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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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军戈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他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 “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 “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杨军戈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他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 “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 “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他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 “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 “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杨军戈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他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 “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 “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