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究：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便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

　 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军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18日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覆：“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转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存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覆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消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覆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

　 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必务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出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五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五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党政府，来哈接收。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至经济谈判陷入僵局。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东北。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

　 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苏蒋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则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覆，以至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覆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覆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原标题：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作者：沈志华　来源：人民网 2014-12-27

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有些事情做的另中国很痛

斯大林是苏联的伟人，不是世界的更不可能是中国的。文章没看完，但是明眼人一思考历史也可以得到中共的确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东北，从而内战中占优。

怨天怨地怨空气、怨了苏修怨美帝。就不怨自己废物。

Anrred 发表于 2015-1-10 18:36
斯大林是苏联的伟人，不是世界的更不可能是中国的。文章没看完，但是明眼人一思考历史也可以得到中共的确在 ...
TG在内战中占优还是主要靠自己打出来的，不可否认东北是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相比一个东北，GMD接收到和拥有的资源显然远远大于TG所得到的。
有了东北，TG只是有了跟GMD一战的本钱，至于优势，还是自己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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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东北，TG只是有了跟GMD一战的本钱，至于优势，还是自己拼出来的！

你也应该知道抗战8年，中国的国力特别是国民政府的力量都快拼光了，共产党有了苏联的援助再加上本身组织的力量，胜过了国民党。我觉得若没有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占优不会这么快的，要知道抗战刚结束时共产党的实力不会多强过国民党的。

GMD接收到和拥有的资源显然远远大于TG所得到的

这句不赞成，以前有论调认为美国在抗战之后大批支援国民党，现在的资料显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举旗不定主要是担忧苏联的不快，从而在46年之后支援国民党没有想的那么多，而苏联一直是赤化周边国家为己任的，从而可以大批援助共产党，而且从地缘上讲苏联离我们太近，而美国太远，一旦距离远物资的援助肯定会没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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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不赞成，以前有论调认为美国在抗战之后大批支援国民 ...
你这拍脑袋就来啊……
自己去查苏联援共物资和美国援国民党物资的资料吧，网上又不是没有，别老是想当然。

按作者的意思是斯大林制造了内战

斯大林想避战主和，毛主战，各种积极，甚至于想延长质子换军援都行……
毛抗战结束后的主要任务是要拖住蒋拉到苏援，打起来消灭蒋，然后斯改变态度支持
蒋迂得很，各方面工作都不到位，活该被灭……

大刀斩RB 发表于 2014-12-28 12:28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 ...
我就想不通，咱们自己人打内战，为什么非要归到国外？是不自信，认为咱们自己做的事每一件都是被国外操控，还是太天真，认为么有外国人挑唆就不会打内战，不会有集中营和大屠杀了？

Anrred 发表于 2015-1-16 22:01
GMD接收到和拥有的资源显然远远大于TG所得到的

这句不赞成，以前有论调认为美国在抗战之后大批支援国民 ...
那种扯淡的材料还是别提了，只听说过美械师，没听说过苏械师。

2015-1-19 15:35 上传

我是小小号 发表于 2015-1-16 18:10
TG在内战中占优还是主要靠自己打出来的，不可否认东北是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相比一个东北，GMD接收到和 ...
中国那时候只有一个工业基地——日治满洲，全部落到兔子手里还有炮党的好？江浙沪是畸形的资本主义，常凯申连孔家都打不住，还能对它说三道四吗？其他地方除了武汉跟白地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那时候只有一个工业基地——日治满洲，全部落到兔子手里还有炮党的好？江浙沪是畸形的资本主义，常凯 ...
东北14年抗战，可有国民党一兵一足？中共武装在东北坚持10年的斗争，接收东北天经地义。你国民党统治关内22年，连一点重工业都没建立，难道也怪中共？东北是有些工业不假，但这些工业恰恰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比如大名鼎鼎的沈阳兵工厂。

沈老师怎么老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