受到毛泽东1958年“政治正确性”建设运动的压力，不敢轻易去正面抗衡毛泽东时代舆论导向，只能是选择“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在八大之后竭力落实并规范高层官员的努力过程，不仅不像后来描述的那样厉害，还受到一些人发自内心的同情。我后来访问到前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叫刘真，他在文革初期主持大学组学习文件，他为看到从57年开始毛一系列的文件和讲话，包括这中间62年的一段争执，他说对毛泽东非常同情，毛主席讲了这么多了，苦口婆心的劝说，这些人就是不听，连他的秘书田家英也不听，这些人太可恶了，所以他就认为毛很值得同情。他对毛开展文革就很理解，支持文革运动开展和造反派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他自己说这个选择完全出于对毛泽东的同情，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就缺乏一个有力的推动力量，就是要群众起来发挥影响帮助毛主席。因为始终找不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和推动官僚精英群体去积极工作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去看毛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实际上是说你干不干，再不干给你带个政治帽子式，其实就是用给你带个政治帽子的方式施加压力。虽然八大政治报告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中央委员和政治常委在会上大家也都举手了，但是要在现实中间积极去落实和贯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报告说农业怎么做，工业怎么做，大家都同意，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中间做和不做，慢做和快做，积极的去做还是消极的去做，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里面就看到毛当时的心态。
       　　
       　　毛在使用右派这样的帽子之前，除了几十次几百次讲话以外，还积极主动做些表率工作，干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毛是一个理想家、战略家，只干大事，但当时毛并非完全是这样，他在1958年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呢？亲自总结了《工作方法六十条》，然后又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进行宣讲，你们不做、不爱做，不积极地去做，毛泽东亲自告诉你们怎么做，就是一条一条总结该做什么怎么做，毛亲自总结的，像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是秘书的工作范围，毛亲亲自给这些人当一回秘书，帮助总结出来。在南宁会议上讲了一通，讲了一通还是不太管用，接着又开成都会议，后来才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决议建立的人民公社，从公社存在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作为一个联系县政府和村庄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政企合一的组织，既承担政府功能，同时也是一个企业性质的机构，乡村技术服务和办工业的努力都是在人民公社层次进行的。
       　　
       　　1980年代的宣传说，大跃进就是极左，三面红旗就是极左，更重要的联系是说它就等于浮夸风，然后还把这个浮夸风说成是三年困难的原因，然后要毛泽东作为三面红旗的决策者为饿死三千万人负责，这就是今天的主流叙述和多数人接受的信息。
       　　
       　　浮夸风和三面红旗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只与官员的政绩和评价有关系，毛泽东要搞大跃进官员们就一定要用浮夸风来应付，也说不过去，所以需要分析政策和路线与大量浮夸风之间的传递机制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的建设是不是要少慢差费，能不能实现多快好省，这个差距体现着私人资本主导能力和政治权力动员强度和能力的差别。政权主导能力的很好发挥，必然要与官员的工作努力状态相联系，如果能够顺利推动官员向前努力，多快好省乃是必然的结果，毕竟政权的积累能力要大大高于私人资本的作用。
       　　
       　　激发官员的工作热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困难，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困难，如果谁能把这个困难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谁就是神仙，得个把诺贝尔奖根本不值得一提，现在所有全世界的资本家在为这个问题操心，从90年代以后，研究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激励相容和契约理论，就是要为资本家解决怎么监督经理层的问题，我股东怎么让经理班子尽心尽力的往前冲，我董事长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控制和激励总经理，为此已经很大方地发出了好几个经济诺贝尔奖，这个问题不仅始终没有解决，至今连像样的答案都没有。虽然资本家企业规模更小控制更容易，但是几十年来还没有找到好方法，诺贝尔奖给的很多也给得很丰厚又很集中，就是希望重赏之下出勇夫，聪明人都来帮助想办法，本质上是想要影响全世界高人的努力方向，要大家都要来想这个办法，为资本家们共同操心的问题出谋划策，费点心费点力帮资本家们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的结构性的难题，越是毛泽东的那种需要权力主导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体制，这个结构问题越就突出，所以毛泽东费尽心思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毛泽东用了所有手段还不管用，这个时候来个绝招――政治压力，毛泽东只是在几十次思想工作不能生效的情况下，非常谨慎地选择对能够深涵周纳的周恩来总理用了这招。
       　　
       　　刘少奇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用戴政治帽子的作为管理手段使用，这个方式最是简便易行，基本上不需要费心费力，那我们也来照章办理，结果1958年刘邓主导了一个规模很大、对官僚精英群体造成很大政治压力的“竖红旗拔白旗”运动，这个运动1980年代完全不宣传。这个拔白旗运动，还不仅仅是今天的“末位淘汰制”那么简单，政绩的不行的人不仅要下台，还要被说成是政治上的敌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个人叫何载，后来担任过中组部秘书长，他1958年就是“拔白旗”时作为敌我矛盾处理，下放到农村干了20年农活，可以想象一下当初“拔白旗”运动对官员的压力高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毛泽东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的前提是有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交代，然后不得已才偶一为之，还特别选择使用对象，刘邓在大范围内使用政治压力作为管理手段，这些前提和后果都不考虑。
       　　
       　　这个“拔白旗”运动，给各级官员带来的强大思想压力，又缺乏适当的引导，听任浮夸风蔓延和相互激励，结果带来官员即使出于自保也得跟上这股疯。毛泽东决策的三面红旗本身与浮夸风没有关系，但是刘少奇为了简单地推动官员工作，盲目使用政治压力，又缺乏及时的引导和调节，结果带来各部门各级政府，争相浮夸，盲目地进行数字上的跃进，结果竟然导致毛泽东亲自压高指标，都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毛泽东为此进行过多次会议和调整，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前期，各地诸侯竟然都拒绝买帐。拔白旗运动搞得官场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自居白旗，就是再这个非常庞大的政治压力下，各个地方争先恐后地制造出先进典型，湖北省的先进典型是从王仁重亲自跑到襄樊地区搞的，在老河口伙牌公社去搞了个典型，说小麦亩产3215斤。湖北是这样靠近西北方是小麦产区，靠武汉周边是水稻产区，王任重放完3215斤得小麦卫星之后，还是心里没底，怕自己好要当白旗。他一个电话打到孝感地区，地委书记不在家，魏秘书接的，王任重说历来低产的小麦已经达到了3215斤，向来高产的水稻应该达到多少斤，你告诉家吉。孝感地委书记叫王家吉，王仁重亲自从襄樊跑到孝感来蹲点，在孝感按照王仁重的部署准备搞一个亩产千斤县，王任重说千斤县里面必定有亩产几千斤的公社，几千斤的公社里面必定有万斤田，亩产万斤的生成逻辑就是这样的。这样搞了两个月，各种各样的高产典型都出来啦。我访问过一个人，就是当年孝感地委秘书，当时接过王任重电话的，此人后来参加文革是造反派，所以没有升官留在民间还可以访问到。在合作化时期当时地委书记出题，他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这个文章受到毛的肯定，收入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在1958年的时候，上级布置了很多任务，叫他天天下去采访哪个地方出现了万斤田，把他分到应城去，就是说那个地方的农民懒得很，懒得做那个假典型，把那个稻子割掉，留一块很密集的谷蔸子给他，要他们按照每平方米谷蔸子有多少个稻穗，每个稻穗多少粒，千里重是多少你就乘吧，结果七算八算，算出来有七千多斤，心里正着急找不着万斤田，结果王任重亲自蹲点的那个县出了万斤田。后来又要他去武昌县豹獬公社去，那是湖北省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延春的点，他也要出万斤田，这块田见报的时候说出了3万7千斤，拔白旗运动下参与造假典型的干部级别都是很不低的。
       　　
       　　当时很多武汉大学的大学生下到农村去，刚好武汉大学有20多个同学在那里调查，那时候很多大学生很多来自农村，他们对农业生产很清楚，根本不相信万斤田，怎么会有3万多斤呢？于是就去访问农民。贫下中农开了会，统一了口径，说真是这样。地主富农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后来学生就问到富农，他们就告诉学生们典型从哪几块田搬过来的。那学生去田里一看，是呀，这谷蔸子都哪儿去了？在验收的那一天，有新华社记者和农业专家参加，王任重还亲自带队，中央电视台还派了人拍摄电影，预备播放。那个时候人还是很天真，以为事关真假，完全不关心干部的个人得失，带队的老师姓陆，陆老师冲上去说“王秘书长，王秘书长，你们赶紧回去，这个样板是假的！”这样一来王任重就很紧张，不仅让他大大丢脸了，他自己回去了，把王梁留下来主持开斗争会，可是那个陆老师很顽强，三天三夜不投降，“我们说的都是真的”。最后没办法就给他施加组织压力，把武汉大学副校长何定华（何定华在“文革”时候被王任重亲定为“三家村”）找来。何定华就赶紧道歉，说回去我们自己处理，就把人都带走了。从这个里面可以想见，当时那个“拔白旗”运动给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共产党这个官僚精英群体，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个特点是组织纪律性好，多数人是打仗出身。这一个方面是优势；第二，因为是一个新政权，不太腐化，心中还是有诚意想把事情搞好，毕竟是文化水平极低，没有管理经验，做工作容易简单粗暴，整齐划一，在这个拔白旗运动里面就暴露得很明显。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到处都有反映。毛对这些问题都很清楚，还在4月29日特别写过一封信，要求传达到小队长手里，要求他们按照正常去安排工作，不要理会高指标。毛应该说是比我们的管理经验多得多，对整个现实都把握得都很好，出现这些弊端表示理解，作为“交学费”，但是错误不能总是继续，下面要改好。为什么说毛泽东59年说这个是个学费，这涉及到一个制度和程序建设的成本支付问题，合格的干部和制度要建立起来并为人们接受，需要一个正规化过程和时间，在正规化早期出现了的简单粗暴的作风和各种失误，确实具有不可避免性质。喻权域老先生参加过土改，他说一般要换三拨干部才能把合适的人选换上来，先是勇敢分子当干部，接着是思想好的上台，最后才有德才兼备的干部出来。建国后整个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没有走上正规化，没有建立起一套组织考核体系，现在通过1958年的这个挫折过程，想建立起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和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毛泽东既严厉批评，也抱有宽容和谅解态度；这与彭德怀觉得机会难得不同，彭德怀不仅仅是有话要说那么简单，实际上是不依不饶要去追究个人责任。
       　　
       　　我们今天那种造政绩的方案很精致，很委婉，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发现的结果就是不容易改正。我认为相比而言亩产万斤的造假更容易改正，如果非要造假不可，那就亩产万斤好了。今天一些精英们说，那个时候人们都没有常识，发疯发颠，只有他们树立的几个典型才有起码的智慧，这只能说明精英们自己理解能力的贫乏，这样的问题是政治压力造成的，精英们又要袒护责任者，明明是政治和国家管理上失误造成的问题，结果被精英们局限在技术和认识层面，结果叙述了一个非常可笑的弱智。弱智是精英们的弱智，完全无法识别政治过程的特定场景。
       　　
       　　毛自己指责周恩来，但他的条件是我给你写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我从1957年开始到1958年我给你说了几十次、上百堂讲座，根本不办之后他才选择了施加政治压力。但是刘少奇和各级机关他就没有这些说服教育工作，也没有交给工作方法，他就是简单施加很强大的政治压力，结果搞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浮夸风”高潮，结果使得国家管理失去了正确的信息。浮夸风达到什么程度？当年统计上来的1958年粮食年产量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国历史上粮食最高产量是1998年达到5.123亿吨，还差300亿斤，这个数据是李先念还以为自己比较谨慎的一个数据，结果毛主席说要打七折，最后见报是7500亿斤，到庐山会议前期再调整为5000亿斤。因为这个“拔白旗”运动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王任重这些省委书记一整批人，全部都有责任，倒是毛泽东没有什么责任，从主持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自己亲自给六级干部写信要实事求是。1980年代的宣传目标是要突出毛泽东的对立面，把责任推卸给毛泽东，以解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结果在宣传上就必然要省略这个至关重要的拔白旗环节。结果在宣传上，前面有大跃进并命名为“极左”，后面有“浮夸风”，把它命名为“瞎指挥”，中间缺少了在管理过程的传递机制和作用过程，极左决策究竟是怎么传递下去并执行成为浮夸风的，使人感到非常费解，只好是把整个官僚精英群体和记者作为弱智和疯癫去理解，就是因为政治责任问题很涉及到敏感人士，只好在历史叙述中把“拔白旗”运动屏蔽掉的结果，这个运动因为与决议不一致，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回忆录中提起过。1980年代的历史叙述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要重新评定毛和他的对立面谁是谁非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当初的政治需要已经不存在，需要把这个传递机制加进来，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在后来的困难期间，浮夸风确实是部分地区严重灾害的直接原因，最著名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区是“浮夸风”典型最集中的地区，也就是红旗插得最多的地区。当时信阳地区是450万人，饿死的人的比例相当高。我后来访问过一个人，叫杨珏，他在吴芝圃1957年发动反“潘杨王”运动时被打下去，1962年他回去主持工作纠正“浮夸风”，对信阳饿死的人数进行过核实，死亡数字最开始有两个，一个是120万人，一个是80万人，最后他们核实了在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了100万人，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被饿死。这个事件极其严重，促使了毛泽东对整个官僚精英群体进行重新认识。1960年的时候发了个中央文件，开始提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背景就是信阳事件。
       　　
       　　从鼓吹和执行过程看，应该说“拔白旗”和“浮夸风”运动的第一号责任人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从来不检查自己。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说，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责任，所以是刘少奇的威信很高。当时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两次讲话收入了刘选。他在讲话中反复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意思是说我没错，都是你们这帮家伙在下面各搞各的，搞坏了，这引起很多人的反感。相反，毛泽东却承担了责任，但实际上“拔白旗”运动跟毛泽东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的胸怀和气度在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对毛泽东很是心折，毛为了安抚大家帮助刘少奇擦屁股，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会议都不戴帽子，都不打棍子，刘少奇说的反对分散主义也算帽子，但只是说说而已，并不真办，大家下去还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会上的真实场景就是大家对毛非常服气，对刘极端反感，因为“拔白旗”就是你刘少奇干的，是你施加庞大的政治压力逼良为娼，然后还说是别人乱搞搞坏的，底下要是不报亩产万斤就给你划为白旗，还动不动就要上升为敌我矛盾处理，你自己反而不承担责任，就拔白旗运动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到刘少奇工作方式和个人胸怀之一斑。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仍然是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继续进行站队，排斥各级那些批判刘邓的人以巩固中央的权威，换言之，“反右倾”的错误是为了掩盖“拔白旗”运动的错误，结果是在错误的轨道上巩固了刘邓的政治地位，在驯服工具论的基础上塑造官场风气，这是邓小平1959年之后自信心极度增强、并6年不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政治基础。
       　　
       　　今天的历史叙述中，1962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毛泽东批判“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后来被毛泽东称为1962年的右倾。当时批判“单干风”具体涉及两个人，一个是田家英，一个是邓子恢。毛批评田家英是说他思想动摇，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能坚持立场，新中国要搞人民公社、搞工业化都是由政治报告和党的历次决议所规定的，作为政策制订者，对政策完全缺乏认识和信念，你怎么就随便一退就退到要搞单干上头去了呢？毛对田家英就是这样批评的。而毛对邓子恢的批评就很不一样，毛说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没有任何组织程序的情况下，到处乱讲跟党的历次政治报告不同的东西。另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人，就是陈云。陈云当时对毛泽东讲，如果分田到户，四年可以恢复，如果不搞分田到户，八年还不能恢复。毛就问他，你给我讲一个道理，为什么单干比合作恢复得快？你给我讲一个道理，工业化要不要搞？究竟怎么搞？从此以后，陈云基本上就不在毛泽东面前出现了。大概从此以后，刘少奇也不重视陈云，陈云后来埋怨说：“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反正从1964年开始，少奇同志就不通知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毛和他的对立面争论的问题，还是八大报告中间肯定的那个老问题，就是新中国如何发展以及如何管理的问题。一个政治报告确实解决不了重大思想分歧，今天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都出了选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被1980年代“非毛化舆论”中间被肯定为八大正确路线代表的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间，几乎没有一篇文章是领会了政治报告实质精神的！
       　　
       　　毛泽东个人相对而言比较具有前瞻视野，对政治报告和决议常常加以引导，只要会上通过了就成为毛泽东加以援引的资源，要求对立面认真执行，毛泽东作为党内的少数，常常把决议和政治报告作为做压力施加给对立面，要他们能够按照已经决定的方向去推动工作。
       　　
       　　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为了突出毛泽东的错误，一个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说毛泽东违犯了八大的集体领导，把毛泽东的对立面打扮成为八大报告的捍卫者，这个宣传的发明权要归功于小平同志，他首先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违犯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表述，而根据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八大政治报告固然是依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而关于主要矛盾表述也不反映刘邓当时的看法或者集体认识，而是秀才们胡乔木和陈伯达灵机一动作出来的，事先只有毛泽东看过，经过毛泽东临时同意（而刘邓并未过目）然后在会议上被代表们表决通过的，更不反映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的分歧。邓小平是迟至1980年代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然后主流知识精英和舆论宣传才大力紧跟的。
       　　
       　　三年困难时期暴露了官僚精英群体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毛重新评价党内上层和下层，毛对上层采取缓和方式，自己亲自出马作思想工作，借助1963年开始中苏论战的契机，重新给政治局常委们和其他高级官员讲一遍理论课；对基层干部采取稍微严厉一些的方式，就是以清理经济问题入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1963年开始的“四清”。
       　　
       　　根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中间的回忆，中苏论战时期，毛泽东经常召集中央高层开会，包括扩大到吴冷西、王家祥、张闻天这些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给中央高层上课，我们应该在政治上怎么做，工作的压力传递机制怎么样，怎么样正面影响官僚精英群体，核心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服务还是为百分之五的人服务，我们的立场站在哪一边。仍然是试图在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正面的良性的柔性的引导机制，避免像“拔白旗”这样的消极影响。这也是毛泽东吸取教训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讲课的效果在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大家一致同意说共产党当然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当然是要反对“三和两全”，当然是要和赫鲁晓夫相区别，这个一致的结论，最后就写成《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在这个《九评》里面已经全面表述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夺取了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不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而是要继续努力，为多数人服务，就是坚持在西柏坡提出的“两个务必”。实际上，这是在中苏论战的大背景下，把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目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重新说了一遍。这是毛泽东选择的对高层干部的做法。
       　　
       　　对基层干部的态度就是在农村开展四清，针对广大农民不满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在困难时期多吃多占的问题都清理一遍，四清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要临时赋予农民评价和监督干部的权力。原来的四清在农村的内容，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前十条”中间给予全面列举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管理”，实际上都是跟经济有关，跟干部的工作有关系，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就把这个四清的内容变成了单一的“清经济”。原来毛泽东的规划中间，虽然面上是经济问题，骨子里还是要解决权力的归属和服务方向问题，要农民自己起来说话，去臧否干部。经过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力发展之后，四清就变成了“清思想、清组织、清政治、清经济”，变成了四分之一，把四清的任务扩大了四分之三，这个无限扩大了的运动目标，显得漫无边际，难以操作，据说学习文件就花了几十天，被毛泽东批评为繁琐哲学。工作队下去之后又搞秘密政治，搞扎根串连什么的，好像见不得阳光似的，一个应该公开进行的政治教育运动，变成了抓特务式的秘密侦察，必然就失去了应有的群众基础和极大地偏离原来的目标。
       　　
       　　刘少奇在湖北省四清干部动员大会上有个讲话，其认识论和哲学基础就是“四个交叉”，四清和四不清交叉，敌我矛盾交叉；在打击矛头指向谁这个最关键的执行方针问题上，他提的执行方针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这样，四清工作队下到农村后就划新富农。本来运动是要解决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上级派了工作队下去以后，就变成了打击干部以外的群众。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出来以后，又升级成为把所有干部看作一团漆黑，要对他们进行秘密侦察和调查，或者要全部干部下水洗澡、放包袱下楼，实际上意味着干部组织考核体系全部推倒重来，把1958年以来付出巨大学费建设的组织考评体系都作废，原来的考核标准都不算数了。桃园经验就是先假定你们全部都是阶级敌人，所有的干部都上楼或者下水洗澡，由于涉及人数太多，没有办法一一调查核实，于是工作队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就大量提倡自己交代，不再花时间去调查核实。鼓励你主动交代，或者积极揭发同事，甚至大搞逼供信，这样工作队就先解放你，定为一类干部、二类干部，作为可以依靠的对象；如果你不跟上级派来的工作队配合，不就把你放一边，不管你以前干得怎么样，个人品德、工作业绩都作废。用工作队的操作困难核定的简单化的工作方式，用这样的方式试图解决问题，那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只能是制造问题，李尔重回忆说，他们当年向毛泽东汇报四清工作方法的时候，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最后毛泽东选择了文革。毛泽东后来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在表面上很左，其实是形左实右。在文革期间批判这是搞独立王国，要把上下级关系变成庸俗的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通过四清运动变相地推广“驯服工具论”那一套东西，把党员和干部变成驯服工具，目的是要建立独立王国，学生造反派更加不客气一些，北京南下的学生说湖北省委是个“大黑帮”，张体学争辩说湖北省委是个“大红帮”。
       　　
       　　事情发展这一步以后，毛刘分裂就非常公开，刘原来在毛讲课的时候，表示都同意保证要站在多数人一边，要把工作的出发点建立在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上。一到具体主持工作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样，自己的“小九九”都出来了，迎合各省各地的干部巴不得把下属都换成听话的人这个意愿，而基层的“五风干部”又巴不得把运动的打击矛头指向群众，干部群体的两个意愿刘少奇都愿意主动地去代表，就是没有群众的意愿，就是没有要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决心。后十条和桃园经验两个东西出来以后，毛主席一看，问题还真不在基层干部那里，上层问题特别是中央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你们当面同意了，背后又另搞一套。这样23条就出来了，23条一个核心就是说运动的的重点是“要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就是毛刘分裂的真实过程，在新版的《毛泽东传》里面，有一部分选录了四清时期的一个内部讲话，毛刘两个人在讲话中间相互不接腔，你说你一套，我说我一套，各自的讲话都是一篇完整的意思。毛下决心要搞文革，就是因为党内有组织的调整机制，党内的正面推动力量已经没有了，所有程序方法都已经用完了，那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阴暗面，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来给官僚群体施加压力，施加良性的工作影响力。文革运动的决策，本身是政治思想工作失效，四清转移打击方向之后的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文革初期，运动的重点和矛头又有一次改变，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白色恐怖”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喜欢写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日记后来被造反派得到了），当时根据少奇的布置，刘少奇给王仁重打电话说，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30-40万右派。王仁重一算，全国要打30-40万右派，我们湖北要在大学的老师和学生里面打5%的右派。本来经过四清的争论，文革运动方向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清楚，后来有人检讨的时候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知道文革怎么革，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即便真实有什么犹疑或者不确定，经过了四清的前十条、后十条到二十三条的争论以后，文革的目标和对象是相当清楚的，就是要解决干部队伍内部的问题，绝对不存在被误解为第二次反右运动的可能。文革初期运动方向的改变，代表的官僚精英群体整体化水平和阶级意志的初步觉醒，他们不愿整面对自己的问题，不愿意接受有组织的程序监督，所以运动对象和打击矛头一再被转移。1980年代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大大发展，毛泽东施加的压力很大的，没有人敢跟他正面碰，所以大家都无法纠正极左错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当然就要为很多大事情负责了。这个说法虽然为主流知识精英广为宣传，但是显然无法解释四清到文革初期的运动方向转移问题，倒是毛泽东说邓小平他们一贯自行其是6年不汇报工作的说法，更接近于当时的政治现实。
       　　
       　　刘邓他们为什么敢于转移斗争方向，反复不断地去整群众呢？这个目前缺乏文献支持，需要进行推断，师东兵写过一本书《中国第一冤案》，这本书主体是写刘邓陶如何被打倒的过程，还得过中宣部的奖项，他在书中提供一种解释，他说刘邓当时判断，在党内多数人都不愿整自己的情况下，他们有多数票，就算是毛泽东不愿意了，要公开跟他们翻脸，他们也不怕，所以敢于改变运动方向跟毛泽东叫板，把打击矛头对准党外人士和群众。刘邓之所以这么干不是误解，是他们判断自己有力量那么干，毛泽东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师东兵在书中也写到，毛泽东在66年7月16日从武汉游泳游到北京以后，就着手扭转这个运动方向，主持撤销工作组，薄一波、何长工这些人很慌张，因为许多人在会上都争着向毛泽东检讨，背弃了原来原来的立场，结果多数票集团瓦解了，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候，反而是会议以多数通过了十六条。如果刘少奇真是师东兵所说那样，事实表明刘少奇对大局判断严重失误，在毛泽东跟前他永远得不到多数票，即便是文革这样违背官员意愿直接针对官员的大民主运动，刘少奇也无法得到和维持多数支持，毛泽东相对刘少奇的权威是很大的，十六条能够在中央表决通过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些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从刘少奇手上夺权的说法，完全不符合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够争取到违背官员自身意愿的“多数票”这个重大政治事实。
       　　
       　　十六条通过的时候，在公开性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被看作是文革起点的五·一六通知，都是秘密发行到党内发到某一级别，不向公众公开的，而十六条一通过，第二天（8月9号）就在全国各大报刊第一版刊登出来，政策就这样第一次直接交给群众了。文革群众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求政策的公开性，不为广大群众所知的政策和意图，就无法体现出来，许多研究文革的精英们老是穷于挖掘宫廷内幕，完全不考虑没有公开性的政策，就无法为广大群众对掌握和接受的基本事实。
       　　
       　　国家都需要管理，而中国的国家权力通过国家官僚精英群体的组织调配，去组织领导新中国工业农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在这个权力行使或者管理中间，对管理者如何施加良性影响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在组织程序有悖官僚精英群体意志无法运用的情况下，毛泽东最后是选择是动用群众的力量，来给管理者施加压力和激励。通过群众出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力量的方式，来促使官僚精英群体实现真正的服务方向转变，文革的全部是是非非，我认为都要在这样一个总体框架里去认识。对于大民主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性质，毛泽东认识非常清楚，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面明确表述过；对于群众运动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毛泽东也十分清楚，他本人就是革命家的出身，但是在失去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对管理者的行为限制和监督，毛泽东认为需要而且只有要群众出来显示自身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对官僚精英群体形成适当的威慑作用，让官僚精英群体看到群众的力量意志，知道有所戒惧，不能走极端。在这个层面去评价文革，那么文革就没有什么理想主义色彩，更不是空想和判断失误，文革的成功和失败就要以对官僚精英群体的压力是否形成，以及是否起过作用。
       　　
       　　当然一次群众运动的压力，不可能对管理者永远起作用，一次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尚不足以催生新的思想和文化，实现力量格局和思想格局的变换。所以毛泽东说不要认为有一两次、三四次文革就能解决问题，群众压力在国家管理体系内部的传递是经常需要的。以群众运动或者大民主方式向官僚精英群体施加压力，成本和代价是很高，无法程序化和制度化，使用的前提是有组织的程序都已经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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