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性绝不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 从历史进程与民族的比较 ...

　   在前几年，网上诬蔑中国人富有奴性的言论曾嚣张一时，随着正能量的上升，渐渐消退了。但是，在历史上确有一些相当严肃的中外学者曾说过中国人富有奴性的话，那些以中国人富有奴性的人依这些为据诬蔑我们，我们不宜于骂他们几句就得胜回朝，而应该从历史的进程、民族的比较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说明奴性确实不是中国人民族性之一，进而理直气壮的驳斥其谬论。
　　                           
　　历史上看，在古希腊罗马时，奴隶社会达到极盛，征服一个地区，即将其人口全部虏来卖为奴隶，奴隶数量极大，其制度延续数百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关奴隶造反的记载极少，只有斯巴达克角斗士起事发生在意大利本土，规模稍大些。难道这些被卖作奴隶的人们都富有奴性？当时，奴隶中除了北非、西亚、巴尔干等地区的先民，还有日尔曼人（英、德等国先民）、高卢人（法国的先民）等。能不能说这些甘心作奴隶没有大规模反抗的人们都富有奴性？
                           
　　欧洲到了中世纪，奴隶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对主人依附关系的农奴。农奴比奴隶的待遇强些，主人不能随意杀害他们，但也还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可以把他们连同土地一同买卖。出于人身依附关系，主人可以对他们进行超经济的盘剥。这种制度也延续了数百年， 在西欧，十五世纪末（中国明朝中期）农奴制基本消亡，而在俄罗斯，直到1861年（这时清军和太平军正打的难解难分）才颁布法令完全废止农奴制。在这么长的时期里，按记载仅有几起波及范围不大，延续时间长则一两年，短则几个月，参与的人几千人到万人的农奴造反，而失败的原因多和妥协有关。能不能说甘心作了近千年农奴而没有大规模反抗的人们都属于富有奴性的民族？
                                   
　　在中国古代有着极大规模的贫苦人造反，如秦朝陈胜吴广、王莽时的赤眉绿林、东汉末的黄巾、隋末的四十八路烟尘、唐末的黄巢、元末的红巾、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及清朝的洪秀全等。这些都波及全境，多是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有刘邦、朱温、朱元璋等由造反队伍中爬到权力顶尖的人物。不涉及这些起事的功过是非，可以断定，这些起事者的反抗精神是十足的。而记载的中世纪欧洲的农奴造反那样规模的起事在中国古代多到无可胜数。有人说，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奴性”，这种“奴性”使得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国家的统治相对容易，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历史记载上看，欧洲的奴隶、农奴看来相对要好统治的多。
　　若有人想说服我，让我相信这些没有自由的奴隶或农奴要比中国古代的那些贫苦农民生活的更幸福些，或有人格些，还是闭嘴吧。（有记载的初夜权就是中世纪欧洲的事。）
                                      
　　抗日战争中，一方面出现了溥仪、王克敏、汪精卫等大汉奸组织傀儡政权，超过百万伪军，为虎作猖与中国人为敌，这些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也许有人会以此为例说明中国人的奴性，且稍安勿燥，再看另一方面。蒋介石、毛泽东两大力量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紧持抗战，直到胜利。看起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敌人来了就应该抵抗，没多少可说的。但是，可以与欧洲相比，1940年希特勒攻占巴黎后，法国即投降，在南部维希这个小城组成法西斯傀儡政权，开始时管理法国三分之一地区，1942年更是将全境交与德军直接管辖。这个傀儡政权还直接派军队参与希特勒侵略战争。不要忘记，法兰西人是欧洲最讲究自由的民族，在许多精英看来，是最无奴性的民族之一。战胜法西斯后，在巴黎街头追打曾卖身给德国人的妓女并不能证明这个民族绝无奴性。
　　抗日战争中，不论是重庆还是延安，都要比1940年的法国困难万倍，但中国硬是坚持下去。英美一些人士评说，按法国的标准，中国早就应该投降了。失败是值得同情的，在还有条件反抗时就投降、当傀儡则是奴性的表现。
　　还有，犹太人在二战中对于希特勒的迫害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无反抗的态度，似乎也是一种奴性的表现。
　　看来哪个民族的本性中更富有反抗性，谁的奴性更强，想说清还真不容易。
                                             
　　当处于蒙昧状态时，任何民族都可能展现出一些令现代人为之羞愧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奴性；当有了足够的觉醒时，奴性就减弱甚至消失。按记载，从西周起至秦统一，大约八百年，这么长时间里，下层人造反的记载极少，庄子讲的盗跖大概不能看作是历史记载。这可能意味着，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些人压迫、剥削、欺凌另一些人是正常的，因而逆来顺受。这大约和欧洲奴隶制及农奴制时大规模反抗少是同一道理。
　　当生产力低下，劳动力所能产生的剩余价值甚低时，只有最残酷的剥削才能使奴隶主及农奴主得到足够的利益。这样情况下反抗反而不如后来多，只能归之于贫苦人仍处于蒙昧状态。
　　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中国的底层贫苦人对于高贵与低贱的一种觉悟，看来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也有些早熟；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欧洲上层和贫苦人都承认贵族血统高贵，其觉悟比中国贫苦人要晚近两千年。
　　欧美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的人们早已忘记了（或有学者假装忘记）他的祖先当奴隶及农奴时的奴性。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是从甲午战争失败开始，但也只是少数先行者，后来的抗日战争则使大多数人开始觉醒。前面提到的学者关于中国人奴性的说法，无一例外都在抗日战争之前。
　　由此看来，绝不能轻易把奴性说成是民族性之一。如果说民族性中包含奴性的话，从历史的分析看，绝不能说中华民族比起欧洲诸民族更具有奴性，而可能是相反。
                                            
　　需要说一下的是，中华民族是有着非常强的忍耐力的，而忍耐力强绝不等于奴性。像爆竹一样，一碰火就炸，接着就粉身碎骨，应该说是不够成熟。像把韩信受‘胯下之辱’的行为称之为奴性是不会有人赞成吧。过多的考虑（这不一定都是好的），顾全大局，对长远利益考虑较多，只要没有丢失原则的底线，也绝不要和奴性混淆。
　　当中华民族备受欺凌而反抗不力时，一些爱国的先觉们恨铁不成钢，发出对自己民族的极端怒吼，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这样说时连他们自己或自己的先人也包括在内，不同于在国人面前趾高气扬的香蕉式洋奴，今天再简单的重复他们那时的话，就没有道理了。
　　今天，中国的形势已经大不同于百年前，我们应鼓足力量前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对于中国人富于奴性的诋毁，还有说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谬论，必须严加驳斥。
                                          
　　但是，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下的行为让人不齿，可称之奴性吗？难说，但是必须鄙视。举几个有感触的例子：
　　我在国外时见到有个公派出国进修的女学者，对于外国男人的很下作的无礼（公开场合以隐蔽手法拧她屁股）只是忍让，不是像对国人那样破口大骂臭流氓，问她为何，她说那是外国人嘛。
　　还听说某些大城市中的有些人，瞧不起其它任何地方的国人，只对欧美大鼻子甘于俯首，有些年轻女人则以能嫁个碧眼黄发的丈夫，或能与其有一夜情视为最大荣耀。
　　至于香港、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唯以英美马首是瞻，仍在崇信英美的月亮比我们的圆。
　　窃以为，也不应该以为这些人的本性中具有奴性，只能看作是受奴化教育太深未觉醒或糊涂吧。
　　不要轻易把奴性算作民族性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随着大环境的深刻变化，这些看似奴性的东西是会变化或消失的。
                     
　　总之，不要附合中国人“富于奴性”、“劣根性”的谬论，而应理性的对待，对于我们现存的弱点也不要讳疾忌医，以期中华民族更伟大的发展。
　　                                 
　　下面列出一些从网上抄来的中外学者对于中国人有奴性的表述（最晚的属鲁迅《华盖集》写于1925年，其它多写于清末，陈独秀讲演于清末1903年），以作参考：
　　1，德国学者黑格尔说中国人“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2，德国学者赫尔德说 “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见何兆武《中国印象·上》）
　　3，《中国人气质》的作者史密斯在该书写到：“我们说中国人柔顺，是因为他们在骡马一样坚硬的性格中，还混合着一种屈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常缺乏的。”
　　4，严复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严复《原强》）
　　5，梁启超说：“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论中国国民之性格》）“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概言之也。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吾不解吾国民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中国积弱溯源论》）
　　6，陈独秀说：“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陈独秀《安徽爱国会演说》）
　　7，鲁迅说中国人是“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华盖集·通讯》）

　   在前几年，网上诬蔑中国人富有奴性的言论曾嚣张一时，随着正能量的上升，渐渐消退了。但是，在历史上确有一些相当严肃的中外学者曾说过中国人富有奴性的话，那些以中国人富有奴性的人依这些为据诬蔑我们，我们不宜于骂他们几句就得胜回朝，而应该从历史的进程、民族的比较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说明奴性确实不是中国人民族性之一，进而理直气壮的驳斥其谬论。
　　                           
　　历史上看，在古希腊罗马时，奴隶社会达到极盛，征服一个地区，即将其人口全部虏来卖为奴隶，奴隶数量极大，其制度延续数百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关奴隶造反的记载极少，只有斯巴达克角斗士起事发生在意大利本土，规模稍大些。难道这些被卖作奴隶的人们都富有奴性？当时，奴隶中除了北非、西亚、巴尔干等地区的先民，还有日尔曼人（英、德等国先民）、高卢人（法国的先民）等。能不能说这些甘心作奴隶没有大规模反抗的人们都富有奴性？
                           
　　欧洲到了中世纪，奴隶社会解体，进入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对主人依附关系的农奴。农奴比奴隶的待遇强些，主人不能随意杀害他们，但也还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可以把他们连同土地一同买卖。出于人身依附关系，主人可以对他们进行超经济的盘剥。这种制度也延续了数百年， 在西欧，十五世纪末（中国明朝中期）农奴制基本消亡，而在俄罗斯，直到1861年（这时清军和太平军正打的难解难分）才颁布法令完全废止农奴制。在这么长的时期里，按记载仅有几起波及范围不大，延续时间长则一两年，短则几个月，参与的人几千人到万人的农奴造反，而失败的原因多和妥协有关。能不能说甘心作了近千年农奴而没有大规模反抗的人们都属于富有奴性的民族？
                                   
　　在中国古代有着极大规模的贫苦人造反，如秦朝陈胜吴广、王莽时的赤眉绿林、东汉末的黄巾、隋末的四十八路烟尘、唐末的黄巢、元末的红巾、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及清朝的洪秀全等。这些都波及全境，多是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而且还有刘邦、朱温、朱元璋等由造反队伍中爬到权力顶尖的人物。不涉及这些起事的功过是非，可以断定，这些起事者的反抗精神是十足的。而记载的中世纪欧洲的农奴造反那样规模的起事在中国古代多到无可胜数。有人说，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奴性”，这种“奴性”使得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国家的统治相对容易，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从历史记载上看，欧洲的奴隶、农奴看来相对要好统治的多。
　　若有人想说服我，让我相信这些没有自由的奴隶或农奴要比中国古代的那些贫苦农民生活的更幸福些，或有人格些，还是闭嘴吧。（有记载的初夜权就是中世纪欧洲的事。）
                                      
　　抗日战争中，一方面出现了溥仪、王克敏、汪精卫等大汉奸组织傀儡政权，超过百万伪军，为虎作猖与中国人为敌，这些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也许有人会以此为例说明中国人的奴性，且稍安勿燥，再看另一方面。蒋介石、毛泽东两大力量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紧持抗战，直到胜利。看起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敌人来了就应该抵抗，没多少可说的。但是，可以与欧洲相比，1940年希特勒攻占巴黎后，法国即投降，在南部维希这个小城组成法西斯傀儡政权，开始时管理法国三分之一地区，1942年更是将全境交与德军直接管辖。这个傀儡政权还直接派军队参与希特勒侵略战争。不要忘记，法兰西人是欧洲最讲究自由的民族，在许多精英看来，是最无奴性的民族之一。战胜法西斯后，在巴黎街头追打曾卖身给德国人的妓女并不能证明这个民族绝无奴性。
　　抗日战争中，不论是重庆还是延安，都要比1940年的法国困难万倍，但中国硬是坚持下去。英美一些人士评说，按法国的标准，中国早就应该投降了。失败是值得同情的，在还有条件反抗时就投降、当傀儡则是奴性的表现。
　　还有，犹太人在二战中对于希特勒的迫害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无反抗的态度，似乎也是一种奴性的表现。
　　看来哪个民族的本性中更富有反抗性，谁的奴性更强，想说清还真不容易。
                                             
　　当处于蒙昧状态时，任何民族都可能展现出一些令现代人为之羞愧的特性。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奴性；当有了足够的觉醒时，奴性就减弱甚至消失。按记载，从西周起至秦统一，大约八百年，这么长时间里，下层人造反的记载极少，庄子讲的盗跖大概不能看作是历史记载。这可能意味着，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些人压迫、剥削、欺凌另一些人是正常的，因而逆来顺受。这大约和欧洲奴隶制及农奴制时大规模反抗少是同一道理。
　　当生产力低下，劳动力所能产生的剩余价值甚低时，只有最残酷的剥削才能使奴隶主及农奴主得到足够的利益。这样情况下反抗反而不如后来多，只能归之于贫苦人仍处于蒙昧状态。
　　当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中国的底层贫苦人对于高贵与低贱的一种觉悟，看来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也有些早熟；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欧洲上层和贫苦人都承认贵族血统高贵，其觉悟比中国贫苦人要晚近两千年。
　　欧美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的人们早已忘记了（或有学者假装忘记）他的祖先当奴隶及农奴时的奴性。而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说是从甲午战争失败开始，但也只是少数先行者，后来的抗日战争则使大多数人开始觉醒。前面提到的学者关于中国人奴性的说法，无一例外都在抗日战争之前。
　　由此看来，绝不能轻易把奴性说成是民族性之一。如果说民族性中包含奴性的话，从历史的分析看，绝不能说中华民族比起欧洲诸民族更具有奴性，而可能是相反。
                                            
　　需要说一下的是，中华民族是有着非常强的忍耐力的，而忍耐力强绝不等于奴性。像爆竹一样，一碰火就炸，接着就粉身碎骨，应该说是不够成熟。像把韩信受‘胯下之辱’的行为称之为奴性是不会有人赞成吧。过多的考虑（这不一定都是好的），顾全大局，对长远利益考虑较多，只要没有丢失原则的底线，也绝不要和奴性混淆。
　　当中华民族备受欺凌而反抗不力时，一些爱国的先觉们恨铁不成钢，发出对自己民族的极端怒吼，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这样说时连他们自己或自己的先人也包括在内，不同于在国人面前趾高气扬的香蕉式洋奴，今天再简单的重复他们那时的话，就没有道理了。
　　今天，中国的形势已经大不同于百年前，我们应鼓足力量前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对于中国人富于奴性的诋毁，还有说中国人的劣根性的谬论，必须严加驳斥。
                                          
　　但是，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下的行为让人不齿，可称之奴性吗？难说，但是必须鄙视。举几个有感触的例子：
　　我在国外时见到有个公派出国进修的女学者，对于外国男人的很下作的无礼（公开场合以隐蔽手法拧她屁股）只是忍让，不是像对国人那样破口大骂臭流氓，问她为何，她说那是外国人嘛。
　　还听说某些大城市中的有些人，瞧不起其它任何地方的国人，只对欧美大鼻子甘于俯首，有些年轻女人则以能嫁个碧眼黄发的丈夫，或能与其有一夜情视为最大荣耀。
　　至于香港、台湾的一些中国人，唯以英美马首是瞻，仍在崇信英美的月亮比我们的圆。
　　窃以为，也不应该以为这些人的本性中具有奴性，只能看作是受奴化教育太深未觉醒或糊涂吧。
　　不要轻易把奴性算作民族性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随着大环境的深刻变化，这些看似奴性的东西是会变化或消失的。
                     
　　总之，不要附合中国人“富于奴性”、“劣根性”的谬论，而应理性的对待，对于我们现存的弱点也不要讳疾忌医，以期中华民族更伟大的发展。
　　                                 
　　下面列出一些从网上抄来的中外学者对于中国人有奴性的表述（最晚的属鲁迅《华盖集》写于1925年，其它多写于清末，陈独秀讲演于清末1903年），以作参考：
　　1，德国学者黑格尔说中国人“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2，德国学者赫尔德说 “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那部国家机器上的一钉一铆又是那样奴性十足的服从，好像它们降临人世就是为了当奴才。”（见何兆武《中国印象·上》）
　　3，《中国人气质》的作者史密斯在该书写到：“我们说中国人柔顺，是因为他们在骡马一样坚硬的性格中，还混合着一种屈从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时常缺乏的。”
　　4，严复说：“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严复《原强》）
　　5，梁启超说：“我国民不自树立，柔媚无骨，惟奉一庇人宇下之主义。暴君污吏之压制也服从之，他族异种之羁轭也亦服从之。但得一人之母我，则不惜为之子；但得一人之主我，则不惮为之奴。……品格之污下贱辱，至此极矣。”（《论中国国民之性格》）“数千年民贼之以奴隶视吾民，夫概言之也。虽然彼之以奴隶视吾民，犹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隶自居，不可言也。……吾不解吾国民之秉奴隶性者何其多也。”（《中国积弱溯源论》）
　　6，陈独秀说：“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陈独秀《安徽爱国会演说》）
　　7，鲁迅说中国人是“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华盖集·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