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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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孙宗一 字数：2894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2期  


早在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就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到了1960年5月24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周恩来又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之后，大陆对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陆对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导方针的，台海局势一度趋向缓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社论提出“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省赶出去，使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又重提了已经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文革开始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1968年lO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改变了过去赞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时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
　　在文革发生以前，大陆的对台工作主要依靠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来开展。文革开始后，中共党内负责对台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徐冰、孔原、罗青长等被打倒或受到冲击，中共统战部门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被污蔑为“特务据点”，中共广大统战工作干部也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国政协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机关于1966年8月相继停止办公。与台湾各方面人士联系较多，在海峡两岸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左”的错误做法，使担负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机构陷入瘫痪，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有关人士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大陆的对台工作基本停顿，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中断。
　　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台湾，但也在台湾岛内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当局又借机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给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加了许多障碍。
　　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被迫进行政策调整。1958年10月23日，蒋介石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公报发表，宣布台湾国民党当局原则上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将“反攻大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12月24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光复大陆”要“以主义为主，以军事为辅，以宪法作为反攻武器，随时掌握中共动态以策进对案。”这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大调整，由过去的“军事反攻大陆”改为“政治光复大陆”。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指出“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而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开展对大陆的所谓“政治作战”。这标志着国民党正式调整大陆政策，决定将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转为局部范围的军事对峙。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调整虽然是迫于国际形势和岛内形势而做出的，所谓政治光复大陆的政策实质上没有放弃其反共立场，但客观上减少了与大陆直接的、激烈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中与大陆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共同促使海峡两岸关系趋向缓和。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在文革初期，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一度中断，1971年9月间，江青说，香山碧云寺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可惜被孙中山这个“牛鬼蛇神”给占了。9月9日，江青竟然下令封闭了北京香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纪念堂。在文革初期的混乱中，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的住宅被红卫兵包围冲击，1965年7月才刚刚归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亦险遭红卫兵的冲击。浙江奉化蒋介石母亲的陵墓和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陵墓在文革初期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许多与台湾方面有关系的人士，包括在大陆的台胞、台属等，均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原本已被特赦、已经妥善安排工作的原国民党战犯也被当成“国民党残余势力”而受到冲击，有的被迫害致死。
　　此外，在文革初期广泛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中，许多古籍珍本被焚烧，许多文物字画被捣毁，许多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文化遗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错误做法，一时间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6年10月10日的《联合报》以整版刊登了一组由该报记者集体执笔的文章，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浩劫”为总标题，分别介绍了文革发生以来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地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并称中共“驱使红卫兵来彻底地摧毁中国固有文化，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台湾各界人士22万多人参加的“双十国庆”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们要发扬历史文化，光大伦理道德，确保先圣先贤列祖列宗遗下之丰富文化遗产。”
　　国民党当局则借大陆文革之机加紧反共活动，企图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1966年lO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将“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藉此来整肃清除”，让“红卫兵”成为共产党的接班 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责红卫兵“盲动乱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与行动”，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声称要“以保卫其民族正气的历史文化，大义凛然的坚决行动来拯救大陆同胞自任”。10月21日，蒋介石在对“第十四届华侨节”的书面致词中，鼓动广大华侨“发扬民族精神，为维护传统文化，作最大之努力”，并“一致声讨”大陆的文革“罪行”，同时提出对大陆进行经济制裁，要广大华侨“处处抵制，人人力行，以扩大经济制裁之影响。”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将蒋介石的文告以热气球空飘大陆，国民党设在金门、马祖的广’播电台也对福建等地加强广播，台军设在“前线”的喊话站则直接向对岸展开喊话。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1968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一再把“复兴中华文化”、“解救大陆同胞”和其“反攻复国大业”联系起来，当然有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陆文革初期种种“左”的错误做法，确实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疑虑和普通台湾民众的恐慌。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宣布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介石随即于次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针对大陆刚刚发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蒋声称二十年来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来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并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只要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精诚团结，协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复大陆”。台湾当局“教育部”随后还把蒋介石的文告编入高中国文课本，加紧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心防”教育。12月20日，台湾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接见出席“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的日方代表时明确表示：“所谓国共谈判，是绝无可能的。”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到了文革结束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期间台湾却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1961起实行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经济战略，1963年台湾岛内的工业生产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比重。在1961年至1972年台湾第三期至第五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期间，台湾的出口扩张工业实现了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其“国庆”文告中颇为得意地宣称：在“举世彷徨迷惘”之际，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澎、金、马“自由基地”，“政教修明，社会安宁，农工繁荣乐业，青年奋发向学”，“不但对大陆成为了乐土与地狱的对比，对世界亦复成为了清明与混沌的对比。”
　　在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拉大，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隔膜，甚至不愿与大陆统一，这就为后来“台独”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条件。直到今天，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造成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是文化大革命对海峡两岸关系最严重、最深远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黄钟)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1968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一再把“复兴中华文化”、“解救大陆同胞”和其“反攻复国大业”联系起来，当然有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陆文革初期种种“左”的错误做法，确实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疑虑和普通台湾民众的恐慌。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宣布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介石随即于次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针对大陆刚刚发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蒋声称二十年来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来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并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只要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精诚团结，协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复大陆”。台湾当局“教育部”随后还把蒋介石的文告编入高中国文课本，加紧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心防”教育。12月20日，台湾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接见出席“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的日方代表时明确表示：“所谓国共谈判，是绝无可能的。”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到了文革结束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期间台湾却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1961起实行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经济战略，1963年台湾岛内的工业生产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比重。在1961年至1972年台湾第三期至第五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期间，台湾的出口扩张工业实现了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其“国庆”文告中颇为得意地宣称：在“举世彷徨迷惘”之际，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澎、金、马“自由基地”，“政教修明，社会安宁，农工繁荣乐业，青年奋发向学”，“不但对大陆成为了乐土与地狱的对比，对世界亦复成为了清明与混沌的对比。”
　　在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拉大，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隔膜，甚至不愿与大陆统一，这就为后来“台独”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条件。直到今天，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造成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是文化大革命对海峡两岸关系最严重、最深远的负面影响。

http://vpl.vip.qikan.com/text/article.aspx?titleid=yhcq20120207

作者： 孙宗一 字数：2894

来源：炎黄春秋      2012年2期  


早在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就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到了1960年5月24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周恩来又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之后，大陆对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陆对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导方针的，台海局势一度趋向缓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社论提出“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省赶出去，使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又重提了已经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文革开始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1968年lO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改变了过去赞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9年4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时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
　　在文革发生以前，大陆的对台工作主要依靠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来开展。文革开始后，中共党内负责对台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徐冰、孔原、罗青长等被打倒或受到冲击，中共统战部门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被污蔑为“特务据点”，中共广大统战工作干部也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国政协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机关于1966年8月相继停止办公。与台湾各方面人士联系较多，在海峡两岸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左”的错误做法，使担负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机构陷入瘫痪，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有关人士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大陆的对台工作基本停顿，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中断。
　　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台湾，但也在台湾岛内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当局又借机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给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加了许多障碍。
　　在20世纪50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被迫进行政策调整。1958年10月23日，蒋介石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公报发表，宣布台湾国民党当局原则上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将“反攻大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12月24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光复大陆”要“以主义为主，以军事为辅，以宪法作为反攻武器，随时掌握中共动态以策进对案。”这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大调整，由过去的“军事反攻大陆”改为“政治光复大陆”。
　　1963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指出“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而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开展对大陆的所谓“政治作战”。这标志着国民党正式调整大陆政策，决定将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转为局部范围的军事对峙。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调整虽然是迫于国际形势和岛内形势而做出的，所谓政治光复大陆的政策实质上没有放弃其反共立场，但客观上减少了与大陆直接的、激烈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中与大陆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共同促使海峡两岸关系趋向缓和。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在文革初期，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一度中断，1971年9月间，江青说，香山碧云寺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可惜被孙中山这个“牛鬼蛇神”给占了。9月9日，江青竟然下令封闭了北京香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纪念堂。在文革初期的混乱中，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的住宅被红卫兵包围冲击，1965年7月才刚刚归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亦险遭红卫兵的冲击。浙江奉化蒋介石母亲的陵墓和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陵墓在文革初期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许多与台湾方面有关系的人士，包括在大陆的台胞、台属等，均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原本已被特赦、已经妥善安排工作的原国民党战犯也被当成“国民党残余势力”而受到冲击，有的被迫害致死。
　　此外，在文革初期广泛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中，许多古籍珍本被焚烧，许多文物字画被捣毁，许多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文化遗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错误做法，一时间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6年10月10日的《联合报》以整版刊登了一组由该报记者集体执笔的文章，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浩劫”为总标题，分别介绍了文革发生以来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地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并称中共“驱使红卫兵来彻底地摧毁中国固有文化，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台湾各界人士22万多人参加的“双十国庆”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们要发扬历史文化，光大伦理道德，确保先圣先贤列祖列宗遗下之丰富文化遗产。”
　　国民党当局则借大陆文革之机加紧反共活动，企图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1966年lO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将“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藉此来整肃清除”，让“红卫兵”成为共产党的接班 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责红卫兵“盲动乱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与行动”，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声称要“以保卫其民族正气的历史文化，大义凛然的坚决行动来拯救大陆同胞自任”。10月21日，蒋介石在对“第十四届华侨节”的书面致词中，鼓动广大华侨“发扬民族精神，为维护传统文化，作最大之努力”，并“一致声讨”大陆的文革“罪行”，同时提出对大陆进行经济制裁，要广大华侨“处处抵制，人人力行，以扩大经济制裁之影响。”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将蒋介石的文告以热气球空飘大陆，国民党设在金门、马祖的广’播电台也对福建等地加强广播，台军设在“前线”的喊话站则直接向对岸展开喊话。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1968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一再把“复兴中华文化”、“解救大陆同胞”和其“反攻复国大业”联系起来，当然有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陆文革初期种种“左”的错误做法，确实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疑虑和普通台湾民众的恐慌。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宣布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介石随即于次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针对大陆刚刚发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蒋声称二十年来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来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并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只要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精诚团结，协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复大陆”。台湾当局“教育部”随后还把蒋介石的文告编入高中国文课本，加紧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心防”教育。12月20日，台湾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接见出席“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的日方代表时明确表示：“所谓国共谈判，是绝无可能的。”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到了文革结束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期间台湾却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1961起实行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经济战略，1963年台湾岛内的工业生产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比重。在1961年至1972年台湾第三期至第五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期间，台湾的出口扩张工业实现了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其“国庆”文告中颇为得意地宣称：在“举世彷徨迷惘”之际，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澎、金、马“自由基地”，“政教修明，社会安宁，农工繁荣乐业，青年奋发向学”，“不但对大陆成为了乐土与地狱的对比，对世界亦复成为了清明与混沌的对比。”
　　在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拉大，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隔膜，甚至不愿与大陆统一，这就为后来“台独”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条件。直到今天，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造成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是文化大革命对海峡两岸关系最严重、最深远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黄钟)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1968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一再把“复兴中华文化”、“解救大陆同胞”和其“反攻复国大业”联系起来，当然有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陆文革初期种种“左”的错误做法，确实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疑虑和普通台湾民众的恐慌。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宣布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介石随即于次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针对大陆刚刚发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蒋声称二十年来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来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并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只要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精诚团结，协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复大陆”。台湾当局“教育部”随后还把蒋介石的文告编入高中国文课本，加紧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心防”教育。12月20日，台湾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接见出席“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的日方代表时明确表示：“所谓国共谈判，是绝无可能的。”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到了文革结束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期间台湾却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1961起实行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经济战略，1963年台湾岛内的工业生产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比重。在1961年至1972年台湾第三期至第五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期间，台湾的出口扩张工业实现了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其“国庆”文告中颇为得意地宣称：在“举世彷徨迷惘”之际，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澎、金、马“自由基地”，“政教修明，社会安宁，农工繁荣乐业，青年奋发向学”，“不但对大陆成为了乐土与地狱的对比，对世界亦复成为了清明与混沌的对比。”
　　在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拉大，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隔膜，甚至不愿与大陆统一，这就为后来“台独”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条件。直到今天，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造成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是文化大革命对海峡两岸关系最严重、最深远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