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转基因作物延伸问题———中国实现粮食安全面临的中 ...

　　(一)传统的粮食生产方式日益难以为继，并加大了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
　　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连续8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供给日趋丰富，是以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支撑的，由此导致农产品成本迅速提高，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环境代价。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年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量达到468.0公斤，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印度的4.54倍、2.25倍、1.68倍、2.92倍、3.20倍和3.05倍。近年来，农业发展引起的面源污染问题及其对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影响，日益引起各级政府和农产品消费者的高度重视。但在现有粮食生产方式下，类似问题往往很难避免。
　　从水资源来看，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水资源和耕地的时空分布也呈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5%，而水资源却高达81%；长江流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5%，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况且，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在粮食单产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沿岸、淮河沿岸地区，水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导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面临日趋严重的污染性缺水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因此被迫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等严重的地质问题。在这些地区，今后如果不能在污染治理和产业节水、生活节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农业的污染性缺水问题可能会日趋严重。这些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由于水资源短缺，加之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的农业发展过度依赖地下水。目前，全国每年的农业用水量约占全社会总用水量的60%～70%，华北平原每年的农业用水约占地下水开采量的70%。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以至于从华北平原到汾渭盆地、长三角地区，近年来中国地面沉降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严重的地质问题。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可见，中国水资源的状况，也对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运行，提出了日趋强烈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农业发展方式下，今后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将越来越大。(1)回顾过去，中国粮食产量由8000亿斤提高到9000亿斤用了6年，由9000亿斤提高到10 000亿斤用了3年，由10 000亿斤提高到11 000亿斤却用了15年时间。借鉴历史经验，在粮食八连增的背景下，未来几年继续增产粮食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近年来，在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增产中，主产区的贡献大多比较大；但在中国部分农产品主产区，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主产区粮食增产的制约。(3)近年来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北移，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因此，未来中国要实现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在中国水资源分布中，北方在总体上少于南方，泛东北地区、泛黄淮地区要进一步实现粮食增产，更应加大水利设施投入。黑龙江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由于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该省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之一。⑧鉴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今后增进中国粮食安全日益需要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特别是大的物流通道建设。(4)近年来中国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频繁发生，且呈常态化趋势，增加了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难度。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发展争夺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加快转变粮食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呈现数量扩张、质量提高的态势。由此不仅会导致农业发展的环境要求不断提高，还会导致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运行面临资源和要素投入供给不足的制约。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争夺资源和要素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带动农产品生产中资源和要素成本的上升，提高农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进而制约农产品供给的增长。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城市和非农产业争夺耕地、水资源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不断凸显，导致农业发展面临耕地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
　　(三)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迅速凸显，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面临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挑战。
　　前文分析显示，在今后乃至中长期内，中国增加粮食产量仍有很大的资源和技术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种粮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农业的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农民种粮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压力不断加大，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日趋显现，今后这方面的压力还可能进一步加大。由此会加剧部分地区农业经营的副业化和粗放化，制约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工商资本、社会资本参与粮食经营的现象将会不断增多。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往往更热衷于利润高、收益高的非粮项目。对于这一问题，如果缺乏有效引导，很可能制约粮食生产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增长。
　　(四)农业对GDP和财政增收的贡献能力弱，粮食增产很容易面临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促进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今后要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仍需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从前文分析可见，在中长期内，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科技进步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等途径，实现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都很大。但是，要将这些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必须以大力增加投入为支撑条件，其中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例，200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平均亩投资标准，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乡村集体自筹资金、农民筹资和投劳折资，平原地区为630元，丘陵山区为820元，较2007年提高20%。⑨按平原区、丘陵区各半计算，到2020年，现有中低产田中如能有1/2或2/3得到改造，每年将分别需要300多亿元和400多亿元。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对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支持以粮食主产省为重点，要求地方提供一定的配套。2008年，尽管中央对中低产田改造的资金支持较以前有明显加大，但也仅127亿元。可见，要将中低产田改造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完全转化为现实，必须以显著加大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前提。
　　此外，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入为前提。但是，中国农业后备土地资源大多分布在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开发利用难度较大，投资成本高，开发时间也更长，甚至还面临较大的土地潜在退化威胁。因此，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为前提。
　　如前所述，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也面临粮食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加大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中、低产田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北方旱作农业地区、黄淮海平原地区、三江平原地区、松辽平原地区、江南丘陵地区等。中国耕地后备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在这些地区，要扩大粮食种植，都必须以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或节水农业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为前提。中国水资源分布通常是夏秋多、冬春少，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在时间和季节上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要促进粮食增产，必须加强农业水利工程措施，增强粮食生产用地对水资源的可获性。
　　(五)支持粮食增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发展粮食生产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的防范或化解。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要将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要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耕地、水资源短缺和成本上升的约束，甚至要确保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并为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都需要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如据大量调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难以支撑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方粮食品种更新换代慢，种植结构单一，影响单产水平的提高；或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等。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滞后，导致科技支撑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尚待形成。要挖掘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必须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又比如，尽管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粮食增产将会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但是，在中国，通过发展节水农业，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水资源约束，仍有很大空间。发展节水农业，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离不开财政投入的增加，如加强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的力度；但也必须以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为前提。要缓解粮食生产面临的耕地减少和成本上升的约束，也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粮食单产，减少单位产量的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此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刺激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也离不开相关制度创新。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抗灾减灾能力弱，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很大。以2003年为例，全年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2636万吨，减幅达5.8%。灾害扩大对粮食减产的影响，超过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与2002年相比，2003年，河南、安徽、江苏、黑龙江4省的粮食减产总量占全国的77.94%，其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增加量分别相当于全国的126.56%和130.06%，但其播种面积的减少量却仅占全国的8.62%；甚至与上年相比，2003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9.9%，却是在其播种面积较上年增加1.07%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该省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较上年增加223.30%和286.85%。近年来，极端天气灾害大面积、频繁发生，30年一遇、5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灾害每年要遇到好几次，甚至几十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更为严重的是，从国际上看，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增加，国际农产品乃至石油等相关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显著加深，而国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正在显著增强。因此，发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也在显著扩大。这种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达到一定程度，都可能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破坏，给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维护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困难。
　　(一)传统的粮食生产方式日益难以为继，并加大了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
　　2003年以来，中国粮食连续8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供给日趋丰富，是以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支撑的，由此导致农产品成本迅速提高，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环境代价。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08年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量达到468.0公斤，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印度的4.54倍、2.25倍、1.68倍、2.92倍、3.20倍和3.05倍。近年来，农业发展引起的面源污染问题及其对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影响，日益引起各级政府和农产品消费者的高度重视。但在现有粮食生产方式下，类似问题往往很难避免。
　　从水资源来看，以水资源为例，中国是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水资源和耕地的时空分布也呈严重的错位状态，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耕地仅占全国的35%，而水资源却高达81%；长江流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5%，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况且，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非均衡发展，在粮食单产较高、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长江沿岸、淮河沿岸地区，水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导致这些地区农业发展面临日趋严重的污染性缺水问题。有些地方甚至因此被迫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等严重的地质问题。在这些地区，今后如果不能在污染治理和产业节水、生活节水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农业的污染性缺水问题可能会日趋严重。这些进一步加剧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由于水资源短缺，加之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的农业发展过度依赖地下水。目前，全国每年的农业用水量约占全社会总用水量的60%～70%，华北平原每年的农业用水约占地下水开采量的70%。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迅速下降，以至于从华北平原到汾渭盆地、长三角地区，近年来中国地面沉降的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严重的地质问题。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可见，中国水资源的状况，也对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运行，提出了日趋强烈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农业发展方式下，今后增加粮食供给的难度将越来越大。(1)回顾过去，中国粮食产量由8000亿斤提高到9000亿斤用了6年，由9000亿斤提高到10 000亿斤用了3年，由10 000亿斤提高到11 000亿斤却用了15年时间。借鉴历史经验，在粮食八连增的背景下，未来几年继续增产粮食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近年来，在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增产中，主产区的贡献大多比较大；但在中国部分农产品主产区，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主产区粮食增产的制约。(3)近年来中国主要粮食产区北移，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因此，未来中国要实现粮食增产和粮食安全，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目前在中国水资源分布中，北方在总体上少于南方，泛东北地区、泛黄淮地区要进一步实现粮食增产，更应加大水利设施投入。黑龙江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由于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该省粮食增产的关键因素之一。⑧鉴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拉大，今后增进中国粮食安全日益需要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特别是大的物流通道建设。(4)近年来中国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频繁发生，且呈常态化趋势，增加了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难度。
　　(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发展争夺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加快转变粮食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
　　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呈现数量扩张、质量提高的态势。由此不仅会导致农业发展的环境要求不断提高，还会导致现有农业发展方式的运行面临资源和要素投入供给不足的制约。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争夺资源和要素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带动农产品生产中资源和要素成本的上升，提高农业发展的机会成本，进而制约农产品供给的增长。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创造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弱，在与城市和非农产业争夺耕地、水资源的竞争中，农业和农村的不利地位将会不断凸显，导致农业发展面临耕地减少、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
　　(三)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成本和机会成本上升的问题迅速凸显，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面临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挑战。
　　前文分析显示，在今后乃至中长期内，中国增加粮食产量仍有很大的资源和技术潜力。但是，这种潜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种粮和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农业的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对农民种粮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呈现明显的增加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经营成本和机会成本加快上升的压力不断加大，农业比较利益低的问题日趋显现，今后这方面的压力还可能进一步加大。由此会加剧部分地区农业经营的副业化和粗放化，制约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工商资本、社会资本参与粮食经营的现象将会不断增多。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工商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往往更热衷于利润高、收益高的非粮项目。对于这一问题，如果缺乏有效引导，很可能制约粮食生产产量和生产能力的增长。
　　(四)农业对GDP和财政增收的贡献能力弱，粮食增产很容易面临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能力和投入意愿不足的困扰。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对促进粮食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今后要进一步促进粮食增产，仍需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从前文分析可见，在中长期内，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科技进步和后备土地资源开发等途径，实现中国粮食增产的潜力都很大。但是，要将这些增产潜力转化为现实，必须以大力增加投入为支撑条件，其中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尤为关键。以中低产田改造为例，200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平均亩投资标准，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乡村集体自筹资金、农民筹资和投劳折资，平原地区为630元，丘陵山区为820元，较2007年提高20%。⑨按平原区、丘陵区各半计算，到2020年，现有中低产田中如能有1/2或2/3得到改造，每年将分别需要300多亿元和400多亿元。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对中低产田改造项目的支持以粮食主产省为重点，要求地方提供一定的配套。2008年，尽管中央对中低产田改造的资金支持较以前有明显加大，但也仅127亿元。可见，要将中低产田改造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完全转化为现实，必须以显著加大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为前提。
　　此外，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入为前提。但是，中国农业后备土地资源大多分布在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开发利用难度较大，投资成本高，开发时间也更长，甚至还面临较大的土地潜在退化威胁。因此，加强农业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更需要以大量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为前提。
　　如前所述，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粮食增产面临耕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也面临粮食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不断加大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中、低产田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北方旱作农业地区、黄淮海平原地区、三江平原地区、松辽平原地区、江南丘陵地区等。中国耕地后备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是西北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在这些地区，要扩大粮食种植，都必须以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或节水农业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为前提。中国水资源分布通常是夏秋多、冬春少，南多、北少，东多、西少，在时间和季节上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要促进粮食增产，必须加强农业水利工程措施，增强粮食生产用地对水资源的可获性。
　　(五)支持粮食增产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发展粮食生产的风险能否得到有效的防范或化解。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要将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转化为现实，要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耕地、水资源短缺和成本上升的约束，甚至要确保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并为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建立有效的融资机制，都需要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如据大量调查，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薄弱，难以支撑粮食生产科技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方粮食品种更新换代慢，种植结构单一，影响单产水平的提高；或大型农机作业推广应用水平不高，导致土壤质量下降等。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滞后，导致科技支撑粮食增产的长效机制尚待形成。要挖掘科技进步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必须加快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又比如，尽管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粮食增产将会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困扰。但是，在中国，通过发展节水农业，缓解粮食增产面临的水资源约束，仍有很大空间。发展节水农业，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离不开财政投入的增加，如加强对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的力度；但也必须以加快相关制度创新为前提。要缓解粮食生产面临的耕地减少和成本上升的约束，也需要通过相关制度创新，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粮食单产，减少单位产量的化肥、农药等要素投入。此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刺激地方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也离不开相关制度创新。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由于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抗灾减灾能力弱，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很大。以2003年为例，全年粮食产量较上年减少2636万吨，减幅达5.8%。灾害扩大对粮食减产的影响，超过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与2002年相比，2003年，河南、安徽、江苏、黑龙江4省的粮食减产总量占全国的77.94%，其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的增加量分别相当于全国的126.56%和130.06%，但其播种面积的减少量却仅占全国的8.62%；甚至与上年相比，2003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9.9%，却是在其播种面积较上年增加1.07%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该省的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较上年增加223.30%和286.85%。近年来，极端天气灾害大面积、频繁发生，30年一遇、50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灾害每年要遇到好几次，甚至几十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更为严重的是，从国际上看，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农业面临的市场风险进一步增加，国际农产品乃至石油等相关产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显著加深，而国际粮食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正在显著增强。因此，发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也在显著扩大。这种粮食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达到一定程度，都可能导致粮食生产能力的破坏，给实现粮食供求平衡和维护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