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日本问题上的种种表现有历史渊源 - 附张文木先生 ...

哈格尔来华，中美间又一番唇枪舌箭，也只是看着过瘾而已，参考历史大家能就看到美国未来的策略走向以及中国所应该做的准备。
张文木先生在文中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洞见描绘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页美国东亚政策的来龙去脉。虽然今天美国的国家地位和二战前确实有些出入，现时美国人未必会重走之前的老路，但基于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对于美国人今天在日本问题上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影子，而且必将在未来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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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支持下的日本--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张文木

迄今为止，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分三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间，是美国首先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而后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则是美国在先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冷战，后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的历史；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龙腾网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
　　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同志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1]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佩里叩关迫使日本从锁国到开国。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板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2]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3]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日本承诺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4]。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 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5]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6]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明白：
　　1876得，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7]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8]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9]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0]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11]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13]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4]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5]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6]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19]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0]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1]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2]的角色。

[1]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7]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页。
　　[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9]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10]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3页。
　　[1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注释①。
　　[1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4年卷，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1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1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5]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6]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8] 威谦·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中文名，柔克义，外交官、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3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国驻北京使馆二秘、参赞。1886年至1887年任驻朝鲜临时代办。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两次去蒙古、XZ考察旅行。1893年回国复入外交部门供职。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国务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国务卿，其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和总领事。1899年辞去公职、任共和党国际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国逼中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至1909年任驻华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驻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赴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喇嘛之国》、《藏族人类学笔记》。
　　[19]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0]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1]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22]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哈格尔来华，中美间又一番唇枪舌箭，也只是看着过瘾而已，参考历史大家能就看到美国未来的策略走向以及中国所应该做的准备。
张文木先生在文中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洞见描绘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页美国东亚政策的来龙去脉。虽然今天美国的国家地位和二战前确实有些出入，现时美国人未必会重走之前的老路，但基于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多极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对于美国人今天在日本问题上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到影子，而且必将在未来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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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支持下的日本--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张文木

迄今为止，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分三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间，是美国首先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而后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则是美国在先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冷战，后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的历史；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龙腾网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
　　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同志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1]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佩里叩关迫使日本从锁国到开国。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板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2]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3]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日本承诺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4]。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 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5]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6]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明白：
　　1876得，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7]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8]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9]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0]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11]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13]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4]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5]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6]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19]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0]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1]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2]的角色。

[1]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2]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6]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7]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页。
　　[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9]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10]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3页。
　　[1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注释①。
　　[12]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4年卷，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1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14]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5]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6]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7]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8] 威谦·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中文名，柔克义，外交官、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3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国驻北京使馆二秘、参赞。1886年至1887年任驻朝鲜临时代办。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两次去蒙古、XZ考察旅行。1893年回国复入外交部门供职。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国务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国务卿，其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和总领事。1899年辞去公职、任共和党国际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国逼中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至1909年任驻华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驻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赴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喇嘛之国》、《藏族人类学笔记》。
　　[19]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0]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1]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22]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