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陶短房 : 埃及的三个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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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三个进退两难
陶短房 香港南华早报 2013年08月09日 上午8:47
自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至今，不过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但看似神通广大的当事各方，却不约而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军方的进退两难
政变发生前后和推翻穆尔西之初，埃及军方原本处于「尼罗河革命」发生后最理想的政治态势中。
尽管在广大普通埃及人心目中，曾为维护埃及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卓越贡献的军方，始终拥有特别的声誉，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关键时刻，军官团所释放的「胜负手」也赢得广泛赞誉，但随后他们却因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之初身处权力核心，而一下成为众矢之的：先是「广场派」、自由派和兄弟会这些昔日给军队坦克献花的「革命战友」翻脸，不断发动要求军方早日还政于民的示威，仰赖关键时刻军官团-兄弟会的政治妥协才涉险过关；继而，自感在一人一票普选中绝无胜算的自由派和「广场派」又开始反公投、反对按时选举，逼迫军方把权力直接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所幸兄弟会树大根深才让公投和选举顺利过关；紧接着，刚刚上台、宝座尚未坐热的兄弟会政府就拿军方开刀，逼迫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Hussein Tantaoui）和总参谋长安南将军（Sami Anan）退役，用自认为「可靠」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取而代之，迫使军方退出埃及政治前台……一时间，曾在埃及政坛长期扮演关键角色的军官团，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人事特权也不断被侵削，且先后和埃及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势力交恶。
幸亏兄弟会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失误，导致各方矛盾集中在穆尔西政府和兄弟会专权身上，也幸亏埃及其它各派势力相比兄弟会太过单薄，以至于在「民主游戏」中毫无胜算，军方才得以从千夫所指，转而变成政变前的众望所归，曾斥责军方专权的自由派、曾高呼「打倒军官团」的「广场派」，在7月3日前几乎哭着喊着要军方出手，铲除他们怎么也铲除不了的兄弟会，甚至喊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一贯和军方关系冷漠的原教旨派系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也一度表现出对军方的友善态度。
政变轻易成功后，军方最初看似满手好牌：最大金主美国迟迟不将事件定位为「政变」，意味着每年多达15亿多美元的援助（其中13亿为军方可直接支配的军援）仍能源源送来；和军方关系并不热络的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先后提出累计达12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首批资金和原油等实物援助已开始到位，这显然有助于缓解埃及的「经济炸弹」威胁；由于军方一开始就摆出「不走到台前」的姿态，第一时间便推出派系色彩淡薄的中间人物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任代理总统，承诺按照「过渡时间路线图」尽快组织文人政府，恢复宪法和选举秩序。很显然，军方所希望扮演的，是关键时刻「拉闸」的角色，而在日常事务中则不愿出头，倘果真能如此，则对他们最为有利，既可确保自身政治作用、经济特权不动摇，又可避免为可能出现的麻烦承担直接责任。
但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搞砸了：由于当初反穆尔西联盟唯一的共同立场是反兄弟会专权，在兄弟会迅速下台后共同立场也随即消失，各方的争权夺利导致过渡政府几番难产，7月8日的开罗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前血案导致至少51人死亡，不仅让原本希望置身事外的军方直接「沾血」，也让原本就别有目的的光明党趁势宣布退出「路线图」。7月9日成立的过度政府，以自由派和亲美人物贝布拉维（Hazem el-Beblawi）为总理、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副总统」，目的是打消欧美疑虑，争取国际好感，但这些人缺乏埃及民意基础和政治势力，属于在埃及政治风云变幻中「既选不过别人、又打不过别人」的曲高和寡派，他们的组阁不但不足以让国际社会停止指责，让兄弟会乖乖就范，或让光明党回到「路线图」中来，反倒让一直以「革命功臣」自居、却总郁郁不得志的「广场派」也离心离德，在此后的斋月混乱中纷纷成为所谓「第三条路线」派。很明显，过渡政府能量越弱，军方所承担的责任和骂名也越重，甚至，这个弱势过渡政府得罪的政治势力，也会自然而然迁怒于军方——因为他们显然会认为这个缺乏民意基础的过渡政府，不过是军方的傀儡。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军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演他们并不情愿演的「一线角色」：7月24日，塞西呼吁支持者上街，为镇压一直在街头抗争的兄弟会提供民意背书；8月1日，内政部发出「清场」威胁，要求兄弟会支持者必须退出其聚集的Rabaa al-Adawiya 和 al-Nahda两座广场。尽管人们最担心的8月2日「周五晚祷」后的大清场、大对抗、大流血并未发生，但自6月下旬至今，死于街头暴力者已超过250人，而这笔账大多被记在了军方头上。8月7日，过渡政府总理贝布拉维重申了军方的要求，即对两座广场「清场」，而这意味着什么，如今已无人不晓。
不难看出，军官团仍然竭力让自己「超脱」，在大多数时候，敏感的政令或言论，是由过渡政府或内政部出面发布，但在过渡政府如此孱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任何由那批「单车刺史」宣布的政令，以及这些政令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军方。
很显然，事到如今，军方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有「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之讥，并将面临国际孤立，且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积怨对象，退则难以确保政变后好不容易恢复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局势出现更大混乱的背景下，很可能连政变前的政治、经济「底牌」也保不住。
兄弟会的进退两难
兄弟会同样进退两难。
尽管要求释放穆尔西和兄弟会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Mohamed Badie等的要求，得到欧盟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但迄今支持兄弟会最基本、也最坚决要求，即「恢复穆尔西政府政权」的国际势力，仅有土耳其等寥寥几国和松散、对埃及缺乏影响力的非洲联盟。而在埃及国内，虽然政变后支持政变的一方迅速分化，但在反对兄弟会「反攻倒算」方面却仍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兄弟会在开罗和埃及各地的街头运动，基本变成自家信徒的「独角戏」。
正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所观察的，随着街头骚乱的旷日持久，兄弟会最赖以为支持的群众基础，目前已显得不那么牢靠，在已成众矢之的的两座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广场周围，居民日益担心，这种互不相让的对立和清场，可能导致更激烈的暴力。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小商贩表示，示威开始后他们的生活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不得不暂时到外地去生活。在兄弟会集会开始的几天，有附近居民表示支持，还送水送食物，如今则几乎看不见这种现象，因为他们早就受够了。不过，反感兄弟会支持者集会的居民都不敢透露姓名，因为担心极端原教旨分子的报复。一些居民私下表示，虽然不满警方的粗暴，但「清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兄弟会街头运动的组织者和发言人，如哈达德Gehad el-Haddad、穆斯塔法Ala Mostafa不断放出狠话，如指责军方清场威胁是「内战信号」，将例行的周五晚祷后示威称作「反政府群众」等，但近几次「周五示威」的声势已呈颓势，广场召集人「去街上、广场上，为了夺回你们被血腥政变剥夺的自由，为了捍卫被子弹杀害烈士的荣誉」的号召也显得缺乏响应，正如一些开罗市民私下对法国《新观察家报》记者所言，兄弟会「兄弟会似乎一门心思要制造更多烈士，以换取外国媒体向当局施压，从而恢复穆尔西的权力」，但两年多的街头拉锯，已让市民们学乖了。
如今兄弟会的确已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瓶颈：倘继续抗争，不论延续目前的街头运动态势，还是转入如1992年那样以摧毁埃及旅游经济和石油、交通运输设施为主的暴力抗争，都将面临进一步丧失国际同情和法理依据，并被埃及政坛边缘化的危险，且埃及社会积怨的基础，是民生、经济和就业形势的恶化，继续对抗，其它政治势力就会理直气壮地将改善不力的责任推给他们，从而加剧埃及民意的背离；倘就此偃旗息鼓，则意味着默认兄弟会执政地位的丧失，和长期苦心经营、百般奋斗所获成果的付诸东流，他们又情何以堪？
卡塔尔君主的更迭、土耳其政局的变幻，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令兄弟会原本游刃有余的国际环境变得促迫，背靠沙特、冷眼旁观的光明党，又随时可能攫取兄弟会的「基本盘」，对进退两难的兄弟会而言，留在两座广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走不死」的余裕，恐怕也不会很多，他们必须尽快作出下一步决断——尽管不论怎么决断，都可能面临叵测风险。
美国的进退两难
最进退两难的是美国。
如果7月27日晚或7月28日凌晨，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约什.伊奈斯特Josh Earnest路过埃及军方支持者聚集的开罗解放广场，或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聚集的拉巴阿达维亚，甚或号称要走「不要军方、也不要兄弟会」的「第三条路线」示威者聚集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广场，他恐怕会感到十分尴尬，因为这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的埃及几派街头力量，竟不约而同打出了反美口号——这或许是今日上述三派人屈指可数的「统一认识」。
自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被推翻以来，美国一直表现得很纠结，既不愿大方承认军方推翻兄弟会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肯将此举定性为「政变」，从而可名正言顺地根据美国自身「不得向政变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法律，冻结13亿美元/年的对埃军援。
之所以如此尴尬，是因为埃及的变局早已被奥巴马政府引为自己的「外交标志性成就」。四年前的奥巴马「开罗演讲」，被美方自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开始曲，而「尼罗河革命」推翻了本是美国亲密盟友的穆巴拉克，并最终在埃及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这曾被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欢呼为「中东国家前所未有之新局面」，倘承认推翻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不啻自砸招牌。但穆斯林兄弟会是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治团体，在夺权过程中虽努力表现得温和、宽容，一旦登台，却几乎立即暴露出排斥异己、推崇教法治国的本来面目，不仅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威胁美国在当地最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让兄弟会逐步坐大，并通过民粹手段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利，让埃及向「去世俗化」的泥淖步步滑落，同样非美国所乐见。
正因如此，美国才在政变中采取了「不承认不否认」的含糊立场，并试图通过军援、经援手段和人事影响力，让埃及事态发展「可控化」，表面上看，最初几日这种努力有所收获，军方基本呆在幕后，折腾几轮方才组成的过渡政府充斥着亲美派人物：老牌亲美政治家、几次和国家领导人身份擦肩而过的巴拉迪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副总统”，财政部长阿赫迈德.加拉尔是拥有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外长纳比尔.法赫米则曾长期担任驻美大使……但接下来的形势变化，却让这种煞费苦心的「控制」变成失控：缺乏社会基础的「海归型过渡政府」形同虚设，兄弟会坚持「穆尔西必须复职」的要求不肯退缩，并不断发动街头抗议，军方不得不跳到前台，刑诉穆尔西，镇压兄弟会，把美国一步步逼到更尴尬的境地。
7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支持军方和亲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埃及各地展开针对性示威，军方则用强力在几个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区“清场”，导致至少72人死亡，迫使美国不得不表态。
美国东部时间7月29日，白宫副发言人伊奈斯特表示，「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并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但几乎于此同时，五角大楼秘书楚克.哈格尔坚持不将埃及事态定性为「政变」，这意味着所谓「谴责」，再强烈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而不会影响没对埃及经济援助。
当然，说美国在政变发生后毫无动作也不公平：7月15日，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访问埃及，成为政变后首位访问埃及的美国高级官员，但他的访问连头带尾只有两天，既未能说服兄弟会方面加入政治过渡的「路线图」，也未能说服政变一方宽容对待兄弟会，更未能力挺当时刚刚组成、如今已形同透明的过渡政府；7月25日，美国暂停向埃及交付订购的4架F-16战斗机，但此举同样仅具象征性——无论军方或穆斯林兄弟会，暂时都无需在意这区区4架战斗机。
如今的尴尬在于，美国不能支持军方（那意味着反对「一人一票」和民选，而这恰是奥巴马政府曾为之努力和高调欢呼的），也不能反对军方（埃及军方不仅是和美国合作最密切的埃及政治力量，也是迄今作为整体受美国影响最深刻的埃及重要政治派别）；既不能支持兄弟会（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实在太过危险，且以色列和犹太院外集团势必不悦），也不能反对兄弟会（难道要反对民选总统么）。
更麻烦的在于，美国似乎也不太适合这样继续持久暧昧下去。
埃及政变方已多次暗示，美国应该承认「埃及人民的选择」，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兄弟会方面，穆尔西的顾问瓦艾尔.哈达拉则把「伊奈斯特声明」称之为「嘴巴式」声明。兄弟会在号召信徒举行「百万大游行」时暗示，美国和「政变阴谋」脱不开干系，而开罗解放广场上支持军方、反对兄弟会的示威者则举起画有包头巾、蓄兄弟会大胡子的奥巴马头像，讥讽奥巴马和美国「和兄弟会沆瀣一气」。
然而美国仍然在摇摆：7月底，白宫宣布委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前往埃及斡旋，目的是借昔日总统竞选对手麦凯恩现身说法，告诉埃及军方「民主应如何运作」，因为奥巴马「没有选择把麦凯恩关进大牢让他永远不能重返政坛」，同时让这两位始终谴责军方政变、和兄弟会「能说上话」的美国政客劝兄弟会「有话好好说」；7月29日，伊奈斯特称美国「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这被认为是「迄今对军方最明确的指责」，然而3天后，国务卿克里就在巴基斯坦表示，7月3日推翻穆尔西的军队干预，的确是「」“数以百万计埃及人因害怕国家陷入混乱和暴力，要求军方这样做的”，这又被认定为「」“迄今对军方行为最明确的认同”。
摇摆的结果，不仅伯恩斯、格雷厄姆和麦凯恩徒劳无功，兄弟会和反兄弟会势力继续互不买账，连此前看在军援面上一直对美国态度恭顺的「老朋友」军方，也逐渐显得不耐烦了——8月5日，军方第一强势人物塞西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背叛了埃及人民」，对此「埃及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的尴尬：既不便支持推翻民选政府，又不愿真的看到兄弟会专权，而他们所能拿出的方案，也只有「迅速恢复宪法，回复民选」，然而这样的「药方」能「对症」么?
在军方或四分五裂、争吵不休的反兄弟会势力看来，「迅速恢复民选」的结果，恐怕多半是兄弟会，或比兄弟会更极端的光明党当选，埃及又将重陷7月3日之前的政治恶性循环；而在兄弟会（可能还有光明党）看来，「一人一票」和平上台又何尝保险？穆尔西不是上去了？不是又下来了么?
陶短房，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曾长期在西非、北非经商，前新加坡《联合早报》非洲兼职记者，前《纵横周刊》非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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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
埃及的三个进退两难
陶短房 香港南华早报 2013年08月09日 上午8:47
自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至今，不过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但看似神通广大的当事各方，却不约而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军方的进退两难
政变发生前后和推翻穆尔西之初，埃及军方原本处于「尼罗河革命」发生后最理想的政治态势中。
尽管在广大普通埃及人心目中，曾为维护埃及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卓越贡献的军方，始终拥有特别的声誉，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关键时刻，军官团所释放的「胜负手」也赢得广泛赞誉，但随后他们却因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之初身处权力核心，而一下成为众矢之的：先是「广场派」、自由派和兄弟会这些昔日给军队坦克献花的「革命战友」翻脸，不断发动要求军方早日还政于民的示威，仰赖关键时刻军官团-兄弟会的政治妥协才涉险过关；继而，自感在一人一票普选中绝无胜算的自由派和「广场派」又开始反公投、反对按时选举，逼迫军方把权力直接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所幸兄弟会树大根深才让公投和选举顺利过关；紧接着，刚刚上台、宝座尚未坐热的兄弟会政府就拿军方开刀，逼迫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Hussein Tantaoui）和总参谋长安南将军（Sami Anan）退役，用自认为「可靠」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取而代之，迫使军方退出埃及政治前台……一时间，曾在埃及政坛长期扮演关键角色的军官团，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人事特权也不断被侵削，且先后和埃及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势力交恶。
幸亏兄弟会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失误，导致各方矛盾集中在穆尔西政府和兄弟会专权身上，也幸亏埃及其它各派势力相比兄弟会太过单薄，以至于在「民主游戏」中毫无胜算，军方才得以从千夫所指，转而变成政变前的众望所归，曾斥责军方专权的自由派、曾高呼「打倒军官团」的「广场派」，在7月3日前几乎哭着喊着要军方出手，铲除他们怎么也铲除不了的兄弟会，甚至喊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一贯和军方关系冷漠的原教旨派系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也一度表现出对军方的友善态度。
政变轻易成功后，军方最初看似满手好牌：最大金主美国迟迟不将事件定位为「政变」，意味着每年多达15亿多美元的援助（其中13亿为军方可直接支配的军援）仍能源源送来；和军方关系并不热络的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先后提出累计达12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首批资金和原油等实物援助已开始到位，这显然有助于缓解埃及的「经济炸弹」威胁；由于军方一开始就摆出「不走到台前」的姿态，第一时间便推出派系色彩淡薄的中间人物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任代理总统，承诺按照「过渡时间路线图」尽快组织文人政府，恢复宪法和选举秩序。很显然，军方所希望扮演的，是关键时刻「拉闸」的角色，而在日常事务中则不愿出头，倘果真能如此，则对他们最为有利，既可确保自身政治作用、经济特权不动摇，又可避免为可能出现的麻烦承担直接责任。
但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搞砸了：由于当初反穆尔西联盟唯一的共同立场是反兄弟会专权，在兄弟会迅速下台后共同立场也随即消失，各方的争权夺利导致过渡政府几番难产，7月8日的开罗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前血案导致至少51人死亡，不仅让原本希望置身事外的军方直接「沾血」，也让原本就别有目的的光明党趁势宣布退出「路线图」。7月9日成立的过度政府，以自由派和亲美人物贝布拉维（Hazem el-Beblawi）为总理、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副总统」，目的是打消欧美疑虑，争取国际好感，但这些人缺乏埃及民意基础和政治势力，属于在埃及政治风云变幻中「既选不过别人、又打不过别人」的曲高和寡派，他们的组阁不但不足以让国际社会停止指责，让兄弟会乖乖就范，或让光明党回到「路线图」中来，反倒让一直以「革命功臣」自居、却总郁郁不得志的「广场派」也离心离德，在此后的斋月混乱中纷纷成为所谓「第三条路线」派。很明显，过渡政府能量越弱，军方所承担的责任和骂名也越重，甚至，这个弱势过渡政府得罪的政治势力，也会自然而然迁怒于军方——因为他们显然会认为这个缺乏民意基础的过渡政府，不过是军方的傀儡。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军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演他们并不情愿演的「一线角色」：7月24日，塞西呼吁支持者上街，为镇压一直在街头抗争的兄弟会提供民意背书；8月1日，内政部发出「清场」威胁，要求兄弟会支持者必须退出其聚集的Rabaa al-Adawiya 和 al-Nahda两座广场。尽管人们最担心的8月2日「周五晚祷」后的大清场、大对抗、大流血并未发生，但自6月下旬至今，死于街头暴力者已超过250人，而这笔账大多被记在了军方头上。8月7日，过渡政府总理贝布拉维重申了军方的要求，即对两座广场「清场」，而这意味着什么，如今已无人不晓。
不难看出，军官团仍然竭力让自己「超脱」，在大多数时候，敏感的政令或言论，是由过渡政府或内政部出面发布，但在过渡政府如此孱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任何由那批「单车刺史」宣布的政令，以及这些政令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军方。
很显然，事到如今，军方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有「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之讥，并将面临国际孤立，且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积怨对象，退则难以确保政变后好不容易恢复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局势出现更大混乱的背景下，很可能连政变前的政治、经济「底牌」也保不住。
兄弟会的进退两难
兄弟会同样进退两难。
尽管要求释放穆尔西和兄弟会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Mohamed Badie等的要求，得到欧盟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但迄今支持兄弟会最基本、也最坚决要求，即「恢复穆尔西政府政权」的国际势力，仅有土耳其等寥寥几国和松散、对埃及缺乏影响力的非洲联盟。而在埃及国内，虽然政变后支持政变的一方迅速分化，但在反对兄弟会「反攻倒算」方面却仍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兄弟会在开罗和埃及各地的街头运动，基本变成自家信徒的「独角戏」。
正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所观察的，随着街头骚乱的旷日持久，兄弟会最赖以为支持的群众基础，目前已显得不那么牢靠，在已成众矢之的的两座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广场周围，居民日益担心，这种互不相让的对立和清场，可能导致更激烈的暴力。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小商贩表示，示威开始后他们的生活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不得不暂时到外地去生活。在兄弟会集会开始的几天，有附近居民表示支持，还送水送食物，如今则几乎看不见这种现象，因为他们早就受够了。不过，反感兄弟会支持者集会的居民都不敢透露姓名，因为担心极端原教旨分子的报复。一些居民私下表示，虽然不满警方的粗暴，但「清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兄弟会街头运动的组织者和发言人，如哈达德Gehad el-Haddad、穆斯塔法Ala Mostafa不断放出狠话，如指责军方清场威胁是「内战信号」，将例行的周五晚祷后示威称作「反政府群众」等，但近几次「周五示威」的声势已呈颓势，广场召集人「去街上、广场上，为了夺回你们被血腥政变剥夺的自由，为了捍卫被子弹杀害烈士的荣誉」的号召也显得缺乏响应，正如一些开罗市民私下对法国《新观察家报》记者所言，兄弟会「兄弟会似乎一门心思要制造更多烈士，以换取外国媒体向当局施压，从而恢复穆尔西的权力」，但两年多的街头拉锯，已让市民们学乖了。
如今兄弟会的确已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瓶颈：倘继续抗争，不论延续目前的街头运动态势，还是转入如1992年那样以摧毁埃及旅游经济和石油、交通运输设施为主的暴力抗争，都将面临进一步丧失国际同情和法理依据，并被埃及政坛边缘化的危险，且埃及社会积怨的基础，是民生、经济和就业形势的恶化，继续对抗，其它政治势力就会理直气壮地将改善不力的责任推给他们，从而加剧埃及民意的背离；倘就此偃旗息鼓，则意味着默认兄弟会执政地位的丧失，和长期苦心经营、百般奋斗所获成果的付诸东流，他们又情何以堪？
卡塔尔君主的更迭、土耳其政局的变幻，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令兄弟会原本游刃有余的国际环境变得促迫，背靠沙特、冷眼旁观的光明党，又随时可能攫取兄弟会的「基本盘」，对进退两难的兄弟会而言，留在两座广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走不死」的余裕，恐怕也不会很多，他们必须尽快作出下一步决断——尽管不论怎么决断，都可能面临叵测风险。
美国的进退两难
最进退两难的是美国。
如果7月27日晚或7月28日凌晨，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约什.伊奈斯特Josh Earnest路过埃及军方支持者聚集的开罗解放广场，或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聚集的拉巴阿达维亚，甚或号称要走「不要军方、也不要兄弟会」的「第三条路线」示威者聚集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广场，他恐怕会感到十分尴尬，因为这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的埃及几派街头力量，竟不约而同打出了反美口号——这或许是今日上述三派人屈指可数的「统一认识」。
自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被推翻以来，美国一直表现得很纠结，既不愿大方承认军方推翻兄弟会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肯将此举定性为「政变」，从而可名正言顺地根据美国自身「不得向政变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法律，冻结13亿美元/年的对埃军援。
之所以如此尴尬，是因为埃及的变局早已被奥巴马政府引为自己的「外交标志性成就」。四年前的奥巴马「开罗演讲」，被美方自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开始曲，而「尼罗河革命」推翻了本是美国亲密盟友的穆巴拉克，并最终在埃及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这曾被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欢呼为「中东国家前所未有之新局面」，倘承认推翻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不啻自砸招牌。但穆斯林兄弟会是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治团体，在夺权过程中虽努力表现得温和、宽容，一旦登台，却几乎立即暴露出排斥异己、推崇教法治国的本来面目，不仅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威胁美国在当地最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让兄弟会逐步坐大，并通过民粹手段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利，让埃及向「去世俗化」的泥淖步步滑落，同样非美国所乐见。
正因如此，美国才在政变中采取了「不承认不否认」的含糊立场，并试图通过军援、经援手段和人事影响力，让埃及事态发展「可控化」，表面上看，最初几日这种努力有所收获，军方基本呆在幕后，折腾几轮方才组成的过渡政府充斥着亲美派人物：老牌亲美政治家、几次和国家领导人身份擦肩而过的巴拉迪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副总统”，财政部长阿赫迈德.加拉尔是拥有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外长纳比尔.法赫米则曾长期担任驻美大使……但接下来的形势变化，却让这种煞费苦心的「控制」变成失控：缺乏社会基础的「海归型过渡政府」形同虚设，兄弟会坚持「穆尔西必须复职」的要求不肯退缩，并不断发动街头抗议，军方不得不跳到前台，刑诉穆尔西，镇压兄弟会，把美国一步步逼到更尴尬的境地。
7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支持军方和亲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埃及各地展开针对性示威，军方则用强力在几个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区“清场”，导致至少72人死亡，迫使美国不得不表态。
美国东部时间7月29日，白宫副发言人伊奈斯特表示，「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并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但几乎于此同时，五角大楼秘书楚克.哈格尔坚持不将埃及事态定性为「政变」，这意味着所谓「谴责」，再强烈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而不会影响没对埃及经济援助。
当然，说美国在政变发生后毫无动作也不公平：7月15日，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访问埃及，成为政变后首位访问埃及的美国高级官员，但他的访问连头带尾只有两天，既未能说服兄弟会方面加入政治过渡的「路线图」，也未能说服政变一方宽容对待兄弟会，更未能力挺当时刚刚组成、如今已形同透明的过渡政府；7月25日，美国暂停向埃及交付订购的4架F-16战斗机，但此举同样仅具象征性——无论军方或穆斯林兄弟会，暂时都无需在意这区区4架战斗机。
如今的尴尬在于，美国不能支持军方（那意味着反对「一人一票」和民选，而这恰是奥巴马政府曾为之努力和高调欢呼的），也不能反对军方（埃及军方不仅是和美国合作最密切的埃及政治力量，也是迄今作为整体受美国影响最深刻的埃及重要政治派别）；既不能支持兄弟会（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实在太过危险，且以色列和犹太院外集团势必不悦），也不能反对兄弟会（难道要反对民选总统么）。
更麻烦的在于，美国似乎也不太适合这样继续持久暧昧下去。
埃及政变方已多次暗示，美国应该承认「埃及人民的选择」，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兄弟会方面，穆尔西的顾问瓦艾尔.哈达拉则把「伊奈斯特声明」称之为「嘴巴式」声明。兄弟会在号召信徒举行「百万大游行」时暗示，美国和「政变阴谋」脱不开干系，而开罗解放广场上支持军方、反对兄弟会的示威者则举起画有包头巾、蓄兄弟会大胡子的奥巴马头像，讥讽奥巴马和美国「和兄弟会沆瀣一气」。
然而美国仍然在摇摆：7月底，白宫宣布委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前往埃及斡旋，目的是借昔日总统竞选对手麦凯恩现身说法，告诉埃及军方「民主应如何运作」，因为奥巴马「没有选择把麦凯恩关进大牢让他永远不能重返政坛」，同时让这两位始终谴责军方政变、和兄弟会「能说上话」的美国政客劝兄弟会「有话好好说」；7月29日，伊奈斯特称美国「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这被认为是「迄今对军方最明确的指责」，然而3天后，国务卿克里就在巴基斯坦表示，7月3日推翻穆尔西的军队干预，的确是「」“数以百万计埃及人因害怕国家陷入混乱和暴力，要求军方这样做的”，这又被认定为「」“迄今对军方行为最明确的认同”。
摇摆的结果，不仅伯恩斯、格雷厄姆和麦凯恩徒劳无功，兄弟会和反兄弟会势力继续互不买账，连此前看在军援面上一直对美国态度恭顺的「老朋友」军方，也逐渐显得不耐烦了——8月5日，军方第一强势人物塞西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背叛了埃及人民」，对此「埃及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的尴尬：既不便支持推翻民选政府，又不愿真的看到兄弟会专权，而他们所能拿出的方案，也只有「迅速恢复宪法，回复民选」，然而这样的「药方」能「对症」么?
在军方或四分五裂、争吵不休的反兄弟会势力看来，「迅速恢复民选」的结果，恐怕多半是兄弟会，或比兄弟会更极端的光明党当选，埃及又将重陷7月3日之前的政治恶性循环；而在兄弟会（可能还有光明党）看来，「一人一票」和平上台又何尝保险？穆尔西不是上去了？不是又下来了么?
陶短房，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曾长期在西非、北非经商，前新加坡《联合早报》非洲兼职记者，前《纵横周刊》非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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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
陶短房 香港南华早报 2013年08月09日 上午8:47
自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至今，不过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但看似神通广大的当事各方，却不约而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军方的进退两难
政变发生前后和推翻穆尔西之初，埃及军方原本处于「尼罗河革命」发生后最理想的政治态势中。
尽管在广大普通埃及人心目中，曾为维护埃及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卓越贡献的军方，始终拥有特别的声誉，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关键时刻，军官团所释放的「胜负手」也赢得广泛赞誉，但随后他们却因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之初身处权力核心，而一下成为众矢之的：先是「广场派」、自由派和兄弟会这些昔日给军队坦克献花的「革命战友」翻脸，不断发动要求军方早日还政于民的示威，仰赖关键时刻军官团-兄弟会的政治妥协才涉险过关；继而，自感在一人一票普选中绝无胜算的自由派和「广场派」又开始反公投、反对按时选举，逼迫军方把权力直接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所幸兄弟会树大根深才让公投和选举顺利过关；紧接着，刚刚上台、宝座尚未坐热的兄弟会政府就拿军方开刀，逼迫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Hussein Tantaoui）和总参谋长安南将军（Sami Anan）退役，用自认为「可靠」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取而代之，迫使军方退出埃及政治前台……一时间，曾在埃及政坛长期扮演关键角色的军官团，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人事特权也不断被侵削，且先后和埃及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势力交恶。
幸亏兄弟会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失误，导致各方矛盾集中在穆尔西政府和兄弟会专权身上，也幸亏埃及其它各派势力相比兄弟会太过单薄，以至于在「民主游戏」中毫无胜算，军方才得以从千夫所指，转而变成政变前的众望所归，曾斥责军方专权的自由派、曾高呼「打倒军官团」的「广场派」，在7月3日前几乎哭着喊着要军方出手，铲除他们怎么也铲除不了的兄弟会，甚至喊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一贯和军方关系冷漠的原教旨派系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也一度表现出对军方的友善态度。
政变轻易成功后，军方最初看似满手好牌：最大金主美国迟迟不将事件定位为「政变」，意味着每年多达15亿多美元的援助（其中13亿为军方可直接支配的军援）仍能源源送来；和军方关系并不热络的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先后提出累计达12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首批资金和原油等实物援助已开始到位，这显然有助于缓解埃及的「经济炸弹」威胁；由于军方一开始就摆出「不走到台前」的姿态，第一时间便推出派系色彩淡薄的中间人物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任代理总统，承诺按照「过渡时间路线图」尽快组织文人政府，恢复宪法和选举秩序。很显然，军方所希望扮演的，是关键时刻「拉闸」的角色，而在日常事务中则不愿出头，倘果真能如此，则对他们最为有利，既可确保自身政治作用、经济特权不动摇，又可避免为可能出现的麻烦承担直接责任。
但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搞砸了：由于当初反穆尔西联盟唯一的共同立场是反兄弟会专权，在兄弟会迅速下台后共同立场也随即消失，各方的争权夺利导致过渡政府几番难产，7月8日的开罗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前血案导致至少51人死亡，不仅让原本希望置身事外的军方直接「沾血」，也让原本就别有目的的光明党趁势宣布退出「路线图」。7月9日成立的过度政府，以自由派和亲美人物贝布拉维（Hazem el-Beblawi）为总理、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副总统」，目的是打消欧美疑虑，争取国际好感，但这些人缺乏埃及民意基础和政治势力，属于在埃及政治风云变幻中「既选不过别人、又打不过别人」的曲高和寡派，他们的组阁不但不足以让国际社会停止指责，让兄弟会乖乖就范，或让光明党回到「路线图」中来，反倒让一直以「革命功臣」自居、却总郁郁不得志的「广场派」也离心离德，在此后的斋月混乱中纷纷成为所谓「第三条路线」派。很明显，过渡政府能量越弱，军方所承担的责任和骂名也越重，甚至，这个弱势过渡政府得罪的政治势力，也会自然而然迁怒于军方——因为他们显然会认为这个缺乏民意基础的过渡政府，不过是军方的傀儡。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军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演他们并不情愿演的「一线角色」：7月24日，塞西呼吁支持者上街，为镇压一直在街头抗争的兄弟会提供民意背书；8月1日，内政部发出「清场」威胁，要求兄弟会支持者必须退出其聚集的Rabaa al-Adawiya 和 al-Nahda两座广场。尽管人们最担心的8月2日「周五晚祷」后的大清场、大对抗、大流血并未发生，但自6月下旬至今，死于街头暴力者已超过250人，而这笔账大多被记在了军方头上。8月7日，过渡政府总理贝布拉维重申了军方的要求，即对两座广场「清场」，而这意味着什么，如今已无人不晓。
不难看出，军官团仍然竭力让自己「超脱」，在大多数时候，敏感的政令或言论，是由过渡政府或内政部出面发布，但在过渡政府如此孱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任何由那批「单车刺史」宣布的政令，以及这些政令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军方。
很显然，事到如今，军方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有「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之讥，并将面临国际孤立，且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积怨对象，退则难以确保政变后好不容易恢复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局势出现更大混乱的背景下，很可能连政变前的政治、经济「底牌」也保不住。
兄弟会的进退两难
兄弟会同样进退两难。
尽管要求释放穆尔西和兄弟会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Mohamed Badie等的要求，得到欧盟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但迄今支持兄弟会最基本、也最坚决要求，即「恢复穆尔西政府政权」的国际势力，仅有土耳其等寥寥几国和松散、对埃及缺乏影响力的非洲联盟。而在埃及国内，虽然政变后支持政变的一方迅速分化，但在反对兄弟会「反攻倒算」方面却仍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兄弟会在开罗和埃及各地的街头运动，基本变成自家信徒的「独角戏」。
正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所观察的，随着街头骚乱的旷日持久，兄弟会最赖以为支持的群众基础，目前已显得不那么牢靠，在已成众矢之的的两座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广场周围，居民日益担心，这种互不相让的对立和清场，可能导致更激烈的暴力。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小商贩表示，示威开始后他们的生活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不得不暂时到外地去生活。在兄弟会集会开始的几天，有附近居民表示支持，还送水送食物，如今则几乎看不见这种现象，因为他们早就受够了。不过，反感兄弟会支持者集会的居民都不敢透露姓名，因为担心极端原教旨分子的报复。一些居民私下表示，虽然不满警方的粗暴，但「清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兄弟会街头运动的组织者和发言人，如哈达德Gehad el-Haddad、穆斯塔法Ala Mostafa不断放出狠话，如指责军方清场威胁是「内战信号」，将例行的周五晚祷后示威称作「反政府群众」等，但近几次「周五示威」的声势已呈颓势，广场召集人「去街上、广场上，为了夺回你们被血腥政变剥夺的自由，为了捍卫被子弹杀害烈士的荣誉」的号召也显得缺乏响应，正如一些开罗市民私下对法国《新观察家报》记者所言，兄弟会「兄弟会似乎一门心思要制造更多烈士，以换取外国媒体向当局施压，从而恢复穆尔西的权力」，但两年多的街头拉锯，已让市民们学乖了。
如今兄弟会的确已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瓶颈：倘继续抗争，不论延续目前的街头运动态势，还是转入如1992年那样以摧毁埃及旅游经济和石油、交通运输设施为主的暴力抗争，都将面临进一步丧失国际同情和法理依据，并被埃及政坛边缘化的危险，且埃及社会积怨的基础，是民生、经济和就业形势的恶化，继续对抗，其它政治势力就会理直气壮地将改善不力的责任推给他们，从而加剧埃及民意的背离；倘就此偃旗息鼓，则意味着默认兄弟会执政地位的丧失，和长期苦心经营、百般奋斗所获成果的付诸东流，他们又情何以堪？
卡塔尔君主的更迭、土耳其政局的变幻，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令兄弟会原本游刃有余的国际环境变得促迫，背靠沙特、冷眼旁观的光明党，又随时可能攫取兄弟会的「基本盘」，对进退两难的兄弟会而言，留在两座广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走不死」的余裕，恐怕也不会很多，他们必须尽快作出下一步决断——尽管不论怎么决断，都可能面临叵测风险。
美国的进退两难
最进退两难的是美国。
如果7月27日晚或7月28日凌晨，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约什.伊奈斯特Josh Earnest路过埃及军方支持者聚集的开罗解放广场，或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聚集的拉巴阿达维亚，甚或号称要走「不要军方、也不要兄弟会」的「第三条路线」示威者聚集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广场，他恐怕会感到十分尴尬，因为这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的埃及几派街头力量，竟不约而同打出了反美口号——这或许是今日上述三派人屈指可数的「统一认识」。
自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被推翻以来，美国一直表现得很纠结，既不愿大方承认军方推翻兄弟会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肯将此举定性为「政变」，从而可名正言顺地根据美国自身「不得向政变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法律，冻结13亿美元/年的对埃军援。
之所以如此尴尬，是因为埃及的变局早已被奥巴马政府引为自己的「外交标志性成就」。四年前的奥巴马「开罗演讲」，被美方自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开始曲，而「尼罗河革命」推翻了本是美国亲密盟友的穆巴拉克，并最终在埃及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这曾被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欢呼为「中东国家前所未有之新局面」，倘承认推翻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不啻自砸招牌。但穆斯林兄弟会是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治团体，在夺权过程中虽努力表现得温和、宽容，一旦登台，却几乎立即暴露出排斥异己、推崇教法治国的本来面目，不仅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威胁美国在当地最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让兄弟会逐步坐大，并通过民粹手段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利，让埃及向「去世俗化」的泥淖步步滑落，同样非美国所乐见。
正因如此，美国才在政变中采取了「不承认不否认」的含糊立场，并试图通过军援、经援手段和人事影响力，让埃及事态发展「可控化」，表面上看，最初几日这种努力有所收获，军方基本呆在幕后，折腾几轮方才组成的过渡政府充斥着亲美派人物：老牌亲美政治家、几次和国家领导人身份擦肩而过的巴拉迪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副总统”，财政部长阿赫迈德.加拉尔是拥有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外长纳比尔.法赫米则曾长期担任驻美大使……但接下来的形势变化，却让这种煞费苦心的「控制」变成失控：缺乏社会基础的「海归型过渡政府」形同虚设，兄弟会坚持「穆尔西必须复职」的要求不肯退缩，并不断发动街头抗议，军方不得不跳到前台，刑诉穆尔西，镇压兄弟会，把美国一步步逼到更尴尬的境地。
7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支持军方和亲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埃及各地展开针对性示威，军方则用强力在几个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区“清场”，导致至少72人死亡，迫使美国不得不表态。
美国东部时间7月29日，白宫副发言人伊奈斯特表示，「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并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但几乎于此同时，五角大楼秘书楚克.哈格尔坚持不将埃及事态定性为「政变」，这意味着所谓「谴责」，再强烈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而不会影响没对埃及经济援助。
当然，说美国在政变发生后毫无动作也不公平：7月15日，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访问埃及，成为政变后首位访问埃及的美国高级官员，但他的访问连头带尾只有两天，既未能说服兄弟会方面加入政治过渡的「路线图」，也未能说服政变一方宽容对待兄弟会，更未能力挺当时刚刚组成、如今已形同透明的过渡政府；7月25日，美国暂停向埃及交付订购的4架F-16战斗机，但此举同样仅具象征性——无论军方或穆斯林兄弟会，暂时都无需在意这区区4架战斗机。
如今的尴尬在于，美国不能支持军方（那意味着反对「一人一票」和民选，而这恰是奥巴马政府曾为之努力和高调欢呼的），也不能反对军方（埃及军方不仅是和美国合作最密切的埃及政治力量，也是迄今作为整体受美国影响最深刻的埃及重要政治派别）；既不能支持兄弟会（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实在太过危险，且以色列和犹太院外集团势必不悦），也不能反对兄弟会（难道要反对民选总统么）。
更麻烦的在于，美国似乎也不太适合这样继续持久暧昧下去。
埃及政变方已多次暗示，美国应该承认「埃及人民的选择」，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兄弟会方面，穆尔西的顾问瓦艾尔.哈达拉则把「伊奈斯特声明」称之为「嘴巴式」声明。兄弟会在号召信徒举行「百万大游行」时暗示，美国和「政变阴谋」脱不开干系，而开罗解放广场上支持军方、反对兄弟会的示威者则举起画有包头巾、蓄兄弟会大胡子的奥巴马头像，讥讽奥巴马和美国「和兄弟会沆瀣一气」。
然而美国仍然在摇摆：7月底，白宫宣布委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前往埃及斡旋，目的是借昔日总统竞选对手麦凯恩现身说法，告诉埃及军方「民主应如何运作」，因为奥巴马「没有选择把麦凯恩关进大牢让他永远不能重返政坛」，同时让这两位始终谴责军方政变、和兄弟会「能说上话」的美国政客劝兄弟会「有话好好说」；7月29日，伊奈斯特称美国「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这被认为是「迄今对军方最明确的指责」，然而3天后，国务卿克里就在巴基斯坦表示，7月3日推翻穆尔西的军队干预，的确是「」“数以百万计埃及人因害怕国家陷入混乱和暴力，要求军方这样做的”，这又被认定为「」“迄今对军方行为最明确的认同”。
摇摆的结果，不仅伯恩斯、格雷厄姆和麦凯恩徒劳无功，兄弟会和反兄弟会势力继续互不买账，连此前看在军援面上一直对美国态度恭顺的「老朋友」军方，也逐渐显得不耐烦了——8月5日，军方第一强势人物塞西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背叛了埃及人民」，对此「埃及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的尴尬：既不便支持推翻民选政府，又不愿真的看到兄弟会专权，而他们所能拿出的方案，也只有「迅速恢复宪法，回复民选」，然而这样的「药方」能「对症」么?
在军方或四分五裂、争吵不休的反兄弟会势力看来，「迅速恢复民选」的结果，恐怕多半是兄弟会，或比兄弟会更极端的光明党当选，埃及又将重陷7月3日之前的政治恶性循环；而在兄弟会（可能还有光明党）看来，「一人一票」和平上台又何尝保险？穆尔西不是上去了？不是又下来了么?
陶短房，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曾长期在西非、北非经商，前新加坡《联合早报》非洲兼职记者，前《纵横周刊》非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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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
埃及的三个进退两难
陶短房 香港南华早报 2013年08月09日 上午8:47
自7月3日埃及军方推翻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至今，不过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但看似神通广大的当事各方，却不约而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军方的进退两难
政变发生前后和推翻穆尔西之初，埃及军方原本处于「尼罗河革命」发生后最理想的政治态势中。
尽管在广大普通埃及人心目中，曾为维护埃及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卓越贡献的军方，始终拥有特别的声誉，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关键时刻，军官团所释放的「胜负手」也赢得广泛赞誉，但随后他们却因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之初身处权力核心，而一下成为众矢之的：先是「广场派」、自由派和兄弟会这些昔日给军队坦克献花的「革命战友」翻脸，不断发动要求军方早日还政于民的示威，仰赖关键时刻军官团-兄弟会的政治妥协才涉险过关；继而，自感在一人一票普选中绝无胜算的自由派和「广场派」又开始反公投、反对按时选举，逼迫军方把权力直接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所幸兄弟会树大根深才让公投和选举顺利过关；紧接着，刚刚上台、宝座尚未坐热的兄弟会政府就拿军方开刀，逼迫任职20年之久的坦塔维元帅（Hussein Tantaoui）和总参谋长安南将军（Sami Anan）退役，用自认为「可靠」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si)取而代之，迫使军方退出埃及政治前台……一时间，曾在埃及政坛长期扮演关键角色的军官团，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人事特权也不断被侵削，且先后和埃及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势力交恶。
幸亏兄弟会执政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失误，导致各方矛盾集中在穆尔西政府和兄弟会专权身上，也幸亏埃及其它各派势力相比兄弟会太过单薄，以至于在「民主游戏」中毫无胜算，军方才得以从千夫所指，转而变成政变前的众望所归，曾斥责军方专权的自由派、曾高呼「打倒军官团」的「广场派」，在7月3日前几乎哭着喊着要军方出手，铲除他们怎么也铲除不了的兄弟会，甚至喊出「军方做什么都是对的」口号，一贯和军方关系冷漠的原教旨派系萨拉菲光明党（Al Nour Party），也一度表现出对军方的友善态度。
政变轻易成功后，军方最初看似满手好牌：最大金主美国迟迟不将事件定位为「政变」，意味着每年多达15亿多美元的援助（其中13亿为军方可直接支配的军援）仍能源源送来；和军方关系并不热络的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先后提出累计达120亿美元的援助承诺，首批资金和原油等实物援助已开始到位，这显然有助于缓解埃及的「经济炸弹」威胁；由于军方一开始就摆出「不走到台前」的姿态，第一时间便推出派系色彩淡薄的中间人物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任代理总统，承诺按照「过渡时间路线图」尽快组织文人政府，恢复宪法和选举秩序。很显然，军方所希望扮演的，是关键时刻「拉闸」的角色，而在日常事务中则不愿出头，倘果真能如此，则对他们最为有利，既可确保自身政治作用、经济特权不动摇，又可避免为可能出现的麻烦承担直接责任。
但这个如意算盘从一开始就搞砸了：由于当初反穆尔西联盟唯一的共同立场是反兄弟会专权，在兄弟会迅速下台后共同立场也随即消失，各方的争权夺利导致过渡政府几番难产，7月8日的开罗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前血案导致至少51人死亡，不仅让原本希望置身事外的军方直接「沾血」，也让原本就别有目的的光明党趁势宣布退出「路线图」。7月9日成立的过度政府，以自由派和亲美人物贝布拉维（Hazem el-Beblawi）为总理、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副总统」，目的是打消欧美疑虑，争取国际好感，但这些人缺乏埃及民意基础和政治势力，属于在埃及政治风云变幻中「既选不过别人、又打不过别人」的曲高和寡派，他们的组阁不但不足以让国际社会停止指责，让兄弟会乖乖就范，或让光明党回到「路线图」中来，反倒让一直以「革命功臣」自居、却总郁郁不得志的「广场派」也离心离德，在此后的斋月混乱中纷纷成为所谓「第三条路线」派。很明显，过渡政府能量越弱，军方所承担的责任和骂名也越重，甚至，这个弱势过渡政府得罪的政治势力，也会自然而然迁怒于军方——因为他们显然会认为这个缺乏民意基础的过渡政府，不过是军方的傀儡。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军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演他们并不情愿演的「一线角色」：7月24日，塞西呼吁支持者上街，为镇压一直在街头抗争的兄弟会提供民意背书；8月1日，内政部发出「清场」威胁，要求兄弟会支持者必须退出其聚集的Rabaa al-Adawiya 和 al-Nahda两座广场。尽管人们最担心的8月2日「周五晚祷」后的大清场、大对抗、大流血并未发生，但自6月下旬至今，死于街头暴力者已超过250人，而这笔账大多被记在了军方头上。8月7日，过渡政府总理贝布拉维重申了军方的要求，即对两座广场「清场」，而这意味着什么，如今已无人不晓。
不难看出，军官团仍然竭力让自己「超脱」，在大多数时候，敏感的政令或言论，是由过渡政府或内政部出面发布，但在过渡政府如此孱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不过是掩耳盗铃，任何由那批「单车刺史」宣布的政令，以及这些政令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毫无例外地归咎于军方。
很显然，事到如今，军方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有「回到穆巴拉克时代」之讥，并将面临国际孤立，且成为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积怨对象，退则难以确保政变后好不容易恢复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局势出现更大混乱的背景下，很可能连政变前的政治、经济「底牌」也保不住。
兄弟会的进退两难
兄弟会同样进退两难。
尽管要求释放穆尔西和兄弟会实际领导人穆罕默德.巴迪Mohamed Badie等的要求，得到欧盟等一些国家的支持，但迄今支持兄弟会最基本、也最坚决要求，即「恢复穆尔西政府政权」的国际势力，仅有土耳其等寥寥几国和松散、对埃及缺乏影响力的非洲联盟。而在埃及国内，虽然政变后支持政变的一方迅速分化，但在反对兄弟会「反攻倒算」方面却仍保持高度一致，这使得兄弟会在开罗和埃及各地的街头运动，基本变成自家信徒的「独角戏」。
正如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所观察的，随着街头骚乱的旷日持久，兄弟会最赖以为支持的群众基础，目前已显得不那么牢靠，在已成众矢之的的两座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广场周围，居民日益担心，这种互不相让的对立和清场，可能导致更激烈的暴力。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小商贩表示，示威开始后他们的生活和生意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不得不暂时到外地去生活。在兄弟会集会开始的几天，有附近居民表示支持，还送水送食物，如今则几乎看不见这种现象，因为他们早就受够了。不过，反感兄弟会支持者集会的居民都不敢透露姓名，因为担心极端原教旨分子的报复。一些居民私下表示，虽然不满警方的粗暴，但「清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局面必须结束」。兄弟会街头运动的组织者和发言人，如哈达德Gehad el-Haddad、穆斯塔法Ala Mostafa不断放出狠话，如指责军方清场威胁是「内战信号」，将例行的周五晚祷后示威称作「反政府群众」等，但近几次「周五示威」的声势已呈颓势，广场召集人「去街上、广场上，为了夺回你们被血腥政变剥夺的自由，为了捍卫被子弹杀害烈士的荣誉」的号召也显得缺乏响应，正如一些开罗市民私下对法国《新观察家报》记者所言，兄弟会「兄弟会似乎一门心思要制造更多烈士，以换取外国媒体向当局施压，从而恢复穆尔西的权力」，但两年多的街头拉锯，已让市民们学乖了。
如今兄弟会的确已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瓶颈：倘继续抗争，不论延续目前的街头运动态势，还是转入如1992年那样以摧毁埃及旅游经济和石油、交通运输设施为主的暴力抗争，都将面临进一步丧失国际同情和法理依据，并被埃及政坛边缘化的危险，且埃及社会积怨的基础，是民生、经济和就业形势的恶化，继续对抗，其它政治势力就会理直气壮地将改善不力的责任推给他们，从而加剧埃及民意的背离；倘就此偃旗息鼓，则意味着默认兄弟会执政地位的丧失，和长期苦心经营、百般奋斗所获成果的付诸东流，他们又情何以堪？
卡塔尔君主的更迭、土耳其政局的变幻，以及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令兄弟会原本游刃有余的国际环境变得促迫，背靠沙特、冷眼旁观的光明党，又随时可能攫取兄弟会的「基本盘」，对进退两难的兄弟会而言，留在两座广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走不死」的余裕，恐怕也不会很多，他们必须尽快作出下一步决断——尽管不论怎么决断，都可能面临叵测风险。
美国的进退两难
最进退两难的是美国。
如果7月27日晚或7月28日凌晨，美国白宫副发言人约什.伊奈斯特Josh Earnest路过埃及军方支持者聚集的开罗解放广场，或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聚集的拉巴阿达维亚，甚或号称要走「不要军方、也不要兄弟会」的「第三条路线」示威者聚集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广场，他恐怕会感到十分尴尬，因为这针锋相对、甚至大打出手的埃及几派街头力量，竟不约而同打出了反美口号——这或许是今日上述三派人屈指可数的「统一认识」。
自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兄弟会穆尔西政府被推翻以来，美国一直表现得很纠结，既不愿大方承认军方推翻兄弟会政府的合法性，也不肯将此举定性为「政变」，从而可名正言顺地根据美国自身「不得向政变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法律，冻结13亿美元/年的对埃军援。
之所以如此尴尬，是因为埃及的变局早已被奥巴马政府引为自己的「外交标志性成就」。四年前的奥巴马「开罗演讲」，被美方自认为是「阿拉伯之春」的开始曲，而「尼罗河革命」推翻了本是美国亲密盟友的穆巴拉克，并最终在埃及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这曾被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欢呼为「中东国家前所未有之新局面」，倘承认推翻民选政府的合法性，不啻自砸招牌。但穆斯林兄弟会是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治团体，在夺权过程中虽努力表现得温和、宽容，一旦登台，却几乎立即暴露出排斥异己、推崇教法治国的本来面目，不仅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也威胁美国在当地最重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让兄弟会逐步坐大，并通过民粹手段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利，让埃及向「去世俗化」的泥淖步步滑落，同样非美国所乐见。
正因如此，美国才在政变中采取了「不承认不否认」的含糊立场，并试图通过军援、经援手段和人事影响力，让埃及事态发展「可控化」，表面上看，最初几日这种努力有所收获，军方基本呆在幕后，折腾几轮方才组成的过渡政府充斥着亲美派人物：老牌亲美政治家、几次和国家领导人身份擦肩而过的巴拉迪被任命为“负责国际关系事务的副总统”，财政部长阿赫迈德.加拉尔是拥有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外长纳比尔.法赫米则曾长期担任驻美大使……但接下来的形势变化，却让这种煞费苦心的「控制」变成失控：缺乏社会基础的「海归型过渡政府」形同虚设，兄弟会坚持「穆尔西必须复职」的要求不肯退缩，并不断发动街头抗议，军方不得不跳到前台，刑诉穆尔西，镇压兄弟会，把美国一步步逼到更尴尬的境地。
7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支持军方和亲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埃及各地展开针对性示威，军方则用强力在几个兄弟会支持者聚集区“清场”，导致至少72人死亡，迫使美国不得不表态。
美国东部时间7月29日，白宫副发言人伊奈斯特表示，「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并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但几乎于此同时，五角大楼秘书楚克.哈格尔坚持不将埃及事态定性为「政变」，这意味着所谓「谴责」，再强烈也不过是表面文章，而不会影响没对埃及经济援助。
当然，说美国在政变发生后毫无动作也不公平：7月15日，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oseph Burns访问埃及，成为政变后首位访问埃及的美国高级官员，但他的访问连头带尾只有两天，既未能说服兄弟会方面加入政治过渡的「路线图」，也未能说服政变一方宽容对待兄弟会，更未能力挺当时刚刚组成、如今已形同透明的过渡政府；7月25日，美国暂停向埃及交付订购的4架F-16战斗机，但此举同样仅具象征性——无论军方或穆斯林兄弟会，暂时都无需在意这区区4架战斗机。
如今的尴尬在于，美国不能支持军方（那意味着反对「一人一票」和民选，而这恰是奥巴马政府曾为之努力和高调欢呼的），也不能反对军方（埃及军方不仅是和美国合作最密切的埃及政治力量，也是迄今作为整体受美国影响最深刻的埃及重要政治派别）；既不能支持兄弟会（支持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实在太过危险，且以色列和犹太院外集团势必不悦），也不能反对兄弟会（难道要反对民选总统么）。
更麻烦的在于，美国似乎也不太适合这样继续持久暧昧下去。
埃及政变方已多次暗示，美国应该承认「埃及人民的选择」，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而兄弟会方面，穆尔西的顾问瓦艾尔.哈达拉则把「伊奈斯特声明」称之为「嘴巴式」声明。兄弟会在号召信徒举行「百万大游行」时暗示，美国和「政变阴谋」脱不开干系，而开罗解放广场上支持军方、反对兄弟会的示威者则举起画有包头巾、蓄兄弟会大胡子的奥巴马头像，讥讽奥巴马和美国「和兄弟会沆瀣一气」。
然而美国仍然在摇摆：7月底，白宫宣布委托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前往埃及斡旋，目的是借昔日总统竞选对手麦凯恩现身说法，告诉埃及军方「民主应如何运作」，因为奥巴马「没有选择把麦凯恩关进大牢让他永远不能重返政坛」，同时让这两位始终谴责军方政变、和兄弟会「能说上话」的美国政客劝兄弟会「有话好好说」；7月29日，伊奈斯特称美国「强烈谴责流血和暴力、尤其发生在开罗和亚历山大那样的流血和暴力的发生」，强调埃及政府「有尊重示威者的道德和法律义务」，这被认为是「迄今对军方最明确的指责」，然而3天后，国务卿克里就在巴基斯坦表示，7月3日推翻穆尔西的军队干预，的确是「」“数以百万计埃及人因害怕国家陷入混乱和暴力，要求军方这样做的”，这又被认定为「」“迄今对军方行为最明确的认同”。
摇摆的结果，不仅伯恩斯、格雷厄姆和麦凯恩徒劳无功，兄弟会和反兄弟会势力继续互不买账，连此前看在军援面上一直对美国态度恭顺的「老朋友」军方，也逐渐显得不耐烦了——8月5日，军方第一强势人物塞西对《华盛顿邮报》表示，美国「背叛了埃及人民」，对此「埃及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的尴尬：既不便支持推翻民选政府，又不愿真的看到兄弟会专权，而他们所能拿出的方案，也只有「迅速恢复宪法，回复民选」，然而这样的「药方」能「对症」么?
在军方或四分五裂、争吵不休的反兄弟会势力看来，「迅速恢复民选」的结果，恐怕多半是兄弟会，或比兄弟会更极端的光明党当选，埃及又将重陷7月3日之前的政治恶性循环；而在兄弟会（可能还有光明党）看来，「一人一票」和平上台又何尝保险？穆尔西不是上去了？不是又下来了么?
陶短房，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曾长期在西非、北非经商，前新加坡《联合早报》非洲兼职记者，前《纵横周刊》非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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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