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化】巫觋—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5 06:50:18
巫觋—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
2013年09月0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宋兆麟
说起巫觋、萨满，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其实，他们也有过辉煌，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
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部落首领，后来才有巫师。我国古代称“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但请神必须歌舞，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执行者，又是通晓歌舞的人。
对巫觋问题，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
1961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颇有影响。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的共鸣。当时主管文化、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调查民族历史情况。
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事后转赴云南，对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泸沽湖摩梭人、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巫觋是分类型的，亚洲南部、非洲为巫，美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后又进行补充调查，地域范围也扩大了，远及海南、西藏、青海、四川、新疆和东北三省。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到了中年以后，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最后写成学术专著，以《巫与巫术》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书中对巫的兴衰、信仰、职能，以及与历史、文学、歌舞、科技、天文、历法、医药、法律等的关系，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我意识到，巫觋、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没有一个例外。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掌握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掌握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到了巫觋晚期，即祭司出现以后，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如关于文字的起源，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还是纳西族、摩梭人的象形文字，都是巫觋的文字，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巫觋，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应该是医者，是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屈原赝生列传》引西汉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因为古代占卜、行医都为祭司所掌握，正是在“卜医之中”孕育、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觋的历史事实。所以，巫觋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
《巫与巫术》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肯定，读者反映良好，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而今，我又进行一些补充、修改，增加了《巫与文字》一章，成为新的修订本，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现在书名改为《巫与祭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
肯定地说，在社会生活中，祭司是大巫，是宗教首领，又是继承、传播文化的智者；在政治上，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参与决策，起军师作用，有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王权高于神权，王为主，祭司为臣，祭司是王权的附庸。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从巫觋分离出来的祭司，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从这种角度说，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法律、礼制、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
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带有氏族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在这些战争中，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王、军事首领和祭司。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谋士；战争开始时，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讲历史，述冤仇，鼓舞士气，煽动血族复仇；在征战中，与军事首领、王合作，研究对策；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置敌方于死地；战后，祭司要主祭战神。
祭司是法律的执行人。过去氏族间的矛盾、冲突，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矛盾空前增加，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当时有两种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一是王权、暴力；二是神的威慑力。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出现了神判，如占卜、诅咒、沸水捞石斧等，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
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在氏族时代，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概括地说，礼制是以名分、地位、礼仪、礼器、葬俗等形式，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行为规范，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
祭司发明了文字。最早的巫觋是不脱产的，他们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宗教活动。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较多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不过，一旦从巫觋分离出来，作为祭司，他们不仅有物力、财力进行宗教活动，还脱离了生产，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占卜、祭祀、巫术，从中也发明了文字，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如总结历法，从事歌舞、绘画艺术。《大戴礼·五帝德篇》中颛顼“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把政治、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
自巫觋产生以来，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数百万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就中国来说，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历史之久，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
万事开头难。巫的研究，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课题。历史的攻坚，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但是有关巫的记载相当缺乏。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维”方法，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活化石”，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说，《巫与祭司》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
做任何一门学问，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但要跑好，有特色，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抛砖引玉，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民族考古学家)巫觋—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
2013年09月0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宋兆麟
说起巫觋、萨满，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其实，他们也有过辉煌，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
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部落首领，后来才有巫师。我国古代称“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但请神必须歌舞，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执行者，又是通晓歌舞的人。
对巫觋问题，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
1961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颇有影响。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的共鸣。当时主管文化、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调查民族历史情况。
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事后转赴云南，对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泸沽湖摩梭人、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巫觋是分类型的，亚洲南部、非洲为巫，美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后又进行补充调查，地域范围也扩大了，远及海南、西藏、青海、四川、新疆和东北三省。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到了中年以后，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最后写成学术专著，以《巫与巫术》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书中对巫的兴衰、信仰、职能，以及与历史、文学、歌舞、科技、天文、历法、医药、法律等的关系，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我意识到，巫觋、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没有一个例外。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掌握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掌握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到了巫觋晚期，即祭司出现以后，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如关于文字的起源，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还是纳西族、摩梭人的象形文字，都是巫觋的文字，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巫觋，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应该是医者，是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屈原赝生列传》引西汉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因为古代占卜、行医都为祭司所掌握，正是在“卜医之中”孕育、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觋的历史事实。所以，巫觋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
《巫与巫术》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肯定，读者反映良好，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而今，我又进行一些补充、修改，增加了《巫与文字》一章，成为新的修订本，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现在书名改为《巫与祭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
肯定地说，在社会生活中，祭司是大巫，是宗教首领，又是继承、传播文化的智者；在政治上，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参与决策，起军师作用，有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王权高于神权，王为主，祭司为臣，祭司是王权的附庸。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从巫觋分离出来的祭司，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从这种角度说，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法律、礼制、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
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带有氏族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在这些战争中，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王、军事首领和祭司。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谋士；战争开始时，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讲历史，述冤仇，鼓舞士气，煽动血族复仇；在征战中，与军事首领、王合作，研究对策；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置敌方于死地；战后，祭司要主祭战神。
祭司是法律的执行人。过去氏族间的矛盾、冲突，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矛盾空前增加，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当时有两种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一是王权、暴力；二是神的威慑力。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出现了神判，如占卜、诅咒、沸水捞石斧等，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
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在氏族时代，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概括地说，礼制是以名分、地位、礼仪、礼器、葬俗等形式，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行为规范，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
祭司发明了文字。最早的巫觋是不脱产的，他们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宗教活动。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较多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不过，一旦从巫觋分离出来，作为祭司，他们不仅有物力、财力进行宗教活动，还脱离了生产，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占卜、祭祀、巫术，从中也发明了文字，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如总结历法，从事歌舞、绘画艺术。《大戴礼·五帝德篇》中颛顼“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把政治、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
自巫觋产生以来，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数百万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就中国来说，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历史之久，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
万事开头难。巫的研究，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课题。历史的攻坚，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但是有关巫的记载相当缺乏。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维”方法，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活化石”，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说，《巫与祭司》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
做任何一门学问，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但要跑好，有特色，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抛砖引玉，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民族考古学家)
2013年09月0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宋兆麟
说起巫觋、萨满，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其实，他们也有过辉煌，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
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部落首领，后来才有巫师。我国古代称“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但请神必须歌舞，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执行者，又是通晓歌舞的人。
对巫觋问题，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
1961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颇有影响。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的共鸣。当时主管文化、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调查民族历史情况。
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事后转赴云南，对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泸沽湖摩梭人、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巫觋是分类型的，亚洲南部、非洲为巫，美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后又进行补充调查，地域范围也扩大了，远及海南、西藏、青海、四川、新疆和东北三省。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到了中年以后，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最后写成学术专著，以《巫与巫术》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书中对巫的兴衰、信仰、职能，以及与历史、文学、歌舞、科技、天文、历法、医药、法律等的关系，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我意识到，巫觋、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没有一个例外。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掌握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掌握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到了巫觋晚期，即祭司出现以后，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如关于文字的起源，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还是纳西族、摩梭人的象形文字，都是巫觋的文字，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巫觋，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应该是医者，是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屈原赝生列传》引西汉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因为古代占卜、行医都为祭司所掌握，正是在“卜医之中”孕育、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觋的历史事实。所以，巫觋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
《巫与巫术》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肯定，读者反映良好，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而今，我又进行一些补充、修改，增加了《巫与文字》一章，成为新的修订本，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现在书名改为《巫与祭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
肯定地说，在社会生活中，祭司是大巫，是宗教首领，又是继承、传播文化的智者；在政治上，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参与决策，起军师作用，有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王权高于神权，王为主，祭司为臣，祭司是王权的附庸。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从巫觋分离出来的祭司，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从这种角度说，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法律、礼制、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
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带有氏族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在这些战争中，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王、军事首领和祭司。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谋士；战争开始时，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讲历史，述冤仇，鼓舞士气，煽动血族复仇；在征战中，与军事首领、王合作，研究对策；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置敌方于死地；战后，祭司要主祭战神。
祭司是法律的执行人。过去氏族间的矛盾、冲突，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矛盾空前增加，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当时有两种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一是王权、暴力；二是神的威慑力。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出现了神判，如占卜、诅咒、沸水捞石斧等，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
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在氏族时代，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概括地说，礼制是以名分、地位、礼仪、礼器、葬俗等形式，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行为规范，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
祭司发明了文字。最早的巫觋是不脱产的，他们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宗教活动。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较多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不过，一旦从巫觋分离出来，作为祭司，他们不仅有物力、财力进行宗教活动，还脱离了生产，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占卜、祭祀、巫术，从中也发明了文字，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如总结历法，从事歌舞、绘画艺术。《大戴礼·五帝德篇》中颛顼“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把政治、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
自巫觋产生以来，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数百万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就中国来说，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历史之久，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
万事开头难。巫的研究，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课题。历史的攻坚，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但是有关巫的记载相当缺乏。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维”方法，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活化石”，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说，《巫与祭司》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
做任何一门学问，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但要跑好，有特色，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抛砖引玉，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民族考古学家)巫觋—探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问题
2013年09月06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宋兆麟
说起巫觋、萨满，现代人很自然地把他们与装神弄鬼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真实地位已经不知其详了。其实，他们也有过辉煌，也有产生、发展、没落的历史过程，而且他们与人类的早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了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童年，研究人类的文明起源，就有必要认真地讨论巫觋的问题，给其以历史的正确评论。
巫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因以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最早的宗教主持人是氏族长、部落首领，后来才有巫师。我国古代称“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所谓“事无形”，即指看不见的鬼神，但请神必须歌舞，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是巫教的执行者，又是通晓歌舞的人。
对巫觋问题，我过去也没有当回事。后来的民族调查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
1961年暑假，文化部文物局邀请翦伯赞、吴晗等专家赴呼伦贝尔考察，翦先生还写了一本《内蒙访古》，颇有影响。他们还提出一条建议，希望把一些有代表性的民族文物收藏起来，以备将来研究和展览之用。这些意见引起了在京学术界的共鸣。当时主管文化、文物的领导很快接受了专家们的建议，并责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去完成这一使命。当时我刚从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领导知道我参加过1958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就派我去进行民族文物收集工作，调查民族历史情况。
我起初是前往内蒙古大兴安岭鄂伦春族地区调查，收集一千多件狩猎文化实物。其中对该族的萨满进行了详实调查，萨满教在北方诸民族中普遍存在。事后转赴云南，对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泸沽湖摩梭人、凉山彝族进行了全面调查，征集数以万计民族文物。其中对当地民族的巫觋进行了调查。巫觋是分类型的，亚洲南部、非洲为巫，美洲和亚洲北部为萨满，我国是两种巫觋的交叉地带。我的调查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文革”后又进行补充调查，地域范围也扩大了，远及海南、西藏、青海、四川、新疆和东北三省。其中的巫觋和萨满文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我大量收集史料，到了中年以后，就把重点偏向研究了，进行一定的理论升华。在进行多年调查的基础上，我进行了多学科的比较研究，最后写成学术专著，以《巫与巫术》为书名在1983年发表，书中对巫的兴衰、信仰、职能，以及与历史、文学、歌舞、科技、天文、历法、医药、法律等的关系，最后是与人类文明起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在大量民族学资料的基础上，我意识到，巫觋、萨满是各民族的普遍信仰，没有一个例外。巫觋和萨满是原始民族的精神领袖，掌握知识比较丰富。他们是人神之间交往的媒介，又是原始科学文化的传承者，他们掌握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懂得巫术和原始知识。到了巫觋晚期，即祭司出现以后，他们在文明起源上也有重要作用。如关于文字的起源，人类最初是没有文字的，但是祭司起初以图画记事，进而发明了象形文字，无论是商代的甲骨文，还是纳西族、摩梭人的象形文字，都是巫觋的文字，一般民众并不使用文字。我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做过许多调查，当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最初是用图画绘制的，后来才发明了各种象形文字，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巫觋在文明起源上有过重要贡献。巫觋，特别是地位较高的祭司，应该是医者，是知识分子的前身。《史记·屈原赝生列传》引西汉贾谊的话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因为古代占卜、行医都为祭司所掌握，正是在“卜医之中”孕育、产生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贾谊的话正反映了知识分子来源于巫觋的历史事实。所以，巫觋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史前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
《巫与巫术》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的肯定，读者反映良好，不过它是30年前的著作了。而今，我又进行一些补充、修改，增加了《巫与文字》一章，成为新的修订本，为了突出祭司的历史地位，现在书名改为《巫与祭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为什么要突出祭司的地位呢？
肯定地说，在社会生活中，祭司是大巫，是宗教首领，又是继承、传播文化的智者；在政治上，祭司是部落首领或王者的助手，参与决策，起军师作用，有的大巫就是由贵族成员担任的，或者集王与祭司于一身。但是在我国远古时代，王权高于神权，王为主，祭司为臣，祭司是王权的附庸。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与形成，除了依靠军事暴力之外，还要借助于宗教的帮助，这是古代社会的两大支柱，从巫觋分离出来的祭司，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明起源的过程中，祭司积累了私人财产，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还对文明时代的早日来临起了催生作用，从这种角度说，祭司是文明起源的催生婆，这可以从祭司和战争、法律、礼制、文字的关系得到说明。
祭司是战争的吹鼓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战争是在边界偶然发生的，带有氏族自卫和血族复仇的性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征战都是国家的大事，在这些战争中，起着决策作用的是三种人：王、军事首领和祭司。祭司在战前是占卜师，从神权角度决定征战与否，也是决定战争进程的军师、谋士；战争开始时，祭司要利用宗教形式，讲历史，述冤仇，鼓舞士气，煽动血族复仇；在征战中，与军事首领、王合作，研究对策；祭司还以巫术的形式，置敌方于死地；战后，祭司要主祭战神。
祭司是法律的执行人。过去氏族间的矛盾、冲突，是依靠习俗调解和战争解决的。后来由于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矛盾空前增加，既有各氏族部落间的矛盾，也把冲突延伸到氏族内部，这时仅仅依靠氏族部落首领调解已经不够了，当时有两种势力对处理社会冲突起重大的作用：一是王权、暴力；二是神的威慑力。因为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也借助神权为自己服务，出现了神判，如占卜、诅咒、沸水捞石斧等，祭司就是这一职能的承担者。
祭司促进了礼制的形成。在氏族时代，是以风俗维持社会秩序，随着文明时代的来临，在原来宗教风俗的基础上又滋生一种礼制。《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概括地说，礼制是以名分、地位、礼仪、礼器、葬俗等形式，规定或限制社会各阶层的地位、行为规范，协调各阶层的冲突和关系，其核心是对贵族阶级整体利益的保障，保障以王权为轴心的社会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秩序。
祭司发明了文字。最早的巫觋是不脱产的，他们是氏族的一员，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宗教活动。尽管较一般氏族成员有较多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还受到种种限制，不能在文化艺术上有较大作为。不过，一旦从巫觋分离出来，作为祭司，他们不仅有物力、财力进行宗教活动，还脱离了生产，可以有较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占卜、祭祀、巫术，从中也发明了文字，有较多的条件从事文化事业，如总结历法，从事歌舞、绘画艺术。《大戴礼·五帝德篇》中颛顼“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絜诚以祭祀”，把政治、宗教和历算结合起来，显然就是一位大祭司，是一位有文化的智者。
自巫觋产生以来，人类走过了数百万年的历史过程。数百万年，沧海桑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科学文化有了高度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巫教在地球上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各国还相当活跃。就中国来说，在一些农村和民族地区还有巫师在活动。巫教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惰性和顽固性，并不会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更何况巫教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历史之久，波及面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巫教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然最后也将走向消亡。
万事开头难。巫的研究，是一个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的课题。历史的攻坚，过去多依仗于古代文献，但是有关巫的记载相当缺乏。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二维”方法，即利用古代文献与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相结合，又将古史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基本是按着上述方法研究历史的，但是民族调查使我认识到另一个史料来源，民族老资料也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活化石”，因此我试图利用古代考古资料和民族老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探讨巫觋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当然，我的巫觋研究还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回答，有些问题可作为专题探索，从这种意义上说，《巫与祭司》还是一部概论的著作。
做任何一门学问，或者做任何一项课题研究，都不能个人包打天下。我对巫的研究是历史性、阶段性的成果。做学问好像是一场无终点的接力赛，每个人只能跑好自己的一棒，但要跑好，有特色，如此一棒一棒的跑下去，才能使所要探索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因此，我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抛砖引玉，后来者一定会写出更美好的作品，把巫觋探索推向更高的水平。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民族考古学家)
关于巫覡最重要的文献记载当是《国语》里的这段话：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左传》里也有不少佐证，如有神降于莘之事，以前读书时看《左传》印象较深。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左传》里也有不少佐证，如有神降于莘之事，以前读书时看《左传》印象较深。
巫，萨满教在中国文明成长中的作用，应该没有完全被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