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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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
来源：科学网赵明博客 2015年04月01日
[导读]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
【博主按：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周为是一位数学研究者。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美国的科技成就主要来自和平与富裕的环境，而不是学术制度。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在“神州处处学米国”的大环境下，容易让国人丧失独立思考之能力，陷入盲目崇拜之境地。需要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这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和参考。】
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节选）
周 为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所以当前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常态。美国的教材被大批采用，美国的各种做法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纷纷前往美国的大学，希望在那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获奖名单。情况似乎远不那么简单。我们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看看其中存在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如果按照总数来说，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总数如下：
美国 85
德国 25
英国 22
法国 13
苏联/俄罗斯 11
日本 10
的确，美国优势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各个时间段的获奖人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战以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是法国4人、德国4人、英国2人、美国1人。显然在一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物理研究水平领先世界，英国紧随其后，美国就要弱一些了。
但是一战开始以后，英国得奖人数最多，法国萎靡不振，德国保持了势头，美国进步神速，在一战开始和二战爆发之前，获奖人数为：英国8人、德国7人、美国5人、法国2人。
等到二战爆发以后，法国的物理长期低迷，从1939到1965，长达26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美国则迅速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和苏联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二战结束以后，获奖人数为：美国79人、德国14人、英国12人、苏联/俄罗斯11人，日本10人，法国7人。可见二战以后，美国摇摇领先，而欧洲却开始落后了。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是否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和经济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科研教育制度再合理，如果国家混乱不堪，局势动荡，政府再是不是来干涉一下，也很难出现好的科研成果。在各个科学强国中，只有美国因为乱离动乱中心，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局面，即使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非但没有大伤元气，反而因为战争的刺激和因为战争导致大批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美国，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而其他国家是什么情况呢？
德国在一战和两战中两次战败，加上纳粹党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导致大批科学家纷纷外流。
法国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尤其是大批巴黎高师和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入伍参战，死在了战场上，这对法国的科研人才储备堪称毁灭性打击。一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局长期不稳。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科研和教学工作当然无法正常进行，菲尔兹奖得主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诺贝尔奖物理得主Georges Charpak甚至曾经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科研和教学又如何正常进行呢？
而俄罗斯，在帝俄时代本来就是欧洲相对最落后的国家，一战以后，又经历了革命和内战，俄罗斯直到1922年才有比较和平的局面，但是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对科研和教育又经常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1934年开始的大清洗，包括Lev Shubnikov、Lev Landau在内大批优秀物理学家都被捕入狱，Lev Landau比较幸运，被捕一年以后就被释放，而另一名在低温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物理学家Lev Shubnikov则在被关押了8年后，死在了监狱里，他被捕时年仅36岁，介于他之前已经取得大量科研成果，尤其是对第二类超导体和反铁磁态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他能继续从事科研，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在二战中，俄罗斯最发达的欧洲部分大部分都被德国占领，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相对和平时代，受到系统严密的科研训练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在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又遇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科研条件一落千丈，大批俄罗斯物理学家被迫放弃科研或者背井离乡，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物理学家要取得同样的成就，需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克服更多的困难。
至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引入近代科学。日本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1918年才从大学毕业。中间又经历了二战的破坏，日本物理学家在这样低的起点和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的前提下还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获奖的工作通常是若干年前做出的，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科学强国的科学发展都曾经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简单考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总数完全不足以说明各国物理方面教育和科研制度合理性。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出生在1950年以后各国经济恢复和相对和平时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美国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到目前为止，出生在1950年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
Robert B.Laughli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UCBerkeley和MIT毕业。
Eric AllinCornell，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3岁，MIT和Stanford毕业。
Carl Wiema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MIT和Stanford毕业。
Saul Perlmutter，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5岁，UCBerkeley和哈佛毕业。
Brian Schmidt，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8岁，Arizona和Harvard毕业。
Adam Riess，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5岁，MIT和Harvard毕业。
Frank Wilczek，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3岁， UChicago和Princeton毕业。
Wolfgang Ketterle，德国物理学家，现年57岁，TUMunich毕业。
Andre Geim，俄罗斯物理学家，现年56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KonstantinNovoselov，俄罗斯，现年40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天野浩，日本物理学家，现年54岁，名古屋大学毕业。
中村修二，日本物理学家，现年60岁，德岛大学毕业。
其中美国物理学家有7人、俄罗斯和日本各2人、德国1人。美国的优势就明显缩小了。如果考虑到各国人口的差异，日本的表现其实完全不逊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有3人年龄超过60岁。如果考虑到60岁及以下的物理学家，日本恐怕更胜一筹。而在60以下的诺贝尔物理学家中，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和MIT均有两位校友获奖。在国人心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其培养的毕业生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能够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学生的MIT物理系。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样本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果再往前算，更早出生美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和做研究，而他们的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同行却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成长或者是在战后百废待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这样的比较，对于其他科学强国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实际上直到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5126美元、德国人均GDP为263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246美元、法国人均GDP为2815美元、苏联人均GDP为1788美元、日本人均GDP为2015美元。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根本没有办法和财大气粗的美国相比。美国即使有优势，也说不清是因为投入多、政治局势安定还是制度更优越。
相对于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数学对于物质投入的要求更低，而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水平和科研共同体的体制优势。在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领域，美国科学家可以靠着本国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经费，购买更好的仪器从而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在数学领域，美国经济优势带来的加成则大为减少。而且数学菲尔兹奖有个特点，就是限制年龄，只有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能得奖，因此可以更多的反应出比较近的时代各国国家科学教育和科研系统的效率。
如果看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名单，美国一共有1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有1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苏联有9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英国有6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日本有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德国有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仍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法国人口仅为美国五分之一，菲尔兹奖得主却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论培养和科研效率，对美国的优势可以说十分明显。苏联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在苏联时期得奖的数学家仅为3人、而苏联解体后反而多达6人，这和通常大家认知中，苏联时期的数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更高的感觉完全相反。尤其我们注意到，很多水平被大家公认高于绝大多数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很早就成名的苏联数学家并没有获得菲尔兹奖，如被公认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首届Wolf奖得主Israel Gelfand、本科期间即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的著名数学家Vladimir Arnold，而没有得奖的原因，常常是非学术性的。如Vladimir Arnold是因为参与写联名信支持被苏联政府迫害的数学家，被秉承苏联政府旨意的Pontryagin想办法否决掉了。同样人口仅为美国5分之一的英国，菲尔兹奖得主却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其效率也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口为美国40%左右，虽然论人均菲尔兹奖得主少于美国，但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指出，存在水平被公认为远高于菲尔兹奖得主平均水平却没有得奖的大数学家，比如柏原正树。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二战前，被公认为数学水平最高的德国，有大批优秀数学家前往美国，包括Hermann Weyl、Emmy Noether、John von Neumann、André Weil、Richard Courant这些重量级数学家，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绝大多数都到了美国。反观另外两个数学大国法国和苏联，法国全国被占领，除了年过七旬、早已退出科研一线的élie Cartan，在法国当时唯一能和这几位相提并论的，且在科研一线活跃的大数学家Jean Leray正在监狱里面面壁。而苏联只有一个Kolmogorov，他的学生Israel Gelfand，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美国在人力和物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表现却并不那么出色。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得奖数学家中，不考虑具有巴西和法国双重国籍的Artur Avila，法国数学家有4人、苏联数学家有4人，美国数学家仅1人，就算算上在本国读完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的伊朗数学家Maryam Mirzakhani和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美国体系下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过3人。有人或许会说，Stanislav Smirnov和Vladimir Voevodsky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么？但是请注意，Stanislav Smirnov的导师Nikolai Makarov和Smirnov一样，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而Vladimir Voevodsky的导师David Kazhdan和他一样，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一个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实际上这些课程比美国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更加系统、深入和严格。），去一所美国大学跟一名前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等于只是他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美国而已。尤其是美国大学数学系通常规模较小，所以很少会有两个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美国大学如果想要跑去和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抢功，实在缺乏底气。2002年及以后得奖的数学家，最早也就是出生于1962年，而进入大学则差不多是1980年以后，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5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工作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基本上已经退休，而美国的GDP则已经从1970年占全球的3分之一下滑到不到四分之一，经费上的优势大大缩小，若论土生土长的美国科学家，美国在数学菲尔兹奖上面对法国和俄罗斯，真是输得裤衩都不剩。
如果说只看菲尔兹奖，样本还太小，那么在数学界，被大家公认可以衡量各国数学培养和科研水平的还有一样可以看的就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人。去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报告的美国数学家仅有2人，而法国数学家却有4人，苏联数学家则有2人。苏联解体以后，人才外流和经济崩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苏联数学家的表现仍然不逊色于美国数学家。其中做1小时报告的俄罗斯数学家Alexei Borodin是1997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跟随前莫斯科大学教授Alexandre Kirillov做博士论文。可以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法国，即便不考虑人均问题，看总量，法国数学家的表现也明显优于美国同行。
虽然我们不能分析更多的学科，但是综上所述，要把美国目前在科学上的优势归功于他的科研和教育体制比其他科学强国更加优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系统，显然交出了比美国更好的答卷。美国的科技优势，究竟仅仅是因为乱离动乱中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政治形势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能独善其身，同时发战争财，还是其制度合理，可以选拔和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鼓励大家的科研积极性，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我们必须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美国教学和科研体制，则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因为数学系的研究生数量较易查询，所以我们先看几个美国顶尖大学数学系的人员构成（美国大学的数据参见各系主页的通信录）：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43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63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5.75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73：1。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71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12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24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96：1。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欧洲顶尖大学的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是什么情况，巴黎六大和七大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组成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一共拥有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437人，博士生342人，平均每个年级114人。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与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之比是3.83：1。（参见：http://www.federation.math.jussieu.fr/）
非常明显，即便在统计中包含了计算机科学专业，巴黎六大和七大相比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教师和博士的之比更大。普林斯顿数学系的正式教职教师仅为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的博士却超过巴黎六大和七大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博士招生人数比起美国大学受到了更好的控制。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比较时，是用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的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去和美国大学的数学专业去比，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计算机系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情况十分夸张。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仅有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3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138人。而且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还不包括运筹学、统计和金融工程，如果去看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情况同样夸张，该系仅有17名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而研究生数量却多达47人。
在现在很多国家，博士多而教职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工程学科的博士，可以进入企业就职，而像纯数学这样的理科专业的博士，找不到教职则只能改行。如果18岁读大学，博士毕业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快30岁的人，读了那么多年书，读的还是数学这样难读的专业，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不得不改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像数学专业还比较容易该行去搞金融之类的行业，像生物，改行恐怕只能去买保险。生物专业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规模无序扩大的一个典型。生物博士就业之难早就臭名昭著。许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博士后做了一期又一期，四十多岁还在做博士后，根本看不到希望。生物专业的“千老”（千年老博士后）现象，也让大批对生物研究还算有兴趣的学生，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远离生物，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科学的发展。美国教职少博士多的状态，使得美国的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成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Universities”一文中的看法，即和美国大学管理更加企业化，尤其导致的出于节约成本考虑，大量使用没有教职或者只有短期合同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些开始盲目学习美国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状况。如在德国，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从2005年到2012年仅仅增加了0.04%，而与此同时的是短期合同的大学全职雇员从50%增加到了58%（参见德国Regensburg大学Björn Brembs教授的文章：http://bjoern.brembs.net/2015/01 ... ty-administrations/）。在没有学习美国制度的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学里，给学生上习题课改作业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具有终身教职的讲师、副教授等来承担的。而在美国的大学里，承担这些工作的清一色是在读博士，在个别学校，甚至课也让在读博士来上。在读博士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一边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过多，势必不能集中精力于科研，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而博士生自己也是学生，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都不高，其教学效果当然也比不上有教职的老油条们，这也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大学出于自己节约成本的考虑，不顾社会需要，盲目扩大博士招生数量，大批博士毕业以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纷纷转行，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非常的不合理。
美国的大学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非常的小，被美国人认为是巨型大学的UCBerkeley的数学系，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也不过65人。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这样的状态，其实根本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因为搞一堆小数学系、小物理系，导致基础课重复开设，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却因为没人教或者选课人数过少而根本开不起来。基础课通常内容比较成熟，要找到参考教材覆盖课程内容不难，所以要自学还相对简单。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则基本上只能参考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要自学就麻烦的多。这种状态必然会阻碍科研人才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小，也导致根本无法相对集中的科学学派等科学共同体。你很难找到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的教授进行交流，不同方向的教授隔行如隔山，也很难彼此交流科研问题。每个教授基本上都出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及时的交流，这种局面也会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数学的优异表现，我认为与巴黎和莫斯科是全世界数学家最集中的两个城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帮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两国的数学系都规模相对于美国更大，自然也有足够的力量开设更多的前沿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的到达学科前沿。如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每年开设的高级课程多达上百门，常年举办的讨论班则多达200多个，这样的环境显然比美国的小数学系林立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近年来，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试图引入tenure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真的就合理么？据某些美式大学的鼓吹者的说法，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在美式大学制度下，一方面大学狂招博士生，导致毕业的博士远远多于新增的教职，即便是最优秀的博士生，不做上几期博士后，都别想找到教职。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千辛万苦找到教职，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也不是终身教职，而是在5-6年后还得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局面。假如一个人27岁博士毕业，做5年博士后，一帆风顺做了5年助理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也已经37岁了。这还是非常理想的局面。据说这样的制度有利于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但是科学研究是需要有耐心的。事实上愿意花时间从事科研的人，就算没有外界压力，也很少有人会不做努力做研究吃闲饭。如果说应用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基础科学领域，根本就看不出这样做的合理性。完全没有采用非升即走制度，讲师就是终身教职的法国，科学家们难道就不干活混饭吃了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教职制度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典型。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只看职称和工龄，照某些人的看法，法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天天吃闲饭，发不出几篇论文，一定会被美国同行在科研水平上秒杀。但是在对资金投入要求最低的数学领域，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考虑到两国的整体科研规模，科研水平上法国数学家们反而略高一筹。同样是采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教职制度的苏联，在科研经费能够得到保障，科研能够基本上正常进行的时代，在科学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而在日本，在2004年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前，讲师和助教也是等同于终身教职的无聘期人员，日本近年来屡获诺贝尔奖，这些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在法人化以前做出来的，相反，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后，采用了类似于tenure制度的教职制度，反而闹出了小保方晴子事件这样的丑闻，让日本科学蒙羞。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所谓tenure制度可以在整体上刺激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科研效果这点，实际上是缺乏实证的。
相反我们却可以发现tenure制度存在非常多的弊端。因为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对于一个30多岁有家有口的科研人员，失去教职可能就意味着全家没饭吃。压力一大，就很容易去想一些歪招。首先，对于未成名的年轻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就忙于到处开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埋头苦干。很多人不是努力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是忙于跟风凑热门和在科学期刊上灌水。和他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相比，他们自我宣传的本事可比他们搞研究的本事更好。同时，在这种心态下，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事件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通常而言，重大科研成果通常不是由年长的成名科学家做出，而多是由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而tenure制度事实上有利于年长的成名科学家，而不是有利于年轻的科学家。这样给年轻科学家制造过高压力的做法，其实根本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要在5-6年内拿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就样的时间限制，就使得他们不敢去攻克比较困难的科学难题。像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在获奖时只发表了15篇论文，他如果在美国，估计早就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或者也不得不跟大家一起搞一些短平快的题目，跟风灌水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去开拓新方向，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准备工作。比如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得主Sergei Novikov，他年轻时候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物理，准备开展数学物理的研究，而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如果他在美国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想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干。实际上，有些重要科研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有可能一开始不被理解或者存在争议，尤其是这个成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做出，而且又很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数学大师Abel，他关于群论和椭圆函数的工作在他身前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他关于椭圆函数的工作被大家重视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关于abc猜想的证明如果被确认是正确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理性人的选择自然是避免争议，也不去发表大家很难理解的工作，而是跟风随大流。如果每个科学家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科学研究的平庸化，根本就不利于出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tenure制度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这种搞法，只会让年轻人害怕科研，从而导致优秀人才不敢从事科研。除非这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跑过来当炮灰，否则，这个国家的科研队伍的长远发展绝对堪忧，因为优秀的年轻人只会大批的逃离科研。
http://www.wokeji.com/pl/kjjy/201504/t20150401_1018579.shtml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
来源：科学网赵明博客 2015年04月01日
[导读]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
【博主按：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周为是一位数学研究者。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美国的科技成就主要来自和平与富裕的环境，而不是学术制度。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在“神州处处学米国”的大环境下，容易让国人丧失独立思考之能力，陷入盲目崇拜之境地。需要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这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和参考。】
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节选）
周 为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所以当前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常态。美国的教材被大批采用，美国的各种做法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纷纷前往美国的大学，希望在那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获奖名单。情况似乎远不那么简单。我们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看看其中存在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如果按照总数来说，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总数如下：
美国 85
德国 25
英国 22
法国 13
苏联/俄罗斯 11
日本 10
的确，美国优势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各个时间段的获奖人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战以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是法国4人、德国4人、英国2人、美国1人。显然在一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物理研究水平领先世界，英国紧随其后，美国就要弱一些了。
但是一战开始以后，英国得奖人数最多，法国萎靡不振，德国保持了势头，美国进步神速，在一战开始和二战爆发之前，获奖人数为：英国8人、德国7人、美国5人、法国2人。
等到二战爆发以后，法国的物理长期低迷，从1939到1965，长达26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美国则迅速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和苏联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二战结束以后，获奖人数为：美国79人、德国14人、英国12人、苏联/俄罗斯11人，日本10人，法国7人。可见二战以后，美国摇摇领先，而欧洲却开始落后了。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是否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和经济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科研教育制度再合理，如果国家混乱不堪，局势动荡，政府再是不是来干涉一下，也很难出现好的科研成果。在各个科学强国中，只有美国因为乱离动乱中心，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局面，即使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非但没有大伤元气，反而因为战争的刺激和因为战争导致大批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美国，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而其他国家是什么情况呢？
德国在一战和两战中两次战败，加上纳粹党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导致大批科学家纷纷外流。
法国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尤其是大批巴黎高师和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入伍参战，死在了战场上，这对法国的科研人才储备堪称毁灭性打击。一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局长期不稳。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科研和教学工作当然无法正常进行，菲尔兹奖得主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诺贝尔奖物理得主Georges Charpak甚至曾经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科研和教学又如何正常进行呢？
而俄罗斯，在帝俄时代本来就是欧洲相对最落后的国家，一战以后，又经历了革命和内战，俄罗斯直到1922年才有比较和平的局面，但是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对科研和教育又经常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1934年开始的大清洗，包括Lev Shubnikov、Lev Landau在内大批优秀物理学家都被捕入狱，Lev Landau比较幸运，被捕一年以后就被释放，而另一名在低温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物理学家Lev Shubnikov则在被关押了8年后，死在了监狱里，他被捕时年仅36岁，介于他之前已经取得大量科研成果，尤其是对第二类超导体和反铁磁态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他能继续从事科研，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在二战中，俄罗斯最发达的欧洲部分大部分都被德国占领，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相对和平时代，受到系统严密的科研训练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在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又遇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科研条件一落千丈，大批俄罗斯物理学家被迫放弃科研或者背井离乡，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物理学家要取得同样的成就，需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克服更多的困难。
至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引入近代科学。日本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1918年才从大学毕业。中间又经历了二战的破坏，日本物理学家在这样低的起点和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的前提下还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获奖的工作通常是若干年前做出的，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科学强国的科学发展都曾经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简单考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总数完全不足以说明各国物理方面教育和科研制度合理性。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出生在1950年以后各国经济恢复和相对和平时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美国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到目前为止，出生在1950年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
Robert B.Laughli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UCBerkeley和MIT毕业。
Eric AllinCornell，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3岁，MIT和Stanford毕业。
Carl Wiema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MIT和Stanford毕业。
Saul Perlmutter，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5岁，UCBerkeley和哈佛毕业。
Brian Schmidt，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8岁，Arizona和Harvard毕业。
Adam Riess，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5岁，MIT和Harvard毕业。
Frank Wilczek，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3岁， UChicago和Princeton毕业。
Wolfgang Ketterle，德国物理学家，现年57岁，TUMunich毕业。
Andre Geim，俄罗斯物理学家，现年56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KonstantinNovoselov，俄罗斯，现年40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天野浩，日本物理学家，现年54岁，名古屋大学毕业。
中村修二，日本物理学家，现年60岁，德岛大学毕业。
其中美国物理学家有7人、俄罗斯和日本各2人、德国1人。美国的优势就明显缩小了。如果考虑到各国人口的差异，日本的表现其实完全不逊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有3人年龄超过60岁。如果考虑到60岁及以下的物理学家，日本恐怕更胜一筹。而在60以下的诺贝尔物理学家中，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和MIT均有两位校友获奖。在国人心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其培养的毕业生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能够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学生的MIT物理系。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样本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果再往前算，更早出生美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和做研究，而他们的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同行却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成长或者是在战后百废待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这样的比较，对于其他科学强国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实际上直到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5126美元、德国人均GDP为263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246美元、法国人均GDP为2815美元、苏联人均GDP为1788美元、日本人均GDP为2015美元。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根本没有办法和财大气粗的美国相比。美国即使有优势，也说不清是因为投入多、政治局势安定还是制度更优越。
相对于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数学对于物质投入的要求更低，而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水平和科研共同体的体制优势。在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领域，美国科学家可以靠着本国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经费，购买更好的仪器从而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在数学领域，美国经济优势带来的加成则大为减少。而且数学菲尔兹奖有个特点，就是限制年龄，只有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能得奖，因此可以更多的反应出比较近的时代各国国家科学教育和科研系统的效率。
如果看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名单，美国一共有1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有1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苏联有9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英国有6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日本有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德国有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仍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法国人口仅为美国五分之一，菲尔兹奖得主却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论培养和科研效率，对美国的优势可以说十分明显。苏联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在苏联时期得奖的数学家仅为3人、而苏联解体后反而多达6人，这和通常大家认知中，苏联时期的数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更高的感觉完全相反。尤其我们注意到，很多水平被大家公认高于绝大多数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很早就成名的苏联数学家并没有获得菲尔兹奖，如被公认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首届Wolf奖得主Israel Gelfand、本科期间即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的著名数学家Vladimir Arnold，而没有得奖的原因，常常是非学术性的。如Vladimir Arnold是因为参与写联名信支持被苏联政府迫害的数学家，被秉承苏联政府旨意的Pontryagin想办法否决掉了。同样人口仅为美国5分之一的英国，菲尔兹奖得主却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其效率也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口为美国40%左右，虽然论人均菲尔兹奖得主少于美国，但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指出，存在水平被公认为远高于菲尔兹奖得主平均水平却没有得奖的大数学家，比如柏原正树。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二战前，被公认为数学水平最高的德国，有大批优秀数学家前往美国，包括Hermann Weyl、Emmy Noether、John von Neumann、André Weil、Richard Courant这些重量级数学家，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绝大多数都到了美国。反观另外两个数学大国法国和苏联，法国全国被占领，除了年过七旬、早已退出科研一线的élie Cartan，在法国当时唯一能和这几位相提并论的，且在科研一线活跃的大数学家Jean Leray正在监狱里面面壁。而苏联只有一个Kolmogorov，他的学生Israel Gelfand，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美国在人力和物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表现却并不那么出色。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得奖数学家中，不考虑具有巴西和法国双重国籍的Artur Avila，法国数学家有4人、苏联数学家有4人，美国数学家仅1人，就算算上在本国读完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的伊朗数学家Maryam Mirzakhani和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美国体系下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过3人。有人或许会说，Stanislav Smirnov和Vladimir Voevodsky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么？但是请注意，Stanislav Smirnov的导师Nikolai Makarov和Smirnov一样，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而Vladimir Voevodsky的导师David Kazhdan和他一样，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一个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实际上这些课程比美国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更加系统、深入和严格。），去一所美国大学跟一名前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等于只是他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美国而已。尤其是美国大学数学系通常规模较小，所以很少会有两个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美国大学如果想要跑去和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抢功，实在缺乏底气。2002年及以后得奖的数学家，最早也就是出生于1962年，而进入大学则差不多是1980年以后，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5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工作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基本上已经退休，而美国的GDP则已经从1970年占全球的3分之一下滑到不到四分之一，经费上的优势大大缩小，若论土生土长的美国科学家，美国在数学菲尔兹奖上面对法国和俄罗斯，真是输得裤衩都不剩。
如果说只看菲尔兹奖，样本还太小，那么在数学界，被大家公认可以衡量各国数学培养和科研水平的还有一样可以看的就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人。去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报告的美国数学家仅有2人，而法国数学家却有4人，苏联数学家则有2人。苏联解体以后，人才外流和经济崩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苏联数学家的表现仍然不逊色于美国数学家。其中做1小时报告的俄罗斯数学家Alexei Borodin是1997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跟随前莫斯科大学教授Alexandre Kirillov做博士论文。可以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法国，即便不考虑人均问题，看总量，法国数学家的表现也明显优于美国同行。
虽然我们不能分析更多的学科，但是综上所述，要把美国目前在科学上的优势归功于他的科研和教育体制比其他科学强国更加优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系统，显然交出了比美国更好的答卷。美国的科技优势，究竟仅仅是因为乱离动乱中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政治形势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能独善其身，同时发战争财，还是其制度合理，可以选拔和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鼓励大家的科研积极性，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我们必须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美国教学和科研体制，则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因为数学系的研究生数量较易查询，所以我们先看几个美国顶尖大学数学系的人员构成（美国大学的数据参见各系主页的通信录）：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43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63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5.75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73：1。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71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12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24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96：1。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欧洲顶尖大学的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是什么情况，巴黎六大和七大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组成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一共拥有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437人，博士生342人，平均每个年级114人。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与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之比是3.83：1。（参见：http://www.federation.math.jussieu.fr/）
非常明显，即便在统计中包含了计算机科学专业，巴黎六大和七大相比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教师和博士的之比更大。普林斯顿数学系的正式教职教师仅为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的博士却超过巴黎六大和七大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博士招生人数比起美国大学受到了更好的控制。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比较时，是用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的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去和美国大学的数学专业去比，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计算机系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情况十分夸张。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仅有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3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138人。而且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还不包括运筹学、统计和金融工程，如果去看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情况同样夸张，该系仅有17名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而研究生数量却多达47人。
在现在很多国家，博士多而教职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工程学科的博士，可以进入企业就职，而像纯数学这样的理科专业的博士，找不到教职则只能改行。如果18岁读大学，博士毕业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快30岁的人，读了那么多年书，读的还是数学这样难读的专业，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不得不改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像数学专业还比较容易该行去搞金融之类的行业，像生物，改行恐怕只能去买保险。生物专业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规模无序扩大的一个典型。生物博士就业之难早就臭名昭著。许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博士后做了一期又一期，四十多岁还在做博士后，根本看不到希望。生物专业的“千老”（千年老博士后）现象，也让大批对生物研究还算有兴趣的学生，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远离生物，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科学的发展。美国教职少博士多的状态，使得美国的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成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Universities”一文中的看法，即和美国大学管理更加企业化，尤其导致的出于节约成本考虑，大量使用没有教职或者只有短期合同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些开始盲目学习美国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状况。如在德国，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从2005年到2012年仅仅增加了0.04%，而与此同时的是短期合同的大学全职雇员从50%增加到了58%（参见德国Regensburg大学Björn Brembs教授的文章：http://bjoern.brembs.net/2015/01 ... ty-administrations/）。在没有学习美国制度的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学里，给学生上习题课改作业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具有终身教职的讲师、副教授等来承担的。而在美国的大学里，承担这些工作的清一色是在读博士，在个别学校，甚至课也让在读博士来上。在读博士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一边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过多，势必不能集中精力于科研，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而博士生自己也是学生，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都不高，其教学效果当然也比不上有教职的老油条们，这也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大学出于自己节约成本的考虑，不顾社会需要，盲目扩大博士招生数量，大批博士毕业以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纷纷转行，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非常的不合理。
美国的大学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非常的小，被美国人认为是巨型大学的UCBerkeley的数学系，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也不过65人。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这样的状态，其实根本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因为搞一堆小数学系、小物理系，导致基础课重复开设，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却因为没人教或者选课人数过少而根本开不起来。基础课通常内容比较成熟，要找到参考教材覆盖课程内容不难，所以要自学还相对简单。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则基本上只能参考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要自学就麻烦的多。这种状态必然会阻碍科研人才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小，也导致根本无法相对集中的科学学派等科学共同体。你很难找到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的教授进行交流，不同方向的教授隔行如隔山，也很难彼此交流科研问题。每个教授基本上都出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及时的交流，这种局面也会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数学的优异表现，我认为与巴黎和莫斯科是全世界数学家最集中的两个城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帮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两国的数学系都规模相对于美国更大，自然也有足够的力量开设更多的前沿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的到达学科前沿。如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每年开设的高级课程多达上百门，常年举办的讨论班则多达200多个，这样的环境显然比美国的小数学系林立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近年来，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试图引入tenure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真的就合理么？据某些美式大学的鼓吹者的说法，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在美式大学制度下，一方面大学狂招博士生，导致毕业的博士远远多于新增的教职，即便是最优秀的博士生，不做上几期博士后，都别想找到教职。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千辛万苦找到教职，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也不是终身教职，而是在5-6年后还得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局面。假如一个人27岁博士毕业，做5年博士后，一帆风顺做了5年助理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也已经37岁了。这还是非常理想的局面。据说这样的制度有利于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但是科学研究是需要有耐心的。事实上愿意花时间从事科研的人，就算没有外界压力，也很少有人会不做努力做研究吃闲饭。如果说应用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基础科学领域，根本就看不出这样做的合理性。完全没有采用非升即走制度，讲师就是终身教职的法国，科学家们难道就不干活混饭吃了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教职制度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典型。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只看职称和工龄，照某些人的看法，法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天天吃闲饭，发不出几篇论文，一定会被美国同行在科研水平上秒杀。但是在对资金投入要求最低的数学领域，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考虑到两国的整体科研规模，科研水平上法国数学家们反而略高一筹。同样是采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教职制度的苏联，在科研经费能够得到保障，科研能够基本上正常进行的时代，在科学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而在日本，在2004年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前，讲师和助教也是等同于终身教职的无聘期人员，日本近年来屡获诺贝尔奖，这些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在法人化以前做出来的，相反，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后，采用了类似于tenure制度的教职制度，反而闹出了小保方晴子事件这样的丑闻，让日本科学蒙羞。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所谓tenure制度可以在整体上刺激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科研效果这点，实际上是缺乏实证的。
相反我们却可以发现tenure制度存在非常多的弊端。因为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对于一个30多岁有家有口的科研人员，失去教职可能就意味着全家没饭吃。压力一大，就很容易去想一些歪招。首先，对于未成名的年轻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就忙于到处开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埋头苦干。很多人不是努力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是忙于跟风凑热门和在科学期刊上灌水。和他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相比，他们自我宣传的本事可比他们搞研究的本事更好。同时，在这种心态下，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事件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通常而言，重大科研成果通常不是由年长的成名科学家做出，而多是由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而tenure制度事实上有利于年长的成名科学家，而不是有利于年轻的科学家。这样给年轻科学家制造过高压力的做法，其实根本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要在5-6年内拿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就样的时间限制，就使得他们不敢去攻克比较困难的科学难题。像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在获奖时只发表了15篇论文，他如果在美国，估计早就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或者也不得不跟大家一起搞一些短平快的题目，跟风灌水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去开拓新方向，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准备工作。比如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得主Sergei Novikov，他年轻时候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物理，准备开展数学物理的研究，而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如果他在美国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想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干。实际上，有些重要科研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有可能一开始不被理解或者存在争议，尤其是这个成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做出，而且又很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数学大师Abel，他关于群论和椭圆函数的工作在他身前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他关于椭圆函数的工作被大家重视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关于abc猜想的证明如果被确认是正确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理性人的选择自然是避免争议，也不去发表大家很难理解的工作，而是跟风随大流。如果每个科学家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科学研究的平庸化，根本就不利于出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tenure制度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这种搞法，只会让年轻人害怕科研，从而导致优秀人才不敢从事科研。除非这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跑过来当炮灰，否则，这个国家的科研队伍的长远发展绝对堪忧，因为优秀的年轻人只会大批的逃离科研。
http://www.wokeji.com/pl/kjjy/201504/t20150401_1018579.shtml
来源：科学网赵明博客 2015年04月01日
[导读]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
【博主按：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周为是一位数学研究者。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美国的科技成就主要来自和平与富裕的环境，而不是学术制度。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在“神州处处学米国”的大环境下，容易让国人丧失独立思考之能力，陷入盲目崇拜之境地。需要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这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和参考。】
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节选）
周 为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所以当前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常态。美国的教材被大批采用，美国的各种做法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纷纷前往美国的大学，希望在那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获奖名单。情况似乎远不那么简单。我们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看看其中存在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如果按照总数来说，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总数如下：
美国 85
德国 25
英国 22
法国 13
苏联/俄罗斯 11
日本 10
的确，美国优势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各个时间段的获奖人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战以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是法国4人、德国4人、英国2人、美国1人。显然在一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物理研究水平领先世界，英国紧随其后，美国就要弱一些了。
但是一战开始以后，英国得奖人数最多，法国萎靡不振，德国保持了势头，美国进步神速，在一战开始和二战爆发之前，获奖人数为：英国8人、德国7人、美国5人、法国2人。
等到二战爆发以后，法国的物理长期低迷，从1939到1965，长达26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美国则迅速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和苏联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二战结束以后，获奖人数为：美国79人、德国14人、英国12人、苏联/俄罗斯11人，日本10人，法国7人。可见二战以后，美国摇摇领先，而欧洲却开始落后了。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是否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和经济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科研教育制度再合理，如果国家混乱不堪，局势动荡，政府再是不是来干涉一下，也很难出现好的科研成果。在各个科学强国中，只有美国因为乱离动乱中心，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局面，即使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非但没有大伤元气，反而因为战争的刺激和因为战争导致大批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美国，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而其他国家是什么情况呢？
德国在一战和两战中两次战败，加上纳粹党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导致大批科学家纷纷外流。
法国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尤其是大批巴黎高师和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入伍参战，死在了战场上，这对法国的科研人才储备堪称毁灭性打击。一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局长期不稳。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科研和教学工作当然无法正常进行，菲尔兹奖得主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诺贝尔奖物理得主Georges Charpak甚至曾经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科研和教学又如何正常进行呢？
而俄罗斯，在帝俄时代本来就是欧洲相对最落后的国家，一战以后，又经历了革命和内战，俄罗斯直到1922年才有比较和平的局面，但是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对科研和教育又经常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1934年开始的大清洗，包括Lev Shubnikov、Lev Landau在内大批优秀物理学家都被捕入狱，Lev Landau比较幸运，被捕一年以后就被释放，而另一名在低温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物理学家Lev Shubnikov则在被关押了8年后，死在了监狱里，他被捕时年仅36岁，介于他之前已经取得大量科研成果，尤其是对第二类超导体和反铁磁态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他能继续从事科研，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在二战中，俄罗斯最发达的欧洲部分大部分都被德国占领，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相对和平时代，受到系统严密的科研训练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在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又遇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科研条件一落千丈，大批俄罗斯物理学家被迫放弃科研或者背井离乡，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物理学家要取得同样的成就，需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克服更多的困难。
至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引入近代科学。日本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1918年才从大学毕业。中间又经历了二战的破坏，日本物理学家在这样低的起点和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的前提下还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获奖的工作通常是若干年前做出的，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科学强国的科学发展都曾经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简单考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总数完全不足以说明各国物理方面教育和科研制度合理性。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出生在1950年以后各国经济恢复和相对和平时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美国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到目前为止，出生在1950年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
Robert B.Laughli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UCBerkeley和MIT毕业。
Eric AllinCornell，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3岁，MIT和Stanford毕业。
Carl Wiema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MIT和Stanford毕业。
Saul Perlmutter，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5岁，UCBerkeley和哈佛毕业。
Brian Schmidt，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8岁，Arizona和Harvard毕业。
Adam Riess，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5岁，MIT和Harvard毕业。
Frank Wilczek，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3岁， UChicago和Princeton毕业。
Wolfgang Ketterle，德国物理学家，现年57岁，TUMunich毕业。
Andre Geim，俄罗斯物理学家，现年56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KonstantinNovoselov，俄罗斯，现年40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天野浩，日本物理学家，现年54岁，名古屋大学毕业。
中村修二，日本物理学家，现年60岁，德岛大学毕业。
其中美国物理学家有7人、俄罗斯和日本各2人、德国1人。美国的优势就明显缩小了。如果考虑到各国人口的差异，日本的表现其实完全不逊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有3人年龄超过60岁。如果考虑到60岁及以下的物理学家，日本恐怕更胜一筹。而在60以下的诺贝尔物理学家中，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和MIT均有两位校友获奖。在国人心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其培养的毕业生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能够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学生的MIT物理系。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样本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果再往前算，更早出生美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和做研究，而他们的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同行却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成长或者是在战后百废待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这样的比较，对于其他科学强国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实际上直到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5126美元、德国人均GDP为263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246美元、法国人均GDP为2815美元、苏联人均GDP为1788美元、日本人均GDP为2015美元。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根本没有办法和财大气粗的美国相比。美国即使有优势，也说不清是因为投入多、政治局势安定还是制度更优越。
相对于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数学对于物质投入的要求更低，而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水平和科研共同体的体制优势。在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领域，美国科学家可以靠着本国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经费，购买更好的仪器从而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在数学领域，美国经济优势带来的加成则大为减少。而且数学菲尔兹奖有个特点，就是限制年龄，只有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能得奖，因此可以更多的反应出比较近的时代各国国家科学教育和科研系统的效率。
如果看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名单，美国一共有1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有1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苏联有9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英国有6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日本有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德国有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仍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法国人口仅为美国五分之一，菲尔兹奖得主却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论培养和科研效率，对美国的优势可以说十分明显。苏联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在苏联时期得奖的数学家仅为3人、而苏联解体后反而多达6人，这和通常大家认知中，苏联时期的数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更高的感觉完全相反。尤其我们注意到，很多水平被大家公认高于绝大多数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很早就成名的苏联数学家并没有获得菲尔兹奖，如被公认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首届Wolf奖得主Israel Gelfand、本科期间即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的著名数学家Vladimir Arnold，而没有得奖的原因，常常是非学术性的。如Vladimir Arnold是因为参与写联名信支持被苏联政府迫害的数学家，被秉承苏联政府旨意的Pontryagin想办法否决掉了。同样人口仅为美国5分之一的英国，菲尔兹奖得主却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其效率也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口为美国40%左右，虽然论人均菲尔兹奖得主少于美国，但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指出，存在水平被公认为远高于菲尔兹奖得主平均水平却没有得奖的大数学家，比如柏原正树。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二战前，被公认为数学水平最高的德国，有大批优秀数学家前往美国，包括Hermann Weyl、Emmy Noether、John von Neumann、André Weil、Richard Courant这些重量级数学家，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绝大多数都到了美国。反观另外两个数学大国法国和苏联，法国全国被占领，除了年过七旬、早已退出科研一线的élie Cartan，在法国当时唯一能和这几位相提并论的，且在科研一线活跃的大数学家Jean Leray正在监狱里面面壁。而苏联只有一个Kolmogorov，他的学生Israel Gelfand，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美国在人力和物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表现却并不那么出色。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得奖数学家中，不考虑具有巴西和法国双重国籍的Artur Avila，法国数学家有4人、苏联数学家有4人，美国数学家仅1人，就算算上在本国读完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的伊朗数学家Maryam Mirzakhani和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美国体系下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过3人。有人或许会说，Stanislav Smirnov和Vladimir Voevodsky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么？但是请注意，Stanislav Smirnov的导师Nikolai Makarov和Smirnov一样，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而Vladimir Voevodsky的导师David Kazhdan和他一样，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一个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实际上这些课程比美国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更加系统、深入和严格。），去一所美国大学跟一名前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等于只是他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美国而已。尤其是美国大学数学系通常规模较小，所以很少会有两个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美国大学如果想要跑去和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抢功，实在缺乏底气。2002年及以后得奖的数学家，最早也就是出生于1962年，而进入大学则差不多是1980年以后，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5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工作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基本上已经退休，而美国的GDP则已经从1970年占全球的3分之一下滑到不到四分之一，经费上的优势大大缩小，若论土生土长的美国科学家，美国在数学菲尔兹奖上面对法国和俄罗斯，真是输得裤衩都不剩。
如果说只看菲尔兹奖，样本还太小，那么在数学界，被大家公认可以衡量各国数学培养和科研水平的还有一样可以看的就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人。去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报告的美国数学家仅有2人，而法国数学家却有4人，苏联数学家则有2人。苏联解体以后，人才外流和经济崩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苏联数学家的表现仍然不逊色于美国数学家。其中做1小时报告的俄罗斯数学家Alexei Borodin是1997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跟随前莫斯科大学教授Alexandre Kirillov做博士论文。可以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法国，即便不考虑人均问题，看总量，法国数学家的表现也明显优于美国同行。
虽然我们不能分析更多的学科，但是综上所述，要把美国目前在科学上的优势归功于他的科研和教育体制比其他科学强国更加优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系统，显然交出了比美国更好的答卷。美国的科技优势，究竟仅仅是因为乱离动乱中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政治形势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能独善其身，同时发战争财，还是其制度合理，可以选拔和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鼓励大家的科研积极性，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我们必须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美国教学和科研体制，则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因为数学系的研究生数量较易查询，所以我们先看几个美国顶尖大学数学系的人员构成（美国大学的数据参见各系主页的通信录）：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43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63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5.75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73：1。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71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12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24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96：1。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欧洲顶尖大学的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是什么情况，巴黎六大和七大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组成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一共拥有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437人，博士生342人，平均每个年级114人。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与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之比是3.83：1。（参见：http://www.federation.math.jussieu.fr/）
非常明显，即便在统计中包含了计算机科学专业，巴黎六大和七大相比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教师和博士的之比更大。普林斯顿数学系的正式教职教师仅为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的博士却超过巴黎六大和七大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博士招生人数比起美国大学受到了更好的控制。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比较时，是用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的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去和美国大学的数学专业去比，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计算机系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情况十分夸张。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仅有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3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138人。而且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还不包括运筹学、统计和金融工程，如果去看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情况同样夸张，该系仅有17名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而研究生数量却多达47人。
在现在很多国家，博士多而教职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工程学科的博士，可以进入企业就职，而像纯数学这样的理科专业的博士，找不到教职则只能改行。如果18岁读大学，博士毕业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快30岁的人，读了那么多年书，读的还是数学这样难读的专业，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不得不改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像数学专业还比较容易该行去搞金融之类的行业，像生物，改行恐怕只能去买保险。生物专业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规模无序扩大的一个典型。生物博士就业之难早就臭名昭著。许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博士后做了一期又一期，四十多岁还在做博士后，根本看不到希望。生物专业的“千老”（千年老博士后）现象，也让大批对生物研究还算有兴趣的学生，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远离生物，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科学的发展。美国教职少博士多的状态，使得美国的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成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Universities”一文中的看法，即和美国大学管理更加企业化，尤其导致的出于节约成本考虑，大量使用没有教职或者只有短期合同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些开始盲目学习美国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状况。如在德国，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从2005年到2012年仅仅增加了0.04%，而与此同时的是短期合同的大学全职雇员从50%增加到了58%（参见德国Regensburg大学Björn Brembs教授的文章：http://bjoern.brembs.net/2015/01 ... ty-administrations/）。在没有学习美国制度的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学里，给学生上习题课改作业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具有终身教职的讲师、副教授等来承担的。而在美国的大学里，承担这些工作的清一色是在读博士，在个别学校，甚至课也让在读博士来上。在读博士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一边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过多，势必不能集中精力于科研，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而博士生自己也是学生，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都不高，其教学效果当然也比不上有教职的老油条们，这也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大学出于自己节约成本的考虑，不顾社会需要，盲目扩大博士招生数量，大批博士毕业以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纷纷转行，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非常的不合理。
美国的大学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非常的小，被美国人认为是巨型大学的UCBerkeley的数学系，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也不过65人。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这样的状态，其实根本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因为搞一堆小数学系、小物理系，导致基础课重复开设，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却因为没人教或者选课人数过少而根本开不起来。基础课通常内容比较成熟，要找到参考教材覆盖课程内容不难，所以要自学还相对简单。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则基本上只能参考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要自学就麻烦的多。这种状态必然会阻碍科研人才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小，也导致根本无法相对集中的科学学派等科学共同体。你很难找到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的教授进行交流，不同方向的教授隔行如隔山，也很难彼此交流科研问题。每个教授基本上都出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及时的交流，这种局面也会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数学的优异表现，我认为与巴黎和莫斯科是全世界数学家最集中的两个城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帮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两国的数学系都规模相对于美国更大，自然也有足够的力量开设更多的前沿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的到达学科前沿。如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每年开设的高级课程多达上百门，常年举办的讨论班则多达200多个，这样的环境显然比美国的小数学系林立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近年来，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试图引入tenure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真的就合理么？据某些美式大学的鼓吹者的说法，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在美式大学制度下，一方面大学狂招博士生，导致毕业的博士远远多于新增的教职，即便是最优秀的博士生，不做上几期博士后，都别想找到教职。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千辛万苦找到教职，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也不是终身教职，而是在5-6年后还得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局面。假如一个人27岁博士毕业，做5年博士后，一帆风顺做了5年助理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也已经37岁了。这还是非常理想的局面。据说这样的制度有利于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但是科学研究是需要有耐心的。事实上愿意花时间从事科研的人，就算没有外界压力，也很少有人会不做努力做研究吃闲饭。如果说应用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基础科学领域，根本就看不出这样做的合理性。完全没有采用非升即走制度，讲师就是终身教职的法国，科学家们难道就不干活混饭吃了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教职制度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典型。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只看职称和工龄，照某些人的看法，法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天天吃闲饭，发不出几篇论文，一定会被美国同行在科研水平上秒杀。但是在对资金投入要求最低的数学领域，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考虑到两国的整体科研规模，科研水平上法国数学家们反而略高一筹。同样是采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教职制度的苏联，在科研经费能够得到保障，科研能够基本上正常进行的时代，在科学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而在日本，在2004年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前，讲师和助教也是等同于终身教职的无聘期人员，日本近年来屡获诺贝尔奖，这些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在法人化以前做出来的，相反，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后，采用了类似于tenure制度的教职制度，反而闹出了小保方晴子事件这样的丑闻，让日本科学蒙羞。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所谓tenure制度可以在整体上刺激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科研效果这点，实际上是缺乏实证的。
相反我们却可以发现tenure制度存在非常多的弊端。因为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对于一个30多岁有家有口的科研人员，失去教职可能就意味着全家没饭吃。压力一大，就很容易去想一些歪招。首先，对于未成名的年轻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就忙于到处开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埋头苦干。很多人不是努力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是忙于跟风凑热门和在科学期刊上灌水。和他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相比，他们自我宣传的本事可比他们搞研究的本事更好。同时，在这种心态下，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事件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通常而言，重大科研成果通常不是由年长的成名科学家做出，而多是由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而tenure制度事实上有利于年长的成名科学家，而不是有利于年轻的科学家。这样给年轻科学家制造过高压力的做法，其实根本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要在5-6年内拿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就样的时间限制，就使得他们不敢去攻克比较困难的科学难题。像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在获奖时只发表了15篇论文，他如果在美国，估计早就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或者也不得不跟大家一起搞一些短平快的题目，跟风灌水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去开拓新方向，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准备工作。比如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得主Sergei Novikov，他年轻时候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物理，准备开展数学物理的研究，而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如果他在美国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想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干。实际上，有些重要科研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有可能一开始不被理解或者存在争议，尤其是这个成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做出，而且又很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数学大师Abel，他关于群论和椭圆函数的工作在他身前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他关于椭圆函数的工作被大家重视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关于abc猜想的证明如果被确认是正确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理性人的选择自然是避免争议，也不去发表大家很难理解的工作，而是跟风随大流。如果每个科学家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科学研究的平庸化，根本就不利于出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tenure制度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这种搞法，只会让年轻人害怕科研，从而导致优秀人才不敢从事科研。除非这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跑过来当炮灰，否则，这个国家的科研队伍的长远发展绝对堪忧，因为优秀的年轻人只会大批的逃离科研。
http://www.wokeji.com/pl/kjjy/201504/t20150401_1018579.shtml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
来源：科学网赵明博客 2015年04月01日
[导读]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
【博主按：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周为是一位数学研究者。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美国的科技成就主要来自和平与富裕的环境，而不是学术制度。
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我不完全认同，但在“神州处处学米国”的大环境下，容易让国人丧失独立思考之能力，陷入盲目崇拜之境地。需要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这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和参考。】
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真的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么？（节选）
周 为
在当今世界，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头号强国。在科学领域，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都高居榜首，所以，理所当然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合理的，所以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人数才能高居榜首。所以当前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言必称美国已经成为了常态。美国的教材被大批采用，美国的各种做法成为大家模仿的对象，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纷纷前往美国的大学，希望在那里能够实现自己的科学家梦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获奖名单。情况似乎远不那么简单。我们以大家认为难度最大、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物理奖和菲尔兹数学奖为例，看看其中存在什么值得注意的情况。
如果按照总数来说，各主要科学强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总数如下：
美国 85
德国 25
英国 22
法国 13
苏联/俄罗斯 11
日本 10
的确，美国优势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各个时间段的获奖人数，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一战以前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人数是法国4人、德国4人、英国2人、美国1人。显然在一战以前，法国和德国的物理研究水平领先世界，英国紧随其后，美国就要弱一些了。
但是一战开始以后，英国得奖人数最多，法国萎靡不振，德国保持了势头，美国进步神速，在一战开始和二战爆发之前，获奖人数为：英国8人、德国7人、美国5人、法国2人。
等到二战爆发以后，法国的物理长期低迷，从1939到1965，长达26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美国则迅速成为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和苏联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二战结束以后，获奖人数为：美国79人、德国14人、英国12人、苏联/俄罗斯11人，日本10人，法国7人。可见二战以后，美国摇摇领先，而欧洲却开始落后了。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种局面呢？是否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先进才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和经济和政治局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科研教育制度再合理，如果国家混乱不堪，局势动荡，政府再是不是来干涉一下，也很难出现好的科研成果。在各个科学强国中，只有美国因为乱离动乱中心，维持了长期的稳定局面，即使在两次大战期间，美国非但没有大伤元气，反而因为战争的刺激和因为战争导致大批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为了躲避战乱涌入美国，大发了一笔战争财。而其他国家是什么情况呢？
德国在一战和两战中两次战败，加上纳粹党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导致大批科学家纷纷外流。
法国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尤其是大批巴黎高师和综合理工学校的学生入伍参战，死在了战场上，这对法国的科研人才储备堪称毁灭性打击。一战结束以后，法国政局长期不稳。二战中，法国被德国占领，科研和教学工作当然无法正常进行，菲尔兹奖得主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诺贝尔奖物理得主Georges Charpak甚至曾经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算得上是死里逃生，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科研和教学又如何正常进行呢？
而俄罗斯，在帝俄时代本来就是欧洲相对最落后的国家，一战以后，又经历了革命和内战，俄罗斯直到1922年才有比较和平的局面，但是苏联作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政治对科研和教育又经常产生破坏作用。尤其是1934年开始的大清洗，包括Lev Shubnikov、Lev Landau在内大批优秀物理学家都被捕入狱，Lev Landau比较幸运，被捕一年以后就被释放，而另一名在低温物理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年轻物理学家Lev Shubnikov则在被关押了8年后，死在了监狱里，他被捕时年仅36岁，介于他之前已经取得大量科研成果，尤其是对第二类超导体和反铁磁态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他能继续从事科研，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而在二战中，俄罗斯最发达的欧洲部分大部分都被德国占领，战争带来的破坏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出生于二战结束后相对和平时代，受到系统严密的科研训练的俄罗斯物理学家，在他们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又遇到了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崩溃，科研条件一落千丈，大批俄罗斯物理学家被迫放弃科研或者背井离乡，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物理学家要取得同样的成就，需要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克服更多的困难。
至于日本，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引入近代科学。日本第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物理学家仁科芳雄，1918年才从大学毕业。中间又经历了二战的破坏，日本物理学家在这样低的起点和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的前提下还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获奖的工作通常是若干年前做出的，考虑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美国以外的主要科学强国的科学发展都曾经面临过各种各样的非科学因素的干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简单考察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总数完全不足以说明各国物理方面教育和科研制度合理性。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出生在1950年以后各国经济恢复和相对和平时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美国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到目前为止，出生在1950年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有：
Robert B.Laughli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UCBerkeley和MIT毕业。
Eric AllinCornell，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3岁，MIT和Stanford毕业。
Carl Wieman，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4岁，MIT和Stanford毕业。
Saul Perlmutter，美国物理学家，现年55岁，UCBerkeley和哈佛毕业。
Brian Schmidt，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8岁，Arizona和Harvard毕业。
Adam Riess，美国物理学家，现年45岁，MIT和Harvard毕业。
Frank Wilczek，美国物理学家，现年63岁， UChicago和Princeton毕业。
Wolfgang Ketterle，德国物理学家，现年57岁，TUMunich毕业。
Andre Geim，俄罗斯物理学家，现年56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KonstantinNovoselov，俄罗斯，现年40岁，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毕业。
天野浩，日本物理学家，现年54岁，名古屋大学毕业。
中村修二，日本物理学家，现年60岁，德岛大学毕业。
其中美国物理学家有7人、俄罗斯和日本各2人、德国1人。美国的优势就明显缩小了。如果考虑到各国人口的差异，日本的表现其实完全不逊于美国，尤其是美国有3人年龄超过60岁。如果考虑到60岁及以下的物理学家，日本恐怕更胜一筹。而在60以下的诺贝尔物理学家中，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和MIT均有两位校友获奖。在国人心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物理系，其培养的毕业生表现丝毫不逊色于能够利用资金优势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学生的MIT物理系。但是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样本太小，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果再往前算，更早出生美国的科学家能够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和做研究，而他们的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同行却不得不在战火纷飞中成长或者是在战后百废待兴的艰苦环境中成长，这样的比较，对于其他科学强国来说，实在太不公平。实际上直到1970年，美国人均GDP为5126美元、德国人均GDP为2636美元、英国人均GDP为2246美元、法国人均GDP为2815美元、苏联人均GDP为1788美元、日本人均GDP为2015美元。实际上其他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根本没有办法和财大气粗的美国相比。美国即使有优势，也说不清是因为投入多、政治局势安定还是制度更优越。
相对于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数学对于物质投入的要求更低，而更依赖于一个国家教学体系培养出的学生的水平和科研共同体的体制优势。在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领域，美国科学家可以靠着本国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经费，购买更好的仪器从而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在数学领域，美国经济优势带来的加成则大为减少。而且数学菲尔兹奖有个特点，就是限制年龄，只有40岁以下的数学家才能得奖，因此可以更多的反应出比较近的时代各国国家科学教育和科研系统的效率。
如果看菲尔兹数学奖得主名单，美国一共有1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法国有1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苏联有9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英国有6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日本有3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德国有1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我们注意到，美国虽然仍然有一些优势，但是优势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法国人口仅为美国五分之一，菲尔兹奖得主却和美国相差无几，如果论培养和科研效率，对美国的优势可以说十分明显。苏联虽然少于美国，但是在苏联时期得奖的数学家仅为3人、而苏联解体后反而多达6人，这和通常大家认知中，苏联时期的数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更高的感觉完全相反。尤其我们注意到，很多水平被大家公认高于绝大多数的菲尔兹奖得主，而且很早就成名的苏联数学家并没有获得菲尔兹奖，如被公认为活跃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首届Wolf奖得主Israel Gelfand、本科期间即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的著名数学家Vladimir Arnold，而没有得奖的原因，常常是非学术性的。如Vladimir Arnold是因为参与写联名信支持被苏联政府迫害的数学家，被秉承苏联政府旨意的Pontryagin想办法否决掉了。同样人口仅为美国5分之一的英国，菲尔兹奖得主却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其效率也远高于美国。日本人口为美国40%左右，虽然论人均菲尔兹奖得主少于美国，但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指出，存在水平被公认为远高于菲尔兹奖得主平均水平却没有得奖的大数学家，比如柏原正树。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二战前，被公认为数学水平最高的德国，有大批优秀数学家前往美国，包括Hermann Weyl、Emmy Noether、John von Neumann、André Weil、Richard Courant这些重量级数学家，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家绝大多数都到了美国。反观另外两个数学大国法国和苏联，法国全国被占领，除了年过七旬、早已退出科研一线的élie Cartan，在法国当时唯一能和这几位相提并论的，且在科研一线活跃的大数学家Jean Leray正在监狱里面面壁。而苏联只有一个Kolmogorov，他的学生Israel Gelfand，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愣头青。美国在人力和物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前提下，表现却并不那么出色。
而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得奖数学家中，不考虑具有巴西和法国双重国籍的Artur Avila，法国数学家有4人、苏联数学家有4人，美国数学家仅1人，就算算上在本国读完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和工作的伊朗数学家Maryam Mirzakhani和澳大利亚数学家陶哲轩，美国体系下出来的菲尔兹奖得主也不过3人。有人或许会说，Stanislav Smirnov和Vladimir Voevodsky不是在美国读的博士么？但是请注意，Stanislav Smirnov的导师Nikolai Makarov和Smirnov一样，是来自圣彼得堡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而Vladimir Voevodsky的导师David Kazhdan和他一样，是来自莫斯科大学的俄罗斯数学家。一个俄罗斯人，在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实际上这些课程比美国大学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更加系统、深入和严格。），去一所美国大学跟一名前莫斯科大学或者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等于只是他们把办公室搬到了美国而已。尤其是美国大学数学系通常规模较小，所以很少会有两个教授的研究方向基本一致的现象。美国大学如果想要跑去和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抢功，实在缺乏底气。2002年及以后得奖的数学家，最早也就是出生于1962年，而进入大学则差不多是1980年以后，这个时候距离二战结束已经35年，从欧洲前往美国工作的大批优秀科学家基本上已经退休，而美国的GDP则已经从1970年占全球的3分之一下滑到不到四分之一，经费上的优势大大缩小，若论土生土长的美国科学家，美国在数学菲尔兹奖上面对法国和俄罗斯，真是输得裤衩都不剩。
如果说只看菲尔兹奖，样本还太小，那么在数学界，被大家公认可以衡量各国数学培养和科研水平的还有一样可以看的就是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报告人。去年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报告的美国数学家仅有2人，而法国数学家却有4人，苏联数学家则有2人。苏联解体以后，人才外流和经济崩溃的影响已经显现，但是苏联数学家的表现仍然不逊色于美国数学家。其中做1小时报告的俄罗斯数学家Alexei Borodin是1997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然后去美国跟随前莫斯科大学教授Alexandre Kirillov做博士论文。可以让大家安心做学问的法国，即便不考虑人均问题，看总量，法国数学家的表现也明显优于美国同行。
虽然我们不能分析更多的学科，但是综上所述，要把美国目前在科学上的优势归功于他的科研和教育体制比其他科学强国更加优越，实在是缺乏说服力。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的科研和教学系统，显然交出了比美国更好的答卷。美国的科技优势，究竟仅仅是因为乱离动乱中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革命和战争，政治形势稳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能独善其身，同时发战争财，还是其制度合理，可以选拔和培养出更多的科技人才和鼓励大家的科研积极性，达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我们必须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我们仔细深入美国教学和科研体制，则会发现这里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问题。因为数学系的研究生数量较易查询，所以我们先看几个美国顶尖大学数学系的人员构成（美国大学的数据参见各系主页的通信录）：
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43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63人，平均每个年级为15.75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73：1。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的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一共是71人，而该系就读的研究生总数为120人，平均每个年级为24人。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和每个年级研究生之比是2.96：1。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欧洲顶尖大学的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是什么情况，巴黎六大和七大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组成的巴黎中心数学研究联合体一共拥有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437人，博士生342人，平均每个年级114人。终身教职教师和研究员与每个年级的博士生之比是3.83：1。（参见：http://www.federation.math.jussieu.fr/）
非常明显，即便在统计中包含了计算机科学专业，巴黎六大和七大相比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教师和博士的之比更大。普林斯顿数学系的正式教职教师仅为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十分之一，每年毕业的博士却超过巴黎六大和七大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巴黎六大和七大的博士招生人数比起美国大学受到了更好的控制。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在比较时，是用巴黎六大和巴黎七大的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去和美国大学的数学专业去比，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计算机系的情况，那我们会发现情况十分夸张。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仅有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35人，而研究生数量多达138人。而且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还不包括运筹学、统计和金融工程，如果去看普林斯顿大学运筹学与金融工程系，情况同样夸张，该系仅有17名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而研究生数量却多达47人。
在现在很多国家，博士多而教职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像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工程学科的博士，可以进入企业就职，而像纯数学这样的理科专业的博士，找不到教职则只能改行。如果18岁读大学，博士毕业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二十六七岁。快30岁的人，读了那么多年书，读的还是数学这样难读的专业，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不得不改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像数学专业还比较容易该行去搞金融之类的行业，像生物，改行恐怕只能去买保险。生物专业是美国大学博士培养规模无序扩大的一个典型。生物博士就业之难早就臭名昭著。许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博士后做了一期又一期，四十多岁还在做博士后，根本看不到希望。生物专业的“千老”（千年老博士后）现象，也让大批对生物研究还算有兴趣的学生，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远离生物，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科学的发展。美国教职少博士多的状态，使得美国的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在这一点上，我基本赞成Noam Chomsky在“The Death of AmericanUniversities”一文中的看法，即和美国大学管理更加企业化，尤其导致的出于节约成本考虑，大量使用没有教职或者只有短期合同的研究生、博士后等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一些开始盲目学习美国制度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美国大学状况。如在德国，拥有终身教职的学者从2005年到2012年仅仅增加了0.04%，而与此同时的是短期合同的大学全职雇员从50%增加到了58%（参见德国Regensburg大学Björn Brembs教授的文章：http://bjoern.brembs.net/2015/01 ... ty-administrations/）。在没有学习美国制度的法国和俄罗斯的大学里，给学生上习题课改作业的工作大部分是由具有终身教职的讲师、副教授等来承担的。而在美国的大学里，承担这些工作的清一色是在读博士，在个别学校，甚至课也让在读博士来上。在读博士们一边要完成自己的科研工作，一边又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教学任务过多，势必不能集中精力于科研，严重影响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而博士生自己也是学生，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都不高，其教学效果当然也比不上有教职的老油条们，这也必然会影响教学质量。大学出于自己节约成本的考虑，不顾社会需要，盲目扩大博士招生数量，大批博士毕业以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纷纷转行，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非常的不合理。
美国的大学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非常的小，被美国人认为是巨型大学的UCBerkeley的数学系，tenure track和tenured的教师也不过65人。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小国林立、诸侯割据的局面。而这样的状态，其实根本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因为搞一堆小数学系、小物理系，导致基础课重复开设，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却因为没人教或者选课人数过少而根本开不起来。基础课通常内容比较成熟，要找到参考教材覆盖课程内容不难，所以要自学还相对简单。而高级的前沿课程则基本上只能参考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要自学就麻烦的多。这种状态必然会阻碍科研人才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单个系科的教师规模小，也导致根本无法相对集中的科学学派等科学共同体。你很难找到和你做的方向差不多的教授进行交流，不同方向的教授隔行如隔山，也很难彼此交流科研问题。每个教授基本上都出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缺乏及时的交流，这种局面也会严重影响科学的发展。在数学领域，法国和俄罗斯数学的优异表现，我认为与巴黎和莫斯科是全世界数学家最集中的两个城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你很容易可以找到一帮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两国的数学系都规模相对于美国更大，自然也有足够的力量开设更多的前沿课程，帮助学生尽快的到达学科前沿。如8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数学专业，每年开设的高级课程多达上百门，常年举办的讨论班则多达200多个，这样的环境显然比美国的小数学系林立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年轻学者的成长。
近年来，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都试图引入tenure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真的就合理么？据某些美式大学的鼓吹者的说法，美国大学的tenure制度看起来很美，但是在美式大学制度下，一方面大学狂招博士生，导致毕业的博士远远多于新增的教职，即便是最优秀的博士生，不做上几期博士后，都别想找到教职。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千辛万苦找到教职，这个Assistant Professor也不是终身教职，而是在5-6年后还得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局面。假如一个人27岁博士毕业，做5年博士后，一帆风顺做了5年助理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也已经37岁了。这还是非常理想的局面。据说这样的制度有利于调动年轻人的科研积极性，但是科学研究是需要有耐心的。事实上愿意花时间从事科研的人，就算没有外界压力，也很少有人会不做努力做研究吃闲饭。如果说应用科学领域，这种做法或许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基础科学领域，根本就看不出这样做的合理性。完全没有采用非升即走制度，讲师就是终身教职的法国，科学家们难道就不干活混饭吃了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教职制度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典型。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只看职称和工龄，照某些人的看法，法国的科学家们应该天天吃闲饭，发不出几篇论文，一定会被美国同行在科研水平上秒杀。但是在对资金投入要求最低的数学领域，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考虑到两国的整体科研规模，科研水平上法国数学家们反而略高一筹。同样是采用这样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教职制度的苏联，在科研经费能够得到保障，科研能够基本上正常进行的时代，在科学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科研成果。而在日本，在2004年推行国立大学法人化以前，讲师和助教也是等同于终身教职的无聘期人员，日本近年来屡获诺贝尔奖，这些科研成果实际上都是在法人化以前做出来的，相反，在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法人化以后，采用了类似于tenure制度的教职制度，反而闹出了小保方晴子事件这样的丑闻，让日本科学蒙羞。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其实所谓tenure制度可以在整体上刺激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科研效果这点，实际上是缺乏实证的。
相反我们却可以发现tenure制度存在非常多的弊端。因为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对于一个30多岁有家有口的科研人员，失去教职可能就意味着全家没饭吃。压力一大，就很容易去想一些歪招。首先，对于未成名的年轻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一般不容易引起注意，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成果容易引起注意。很多人就忙于到处开会，推销自己的科研成果，而不是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埋头苦干。很多人不是努力解决科学中的基本问题，而是忙于跟风凑热门和在科学期刊上灌水。和他们的欧洲和日本同行相比，他们自我宣传的本事可比他们搞研究的本事更好。同时，在这种心态下，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事件也在所难免。
事实上通常而言，重大科研成果通常不是由年长的成名科学家做出，而多是由年轻的科学家做出。而tenure制度事实上有利于年长的成名科学家，而不是有利于年轻的科学家。这样给年轻科学家制造过高压力的做法，其实根本不利于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因为他们必须要在5-6年内拿出足够的科研成果，就样的时间限制，就使得他们不敢去攻克比较困难的科学难题。像菲尔兹奖得主吴宝珠，在获奖时只发表了15篇论文，他如果在美国，估计早就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或者也不得不跟大家一起搞一些短平快的题目，跟风灌水了。同时，这样的制度也不鼓励他们去开拓新方向，因为这需要足够的准备工作。比如沃尔夫数学奖和菲尔兹奖得主Sergei Novikov，他年轻时候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去学习物理，准备开展数学物理的研究，而没有发表什么论文。如果他在美国做Assistant Professor，我想他也绝对不敢这么干。实际上，有些重要科研成果的重要性，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有可能一开始不被理解或者存在争议，尤其是这个成果是一个无名小卒做出，而且又很与众不同的情况下。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就是数学大师Abel，他关于群论和椭圆函数的工作在他身前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他关于椭圆函数的工作被大家重视的时候，他都已经去世十几年了。日本数学家望月新一关于abc猜想的证明如果被确认是正确的，也是一个例子。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个理性人的选择自然是避免争议，也不去发表大家很难理解的工作，而是跟风随大流。如果每个科学家在最有创造力的时候都这样做，自然会导致科学研究的平庸化，根本就不利于出现科学上的重大突破。
tenure制度是一种很残酷的制度，这种搞法，只会让年轻人害怕科研，从而导致优秀人才不敢从事科研。除非这个国家和美国一样，有大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跑过来当炮灰，否则，这个国家的科研队伍的长远发展绝对堪忧，因为优秀的年轻人只会大批的逃离科研。
http://www.wokeji.com/pl/kjjy/201504/t20150401_1018579.shtml
反正比我朝的合理
同意楼上，我朝骗经费的略多
论证比较多，中心就是反tenure制度吧。
赞同，美国不合理不等于中国的就合理。
身为大学老师，比较赞同本文观点。至于楼上说骗经费的，我只能说是因为学术市场化，一切向钱看造成的。改开以前很难见到骗经费的情况，倒是醉心科研至于累死的情况不绝于耳。
其实我感觉下来，较为自由的学术空气是必要条件。还有就是聚集效应。也就是大量高手聚集在一起，对于培养下一代高手非常有利。美国恰好是因为世界大战导致人才大量跑到了美国，这些人才因为密度比较高。开始产生链式反应。在美国更容易碰到好的导师，更容易跟一堆的高手过招。因此，慢慢的就拉开了差距。
还有一点那就是财力雄厚。就比如天文学方面，人家美国舍得掏钱造大望远镜，当年胡克望远镜口径2.5米，海尔望远镜口径5米，有大镜子加持，出成果必然更多。很多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东西，你没趁手的家伙搞实验就是搞不定。美国也是从实践性的领域开始曲线包抄的。早期美国有爱迪生、马克沁这样的发明家，但是正宗的理论科学家却不多，后来哈勃凭借世界第一的2.5米胡克望远镜发现了河外星系和哈勃红移。这算是在理论界开了个头。当然了，天文学其实还是观测实践为主的科学。那时候奥本海默还跑到欧洲学习理论物理。再后来因为战乱的原因科学研究的重心才慢慢的转到美国的。
我国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路数，先从实践类的搞吧，这东西需要钱，欧洲没钱了，美国钱袋子也紧张。所以才有人忽悠我国砸钱造引力波探测器，其实只要肯花钱，是可以出成果的。其实诺贝尔奖，你真砸钱是可以砸出来的。不过不太划算就是了。菲尔茨奖，那可没戏，那东西恐怕不是钱能砸出来的。
当年发现冥王星的汤博其实也是个农民，没钱上大学深造。因为家里遭了灾，粮食颗粒无收。不得已到外地打工。因为罗威儿天文台闹财务危机，决定启用农民工来降低成本。汤博很幸运的成为了天文台的观测助理。他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才赶到天文台面试。因为这人仔细认真，锲而不舍，才偶然发现了冥王星。我看到这段经历，感觉跟现在的我国很多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人的经历相似，其实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啊。
还有一点那就是财力雄厚。就比如天文学方面，人家美国舍得掏钱造大望远镜，当年胡克望远镜口径2.5米，海尔望远镜口径5米，有大镜子加持，出成果必然更多。很多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东西，你没趁手的家伙搞实验就是搞不定。美国也是从实践性的领域开始曲线包抄的。早期美国有爱迪生、马克沁这样的发明家，但是正宗的理论科学家却不多，后来哈勃凭借世界第一的2.5米胡克望远镜发现了河外星系和哈勃红移。这算是在理论界开了个头。当然了，天文学其实还是观测实践为主的科学。那时候奥本海默还跑到欧洲学习理论物理。再后来因为战乱的原因科学研究的重心才慢慢的转到美国的。
我国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路数，先从实践类的搞吧，这东西需要钱，欧洲没钱了，美国钱袋子也紧张。所以才有人忽悠我国砸钱造引力波探测器，其实只要肯花钱，是可以出成果的。其实诺贝尔奖，你真砸钱是可以砸出来的。不过不太划算就是了。菲尔茨奖，那可没戏，那东西恐怕不是钱能砸出来的。
当年发现冥王星的汤博其实也是个农民，没钱上大学深造。因为家里遭了灾，粮食颗粒无收。不得已到外地打工。因为罗威儿天文台闹财务危机，决定启用农民工来降低成本。汤博很幸运的成为了天文台的观测助理。他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才赶到天文台面试。因为这人仔细认真，锲而不舍，才偶然发现了冥王星。我看到这段经历，感觉跟现在的我国很多人的经历何其相似。人的经历相似，其实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