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大饥荒饿死人， 外界真的不知道？

今天翻歌幽的微博，看到这么一条：
（歌幽发在某地吃饭的照片）回复@hezhenye何臻业: 没吃完。剩了三分之一 一美国朋友（53年生）说她们那辈人小时候不爱吃饭时，父母就会说“中国的孩子还在挨饿”。现在想起北朝鲜的孩子，罪过罪过。
http://weibo.com/zhanzhengshiyan ... w_all#1429680642810

不由得想起这两天争论大饥荒饿死人的问题时，有个ID提出的神论：“要是真的有大饥荒，当时怎么外界都不知道？国民党应该在大陆还有间谍，怎么不拍些饿死人的照片发出去攻击共产党？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都说中国没有饥荒？”

有人说一个蠢人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上面这个就是例子。这是因为蠢人的问题太缺乏常识，要回答真的很费劲。国民党特务在大陆即使要拍照，也只会对军事目标感兴趣，因大陆饿死人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还用得着去宣传抹黑吗？

我举几个例子：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
蒋介石还分析到，“现苏联与朝鲜结军事同盟，韩国形势不稳定，东南亚寮国（台湾称老挝为“寮国”—编者注）与苏联结盟，3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县大埔小湾秘密成立临时任务性编组—“国光作业室”。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在该计划仅仅成立3周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据朱元琮回忆，蒋介石对作业室工作人员“只有鼓励，从无指责，并以‘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当忘利害之虑’相策勉”。
根据台“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其中陆军包括“光华”、“成功”和“武汉”作业室，“光华”负责反攻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包括建立滩头阵地和立足战区等，而“成功”侧重于第二阶段的建立攻势基地，主要负责华南战区，“武汉”则是专门负责特种作战；海军有启明、曙明和龙腾作业室，“启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队，“曙明”指64地面部队，而“龙腾”是指金门防卫部和95、71特遣队；空军有“九霄”、“大勇”等作业室，分别指空军作战部和空降兵作战部。

此外，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以“国光一号”为例，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建立滩头阵地，主要是以两栖作战方式，动用一个陆战师，由舰至岸运动，在将军澳突袭登陆；第二阶段是建立立足地区，根据后续部队的情况，计划动用8个步兵师，在30天内占领泉州至漳浦地区；第三阶段是建立攻势基地，又分为3案指导进行，大体是攻取漳平、龙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县、兴宁、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县等地，预计共动用14-16个师，在登陆90天内完成。

你看，蒋介石都知道大陆饥荒严重，因此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虽然因美国反对而流产，难道这不是“外界都不知道”的最好反证吗？

当时在台湾的胡适，也知道大陆发生了大饥荒：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5/26/25716216_0.shtml

（胡适最生气的时刻）胡适这次大生气的时间是1961年1月21日。对胡适的这次生气，作为现场见证人，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曾有记载：
今天先生看了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能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先生用红色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个摃了好几处，又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
胡适在1961年就估计大陆饿死了6000万人，且不管数字是否准确，至少大陆发生了大饥荒，台湾人都是很清楚的。

台湾人知道的事，美国人当然也知道，且提出对华援助的意向。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但这些建议无一例外被中方拒绝。

苏联也不遑多让，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最终，这些“作为后备”的粮食从未使用过。反过来，中方到宣传起“苏修逼债”来了。

不止美苏知道，连印度也知道，否则也不会在1962年制定“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企图乘机咬中国一口，引发边界战争了。

当然，中国发生饥荒逃不过西方新闻界的眼睛。进入60年代后，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综合各种资料，包括逃往香港的中国难民传出的消息，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对这些报道，中国当时一概视为“恶毒攻击”和“造谣诬蔑”，一面严厉驳斥，一面邀请友好人士来华访问，以澄清“事实真相”。要是别人都不知道大饥荒，何必急慌慌的“澄清真相”呢？

好了，美帝知道，苏修知道，“蒋帮”知道，“各国反动派”知道，还有谁？对了，还有金家小兄弟也知道！且看原朝鲜二号人物黄长烨的回忆：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7/34/60/2_1.html

“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

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

“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

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汉后，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晤，我和室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泽东说，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了。”

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15吨。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

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去世晚了90天）。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
“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呀’，会把我赶下台的”。

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

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km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400吨，产量连4吨也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

你数数，全天下还会有谁不知道呢？

写到这里，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人家美国小女孩都知道的事情，中国的左派们就是不知道，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今天翻歌幽的微博，看到这么一条：
（歌幽发在某地吃饭的照片）回复@hezhenye何臻业: 没吃完。剩了三分之一 一美国朋友（53年生）说她们那辈人小时候不爱吃饭时，父母就会说“中国的孩子还在挨饿”。现在想起北朝鲜的孩子，罪过罪过。
http://weibo.com/zhanzhengshiyan ... w_all#1429680642810

不由得想起这两天争论大饥荒饿死人的问题时，有个ID提出的神论：“要是真的有大饥荒，当时怎么外界都不知道？国民党应该在大陆还有间谍，怎么不拍些饿死人的照片发出去攻击共产党？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都说中国没有饥荒？”

有人说一个蠢人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了，上面这个就是例子。这是因为蠢人的问题太缺乏常识，要回答真的很费劲。国民党特务在大陆即使要拍照，也只会对军事目标感兴趣，因大陆饿死人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还用得着去宣传抹黑吗？

我举几个例子：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
蒋介石还分析到，“现苏联与朝鲜结军事同盟，韩国形势不稳定，东南亚寮国（台湾称老挝为“寮国”—编者注）与苏联结盟，3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国光计划”。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县大埔小湾秘密成立临时任务性编组—“国光作业室”。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在该计划仅仅成立3周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据朱元琮回忆，蒋介石对作业室工作人员“只有鼓励，从无指责，并以‘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当忘利害之虑’相策勉”。
根据台“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其中陆军包括“光华”、“成功”和“武汉”作业室，“光华”负责反攻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包括建立滩头阵地和立足战区等，而“成功”侧重于第二阶段的建立攻势基地，主要负责华南战区，“武汉”则是专门负责特种作战；海军有启明、曙明和龙腾作业室，“启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队，“曙明”指64地面部队，而“龙腾”是指金门防卫部和95、71特遣队；空军有“九霄”、“大勇”等作业室，分别指空军作战部和空降兵作战部。

此外，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以“国光一号”为例，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建立滩头阵地，主要是以两栖作战方式，动用一个陆战师，由舰至岸运动，在将军澳突袭登陆；第二阶段是建立立足地区，根据后续部队的情况，计划动用8个步兵师，在30天内占领泉州至漳浦地区；第三阶段是建立攻势基地，又分为3案指导进行，大体是攻取漳平、龙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县、兴宁、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县等地，预计共动用14-16个师，在登陆90天内完成。

你看，蒋介石都知道大陆饥荒严重，因此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虽然因美国反对而流产，难道这不是“外界都不知道”的最好反证吗？

当时在台湾的胡适，也知道大陆发生了大饥荒：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5/26/25716216_0.shtml

（胡适最生气的时刻）胡适这次大生气的时间是1961年1月21日。对胡适的这次生气，作为现场见证人，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曾有记载：
今天先生看了吴立行的宣言后，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能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先生用红色原子笔在吴立行的宣言上个摃了好几处，又指着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
胡适在1961年就估计大陆饿死了6000万人，且不管数字是否准确，至少大陆发生了大饥荒，台湾人都是很清楚的。

台湾人知道的事，美国人当然也知道，且提出对华援助的意向。一九六二年二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说道，如果中方表示，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埸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但这些建议无一例外被中方拒绝。

苏联也不遑多让，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同年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面对这一姿态，1961年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最终，这些“作为后备”的粮食从未使用过。反过来，中方到宣传起“苏修逼债”来了。

不止美苏知道，连印度也知道，否则也不会在1962年制定“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企图乘机咬中国一口，引发边界战争了。

当然，中国发生饥荒逃不过西方新闻界的眼睛。进入60年代后，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综合各种资料，包括逃往香港的中国难民传出的消息，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对这些报道，中国当时一概视为“恶毒攻击”和“造谣诬蔑”，一面严厉驳斥，一面邀请友好人士来华访问，以澄清“事实真相”。要是别人都不知道大饥荒，何必急慌慌的“澄清真相”呢？

好了，美帝知道，苏修知道，“蒋帮”知道，“各国反动派”知道，还有谁？对了，还有金家小兄弟也知道！且看原朝鲜二号人物黄长烨的回忆：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7/34/60/2_1.html

“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

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

“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

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汉后，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晤，我和室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泽东说，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了。”

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15吨。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

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去世晚了90天）。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
“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呀’，会把我赶下台的”。

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

第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km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400吨，产量连4吨也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

你数数，全天下还会有谁不知道呢？

写到这里，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人家美国小女孩都知道的事情，中国的左派们就是不知道，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