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在刘少奇《论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3/28 20:19:02
在刘少奇《论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龚育之  




这次讨论会,邀请者说:请你来,你讲也行,不讲也行,交论文也行,不交也行。我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答记者问》,《人民日报》记者吴珺约的,四月初在报上发表了摘要,这里提供的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全文。论文不是专门讲《论党》,但也与《论党》有关。已经印发给大家了,我说,就不讲了吧。还是要我讲一讲。怎么讲呢?把印发的稿子念一遍,大家会觉得没有意思,我也觉得没有意思。决定不念稿子,离开稿子,随意讲一讲。
这几天,我又接受邀请,准备了一篇《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写了一个初稿,搭了这样一个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标,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在改革开放中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经历这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第一个时期,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第三个时期,这次飞跃的思想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二个时期,即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以为,这个时期的情况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准备。
“陈云同志在这三个时期中,对党,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对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对邓小平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坚决地维护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如果按这个框架,来写一篇《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该如何写呢?可不可以把刘少奇和陈云加以比较,写成一篇合论呢?
我做了一些粗略的构思。
当然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起。
毛泽东思想在二十年代开始形成、在三十年代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在四十年代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刘少奇和陈云,是工人出身或从事工运的革命家,很早就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置身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直接体验了、感受了、参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全过程。
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实际上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和陈云都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参与者。会议结束,陈云经白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胜利完成了长征,实现了向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刘少奇到白区,领导一二九运动向广泛和深入发展,实现了白区工作向正确路线的转变。抗战开始,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俨然“钦差大臣”,并以其右倾路线干扰中央。一九三八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尖锐地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实际上排除了王明的干扰,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党的领袖的支持,这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和陈云,都是六中全会的决策参与者。
在延安,刘逐渐成为毛的主要副手,而刘、陈都把党务工作当作自己首要的工作。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建设方面的代表作,陈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这个方面的名篇,都收入《整风文献》之中。经过延安整风和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党的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件事刘少奇和他在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即《论党》)贡献巨大;选出了新的领导集体,毛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刘列名五大书记,陈则是两名候补书记之一。
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刘少奇被确认为党在白区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历史决议就写了毛、刘两个正确路线代表者的名字。毛后来在改“九评”时,亲自把原稿上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三十年代有效地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与刘,这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格局。这个格局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建国以后,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刘仍是毛之后第一人,陈则进入五大书记。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国范围的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更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总揽全局,陈云则在他们领导下做了经济战线的总指挥。平津宁沪解放后的平抑物价,全国解放后的统一财经,工业化初期的五年计划和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所有这些新课题,陈云作为总指挥,在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中创造新经验、形成新理论。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有些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毫无疑问,它们既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精华,又是陈云贡献于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结晶在建国以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的亮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刘的亮点则在坚持和阐发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从天津讲话(鼓励私营工商业者解除顾虑放手发展),党员八条(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东北答问(新富农能不能做共产党员),到山西批示(批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尽管在个别用语方面有可以商榷之处,从根本上说,都是沿着新民主主义的思路而发挥的。毛则形成了新思路,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从现在起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刘接受和转向了毛的新思路。那时对刘的批评还是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交换,并没有影响刘的地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的批判就完全不同了,这些都被指责为刘的资本主义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历史决议已经为这种指责平了反。但是作为历史上存在的一种观点,其是非,现在怎么来看呢?有各种评论,我看到一种评论: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首创者和新民主主义的坚持者之间的争论;毛的新思路有它的道理,刘的观点也是一种选择。我是基本上赞成这种观点的。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毛的《论十大关系》是新的结合、新的探索的良好开端。而刘为准备八大向中央各部委所做的调查,引起了毛的兴趣,是导致《论十大关系》的直接起因。刘少奇的八大报告及其对国内阶级形势变化和主要任务的崭新分析,周恩来和陈云等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关系布局的八大发言,都是这个良好开端的鲜明亮点。
但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第二次结合未能顺利实现,而是在“左”和纠“左”的反复中起伏。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反右后政治上“左”风起来,南宁会议后经济上“左”风起来。先是八大二次会议的“大跃进”,后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左”的错误倾向,不能不说是以毛为主要代表,刘和其他一些同志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紧跟。当然,纠“左”的正确趋向,主要代表者也是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调整时期的纠“左”,毛都是首先的觉察者和行动者。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则在调整的一线操劳和指挥。记得邓小平回顾“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的历史时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不能把错误都推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上,我们大家都有错误。大跃进,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我就没有反对嘛!陈云也没有说话嘛。这样的话,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不过,就陈云的情况来说,大体是“左”祸一来,陈云的一些稳妥见解往往是被批评(如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和被冷落(如八届六中全会时陈云不赞成发表作为大跃进标志的“四大指标”),而在纠“左”的时候,陈云则又被想起(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困难时期刘少奇、陈云对经济形势的清醒估计和对经济调整的果断决策,在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时他们所支持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都遭到指责,被说成是“黑暗风”、“单干风”。这样,当我们党回过头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左”祸猖獗时被称赞为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的伟大创造的东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偏离,而当时被指责为错误的一些东西,其实倒较为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
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错误又起。刘渐居被动地位。毛提出出版刘选,虽然没有实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却是在这时修订和出版的,适合了党内干部教育的需要。“二十三条”以后,刘在高层受到批评,但北京大学社教纠“左”,还学习刘的《论党内斗争》。可见此时刘在党内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从打倒刘少奇开始。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最无理的、完全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的批判和诬蔑,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手执宪法,仍不能保护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人权。终于被开除党籍,冤死河南。陈也被批评,被冷落,被摒除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没有能活到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陈则复出,并成为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又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但是,新时期的拨乱反正,绕不开、忘不了刘少奇。
为刘少奇昭雪,为刘少奇平反,为刘少奇恢复名誉,成为一系列拨乱反正中的关键之举。《刘选》(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的出版,也有平反的意义。
新时期要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既要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又要体现历史的超越性。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毛泽东思想重新下了一个定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写进了九大党章。这个定义对时代的估量如何姑且不论,单以其离开了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来谈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引起事实上也已经引起思想的混乱。所以,第二个历史决议,决定仍然回到第一个历史决议,回到刘少奇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及其对毛泽东思想所下的科学定义上来。这就是我印发的那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所说的。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回归,还是有所变化:七大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现在还要加上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当代化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由来。“时代特征”是十四大报告写上去的,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上去是不容易的。时代特征是不是就是“和平和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很重要的,但时代特征不限于时代主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属于时代特征。现代文明各方面的成果,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人权维护、社会保障、信息网络、文化产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可续发展,都属于时代特征。这些东西,许多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文明成果,也需要有适合中国情况的形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拒绝现代文明成果,中国就会落在时代的后面而失去和平崛起、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就会落在时代后面而失去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新时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它的由来。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第二次结合,虽然由于后来的曲折,没有完成,但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现在重新开头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一定的准备。不单是这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后来二十年的发展。不论是那二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发展趋向提供的经验,还是错误的发展趋向提供的教训,都为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一定的准备。当我们研究和评述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候,对毛泽东、刘少奇这些同志在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做出的丰功伟绩,对他们在从正反两方面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做出的艰辛探索,应该永志不忘。在刘少奇《论党》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龚育之  




这次讨论会,邀请者说:请你来,你讲也行,不讲也行,交论文也行,不交也行。我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答记者问》,《人民日报》记者吴珺约的,四月初在报上发表了摘要,这里提供的是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全文。论文不是专门讲《论党》,但也与《论党》有关。已经印发给大家了,我说,就不讲了吧。还是要我讲一讲。怎么讲呢?把印发的稿子念一遍,大家会觉得没有意思,我也觉得没有意思。决定不念稿子,离开稿子,随意讲一讲。
这几天,我又接受邀请,准备了一篇《陈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写了一个初稿,搭了这样一个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标,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为在改革开放中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经历这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第一个时期,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第三个时期,这次飞跃的思想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十五大报告还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二个时期,即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以为,这个时期的情况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准备。
“陈云同志在这三个时期中,对党,对国家,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确立,对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对邓小平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坚决地维护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如果按这个框架,来写一篇《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该如何写呢?可不可以把刘少奇和陈云加以比较,写成一篇合论呢?
我做了一些粗略的构思。
当然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写起。
毛泽东思想在二十年代开始形成、在三十年代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在四十年代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刘少奇和陈云,是工人出身或从事工运的革命家,很早就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置身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直接体验了、感受了、参与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全过程。
遵义会议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实际上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和陈云都是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参与者。会议结束,陈云经白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情况,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党、中国革命及其领袖毛泽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胜利完成了长征,实现了向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刘少奇到白区,领导一二九运动向广泛和深入发展,实现了白区工作向正确路线的转变。抗战开始,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俨然“钦差大臣”,并以其右倾路线干扰中央。一九三八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尖锐地要求“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实际上排除了王明的干扰,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党的领袖的支持,这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和陈云,都是六中全会的决策参与者。
在延安,刘逐渐成为毛的主要副手,而刘、陈都把党务工作当作自己首要的工作。刘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建设方面的代表作,陈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这个方面的名篇,都收入《整风文献》之中。经过延安整风和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党的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件事刘少奇和他在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即《论党》)贡献巨大;选出了新的领导集体,毛为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刘列名五大书记,陈则是两名候补书记之一。
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刘少奇被确认为党在白区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历史决议就写了毛、刘两个正确路线代表者的名字。毛后来在改“九评”时,亲自把原稿上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三十年代有效地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与刘,这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格局。这个格局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建国以后,进入新民主主义建设、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刘仍是毛之后第一人,陈则进入五大书记。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国范围的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更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总揽全局,陈云则在他们领导下做了经济战线的总指挥。平津宁沪解放后的平抑物价,全国解放后的统一财经,工业化初期的五年计划和粮食统购统销,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和改造,所有这些新课题,陈云作为总指挥,在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中创造新经验、形成新理论。尽管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有些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毫无疑问,它们既是陈云经济思想的精华,又是陈云贡献于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从而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个集体智慧结晶在建国以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的亮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刘的亮点则在坚持和阐发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方针。从天津讲话(鼓励私营工商业者解除顾虑放手发展),党员八条(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东北答问(新富农能不能做共产党员),到山西批示(批评农业社会主义倾向),尽管在个别用语方面有可以商榷之处,从根本上说,都是沿着新民主主义的思路而发挥的。毛则形成了新思路,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从现在起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刘接受和转向了毛的新思路。那时对刘的批评还是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交换,并没有影响刘的地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的批判就完全不同了,这些都被指责为刘的资本主义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历史决议已经为这种指责平了反。但是作为历史上存在的一种观点,其是非,现在怎么来看呢?有各种评论,我看到一种评论: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首创者和新民主主义的坚持者之间的争论;毛的新思路有它的道理,刘的观点也是一种选择。我是基本上赞成这种观点的。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毛的《论十大关系》是新的结合、新的探索的良好开端。而刘为准备八大向中央各部委所做的调查,引起了毛的兴趣,是导致《论十大关系》的直接起因。刘少奇的八大报告及其对国内阶级形势变化和主要任务的崭新分析,周恩来和陈云等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关系布局的八大发言,都是这个良好开端的鲜明亮点。
但是,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以后,第二次结合未能顺利实现,而是在“左”和纠“左”的反复中起伏。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地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个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反右后政治上“左”风起来,南宁会议后经济上“左”风起来。先是八大二次会议的“大跃进”,后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左”的错误倾向,不能不说是以毛为主要代表,刘和其他一些同志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紧跟。当然,纠“左”的正确趋向,主要代表者也是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调整时期的纠“左”,毛都是首先的觉察者和行动者。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则在调整的一线操劳和指挥。记得邓小平回顾“文化大革命”前这十年的历史时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不能把错误都推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上,我们大家都有错误。大跃进,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和我就没有反对嘛!陈云也没有说话嘛。这样的话,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不过,就陈云的情况来说,大体是“左”祸一来,陈云的一些稳妥见解往往是被批评(如八届三中全会和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和被冷落(如八届六中全会时陈云不赞成发表作为大跃进标志的“四大指标”),而在纠“左”的时候,陈云则又被想起(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困难时期刘少奇、陈云对经济形势的清醒估计和对经济调整的果断决策,在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时他们所支持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都遭到指责,被说成是“黑暗风”、“单干风”。这样,当我们党回过头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时,不得不承认,“左”祸猖獗时被称赞为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的伟大创造的东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偏离,而当时被指责为错误的一些东西,其实倒较为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
八届十中全会后,“左”的错误又起。刘渐居被动地位。毛提出出版刘选,虽然没有实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却是在这时修订和出版的,适合了党内干部教育的需要。“二十三条”以后,刘在高层受到批评,但北京大学社教纠“左”,还学习刘的《论党内斗争》。可见此时刘在党内的威信还是很高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从打倒刘少奇开始。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最无理的、完全是颠倒黑白和无中生有的批判和诬蔑,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手执宪法,仍不能保护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人权。终于被开除党籍,冤死河南。陈也被批评,被冷落,被摒除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没有能活到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陈则复出,并成为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又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但是,新时期的拨乱反正,绕不开、忘不了刘少奇。
为刘少奇昭雪,为刘少奇平反,为刘少奇恢复名誉,成为一系列拨乱反正中的关键之举。《刘选》(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的出版,也有平反的意义。
新时期要重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既要体现历史的连续性,又要体现历史的超越性。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毛泽东思想重新下了一个定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写进了九大党章。这个定义对时代的估量如何姑且不论,单以其离开了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来谈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引起事实上也已经引起思想的混乱。所以,第二个历史决议,决定仍然回到第一个历史决议,回到刘少奇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及其对毛泽东思想所下的科学定义上来。这就是我印发的那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所说的。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回归,还是有所变化:七大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现在还要加上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当代化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由来。“时代特征”是十四大报告写上去的,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上去是不容易的。时代特征是不是就是“和平和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很重要的,但时代特征不限于时代主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属于时代特征。现代文明各方面的成果,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人权维护、社会保障、信息网络、文化产业、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可续发展,都属于时代特征。这些东西,许多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提出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文明成果,也需要有适合中国情况的形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拒绝现代文明成果,中国就会落在时代的后面而失去和平崛起、民族振兴的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就会落在时代后面而失去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新时期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它的由来。毛泽东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第二次结合,虽然由于后来的曲折,没有完成,但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现在重新开头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一定的准备。不单是这个良好的开端,还有后来二十年的发展。不论是那二十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发展趋向提供的经验,还是错误的发展趋向提供的教训,都为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正反两个方面作了一定的准备。当我们研究和评述这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候,对毛泽东、刘少奇这些同志在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做出的丰功伟绩,对他们在从正反两方面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做出的艰辛探索,应该永志不忘。
为什么回避刘的极左错误?
[B]以下是引用[I]f22[/I]在2005-12-28 21:25:00的发言:[/B][BR]为什么回避刘的极左错误?


为了妖魔化文革!!!

文革以后翻身的大多数现在都是骑在百姓头上的!文革打倒这些人是对是错历史自有公论!
刘的错误也是明显的,不能现在平反了,就不再题了。
[B]以下是引用[I]462532169[/I]在2005-12-29 10:2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f22[/I]在2005-12-28 21:25:00的发言:[/B][BR]为什么回避刘的极左错误?</div>

为了妖魔化文革!!!

文革以后翻身的大多数现在都是骑在百姓头上的!文革打倒这些人是对是错历史自有公论!
那你何不去安源点它一把火?在这光说不练?
[B]以下是引用[I]f22[/I]在2005-12-29 19:13: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462532169[/I]在2005-12-29 10:24:00的发言:[/B][BR]<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f22[/I]在2005-12-28 21:25:00的发言:[/B][BR]为什么回避刘的极左错误?</div>

为了妖魔化文革!!!

文革以后翻身的大多数现在都是骑在百姓头上的!文革打倒这些人是对是错历史自有公论!</div>那你何不去安源点它一把火?在这光说不练?


光说不练???“四清”和“桃园经验”这2把火够大了哈~~~~区区一个安源算什么?
文革还需要妖魔化?事实摆在那里,还有人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