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文革中的武汉“7.20事件”

1967年夏天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标志着文革“全面内战”阶段的开始。这次事件的原因并不复杂，但影响却极大，后果也十分严重。

    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他认为“走资派”总根子的基础还在，必须加以摧毁。因此，他积极鼓励上海“夺权”，并向全国推广，准备把全国各级的领导权力都夺到革命造反派手中。为了保障夺权过程的顺利，毛泽东要求全国各地的解放军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也就是军队“支左”的由来。

    然而，没有统一领导的群众组织的夺权行动，很快就演变成了派别林立的互相对抗。各派都声称自己是“革命派”、“造反派”，说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很多地方都打起了派仗，从观点对立的辩论发展到开始武斗，甚至还打死了人。毛泽东原来的估计一再被打破，不得不转而号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形成革命的大联合。然而“纵虎容易缚虎难”，群众运动一旦放开，便成了脱缰的野马，收都收不住。在这一混乱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与奉命“支左”的军队发生磨擦，发展到造反派直接冲击军事机关，抓捕军队将领。在军委《八条命令》公布以后，军队解散了一批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而在毛泽东看来，军队的下手又太重，弄不好会伤害革命造反派的积极性，使真正的“保皇派”、“右派”得到喘息之机。因此，毛泽东又通过林彪发出了《军委十条》命令，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这一下，原来有些蔫了的造反派又得到了鼓舞，反而变本加厉地冲击军事机关。也有的群众组织是支持军队的，对立两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至抢夺军队的武器进行武斗，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大规模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面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真是始料不及。对于文革进程的估计和部署，毛泽东也是因时因势而动，不断改变着决心。发展到今天这样控制不住的地步，他也有些厌倦了。于是，毛提出了文革运动三步走的战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认为现在群众的发动阶段已经完成，已经到了各派实现大联合的阶段。

据此，毛泽东提出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当时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民风好斗，加上军工企业较多，群众组织中复员军人较多，因而武斗起来技术含量更高，乱得也更加厉害。出于要抓几个典型的考虑，毛泽东决定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挑一些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地区解决各派的大联合问题。派王力去主要考虑要树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派谢富治去则因为他在当年曾与陈赓率二野四兵团打到过西南，还当过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与当地驻军关系较深，利于协调解决问题。王、谢带人下去后，辗转于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中央的指示处理问题，基本完成了任务。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中央代表团为一度受压迫的造反派张目，打压对立面群众组织，将其定性为“保守派”或“反革命”，并将与其关系密切的当地驻军称之为犯了“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手段非常犀利。受成都军区支持的四川保守组织、人员达80万的“产业军”就因此而垮台，当地造反派则趾高气扬，支持“产业军”的成都军区领导班子也被全面改组。这极大刺激了其他地区与四川类似情况的支左部队和群众组织，也为武汉“7.20事件”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毛泽东对武汉地区的形势也很担心。当时武汉地区主要有几大对立的群众组织：一个是人员达到120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派；另外就是人数较少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其中“三钢”、“三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组织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支持下，经常组织冲击军队机关，大搞夺权，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而“百万雄师”与武汉军区关系密切，属于支持军队的群众组织，反对夺权，拥护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在当年实际上属于林彪和中央文革眼中的异己力量。从当时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而言，陈再道和军区其他主要领导本能地反感造反夺权，因而支持“百万雄师”派，以“支左”的名义下令部队取缔了“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乱冲乱撞的造反组织，并将其头头抓了起来。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对此非常不满，认为陈再道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对军内造反派讲了“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的话，并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造反派组织。而武汉造反派在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后，竟公然提出了要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嚣张口号，公开反对武汉军区和支持“百万雄师”的驻军部队。《军委十条》命令宣布后，陈再道虽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抓的造反派首领，但却不同意给“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平反。正在支左的武汉附近驻军也全力支持“百万雄师”，协助打压造反派。结果，“百万雄师”和造反派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多次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问题一再升级，直至惊动了中南海。

毛泽东对此非常忧虑，认为西南地区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武汉已成为了全国的一个焦点，中央必须及时表态并解决问题。他先是要求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派代表来京汇报，后又改变了主意，决心亲自出马，继去年回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之前那样，再一次到武汉“游泳”，击水中流，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块样板，从而有力推动自己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

在这样天下大乱之时去武汉，毛泽东其实是冒了一定风险的。由于有了西南地区的前车之鉴，武汉军区和支持“百万雄师”的驻军部队对中央文革非常反感，同时对中央解决问题的方针很是不理解乃至不满，正处在极度忧愤之中。后来武汉驻军就有人公开指责道：“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在这种对立情绪下，部队是武装力量，控制力上如果出点问题后果便很难设想。然而毛泽东对于自己最高领袖的权威很是自信，认为至多是不理解的人多一些，天子一出即可摆平。他让周恩来先飞武汉打前站，又令在四川还未回京的王力、谢富治等中央代表团人员直接去武汉协助工作。毛泽东带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乘专列随后出发。

7月14日早晨，周恩来率海军政委李作鹏等人乘飞机抵达武汉，秘密住进了东湖宾馆。中午，王力、谢富治和空军政委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人员也到了武汉。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来汉的原因，周总理接见中央代表团时也未明说要在武汉就地解决各派联合的问题，而解释成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是要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因此，王力、谢富治认为这次来武汉的任务并不复杂，毛主席到了的话肯定要先休息，二人当晚便一起上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群众认出了谢富治和王力，当成是中央来人支持他们的，一时闹出了很大动静。周恩来得知后，表示没有什么，正好可以为东湖宾馆住进人来打掩护，有利于毛主席的安全。他当即通知了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要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奉中央派遣到武汉来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一时武汉三镇轰动了，谢、王之名家喻户晓，各派都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真是福兮祸兮有谁知。

7月14日夜里，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与随身工作人员秘密住进了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很是自信。他对陈再道的看法是一介武夫，脑筋简单，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相反，毛对大老粗将领倒是一向有好感，可以充分用来作为军内平衡的工具。建国后，他将位高资深的元帅、大将级将领逐渐边缘化，重用部分上将，并且提拔了一批红四、红二的中将、少将级将领来掌握全国各地的军权，就是对军内平衡的有力掌控，效果相当好。毛已定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意图是宣布“三钢”、“三新”、“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要陈再道作个检讨，承认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转而支持革命造反派，从而得到各造反派组织的谅解。以此为基础，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促成各造反派组织和“百万雄师”的大联合，从而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解决国内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树立个样板。

7月1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谢富治、王力、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等人开会，提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强调重点要先从武汉军区的工作做起，要其转变对待革命左派的态度。“三钢”、“三新”、“工总”是革命造反派，要解放。“百万雄师”要受些委屈，但要坚持联合，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恩来原定要回京主持工作，在王力等人的要求下，暂留在武汉做军区领导的工作。据此，从7月16日到18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周恩来反复做陈再道的工作，一再表示，毛主席和中央都是保陈的，犯了错误改正就好，要赶快转变立场去支持革命左派，把武汉局势稳住。然而大老粗陈再道怎么也想不通，认为毛主席向来提倡要相信干部、军队、群众的大多数，现在武汉地区的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他去做下边部队的工作改变立场，根本做不了。加上这次毛泽东到武汉的保卫工作没让陈再道、钟汉华管，而是交给了武汉空军负责，这让陈再道感觉中央不信任他。他坚持认为武汉军区是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执行的，没有错误。双方争论到最后甚至拍了桌子，陈再道大声嚷道：“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历史上……我还不知道？……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也气坏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双方不欢而散。

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将毛泽东与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合盘托出，并强调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最后，周恩来要求与会的30多名军队负责人要对会议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也不要上大字报，要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然而，武汉军区8201部队的政委回去就向干部战士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内容，并要求在对外散布时不要提周总理，而要说成是王力说的。之所以扯上王力，正是缘于文革发动以来，中央文革已四面树敌，惹起了广大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的愤怒，而王力是中央文革的红人，代表的正是成为了众矢之的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敢直接发泄对毛泽东和中央的不满，也不敢随便动资深位重的军队出身的中央大员，王力恰巧是个摇笔杆子上位的秀才，资历没多少却又树大招风。因此，在武汉这座大火炉上，王力正好做了火上浇油的助燃剂，该被首先烧着了。18日深夜，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北京。临走前，他叮嘱留在武汉继续解决问题的谢富治、王力等人，要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武汉军区和陈再道司令员，做好军区干部战士们的思想转弯工作。同时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群众中出现混乱，激化矛盾。他根本想不到，一个震惊全国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该着的是，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觉得还有主要的造反组织没去看过，就与王力、余立金等人来到了设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组织“钢二司”总部。造反派一看中央大员来了，非常激动，不断高呼拥护中央的口号，并给几个人戴上了“钢二司”的袖标。在这种热烈气氛下，谢富治、王力就把周恩来的叮嘱扔到了九霄云外，表示坚决支持“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宣布他们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强调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但中央指示要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等。在场的造反派一时情绪振奋，不断鼓掌喊口号。第二天，“三钢”、“三新”就组织人马敲锣打鼓上街，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王力和谢富治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王力、谢富治身上，也开始组织大规模游行，反对王、谢的讲话，要求他们出来澄清问题。王力、谢富治当时认为他们是根据中央方针发表的讲话，并未出格，便对“百万雄师”的要求置之不理，而继续做武汉军区的工作。

7月19日，谢富治主持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关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讲话精神。随后王力也发言对理论问题进行解释，他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即“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这段话后来被称为是王力小人得志、狂妄自大的铁证。当时谢富治感觉身体比较累，就先退场回去休息。王力接着讲了很长时间，有些得意忘形。他没有想到，下边的这些军队干部早就对中央文革不满，对他王力不满。如今已捅开了实际上代表着武汉军区很多军队干部情绪的“百万雄师”这一马蜂窝，又在众多军队干部面前如此招摇，他就要倒霉了。王力对此浑然不觉，会议结束后还连夜修改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交上来的检查，并替他们改轻了一些说得过重的自我贬损之言，自认为很是满意，做人做得挺厚道。

7月20日，“百万雄师”组织百万人上街游行，很多解放军官兵也加入其中，高呼“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当时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出于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掌控局面，甚至有点听之任之的心理，让中央看看群众的态度吧。结果事态越来越不可控，终于酿成了大祸。有一部分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员，拿着枪支、长矛、大刀等武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直接闯入了东湖宾馆。他们点名找谢富治和王力，并打散了前来阻拦的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冲进东湖宾馆的人越来越多，谢富治发现不对，赶快打电话通知同住在东湖宾馆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毛泽东是秘密来武汉的，就住在几百米外的“梅岭一号”楼。这么多人拿着武器乱冲东湖宾馆，一旦其中混有图谋不轨的坏分子，危及了毛泽东的安全，那就万死莫赎了。谢富治认为以自己的身份别人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王力可能够呛。打完电话后，他让王力在屋里别出来，自己走到外面，亮明身份，呵斥众人胡闹，要他们派代表上来谈。“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人知道谢富治不好惹，态度便客气了一些，他们准备收拾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笔杆子王力。结果还没和谢富治谈上几句，就有人高喊口号，要求交出王力。偏偏王力听到了，还觉得自己不含糊，便主动走了出来，表示欢迎大家提意见。陈再道、钟汉华这时也赶到了现场，竭力劝大家有话好好说。愤怒的人群哪管这套，上去就围住了王力，一边怒骂一边用枪口对准了他。谢富治急了，大声喝令陈再道上去解围。然而陈再道却一脸颓丧，说他管不了这些人，你们本来就是中央派来做群众工作的，那就做吧，真是把谢富治气了个五迷三道。

这时又有不少人乘车冲进了东湖宾馆，人群把谢富治、王力、陈再道等人围得死死的，七嘴八舌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革命组织“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僵持了一会后，有人不耐烦动了手，三拳两脚把陈再道打倒在地。陈再道一边呼痛，一边高声喊叫：“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其实动手的人是认错了人，错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一听不对，赶快扶起陈再道，一个劲道歉。这些人心里清楚，陈司令员是支持他们的哩。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急得高声呼喝，要大家冷静，可以提意见，但不能搞武斗！然而人们早已忍不住了，又错打了陈再道，不由怒火中烧，也不管谢富治说什么，冲上去揪住王力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场面顿时乱成一团。军区政委钟汉华见势不妙，这要把中央钦差王力当场打死自己可吃罪不起呀！他拼力拦阻众人进行劝解，其中许多人还是他的部下，最后急得跪在地上哀求大家手下留情。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见差不多了，一声令下，大家架起被打倒在地的王力，推到一辆卡车上就给拉走了，一同被抓的还有中央代表团几名成员。此时整个武汉三镇已是人马如流，工厂停工，学生停课，无数军人、群众和车辆排成纵队上街游行，旗帜飞舞，口号震天，强烈要求中央重新派人来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大地如同滚开了的水锅，气势极为惊人。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
军人和群众冲闯东湖宾馆，已经严重威胁了近在咫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这里，但少数军区干部是知道的。据当时也被抓走的一名中央代表团成员披露，他被关进了8201部队的驻地，曾听到过有人说过如下一段对话：

“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
“那个人呢怎么样了？”
“哪个人？”
“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
“那谁知道呀。”
  ……

后来有资料披露，对话双方一位是8201部队政委，另一位则是前来询问的8201部队政治部主任。显然，有些军队干部是明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仍然支持部下前往冲闯，说不定还想给伟大领袖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一下人民群众的威力。从这个角度说，当时万一有哪位唯恐天下不乱者继续发挥一下，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当武汉乱成一团的同时，北京闻讯后也乱成了一团。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召开紧急会议，断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兵变”，是要谋害毛泽东，要求采取断然措施。而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和江青则更加担心毛泽东的安全。7月20日下午，周恩来自告奋勇率8341部队分乘三架飞机先行前往武汉救驾。林彪则坐镇北京，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以平息“叛乱”。江青急得不行，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并由江青署名，让总后勤部主任邱会作带着密信飞赴武汉。同时张春桥飞往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

就在人群冲击东湖宾馆之时，与毛泽东随行的中央警卫局人员是紧张万分，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决心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安全。当毛泽东得知王力被抓走后，仍然镇定自若，只是命令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要马上把王力找回来。邱会作飞到武汉后，由杨成武向毛泽东转交了江青的密信。为了领袖的安全，谢富治、杨成武等人极力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但毛泽东表示哪里也不去。好在周恩来很快就要到了，大家只好等着总理来了再作决定。

前往武汉的周恩来心细如发，为了以防万一，命令飞机飞到汉口郊区的空军王家墩机场降落。然而他的行程已被武汉军区的人知晓，一些军人和“百万雄师”人员强行冲击并占领了王家墩机场，要和周恩来辩论，不让他出飞机场。周恩来在飞机上得知下边情况异常，只好命令改降到空军山坡机场。随后周恩来带着两名贴身卫士化装乘车潜入市区，几经周折来到了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地。就在整整40年前的7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临时中央常委会决议，化装带着未来大将陈赓从武汉乘船赶赴九江，准备组织发动南昌起义。40年后，已是大国总理的周恩来又要在已解放了的土地上化装去见国家最高领袖，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不管怎么说吧，当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安然无恙时，总算是如释重负。据说二人见面后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是极为罕见的。

毛泽东虽然表面上镇定自若，实际上却是恼怒万分。在受刺激之下，他曾经骂道：“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他甚至认为陈再道居心不善，竟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绑走中央代表王力，自己是“进了贼窝子”了。眼下情况发展到如此出人意料的地步，他的自信已经动摇，一时也没想好要如何应对。周恩来在见过毛泽东后，马上就以其一贯的谨慎机敏有条不紊地开始处理乱局。他首先召集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等人，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陆海空部队向武汉会聚，准备“平叛”。然后又“冒险”接触陈再道，以试探虚实。事发后钟汉华已赶回军区去掌握局势，陈再道则继续留在东湖宾馆听候发落。见到周恩来后，陈再道还是那副受委屈的老实相，辩解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也挨了打，现在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见陈再道这个样子，周恩来是又好气又好笑，一时也拿不准真假。他只好要求陈再道和钟汉华立即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其他人员，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由于情况复杂，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起见，周恩来劝其先离开武汉暂避。毛泽东还拗不过这口气，表示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只好动员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一齐来劝，掰开揉碎，反复晓以利害，终于劝得毛点了头。7月21日凌晨，在周恩来精心安排、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下，毛泽东打破了建国后不坐飞机的惯例，秘密前往王家墩机场，乘谢富治的专机飞离了武汉。上天后，毛泽东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然后才下令飞往上海。由此可见，“7.20事件”是令他多么的受羞辱和不甘心。

周恩来则不顾安危地继续留在武汉观察形势。根据局势发展反复判断后，他发觉陈再道并不像是要造反的样子，也没有人来威胁他周恩来的安全，才稍微放了点心。这时，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8199部队的积极营救下，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从被关押的军区大院中秘密救出。然后又闯过了“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人员的尾追堵截，历经50多个小时辗转，终于将王力安全地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闻讯后非常高兴，与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同吃了晚饭，并叮嘱大家对武汉的事要保密，一切听从中央的口径。王力既已救出，周恩来也无意继续在险地逗留，下边的事回北京再说。7月21日晚，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秘密护送王力到王家墩机场。然后自己率中央代表团成员改换空军服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在武汉空军司令部派出的一部分人员和军区7212部队的护送下，闯过了遍布武汉市区主要街道的“百万雄师”队伍，于7月22日凌晨抵达王家墩机场。如此化装进出一个省会城市，在周恩来的后半生中也仅有这一次。当腿都被打断了的王力见到总理后，二人是抱头落泪，场面非常感人。7月22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及中央代表团人员乘坐的飞机先后返京。在林彪、江青的组织下，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员达数万之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脱险归来。

林彪于7月22日晚召开会议进行部署，第一步用中央的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以观察对方的动静；第二步起草一份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央文革也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武装游行，声讨“7.20反革命事件”。在上海的毛泽东得知后，表示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也亲自出席了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心位置检阅人群，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在他的一生中，如此独立主持中央大局，还是第一次。但他没有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的毛泽东正冷静观察着北京的情况，对于林彪的表现，他也记在了心中。看来副统帅不只是病怏怏的“主席画圈我画圈”，一到关键时刻，还这么精神，挺有企图心哦。好，等着瞧吧。

武汉“7.20事件”对毛泽东无异于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对文革进程的部署和掌控。他不得不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军队不能理解他发动文革运动的良苦用心，尽管还忠诚于他，但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阻碍力量。他在上海给江青回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必须要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并且实行“群众专政”，“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在此期间，林彪在北京与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将“7.20事件”定性为“叛逆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文革则更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求各地抓出“武老谭”、“陈再道”、“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也公开发表了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号召要对“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进行反击。林彪等人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同意了他们的判断，并将之作为“最高指示”下达。一时间，各地造反派大受鼓舞，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将领之风空前严重。各种造反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开始是抢一般的轻型枪支，后来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各地的武斗大规模升级，严重流血事件和武力阻断铁路干线事件频频发生。自此，文革进入了“全面内战”的最动乱阶段。

    “7.20事件”之后，中央下令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陈再道、钟汉华被免职， 8201部队被被调出整训并撤销了番号。王任重和陈再道被称为是“7.20叛变事件的罪魁”，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徐海东也被指控为“7.20事件”的后台，遭到了造反派抄家之祸。陈再道、钟汉华及8201部队领导奉召入京，随即遭到惩处。陈再道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批斗殴打。林彪甚至主张开设军事法庭，将陈再道审判枪毙，以儆效尤。幸好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明白过来了，认定陈再道并不是想造反，只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而继续打压红四方面军势力，恐怕会将一场革命行动演变成军队的内讧斗争，更将加大全国的乱局。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最后依靠力量，尽管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其置于对立面，任凭造反群众痛加羞辱。在权衡轻重之后，毛又下了“最高指示”，称陈再道是“你们要打倒”的“同志”，救了陈再道一命。林彪一看毛泽东转了向，自己花费力气要替领袖收拾的叛逆又变成了“同志”，立觉心灰意冷，再次称病不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彭绍辉、许世友、韩先楚等受冲击的军队领导人也得到了保护，惊惶的军队各山头将领一时得到了安抚。而那位“7.20事件”中的英雄王力，也在不久后因发表关于外交部夺权的“8.7”讲话而获罪，被毛泽东斥之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人”，与关锋、戚本禹一起遭到关押审查，就此被踢出了历史舞台。

毛泽东原先设定的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没有实现联合，造反派反攻倒算，“百万雄师”遭到严酷镇压。据后来湖北省委统计，“7.20事件”事件之后，湖北全省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就有6.6万人，其中被打死600多人。政治盛筵的背后，是无数人民群众的血泪沉冤。
1967年夏天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标志着文革“全面内战”阶段的开始。这次事件的原因并不复杂，但影响却极大，后果也十分严重。

    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刘少奇倒台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松一口气。他认为“走资派”总根子的基础还在，必须加以摧毁。因此，他积极鼓励上海“夺权”，并向全国推广，准备把全国各级的领导权力都夺到革命造反派手中。为了保障夺权过程的顺利，毛泽东要求全国各地的解放军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也就是军队“支左”的由来。

    然而，没有统一领导的群众组织的夺权行动，很快就演变成了派别林立的互相对抗。各派都声称自己是“革命派”、“造反派”，说对方是“保守派”、“保皇派”。很多地方都打起了派仗，从观点对立的辩论发展到开始武斗，甚至还打死了人。毛泽东原来的估计一再被打破，不得不转而号召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形成革命的大联合。然而“纵虎容易缚虎难”，群众运动一旦放开，便成了脱缰的野马，收都收不住。在这一混乱的过程中，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与奉命“支左”的军队发生磨擦，发展到造反派直接冲击军事机关，抓捕军队将领。在军委《八条命令》公布以后，军队解散了一批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而在毛泽东看来，军队的下手又太重，弄不好会伤害革命造反派的积极性，使真正的“保皇派”、“右派”得到喘息之机。因此，毛泽东又通过林彪发出了《军委十条》命令，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这一下，原来有些蔫了的造反派又得到了鼓舞，反而变本加厉地冲击军事机关。也有的群众组织是支持军队的，对立两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直至抢夺军队的武器进行武斗，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大规模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面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真是始料不及。对于文革进程的估计和部署，毛泽东也是因时因势而动，不断改变着决心。发展到今天这样控制不住的地步，他也有些厌倦了。于是，毛提出了文革运动三步走的战略：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认为现在群众的发动阶段已经完成，已经到了各派实现大联合的阶段。

据此，毛泽东提出建议，有的省可把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两派群众组织头头请到北京来谈话，解决问题；有的省可派中央代表团下去就地解决问题。当时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民风好斗，加上军工企业较多，群众组织中复员军人较多，因而武斗起来技术含量更高，乱得也更加厉害。出于要抓几个典型的考虑，毛泽东决定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挑一些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去西南地区解决各派的大联合问题。派王力去主要考虑要树中央文革小组的威信，派谢富治去则因为他在当年曾与陈赓率二野四兵团打到过西南，还当过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与当地驻军关系较深，利于协调解决问题。王、谢带人下去后，辗转于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中央的指示处理问题，基本完成了任务。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中央代表团为一度受压迫的造反派张目，打压对立面群众组织，将其定性为“保守派”或“反革命”，并将与其关系密切的当地驻军称之为犯了“支左”的“方向路线错误”，手段非常犀利。受成都军区支持的四川保守组织、人员达80万的“产业军”就因此而垮台，当地造反派则趾高气扬，支持“产业军”的成都军区领导班子也被全面改组。这极大刺激了其他地区与四川类似情况的支左部队和群众组织，也为武汉“7.20事件”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毛泽东对武汉地区的形势也很担心。当时武汉地区主要有几大对立的群众组织：一个是人员达到120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派；另外就是人数较少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其中“三钢”、“三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等组织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支持下，经常组织冲击军队机关，大搞夺权，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而“百万雄师”与武汉军区关系密切，属于支持军队的群众组织，反对夺权，拥护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在当年实际上属于林彪和中央文革眼中的异己力量。从当时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而言，陈再道和军区其他主要领导本能地反感造反夺权，因而支持“百万雄师”派，以“支左”的名义下令部队取缔了“工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乱冲乱撞的造反组织，并将其头头抓了起来。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对此非常不满，认为陈再道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对军内造反派讲了“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的话，并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造反派组织。而武汉造反派在得到中央文革支持后，竟公然提出了要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嚣张口号，公开反对武汉军区和支持“百万雄师”的驻军部队。《军委十条》命令宣布后，陈再道虽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抓的造反派首领，但却不同意给“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平反。正在支左的武汉附近驻军也全力支持“百万雄师”，协助打压造反派。结果，“百万雄师”和造反派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多次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问题一再升级，直至惊动了中南海。

毛泽东对此非常忧虑，认为西南地区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武汉已成为了全国的一个焦点，中央必须及时表态并解决问题。他先是要求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派代表来京汇报，后又改变了主意，决心亲自出马，继去年回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之前那样，再一次到武汉“游泳”，击水中流，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块样板，从而有力推动自己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

在这样天下大乱之时去武汉，毛泽东其实是冒了一定风险的。由于有了西南地区的前车之鉴，武汉军区和支持“百万雄师”的驻军部队对中央文革非常反感，同时对中央解决问题的方针很是不理解乃至不满，正处在极度忧愤之中。后来武汉驻军就有人公开指责道：“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在这种对立情绪下，部队是武装力量，控制力上如果出点问题后果便很难设想。然而毛泽东对于自己最高领袖的权威很是自信，认为至多是不理解的人多一些，天子一出即可摆平。他让周恩来先飞武汉打前站，又令在四川还未回京的王力、谢富治等中央代表团人员直接去武汉协助工作。毛泽东带着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乘专列随后出发。

7月14日早晨，周恩来率海军政委李作鹏等人乘飞机抵达武汉，秘密住进了东湖宾馆。中午，王力、谢富治和空军政委余立金等中央代表团人员也到了武汉。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来汉的原因，周总理接见中央代表团时也未明说要在武汉就地解决各派联合的问题，而解释成让谢富治等人来武汉是要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因此，王力、谢富治认为这次来武汉的任务并不复杂，毛主席到了的话肯定要先休息，二人当晚便一起上街上去看大字报。结果群众认出了谢富治和王力，当成是中央来人支持他们的，一时闹出了很大动静。周恩来得知后，表示没有什么，正好可以为东湖宾馆住进人来打掩护，有利于毛主席的安全。他当即通知了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要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奉中央派遣到武汉来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一时武汉三镇轰动了，谢、王之名家喻户晓，各派都对他们寄予了厚望，真是福兮祸兮有谁知。

7月14日夜里，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汉，与随身工作人员秘密住进了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对于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很是自信。他对陈再道的看法是一介武夫，脑筋简单，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相反，毛对大老粗将领倒是一向有好感，可以充分用来作为军内平衡的工具。建国后，他将位高资深的元帅、大将级将领逐渐边缘化，重用部分上将，并且提拔了一批红四、红二的中将、少将级将领来掌握全国各地的军权，就是对军内平衡的有力掌控，效果相当好。毛已定下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意图是宣布“三钢”、“三新”、“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要陈再道作个检讨，承认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转而支持革命造反派，从而得到各造反派组织的谅解。以此为基础，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促成各造反派组织和“百万雄师”的大联合，从而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为解决国内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树立个样板。

7月1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谢富治、王力、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等人开会，提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强调重点要先从武汉军区的工作做起，要其转变对待革命左派的态度。“三钢”、“三新”、“工总”是革命造反派，要解放。“百万雄师”要受些委屈，但要坚持联合，工作由中央来做。周恩来原定要回京主持工作，在王力等人的要求下，暂留在武汉做军区领导的工作。据此，从7月16日到18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参加了武汉军区召开的多个会议，听取了军区负责人和各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汇报。周恩来反复做陈再道的工作，一再表示，毛主席和中央都是保陈的，犯了错误改正就好，要赶快转变立场去支持革命左派，把武汉局势稳住。然而大老粗陈再道怎么也想不通，认为毛主席向来提倡要相信干部、军队、群众的大多数，现在武汉地区的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他去做下边部队的工作改变立场，根本做不了。加上这次毛泽东到武汉的保卫工作没让陈再道、钟汉华管，而是交给了武汉空军负责，这让陈再道感觉中央不信任他。他坚持认为武汉军区是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执行的，没有错误。双方争论到最后甚至拍了桌子，陈再道大声嚷道：“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历史上……我还不知道？……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也气坏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双方不欢而散。

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将毛泽东与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合盘托出，并强调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最后，周恩来要求与会的30多名军队负责人要对会议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也不要上大字报，要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然而，武汉军区8201部队的政委回去就向干部战士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内容，并要求在对外散布时不要提周总理，而要说成是王力说的。之所以扯上王力，正是缘于文革发动以来，中央文革已四面树敌，惹起了广大部队指战员和群众的愤怒，而王力是中央文革的红人，代表的正是成为了众矢之的中央文革。一些人不敢直接发泄对毛泽东和中央的不满，也不敢随便动资深位重的军队出身的中央大员，王力恰巧是个摇笔杆子上位的秀才，资历没多少却又树大招风。因此，在武汉这座大火炉上，王力正好做了火上浇油的助燃剂，该被首先烧着了。18日深夜，周恩来乘飞机返回北京。临走前，他叮嘱留在武汉继续解决问题的谢富治、王力等人，要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拥护武汉军区和陈再道司令员，做好军区干部战士们的思想转弯工作。同时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群众中出现混乱，激化矛盾。他根本想不到，一个震惊全国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该着的是，送走周恩来后，谢富治觉得还有主要的造反组织没去看过，就与王力、余立金等人来到了设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组织“钢二司”总部。造反派一看中央大员来了，非常激动，不断高呼拥护中央的口号，并给几个人戴上了“钢二司”的袖标。在这种热烈气氛下，谢富治、王力就把周恩来的叮嘱扔到了九霄云外，表示坚决支持“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宣布他们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强调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但中央指示要拥护军区，拥护陈再道司令员等。在场的造反派一时情绪振奋，不断鼓掌喊口号。第二天，“三钢”、“三新”就组织人马敲锣打鼓上街，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王力和谢富治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王力、谢富治身上，也开始组织大规模游行，反对王、谢的讲话，要求他们出来澄清问题。王力、谢富治当时认为他们是根据中央方针发表的讲话，并未出格，便对“百万雄师”的要求置之不理，而继续做武汉军区的工作。

7月19日，谢富治主持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了周恩来关于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讲话精神。随后王力也发言对理论问题进行解释，他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即“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这段话后来被称为是王力小人得志、狂妄自大的铁证。当时谢富治感觉身体比较累，就先退场回去休息。王力接着讲了很长时间，有些得意忘形。他没有想到，下边的这些军队干部早就对中央文革不满，对他王力不满。如今已捅开了实际上代表着武汉军区很多军队干部情绪的“百万雄师”这一马蜂窝，又在众多军队干部面前如此招摇，他就要倒霉了。王力对此浑然不觉，会议结束后还连夜修改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交上来的检查，并替他们改轻了一些说得过重的自我贬损之言，自认为很是满意，做人做得挺厚道。

7月20日，“百万雄师”组织百万人上街游行，很多解放军官兵也加入其中，高呼“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等口号。当时陈再道、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出于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方针的不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掌控局面，甚至有点听之任之的心理，让中央看看群众的态度吧。结果事态越来越不可控，终于酿成了大祸。有一部分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人员，拿着枪支、长矛、大刀等武器，乘坐吉普车和卡车直接闯入了东湖宾馆。他们点名找谢富治和王力，并打散了前来阻拦的中央代表团工作人员。冲进东湖宾馆的人越来越多，谢富治发现不对，赶快打电话通知同住在东湖宾馆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毛泽东是秘密来武汉的，就住在几百米外的“梅岭一号”楼。这么多人拿着武器乱冲东湖宾馆，一旦其中混有图谋不轨的坏分子，危及了毛泽东的安全，那就万死莫赎了。谢富治认为以自己的身份别人还不敢把他怎么样，但王力可能够呛。打完电话后，他让王力在屋里别出来，自己走到外面，亮明身份，呵斥众人胡闹，要他们派代表上来谈。“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人知道谢富治不好惹，态度便客气了一些，他们准备收拾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笔杆子王力。结果还没和谢富治谈上几句，就有人高喊口号，要求交出王力。偏偏王力听到了，还觉得自己不含糊，便主动走了出来，表示欢迎大家提意见。陈再道、钟汉华这时也赶到了现场，竭力劝大家有话好好说。愤怒的人群哪管这套，上去就围住了王力，一边怒骂一边用枪口对准了他。谢富治急了，大声喝令陈再道上去解围。然而陈再道却一脸颓丧，说他管不了这些人，你们本来就是中央派来做群众工作的，那就做吧，真是把谢富治气了个五迷三道。

这时又有不少人乘车冲进了东湖宾馆，人群把谢富治、王力、陈再道等人围得死死的，七嘴八舌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革命组织“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僵持了一会后，有人不耐烦动了手，三拳两脚把陈再道打倒在地。陈再道一边呼痛，一边高声喊叫：“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其实动手的人是认错了人，错把陈再道当成了王力，一听不对，赶快扶起陈再道，一个劲道歉。这些人心里清楚，陈司令员是支持他们的哩。谢富治见陈再道被打，急得高声呼喝，要大家冷静，可以提意见，但不能搞武斗！然而人们早已忍不住了，又错打了陈再道，不由怒火中烧，也不管谢富治说什么，冲上去揪住王力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场面顿时乱成一团。军区政委钟汉华见势不妙，这要把中央钦差王力当场打死自己可吃罪不起呀！他拼力拦阻众人进行劝解，其中许多人还是他的部下，最后急得跪在地上哀求大家手下留情。这时“百万雄师”的总指挥见差不多了，一声令下，大家架起被打倒在地的王力，推到一辆卡车上就给拉走了，一同被抓的还有中央代表团几名成员。此时整个武汉三镇已是人马如流，工厂停工，学生停课，无数军人、群众和车辆排成纵队上街游行，旗帜飞舞，口号震天，强烈要求中央重新派人来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大地如同滚开了的水锅，气势极为惊人。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
军人和群众冲闯东湖宾馆，已经严重威胁了近在咫尺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这里，但少数军区干部是知道的。据当时也被抓走的一名中央代表团成员披露，他被关进了8201部队的驻地，曾听到过有人说过如下一段对话：

“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
“那个人呢怎么样了？”
“哪个人？”
“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
“那谁知道呀。”
  ……

后来有资料披露，对话双方一位是8201部队政委，另一位则是前来询问的8201部队政治部主任。显然，有些军队干部是明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仍然支持部下前往冲闯，说不定还想给伟大领袖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道一下人民群众的威力。从这个角度说，当时万一有哪位唯恐天下不乱者继续发挥一下，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当武汉乱成一团的同时，北京闻讯后也乱成了一团。林彪以副统帅的身份召开紧急会议，断定这是陈再道搞的“兵变”，是要谋害毛泽东，要求采取断然措施。而刚回到北京两天的周恩来和江青则更加担心毛泽东的安全。7月20日下午，周恩来自告奋勇率8341部队分乘三架飞机先行前往武汉救驾。林彪则坐镇北京，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包围武汉，以平息“叛乱”。江青急得不行，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命戚本禹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劝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去上海，并由江青署名，让总后勤部主任邱会作带着密信飞赴武汉。同时张春桥飞往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

就在人群冲击东湖宾馆之时，与毛泽东随行的中央警卫局人员是紧张万分，立即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决心誓死保卫伟大领袖的安全。当毛泽东得知王力被抓走后，仍然镇定自若，只是命令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要马上把王力找回来。邱会作飞到武汉后，由杨成武向毛泽东转交了江青的密信。为了领袖的安全，谢富治、杨成武等人极力劝说毛泽东离开武汉，但毛泽东表示哪里也不去。好在周恩来很快就要到了，大家只好等着总理来了再作决定。

前往武汉的周恩来心细如发，为了以防万一，命令飞机飞到汉口郊区的空军王家墩机场降落。然而他的行程已被武汉军区的人知晓，一些军人和“百万雄师”人员强行冲击并占领了王家墩机场，要和周恩来辩论，不让他出飞机场。周恩来在飞机上得知下边情况异常，只好命令改降到空军山坡机场。随后周恩来带着两名贴身卫士化装乘车潜入市区，几经周折来到了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地。就在整整40年前的7月下旬，周恩来根据临时中央常委会决议，化装带着未来大将陈赓从武汉乘船赶赴九江，准备组织发动南昌起义。40年后，已是大国总理的周恩来又要在已解放了的土地上化装去见国家最高领袖，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不管怎么说吧，当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安然无恙时，总算是如释重负。据说二人见面后百感交集，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是极为罕见的。

毛泽东虽然表面上镇定自若，实际上却是恼怒万分。在受刺激之下，他曾经骂道：“陈再道是个蠢人，头脑简单，思想反动！”他甚至认为陈再道居心不善，竟敢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绑走中央代表王力，自己是“进了贼窝子”了。眼下情况发展到如此出人意料的地步，他的自信已经动摇，一时也没想好要如何应对。周恩来在见过毛泽东后，马上就以其一贯的谨慎机敏有条不紊地开始处理乱局。他首先召集杨成武、谢富治、余立金等人，打电话从全国调动陆海空部队向武汉会聚，准备“平叛”。然后又“冒险”接触陈再道，以试探虚实。事发后钟汉华已赶回军区去掌握局势，陈再道则继续留在东湖宾馆听候发落。见到周恩来后，陈再道还是那副受委屈的老实相，辩解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局势，也挨了打，现在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见陈再道这个样子，周恩来是又好气又好笑，一时也拿不准真假。他只好要求陈再道和钟汉华立即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其他人员，一定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由于情况复杂，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起见，周恩来劝其先离开武汉暂避。毛泽东还拗不过这口气，表示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周恩来只好动员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一齐来劝，掰开揉碎，反复晓以利害，终于劝得毛点了头。7月21日凌晨，在周恩来精心安排、杨成武、汪东兴等人“护驾”下，毛泽东打破了建国后不坐飞机的惯例，秘密前往王家墩机场，乘谢富治的专机飞离了武汉。上天后，毛泽东让飞机在武汉上空盘旋了一阵，然后才下令飞往上海。由此可见，“7.20事件”是令他多么的受羞辱和不甘心。

周恩来则不顾安危地继续留在武汉观察形势。根据局势发展反复判断后，他发觉陈再道并不像是要造反的样子，也没有人来威胁他周恩来的安全，才稍微放了点心。这时，在钟汉华和武汉军区8199部队的积极营救下，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王力从被关押的军区大院中秘密救出。然后又闯过了“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人员的尾追堵截，历经50多个小时辗转，终于将王力安全地接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闻讯后非常高兴，与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同吃了晚饭，并叮嘱大家对武汉的事要保密，一切听从中央的口径。王力既已救出，周恩来也无意继续在险地逗留，下边的事回北京再说。7月21日晚，周恩来命令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和政委肖向前秘密护送王力到王家墩机场。然后自己率中央代表团成员改换空军服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在武汉空军司令部派出的一部分人员和军区7212部队的护送下，闯过了遍布武汉市区主要街道的“百万雄师”队伍，于7月22日凌晨抵达王家墩机场。如此化装进出一个省会城市，在周恩来的后半生中也仅有这一次。当腿都被打断了的王力见到总理后，二人是抱头落泪，场面非常感人。7月22日下午，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及中央代表团人员乘坐的飞机先后返京。在林彪、江青的组织下，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员达数万之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脱险归来。

林彪于7月22日晚召开会议进行部署，第一步用中央的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以观察对方的动静；第二步起草一份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央文革也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武装游行，声讨“7.20反革命事件”。在上海的毛泽东得知后，表示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林彪也亲自出席了大会，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心位置检阅人群，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在他的一生中，如此独立主持中央大局，还是第一次。但他没有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的毛泽东正冷静观察着北京的情况，对于林彪的表现，他也记在了心中。看来副统帅不只是病怏怏的“主席画圈我画圈”，一到关键时刻，还这么精神，挺有企图心哦。好，等着瞧吧。

武汉“7.20事件”对毛泽东无异于当头一棒，完全打乱了他对文革进程的部署和掌控。他不得不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地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军队不能理解他发动文革运动的良苦用心，尽管还忠诚于他，但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阻碍力量。他在上海给江青回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必须要武装左派，“给左派发枪”，并且实行“群众专政”，“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在此期间，林彪在北京与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将“7.20事件”定性为“叛逆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文革则更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求各地抓出“武老谭”、“陈再道”、“带枪的刘邓路线”。江青也公开发表了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号召要对“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进行反击。林彪等人请示了在上海的毛泽东，毛同意了他们的判断，并将之作为“最高指示”下达。一时间，各地造反派大受鼓舞，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将领之风空前严重。各种造反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开始是抢一般的轻型枪支，后来发展到抢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各地的武斗大规模升级，严重流血事件和武力阻断铁路干线事件频频发生。自此，文革进入了“全面内战”的最动乱阶段。

    “7.20事件”之后，中央下令改组了武汉军区领导，陈再道、钟汉华被免职， 8201部队被被调出整训并撤销了番号。王任重和陈再道被称为是“7.20叛变事件的罪魁”，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徐海东也被指控为“7.20事件”的后台，遭到了造反派抄家之祸。陈再道、钟汉华及8201部队领导奉召入京，随即遭到惩处。陈再道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批斗殴打。林彪甚至主张开设军事法庭，将陈再道审判枪毙，以儆效尤。幸好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思考后明白过来了，认定陈再道并不是想造反，只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而继续打压红四方面军势力，恐怕会将一场革命行动演变成军队的内讧斗争，更将加大全国的乱局。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最后依靠力量，尽管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其置于对立面，任凭造反群众痛加羞辱。在权衡轻重之后，毛又下了“最高指示”，称陈再道是“你们要打倒”的“同志”，救了陈再道一命。林彪一看毛泽东转了向，自己花费力气要替领袖收拾的叛逆又变成了“同志”，立觉心灰意冷，再次称病不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彭绍辉、许世友、韩先楚等受冲击的军队领导人也得到了保护，惊惶的军队各山头将领一时得到了安抚。而那位“7.20事件”中的英雄王力，也在不久后因发表关于外交部夺权的“8.7”讲话而获罪，被毛泽东斥之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坏人”，与关锋、戚本禹一起遭到关押审查，就此被踢出了历史舞台。

毛泽东原先设定的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没有实现联合，造反派反攻倒算，“百万雄师”遭到严酷镇压。据后来湖北省委统计，“7.20事件”事件之后，湖北全省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就有6.6万人，其中被打死600多人。政治盛筵的背后，是无数人民群众的血泪沉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