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复盘甲午》的书评

可以说今年这个甲午年，国内军界学界都得都很不到位，解放军的文艺范更加明显也更令人扼腕；而学界则以漠视掩饰其在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懵懂无知；陈悦领导的海研会将故纸张翻出再版，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指文的崛起沉重打击了正在成长的中国战史出版事业，其千字五十的稿酬与混乱不堪的选稿组稿水平都在将这一领域变成笑话；《战争史研究》经数年滚打，也终被证明花拳绣腿上不得台面，更担不起战争史研究的大名。在甲午战争的研究领域，文恬武嬉应是算得上的，直至今日，我们甚至没有一张精确的甲午海战航迹图。无论《现代舰船》，还是《舰船知识》，都在用《廿七八年海战史》中的几张图凑数。我们的军事出版界一直都以兵器为中心发展，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军事论坛，看看今天的主要军事论坛，皆不脱此俗套。然而，不懂战争，如何理解军事；不懂战争，又如何看懂兵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早早便风闻该书的创作，对该书的水平一直抱有极大信心，在看到该书后，我可以肯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本书。我认为对战争的研究必须严肃起来，希望这本书能够开启一个时代。
以下是姜鸣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关于本书的书评。

历史研究可以假设吗：复盘甲午战争的尝试
作者：姜鸣
2015-04-24 09:46:30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地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123


中日甲午胜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战略认知的不对称。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率先认清了事实，借助现代技术的进步，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之国策，对外施展远交近攻之谋略。反观清方，则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束缚。

近年来，近代海军史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中外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于中西方装备和军事技术发展的研究，对于中日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研究，乃至中日外交和远东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日近代化进程的了解。各种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也已连篇累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作品发出新意，颇为不易。

与以往从单纯历史角度或军事角度研究甲午战争不同，《复盘甲午》的着眼点，是将中日甲午战争放在中日两国国家战略的视野中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战争史的研究要建立在四根支柱上，即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这本著作从这四个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尤其在地缘政治和大战略的研究方面，有许多前人未曾关注的鲜明特色。

从国际上看，用历史研究去指导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决策，是广泛运用的重要手段。反过来，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和军事战略学研究，也都有着悠久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陆军率先进行军事改革，设立总参谋部作为最高统帅的决策辅助，并履行战场指挥职能。总参谋长老毛奇就在总参谋部增设军事科学处，将全军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测量、统计、地形测绘专家集中到该处，使得参谋业务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技术化。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也高度重视历史上的战例对于美国海军战略的作用，他论证海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主要就是通过历史上大量海战的战例来进行的。马汉这样告诉美国海军学院的学员：“的确如此，当你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战争问题时，你总会发现‘假如’和‘但是’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假如’和‘但是’对指挥官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们得以解决和克服，它们就将使你获得荣誉称号。”而在二战中修订出版的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的名著《战略论》，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叫“历史是实际经验”。

军事学中注重运用战史研究的成果，重新审视和研判作战过程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手法，套用围棋的术语，叫做“复盘”，其本质，是采用博弈分析，研判各种可能的趋势变化。后来，这种方法从军事战略战术，转向国际关系、地缘政治领域拓展乃至延伸到国家战略研究中来。所谓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最初源于李德·哈特的“大战略”概念。哈特认为：“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此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美国人引入其概念后，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虽然在甲午战争时尚未出现这样的提法，但中日国策的制定者，其实都是按照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心理的力量来博弈的。本书将大战略的视角引入到19世纪下半叶的中日关系和甲午战争研究，不拘成说，读来让人耳目一新，掩卷后又启发读者久久的思索。可以说，整个学术界，迄今尚未有人对于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做过如此角度的剖析。

本书将晚清中日关系乃至甲午战争的进展概括为十五回合的棋局。对于每一局双方都给出多种选择。比如第一局，“中日对抗格局之形成”。作者从检讨远交近攻的战略实质入手，切入19世纪中期的国际政治棋局，指出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和平”之中，英国霸权的重点，在于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太平洋则鞭长莫及。所以英国在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后，转而扮演现状维护者的角色，严防德、俄等中等强国在远东扩张过度。

而中国与日本，原来由于大海的分割而为绝域，此时随着蒸汽船的广泛应用而成近邻，中日关系在19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清王朝作为远东体系曾经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周边国家大多曾是其藩属国，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欲在变局中趁势崛起。

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已看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蓄势，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从起点开始的国家战略谋划，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关系演变。经历二十年此消彼长各自发展之后，甲午决战竟以中国的完败而告结束，中间的历史教训实在值得总结。

作者认为，当时唯一能阻止中日对抗的可能，就是中日联盟对抗西洋列强。这就是薛福成所谓的“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但是，东北亚格局受制于全球战略格局，近代中日两国貌似同样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级别和急迫性却大不相同。侵略中国的是最强大的英帝国，并引发了俄美法等中等强国的集体跟进。威胁日本的却是中等强国，且要受到大英帝国的限制。事实上，日本真正外侮侵略的急迫性要到1890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才开始出现。

而中国则因自身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而沦为列强侵略的主目标。日本意识到，他不仅无需和中国联盟，反而可以利用列强入侵的机会搭顺风车，也从中国身上分一杯羹。当中日成为战略意义上的邻近性国家，既不会相互追随，又无联盟之必要，也很难再维系平和状态，剩下的只有对抗一途。双方所要争的第一局胜负，即谁先认清事实，并率先采取行动。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王鼎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又如第三局，“战略机遇之争”。作者认为，战略机遇期要放在竞争和对抗语境下理解。绝不能将其与单纯的发展机遇相混淆。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期，取决于能否认清并利用现实中的战略机遇期，能否破坏敌手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有效防止敌手对我方战略机遇期的破坏。19世纪中期，三类机遇期（发展机遇期、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相继涌现在东北亚国家面前。蒸汽机时代的到来，导致了煤炭资源地位的提升。蒸汽机车引发的铁路交通高速发展，带来陆权的复兴，也使战争的时空概念完全改写。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传统海权国家如英国，逐渐难以制衡欧美陆上新兴强国。在德国崛起之后、美国称雄之前，清王朝有数十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崛起，中国也有七种方案可供选择应对。

由于清政府的战略低能，更由于日本的巧妙布局，日本逐步逆转危局，最终形成了彻底胜势。诚如作者指出的：“没有清晰的国际政治观和战略观，看不清机遇所在，最终不仅自己浪费机遇，更将机遇拱手送给强邻，最终临时抱佛脚，期望发生奇迹。这已与博彩无异。”

作者认为，检讨中日甲午胜败，重要的原因是双方战略认知不对称造成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率先认清了事实，借助现代技术的进步，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之国策，对外施展远交近攻之谋略。反观清方，则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束缚。

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peace）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其本身无所谓善恶好坏。但是，在明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和平却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优势。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理念中确实有反暴力的理想主义传统，如儒家之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道家之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二是自两汉经略西域成功，传统中国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一超无强”的格局，只要中国维持内政稳定，则很难有对等的外力能将之倾覆。即便被外力倾覆，这个外力也很快就会被中原文明所同化。这在无形中弱化了中国人的尚武意识和进取意识，使之过度依赖内部稳定性造成的数量优势和文化优越性提供的超国家安全。三是当中国无比强大之时，已无敌手可打，故而相对于打天下，更注重治天下。最终，中国不再扮演多元竞争格局中的强国角色，而是运用文化力量将远东国际格局变为一个放大的家庭，自己则扮演大家长的角色。在此情况下，再宣扬斗争论思想，只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儒家心性学派的理想论调因而大行其道，却也在无形中走向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消极道路。

后来外侮日深，中国也大规模引进国外军事装备，组建新式海军，但依然没有促成国人的深刻反省，反将一套固有的道德观念扭曲为一种弱者心态与受害者心态，更加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性，而不愿正视权力政治的现实一面。倭仁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之论固属极度迂腐；恭亲王、李鸿章等扣住狭隘的器物变革来反驳，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未从根本上认清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

本书的叙述分析，包括战略，包括国际关系与外交，还涉及开战法理、军备竞赛、军事运筹以及甲午战争中历次战役环节的反思。从宏观到微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其主旨，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考证，不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军事冒险的道义批判，而是以棋手的理智和技巧进行赛后的复盘，检讨和比较中日双方在19世纪后半叶各项决策的得失，对历史上各个稍纵即逝的机遇进行再一次的审视。

历史研究可以用各种假设重新再来一次吗？

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赞同，我读大学时，老师总是告诫说，历史研究是以已经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为对象的，超出这个范围去做假设，没有必要也是浪费时间。但是研究战略学的学者认为，历史虽然不能重新来过，但可以兵棋推演的方式进行复盘，以找到胜负结论之外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通过复盘，使得后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决策更加审慎，执行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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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今年这个甲午年，国内军界学界都得都很不到位，解放军的文艺范更加明显也更令人扼腕；而学界则以漠视掩饰其在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懵懂无知；陈悦领导的海研会将故纸张翻出再版，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指文的崛起沉重打击了正在成长的中国战史出版事业，其千字五十的稿酬与混乱不堪的选稿组稿水平都在将这一领域变成笑话；《战争史研究》经数年滚打，也终被证明花拳绣腿上不得台面，更担不起战争史研究的大名。在甲午战争的研究领域，文恬武嬉应是算得上的，直至今日，我们甚至没有一张精确的甲午海战航迹图。无论《现代舰船》，还是《舰船知识》，都在用《廿七八年海战史》中的几张图凑数。我们的军事出版界一直都以兵器为中心发展，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军事论坛，看看今天的主要军事论坛，皆不脱此俗套。然而，不懂战争，如何理解军事；不懂战争，又如何看懂兵器。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早早便风闻该书的创作，对该书的水平一直抱有极大信心，在看到该书后，我可以肯定，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本书。我认为对战争的研究必须严肃起来，希望这本书能够开启一个时代。
以下是姜鸣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关于本书的书评。

历史研究可以假设吗：复盘甲午战争的尝试
作者：姜鸣
2015-04-24 09:46:30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地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123


中日甲午胜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战略认知的不对称。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率先认清了事实，借助现代技术的进步，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之国策，对外施展远交近攻之谋略。反观清方，则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束缚。

近年来，近代海军史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中外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于中西方装备和军事技术发展的研究，对于中日军队建设和作战的研究，乃至中日外交和远东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日近代化进程的了解。各种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分析，也已连篇累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作品发出新意，颇为不易。

与以往从单纯历史角度或军事角度研究甲午战争不同，《复盘甲午》的着眼点，是将中日甲午战争放在中日两国国家战略的视野中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战争史的研究要建立在四根支柱上，即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这本著作从这四个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尤其在地缘政治和大战略的研究方面，有许多前人未曾关注的鲜明特色。

从国际上看，用历史研究去指导现实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决策，是广泛运用的重要手段。反过来，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和军事战略学研究，也都有着悠久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俾斯麦说过：“蠢人常说他们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我却认为利用别人的经验更加好些。”早在19世纪中期，德国陆军率先进行军事改革，设立总参谋部作为最高统帅的决策辅助，并履行战场指挥职能。总参谋长老毛奇就在总参谋部增设军事科学处，将全军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测量、统计、地形测绘专家集中到该处，使得参谋业务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技术化。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也高度重视历史上的战例对于美国海军战略的作用，他论证海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主要就是通过历史上大量海战的战例来进行的。马汉这样告诉美国海军学院的学员：“的确如此，当你每次处理一个具体的战争问题时，你总会发现‘假如’和‘但是’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假如’和‘但是’对指挥官造成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一旦它们得以解决和克服，它们就将使你获得荣誉称号。”而在二战中修订出版的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的名著《战略论》，开宗明义第一章，就叫“历史是实际经验”。

军事学中注重运用战史研究的成果，重新审视和研判作战过程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手法，套用围棋的术语，叫做“复盘”，其本质，是采用博弈分析，研判各种可能的趋势变化。后来，这种方法从军事战略战术，转向国际关系、地缘政治领域拓展乃至延伸到国家战略研究中来。所谓国家战略，是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最初源于李德·哈特的“大战略”概念。哈特认为：“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此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美国人引入其概念后，将国家战略定义为：“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虽然在甲午战争时尚未出现这样的提法，但中日国策的制定者，其实都是按照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心理的力量来博弈的。本书将大战略的视角引入到19世纪下半叶的中日关系和甲午战争研究，不拘成说，读来让人耳目一新，掩卷后又启发读者久久的思索。可以说，整个学术界，迄今尚未有人对于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做过如此角度的剖析。

本书将晚清中日关系乃至甲午战争的进展概括为十五回合的棋局。对于每一局双方都给出多种选择。比如第一局，“中日对抗格局之形成”。作者从检讨远交近攻的战略实质入手，切入19世纪中期的国际政治棋局，指出当时的世界，正处于“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和平”之中，英国霸权的重点，在于对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控制，太平洋则鞭长莫及。所以英国在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后，转而扮演现状维护者的角色，严防德、俄等中等强国在远东扩张过度。

而中国与日本，原来由于大海的分割而为绝域，此时随着蒸汽船的广泛应用而成近邻，中日关系在19世纪末发生了根本变化。清王朝作为远东体系曾经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周边国家大多曾是其藩属国，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欲在变局中趁势崛起。

早在1874年，李鸿章就已看到：“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蓄势，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从起点开始的国家战略谋划，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关系演变。经历二十年此消彼长各自发展之后，甲午决战竟以中国的完败而告结束，中间的历史教训实在值得总结。

作者认为，当时唯一能阻止中日对抗的可能，就是中日联盟对抗西洋列强。这就是薛福成所谓的“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但是，东北亚格局受制于全球战略格局，近代中日两国貌似同样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级别和急迫性却大不相同。侵略中国的是最强大的英帝国，并引发了俄美法等中等强国的集体跟进。威胁日本的却是中等强国，且要受到大英帝国的限制。事实上，日本真正外侮侵略的急迫性要到1890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才开始出现。

而中国则因自身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而沦为列强侵略的主目标。日本意识到，他不仅无需和中国联盟，反而可以利用列强入侵的机会搭顺风车，也从中国身上分一杯羹。当中日成为战略意义上的邻近性国家，既不会相互追随，又无联盟之必要，也很难再维系平和状态，剩下的只有对抗一途。双方所要争的第一局胜负，即谁先认清事实，并率先采取行动。



《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王鼎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又如第三局，“战略机遇之争”。作者认为，战略机遇期要放在竞争和对抗语境下理解。绝不能将其与单纯的发展机遇相混淆。把握并利用战略机遇期，取决于能否认清并利用现实中的战略机遇期，能否破坏敌手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有效防止敌手对我方战略机遇期的破坏。19世纪中期，三类机遇期（发展机遇期、外交机遇期和冲突机遇期）相继涌现在东北亚国家面前。蒸汽机时代的到来，导致了煤炭资源地位的提升。蒸汽机车引发的铁路交通高速发展，带来陆权的复兴，也使战争的时空概念完全改写。工业化总体战的趋势愈演愈烈，传统海权国家如英国，逐渐难以制衡欧美陆上新兴强国。在德国崛起之后、美国称雄之前，清王朝有数十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本的崛起，中国也有七种方案可供选择应对。

由于清政府的战略低能，更由于日本的巧妙布局，日本逐步逆转危局，最终形成了彻底胜势。诚如作者指出的：“没有清晰的国际政治观和战略观，看不清机遇所在，最终不仅自己浪费机遇，更将机遇拱手送给强邻，最终临时抱佛脚，期望发生奇迹。这已与博彩无异。”

作者认为，检讨中日甲午胜败，重要的原因是双方战略认知不对称造成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率先认清了事实，借助现代技术的进步，对内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之国策，对外施展远交近攻之谋略。反观清方，则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束缚。

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peace）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其本身无所谓善恶好坏。但是，在明清以来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和平却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优势。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理念中确实有反暴力的理想主义传统，如儒家之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道家之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二是自两汉经略西域成功，传统中国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一超无强”的格局，只要中国维持内政稳定，则很难有对等的外力能将之倾覆。即便被外力倾覆，这个外力也很快就会被中原文明所同化。这在无形中弱化了中国人的尚武意识和进取意识，使之过度依赖内部稳定性造成的数量优势和文化优越性提供的超国家安全。三是当中国无比强大之时，已无敌手可打，故而相对于打天下，更注重治天下。最终，中国不再扮演多元竞争格局中的强国角色，而是运用文化力量将远东国际格局变为一个放大的家庭，自己则扮演大家长的角色。在此情况下，再宣扬斗争论思想，只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儒家心性学派的理想论调因而大行其道，却也在无形中走向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消极道路。

后来外侮日深，中国也大规模引进国外军事装备，组建新式海军，但依然没有促成国人的深刻反省，反将一套固有的道德观念扭曲为一种弱者心态与受害者心态，更加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性，而不愿正视权力政治的现实一面。倭仁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之论固属极度迂腐；恭亲王、李鸿章等扣住狭隘的器物变革来反驳，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未从根本上认清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

本书的叙述分析，包括战略，包括国际关系与外交，还涉及开战法理、军备竞赛、军事运筹以及甲午战争中历次战役环节的反思。从宏观到微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其主旨，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考证，不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军事冒险的道义批判，而是以棋手的理智和技巧进行赛后的复盘，检讨和比较中日双方在19世纪后半叶各项决策的得失，对历史上各个稍纵即逝的机遇进行再一次的审视。

历史研究可以用各种假设重新再来一次吗？

传统的历史学家并不赞同，我读大学时，老师总是告诫说，历史研究是以已经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为对象的，超出这个范围去做假设，没有必要也是浪费时间。但是研究战略学的学者认为，历史虽然不能重新来过，但可以兵棋推演的方式进行复盘，以找到胜负结论之外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通过复盘，使得后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决策更加审慎，执行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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