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将取消200万辆车 杭州每月最高补贴2600元

崔永元拿汽车尾气做的那个略显直白的比喻引起的反响还未烟消云散，随后几天，北京的天空却连续是晴朗的蓝天。有人调侃称：“莫非是公车被取消，PM2.5治理效果立显？”
500万辆机动车在路上奔跑时的尾气被认为是制造北京雾霾的“凶手”之一，而其中占比居高不下的公务车更是成了头号被质疑的对象。事实上，公务用车造成污染还只是其弊端里的“小菜”，带动“三公消费”高速奔跑才是被诟病的焦点所在。
公车改革转眼过去了近20年，这一次的效果显然不会像调侃来得那么快，但却备受期待。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条例》）指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早在2010年，中央电视台就披露，北京公车数量已达到70万辆。如果这样计算，除去省部级领导专车之外的一般公务用车全部取消，北京机动车的数量或将减少十分之一。
“北京因为涉及到车牌问题，需要具体细则作指导。但公车数量将大量减少这是一定的。”一位汽车分析师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呼吁了多年“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则对本报记者称：“这是一个进步，能极大改善现阶段公车改革的胶着状态。”
据测算，全国有近200万辆公车将被取消。问题也来了，作为“三公消费”的重头戏，改革后原有的公务车和司机怎么办？相关车企如何调整经营策略？没车了，公车补贴标准怎么定？
杭州先行
“《条例》中关于公车改革内容，几乎是杭州车改模式的提炼和总结。”正认真研究《条例》的杭州市发改委体改处副处长马建华兴奋地对记者说。
2009年的杭州车改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车改。其中包括，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都取消专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职务层级最高补贴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据杭州当地统计，实行货币化改革后，首批车改试点单位共取消230辆公车，公车财政开支同比节省32%；公车费用已连续三年减少财政支出30%以上，仅前两年就节约公务交通费用3442万元。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财政资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节约。”汽车分析师赵宇对本报记者表示。据了解，我国的公务用车主要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三部分。
而此前，各地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党政官员，由于其并没有配备专车的权利，此前使用的“专车”多是以“一般公务用车”名义购买，一旦取消，受影响将最大。
连续10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每逢节假日，各地景区、高速公路上跑的公车比例不小。”
此外，公车维修缺乏监管，维修企业操作混乱，也是公车使用中的一个腐败黑洞。浙江省审计厅的审计报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用车单位非定点维修，送检车辆基本信息缺失严重，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全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这些问题能不能全部得到解决？
全国推行难题
事实上，此次车改比作为范本的杭州车改力度更大。
“比预想的（力度）要大很多。比如杭州设置了180辆公务车的服务中心，但最后很少人租，这次改革直接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说完全可以社会化了。”叶青表示。
不过，虽然《条例》已经出台，但各地还会根据条例内容及工作实际来制定具体细则。
“在我国，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是特别行政区的中央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也设有专门的公车租赁部门，为特别行政区各机构所需的公务用车提供租赁服务。因此公务用车‘改买为租’是可以借鉴的办法。”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称。
不过，如果以租代买，以统一租赁公车代替购买车辆，这自然而然又牵扯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
“公车改革近20年，至今成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公车改革的方案都是由坐公车的人制定，肯定会倾斜于自身利益。在执行过程中，也常常遭遇变形，最后演变成新的利益输送。”竹立家称。
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此前的温州车改采取了差异化补偿，其中最高补贴额度创新高，达到3100元。“车补可以减少阻力，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一项过渡政策。”叶青表示。
但竹立家认为，车补可能使特权腐败合理化。以温州车改为例，一个正处级干部每月车补3100元，但是温州的退休人员平均工资每月大约是2200元。这显然并不合理。   
事实上，杭州车改中，原本不在改革范围内的厅级干部，此次也纳入取消公车的范围之内，温州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教授认为，如果全国统一推行，应该核定公务用车成本，防止补贴变成变相的福利。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叶青认为，“车改是大方向，必须改，改革后财政支出增加了，也是改革的阵痛，应该忍受，再过10年看，很多人对车改评价肯定会很高。”
纠结的经济账
赵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国的公车至少在200万辆以上，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
以杭州当地公车改革效果为例，与车改前相比，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6万元左右。若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彻底落实，按照再乘以200万辆的基数计算，一年可节约财政资金1200亿元。
事实上，仅司机的工资费用，就能省下一大笔钱。
“可以实行司机车辆承包制与凭单制结合的方式。车辆由司机承包，维修保养费用由他自己支付。谁要用车时，就按行驶公里数给司机公里票，然后司机凭公里票到财务报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车相关编制人员的岗位安排问题。”辽宁行政学院孙庆国表示。
“对于执行公车改革后淘汰下来的这些公车，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向社会出售。但如若走公车拍卖流程，需秉持公开、公正原则，避免拍卖公车价格过低，造成国家财政资金的损失。”温来成说。
不过，随着大量二手车入市，以及公车采购的停滞，车企可能“被误伤”。
“一般公务车采购的大头主要是帕萨特和雅阁这两种，此次取消这部分用车，上海大众和广汽本田肯定会受到冲击。而奥迪虽然被称为‘官车’，但主要用于省部级领导用车，估计此次受《条例》出台的影响不会太大。”分析人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管怎样，对车企来说，公车的“黄金市场”即将不复存在。
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中央从2001年开始专项治理，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近20万辆。然而，“车轮上的腐败”在近年“三公”消费中一直排在首位。一辆公车的全年消耗常在10万元以上，且每万公里的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至6倍。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
而放在整个“三公”消费来看，仅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当财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就达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支出总数的六成以上。
20年车改坎坷路
浪费和腐败频发，倒逼车改再起程。
从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公车管理文件算起，“公车改革”已近2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实行了公车改革试点。
2011年4月，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京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与此同时，财政部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公车的购置和运转费用都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但公车改革的成效却始终不甚理想。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公车改革成为治理“三公”中的重中之重。延续中央政治局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各省相继出台执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其中宁夏、湖南、甘肃等多个地方党委政府出台文件规定：领导人换乘公务用车，需选择国产自主品牌汽车。上海、广东等省市也要求“在不造成浪费的前提下逐步换乘自主品牌汽车”。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条例》明确了公车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延续中央“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的思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使得“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更有政府和市场改革双重效应。
“公车改革只是‘三公消费’整治的一个代表，其政治上的效果更重于经济上的。”竹立家表示。据媒体报道，去年中国“三公”消费3.9万亿，它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发3000元的红包，相当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免费上学9年……
“如果权力结构是有效制衡的，那么官员就无法用公权办私事，也无法大肆进行‘三公’消费。”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如是说。
所以，不管情愿或不情愿，总要召开一个客户答谢会；不管预测是胸有成竹还是自欺欺人，总要发布一份年度策略报告；不管宏观经济背景如何，总要给客户在来年继续买入卖出的理由；否则，券商岂不只有西北风可喝。
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大多数券商的策略判断都是错误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券商的策略报告就是一个反向指标，虽然这样说太过刻薄，但是从统计学上讲是完全成立的。前提是，你必须自己做功课，认真地研读券商的报告，搞清楚模棱两可的表达后面作者的真实心态。越来越多的券商吸取了教训，拒绝对指数的区间做出判断，以免自己陷自己于尴尬境地，如最新发表的国泰君安的报告就是如此。
国泰君安认为，在改革推进力度加大背景下，经济增速回落趋势未变，2014年GDP增速将由2013年的7.7%降至7.5%，经济增长的确定性下降。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企业利润下降趋势更加明显。未来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经济增长总量，市场的投资机会将主要来自于经济结构变迁与改革推动，而不是总量变化。从资本市场角度看，2014年A股市场将是经济转型之年和估值重建之年，转型和引擎重建之路将有三次挑战并伴有三波浪潮。第一波来源于信用风险重建；第二波是企业盈利能力重建；第三波源于增长信心重建。每一次均会使A股形成20%以上的反弹空间，三次浪潮的时点，信用风险重建即将开始，十二月中上旬就会迎来反弹；盈利能力重建最快始于2014年中；增长信心重建最快将在明年三季度。三次反弹高度将一次高过一次，表现是迅速的也是强烈的。
按照国泰君安的说法，A股明年其实是不存在牛市可能的，因为机会不在总量而在结构性调整，有反弹的机会而没有反转可能。即便以乐观的方式计算，第一波反弹的高度不会超过2700点，调整之后第二波反弹不会过3000点，第三波高度不会超过3500点。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估算，国泰君安没有这么表述，不过，3500点也就是2009年8月A股反弹的点位，也算不上牛市，这样的看法很难用乐观来形容，也和大家对牛市的热盼有一定距离，也和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开始大牛市有相当的距离。
谁都希望A股能迎来扬眉吐气的大牛市
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为牛市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央政府改革的坚定决心和路线图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将来，但是多达60条的决议也让我们看到改革要贯穿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的利益错综复杂，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其一；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痛苦的生生死死的过程，过剩产能的命运向何处去，建立在房地产持续高速增长基础上的所谓周期会持续多久谁也没有数，2013年围绕PMI上上下下的反复，已经说明这一点。如果GDP长期运行在7.5%左右怎么办？这是其二；政府退出市场，民营经济就得有和国有经济一样的地位，混合制经济的提法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式私有化的表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政、电信、交通、铁道、能源等垄断行业，经济活力大增的同时，对现有垄断企业的业绩会造成冲击，而这些上市公司又大多数是蓝筹股，这样短期就形成悖论，这是其三。其一、其二、其三，说明什么，说明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经济基础还不充分。所谓经济基础不光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同时还有货币政策的走向，2014年的货币政策会宽松吗？是会降息还是会降准？
人心叵测
国泰君安的报告只是一家之言，如果大多数的券商都持谨慎观点而股市又在这个区间震荡，那就说明指数有坚硬支撑，该下不下反有可能上行；反之，如果大多数券商乐观毕现而股市又不尽如人意在这个区间折腾，那么就说明指数是该上不上反有可能下跌。行情就是在不经意间才会产生的，无论如何，2014年的阶段性机会、结构性机会都会比2013年要多，不确定的只是这些阶段性结构性机会能否烽火连营形成燎原之势，谁又来用什么点这个火？中国版401K计划或者是新兴市场指数基金扩容成功，再或者就是优先股或者T+0落实到蓝筹股头上。
郭有明“宜昌劫”
本报记者陈锋北京报道
中央“打虎榜”持续拉长。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媒体统计显示，郭是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第12位省部级官员。
而对于郭有明所在的湖北官场而言，短期内已是连发大案。就在郭案公布之前的11月19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经确认正在接受调查。而官员落马牵连其中的多是商界人士，最新消息显示，有宜昌当地房地产商因郭案被带走协助调查。
“外人看来，郭有明、陈柏槐的落马有些出乎意料。”湖北当地官方人士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事实上，郭是2012年才离开宜昌赴任省职的，此前深耕宜昌长达十多年，而案发源头很可能也是在宜昌。
被直接举报？
官方简历显示，郭有明出生于1956年，一直在湖北省内任职，2011年升任副省长，但一直兼任宜昌市委书记，直到2012年离开宜昌。自2000年赴宜昌任职起计算，郭在当地时间超过10年，其中担任市长4年，市委书记4年。
“因为郭有明到武汉工作的时间不长，此次被查，应该是他在宜昌工作期间的事端。”湖北省某部门官员对记者表示。
从媒体报道来看，郭的落马与“三峡全通”事件相连。“三峡全通”曾是郭有明在宜昌担任主要领导期间的最大“政绩工程”，总投资额达200亿元，是宜昌最大招商项目和湖北省第二大民企，但最终却酿成“停产悲剧”。
熟悉事件的湖北媒体人士表示，“三峡全通”悲剧的发生与宜昌市政府确有关系。在政府的主导参与下，企业脱离实际，疯狂从银行贷款，在经营出现问题后，导致大量贷款无法归还，给宜昌各银行造成巨额不良资产，影响很大。
不过，上述媒体人士并不认为“三峡全通”事件是导致郭有明最终落马的直接原因。他认为，这一事件更应该看做是决策失败，虽然重大项目出现决策失败应有人承担责任，但从过往历史来看，它不足以折损一位副部级高官。
湖北多名官员则向记者透露，郭的落马应直接与中央巡视组的工作有关。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今年6月2日至7月23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对湖北省进行了巡视。据巡视组组长杜德印表示，干部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片面的政绩观，个别地方和部门违规突击提拔干部等。巡视组还将收到的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按规定转给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举报了郭有明存在的腐败问题并提供了证据。”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现在传言较多，包括卖官受贿、利用权力帮助亲戚搞房地产开发谋利等。不过，对于上述说法记者未获权威部门证实。
“宜昌特色”
“宜昌前些年发展较快，说明郭有明是干实事的。他被调查很突然，可能有其他原因。”一位对郭颇有了解的湖北省政府部门官员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郭有明性格直，比较务实，作风过硬，在选人用人上风格明显，爱用想做事、敢做事的官员。以宜都市为例，宜都市主要领导在郭有明的支持下，敢想敢干，使这个此前毫无名气的县级市，多项经济指标冲击全省前列。
“但这种直性格和选人用人风格同时具有负面性，容易得罪人，引发积怨。”前述官员说，郭到省里后，可能在关系处理上也并不如意。
他举例说，在一次某部门的全省工作会议上，郭有明与另一排名靠前的省领导同时出席，郭主持会议。按照一般流程，在那位领导讲完话后，郭只须做简单总结，不料郭却长篇大论，甚至超过前面领导的讲话时间。
“这种事多了势必会影响与他人的关系，在这方面郭有明做得并不完美。”上述官员说。而在一些人看来，郭有明的行事风格，明显带有几分“宜昌特色”。
在湖北，宜昌因其“块头”较大及拥有三峡电力枢纽，而地位特殊。也正因如此，形成了外人眼中的“宜昌特色”。
一位湖北省属部门官员称，作为省里官员，他们到各地方去开展工作，一般会受到较通畅的安排，但在宜昌则不然，“有时候感觉自己不受宜昌欢迎。”据他所知，这种情绪并非某一部门独有。
在一些学者或研究机构提出的有关调整、增加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多套草案中，宜昌一直被列在最有可能升格的十多个区划的前端。
官场或有余震
郭有明现年57岁，案发前全职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不到一年半。在副省长任上，他分管国土资源、水利、农林业、三峡办、南水北调局等部门。
“虽然他分管的国土资源领域腐败易发，但因为负责时间较短，郭的落马应该与此无关。”一位受访官员分析说。
在郭有明被查后，一则视频新闻在网上走红。这则由三峡广电传媒刊发的新闻，内容是郭有明参加宜都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汇报会并讲话。郭表示，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要创新制度防范腐败。
而在郭有明2011年当选副省长时，组织上对其的评价是：政治素质好，熟悉经济工作，注重宏观谋划，推动工作力度大。同时，处事稳重，公道正派，要求自己比较严格。
今昔对比，耐人寻味
目前，湖北省政府网站已将郭有明的资料从省政府领导信息区域删除。百度可知，郭有明最近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今年11月21日，即被宣布接受调查前一周，他赴武汉市民之家调研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
郭有明被调查，也使得湖北省政府副省长（含常务副省长）人数由原先的7位缩减到6位。影响或许不止于此：8天前，陈柏槐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样高强度的动作，显示了中央查处贪腐的决心。可以想象，郭有明不会是倒下的最后一位官员。”上述官员称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30/11189856_0.shtml
崔永元拿汽车尾气做的那个略显直白的比喻引起的反响还未烟消云散，随后几天，北京的天空却连续是晴朗的蓝天。有人调侃称：“莫非是公车被取消，PM2.5治理效果立显？”
500万辆机动车在路上奔跑时的尾气被认为是制造北京雾霾的“凶手”之一，而其中占比居高不下的公务车更是成了头号被质疑的对象。事实上，公务用车造成污染还只是其弊端里的“小菜”，带动“三公消费”高速奔跑才是被诟病的焦点所在。
公车改革转眼过去了近20年，这一次的效果显然不会像调侃来得那么快，但却备受期待。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条例》）指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早在2010年，中央电视台就披露，北京公车数量已达到70万辆。如果这样计算，除去省部级领导专车之外的一般公务用车全部取消，北京机动车的数量或将减少十分之一。
“北京因为涉及到车牌问题，需要具体细则作指导。但公车数量将大量减少这是一定的。”一位汽车分析师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呼吁了多年“取消一般公务用车”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则对本报记者称：“这是一个进步，能极大改善现阶段公车改革的胶着状态。”
据测算，全国有近200万辆公车将被取消。问题也来了，作为“三公消费”的重头戏，改革后原有的公务车和司机怎么办？相关车企如何调整经营策略？没车了，公车补贴标准怎么定？
杭州先行
“《条例》中关于公车改革内容，几乎是杭州车改模式的提炼和总结。”正认真研究《条例》的杭州市发改委体改处副处长马建华兴奋地对记者说。
2009年的杭州车改被认为是最彻底的车改。其中包括，所有局级领导干部全都取消专车；自行解决出行问题，市财政给予一定补贴，职务层级最高补贴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据杭州当地统计，实行货币化改革后，首批车改试点单位共取消230辆公车，公车财政开支同比节省32%；公车费用已连续三年减少财政支出30%以上，仅前两年就节约公务交通费用3442万元。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财政资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节约。”汽车分析师赵宇对本报记者表示。据了解，我国的公务用车主要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三部分。
而此前，各地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党政官员，由于其并没有配备专车的权利，此前使用的“专车”多是以“一般公务用车”名义购买，一旦取消，受影响将最大。
连续10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每逢节假日，各地景区、高速公路上跑的公车比例不小。”
此外，公车维修缺乏监管，维修企业操作混乱，也是公车使用中的一个腐败黑洞。浙江省审计厅的审计报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用车单位非定点维修，送检车辆基本信息缺失严重，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全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这些问题能不能全部得到解决？
全国推行难题
事实上，此次车改比作为范本的杭州车改力度更大。
“比预想的（力度）要大很多。比如杭州设置了180辆公务车的服务中心，但最后很少人租，这次改革直接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说完全可以社会化了。”叶青表示。
不过，虽然《条例》已经出台，但各地还会根据条例内容及工作实际来制定具体细则。
“在我国，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是特别行政区的中央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也设有专门的公车租赁部门，为特别行政区各机构所需的公务用车提供租赁服务。因此公务用车‘改买为租’是可以借鉴的办法。”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称。
不过，如果以租代买，以统一租赁公车代替购买车辆，这自然而然又牵扯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
“公车改革近20年，至今成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公车改革的方案都是由坐公车的人制定，肯定会倾斜于自身利益。在执行过程中，也常常遭遇变形，最后演变成新的利益输送。”竹立家称。
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此前的温州车改采取了差异化补偿，其中最高补贴额度创新高，达到3100元。“车补可以减少阻力，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一项过渡政策。”叶青表示。
但竹立家认为，车补可能使特权腐败合理化。以温州车改为例，一个正处级干部每月车补3100元，但是温州的退休人员平均工资每月大约是2200元。这显然并不合理。   
事实上，杭州车改中，原本不在改革范围内的厅级干部，此次也纳入取消公车的范围之内，温州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教授认为，如果全国统一推行，应该核定公务用车成本，防止补贴变成变相的福利。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叶青认为，“车改是大方向，必须改，改革后财政支出增加了，也是改革的阵痛，应该忍受，再过10年看，很多人对车改评价肯定会很高。”
纠结的经济账
赵宇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全国的公车至少在200万辆以上，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
以杭州当地公车改革效果为例，与车改前相比，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6万元左右。若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彻底落实，按照再乘以200万辆的基数计算，一年可节约财政资金1200亿元。
事实上，仅司机的工资费用，就能省下一大笔钱。
“可以实行司机车辆承包制与凭单制结合的方式。车辆由司机承包，维修保养费用由他自己支付。谁要用车时，就按行驶公里数给司机公里票，然后司机凭公里票到财务报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车相关编制人员的岗位安排问题。”辽宁行政学院孙庆国表示。
“对于执行公车改革后淘汰下来的这些公车，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向社会出售。但如若走公车拍卖流程，需秉持公开、公正原则，避免拍卖公车价格过低，造成国家财政资金的损失。”温来成说。
不过，随着大量二手车入市，以及公车采购的停滞，车企可能“被误伤”。
“一般公务车采购的大头主要是帕萨特和雅阁这两种，此次取消这部分用车，上海大众和广汽本田肯定会受到冲击。而奥迪虽然被称为‘官车’，但主要用于省部级领导用车，估计此次受《条例》出台的影响不会太大。”分析人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管怎样，对车企来说，公车的“黄金市场”即将不复存在。
早在上世纪“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中央从2001年开始专项治理，全国已处理违规车辆近20万辆。然而，“车轮上的腐败”在近年“三公”消费中一直排在首位。一辆公车的全年消耗常在10万元以上，且每万公里的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辆成本的5至6倍。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
而放在整个“三公”消费来看，仅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当财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就达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支出总数的六成以上。
20年车改坎坷路
浪费和腐败频发，倒逼车改再起程。
从199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公车管理文件算起，“公车改革”已近2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实行了公车改革试点。
2011年4月，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京成立。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与此同时，财政部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首次明确了公车的购置和运转费用都将单独设立预算科目。但公车改革的成效却始终不甚理想。
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公车改革成为治理“三公”中的重中之重。延续中央政治局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各省相继出台执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其中宁夏、湖南、甘肃等多个地方党委政府出台文件规定：领导人换乘公务用车，需选择国产自主品牌汽车。上海、广东等省市也要求“在不造成浪费的前提下逐步换乘自主品牌汽车”。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条例》明确了公车改革市场化的方向，是延续中央“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的思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使得“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更有政府和市场改革双重效应。
“公车改革只是‘三公消费’整治的一个代表，其政治上的效果更重于经济上的。”竹立家表示。据媒体报道，去年中国“三公”消费3.9万亿，它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发3000元的红包，相当于全国两亿中小学生免费上学9年……
“如果权力结构是有效制衡的，那么官员就无法用公权办私事，也无法大肆进行‘三公’消费。”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如是说。
所以，不管情愿或不情愿，总要召开一个客户答谢会；不管预测是胸有成竹还是自欺欺人，总要发布一份年度策略报告；不管宏观经济背景如何，总要给客户在来年继续买入卖出的理由；否则，券商岂不只有西北风可喝。
和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大多数券商的策略判断都是错误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券商的策略报告就是一个反向指标，虽然这样说太过刻薄，但是从统计学上讲是完全成立的。前提是，你必须自己做功课，认真地研读券商的报告，搞清楚模棱两可的表达后面作者的真实心态。越来越多的券商吸取了教训，拒绝对指数的区间做出判断，以免自己陷自己于尴尬境地，如最新发表的国泰君安的报告就是如此。
国泰君安认为，在改革推进力度加大背景下，经济增速回落趋势未变，2014年GDP增速将由2013年的7.7%降至7.5%，经济增长的确定性下降。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等因素，企业利润下降趋势更加明显。未来政府更关注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经济增长总量，市场的投资机会将主要来自于经济结构变迁与改革推动，而不是总量变化。从资本市场角度看，2014年A股市场将是经济转型之年和估值重建之年，转型和引擎重建之路将有三次挑战并伴有三波浪潮。第一波来源于信用风险重建；第二波是企业盈利能力重建；第三波源于增长信心重建。每一次均会使A股形成20%以上的反弹空间，三次浪潮的时点，信用风险重建即将开始，十二月中上旬就会迎来反弹；盈利能力重建最快始于2014年中；增长信心重建最快将在明年三季度。三次反弹高度将一次高过一次，表现是迅速的也是强烈的。
按照国泰君安的说法，A股明年其实是不存在牛市可能的，因为机会不在总量而在结构性调整，有反弹的机会而没有反转可能。即便以乐观的方式计算，第一波反弹的高度不会超过2700点，调整之后第二波反弹不会过3000点，第三波高度不会超过3500点。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估算，国泰君安没有这么表述，不过，3500点也就是2009年8月A股反弹的点位，也算不上牛市，这样的看法很难用乐观来形容，也和大家对牛市的热盼有一定距离，也和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4年开始大牛市有相当的距离。
谁都希望A股能迎来扬眉吐气的大牛市
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为牛市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央政府改革的坚定决心和路线图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稳定的将来，但是多达60条的决议也让我们看到改革要贯穿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的利益错综复杂，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是其一；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痛苦的生生死死的过程，过剩产能的命运向何处去，建立在房地产持续高速增长基础上的所谓周期会持续多久谁也没有数，2013年围绕PMI上上下下的反复，已经说明这一点。如果GDP长期运行在7.5%左右怎么办？这是其二；政府退出市场，民营经济就得有和国有经济一样的地位，混合制经济的提法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式私有化的表达，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政、电信、交通、铁道、能源等垄断行业，经济活力大增的同时，对现有垄断企业的业绩会造成冲击，而这些上市公司又大多数是蓝筹股，这样短期就形成悖论，这是其三。其一、其二、其三，说明什么，说明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经济基础还不充分。所谓经济基础不光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同时还有货币政策的走向，2014年的货币政策会宽松吗？是会降息还是会降准？
人心叵测
国泰君安的报告只是一家之言，如果大多数的券商都持谨慎观点而股市又在这个区间震荡，那就说明指数有坚硬支撑，该下不下反有可能上行；反之，如果大多数券商乐观毕现而股市又不尽如人意在这个区间折腾，那么就说明指数是该上不上反有可能下跌。行情就是在不经意间才会产生的，无论如何，2014年的阶段性机会、结构性机会都会比2013年要多，不确定的只是这些阶段性结构性机会能否烽火连营形成燎原之势，谁又来用什么点这个火？中国版401K计划或者是新兴市场指数基金扩容成功，再或者就是优先股或者T+0落实到蓝筹股头上。
郭有明“宜昌劫”
本报记者陈锋北京报道
中央“打虎榜”持续拉长。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媒体统计显示，郭是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第12位省部级官员。
而对于郭有明所在的湖北官场而言，短期内已是连发大案。就在郭案公布之前的11月19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经确认正在接受调查。而官员落马牵连其中的多是商界人士，最新消息显示，有宜昌当地房地产商因郭案被带走协助调查。
“外人看来，郭有明、陈柏槐的落马有些出乎意料。”湖北当地官方人士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事实上，郭是2012年才离开宜昌赴任省职的，此前深耕宜昌长达十多年，而案发源头很可能也是在宜昌。
被直接举报？
官方简历显示，郭有明出生于1956年，一直在湖北省内任职，2011年升任副省长，但一直兼任宜昌市委书记，直到2012年离开宜昌。自2000年赴宜昌任职起计算，郭在当地时间超过10年，其中担任市长4年，市委书记4年。
“因为郭有明到武汉工作的时间不长，此次被查，应该是他在宜昌工作期间的事端。”湖北省某部门官员对记者表示。
从媒体报道来看，郭的落马与“三峡全通”事件相连。“三峡全通”曾是郭有明在宜昌担任主要领导期间的最大“政绩工程”，总投资额达200亿元，是宜昌最大招商项目和湖北省第二大民企，但最终却酿成“停产悲剧”。
熟悉事件的湖北媒体人士表示，“三峡全通”悲剧的发生与宜昌市政府确有关系。在政府的主导参与下，企业脱离实际，疯狂从银行贷款，在经营出现问题后，导致大量贷款无法归还，给宜昌各银行造成巨额不良资产，影响很大。
不过，上述媒体人士并不认为“三峡全通”事件是导致郭有明最终落马的直接原因。他认为，这一事件更应该看做是决策失败，虽然重大项目出现决策失败应有人承担责任，但从过往历史来看，它不足以折损一位副部级高官。
湖北多名官员则向记者透露，郭的落马应直接与中央巡视组的工作有关。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今年6月2日至7月23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对湖北省进行了巡视。据巡视组组长杜德印表示，干部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片面的政绩观，个别地方和部门违规突击提拔干部等。巡视组还将收到的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按规定转给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举报了郭有明存在的腐败问题并提供了证据。”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现在传言较多，包括卖官受贿、利用权力帮助亲戚搞房地产开发谋利等。不过，对于上述说法记者未获权威部门证实。
“宜昌特色”
“宜昌前些年发展较快，说明郭有明是干实事的。他被调查很突然，可能有其他原因。”一位对郭颇有了解的湖北省政府部门官员说。
据这位官员介绍，郭有明性格直，比较务实，作风过硬，在选人用人上风格明显，爱用想做事、敢做事的官员。以宜都市为例，宜都市主要领导在郭有明的支持下，敢想敢干，使这个此前毫无名气的县级市，多项经济指标冲击全省前列。
“但这种直性格和选人用人风格同时具有负面性，容易得罪人，引发积怨。”前述官员说，郭到省里后，可能在关系处理上也并不如意。
他举例说，在一次某部门的全省工作会议上，郭有明与另一排名靠前的省领导同时出席，郭主持会议。按照一般流程，在那位领导讲完话后，郭只须做简单总结，不料郭却长篇大论，甚至超过前面领导的讲话时间。
“这种事多了势必会影响与他人的关系，在这方面郭有明做得并不完美。”上述官员说。而在一些人看来，郭有明的行事风格，明显带有几分“宜昌特色”。
在湖北，宜昌因其“块头”较大及拥有三峡电力枢纽，而地位特殊。也正因如此，形成了外人眼中的“宜昌特色”。
一位湖北省属部门官员称，作为省里官员，他们到各地方去开展工作，一般会受到较通畅的安排，但在宜昌则不然，“有时候感觉自己不受宜昌欢迎。”据他所知，这种情绪并非某一部门独有。
在一些学者或研究机构提出的有关调整、增加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多套草案中，宜昌一直被列在最有可能升格的十多个区划的前端。
官场或有余震
郭有明现年57岁，案发前全职担任湖北省副省长不到一年半。在副省长任上，他分管国土资源、水利、农林业、三峡办、南水北调局等部门。
“虽然他分管的国土资源领域腐败易发，但因为负责时间较短，郭的落马应该与此无关。”一位受访官员分析说。
在郭有明被查后，一则视频新闻在网上走红。这则由三峡广电传媒刊发的新闻，内容是郭有明参加宜都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汇报会并讲话。郭表示，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要创新制度防范腐败。
而在郭有明2011年当选副省长时，组织上对其的评价是：政治素质好，熟悉经济工作，注重宏观谋划，推动工作力度大。同时，处事稳重，公道正派，要求自己比较严格。
今昔对比，耐人寻味
目前，湖北省政府网站已将郭有明的资料从省政府领导信息区域删除。百度可知，郭有明最近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今年11月21日，即被宣布接受调查前一周，他赴武汉市民之家调研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
郭有明被调查，也使得湖北省政府副省长（含常务副省长）人数由原先的7位缩减到6位。影响或许不止于此：8天前，陈柏槐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样高强度的动作，显示了中央查处贪腐的决心。可以想象，郭有明不会是倒下的最后一位官员。”上述官员称http://finance.ifeng.com/a/20131130/11189856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