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武斗中的唯一海战——重庆“八八”海战

1967年，武斗中被烧毁的民房

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天比现在蓝，天底下的日子也过得有趣得多（是不是太唐僧了一点？）。重庆府的男孩子们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CS，但是他们有好玩得多的游戏，有那么小半年，他们身上背着枪，腰里别着手榴弹，AK哪、三八大盖哪、半自动哪，什么都敢扛，没准还上着亮堂堂的刺刀，枪里装满了能真正打死人的子弹（要知道，解放军出哨才五发空包弹呢），还用鞋带系上几个备用弹夹拴在皮带上――虽然谁也说不清到底要朝谁开枪，该打死多少人。他们成天猫着腰走路，鬼鬼祟祟的到处比划他们的家什，一付鬼子进村的模样，当然，他们可不是鬼子，他们臂上有红袖章，可不是嘛，好些漂亮的重庆妹妹色迷迷的（好像不该用这个词哦？）看着呢！
　　老人家知道了，说道，很好嘛，不爱红妆爱武装！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这让愣头青们深受鼓舞，鼓捣着成立了好些兵团，虽然规模行事都和土匪团伙差不多，但是指导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话说大四川虽然是天府之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就常常要闹到吃不饱的地步，据说先是右派捣乱，后来是走资派搞破坏，再后来反革命又出来了不少，形势很是不好。川东的重庆府，半年来更是问题蛮严重。这是公元1967年，差不多就是抗战爆发三十周年纪念前后，重庆的夏天也怪热的。
　　饿坏了肚子，热晕了头的小青年们从头年夏天就开始吵架，一派自称是“八一五”，对立的就叫“反到底”，据说都是坚决保卫毛主席的。两派不知道在哪里没有勾兑好（是不是拥刘、张的问题，这里就不讨论了吧？），大家从吵架变成打架，从钢钎藤帽到坦克大炮，搞得很是开心，比打CS还有劲多了。将来有志青年们可以好好考证一下，看看这个导致那么多人去见马克思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文革武斗中的集中枪毙

扯远了，还是先说说67年的事儿吧。
　　话说早在前清，张之洞先生就在广东成立了兵工厂，传到中山先生手上，又先后传给陈济棠，余汉谋，到三八年汉谋先生丢掉了广州，这个兵工厂大搬家，搬来搬去最后落脚重庆，因为背景比不过汉阳造、金陵造，也比不过地头蛇四川兵工厂，只好屈居人下，编号五十，解放后改元“国营望江机器厂”的便是，直到现在，这个厂还在我国兵工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我军大部分舰艇以及陆军的小口径高炮，双三五、双三七什么的，在东南沿海和蒋家海军大战的62护卫艇上的主炮，就是这个厂的产品了，什么“剑门”、“章江”、“永康”、“永泰”，都挨过该厂产品的炮弹。这个厂是造炮的，这个引子必须先说清楚，不然下文就接不上来了。
　　这个厂的位置很有意思，正好在重庆下游的长江隘口铜锣峡口，古往今来这里打了无数的仗，漂泊着无数倒霉鬼幽怨的魂灵，在蔽日的峡谷里，常有猿猴的哀啼。长江水静静的流淌，侵蚀着江底的岩石，却全不知自己淘尽了世间的风流。
　　俺们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这里出场的。
　　早在这一年的四月份，重庆城的这两派热血愣头青，就开始动手打架；五月份开始用钢钎、铁棍、匕首；七月份开始使用枪械，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当时空前的热闹，赶得上过年放焰火，谁叫重庆就是这么个兵工基地呢？老人家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拍着手叫好的，可见兔崽子们干得真的不赖。
　　却说国营望江机器厂，是“反到底”占了上风，把“八一五”们封锁在小楼里不敢乱动，很是威风得意，但是纵观全局，进城的道路都被“八一五”们堵得死死的，“反到底”们无法得到粮食百货等必需品，又很是头疼。
　　历史于是开始塑造英雄人物了！在这里，是时势造就了英雄。
　　1967年的8月1日，正好是建军节。长江2014号轮像往常一样拖挂货8―126铁驳，上水航行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当晚停泊在长寿下游的深沱，看来要似乎要渡过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了。
　　可是造化并不只为庸人设计，也常常和历史开个玩笑。正巧船上有几个很有责任心的“反到底”，深感这船货物对支持“反到底”们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像地下党员一样不动声色地和当地“反到底”组织取得了联系，把情报及时传了出去。次日凌晨4点多钟，一条大木船划过夏夜的深沉，划破长江的微波，在青蛙和蛐蛐的伴奏中靠了上来，八十来个大汉左腕缠红布，手持钢钎、木棍、杀猪刀等各式武器，跳了上来。
　　但是这帮兄弟们太有幽默感了，他们居然自称是“八一五”的！只听“扑通”一声，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反到底”情报员飞快地跳到水里逃走了，这是这场戏里很戏剧性的一幕，业余的海盗和客串的情报员开了一个很不好笑的玩笑（这可是不是苇子杜撰，乃确有其事）。
　　
　　8月3号，俺们的一代名舰出场了。这条舰原是国民党的江防舰，据说蒋先生亲自坐过，在长江上混了大半辈子，但是一点名头都没有，俺怎么也查不出她的准确身份，叫不来她的大号。解放后，这条舰识时务，及时投诚我党，量力效用，履新成为国营望江机器厂的交通艇，匪号“望江101”，浑浑噩噩地混到了六十年代末，早就忘却了自己还是一条军舰。她以为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可没想到居然最后还要以“军舰”的身份在青史上留名，谁能说生命不是充满戏剧色彩的呢？
　　早在几个月前（具体时间待查），101就被改装成一条真正的“军舰”了。网上能够查到的资料，毫无例外都把101看成是“海战”的主角，但是居然就没有人指出她本来就是一条军舰的事实！
　　这里，苇子访之故老，把101改装后的装备介绍一下：全舰长约三四十米，排水量航速不详，前后各装61式37毫米双联海三七高炮一座，前段另有海四联14.5毫米高射机枪一座，后段有海二联高射机枪一座，其火炮口径不大，但是射速很快，该舰的火力配置与62型护卫艇基本相当，在内河还是很可以骄傲自满一下了。
　　3号下午，101带着她的老搭档嘉陵1号来到深沱，把“俘虏”长江2014号押解回望江厂所在地郭家沱，还顺手牵羊，把也停靠在此地的，由登陆艇改装的运输船“人民5号”也一并俘虏带走了。舰队序列为“嘉陵1号”开路，两个倒霉的“俘虏”居中，101殿后。
　　4号凌晨2点左右，舰队路过蒋家沱，又将停泊在这里的客运班轮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挟持加入。凌晨3点半钟，几艘客、货轮船行驶到郭家沱，停了下来。两条客轮因为没什么油水，也缺乏战斗力，很快被放行驶往重庆。被俘虏的“人民5号”本来是一条军用登陆艇，被俘时舱里满载生猪，查证历史，找不出“人民5号”是被蓄谋“俘虏”的证据，只好解释为101顺手牵羊了。
　　人民5号给久已被隔断交通的望江厂“反到底”带来了猪肉，也带来了烦恼――“这么多猪，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啊！而且猪会死的。”这是当事人亲口所言。
　　但是，人民5号宽大的货舱，给了“反到底”头头们新思路。
　　纵观当时全局，８月３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被“反到底”派用四联高射机枪击中烧毁；８月５日，两派又在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２２人。当时有文革小报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建设机床厂，其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老汉阳兵工厂，“汉阳造”天下闻名。抗战内迁，其厂址正好也在长江边上，直到今天，我军用的各种主要枪械还是产自该厂，从56式、81式到95式，该厂还出产多种高射机枪。据俺分析，8月3号的战斗，建设厂“反到底”下黑手，动用四联高射机枪，重创“八一五”；“八一五”不甘吃亏，于5号动用空压厂（现西南车辆总厂，我军现役的大量坦克、自行火炮、装甲战车，系该厂出品，苇子亲见过的有“WS1”自行火箭炮，122履带式自行榴弹炮，551轮式装甲车等满大街跑）的坦克，建设厂是造枪的，缺乏反坦克武器，恐怕吃了点亏――好在坦克也没有配炮弹，只能当推土机用。据称当时有用钢板置于坦克前进道路上，视发通高压电的，估计就是此役（不从物理学上考证，权作笑料）。



当时的重庆市“反到底”高层决策情况，无文字可证，现在只能是推测。估计5号建设“反到底”吃了坦克的亏后，望江“反到底”得信后急于援手（如前所说，望江厂是造三七高射炮的，大家都知道高炮平射可以当战防炮用的，内战中的中国人，其创造性当然不会输给隆美尔），正好俘虏的登陆艇可以装得下炮――自然也可以把多余的猪运去送给革命战友，建设武斗队“红大刀”，顺便换些半自动步枪、子弹回来，望江厂“反到底”正稀罕这家什呢。
　　于是从5号起，望江厂“反到底”加班加点，确切地说，是“反到底”的王牌，“金猴”武斗队加班加点，改装“人民5号”，准备远航（其实一点都不远，但是路上拦截的太多，“八一五”也不缺乏有全局思想的战术家嘛）。具体改造工程为：在驾驶台和船舷两边烧焊了铁板，以加固防御；船头和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陆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主炮火力差不多赶上主力舰101了）；不仅如此，大兴场粮库的50多吨小麦共800多包，也被搬运到轮船上，当作沙包筑成了防御工事（糟蹋啊，这可是一个人只有不到三十斤粮票的年代，你们，你们也太哪个了吧？）。显而易见，“反到底”的头头们，对此行的凶险，是做了充分的估计的。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武装完毕，“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金猴”头头邓长春任舰队司令，坐镇“人民5号”，该舰也挂上了“反到底1号”的帅旗，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建设厂。舰队序列为：“望江101”、“嘉陵1号”、“人民5号”。又是战斗力最强的101跑前面。“人民5号”的舱里装了三七高炮三门，炮弹一千余箱，每箱二十发，不过都是填沙教练弹，出膛后只相当于同速度铅球的杀伤力，但绝对能砸死人。当然，也少不捎带了些咱们一直关心的猪和大量罐头、日用品等。
　　话说从望江厂到建设厂这一段长江航道，当时基本上掌握在“反到底”的对头“八一五”手里，从郭家沱顺长江而上，穿越铜锣峡口，就到了西南最大的造船基地东风造船厂所在地唐家沱――这里是一个大回水湾，所以上游淹死人，都得到这里来捞，以前捞人是免费的，不过这些年好像也成为收费服务项目了。这里有“八一五”势力，所以曾被望江厂“反到底”在对江的山上架炮轰击过。
　　“反到底”舰队一出峡口，就遭到埋伏的“八一五”份子很不强烈的攻击――他们手里只有点破步枪，对于有临时装甲的“军工井冈山”舰队来说，连挠痒痒都不够，只能算是捣乱，完全不具备收买路钱的资格。
　　各舰乱七八糟的开火还击，逮不住开枪的小步兵，就打停泊在唐家沱的船只和造船厂的浮船坞――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浮船坞，谁叫它这么醒目呢？“军工井冈山”舰队的还击，打伤了“人民6号”等多艘轮船和浮坞，还打死长航职工2人，打伤多人，总算舰队司令还知道自己不是出来打鸟的，还击只能算是象征性的。
　　舰队小小的泄愤之后，继续溯江而上，一路上都被冷枪骚扰，但又逮不住目标，很是恼火。舰队到达窍角沱（这里离即将到来的战斗的主战场已经很近了），按计划进行了队列变换，“望江101”在右，“嘉陵1号”在左，“人民5号”在中后，呈三角形继续上行。事实证明，舰队的航行计划是非常缜密的，邓长春等人绝非有勇无谋之辈――因为战斗中对方的火力正好是集中在舰队的右侧。
　　
　　朝天门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是古重庆城的最东端，也就是地图上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那个尖角。当重庆还是“重庆府”的时候，天子的诏书往往从下游传上来，那时的大小官吏们就穿好古怪的袍服，屁颠屁颠地打开城门，跑到码头上来摆香案，跪接圣旨，所以这个码头就称之为“朝天门”。站在朝天门码头上，顺河谷东望，能看见嘉陵江和长江的融汇，青青的嘉陵带着从甘肃嘉陵谷携来的清冽，汇入唐古拉山上融化的雪水与泥浆，泾渭分明。一条细长的融汇线一直伸展到长江的拐弯处，不时被一两条俄罗斯飞艇不识时务地怪叫着搅碎。长江岸边的玄坛庙，是刘湘请来上海的工程师设计重建的，说是“庙”，却又有道教的“玄”，不过和尚们在六十年代中叶被赶走了，千年流碧涛声里，只留下青山中暮鼓晨钟的回响。南岸的文峰塔，朽坏得只剩下壳，呆呆地望着亘古不变的茫茫陵谷，弄不清人世的沧桑变幻。
　　那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那个充满残忍和愚昧的下午，那段改变了某些人一生命运的青春年代。光荣与迷梦，胜利与失败，从英雄到狗熊，是淘不尽的迷离，是荡涤不完的幽怨。
　　当“军工井冈山”舰队驶入那条长长的两江交汇线，遥遥望见朝天门码头的时候，站在岸上和舰上的人们，有没有想过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即将付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呢？
　　
　　朝天门，当时顺应改名大潮，也改了个流行时尚的名字，“红港”，所以这段公案，一般也就称为“红港海战”。这时的朝天门掌握在“八一五”手里，他们获悉了“反到底”的行动后，也仓促地作了一些准备。
　　“八一五”们调来“长江207”、“人民28”、“人民30”等几条船，准备在长江里拦截“反到底”舰队。
　　可是，这几条船的协同并不好，“人民28”、“人民30”号还在嘉陵江的河道里，“长江207”就先到达战场了，它鲁莽地向下游滑了一段距离，准备独自突击从下游驶来的三条炮艇。
　　自打从郭家沱上驶以来，三条炮艇上的“反到底”们就被黑枪骚扰得恼羞成怒，这次他们总算逮住了像样的目标。每个炮位上都做好了记号：一长一短表示准备开炮，二短一长表示开炮，一长声表示停止射击。
　　而朝天门码头上的“八一五”们也堆好了沙包，做好了简易工事，架好了机枪。
　　双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实事求是地讲，“反到底”一方面战斗欲望并不强，从一开始，“人民5号”就打开广播喊：“港口兵团、长航兵团，你们不要打，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在战斗中遭到南岸的轮渡公司修理厂轻武器射击后，“人民5号”还在广播
：“王麻二，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
　　但是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一五”是不会坐视“反到底”把“战略物资”运到他们想运的地方的。
　　迫不得已，“人民5号”拉响了汽笛，战斗开始了。
　　受够了黑枪的炮手们，手忙脚乱的朝着“敌人”开炮。三十七毫米的炮弹，即便是不会爆炸的填沙教练弹，对于没有装甲的民用拖轮“长江207”来说，也是足够致命的了，它堆再多沙包也没有用。同时，大概几百米之外的红港港务大楼和码头上的机枪，也开始向“反到底”舰队猛烈射击，打得甲板嘭嘭着响。
　　“长江207”迅速起火燃烧，侥幸未死的船员跳水逃命，“望江101”主机停车，停在江面上用机枪继续扫射跳水的船员，他们把一路上的火气都发泄到了这几个倒霉鬼身上。
　　其余两条船继续上行，两岸火力对它们进行夹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前几天加装的厚厚钢板帮了大忙，“八一五”的轻武器打上去只是几个凹坑。
　　“人民28号”此时驶出嘉陵江口，用轻武器向“人民5号”射击，对方则用三七高炮还击，“嘉陵1号”也向“人民28号”开火，顷刻之间，“人民28号”就大幅度倾斜，完全失去动力，顺江水漂流到下游数百米的野猫溪岸边搁浅。“人民5号”和“嘉陵1号”集火攻击“人民30号”，该船艉部受伤，见势不妙，拼命退回嘉陵江内。水运204、104两艘无武装的小火轮开出嘉陵江口企图施救，被威胁性射击击中顶篷，但仍然冒死靠上“长江207”灭火，当他们登上“长江207”时，发现船上已无活人：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反到底”舰队继续上行，在几公里以外的铜元局、黄沙溪江面，又遭到长江电工厂（即国民党时代的第二十兵工厂，抗战和内战中生产了大量步枪弹，敌人和自己人都吃到了不少，功劳和罪行一样昭著）“八一五”猛烈射击，“人民5号”上出现多起伤亡，“反到底”立即还击，将该厂油库击燃。但和“八一五”对射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故舰队迅速通过此段江面，于傍晚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目的地建设厂江岸，当时建设厂“反到底”派已陷入连煮稀粥的米都没有的地步，随船送来的活猪、罐头和其他日用品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场“海战”，当场打死２４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在整个战斗中，“八一五”方面只有机枪和步枪，在火力上更本无法与“反到底”的三七高炮抗衡。“反到底”方面主旨是在运货，在开火上还算比较克制，从一开始就用广播申明了自己的立场――除了“望江101”对“长江207”不可思议的下毒手外，其他的开火基本上只是还击和威胁。
　　手里没有“八一五”方面详细的火力配备，但是可以根据当时情况推测。
　　双方的火力比试较如下。
　　“八一五”方面：7.62毫米口径的各种枪械(主要是56式半自动，可能有少量仿AK47的国产56冲锋枪)；少量12.7毫米重机枪。苇子估计有12.7毫米重机枪，是因为此前空压厂已经出动了坦克参战，而12.7毫米高射机枪正是我军坦克的标准配置，“八一五”搞来少量此枪参战也是情理中的事。估计没有14.5毫米以上的火力，如果有的话，以这三条船的甲板厚度，不可能还有生还的希望，而且14.5毫米多联高射机枪，也正是建设厂的产品，建设“反到底”几天前正是凭借这个大打出手的，作为对手的“八一五”方面恐怕很难搞到。
　　“反到底”方面：61式37毫米双联高炮至少三座（101两座，“人民5号”后甲板一座），陆用单装三七高炮三门（“人民5号”前甲板及驾驶台左右各一门），“嘉陵一号”是条小舰，但至少也有两门以上的37毫米炮，统计共有37毫米口径高炮至少十一门，另有14.5毫米双联、四联高射机枪多挺。61式海三七炮射速单管160-180发/分，就是说，“反到底”方面如果要认真打的话，每分钟只是主炮群就可以打出将近两千发炮弹，足够击沉“长江207”这样几十吨的小船一两百条了。
　　“金猴”战斗队拼了老命给“红大刀”送来的物资，在此后的武斗中排上了大用场：八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即建设厂“反到底”“红大刀”与空压厂“八一五”“八一兵团”势力交界处）再次大规模交火，参战人数四千余人，激战一周，杨家坪街道房舍尽毁，死亡人数两百人以上，最激烈的时候，一夜就打了高射炮弹一万余发。现在大家恐怕可以理解，为什么“八一五”会拼命在朝天门拦截“反到底”舰队了。
　　“红港海战”是全国武斗最高峰的序曲，不是因为死人多，而是这次“战斗”涉及面广，而且承前启后，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形势的发展。
　　九月一日，在北京的周总理听说了这一消息，唏嘘不已：“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这段传奇，其实经历的时间很短，长江上一阵轰隆隆之后，山川陵谷间又恢复了平静。
　　混浊的江面上一片火海，被击沉击伤的船只漏出的油污在水面上燃烧，生成厚厚的黑烟，沉船的残骸翻覆在江中，尸体的污血在江水中浮沉飘溢。岸上的勇士们在躲避，把自己藏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有可能的话胡乱开上一枪，伤者在呻吟咒骂……两岸围观的人在舔自己的舌头，垫高了脚尖看难得的希奇，偶尔有脱靶的流弹飞来，齐刷刷的趴下一片，调皮的还去摸摸发烫的弹头――那年头的人，都具备相当的军事素质，知道怎么不容易被打死――活下来的人在几十年后无关痛痒地回忆当年，好像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历史真的和我们无关吗？
　　这是邓长春一生中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但站在“人民5号”上书写传奇的他，有没有想到历史将会怎样评价这段传奇呢？
　　邓长春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凡是认识他的，都认为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有相当好的口才和头脑，也有理想和激情，组织能力极强，是天生的领导。但是历史戏弄了他和那一代有激情的年青人。
　　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国家必须对这一切有所交代。
　　于是，邓长春等“八一五”、“反到底”的头头们，被招到北京，扣了起来。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好多年后，才听说是关了起来，大概是给的无期，直到九十年代才放出来。一说到他，故老口气中全是惋惜与慨叹。
　　青春幻化，人间白发，江山依旧，英雄老矣。
　　当年意气风发，本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人物，现在不知蜷伏在重庆哪个不知名的巷子里，数着鬓角的白发，为生计发愁。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大英雄们龙战的筹码，飞洒的血滴，原来是小人物二十余年的青春！


棋盘上的棋子以为自己是在慷慨赴义，但在棋手看来，这只不过是场游戏。
　　少年时代，站在朝天门码头上，东望山川逝水，看两江涛生涛灭，想世间潮起潮落，一线泾渭中，有万千豪气。而今回首，却是“单刀会”上一段过门“这也不是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人间逝水，竟如斯乎？
南方周末：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１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１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１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１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１5”的名声坐大了。“8·１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１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１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１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１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１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１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２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２6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法官某某，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１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１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１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１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8·１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１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29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6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4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
　　陈国英回忆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3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１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5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9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29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18岁的陈国英18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34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0·２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11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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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武斗中被烧毁的民房

那是好些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天比现在蓝，天底下的日子也过得有趣得多（是不是太唐僧了一点？）。重庆府的男孩子们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是CS，但是他们有好玩得多的游戏，有那么小半年，他们身上背着枪，腰里别着手榴弹，AK哪、三八大盖哪、半自动哪，什么都敢扛，没准还上着亮堂堂的刺刀，枪里装满了能真正打死人的子弹（要知道，解放军出哨才五发空包弹呢），还用鞋带系上几个备用弹夹拴在皮带上――虽然谁也说不清到底要朝谁开枪，该打死多少人。他们成天猫着腰走路，鬼鬼祟祟的到处比划他们的家什，一付鬼子进村的模样，当然，他们可不是鬼子，他们臂上有红袖章，可不是嘛，好些漂亮的重庆妹妹色迷迷的（好像不该用这个词哦？）看着呢！
　　老人家知道了，说道，很好嘛，不爱红妆爱武装！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这让愣头青们深受鼓舞，鼓捣着成立了好些兵团，虽然规模行事都和土匪团伙差不多，但是指导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话说大四川虽然是天府之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年就常常要闹到吃不饱的地步，据说先是右派捣乱，后来是走资派搞破坏，再后来反革命又出来了不少，形势很是不好。川东的重庆府，半年来更是问题蛮严重。这是公元1967年，差不多就是抗战爆发三十周年纪念前后，重庆的夏天也怪热的。
　　饿坏了肚子，热晕了头的小青年们从头年夏天就开始吵架，一派自称是“八一五”，对立的就叫“反到底”，据说都是坚决保卫毛主席的。两派不知道在哪里没有勾兑好（是不是拥刘、张的问题，这里就不讨论了吧？），大家从吵架变成打架，从钢钎藤帽到坦克大炮，搞得很是开心，比打CS还有劲多了。将来有志青年们可以好好考证一下，看看这个导致那么多人去见马克思的分歧到底是什么？


文革武斗中的集中枪毙

扯远了，还是先说说67年的事儿吧。
　　话说早在前清，张之洞先生就在广东成立了兵工厂，传到中山先生手上，又先后传给陈济棠，余汉谋，到三八年汉谋先生丢掉了广州，这个兵工厂大搬家，搬来搬去最后落脚重庆，因为背景比不过汉阳造、金陵造，也比不过地头蛇四川兵工厂，只好屈居人下，编号五十，解放后改元“国营望江机器厂”的便是，直到现在，这个厂还在我国兵工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我军大部分舰艇以及陆军的小口径高炮，双三五、双三七什么的，在东南沿海和蒋家海军大战的62护卫艇上的主炮，就是这个厂的产品了，什么“剑门”、“章江”、“永康”、“永泰”，都挨过该厂产品的炮弹。这个厂是造炮的，这个引子必须先说清楚，不然下文就接不上来了。
　　这个厂的位置很有意思，正好在重庆下游的长江隘口铜锣峡口，古往今来这里打了无数的仗，漂泊着无数倒霉鬼幽怨的魂灵，在蔽日的峡谷里，常有猿猴的哀啼。长江水静静的流淌，侵蚀着江底的岩石，却全不知自己淘尽了世间的风流。
　　俺们的英雄人物就是在这里出场的。
　　早在这一年的四月份，重庆城的这两派热血愣头青，就开始动手打架；五月份开始用钢钎、铁棍、匕首；七月份开始使用枪械，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当时空前的热闹，赶得上过年放焰火，谁叫重庆就是这么个兵工基地呢？老人家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拍着手叫好的，可见兔崽子们干得真的不赖。
　　却说国营望江机器厂，是“反到底”占了上风，把“八一五”们封锁在小楼里不敢乱动，很是威风得意，但是纵观全局，进城的道路都被“八一五”们堵得死死的，“反到底”们无法得到粮食百货等必需品，又很是头疼。
　　历史于是开始塑造英雄人物了！在这里，是时势造就了英雄。
　　1967年的8月1日，正好是建军节。长江2014号轮像往常一样拖挂货8―126铁驳，上水航行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当晚停泊在长寿下游的深沱，看来要似乎要渡过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了。
　　可是造化并不只为庸人设计，也常常和历史开个玩笑。正巧船上有几个很有责任心的“反到底”，深感这船货物对支持“反到底”们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像地下党员一样不动声色地和当地“反到底”组织取得了联系，把情报及时传了出去。次日凌晨4点多钟，一条大木船划过夏夜的深沉，划破长江的微波，在青蛙和蛐蛐的伴奏中靠了上来，八十来个大汉左腕缠红布，手持钢钎、木棍、杀猪刀等各式武器，跳了上来。
　　但是这帮兄弟们太有幽默感了，他们居然自称是“八一五”的！只听“扑通”一声，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反到底”情报员飞快地跳到水里逃走了，这是这场戏里很戏剧性的一幕，业余的海盗和客串的情报员开了一个很不好笑的玩笑（这可是不是苇子杜撰，乃确有其事）。
　　
　　8月3号，俺们的一代名舰出场了。这条舰原是国民党的江防舰，据说蒋先生亲自坐过，在长江上混了大半辈子，但是一点名头都没有，俺怎么也查不出她的准确身份，叫不来她的大号。解放后，这条舰识时务，及时投诚我党，量力效用，履新成为国营望江机器厂的交通艇，匪号“望江101”，浑浑噩噩地混到了六十年代末，早就忘却了自己还是一条军舰。她以为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可没想到居然最后还要以“军舰”的身份在青史上留名，谁能说生命不是充满戏剧色彩的呢？
　　早在几个月前（具体时间待查），101就被改装成一条真正的“军舰”了。网上能够查到的资料，毫无例外都把101看成是“海战”的主角，但是居然就没有人指出她本来就是一条军舰的事实！
　　这里，苇子访之故老，把101改装后的装备介绍一下：全舰长约三四十米，排水量航速不详，前后各装61式37毫米双联海三七高炮一座，前段另有海四联14.5毫米高射机枪一座，后段有海二联高射机枪一座，其火炮口径不大，但是射速很快，该舰的火力配置与62型护卫艇基本相当，在内河还是很可以骄傲自满一下了。
　　3号下午，101带着她的老搭档嘉陵1号来到深沱，把“俘虏”长江2014号押解回望江厂所在地郭家沱，还顺手牵羊，把也停靠在此地的，由登陆艇改装的运输船“人民5号”也一并俘虏带走了。舰队序列为“嘉陵1号”开路，两个倒霉的“俘虏”居中，101殿后。
　　4号凌晨2点左右，舰队路过蒋家沱，又将停泊在这里的客运班轮昆仑号和东方红102号挟持加入。凌晨3点半钟，几艘客、货轮船行驶到郭家沱，停了下来。两条客轮因为没什么油水，也缺乏战斗力，很快被放行驶往重庆。被俘虏的“人民5号”本来是一条军用登陆艇，被俘时舱里满载生猪，查证历史，找不出“人民5号”是被蓄谋“俘虏”的证据，只好解释为101顺手牵羊了。
　　人民5号给久已被隔断交通的望江厂“反到底”带来了猪肉，也带来了烦恼――“这么多猪，天天吃红烧肉也吃不完啊！而且猪会死的。”这是当事人亲口所言。
　　但是，人民5号宽大的货舱，给了“反到底”头头们新思路。
　　纵观当时全局，８月３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被“反到底”派用四联高射机枪击中烧毁；８月５日，两派又在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２２人。当时有文革小报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建设机床厂，其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老汉阳兵工厂，“汉阳造”天下闻名。抗战内迁，其厂址正好也在长江边上，直到今天，我军用的各种主要枪械还是产自该厂，从56式、81式到95式，该厂还出产多种高射机枪。据俺分析，8月3号的战斗，建设厂“反到底”下黑手，动用四联高射机枪，重创“八一五”；“八一五”不甘吃亏，于5号动用空压厂（现西南车辆总厂，我军现役的大量坦克、自行火炮、装甲战车，系该厂出品，苇子亲见过的有“WS1”自行火箭炮，122履带式自行榴弹炮，551轮式装甲车等满大街跑）的坦克，建设厂是造枪的，缺乏反坦克武器，恐怕吃了点亏――好在坦克也没有配炮弹，只能当推土机用。据称当时有用钢板置于坦克前进道路上，视发通高压电的，估计就是此役（不从物理学上考证，权作笑料）。



当时的重庆市“反到底”高层决策情况，无文字可证，现在只能是推测。估计5号建设“反到底”吃了坦克的亏后，望江“反到底”得信后急于援手（如前所说，望江厂是造三七高射炮的，大家都知道高炮平射可以当战防炮用的，内战中的中国人，其创造性当然不会输给隆美尔），正好俘虏的登陆艇可以装得下炮――自然也可以把多余的猪运去送给革命战友，建设武斗队“红大刀”，顺便换些半自动步枪、子弹回来，望江厂“反到底”正稀罕这家什呢。
　　于是从5号起，望江厂“反到底”加班加点，确切地说，是“反到底”的王牌，“金猴”武斗队加班加点，改装“人民5号”，准备远航（其实一点都不远，但是路上拦截的太多，“八一五”也不缺乏有全局思想的战术家嘛）。具体改造工程为：在驾驶台和船舷两边烧焊了铁板，以加固防御；船头和驾驶台左右两侧，各安装了一门陆三七高炮；在驾驶台前，装重机枪一挺；驾驶台后面，装高射机关炮一门；船尾，装海三七高炮一门（主炮火力差不多赶上主力舰101了）；不仅如此，大兴场粮库的50多吨小麦共800多包，也被搬运到轮船上，当作沙包筑成了防御工事（糟蹋啊，这可是一个人只有不到三十斤粮票的年代，你们，你们也太哪个了吧？）。显而易见，“反到底”的头头们，对此行的凶险，是做了充分的估计的。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武装完毕，“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金猴”头头邓长春任舰队司令，坐镇“人民5号”，该舰也挂上了“反到底1号”的帅旗，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建设厂。舰队序列为：“望江101”、“嘉陵1号”、“人民5号”。又是战斗力最强的101跑前面。“人民5号”的舱里装了三七高炮三门，炮弹一千余箱，每箱二十发，不过都是填沙教练弹，出膛后只相当于同速度铅球的杀伤力，但绝对能砸死人。当然，也少不捎带了些咱们一直关心的猪和大量罐头、日用品等。
　　话说从望江厂到建设厂这一段长江航道，当时基本上掌握在“反到底”的对头“八一五”手里，从郭家沱顺长江而上，穿越铜锣峡口，就到了西南最大的造船基地东风造船厂所在地唐家沱――这里是一个大回水湾，所以上游淹死人，都得到这里来捞，以前捞人是免费的，不过这些年好像也成为收费服务项目了。这里有“八一五”势力，所以曾被望江厂“反到底”在对江的山上架炮轰击过。
　　“反到底”舰队一出峡口，就遭到埋伏的“八一五”份子很不强烈的攻击――他们手里只有点破步枪，对于有临时装甲的“军工井冈山”舰队来说，连挠痒痒都不够，只能算是捣乱，完全不具备收买路钱的资格。
　　各舰乱七八糟的开火还击，逮不住开枪的小步兵，就打停泊在唐家沱的船只和造船厂的浮船坞――这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浮船坞，谁叫它这么醒目呢？“军工井冈山”舰队的还击，打伤了“人民6号”等多艘轮船和浮坞，还打死长航职工2人，打伤多人，总算舰队司令还知道自己不是出来打鸟的，还击只能算是象征性的。
　　舰队小小的泄愤之后，继续溯江而上，一路上都被冷枪骚扰，但又逮不住目标，很是恼火。舰队到达窍角沱（这里离即将到来的战斗的主战场已经很近了），按计划进行了队列变换，“望江101”在右，“嘉陵1号”在左，“人民5号”在中后，呈三角形继续上行。事实证明，舰队的航行计划是非常缜密的，邓长春等人绝非有勇无谋之辈――因为战斗中对方的火力正好是集中在舰队的右侧。
　　
　　朝天门是个很有名的地方，是古重庆城的最东端，也就是地图上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那个尖角。当重庆还是“重庆府”的时候，天子的诏书往往从下游传上来，那时的大小官吏们就穿好古怪的袍服，屁颠屁颠地打开城门，跑到码头上来摆香案，跪接圣旨，所以这个码头就称之为“朝天门”。站在朝天门码头上，顺河谷东望，能看见嘉陵江和长江的融汇，青青的嘉陵带着从甘肃嘉陵谷携来的清冽，汇入唐古拉山上融化的雪水与泥浆，泾渭分明。一条细长的融汇线一直伸展到长江的拐弯处，不时被一两条俄罗斯飞艇不识时务地怪叫着搅碎。长江岸边的玄坛庙，是刘湘请来上海的工程师设计重建的，说是“庙”，却又有道教的“玄”，不过和尚们在六十年代中叶被赶走了，千年流碧涛声里，只留下青山中暮鼓晨钟的回响。南岸的文峰塔，朽坏得只剩下壳，呆呆地望着亘古不变的茫茫陵谷，弄不清人世的沧桑变幻。
　　那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那个充满残忍和愚昧的下午，那段改变了某些人一生命运的青春年代。光荣与迷梦，胜利与失败，从英雄到狗熊，是淘不尽的迷离，是荡涤不完的幽怨。
　　当“军工井冈山”舰队驶入那条长长的两江交汇线，遥遥望见朝天门码头的时候，站在岸上和舰上的人们，有没有想过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即将付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呢？
　　
　　朝天门，当时顺应改名大潮，也改了个流行时尚的名字，“红港”，所以这段公案，一般也就称为“红港海战”。这时的朝天门掌握在“八一五”手里，他们获悉了“反到底”的行动后，也仓促地作了一些准备。
　　“八一五”们调来“长江207”、“人民28”、“人民30”等几条船，准备在长江里拦截“反到底”舰队。
　　可是，这几条船的协同并不好，“人民28”、“人民30”号还在嘉陵江的河道里，“长江207”就先到达战场了，它鲁莽地向下游滑了一段距离，准备独自突击从下游驶来的三条炮艇。
　　自打从郭家沱上驶以来，三条炮艇上的“反到底”们就被黑枪骚扰得恼羞成怒，这次他们总算逮住了像样的目标。每个炮位上都做好了记号：一长一短表示准备开炮，二短一长表示开炮，一长声表示停止射击。
　　而朝天门码头上的“八一五”们也堆好了沙包，做好了简易工事，架好了机枪。
　　双方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实事求是地讲，“反到底”一方面战斗欲望并不强，从一开始，“人民5号”就打开广播喊：“港口兵团、长航兵团，你们不要打，我们是到九龙坡卸货的。”在战斗中遭到南岸的轮渡公司修理厂轻武器射击后，“人民5号”还在广播
：“王麻二，你娃不要打哟；不然我们打过来，你娃吃不消哈。”
　　但是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一五”是不会坐视“反到底”把“战略物资”运到他们想运的地方的。
　　迫不得已，“人民5号”拉响了汽笛，战斗开始了。
　　受够了黑枪的炮手们，手忙脚乱的朝着“敌人”开炮。三十七毫米的炮弹，即便是不会爆炸的填沙教练弹，对于没有装甲的民用拖轮“长江207”来说，也是足够致命的了，它堆再多沙包也没有用。同时，大概几百米之外的红港港务大楼和码头上的机枪，也开始向“反到底”舰队猛烈射击，打得甲板嘭嘭着响。
　　“长江207”迅速起火燃烧，侥幸未死的船员跳水逃命，“望江101”主机停车，停在江面上用机枪继续扫射跳水的船员，他们把一路上的火气都发泄到了这几个倒霉鬼身上。
　　其余两条船继续上行，两岸火力对它们进行夹射，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前几天加装的厚厚钢板帮了大忙，“八一五”的轻武器打上去只是几个凹坑。
　　“人民28号”此时驶出嘉陵江口，用轻武器向“人民5号”射击，对方则用三七高炮还击，“嘉陵1号”也向“人民28号”开火，顷刻之间，“人民28号”就大幅度倾斜，完全失去动力，顺江水漂流到下游数百米的野猫溪岸边搁浅。“人民5号”和“嘉陵1号”集火攻击“人民30号”，该船艉部受伤，见势不妙，拼命退回嘉陵江内。水运204、104两艘无武装的小火轮开出嘉陵江口企图施救，被威胁性射击击中顶篷，但仍然冒死靠上“长江207”灭火，当他们登上“长江207”时，发现船上已无活人：有的脑浆迸裂，有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反到底”舰队继续上行，在几公里以外的铜元局、黄沙溪江面，又遭到长江电工厂（即国民党时代的第二十兵工厂，抗战和内战中生产了大量步枪弹，敌人和自己人都吃到了不少，功劳和罪行一样昭著）“八一五”猛烈射击，“人民5号”上出现多起伤亡，“反到底”立即还击，将该厂油库击燃。但和“八一五”对射不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故舰队迅速通过此段江面，于傍晚七点四十五分到达目的地建设厂江岸，当时建设厂“反到底”派已陷入连煮稀粥的米都没有的地步，随船送来的活猪、罐头和其他日用品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场“海战”，当场打死２４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
　　
　　
　　在整个战斗中，“八一五”方面只有机枪和步枪，在火力上更本无法与“反到底”的三七高炮抗衡。“反到底”方面主旨是在运货，在开火上还算比较克制，从一开始就用广播申明了自己的立场――除了“望江101”对“长江207”不可思议的下毒手外，其他的开火基本上只是还击和威胁。
　　手里没有“八一五”方面详细的火力配备，但是可以根据当时情况推测。
　　双方的火力比试较如下。
　　“八一五”方面：7.62毫米口径的各种枪械(主要是56式半自动，可能有少量仿AK47的国产56冲锋枪)；少量12.7毫米重机枪。苇子估计有12.7毫米重机枪，是因为此前空压厂已经出动了坦克参战，而12.7毫米高射机枪正是我军坦克的标准配置，“八一五”搞来少量此枪参战也是情理中的事。估计没有14.5毫米以上的火力，如果有的话，以这三条船的甲板厚度，不可能还有生还的希望，而且14.5毫米多联高射机枪，也正是建设厂的产品，建设“反到底”几天前正是凭借这个大打出手的，作为对手的“八一五”方面恐怕很难搞到。
　　“反到底”方面：61式37毫米双联高炮至少三座（101两座，“人民5号”后甲板一座），陆用单装三七高炮三门（“人民5号”前甲板及驾驶台左右各一门），“嘉陵一号”是条小舰，但至少也有两门以上的37毫米炮，统计共有37毫米口径高炮至少十一门，另有14.5毫米双联、四联高射机枪多挺。61式海三七炮射速单管160-180发/分，就是说，“反到底”方面如果要认真打的话，每分钟只是主炮群就可以打出将近两千发炮弹，足够击沉“长江207”这样几十吨的小船一两百条了。
　　“金猴”战斗队拼了老命给“红大刀”送来的物资，在此后的武斗中排上了大用场：八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即建设厂“反到底”“红大刀”与空压厂“八一五”“八一兵团”势力交界处）再次大规模交火，参战人数四千余人，激战一周，杨家坪街道房舍尽毁，死亡人数两百人以上，最激烈的时候，一夜就打了高射炮弹一万余发。现在大家恐怕可以理解，为什么“八一五”会拼命在朝天门拦截“反到底”舰队了。
　　“红港海战”是全国武斗最高峰的序曲，不是因为死人多，而是这次“战斗”涉及面广，而且承前启后，进一步推动了整个形势的发展。
　　九月一日，在北京的周总理听说了这一消息，唏嘘不已：“在越南，万余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啊，我想了是很痛心的。”
　　
　　这段传奇，其实经历的时间很短，长江上一阵轰隆隆之后，山川陵谷间又恢复了平静。
　　混浊的江面上一片火海，被击沉击伤的船只漏出的油污在水面上燃烧，生成厚厚的黑烟，沉船的残骸翻覆在江中，尸体的污血在江水中浮沉飘溢。岸上的勇士们在躲避，把自己藏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有可能的话胡乱开上一枪，伤者在呻吟咒骂……两岸围观的人在舔自己的舌头，垫高了脚尖看难得的希奇，偶尔有脱靶的流弹飞来，齐刷刷的趴下一片，调皮的还去摸摸发烫的弹头――那年头的人，都具备相当的军事素质，知道怎么不容易被打死――活下来的人在几十年后无关痛痒地回忆当年，好像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历史真的和我们无关吗？
　　这是邓长春一生中最踌躇满志的时候。但站在“人民5号”上书写传奇的他，有没有想到历史将会怎样评价这段传奇呢？
　　邓长春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凡是认识他的，都认为他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有相当好的口才和头脑，也有理想和激情，组织能力极强，是天生的领导。但是历史戏弄了他和那一代有激情的年青人。
　　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国家必须对这一切有所交代。
　　于是，邓长春等“八一五”、“反到底”的头头们，被招到北京，扣了起来。从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
　　好多年后，才听说是关了起来，大概是给的无期，直到九十年代才放出来。一说到他，故老口气中全是惋惜与慨叹。
　　青春幻化，人间白发，江山依旧，英雄老矣。
　　当年意气风发，本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人物，现在不知蜷伏在重庆哪个不知名的巷子里，数着鬓角的白发，为生计发愁。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大英雄们龙战的筹码，飞洒的血滴，原来是小人物二十余年的青春！


棋盘上的棋子以为自己是在慷慨赴义，但在棋手看来，这只不过是场游戏。
　　少年时代，站在朝天门码头上，东望山川逝水，看两江涛生涛灭，想世间潮起潮落，一线泾渭中，有万千豪气。而今回首，却是“单刀会”上一段过门“这也不是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人间逝水，竟如斯乎？
南方周末：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
　　在重庆，在和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中，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围住，与世隔绝。
　　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坟墓掩埋了400余名当年武斗的死难者。他们中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更多的他们——握着枪和铁棍、刀、匕首等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30多年过去了，如今，坟头芳草萋萋，那个动乱年代曾经的厮杀、哀号、枪声、颂歌和罪恶过去了，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
　　但是，与死者有关的人还活着。重庆文革派性斗争的波诡云谲、血雨腥风，还影响着他们……
　　“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劲松，男，1945年生，原重庆“8·１5派”总负责人之一，曾任重庆市革委会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入狱，1991年刑满释放，现无业，靠亲朋接济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庆大学3年级学生。我卷入这场运动是从“四清”工作组留下来继续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长、书记郑思群开始的。1966年6月，工作组把郑校长打倒，我不服。对郑校长，我印象很深，我是当时全校7个全优生之一，从他手里接过不少奖状；郑校长在食堂当着学生的面，把饭桶边地上的饭捡起来自己吃，从不骂人，讲究身教，以身作则。这样的校长被打倒了，我鸣不平，当场我就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关在重大阶梯教室隔离审查了一个礼拜。出来后，我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的对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组把郑校长转移，押到松林坡招待所继续关押，转移时被我看见了，郑校长头发零乱，只穿着短裤、背心，打着光脚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级干部，就被他们这样整过来整过去，连鞋都不让穿，7月份的重庆，有多热啊！我看不过，一喊就喊过来几百人，围住工作组的人质问，双方僵持了一阵，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为焦点人物，再次被打为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但不过半个月，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畏罪自杀，就在松林坡招待所。我们一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要求调查郑校长的死因，一面自发地围攻工作组。就从郑校长死的那一天开始，工作组就不得人心，重大师生反对工作组就有了群众基础。
　　为啥子叫“8·１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讲，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的造反派组织“排炮战斗队”、“轻骑战斗队”的负责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们声援、支持他们。我当天就鼓动带了3000多重大的师生员工到了师专，开大会声援造反派。这事就惊动了重庆市委，市委就派了副书记、副市长辛易之来师专，他代表市委宣布我们的行动是错误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坝上街游行，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5·１6通知”精神，坚决执行“16条”措施。这就是重庆文革第一次大规模游行的所谓“8·１5事件”。此后，各个单位造反派纷纷赶工作组，都跑到重大来搬兵声援，“8·１5”的名声坐大了。“8·１5派”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国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重庆是2月28日，46个造反派组织发表了《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革联会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党、政、财、文大权。革联会一把手是驻军首长，副主任由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学生代表分担，我派了一个“副司令”去革联会当副主任，我自己没有当权，但我是支持革联会的。
　　成立了革联会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当官老爷，因此反对革联会；还有一种人认为自己没有当权，被革联会排斥了，也反对革联会。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称“砸派”。“砸派”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广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话。
　　当时，四川的政治局面非常复杂：60年代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庭、市委书记张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党分子，一直关押。1967年五六月间，刘、张获平反昭雪，复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副主任。重庆两派围绕“刘张”平反复出的问题加剧了分化，“8·１5派”反刘张，“反到底派”拥刘张。斗争越来越激烈，一直到后来武斗全面升级、爆发。
　　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震撼世界，这是悲剧，防止悲剧重演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负了责。
　　1967年4月23日，两派组织在北碚、重钢等地辩论，发展成动拳头、砸宣传车、广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两派人员在重庆石油学校发生武斗，双方从动拳脚升级到使用钢钎、铁棍、匕首。是月武斗之风蔓延全市：重庆医院、嘉陵机器厂、西南师范学院均发生了使用这些武器的武力冲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分别派数千人参战，揭开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9人，伤近200人。这次武斗中双方首次使用枪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武斗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常的社会秩序完全被破坏。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荣昌县两派共700人左右参加武斗，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机器厂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8月13日，两派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焚毁；8月18日，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大武斗，双方死40人，杨家坪街道被毁近半，武斗双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庆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战场。
　　“我一直在抚摸身上的刀伤枪伤”
　　陈卓(化名)，男，原重庆某中等学校“反到底派”头头，1969年入狱，1972年释放，现为房地产商人。
　　我本人直接参加了武斗，从1967年打到1968年。我当时是学校“反到底派”的狗头军师(笑)，同学们都喊我“参谋长”。我身体一直比较弱，弱不带兵嘛。
　　我惟一一次带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这次3天3夜的激战。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们学校来搬救兵，他是建设厂技校“砸派”的头头，他指挥的建设厂“砸派”与“8·１5派”干起来了。当时武斗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战斗队员都产生了厌战情绪、恐怖情绪，都不愿去。我当时出于强烈的派性荣誉感，勉强把200多名战斗队员集合起来，说谁愿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个人出列。我们全副武装，甚至把解放鞋带取下来串着子弹夹挎在身上，省得在战场上换弹夹耽误几秒钟的战机，这是一种拼死到底的态度。当时，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陈辉(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当时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壮。我们在杨家坪参战，打了3天3夜，我们这一边惨败，我带去的70多名战斗员当场牺牲了4个，还有7个被对方俘虏后也全遭枪毙了。
　　“二和尚”在撤退时睡着了，怎么都弄不醒，结果也被对方俘虏枪毙了。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建设厂的子弟，他父亲是“8·１5派”的，因此那个同伴得救了，没遭父亲的阵营枪毙。“二和尚”是建设厂技校的学生，是资阳人，无人说情。我一直记得“二和尚”来找我搬救兵时的样子，穿着蓝色学生装，拴根牛皮带，铜扣锃亮，腰间插着一把驳壳枪，脚上穿着解放鞋，挽着裤管，中等个，短发，方脸，威风凛凛，但脸色苍白。
　　这次战斗，我们这一派也枪毙了对方4个俘虏，其中两个是我亲自俘虏的。我为此内疚、忏悔、痛苦了几十年，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们当时被俘虏的那一瞬间的目光。他们当时端着冲锋枪站在车间一台机床边，混战中我退进了这个车间，一发现他们我凭直觉判断是“8·１5派”的，立即冒诈我是“8·１5派”的，他们把枪背起来向我走近，我马上就———那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充满了悔恨、恐怖、绝望。两人都有30多岁，是工人，我想他们一定有儿女、妻子———这几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脱，永远得不到———这是兽性的恶，在现世中不会也不应该被宽恕。重庆武斗最惨无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杀俘虏，这是全国武斗过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们这一批人心灵上永远的污点，它不会被时间磨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抚摸身体上的刀伤，枪伤。
　　这次武斗结束后几天，1968年7月9日，两派在江陵厂重燃战火，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激战，附近民宅被炮击成千疮百孔。也是当月上旬，两派还分别在杨家坪、大坪、重庆医学院、二四二部队、五一技术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均出动水陆两栖坦克、舰艇、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区民房、单位建筑、器材设备遭重创，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网被打烂，全线停运1年多。经过上述几次大规模激战，重庆“8·１5派”彻底控制了局势，“反到底派”全体成员及其家属总计数十万人集体分批疏散，逃离重庆，“大清洗”的谣言像瘟疫一样倾压山城。
　　在逃到成都后(成都是以四川大学“8·２6派”为首的造反派天下，“8·２6派”是欢迎重庆“反到底派”的)，弱不带兵的18岁的陈卓再次纠合从重庆逃来的2000多名红卫兵，因为人多枪少，他们拦截火车一路狂飙杀往四川绵阳、广元，找当地驻军要武器弹药，准备杀回重庆，被驻军拒绝，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惨祸。
　　1968年9月23日，重庆市革委、警备区发布命令，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专业武斗队。
　　1968年10月15日，两派宣布撤销总部，解散组织。
　　“我跪在地上向死人请罪”
　　法官某某，男，56岁，原文革武斗中“砸派”成员，已退休，离开家庭，独居在郊区，过着很无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乱，3次拒绝采访，最后却不过老战友的情面，终于对我们打开了话匣。
　　提到沙坪坝那个红卫兵墓地，我实在太熟了，不想说，太伤感了。(沉默)
　　当时，我在要害部门工作，因为一个同学的弟弟在化龙桥读书，我经常到他学校去看他，文革前我们就很熟了。后来运动开始，加上观点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们学校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这天下午，他们学校的学生拦截了一辆路过的“8·１5派”车辆，并扣押了随车人员和一位军代表。我向来不主张乱抓乱打，经过我的劝告，他们把人放了，但军代表因为时间晚了，当天没走成，继续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报：重庆大学“8·１5派”抢了武装部，得到了许多军用装备，并且准备攻打我们这边的学校，因为学校所在地化龙桥是重大到市区的必经地，所以从技术上考虑，重大“8·１5派”非拔掉这个钉子不可。这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凌晨3点钟左右，我看见夜空升起了3发红色信号弹，知道“8·１5派”进攻开始了。大约4点钟，我听见枪声，从声音判断，有冲锋枪、机枪，还有极少量的土制炸弹，这些火力一直在外围打到天亮。我们这一边都是冷兵器，仅有4支小口径步枪，其中3支不能用，只有1支可打。对方不摸底，以为我们沉着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冲进来，打死了10个学生，他们也死了1个。
　　我和另一个同学躲在宿舍房顶，他同学脑门子上中了一枪，死掉了，我成了“8·１5派”的俘虏。
　　从7月25日到国庆节前，我当了2个多月的俘虏。我被押到沙坪坝公园挖过十几次墓，主要是处理掩埋那些对方不愿处理的尸体，都是高度腐烂、臭气熏天的尸体。我们要跪在这些尸体前，首先低头向尸体请罪，然后清洗创口，注射福尔马林，给尸体打扇子驱赶蚊虫、苍蝇。
　　管理我们这些俘虏埋尸的人叫郑志胜，他是重大学生，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他要求来墓地负责，当时“8·１5派”派想在那里建自己派别的烈士陵园。郑为了争表现，一方面非常真诚地同情己方的死难者，一方面绞尽脑汁残酷折磨俘虏，所以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尸长”。有4次，我记得，郑志胜等我们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后，突然叫我们全部跪在坑边，他指挥别人从背后向我们开枪，我以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这一招叫“假枪毙”，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亲眼目睹过他毙掉过一个女俘。
　　郑志胜后来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结束后被抓回来，因为有血债，开始就关押在我同学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在郑志胜手下当俘虏的经历，没少怂勇我趁机整他一把，但是我没有整过他一次。我始终认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个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这段非人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目睹了一个人在极端状态下人性恶的、丑陋的一面，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别人的世界。这里看不见希望。这肯定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对什么都看得无所谓，一生就这样子，无所谓了。
　　“校花”之死
　　记者在墓地上发现了一块最完整的碑文，极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系“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记者从29中校友录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个同学的地址，通过她们辗转找到了陈国英，她是欧家荣、唐明渝、余志强、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等6人死难现场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来访的记者。
　　一提起当时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学一样，陈大姐不胜唏嘘，她说：“唐明渝当时才16岁，身高一米六几，热情大方、漂亮，特别擅长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战斗团，唱歌跳舞搞宣传，大家都觉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结果一下子，4个女生，两个男生都死了，杨武惠死的时候还只有14岁。”
　　陈国英回忆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热，我正在家里午休，我家当时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广场。3个女同学来叫我，说去帮‘8·１5派’的一个指挥部搬家，从杨柳街财贸俱乐部搬到外贸大楼，中午1点钟左右，我们开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俱乐部门口，东西都装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纸张，没有一件武器。因为天气很热，我们5个女孩子嘴里都含着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衬衫、裙子、凉鞋。我们上了车，还在含冰糕的时候，枪响了。我因为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听见枪声，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会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车，跑进俱乐部大院，两个好心的陌生人给了我一件军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军装，他们就托着我翻围墙，翻过去后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赶紧给我指路，我朝着俱乐部反方向的路，从杨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气跑到了重医二附院，到医院后我才知道自己受伤了，一对长辫子被枪打断了，右手臂被子弹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弹拉开了一道口子，当时满身是血，脑子里一片空白。”出院以后，陈国英退出了战斗团宣传队。
　　1969年3月17日，陈国英清楚地记得，她和29中的同学下放到乌江边的彭水县插队落户，坐船去的。“我是那条船上年纪最小的，那时很绝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个，真的很伤心。”
　　江水茫茫，辞别山城，两年来的血雨腥风化作了无尽的伤怀，18岁的陈国英18年后回到重庆，“想起来，就像做了一个恶梦。”
　　朱孝云，女77岁，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岁的独生子余志强死了。34年来，她一直没去过墓地看她的爱子，她也一直坚持没有换过房间，“怕娃儿回来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陈国英大姐领着记者，在临江路的一个老式门洞里找到了朱孝云，她听见陈国英亲切地喊她“姨妈，我是余志强的朋友，陈国英”就一把紧紧地抱着陈国英，“儿—呵”地恸哭起来。
　　34年过去了，这位痛失爱子的母亲却无时无刻不在怀念17岁的独生子，因为无力，她才没有了恨，才无奈，才隐忍。她打开被层层包裹的儿子的团员证，抚摸着儿子这生前惟一的一张照片，不断地泣诉，“我的娃儿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怜啊！”17岁的余志强身着海军衫，英俊、迷人。
　　满头白发的朱孝云每天守在门洞里，卖0·２元钱一包的棉花糖，贴补家用，打发余年。两个少年目睹母亲被杀
　　席庆生，男，1952年生，某民营企业高级职员；席庆川，男，1954年生，重庆美术公司摄影师。1967年8月24日，他们兄弟俩目睹着母亲黄培英被杀。尔后，兄弟俩在沙坪坝公园亲手掩埋了母亲。那一年，母亲才33岁。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兄弟俩从九龙坡区滩子口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的家里出发，准备到李子林投奔亲戚，因为双方武斗越来越厉害。上午10点左右出发，抄小路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大约11点，这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因为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他(席庆川)在后面。我们身边的子弹乱飞，打得地上的土扑扑地扬起来。我有武斗的经历，赶紧喊卧倒，自己同时就卧倒在地，这时刻我就听见母亲“啊”地一声倒下去了，我转过来一看，母亲正痛苦万分地撑着胸部，我不顾一切地扑到她身边，大声地叫妈妈、妈妈，抱着她的头，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我马上撕开身上的白汗衫，准备包扎，这时，对方又用高射机枪朝我们扫射，我马上脱掉白汗衫朝对方狂舞，表明我们是和平居民。但枪声未停，我又卧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里。枪声一停，我又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我兄弟俩当时都没哭，绝望了，茫然了，极度恐惧之下不可能有眼泪。路边的农民这时从门洞里探出头来，朝我们招手，我们跑进门，背后山坡上的机枪又猛烈地叫起来了。我们俩抵着土墙浑身瘫软在地，我们一直躺了几个小时。下午五六点，我们沿着河沟，猫着腰，一会儿爬，一会儿跑，一会儿躲，逃到了大路上，继续朝李子林方向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亲戚。然而，我们赶到了李子林才发现，这里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经遭到炮击毁坏了，空荡荡的，连人影都找不到了。我们只好沿着公路继续走，被大批逃难的居民裹挟着朝钢花电影院方向移动，漫无目的地寻找父亲。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后来，席庆生，席庆川兄弟俩亲手把年轻的母亲埋在沙坪坝公园无名的墓地里。从此，每年清明节，兄弟俩都要去那里烧纸，默哀。再后来，扫墓的行列里多了几个人，是他们的儿女。
　　席庆生说：“那以后，我凡遇到什么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亲，坐一坐，吸一根烟，什么都淡了。”
　　兄弟俩告诉记者，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人去沙坪坝公园吊清明，不过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来越多了，连今年春节还有不少人去那里烧纸、哭诉。“人们开始强烈地怀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亲人，”席庆生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以纪念死在那个年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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