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0:57:55
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
“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
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
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
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
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
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
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
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
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
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
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
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
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
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
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
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
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
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
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
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
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
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
？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
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
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
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
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
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
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
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
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
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
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
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
（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
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
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
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
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
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
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
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
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
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
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
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
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
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
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
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
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
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
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
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
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
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
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
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
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
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
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
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
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
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
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
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
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
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
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
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
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
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
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
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
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
，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
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
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
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
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
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
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
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
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
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
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
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
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
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
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
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
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
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
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
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
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
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
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
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
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
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
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
，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
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
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
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
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
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
，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
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
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
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
“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
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
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
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
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
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
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
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
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
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
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
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
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
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
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
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
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
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
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
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
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
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
？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
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
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
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
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
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
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
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
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
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
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
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
（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
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
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
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
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
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
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
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
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
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
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
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
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
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
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
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
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
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
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
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
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
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
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
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
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
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
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
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
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
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
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
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
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
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
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
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
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
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
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
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
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
，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
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
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
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
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
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
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
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
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
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
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
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
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
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
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
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
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
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
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
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
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
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
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
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
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
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
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
，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
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
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
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
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
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
，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
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
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
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
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
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
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
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
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
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
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
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
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
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
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
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
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
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
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
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
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
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
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
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
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
？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
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
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
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
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
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
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
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
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
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
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
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
（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
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
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
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
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
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
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
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
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
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
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
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
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
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
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
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
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
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
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
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
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
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
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
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
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
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
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
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
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
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
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
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
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
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
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
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
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
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
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
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
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
，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
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
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
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
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
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
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
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
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
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
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
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
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
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
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
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
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
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
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
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
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
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
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
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
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
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
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
，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
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
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
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
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
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
，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
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
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
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
“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
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
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
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
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
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
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
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
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
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
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
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
的工作团进行联络。
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
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
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
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
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
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
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
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
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
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
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
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
。
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
？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
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
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
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
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
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
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
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
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
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
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
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
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
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
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
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
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
（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
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
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
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
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
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
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
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
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
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
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
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
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
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
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
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
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
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
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
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
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
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
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
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
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
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
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
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
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
就是你这个数字！”
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
出了问题？”
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
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
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
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
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
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
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
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
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
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
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
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
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
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
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
，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
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
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
食能不减产吗？
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
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1958年四川人均占有粮食
630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到了196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73斤。三年之内
下降了将近一半！情况已经如此严峻，他还是继续欺上瞒下，硬绷面子，狠心克扣群众的
口粮。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是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
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
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这么低的标准，
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1960年7月1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布粮票作
废，把老百姓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此
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是从万县
等地调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来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贫困。这样搞怎么可能不饿
死人！
听到这里，杨尚昆同志感慨地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很多中央都不知道，只知道四
川上调的粮食多。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
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啊，只好给他寄了100元钱去。”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
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
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
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
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
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
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
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
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
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
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
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
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
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
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
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
，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
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
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
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
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
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
，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
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
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
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
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
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58～60中国发生了主要由政治导致的大饥荒，死亡数量极为巨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由于多方面客观问题，学界对“非正常减少/死亡人口”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从100
0多万～3000多万存在多种结论。
著名人口学者曹树基取了3200多万的说法。他本人专门指出，由于不存在大规模国际移民
，所以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研究结论比较可靠，而按照行政区划的计算很难说，因为逃
荒地人口没有纪录无法详算。
曹先生对四川有专门研究，结论是58～62五年里非正常人口减少940万。另外，相关数字表
明，四川人均产量处于全国第二，死亡数占了全国接近30％，（当然，富庶地区因为政策
左倾一样可以饿死人），很不相称。
其实，即便以死亡人口数最多的曹先生的研究里，也只能表明四川5年多时间里可能减少了
940万左右人口，但无法证实这些人口是死亡还是移民。而据有关学者研究，四川逃难到全
国的人口是非常多的，我们日常知见的四川难民全国各地生根落户的就很多。
曹树基先生也只是说5年多(四川饥荒多持续2年）损失人口940万，到主贴这里成了"那场持
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理由是“1960年
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
.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居然有这样算的。实际上大饥荒年代出生率骤降，至
少前面饿死的那几百万人不会再有生育，怎么可以连这些虚拟的“人口”都算？甚至进而
主张实际死亡至少要1250万。考虑到其观点依据的时间只有曹树基5年多的一半多，可见其
结论之不可靠。
悲剧当然要反思，反思的依据也要尽量客观，否则从类似“八年抗战中国死亡军民3500万
”这样荒谬的结论里我们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呢？
但是由于多方面客观问题，学界对“非正常减少/死亡人口”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从100
0多万～3000多万存在多种结论。
著名人口学者曹树基取了3200多万的说法。他本人专门指出，由于不存在大规模国际移民
，所以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研究结论比较可靠，而按照行政区划的计算很难说，因为逃
荒地人口没有纪录无法详算。
曹先生对四川有专门研究，结论是58～62五年里非正常人口减少940万。另外，相关数字表
明，四川人均产量处于全国第二，死亡数占了全国接近30％，（当然，富庶地区因为政策
左倾一样可以饿死人），很不相称。
其实，即便以死亡人口数最多的曹先生的研究里，也只能表明四川5年多时间里可能减少了
940万左右人口，但无法证实这些人口是死亡还是移民。而据有关学者研究，四川逃难到全
国的人口是非常多的，我们日常知见的四川难民全国各地生根落户的就很多。
曹树基先生也只是说5年多(四川饥荒多持续2年）损失人口940万，到主贴这里成了"那场持
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理由是“1960年
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
.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居然有这样算的。实际上大饥荒年代出生率骤降，至
少前面饿死的那几百万人不会再有生育，怎么可以连这些虚拟的“人口”都算？甚至进而
主张实际死亡至少要1250万。考虑到其观点依据的时间只有曹树基5年多的一半多，可见其
结论之不可靠。
悲剧当然要反思，反思的依据也要尽量客观，否则从类似“八年抗战中国死亡军民3500万
”这样荒谬的结论里我们能得出什么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呢？
“平反”就如耶稣的宽恕
不会吧，我父母他们怎么没提起
既然是非正常死亡，那么就有正常死亡。怎么才算是正常死亡呢？病死的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呢？怎么样的病死算是正常死亡，怎么样的算是非正常的呢？没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李井泉是刘邓的人，他一贯对抗主席指示，造成了四川的惨剧。这是刘邓官僚集团对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
1959年4月毛主席为了纠正当时农村中的一些"左"的作法，写了一个《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李井泉在四川就没有贯彻执行，李井泉说，为了怕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发下去起副作用，便在毛的指示前加上自己的批语："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不准地市再往下发，接着又要求各市地把毛主席的指示通通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干部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四川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扣压了毛主席的这一文件有关。
1959年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又进一步补充为"公养私养以私养为主"。李井泉则篡改了这一方针，说生猪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养猪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劳力打点猪草就可以把猪养肥，到年底杀了猪过年有钱有肉还可增加市场供应，这本是公私两利。但李井泉却违背中央指示，又不关心群众疾苦，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959年6月，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大集体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而李井泉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这是造成四川死人多的原因之一。
1959年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党中央又专门发出文件重申此令，可谓是三令五申。可是一直到1961年李井泉还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造成违法乱纪的严重恶果。
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说搞"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李井泉却说，我搞的"三包一奖"是从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并且说不按照省委这个办法搞，就是藐视省委。
1959年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又进一步补充为"公养私养以私养为主"。李井泉则篡改了这一方针，说生猪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养猪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劳力打点猪草就可以把猪养肥，到年底杀了猪过年有钱有肉还可增加市场供应，这本是公私两利。但李井泉却违背中央指示，又不关心群众疾苦，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959年6月，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大集体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而李井泉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这是造成四川死人多的原因之一。
1959年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党中央又专门发出文件重申此令，可谓是三令五申。可是一直到1961年李井泉还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造成违法乱纪的严重恶果。
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说搞"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李井泉却说，我搞的"三包一奖"是从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并且说不按照省委这个办法搞，就是藐视省委。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2-29 17:18 发表
李井泉是刘邓的人，他一贯对抗主席指示，造成了四川的惨剧。这是刘邓官僚集团对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
你说邓系官僚还有人信，说刘邓官僚集团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原帖由 看热闹的 于 2008-2-29 17:26 发表
你说邓系官僚还有人信，说刘邓官僚集团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去读书，了解下意识形态分隔。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2-29 17:18 发表
李井泉是刘邓的人，他一贯对抗主席指示，造成了四川的惨剧。这是刘邓官僚集团对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
李井泉是刘邓的人？:L :L
粉毛派总是能编出无数理由，从不列出证据。
原帖由 T62 于 2008-2-29 17:40 发表
李井泉是刘邓的人？:L :L
粉毛派总是能编出无数理由，从不列出证据。
去读一下《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我认为什么派不是问题，关键是有些人根本不读书，用极端的派性思维来掩饰自己常识的缺乏。事实上这种人不论在什么派里都只能是被歧视的对象。
3000w的数据我信。在九十年代广东的边远山区还有吃不饱饭的山民。
原帖由 sepstar 于 2008-2-29 17:12 发表
既然是非正常死亡，那么就有正常死亡。怎么才算是正常死亡呢？病死的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呢？怎么样的病死算是正常死亡，怎么样的算是非正常的呢？没有一个评价的标准，数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用正常年份的死亡人数作基数。多死的就是非正常
忽悠
继续忽悠
不是早就忽悠到1亿了吗
继续忽悠
不是早就忽悠到1亿了吗
回家问问父母就清楚啦，我以前问过家里的长辈，就我们那地方来说，吃不饱是正常的，但是没怎么看到或听到当地有饿死人的，只是听说其他地方有饿死人的，所以长辈说我们那边最多饿死个把人吧
]]
长寿县，重灾区，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记。四川算他一百个县，算他饿五年，最多五百万，这一千万哪里来的？
原帖由 cy1222 于 2008-3-1 01:47 发表
又见这种脑残帖。每个饿死人的话题，都会出现这种无耻的狡辩理由－－我家没饿死人，所以别人家饿死人就不算饿死人。
我问你：你父母多大的官？你父母很典型？你父母能代表多少人民？
你父母没饿死能说明什么 ...
我父亲编写过县志，全县具体情况他怎么还是了解的，关于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有，但那几年不多。其他地方有饿死人的，但是不代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饿死过人。我看你脑子才坏了
还有一个要点需要着重说明一下,过去和现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饿死人要看当时的体制:
当时是一种大锅饭,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的一种形式,大家家境相差都不大.
就是说当一家人饿死时,其它人家也好不到哪去了.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村一千户人家,只饿死了一家. 那么我可以推测,其它999户也差不多饿得半死了.
有没有人反对?
这个饿死人要看当时的体制:
当时是一种大锅饭,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的一种形式,大家家境相差都不大.
就是说当一家人饿死时,其它人家也好不到哪去了.
所以如果有人说:我们村一千户人家,只饿死了一家. 那么我可以推测,其它999户也差不多饿得半死了.
有没有人反对?
出生率降低，婴儿死亡率升高。
这个占到很大比重。
因为此前几年，出生率是很高的，一下顶峰跌下来数据会很难看。
:hug:
这个占到很大比重。
因为此前几年，出生率是很高的，一下顶峰跌下来数据会很难看。
:hug:
:( 人在浮肿很饿的状态下，性交上不去，流产高，死婴多，夭折厉害。
对，有一家饿死，那100家也该全死，100家死了，1000家都该饿死。。。。以此类推全国都该死绝，就留你该活着。
对，有一家饿死，那100家也该全死，100家死了，1000家都该饿死。。。。以此类推全国都该死绝，就留你该活着。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1 10:57 发表
还有一个要点需要着重说明一下,过去和现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饿死人要看当时的体制:
当时是一种大锅饭,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的一种形式,大家家境相差都不大.
就是说当一家人饿死时,其它人家也好不到哪去了.
所以如 ...
不反对
只是你的想象力还不够
既然全国都是大锅饭，那一家死绝了，全国也该死绝。
咦？咋人口最后增长到10亿了？
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原帖由 夜宴 于 2008-3-1 13:03 发表
不反对
只是你的想象力还不够
既然全国都是大锅饭，那一家死绝了，全国也该死绝。
咦？咋人口最后增长到10亿了？
难道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种赌气能增加什么力量？can it bring any benefit with your points? or just showing you are naive.
原帖由 youkezi 于 2008-3-1 11:19 发表
对，有一家饿死，那100家也该全死，100家死了，1000家都该饿死。。。。以此类推全国都该死绝，就留你该活着。
实在看不下去这种脑残了！人的体质不一样知道不？竹子开花的时候，熊猫也会饿死很多，但是不会灭绝，饿死的先是老弱病残的个体！这种道理其实没必要说，只不过毛粉装傻而已！
不好意思，我不是毛粉，对共产党也没好印象，也不想再继续回中国混。不过我对有些话实在看不下去，说几句而已，你们继续争吧，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原帖由 夜宴 于 2008-2-29 22:42 发表
忽悠
继续忽悠
不是早就忽悠到1亿了吗
其实全中国人都死光了。我们是TG的Matrix里的人物
四川死1000万、河南死1000万、安徽死1000万，其他几个省条件好点，各死500万，加起来早就超过1亿了，大家看看我算得对不对？:Q
致赌气者：
村是当时一般来说最小的分配单位了（南方也有更小叫组的,不影响原意）,同一分配单位内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吧.
村是当时一般来说最小的分配单位了（南方也有更小叫组的,不影响原意）,同一分配单位内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吧.
原帖由 viennawood 于 2008-3-1 13:48 发表
其实全中国人都死光了。我们是TG的Matrix里的人物
是的，应该早死光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个案，一切都是虚幻，吓不倒XX的！
按某些人的逻辑，这个数字以后还会继续膨胀，1亿算什么？人家美国人说了，饿死一亿四千万还只是毛的罪行之一，建国后的各种运动整死的可有好几亿呢！
这些数字加起来，捏把捏把最后上看3、4亿也是有的。嗯
原帖由 youkezi 于 2008-3-1 06:10 发表
我父亲编写过县志，全县具体情况他怎么还是了解的，关于非正常死亡的事情有，但那几年不多。其他地方有饿死人的，但是不代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饿死过人。我看你脑子才坏了
你父亲写过县志又怎么了？
你们县没饿死人，但是不代表全国所有的县都没饿死人。
当时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肯定不会饿死人，但是不等于全国都没饿死人。
你自己脑子不好，不代表全CDER都脑子不好。懂嘛？
就你这个素质还想出国？也不看美国主子要不要你。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1 10:57 发表
还有一个要点需要着重说明一下,过去和现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饿死人要看当时的体制:
当时是一种大锅饭,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的一种形式,大家家境相差都不大.
就是说当一家人饿死时,其它人家也好不到哪去了.
所以如 ...
不对，各地的差异很大。包括农业水平，气候地理和政府政策差异。有些地方非正常死亡，有些地方基本没怎么死人。
据我所知，全国饿死人，集中在皖北、豫中和四川几个地区。其中大概一半以上在四川，除四川外，其余地区尤其平原地区的人口减少经常是人口流动造成，比如我就知道很多皖北人溜进了上海（政府一般不让流动，但拦不住）。而四川的问题首先是李井泉跟随刘邓高指标，对抗中央指示的杰作。由于四川盆地地形，难民也不好跑。
事实上中央纠左是在1959年，1960年基本就结束了。所以其他地方饿死人基本是在59－60年。但四川不同，基本是在1961年。
至于具体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我看这是个屁股问题，而非技术问题。既然能够直接查证的直接饿死人口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下如何判定其余减少的人口，基本上是由屁股决定得。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3-1 18:26 发表
不对，各地的差异很大。包括农业水平，气候地理和政府政策差异。有些地方非正常死亡，有些地方基本没怎么死人。
据我所知，全国饿死人，集中在皖北、豫中和四川几个地区。其中大概一半以上在四川，除四川外，其 ...
怎么不对，我说的是一个村！我就不信农业水平，气候地理和政府政策有多大差异？
我爷爷说他曾看到一个过路人饿的歪歪扭扭，一阵风吹过来就倒了，后来我爷爷给了他两个鸡蛋吃就缓过来了。当时即使是平原地带都有很多要饭的，但也有的地区农村人给城市里人送吃的，还听说当初老年人饿死的很多，占多数。我觉得有些道理。即使没饿死1000-3000万人 饿死几百万也是人间悲剧啊。
原帖由 风卷云 于 2008-3-1 20:42 发表没人说那不是悲剧。只是不能随意夸大。我爷爷说他曾看到一个过路人饿的歪歪扭扭，一阵风吹过来就倒了，后来我爷爷给了他两个鸡蛋吃就缓过来了。当时即使是平原地带都有很多要饭的，但也有的地区农村人给城市里人送吃的，还听说当初老年人饿死的很多，占多 ...
原帖由 风卷云 于 2008-3-1 20:42 发表
我爷爷说他曾看到一个过路人饿的歪歪扭扭，一阵风吹过来就倒了，后来我爷爷给了他两个鸡蛋吃就缓过来了。当时即使是平原地带都有很多要饭的，但也有的地区农村人给城市里人送吃的，还听说当初老年人饿死的很多，占多数。我觉得有些道理。即使没饿死1000-3000万人 饿死几百万也是人间悲剧啊。
不容易啊，风MM这样子讲话。
所以我一向观点就是活活饿死至少几百万人就令人发指了，三千万两是两千万有屁争头？那年头啥数据能信几成？
原帖由 pp6086 于 2008-3-1 21:05 发表
没人说那不是悲剧。只是不能随意夸大。
以前真的有人这样说
还有人算过当时粮食还大量增产了，这事是假的。不过那几个家伙现在见不到了。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1 18:54 发表
怎么不对，我说的是一个村！我就不信农业水平，气候地理和政府政策有多大差异？
你去问下谁家死过人，再问下他们村是否死得差不多了。这不就完了？
还有人算过当时粮食还大量增产了，这事是假的。不过那几个家伙现在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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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唯一粮食增产好像就只有一个新疆。
当年跑到那里去的盲流一大堆。从偏远之地一下子成了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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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唯一粮食增产好像就只有一个新疆。
当年跑到那里去的盲流一大堆。从偏远之地一下子成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