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



《论党》，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论著。但是，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做了不恰当的称颂，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并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适当地位。
　　不仅如此，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认为：“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这种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地位，在中共七大并不限于刘少奇这个报告。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他们的讲话和演说中，也都把毛泽东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导师、舵手、旗帜。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七大的醒目横幅写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然，在1945年那个时候，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距离夺取全国的胜利还很遥远，严酷的战争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因此，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谨慎的。他在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七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行事的。但到50年代初，情况就有了变化。如：1951年，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的个人表态，就一锤定音，行使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1956年反冒进开始，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邓小平说过：“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到了50年代后期，党内形成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氛围，显然与中共七大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同时，把毛泽东捧到超越全党之上，并赋予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封建家长制的观念和领导体制有着直接的关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领袖专政的典型表现。以致连刘少奇也未能逃脱最终被虐待致死的悲惨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1980年12月，胡耀邦在谈到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时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鉴于“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少宣传个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这些重大原则的规定，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邓小平始终把自己摆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之中，反对过分突出自己的歌功颂德。他在审阅向十四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郑重指出：“报告稿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这一番话，不只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高风亮节，更体现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品格，为党的领导人摆正个人与党的组织、与党的领导集体的位置，摆脱个人崇拜的庸俗之风做出了榜样。
　　纪念刘少奇《论党》发表六十周年，我们既要从《论党》中吸取党建理论的积极营养，也要记取党的建设历史中的深刻教训。
　　（张庆冬摘自《炎黄春秋》第12期作者林蕴辉）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



《论党》，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论著。但是，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做了不恰当的称颂，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并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适当地位。
　　不仅如此，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认为：“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这种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地位，在中共七大并不限于刘少奇这个报告。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在他们的讲话和演说中，也都把毛泽东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导师、舵手、旗帜。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七大的醒目横幅写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当然，在1945年那个时候，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距离夺取全国的胜利还很遥远，严酷的战争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因此，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谨慎的。他在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七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行事的。但到50年代初，情况就有了变化。如：1951年，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的个人表态，就一锤定音，行使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1956年反冒进开始，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邓小平说过：“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到了50年代后期，党内形成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氛围，显然与中共七大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同时，把毛泽东捧到超越全党之上，并赋予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封建家长制的观念和领导体制有着直接的关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领袖专政的典型表现。以致连刘少奇也未能逃脱最终被虐待致死的悲惨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1980年12月，胡耀邦在谈到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时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鉴于“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少宣传个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这些重大原则的规定，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邓小平始终把自己摆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之中，反对过分突出自己的歌功颂德。他在审阅向十四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郑重指出：“报告稿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这一番话，不只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高风亮节，更体现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品格，为党的领导人摆正个人与党的组织、与党的领导集体的位置，摆脱个人崇拜的庸俗之风做出了榜样。
　　纪念刘少奇《论党》发表六十周年，我们既要从《论党》中吸取党建理论的积极营养，也要记取党的建设历史中的深刻教训。
　　（张庆冬摘自《炎黄春秋》第12期作者林蕴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