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真存在夏朝吗？

　　
　　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这是国内大多数历史及考古学者们所主张或承认的，而外国的一些学者是不承认的，甚至有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学家盲目迷信《史记》和司马迁。其实，在中国现存的早期的文献中多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其中《周书》产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稍晚一些的《春秋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主（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之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单从学术角度讲，西方学者不相信夏的存在，可以归结到在西方（实际是中国之外）关于上古历史的文献记载几乎为零。在欧洲只有圣经的旧约讲了些神话和传说，此外真没有别的了。所以，在那些学者的心目中，上古的历史知识，只能从考古发掘中去追寻。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方面的论述时，以为这是很自然的，本应如此。但事实上，这确是王国维首次提出的，而不是欧洲那些考古学界的先行者们。欧美学者没有文献证据，他们只有一重证据——考古成果，所以他们提不出来这样的观念。　　
　　
　　一，关于史记
　　
　　在殷墟考古发现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商王朝的世系是正确的之后，人们多相信史记中关于夏的记述也是可信的。支持欧美学者观点的人会问，那么关于五帝的记述是否也都应信？
　　二者是不同的，在五帝记的有“太史公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大意是：百家叙说黄帝，他们的文字不典雅可靠，士大夫很难据此叙说。）
　　已经明确的说五帝纪中关于黄帝记述的可靠性较差，而夏本纪则无此言，和商本纪同等述之。可见司马迁应该是按某种官方的文献写夏本纪，而不是到民间去采风所得。
　　
　　作为一个史学大家，司马迁是相当严谨的，同时他又是文学家，其笔触是有感情的。在写他所喜爱的人物，如李广，就能把在作战不利甚至败仗的事迹中，把他写成大英雄。但是，司马迁绝没有给李广加上他所没有的‘光辉事迹’。
　　在记述五帝时，他声明那些史料的可靠性不高，这正是他严谨的表现之一。
　　这反而证明了夏本纪的可信度比较高。
　　
　　二，关于甲骨文中无夏的记录
　　
　　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夏字，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
　　
　　甲骨文是夏灭三百年后的卜词，夏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影子也已经不存在或极淡薄了。
　　一种可能是卜词中根本就没提出过它。
　　甲骨文中无夏字，不奇怪。如果能找到商朝初建时的文献，如果那里没有提到与夏（也可能是另一种称呼）有关的事，才真是问题。
　　在甲骨文中提到夏人后裔杞人，这是合理的。大约是在殷商时代，夏人所能留下的痕迹了吧。
　　
　　另一种可能是提到过，但用得是另一种名称，尚未破译明白。夏是夏人及其后裔对朝代的尊称，其初本意是大屋大殿，后来成为中原人自称，如华夏、诸夏等，是个很好的字眼，本非四季之一的称谓。如是，则与之敌对的商人未必用它。看看清朝后期对西洋人的称呼，如红毛国、佛朗机等，还有官方文书中的夷、蛮、狄等。这些称呼和其本国国名几乎没有什么可连想之处。
　　把灭掉的国家，不称其正式尊名，而称胜国，是后来一种习惯，特别是被灭国的名称有明显的尊崇的意味。
　　在甲骨文中还有超过一半的字尚未破译或或有人破译了但未得认可。这些字绝大多数是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这里面有没有代表夏朝的相关信息？对于甲骨文只一知半解，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会不会贻笑大方。
　　
　　三，二里头考古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源头探索中的一件大事。
　　在二里头已经发现了早于商朝的遗址。在这里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按一定规划建设的都邑、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相当高的铸造技术的铜作坊，发现了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及车辙痕迹，还有大型绿松石龙型器物（长越70厘米）。由此可确认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或主要大都邑的遗址。
　　可以肯定的说，在商以前，中华大地上，就有着一个已经正在跨进文明门槛的国家。这个考古遗址的年代恰就是文献所载的夏朝的年代，所在地域也恰就是文献所载的夏朝后期主要活动区之一。所以，把二里头文化就看作是夏文化，就是很自然的了。
　　
　　结合考古成果和古文献，除了把二里头和夏文化联系起来，再没有其它更合逻辑的了。
　　
　　四，重要的问题在于文字
　　
　　但是这种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却是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的。二里头遗址所显示的文化是相当辉煌的，但是它是不是夏朝都城，却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仿佛破案时证据链少了重要一环。
　　也就是说，要想把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述和考古发掘的成果无争议的结合在一起，还需要一些证据。例如，统治二里头的君主们是不是文献所记的夏的君主，还有按文献，夏商之间曾有战争，商汤多次征伐夏桀等，这些都应该在考古成果中有所体现。
　　为了能得到这样的证据，寻找文字遗存乃是不二法门。
　　
　　郑州商代大型遗址基本上是接续了二里头的年代，所以，如果能找到郑州商城中文字遗存，其中对于夏商间的斗争是应该有记述的。在距二里头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就有商人建造的一个小城（偃师商城），时间距二里头的城池宫室的衰败时间极近，可见二者曾有过激烈的斗争或密切联系。如果郑州商城有文字遗存，这些都可能有所显示。
　　商朝人是有文字的，殷商的甲骨文不会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熟起来的，何况在郑州商城也曾发现过‘习字骨’。
　　一旦郑州商城发现了商朝早期的文字大量遗存，对于二里头是否夏朝最后的都城就应该有直接的证据。
　　
　　按文献，夏朝也是应有文字的。过去把阴阳合历称作夏历，传说中夏是把正月当作一年之始，这种历法应该已经知道隔几年要置闰月。很难想象根本没有文字的条件下能产生相当成熟的历法。此外还有‘夏篆’的说法。
　　在二里头已经发现了刻划符，二十多个不同的符号，还无法说就是文字，但是，距离文字也可能不太远了。但愿早日发现大量的商早期或夏的文字遗存。
　　
　　总之，从二里头考古成果看来，中国的上古文明绝不始于商代，在商之前还有着有青铜器、都邑、宫室等的辉煌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推论这个文明就是夏，是合情合理的。
　　但可惜这是个推论。虽然二里头文明是辉煌的。但是创造二里头文明的人们及祖先有没有大禹治水，夏启立国，太康失国，夏桀淫暴等事，却不好理直气壮的说有。
　　而商前期的文字及其记述或夏文字的发现，就成为关键的关键了。
　　
　　还有一种认为夏是周故意编造出来的说法。其实这样的讲的人自己才是在胡编乱造，因为举不出任何证据。老夫是绝不信的，因为编造一个夏，对于周人的统治没有任何一点好处，反而给了夏的后人杞人一些光辉，太不合算。

　　
　　夏朝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国家形态的王朝，这是国内大多数历史及考古学者们所主张或承认的，而外国的一些学者是不承认的，甚至有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学家盲目迷信《史记》和司马迁。其实，在中国现存的早期的文献中多提到了夏朝或大禹，一般都是夏商周三代并列的。例如，《尚书》有不少篇说到夏朝和商朝，周朝人确认夏、商是“受天命”的正统朝代。其中《周书》产生的年代在西周初年，距夏朝不过数百年。稍晚一些的《春秋左传》中，夏商周三代是并列的，且提到夏朝及《夏书》的地方极多。也直接提到了夏朝君主（夏朝时称为“后”，商周称为王，之后称皇帝）的名字，如启、相、皋、孔甲、桀等。
　　
　　单从学术角度讲，西方学者不相信夏的存在，可以归结到在西方（实际是中国之外）关于上古历史的文献记载几乎为零。在欧洲只有圣经的旧约讲了些神话和传说，此外真没有别的了。所以，在那些学者的心目中，上古的历史知识，只能从考古发掘中去追寻。
　　
　　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考古成果和文献并重。这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方面的论述时，以为这是很自然的，本应如此。但事实上，这确是王国维首次提出的，而不是欧洲那些考古学界的先行者们。欧美学者没有文献证据，他们只有一重证据——考古成果，所以他们提不出来这样的观念。　　
　　
　　一，关于史记
　　
　　在殷墟考古发现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商王朝的世系是正确的之后，人们多相信史记中关于夏的记述也是可信的。支持欧美学者观点的人会问，那么关于五帝的记述是否也都应信？
　　二者是不同的，在五帝记的有“太史公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大意是：百家叙说黄帝，他们的文字不典雅可靠，士大夫很难据此叙说。）
　　已经明确的说五帝纪中关于黄帝记述的可靠性较差，而夏本纪则无此言，和商本纪同等述之。可见司马迁应该是按某种官方的文献写夏本纪，而不是到民间去采风所得。
　　
　　作为一个史学大家，司马迁是相当严谨的，同时他又是文学家，其笔触是有感情的。在写他所喜爱的人物，如李广，就能把在作战不利甚至败仗的事迹中，把他写成大英雄。但是，司马迁绝没有给李广加上他所没有的‘光辉事迹’。
　　在记述五帝时，他声明那些史料的可靠性不高，这正是他严谨的表现之一。
　　这反而证明了夏本纪的可信度比较高。
　　
　　二，关于甲骨文中无夏的记录
　　
　　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夏字，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
　　
　　甲骨文是夏灭三百年后的卜词，夏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影子也已经不存在或极淡薄了。
　　一种可能是卜词中根本就没提出过它。
　　甲骨文中无夏字，不奇怪。如果能找到商朝初建时的文献，如果那里没有提到与夏（也可能是另一种称呼）有关的事，才真是问题。
　　在甲骨文中提到夏人后裔杞人，这是合理的。大约是在殷商时代，夏人所能留下的痕迹了吧。
　　
　　另一种可能是提到过，但用得是另一种名称，尚未破译明白。夏是夏人及其后裔对朝代的尊称，其初本意是大屋大殿，后来成为中原人自称，如华夏、诸夏等，是个很好的字眼，本非四季之一的称谓。如是，则与之敌对的商人未必用它。看看清朝后期对西洋人的称呼，如红毛国、佛朗机等，还有官方文书中的夷、蛮、狄等。这些称呼和其本国国名几乎没有什么可连想之处。
　　把灭掉的国家，不称其正式尊名，而称胜国，是后来一种习惯，特别是被灭国的名称有明显的尊崇的意味。
　　在甲骨文中还有超过一半的字尚未破译或或有人破译了但未得认可。这些字绝大多数是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这里面有没有代表夏朝的相关信息？对于甲骨文只一知半解，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会不会贻笑大方。
　　
　　三，二里头考古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源头探索中的一件大事。
　　在二里头已经发现了早于商朝的遗址。在这里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按一定规划建设的都邑、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相当高的铸造技术的铜作坊，发现了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及车辙痕迹，还有大型绿松石龙型器物（长越70厘米）。由此可确认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或主要大都邑的遗址。
　　可以肯定的说，在商以前，中华大地上，就有着一个已经正在跨进文明门槛的国家。这个考古遗址的年代恰就是文献所载的夏朝的年代，所在地域也恰就是文献所载的夏朝后期主要活动区之一。所以，把二里头文化就看作是夏文化，就是很自然的了。
　　
　　结合考古成果和古文献，除了把二里头和夏文化联系起来，再没有其它更合逻辑的了。
　　
　　四，重要的问题在于文字
　　
　　但是这种看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却是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的。二里头遗址所显示的文化是相当辉煌的，但是它是不是夏朝都城，却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仿佛破案时证据链少了重要一环。
　　也就是说，要想把文献中关于夏的记述和考古发掘的成果无争议的结合在一起，还需要一些证据。例如，统治二里头的君主们是不是文献所记的夏的君主，还有按文献，夏商之间曾有战争，商汤多次征伐夏桀等，这些都应该在考古成果中有所体现。
　　为了能得到这样的证据，寻找文字遗存乃是不二法门。
　　
　　郑州商代大型遗址基本上是接续了二里头的年代，所以，如果能找到郑州商城中文字遗存，其中对于夏商间的斗争是应该有记述的。在距二里头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就有商人建造的一个小城（偃师商城），时间距二里头的城池宫室的衰败时间极近，可见二者曾有过激烈的斗争或密切联系。如果郑州商城有文字遗存，这些都可能有所显示。
　　商朝人是有文字的，殷商的甲骨文不会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熟起来的，何况在郑州商城也曾发现过‘习字骨’。
　　一旦郑州商城发现了商朝早期的文字大量遗存，对于二里头是否夏朝最后的都城就应该有直接的证据。
　　
　　按文献，夏朝也是应有文字的。过去把阴阳合历称作夏历，传说中夏是把正月当作一年之始，这种历法应该已经知道隔几年要置闰月。很难想象根本没有文字的条件下能产生相当成熟的历法。此外还有‘夏篆’的说法。
　　在二里头已经发现了刻划符，二十多个不同的符号，还无法说就是文字，但是，距离文字也可能不太远了。但愿早日发现大量的商早期或夏的文字遗存。
　　
　　总之，从二里头考古成果看来，中国的上古文明绝不始于商代，在商之前还有着有青铜器、都邑、宫室等的辉煌文明。这是不容置疑的。推论这个文明就是夏，是合情合理的。
　　但可惜这是个推论。虽然二里头文明是辉煌的。但是创造二里头文明的人们及祖先有没有大禹治水，夏启立国，太康失国，夏桀淫暴等事，却不好理直气壮的说有。
　　而商前期的文字及其记述或夏文字的发现，就成为关键的关键了。
　　
　　还有一种认为夏是周故意编造出来的说法。其实这样的讲的人自己才是在胡编乱造，因为举不出任何证据。老夫是绝不信的，因为编造一个夏，对于周人的统治没有任何一点好处，反而给了夏的后人杞人一些光辉，太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