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中关于 高饶事件 讨安伐刘 ...

                谈及“讨安伐刘”，先要交待两位关键人物，一个是饶漱石，一个是安子文。饶漱石（1903年－1975 年），化名梁朴、小姚等，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今临川市临川区）人。1923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任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5 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中共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同刘少奇结识较早，关系较好，1929 年8 月22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饶漱石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与任国祯（陈少敏的丈夫）、李易山共同商量营救刘少奇的对策，并作出立即营救刘少奇、孟坚（即孟用潜）的决定。（注63：《刘少奇年谱》1929 年8 月29 日）刘少奇出狱后，饶漱石还如实的向中央说明了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到延安时还带了一份饶漱石亲笔写的有关刘少奇本人在沈阳被捕的经过的证明材料，以便核对。应该说，在白区工作的接触中，饶漱石给刘少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新四军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1941 年刘少奇同王前（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结婚时，还专门邀请了饶漱石、陆璀夫妇前来，刘少奇甚至赞誉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说起毛泽东、饶漱石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党史教科书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其实，毛泽东对待饶漱石是很有好感的，饶漱石在抗战爆发后回国工作，担任了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这项任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毛泽东对饶漱石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了毛岸英，毛岸英就曾经夸奖饶漱石是“政治家”。（注64：曾彦修回忆“毛岸英极称赞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参见曾彦修著《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载《炎黄春秋》2003 年底7 期）毛泽东在同行是谈及饶漱石时，曾经使用了“此同志甚好”的字眼。（注65：毛泽东给康生的信，1942 年8 月15 日）1946 年10 月28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注66：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235 页）后来王光美在接受黄峥采访时也晦涩第谈及外界对刘少奇、饶漱石的关系，王光美说：“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 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刘少奇子在离开新四军之后，饶漱石成了新四军的一把手，刘少奇走前特别提出要对“陈毅同志尊重，多征求他的意见”，但饶漱石自恃有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任并没有把陈毅放在眼里。1943 年10 月，饶漱石利用整风之际对陈毅突然发难，陈饶之间因为工作上、思想上、性格上的种种矛盾与此一并发作，饶漱石抓住陈毅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的旧账大做文章，以致新四军内部不少干部对陈毅敬而远之。饶漱石还在会上列举陈毅的十大错误进行人身攻击，陈毅有口难言，他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饶漱石在会后现行向毛泽东、刘少奇告状，电文长达1500 字。此为新四军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黄华塘村）毛泽东随后覆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饶漱石将这封电报在一定范围内传达，特别是毛泽东所提“此事件是不好的”更成了打击陈毅的“尚方宝剑”。
新四军内部对陈毅的批判一时风起云涌，而陈毅、粟裕后来的失和也是这一时期种下的祸根。
          1943 年11 月25 日，陈毅踏上去延安的征途，军部仅派作战参谋一人、炊事员一人护送，场面特别冷清，陈毅作诗云：“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11 月底途径邳雎铜军分区时，遇到赶来见面的张震（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张做通宵夜谈，颇吐了一些苦水，经常在外征战的张震得知陈毅在新四军内部的遭遇，不免大吃一惊，同时也为陈毅抱不平。（注67：张震著《张震回忆录》，上册，第224 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 年11 月第一版）陈毅到达延安后本准备向曾经在井冈山共同奋斗过的毛泽东一吐衷肠，却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说：“与小姚的问题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1944 年3 月下旬，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大骂陈毅，牵扯到过去的一些旧账，饶漱石在电报中不无倨傲地说：“陈同志来电……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毛泽东-引者注），以便你给他帮助。”陈毅得到饶漱石给他自己的覆电以后，非常恼火，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4 月10 日找陈毅面谈，毛泽东说：“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注68：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册，第428、429 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 月第一版）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一再使用“人家”二字，指的当然是饶漱石，这就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饶漱石主持批判陈毅，连毛泽东也爱莫能助。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来看一段若干年后毛泽东与董必武之间的非常类似的对话。六十年代，毛泽东委托董必武主持编篡中共党史，并且由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就编篡史提出几条建议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因陈伯达拖延不办而不了了之，董必武向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时，毛泽东说“既然人家（指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这件事因此搁浅下来。（注69：董必武撰写组著《董必武传》，下册，第105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1 月第一版）这段对话中也有一个“人家”即陈伯达，按照表面意思我们似乎也能看到好像是因为陈伯达的反对，导致了毛泽东的无奈。实际上，不论是1944 年的“人家”饶漱石，还是1966 年的“人家”陈伯达，何敢在斗争陈毅、董必武这样中共元老的事情上自作主张？这是一望便知的问题。

           陈毅就此滞留延安，反复检讨当初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即便如此，在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被留在延安，百无聊赖之际只能下下围棋作为排遣，薄一波问陈毅为什么还不回去，陈毅茫然作答：“他们不让我走。”（注70：薄一波著《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第141 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陈毅的一句“他们不让我走”道出了“黄花塘事件”的部分真相。曾一度代理新四军军长的张云逸就“黄花塘事件”说过一段非常晦涩难懂的话：“如果一个恩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的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时假的。一个人无法洋洋都当第一，不管他又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注71：《革命回忆录》之9，第167 页）张云逸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黄花塘事件是欠了陈老总的一笔账，但是，这笔帐什么时候交？我恐怕看不到了，你们能不能看到，只有天知道。”其实，“黄花塘事件”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谜团，其真相始终处于迷乱之中。如果仅仅是饶漱石打击陈毅这么简单，那么饶漱石早就给批臭多年，何以谈“发动”的这起政治事件竟然越过时空数十年仍不能正解呢？而如果饶漱石是刘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何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批臭的时候，该事件仍不能披露一二呢？凡此种种，岂不令人深思？
          在陈毅、饶漱石之争中，刘少奇是站在饶漱石这一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饶漱石深得毛泽东的信任。1945 年中共“七大”选举过程中，华中代表对饶漱石颇为不满，指责他有“欺人、弄权、虚构”等缺点，不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刘少奇到会后批评了给饶漱石提意见的人，认为这是第饶漱石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然而，刘少奇到华中区代表团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有人已经先行致信给刘少奇：“小姚（饶漱石的化名）处境微妙，宜向同志们说明，力争小姚当选。”所以，刘少奇批评给饶漱石提意见的人自然也是事有必至了。
          1952 年年初，饶漱石身体不适，粟裕向中央建议饶漱石离职休养一段，饶漱石大为不满，来北京后当面问毛泽东三点：第一，我对斗争是否勇敢？第二，我在华东局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第三，为何要用粟裕陪我进京的方式调京？毛泽东表示：“如果你认为健康能够支援，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注72：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796 页）据李银桥回忆，党内高级领导人见到毛泽东几乎都是如履薄冰、恭敬有加的，而饶漱石竟然如此咄咄逼人地质问毛泽东，毛泽东却丝毫不予责怪，这种咄咄怪事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如果说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干部，连刘少奇本人都不敢对毛泽东如此提问，饶漱石又何来这么大的胆量？（注73：饶漱石私下对粟裕评价颇低，认为粟裕此人比较阴，不宜共事，这也就是饶漱石为什么提出“为何要用粟裕陪同我进京的方式”的由来。）
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维汉晚年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到了一件往事，1962年有一次多名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开会研究问题，这时候毛泽东走了进来，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只有邓小平仍旧坐在那里不动，作为目击者的李维汉当时还对邓的“无礼”心存不满。（见邓小平与李维汉谈话记录稿，1980 年5月24 日）而邓小平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且不会遭到毛的指责乃至怨恨，自然与邓同毛多年以来的渊源、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联想到饶漱石咄咄逼人的那一幕，有关饶漱石同毛泽东的实际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饶漱石进京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这一职务是彭真担任，这时交给了饶漱石，在饶漱石来说有些“老马识途”，因为饶在1946 年就担任过中组部的部长。饶漱石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谁也没有想到他同常务副部长兼人事部部长安子文的关系忽然紧张起来，最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安子文（1909-1980），1909年9 月生，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然。米脂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4 年冬季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 年五卅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勒令退学，后到北京，同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读书。1926 年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被北洋军阀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开除。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27 年1 月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冯玉祥部第三路军第19 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经常向师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东征河南作战。大革命失败后转至开封。1927 年1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科长。1928 年3 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被判刑11 个月。在开封第一监狱内从事秘密斗争，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
        1929 年秋出狱赴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1930 年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长。1931 年1 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不久奉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3 月在天津再次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受到敌人严刑拷打。担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参与组织狱中斗争。1936 年秋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工作。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全国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达太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工作。11 月到达晋东南，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 年1 月至8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__统战部部长。2 月至7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7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太岳特委书记。同年8 月至1940 年1 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9 年4 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太岳地委书记。1940 年1 月至1943 年1 月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参与领导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2 年10 月起参与领导和指挥沁源围困战。1943 年春奉调离开太岳区赴延安。同年7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45 年4 月至6 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8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0 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7 年7 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人从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9 年3 月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9 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1949 年11 月至1955 年3 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0 年9 月至1954 年9 月任中华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1950年11 月至1954 年10 月任人事部党组书记。1951 年12 月至1955 年4 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注74：《安子文档案资料》）安子文同刘少奇的关系很深，与薄一波等都属于当初经柯庆施、刘少奇提议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那批“假自首”人员中的骨干力量。饶漱石初到中组部和安子文相处的并不很差，他还到处对人说：“我出来乍到，很多地方要仰仗子文同志，他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和少奇同志、彭真同志接触比较多，有不少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其实，当时不少人也认为饶漱石、安子文搭班子比较理想，因为外界的看法是饶漱石属于“刘少奇的人”。但这种和谐的关系很快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的攻讦。

         1953 年3 月初，高岗找安子文谈话，高岗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岗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按照高岗传达的意见，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75：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798 页）高岗在同安子文谈及这份名单时还专门推荐了习仲勋和刘澜涛两个人，安子文也表示他们两个人不错，年轻、正派、有经验、有能力。但随后安子文提出的名单中并没有直接把习仲勋、刘澜涛列在正式成员中，因为考虑到习仲勋、刘澜涛只是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骤然提拔到政治局委员，恐怕不合适，安子文也把自己的顾虑说给了高岗，高岗表示同意安子文的看法。这样，在高岗、安子文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么一份名单，如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高岗、林彪、薄一波、邓子恢、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康生、饶漱石、李富春。（原名单中还有习仲勋、刘澜涛，后剔除）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外，新进入政治局的有邓小平、邓子恢、林彪、饶漱石、薄一波、李富春。这六人中只有薄一波同刘少奇的关系较深，饶漱石与刘少奇有点渊源，其他的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大将，安子文拟就的这份名单可以说完全按照高岗传达的意见办理的。高岗当着安子文的面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奇怪的是当高岗拿着名单走了以后不久，就传出“有薄无林”的说法，即有薄一波没有林彪。
        党史教科书一直在宣传这是高岗编造的“谣言”，事实上，高岗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有薄无林”的关键不在于名单上是否有林彪的名字，而在于薄一波已经属于犯了“错误”的，已经在1953 年1 月就给毛泽东点了名的“右倾”，何以在3 月安子文继续“庇护”他，让他出现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这件事在当时是被毛泽东看作“大有来头”的“不正常的倾向，反映了“一种宗派的情绪”，毛泽东的这种意见很快被高岗传了出去，成为“讨安伐刘”的指导性方针。其实，安子文之所以拟上薄一波的名字，并非是什么“宗派情绪”，而是比照大区中央局书记的规格。高岗传出的这句“谕旨纶音”的同时，饶漱石也被找去谈话。6 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配合高岗一起暗批刘少奇，饶漱石说：“少奇同志又宗派情绪，…薄一波是这个圈圈里的人，这次斗了薄一波，以后还要斗彭真，还要斗林枫。”饶漱石还说：“安子文胆大包天，第一次组织会议时就搞包办代替，想搞出一个共产党的”安福俱乐部“出来，毛主席发了雷霆之怒，这才让安子文缩了回去，这次安子文旧病复发，搞出一个有薄无林的怪物名单，说明他是典型的宗派分子，或者是宗派打手。”1951 年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确遭致毛泽东的不满，被批判为“包办代替”，毛泽东还说：“什么组织工作会议，什么党员八条，我怎么不知道？”事后，安子文做了检讨。饶漱石就是重提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奇怪的是安子文拟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居然连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知道。刘少奇、周恩来从会上听到饶漱石的“揭发”以后找安子文了解这才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刘少奇批评了安子文，安子文一肚子委屈自然难以在那时候的那种气氛中予以倾诉。倒是彭德怀得知这件事以后说了公道话：“安子文自己哪来的胆子写这个名单？还不是有人让他写，他才写的？”高岗说彭德怀的“屁股坐歪了”，彭德怀说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怕什么？彭的这些话给反映上去，深遭人忌。高岗、饶漱石的一唱一和的“大闹财经会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回应，现在的党史教科书上只列出高岗、饶漱石两个人的名字，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单练”，是非常不客观的。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很快接见了高岗和张明远，毛泽东当面表扬高岗：“东北的工作搞得比较好……你们今后还要搞得更好……东北要带头。”（注76：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382 页）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不久的1953 年9 月，中央又决定召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意在修正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某些“错误”，这次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习仲勋、胡乔木、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加强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可是，会议一开幕，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就指责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53 年之前工作有六大错误，称中组部在干部遴选上存在“宗派、圈圈”的思想，领导上有“右倾思想”等，而谁都知道1953 年之前的中组部部长正是彭真，彭真的背后自然是刘少奇。郭峰发言之后，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李士英也起而回应，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10 月14 日，本来参加粮食紧急会议的张秀山也被拉倒组织工作会议的现场做了长篇发言，张秀山的发言批评了安子文、薄一波，坦率地指出了中央组织部在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这与某些人带着纯然的“整人”的目的发言是不同的。但是，这些人的发言总体都是指责中央组织部和安子文、薄一波的，使得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成了讨伐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人的又一阵地。这是继“大闹财经会议”之后又一次打击刘少奇的有预谋的政治表演。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再一次提出安子文拟就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的问题，而会场内外传递的“小道消息”更是漫天飞舞，本来一些是刘少奇、周恩来在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正常的工作谈话都给揭发了出来，搞得一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疑神疑鬼。这时，中央宣布暂停会议，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刘少奇在批评完安子文以后，也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一些其实并非他的责任的“责任”，邓小平则说：“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中共中央看到组织工作会议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决定结束，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刘少奇再次做了自我批评。
       “批薄射刘”、“讨安伐刘”之后，高岗打出“拥林反刘”的旗号。说起来这个旗号并不是高岗自己要打出来的。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高岗还说：他去毛主席那里，主席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主席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注77：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793 页，此处另可以参见李立群的回忆，李立群对记者李肃说过，毛泽东的确让高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见李肃采写《1949 年之后：高岗遗孀喊冤》一文，还可以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高岗还说毛泽东讲过，陈正人同志应该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就是刘少奇不通过。陈正人表示要保卫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我们这些人要组成统一战线。还说让和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多通通气，关键是林彪那里，要经常走动，林抓主席的思想很准。高岗说我就是拥护林彪同志出来，让他做部长会议主席或者兼总书记也行，就是不能让大权旁落到白区党的手里。 从高岗和陈正人的这次谈话中可以了解到，高岗这是已经成为毛泽东首选的两个站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候选人之一了，另一个则是一直称病的林彪。通过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的两次较量，党内推举高岗、林彪的呼声明显增强。彭德怀还邀请高岗去做部队的财经情况的报告。1953 年12 月4 日，彭德怀更是提出可以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也交给高岗主持。（注7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56、565 页）甚至号称“党内圣人”的罗荣桓也推荐高岗。（注79：《罗荣桓年谱》，第760 页）但是，高岗始终坚持拥戴林彪出来，饶漱石也是这个意思。高岗说过：“我就是拥林反刘，刘（刘少奇）一贯不稳，这是毛主席说的。”
          彭德怀、罗荣桓、陈正人、林彪、罗瑞卿、谭政、谭震林、黄克诚等对高岗的支持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陈赓、李锐、习仲勋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陈赓与薄一波素来不睦，延安“七大”前，陈赓就向中央反映过薄一波有过被捕的经历不宜担任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遭毛泽东否决。1948 年，华北地区土改大搞“贫雇农当家”，有人借机整陈赓，连陈赓的东西也进行搜查。这些不愉快的往事高岗自然清楚，所以，一批薄一波，高岗就去找陈赓，让他在会上开炮，“报一箭之仇”，陈赓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向周恩来告发了高岗。（注80：《陈赓传》编写组著《陈赓传》，第472、473、800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2月第一版）李锐作为高岗在东北时期的秘书和助手，一度受到高岗的信任，但李锐却因为长期接触高岗，对高岗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1950 年他与黄克诚坦率的谈及高岗：“其一，此人根本不读书，文化很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斥甚至记仇。”黄克诚不同意李锐的看法，反而认为中央对高岗的重用是对的。（注81：宋晓梦著《李锐其人》第235、236 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习仲勋作为高岗的老战友，而且还是高岗推荐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人选，但对高岗在1953 年的活动却不以为然。习仲勋说：“少奇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代理中央日常工作差不多十年了，现在突然提出来换掉他，这是不合适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新中国刚建立，一切还都要团结为主，不能东搞一下，西搞一下，让敌人看我们的笑话。说我们是朱元璋坐龙庭，李自成进北京。”事实上，这还只是习仲勋表面上的看法，私下习仲勋曾经对几位原陕北的老战友透露过自己的隐忧：“我们陕北这些同志不要动辄就有”陕北救了中央“的念头，这是老黄历了，现在最好谁也不要提。主席选择接班人自有他的看法，我们这些人不能作参谋，也做不了参谋，做好做个局外人……井冈山下来的同志可以多说一些，他们有那个资本，我们就不要多说，更不要去出头，……他（指高岗──引者著）现在这么做，不合适，对他自己也不好，……党内的人事一向最敏感，他并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人，我对他现在的做法不理解，也很担心。”（注82：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习仲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上册，第55 页）
             这些人的反对意见虽然一时还没有形成气候，可随着高岗在两次会议中打击面过宽，不但刘少奇系统的人普遍受压，周恩来的政务院系统也横遭指责，而新近来京的邓小平对高岗、饶漱石的“上窜下跳”尤其不满时，这股力量也就不断地得到了加强。陈伯达后来说高岗是“草包”，虽然不全对，可也说明了在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前后高岗的某些表现的确操之过急，给对手提供了反击的空间。这在1953 年11 月以后便逐渐露出苗头，而最早捕捉到这一苗头的却是毛泽东。


                谈及“讨安伐刘”，先要交待两位关键人物，一个是饶漱石，一个是安子文。饶漱石（1903年－1975 年），化名梁朴、小姚等，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今临川市临川区）人。1923 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任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1935 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中共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是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同刘少奇结识较早，关系较好，1929 年8 月22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饶漱石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与任国祯（陈少敏的丈夫）、李易山共同商量营救刘少奇的对策，并作出立即营救刘少奇、孟坚（即孟用潜）的决定。（注63：《刘少奇年谱》1929 年8 月29 日）刘少奇出狱后，饶漱石还如实的向中央说明了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到延安时还带了一份饶漱石亲笔写的有关刘少奇本人在沈阳被捕的经过的证明材料，以便核对。应该说，在白区工作的接触中，饶漱石给刘少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新四军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1941 年刘少奇同王前（刘少奇的第四任妻子）结婚时，还专门邀请了饶漱石、陆璀夫妇前来，刘少奇甚至赞誉饶漱石是“优秀的青年革命家”（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说起毛泽东、饶漱石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党史教科书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其实，毛泽东对待饶漱石是很有好感的，饶漱石在抗战爆发后回国工作，担任了中共东南局副书记，这项任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毛泽东对饶漱石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了毛岸英，毛岸英就曾经夸奖饶漱石是“政治家”。（注64：曾彦修回忆“毛岸英极称赞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参见曾彦修著《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载《炎黄春秋》2003 年底7 期）毛泽东在同行是谈及饶漱石时，曾经使用了“此同志甚好”的字眼。（注65：毛泽东给康生的信，1942 年8 月15 日）1946 年10 月28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书记处任命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注66：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第235 页）后来王光美在接受黄峥采访时也晦涩第谈及外界对刘少奇、饶漱石的关系，王光美说：“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 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刘少奇子在离开新四军之后，饶漱石成了新四军的一把手，刘少奇走前特别提出要对“陈毅同志尊重，多征求他的意见”，但饶漱石自恃有毛泽东、刘少奇的信任并没有把陈毅放在眼里。1943 年10 月，饶漱石利用整风之际对陈毅突然发难，陈饶之间因为工作上、思想上、性格上的种种矛盾与此一并发作，饶漱石抓住陈毅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的旧账大做文章，以致新四军内部不少干部对陈毅敬而远之。饶漱石还在会上列举陈毅的十大错误进行人身攻击，陈毅有口难言，他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饶漱石在会后现行向毛泽东、刘少奇告状，电文长达1500 字。此为新四军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黄华塘村）毛泽东随后覆电称：“此次事件是不好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饶漱石将这封电报在一定范围内传达，特别是毛泽东所提“此事件是不好的”更成了打击陈毅的“尚方宝剑”。
新四军内部对陈毅的批判一时风起云涌，而陈毅、粟裕后来的失和也是这一时期种下的祸根。
          1943 年11 月25 日，陈毅踏上去延安的征途，军部仅派作战参谋一人、炊事员一人护送，场面特别冷清，陈毅作诗云：“不知霜露重，应悔着衣单”，表达了他的内心感受。11 月底途径邳雎铜军分区时，遇到赶来见面的张震（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同张做通宵夜谈，颇吐了一些苦水，经常在外征战的张震得知陈毅在新四军内部的遭遇，不免大吃一惊，同时也为陈毅抱不平。（注67：张震著《张震回忆录》，上册，第224 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 年11 月第一版）陈毅到达延安后本准备向曾经在井冈山共同奋斗过的毛泽东一吐衷肠，却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说：“与小姚的问题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1944 年3 月下旬，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大骂陈毅，牵扯到过去的一些旧账，饶漱石在电报中不无倨傲地说：“陈同志来电……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与你（毛泽东-引者注），以便你给他帮助。”陈毅得到饶漱石给他自己的覆电以后，非常恼火，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在4 月10 日找陈毅面谈，毛泽东说：“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注68：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册，第428、429 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 月第一版）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一再使用“人家”二字，指的当然是饶漱石，这就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好像饶漱石主持批判陈毅，连毛泽东也爱莫能助。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来看一段若干年后毛泽东与董必武之间的非常类似的对话。六十年代，毛泽东委托董必武主持编篡中共党史，并且由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就编篡史提出几条建议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因陈伯达拖延不办而不了了之，董必武向毛泽东反映这一情况时，毛泽东说“既然人家（指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这件事因此搁浅下来。（注69：董必武撰写组著《董必武传》，下册，第105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1 月第一版）这段对话中也有一个“人家”即陈伯达，按照表面意思我们似乎也能看到好像是因为陈伯达的反对，导致了毛泽东的无奈。实际上，不论是1944 年的“人家”饶漱石，还是1966 年的“人家”陈伯达，何敢在斗争陈毅、董必武这样中共元老的事情上自作主张？这是一望便知的问题。

           陈毅就此滞留延安，反复检讨当初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即便如此，在中共“七大”结束后，陈毅仍被留在延安，百无聊赖之际只能下下围棋作为排遣，薄一波问陈毅为什么还不回去，陈毅茫然作答：“他们不让我走。”（注70：薄一波著《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第141 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陈毅的一句“他们不让我走”道出了“黄花塘事件”的部分真相。曾一度代理新四军军长的张云逸就“黄花塘事件”说过一段非常晦涩难懂的话：“如果一个恩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的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时假的。一个人无法洋洋都当第一，不管他又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注71：《革命回忆录》之9，第167 页）张云逸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黄花塘事件是欠了陈老总的一笔账，但是，这笔帐什么时候交？我恐怕看不到了，你们能不能看到，只有天知道。”其实，“黄花塘事件”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开谜团，其真相始终处于迷乱之中。如果仅仅是饶漱石打击陈毅这么简单，那么饶漱石早就给批臭多年，何以谈“发动”的这起政治事件竟然越过时空数十年仍不能正解呢？而如果饶漱石是刘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何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批臭的时候，该事件仍不能披露一二呢？凡此种种，岂不令人深思？
          在陈毅、饶漱石之争中，刘少奇是站在饶漱石这一边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饶漱石深得毛泽东的信任。1945 年中共“七大”选举过程中，华中代表对饶漱石颇为不满，指责他有“欺人、弄权、虚构”等缺点，不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刘少奇到会后批评了给饶漱石提意见的人，认为这是第饶漱石的攻击，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然而，刘少奇到华中区代表团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有人已经先行致信给刘少奇：“小姚（饶漱石的化名）处境微妙，宜向同志们说明，力争小姚当选。”所以，刘少奇批评给饶漱石提意见的人自然也是事有必至了。
          1952 年年初，饶漱石身体不适，粟裕向中央建议饶漱石离职休养一段，饶漱石大为不满，来北京后当面问毛泽东三点：第一，我对斗争是否勇敢？第二，我在华东局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第三，为何要用粟裕陪我进京的方式调京？毛泽东表示：“如果你认为健康能够支援，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注72：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796 页）据李银桥回忆，党内高级领导人见到毛泽东几乎都是如履薄冰、恭敬有加的，而饶漱石竟然如此咄咄逼人地质问毛泽东，毛泽东却丝毫不予责怪，这种咄咄怪事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如果说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干部，连刘少奇本人都不敢对毛泽东如此提问，饶漱石又何来这么大的胆量？（注73：饶漱石私下对粟裕评价颇低，认为粟裕此人比较阴，不宜共事，这也就是饶漱石为什么提出“为何要用粟裕陪同我进京的方式”的由来。）
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维汉晚年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到了一件往事，1962年有一次多名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开会研究问题，这时候毛泽东走了进来，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只有邓小平仍旧坐在那里不动，作为目击者的李维汉当时还对邓的“无礼”心存不满。（见邓小平与李维汉谈话记录稿，1980 年5月24 日）而邓小平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且不会遭到毛的指责乃至怨恨，自然与邓同毛多年以来的渊源、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此联想到饶漱石咄咄逼人的那一幕，有关饶漱石同毛泽东的实际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了。饶漱石进京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前这一职务是彭真担任，这时交给了饶漱石，在饶漱石来说有些“老马识途”，因为饶在1946 年就担任过中组部的部长。饶漱石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后，谁也没有想到他同常务副部长兼人事部部长安子文的关系忽然紧张起来，最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安子文（1909-1980），1909年9 月生，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然。米脂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4 年冬季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1925 年五卅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勒令退学，后到北京，同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读书。1926 年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被北洋军阀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开除。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1927 年1 月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冯玉祥部第三路军第19 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经常向师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东征河南作战。大革命失败后转至开封。1927 年12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科长。1928 年3 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被判刑11 个月。在开封第一监狱内从事秘密斗争，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
        1929 年秋出狱赴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1930 年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长。1931 年1 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不久奉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3 月在天津再次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受到敌人严刑拷打。担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参与组织狱中斗争。1936 年秋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工作。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全国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达太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工作。11 月到达晋东南，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38 年1 月至8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__统战部部长。2 月至7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7 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太岳特委书记。同年8 月至1940 年1 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1939 年4 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太岳地委书记。1940 年1 月至1943 年1 月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参与领导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2 年10 月起参与领导和指挥沁源围困战。1943 年春奉调离开太岳区赴延安。同年7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45 年4 月至6 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8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0 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7 年7 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人从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9 年3 月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9 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1949 年11 月至1955 年3 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0 年9 月至1954 年9 月任中华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1950年11 月至1954 年10 月任人事部党组书记。1951 年12 月至1955 年4 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注74：《安子文档案资料》）安子文同刘少奇的关系很深，与薄一波等都属于当初经柯庆施、刘少奇提议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那批“假自首”人员中的骨干力量。饶漱石初到中组部和安子文相处的并不很差，他还到处对人说：“我出来乍到，很多地方要仰仗子文同志，他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长，和少奇同志、彭真同志接触比较多，有不少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其实，当时不少人也认为饶漱石、安子文搭班子比较理想，因为外界的看法是饶漱石属于“刘少奇的人”。但这种和谐的关系很快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则是彼此的攻讦。

         1953 年3 月初，高岗找安子文谈话，高岗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岗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按照高岗传达的意见，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75：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798 页）高岗在同安子文谈及这份名单时还专门推荐了习仲勋和刘澜涛两个人，安子文也表示他们两个人不错，年轻、正派、有经验、有能力。但随后安子文提出的名单中并没有直接把习仲勋、刘澜涛列在正式成员中，因为考虑到习仲勋、刘澜涛只是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骤然提拔到政治局委员，恐怕不合适，安子文也把自己的顾虑说给了高岗，高岗表示同意安子文的看法。这样，在高岗、安子文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么一份名单，如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高岗、林彪、薄一波、邓子恢、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康生、饶漱石、李富春。（原名单中还有习仲勋、刘澜涛，后剔除）在这份名单中，除了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外，新进入政治局的有邓小平、邓子恢、林彪、饶漱石、薄一波、李富春。这六人中只有薄一波同刘少奇的关系较深，饶漱石与刘少奇有点渊源，其他的都是毛泽东的亲信大将，安子文拟就的这份名单可以说完全按照高岗传达的意见办理的。高岗当着安子文的面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奇怪的是当高岗拿着名单走了以后不久，就传出“有薄无林”的说法，即有薄一波没有林彪。
        党史教科书一直在宣传这是高岗编造的“谣言”，事实上，高岗不过是鹦鹉学舌罢了。“有薄无林”的关键不在于名单上是否有林彪的名字，而在于薄一波已经属于犯了“错误”的，已经在1953 年1 月就给毛泽东点了名的“右倾”，何以在3 月安子文继续“庇护”他，让他出现在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这件事在当时是被毛泽东看作“大有来头”的“不正常的倾向，反映了“一种宗派的情绪”，毛泽东的这种意见很快被高岗传了出去，成为“讨安伐刘”的指导性方针。其实，安子文之所以拟上薄一波的名字，并非是什么“宗派情绪”，而是比照大区中央局书记的规格。高岗传出的这句“谕旨纶音”的同时，饶漱石也被找去谈话。6 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配合高岗一起暗批刘少奇，饶漱石说：“少奇同志又宗派情绪，…薄一波是这个圈圈里的人，这次斗了薄一波，以后还要斗彭真，还要斗林枫。”饶漱石还说：“安子文胆大包天，第一次组织会议时就搞包办代替，想搞出一个共产党的”安福俱乐部“出来，毛主席发了雷霆之怒，这才让安子文缩了回去，这次安子文旧病复发，搞出一个有薄无林的怪物名单，说明他是典型的宗派分子，或者是宗派打手。”1951 年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确遭致毛泽东的不满，被批判为“包办代替”，毛泽东还说：“什么组织工作会议，什么党员八条，我怎么不知道？”事后，安子文做了检讨。饶漱石就是重提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奇怪的是安子文拟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居然连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知道。刘少奇、周恩来从会上听到饶漱石的“揭发”以后找安子文了解这才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刘少奇批评了安子文，安子文一肚子委屈自然难以在那时候的那种气氛中予以倾诉。倒是彭德怀得知这件事以后说了公道话：“安子文自己哪来的胆子写这个名单？还不是有人让他写，他才写的？”高岗说彭德怀的“屁股坐歪了”，彭德怀说实事求是，共产党人怕什么？彭的这些话给反映上去，深遭人忌。高岗、饶漱石的一唱一和的“大闹财经会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回应，现在的党史教科书上只列出高岗、饶漱石两个人的名字，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单练”，是非常不客观的。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很快接见了高岗和张明远，毛泽东当面表扬高岗：“东北的工作搞得比较好……你们今后还要搞得更好……东北要带头。”（注76：张明远著《我的回忆》，第382 页）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不久的1953 年9 月，中央又决定召开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意在修正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某些“错误”，这次会议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习仲勋、胡乔木、杨尚昆、钱瑛以及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审查干部问题、加强干部的管理问题、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可是，会议一开幕，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就指责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53 年之前工作有六大错误，称中组部在干部遴选上存在“宗派、圈圈”的思想，领导上有“右倾思想”等，而谁都知道1953 年之前的中组部部长正是彭真，彭真的背后自然是刘少奇。郭峰发言之后，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李士英也起而回应，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10 月14 日，本来参加粮食紧急会议的张秀山也被拉倒组织工作会议的现场做了长篇发言，张秀山的发言批评了安子文、薄一波，坦率地指出了中央组织部在工作中的不足和缺点，这与某些人带着纯然的“整人”的目的发言是不同的。但是，这些人的发言总体都是指责中央组织部和安子文、薄一波的，使得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成了讨伐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人的又一阵地。这是继“大闹财经会议”之后又一次打击刘少奇的有预谋的政治表演。饶漱石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再一次提出安子文拟就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有薄无林”的问题，而会场内外传递的“小道消息”更是漫天飞舞，本来一些是刘少奇、周恩来在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正常的工作谈话都给揭发了出来，搞得一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疑神疑鬼。这时，中央宣布暂停会议，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刘少奇在批评完安子文以后，也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一些其实并非他的责任的“责任”，邓小平则说：“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中共中央看到组织工作会议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决定结束，会议闭幕的那一天，刘少奇再次做了自我批评。
       “批薄射刘”、“讨安伐刘”之后，高岗打出“拥林反刘”的旗号。说起来这个旗号并不是高岗自己要打出来的。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高岗还说：他去毛主席那里，主席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主席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注77：林蕴晖著《刘少奇之路》三，第793 页，此处另可以参见李立群的回忆，李立群对记者李肃说过，毛泽东的确让高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见李肃采写《1949 年之后：高岗遗孀喊冤》一文，还可以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高岗还说毛泽东讲过，陈正人同志应该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就是刘少奇不通过。陈正人表示要保卫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我们这些人要组成统一战线。还说让和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多通通气，关键是林彪那里，要经常走动，林抓主席的思想很准。高岗说我就是拥护林彪同志出来，让他做部长会议主席或者兼总书记也行，就是不能让大权旁落到白区党的手里。 从高岗和陈正人的这次谈话中可以了解到，高岗这是已经成为毛泽东首选的两个站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候选人之一了，另一个则是一直称病的林彪。通过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的两次较量，党内推举高岗、林彪的呼声明显增强。彭德怀还邀请高岗去做部队的财经情况的报告。1953 年12 月4 日，彭德怀更是提出可以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也交给高岗主持。（注78：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556、565 页）甚至号称“党内圣人”的罗荣桓也推荐高岗。（注79：《罗荣桓年谱》，第760 页）但是，高岗始终坚持拥戴林彪出来，饶漱石也是这个意思。高岗说过：“我就是拥林反刘，刘（刘少奇）一贯不稳，这是毛主席说的。”
          彭德怀、罗荣桓、陈正人、林彪、罗瑞卿、谭政、谭震林、黄克诚等对高岗的支持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陈赓、李锐、习仲勋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陈赓与薄一波素来不睦，延安“七大”前，陈赓就向中央反映过薄一波有过被捕的经历不宜担任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遭毛泽东否决。1948 年，华北地区土改大搞“贫雇农当家”，有人借机整陈赓，连陈赓的东西也进行搜查。这些不愉快的往事高岗自然清楚，所以，一批薄一波，高岗就去找陈赓，让他在会上开炮，“报一箭之仇”，陈赓不仅没有同意，反而向周恩来告发了高岗。（注80：《陈赓传》编写组著《陈赓传》，第472、473、800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年2月第一版）李锐作为高岗在东北时期的秘书和助手，一度受到高岗的信任，但李锐却因为长期接触高岗，对高岗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1950 年他与黄克诚坦率的谈及高岗：“其一，此人根本不读书，文化很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斥甚至记仇。”黄克诚不同意李锐的看法，反而认为中央对高岗的重用是对的。（注81：宋晓梦著《李锐其人》第235、236 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习仲勋作为高岗的老战友，而且还是高岗推荐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要人选，但对高岗在1953 年的活动却不以为然。习仲勋说：“少奇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代理中央日常工作差不多十年了，现在突然提出来换掉他，这是不合适的，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新中国刚建立，一切还都要团结为主，不能东搞一下，西搞一下，让敌人看我们的笑话。说我们是朱元璋坐龙庭，李自成进北京。”事实上，这还只是习仲勋表面上的看法，私下习仲勋曾经对几位原陕北的老战友透露过自己的隐忧：“我们陕北这些同志不要动辄就有”陕北救了中央“的念头，这是老黄历了，现在最好谁也不要提。主席选择接班人自有他的看法，我们这些人不能作参谋，也做不了参谋，做好做个局外人……井冈山下来的同志可以多说一些，他们有那个资本，我们就不要多说，更不要去出头，……他（指高岗──引者著）现在这么做，不合适，对他自己也不好，……党内的人事一向最敏感，他并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复杂问题的人，我对他现在的做法不理解，也很担心。”（注82：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习仲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上册，第55 页）
             这些人的反对意见虽然一时还没有形成气候，可随着高岗在两次会议中打击面过宽，不但刘少奇系统的人普遍受压，周恩来的政务院系统也横遭指责，而新近来京的邓小平对高岗、饶漱石的“上窜下跳”尤其不满时，这股力量也就不断地得到了加强。陈伯达后来说高岗是“草包”，虽然不全对，可也说明了在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前后高岗的某些表现的确操之过急，给对手提供了反击的空间。这在1953 年11 月以后便逐渐露出苗头，而最早捕捉到这一苗头的却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