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政治斗争中的女人们

文革政治斗争中的女人们 中国的妇女，虽然长期在“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下，处于男权社会的臣仆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她们中的特殊个体没有凌驾于普通男性之上，也曾颐指气使，左右过自己同胞和无数臣服于她们的男子的命运。这种凌驾，役使和左右，虽然往往并不是依靠女性自己的权威，才具和力量，而是依靠她们从所依附的男性权贵手中，接过的权柄，甚至国家机器。 但她们也确确实实在历史的舞台上极尽风流，显赫一时，最后被风吹雨打去。她们的兴衰荣辱，不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命运，而是和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特殊女性，无论其声名狼藉，命运坎坷还是昙花一现，都是这种女权演绎男权的怪异政治的产物。这是非民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也是暴力政治的怪胎。
现在说起文化大革命来，一般学者都以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受命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实际的起因要早于这场批判两年。1961年8月2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剧作家家孟超编剧的昆剧《李慧娘》（才女魂化冤鬼惩戒奸相贾似道的故事），正式在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因为是挽救行将堙没的昆曲的第二部成功的作品，当时备受好评。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之一廖沫沙于8月31日在《北京晚报》发表剧评文章《有鬼无害论》予以了充分肯定。但是事过两年的1963年3月29日，由于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随后的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又突然整版发表署名梁壁辉（作者俞铭璜，原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文章写后不久即因病去世）的万字文章，题目是《“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北昆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首先从文艺界和学术界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实际上早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为此，他已部署从思想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率先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掀起新一轮阶级斗争高潮。自从七千人大会后，他不再信任刘少奇，以及彭真，甚至跟他们靠得近的邓小平。这次他倚重的是自己一贯信赖，主持肃反最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前社会部长康生，以及当时仅仅是一个文化部电影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妻子江青。批判《李慧娘》以及随后批判国歌作者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编剧的京剧《海瑞罢官》，都是在他暗示或支持下，由江青假手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狮，通过市委宣传部和《文汇报》具体实施的。
历史赋予了江青机缘，当年在陕北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共中央曾约法三章，暂不承认她的夫人地位，二十年内，不得干政。以至于建国后，她在党和政府里并没有职位，仅是这样一个挂名的委员。现在她要翻江倒浪，有所作为了。除了秉承毛泽东关于“文艺黑线”，关于“十七年教育”的旨意，掀起一轮轮大批判外，她又组织和创新了京剧八个样板戏，作为文化大革命“立”的标志。到1966年2月奉林彪命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江青再也不仅仅是委员，已俨然是手持上方宝剑，生杀予夺的钦差大臣了。1966年6月，当北京文化革命正焦头烂额的时候，毛泽东稳坐钓鱼船，跑到韶山滴水洞，坐观局势变化。29日，他收到江青来信，7月8日，他回了一封四年后风靡一时的著名书信（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虽然也批评了江青的缺点不足，对于林彪5月18日，在中央重要会议上关于历代宫廷政变的讲话深感不安，但还是和江青交了心，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一致的认识。他说：“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斗争激烈的中央）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武汉）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样体己和交心的话，自然使江青感奋不已，于是她和她的追随者们，便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命，导演了无数闹剧和悲剧。不到一年，行政级别被林彪连提四级，由普通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为文化革命小组的实际掌舵人。一个长期没有实职的三八年干部。却能和康生一起主导刘少奇以下党政要员的专案组，并在九大召开前夕，与康生密信往来，组阁“九大”的要员。谁赋予了她这样大的职权？除了领袖崇拜，个人迷信导致的家天下这样的历史机遇，就是她特殊的身份，及其背后站着的绝对权威。
1942年，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与妻子张梅（（刘新民，米脂美女，林养伤时的护士）离婚的林彪，在追求风度翩翩的才女孙维世（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烈士孙炳文女，周恩来养女）未果后，奉中央令怏怏不乐地回到延安。恰在这时，一个年轻妖娆的福建女子进入他的生活，并且很快填补了他孤寂落寞的情怀，成为他的新夫人。这就是就读于北师大附中，从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参加了“一二&S226;九”运动，后来随同学一起奔赴延安的叶静宜（听说林彪家乡原定未婚妻名叫汪静宜后，改名叶群）。抗战后，叶群随林彪赴东北局工作，和以后中央许多要员的新婚妻子一样，逐渐由生活秘书，机要秘书升任办公室主任。庐山会议后，林彪复出掌握军权，叶自然成了他重要的幕僚和助手。差不多从文化革命开始后，多病怕风和光的林彪，与外界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叶群之手。参与机要，沟通上下，与闻密事，策划大计，长此下来，成了准国防部长，林彪代言人，怎不大权在握？所以，文革后自然升任取代中央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权势，滋长了这个年轻时候就不安分的女人的野心。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与其说林彪是核心，不如说是叶群编制罗网，营造成的。女人的私欲，野心，偏执，使她无所不用其极，让林彪身不由己地在波谲云诡的权利争斗格局中，一步步滑向深渊。
那时侯，在毛泽东身边还有一群特殊的女子。因为晚年的毛泽东，在与江青貌合神离，事实分居后，因为种种原因，与子女联系不紧，关系淡漠，处于孤寂之中。他有许多忠实的部下，也许从前有，但文化革命往后，却再也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他也需要人伦和家庭氛围，于是，因为各种背景，原因，机缘，近水楼台先得月，亲戚后辈，私人秘书，古旧晚辈，英文教师，就在他身边组成了一个特殊圈子。他们在他多病，行动不便以后，因为外事，工作，生活须臾不可缺少，实际上成了与他关系最近的人。以至中央要员，甚至江青，要见毛泽东，揣度他的心思，摸清他的脉络都要通过她们。
1963年，毛泽东破天荒地在70岁这唯一一次的寿宴上，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并允许他们各带一名子女。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五四”时期曾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带的是女儿章含之，毛泽东的姨表兄弟，国务院参事，政协常委王季范带的是孙女王海容。谁料想，这一顿家宴却成就了两个女孩大起大落的人生。1957年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王海容，第二年进入北京化工厂学徒。因为《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了她的特殊背景，于是预约她写作时文《我的经验》谈高中生当学徒的体会认识。草稿写就后，王海容因为与毛的亲眷关系和与李纳的朋友关系，经常出入中南海，就动了让毛泽东修改稿子的念头。秘书叶子龙完成了请托，毛于1960年10月17日亲自约见了王海容。使修改稿于1960年12月以王波之名见于《中国青年》，随后不久，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由于书香出身，天资聪明，喜读书，兼习英、德等外语，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毕业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65年由周恩来安排进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八年间由普通文员升至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时期，出入中南海，活跃于毛泽东身边，起初，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钦差大臣一般。她实质就是毛泽东在外事口的耳目和特使。
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师，大家闺秀，章含之出落得典雅高贵，由于生长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环境熏陶，打扮入时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还有父辈的一层特殊交情，自然得以成为晚年修习英语的毛泽东的家庭教师（1964年）。她虽然请高自持，较晚进入中南海上层，但因着种种关系机缘，1970年奉毛泽东令进入外交部（毛曾说“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先在美大司副处长唐闻生手下），由于毛的背景，特殊身份，常务副部长乔冠华的特别关爱，很快升任礼宾司长，成为伴随晚年毛泽东接见外国元首和客人上镜出座率最高的特殊女人之一。1970年9月20日，前妻龚澎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冠华不能从悲痛中自拔，自从见到章含之，他的心情日渐好转。而这时，章含之与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洪君彦的婚姻正经历着巨变。他扪1949年相识相恋（一个中学生与北大高才生），1957年结婚。两年后，年轻的洪君彦就升任主任，可谓春风得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革命从北大发难，洪君彦沦为陆平麾下的黑帮，其五大白专标兵之一。被剃了阴阳头，连累岳父章士钊被抄家。而在中南海已参与文革机密的章含之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一个革命派，一个黑帮，便在自己家里闹起了阶级界限。随着章含之的升迁，炙手可热，与乔冠华关系的密切，在毛泽东的参与意见下（此见章含之自述），1973年洪章离婚，章乔结合。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1974年，在“批林批孔”中，乔冠华升任外交部长，同时也受江青青睐，后来江青秘密组阁时，内定乔为张春桥以下的国务院副总理。自然，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夫妇逃脱不了被审查的命运。
唐闻生是一位资深外交官的女儿，父母都是华侨上层。她出身在美国纽约，1952年随母回国。其前，作为老地下党员的父亲唐明照已奉召回国（唐明照1972-1979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被首席英语翻译，周恩来英语翻译冀朝铸相中，成为外交部的王牌翻译。“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周、毛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会见，当年相关新闻照片上，唐、王的身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她俩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重要时刻。”（摘自近年报刊）基辛格历史性访华，紧随基辛格从飞机弦梯走下的，就是唐闻生。《南方周末》刊登纪念总理照片，毛、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的那张著名书房合影，坐在中间的女翻译，也是唐闻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外事工作，实际就是毛遥控的，王唐组合颐指气使，挥洒自如的场合。
这三个特殊背景的女外交官，无论怎么贵显，实际都是毛晚年认识中央上层，外部世界，甚至国际的的喉舌，耳目和“善假于物”（荀子《劝学》）的“物”。她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感情倾向，理智心理自然也脱不了毛思维的巢臼。政治价值取向与其一致，所以，1976年以后，遭遇审查，长期赋闲，重出已无权柄意识和需求，实际是历史给她们最好的回报。
至于张玉凤这个牡丹江姑娘，她只是个生活秘书，算不上显贵。林立蘅，虽然在北戴河首告了登三叉戟上天的父亲，但也无法逃避长期受审查的悲剧命运。等到自由，到洛阳拖拉机厂工作时，愁苦煎熬，几乎掉光了满头青丝。她忘记了一点：在权势社会，父荣子贵，没有了显赫的父亲，你什么也不是。
至于谢静宜，原是驻南京二十军政治部宣传科的一名干事。批林批孔时，江请下部队视察，送材料，树典型，长去二十军，她与科长迟群受其赏识，被调到中央，升任清华大学革委会正副主任，党委书记，副书记。随后，追随江青批《水浒》，反周公，反击右倾反案风，风流一时。几乎导引了当时的政治方向。江青秘密组阁时，被内定为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四人帮”的铁杆爪牙。后接受审判，则是必然的了。
文革中还有两个参与政要的女人，她们是毛泽东民主政治的点缀。差不多与王洪文和陈永贵一起走进中枢。她们是陕西国棉五厂赵梦桃小组（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劳动模范）的吴桂贤（国务院副总理），沈阳蔬菜公司营业员李素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当然，无论出身贵贱，只要你真有治国才能，完全可以破格提拔。但是这种民主政治，是看着新鲜，其实是一架举拳头，听话，不能兴风作浪，只能亦步亦趋的机器，特殊的随从。何谈什么创见和治国，强国富民？她们本人的人品无可指责，只不过是那个年月一段沐猴而冠的插曲而已。
中国妇女要想真正解放自己，首先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思想，博大的胸怀，前瞻性的认识水平。如果事事要依托男权来求自己荣华富贵和腾达，那她始终不能摆脱尤物、花瓶和工具的命运。飞黄腾达如上述女人，她们是自己吗？或者她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吗？也许她们有些人，走在天堂和地狱的门口，都没有弄明白，她们到底还是玩弄于男权掌心的木偶或玩物，至多是杆特殊的枪。文革政治斗争中的女人们 中国的妇女，虽然长期在“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下，处于男权社会的臣仆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她们中的特殊个体没有凌驾于普通男性之上，也曾颐指气使，左右过自己同胞和无数臣服于她们的男子的命运。这种凌驾，役使和左右，虽然往往并不是依靠女性自己的权威，才具和力量，而是依靠她们从所依附的男性权贵手中，接过的权柄，甚至国家机器。 但她们也确确实实在历史的舞台上极尽风流，显赫一时，最后被风吹雨打去。她们的兴衰荣辱，不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命运，而是和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特殊女性，无论其声名狼藉，命运坎坷还是昙花一现，都是这种女权演绎男权的怪异政治的产物。这是非民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也是暴力政治的怪胎。
现在说起文化大革命来，一般学者都以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受命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导火索。实际的起因要早于这场批判两年。1961年8月20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剧作家家孟超编剧的昆剧《李慧娘》（才女魂化冤鬼惩戒奸相贾似道的故事），正式在北方昆曲剧院演出。因为是挽救行将堙没的昆曲的第二部成功的作品，当时备受好评。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之一廖沫沙于8月31日在《北京晚报》发表剧评文章《有鬼无害论》予以了充分肯定。但是事过两年的1963年3月29日，由于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随后的5月6日，上海《文汇报》又突然整版发表署名梁壁辉（作者俞铭璜，原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文章写后不久即因病去世）的万字文章，题目是《“有鬼无害”论》，猛烈评击了北昆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首先从文艺界和学术界引发了一场阶级斗争。实际上早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为此，他已部署从思想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率先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掀起新一轮阶级斗争高潮。自从七千人大会后，他不再信任刘少奇，以及彭真，甚至跟他们靠得近的邓小平。这次他倚重的是自己一贯信赖，主持肃反最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前社会部长康生，以及当时仅仅是一个文化部电影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妻子江青。批判《李慧娘》以及随后批判国歌作者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编剧的京剧《海瑞罢官》，都是在他暗示或支持下，由江青假手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狮，通过市委宣传部和《文汇报》具体实施的。
历史赋予了江青机缘，当年在陕北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共中央曾约法三章，暂不承认她的夫人地位，二十年内，不得干政。以至于建国后，她在党和政府里并没有职位，仅是这样一个挂名的委员。现在她要翻江倒浪，有所作为了。除了秉承毛泽东关于“文艺黑线”，关于“十七年教育”的旨意，掀起一轮轮大批判外，她又组织和创新了京剧八个样板戏，作为文化大革命“立”的标志。到1966年2月奉林彪命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江青再也不仅仅是委员，已俨然是手持上方宝剑，生杀予夺的钦差大臣了。1966年6月，当北京文化革命正焦头烂额的时候，毛泽东稳坐钓鱼船，跑到韶山滴水洞，坐观局势变化。29日，他收到江青来信，7月8日，他回了一封四年后风靡一时的著名书信（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虽然也批评了江青的缺点不足，对于林彪5月18日，在中央重要会议上关于历代宫廷政变的讲话深感不安，但还是和江青交了心，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一致的认识。他说：“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指斗争激烈的中央）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武汉）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样体己和交心的话，自然使江青感奋不已，于是她和她的追随者们，便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命，导演了无数闹剧和悲剧。不到一年，行政级别被林彪连提四级，由普通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为文化革命小组的实际掌舵人。一个长期没有实职的三八年干部。却能和康生一起主导刘少奇以下党政要员的专案组，并在九大召开前夕，与康生密信往来，组阁“九大”的要员。谁赋予了她这样大的职权？除了领袖崇拜，个人迷信导致的家天下这样的历史机遇，就是她特殊的身份，及其背后站着的绝对权威。
1942年，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与妻子张梅（（刘新民，米脂美女，林养伤时的护士）离婚的林彪，在追求风度翩翩的才女孙维世（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烈士孙炳文女，周恩来养女）未果后，奉中央令怏怏不乐地回到延安。恰在这时，一个年轻妖娆的福建女子进入他的生活，并且很快填补了他孤寂落寞的情怀，成为他的新夫人。这就是就读于北师大附中，从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参加了“一二&S226;九”运动，后来随同学一起奔赴延安的叶静宜（听说林彪家乡原定未婚妻名叫汪静宜后，改名叶群）。抗战后，叶群随林彪赴东北局工作，和以后中央许多要员的新婚妻子一样，逐渐由生活秘书，机要秘书升任办公室主任。庐山会议后，林彪复出掌握军权，叶自然成了他重要的幕僚和助手。差不多从文化革命开始后，多病怕风和光的林彪，与外界的联系，大都是通过叶群之手。参与机要，沟通上下，与闻密事，策划大计，长此下来，成了准国防部长，林彪代言人，怎不大权在握？所以，文革后自然升任取代中央军委的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权势，滋长了这个年轻时候就不安分的女人的野心。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与其说林彪是核心，不如说是叶群编制罗网，营造成的。女人的私欲，野心，偏执，使她无所不用其极，让林彪身不由己地在波谲云诡的权利争斗格局中，一步步滑向深渊。
那时侯，在毛泽东身边还有一群特殊的女子。因为晚年的毛泽东，在与江青貌合神离，事实分居后，因为种种原因，与子女联系不紧，关系淡漠，处于孤寂之中。他有许多忠实的部下，也许从前有，但文化革命往后，却再也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他也需要人伦和家庭氛围，于是，因为各种背景，原因，机缘，近水楼台先得月，亲戚后辈，私人秘书，古旧晚辈，英文教师，就在他身边组成了一个特殊圈子。他们在他多病，行动不便以后，因为外事，工作，生活须臾不可缺少，实际上成了与他关系最近的人。以至中央要员，甚至江青，要见毛泽东，揣度他的心思，摸清他的脉络都要通过她们。
1963年，毛泽东破天荒地在70岁这唯一一次的寿宴上，请了四位湖南老乡，并允许他们各带一名子女。前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五四”时期曾资助过毛泽东的章士钊带的是女儿章含之，毛泽东的姨表兄弟，国务院参事，政协常委王季范带的是孙女王海容。谁料想，这一顿家宴却成就了两个女孩大起大落的人生。1957年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的王海容，第二年进入北京化工厂学徒。因为《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了她的特殊背景，于是预约她写作时文《我的经验》谈高中生当学徒的体会认识。草稿写就后，王海容因为与毛的亲眷关系和与李纳的朋友关系，经常出入中南海，就动了让毛泽东修改稿子的念头。秘书叶子龙完成了请托，毛于1960年10月17日亲自约见了王海容。使修改稿于1960年12月以王波之名见于《中国青年》，随后不久，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由于书香出身，天资聪明，喜读书，兼习英、德等外语，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毕业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65年由周恩来安排进外交部办公厅工作，八年间由普通文员升至外交部副部长。文革时期，出入中南海，活跃于毛泽东身边，起初，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位，但其“活动的权力”则等同于钦差大臣一般。她实质就是毛泽东在外事口的耳目和特使。
作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师，大家闺秀，章含之出落得典雅高贵，由于生长在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环境熏陶，打扮入时有分寸，熟谙国际事务，操一口纯正牛津腔英语，还有父辈的一层特殊交情，自然得以成为晚年修习英语的毛泽东的家庭教师（1964年）。她虽然请高自持，较晚进入中南海上层，但因着种种关系机缘，1970年奉毛泽东令进入外交部（毛曾说“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先在美大司副处长唐闻生手下），由于毛的背景，特殊身份，常务副部长乔冠华的特别关爱，很快升任礼宾司长，成为伴随晚年毛泽东接见外国元首和客人上镜出座率最高的特殊女人之一。1970年9月20日，前妻龚澎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冠华不能从悲痛中自拔，自从见到章含之，他的心情日渐好转。而这时，章含之与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洪君彦的婚姻正经历着巨变。他扪1949年相识相恋（一个中学生与北大高才生），1957年结婚。两年后，年轻的洪君彦就升任主任，可谓春风得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革命从北大发难，洪君彦沦为陆平麾下的黑帮，其五大白专标兵之一。被剃了阴阳头，连累岳父章士钊被抄家。而在中南海已参与文革机密的章含之不能接受这一现实。一个革命派，一个黑帮，便在自己家里闹起了阶级界限。随着章含之的升迁，炙手可热，与乔冠华关系的密切，在毛泽东的参与意见下（此见章含之自述），1973年洪章离婚，章乔结合。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1974年，在“批林批孔”中，乔冠华升任外交部长，同时也受江青青睐，后来江青秘密组阁时，内定乔为张春桥以下的国务院副总理。自然，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夫妇逃脱不了被审查的命运。
唐闻生是一位资深外交官的女儿，父母都是华侨上层。她出身在美国纽约，1952年随母回国。其前，作为老地下党员的父亲唐明照已奉召回国（唐明照1972-1979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被首席英语翻译，周恩来英语翻译冀朝铸相中，成为外交部的王牌翻译。“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王海容和唐闻生，几乎参加了周、毛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重要会见，当年相关新闻照片上，唐、王的身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她俩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重要时刻。”（摘自近年报刊）基辛格历史性访华，紧随基辛格从飞机弦梯走下的，就是唐闻生。《南方周末》刊登纪念总理照片，毛、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的那张著名书房合影，坐在中间的女翻译，也是唐闻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外事工作，实际就是毛遥控的，王唐组合颐指气使，挥洒自如的场合。
这三个特殊背景的女外交官，无论怎么贵显，实际都是毛晚年认识中央上层，外部世界，甚至国际的的喉舌，耳目和“善假于物”（荀子《劝学》）的“物”。她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感情倾向，理智心理自然也脱不了毛思维的巢臼。政治价值取向与其一致，所以，1976年以后，遭遇审查，长期赋闲，重出已无权柄意识和需求，实际是历史给她们最好的回报。
至于张玉凤这个牡丹江姑娘，她只是个生活秘书，算不上显贵。林立蘅，虽然在北戴河首告了登三叉戟上天的父亲，但也无法逃避长期受审查的悲剧命运。等到自由，到洛阳拖拉机厂工作时，愁苦煎熬，几乎掉光了满头青丝。她忘记了一点：在权势社会，父荣子贵，没有了显赫的父亲，你什么也不是。
至于谢静宜，原是驻南京二十军政治部宣传科的一名干事。批林批孔时，江请下部队视察，送材料，树典型，长去二十军，她与科长迟群受其赏识，被调到中央，升任清华大学革委会正副主任，党委书记，副书记。随后，追随江青批《水浒》，反周公，反击右倾反案风，风流一时。几乎导引了当时的政治方向。江青秘密组阁时，被内定为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四人帮”的铁杆爪牙。后接受审判，则是必然的了。
文革中还有两个参与政要的女人，她们是毛泽东民主政治的点缀。差不多与王洪文和陈永贵一起走进中枢。她们是陕西国棉五厂赵梦桃小组（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劳动模范）的吴桂贤（国务院副总理），沈阳蔬菜公司营业员李素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当然，无论出身贵贱，只要你真有治国才能，完全可以破格提拔。但是这种民主政治，是看着新鲜，其实是一架举拳头，听话，不能兴风作浪，只能亦步亦趋的机器，特殊的随从。何谈什么创见和治国，强国富民？她们本人的人品无可指责，只不过是那个年月一段沐猴而冠的插曲而已。
中国妇女要想真正解放自己，首先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思想，博大的胸怀，前瞻性的认识水平。如果事事要依托男权来求自己荣华富贵和腾达，那她始终不能摆脱尤物、花瓶和工具的命运。飞黄腾达如上述女人，她们是自己吗？或者她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吗？也许她们有些人，走在天堂和地狱的门口，都没有弄明白，她们到底还是玩弄于男权掌心的木偶或玩物，至多是杆特殊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