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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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待问题，如交待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这一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

　　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检讨，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做出了公开检讨。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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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

　　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待问题，如交待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这一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

　　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检讨，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做出了公开检讨。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