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临界值:一个不堪一击的理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5:16:36
债务临界值:一个不堪一击的理论

2013年04月28日 05:44 AM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沃尔夫冈•明肖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这么奚落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米尔顿的悲剧在于,他的政策主张曾被实践检验过。”

这话或许也适用于哈佛大学(Harvard)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特别是在欧洲,支持紧缩的政策制定者尝试了由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导出的一些政策,结果在经济上和人道上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两位经济学家的悲剧不在于Excel表格操作失误,而在于误用了PPT。他们高调宣传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宣传过程中,他们遵循了小报报道的黄金原则:简化,然后夸张。

两位教授先是在2011年出版了畅销书《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接着又对债务和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此后,他们无疑开始坚信,数据显示:90%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一个临界值,若高于90%,经济增速就会骤降。许多政策制定者援引这条规律,呼吁债务与GDP之比降至此临界值以下,以防经济增速骤降。莱因哈特和罗戈夫两位教授因此成为了紧缩政策的知识教母和教父。

为看清两位教授对欧洲舆论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引用一段欧盟委员会(EC)经济事务专员奥利•瑞恩(Olli Rehn)2011年6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的演讲。他说:“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发现了‘90%规律’,即公共债务与年经济产出之比高于90%的国家,增长更为缓慢。较高的债务水平可能对经济活动和企业家活力产生挤出效应,并因此损害增长。这个结论对目前而言格外重要,因为欧洲的债务水平正在逼近90%的临界值,而美国已经跨过了那个临界值。”

瑞恩应该没有读过两位教授的论文原文。原文对结论的表述更为含糊——这是学术论文的惯常做法。瑞恩等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寻找既有说服力、又与自己内心信念相契合的经济理论。在欧洲,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对非正统的宏观经济学家鲜有接触。他们显然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衰退时加大支出的理论是不合直觉的。这个理论也不合他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对来自欧洲北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可能研读过“大萧条”的历史,但他们仍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策不如顺应经济周期的紧缩政策可信。如果有两位在全球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告诉保守派政策制定者,他们的直觉一直都是正确的,这会让他们感觉像是吃下了定心丸,如同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消息。

经由政策制定者解读过的莱因哈特和罗戈夫理论,包含了两条不同的谬论。第一条是,存在一个90%临界值。第二条是,债务与GDP之比跟经济增速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第一条谬论在一周前已被三名研究人员所驳倒。他们是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阿姆赫斯特分校的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和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他们用修正后的数据证明,增长与债务呈现稳定的负相关。经济学家总是为统计问题吵个不停,比如应当选取中值还是平均值。但无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增长率骤降的那个90%临界值是不存在的。增长率始终没有出现骤降。

这一结果对于政策讨论而言非常重要。将90%看做某种神奇数字的想法被击碎,这个想法正是欧洲政策制定者们正在热捧的。他们曾热捧过的“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同样缺乏理论依据。

莱因哈特和罗戈夫先把一切简化成一个数字,接着又夸大了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能是高债务导致了低增长(如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所说),也可能是低增长导致了高债务,还有可能是两者互为因果。抑或,两者之间可能是伪相关。又或者,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因素,才是导致这两者的原因。如果高债务真是低增长的结果,那么,紧缩经济政策的兜售者就不会对“90%规律”这么感兴趣了。因为这样的话,那个理论无异于说:贫穷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如果经济目前负增长,债务与GDP之比当然会增长,因为作为分母的GDP是名义GDP。

统计数据不能告诉你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要证明因果关系,需要理论。但宏观经济学家还没有发现关于最佳债务水平的理论。目前理论唯一能确定的是,最佳债务水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影响因素包括:真实利率、增长状况、经济类型、以及汇率体制,等等。

与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教授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在上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推广货币主义理论时,确实有一套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不会出现如今那种Excel表格键入错误。弗里德曼掌握了确凿的经验性证据。虽然他的理论后来被推翻了,但当年的央行决策者采纳他的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形之下,“90%规律”简直不堪一击。而即便这条规律被推翻了,也仍将在一段时间里影响政策辩论。

我怀疑,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教授给世人留下最深记忆的,也将是他们的政策主张曾被实践检验过。

译者/阑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190?page=1
金融时报中文网
债务临界值:一个不堪一击的理论

2013年04月28日 05:44 AM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沃尔夫冈•明肖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这么奚落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米尔顿的悲剧在于,他的政策主张曾被实践检验过。”

这话或许也适用于哈佛大学(Harvard)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特别是在欧洲,支持紧缩的政策制定者尝试了由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导出的一些政策,结果在经济上和人道上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两位经济学家的悲剧不在于Excel表格操作失误,而在于误用了PPT。他们高调宣传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在宣传过程中,他们遵循了小报报道的黄金原则:简化,然后夸张。

两位教授先是在2011年出版了畅销书《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接着又对债务和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此后,他们无疑开始坚信,数据显示:90%是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的一个临界值,若高于90%,经济增速就会骤降。许多政策制定者援引这条规律,呼吁债务与GDP之比降至此临界值以下,以防经济增速骤降。莱因哈特和罗戈夫两位教授因此成为了紧缩政策的知识教母和教父。

为看清两位教授对欧洲舆论的巨大影响,有必要引用一段欧盟委员会(EC)经济事务专员奥利•瑞恩(Olli Rehn)2011年6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表的演讲。他说:“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发现了‘90%规律’,即公共债务与年经济产出之比高于90%的国家,增长更为缓慢。较高的债务水平可能对经济活动和企业家活力产生挤出效应,并因此损害增长。这个结论对目前而言格外重要,因为欧洲的债务水平正在逼近90%的临界值,而美国已经跨过了那个临界值。”

瑞恩应该没有读过两位教授的论文原文。原文对结论的表述更为含糊——这是学术论文的惯常做法。瑞恩等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寻找既有说服力、又与自己内心信念相契合的经济理论。在欧洲,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对非正统的宏观经济学家鲜有接触。他们显然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衰退时加大支出的理论是不合直觉的。这个理论也不合他们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对来自欧洲北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可能研读过“大萧条”的历史,但他们仍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策不如顺应经济周期的紧缩政策可信。如果有两位在全球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告诉保守派政策制定者,他们的直觉一直都是正确的,这会让他们感觉像是吃下了定心丸,如同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消息。

经由政策制定者解读过的莱因哈特和罗戈夫理论,包含了两条不同的谬论。第一条是,存在一个90%临界值。第二条是,债务与GDP之比跟经济增速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第一条谬论在一周前已被三名研究人员所驳倒。他们是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阿姆赫斯特分校的托马斯•赫恩登(Thomas Herndon)、迈克尔•阿什(Michael Ash)和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他们用修正后的数据证明,增长与债务呈现稳定的负相关。经济学家总是为统计问题吵个不停,比如应当选取中值还是平均值。但无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增长率骤降的那个90%临界值是不存在的。增长率始终没有出现骤降。

这一结果对于政策讨论而言非常重要。将90%看做某种神奇数字的想法被击碎,这个想法正是欧洲政策制定者们正在热捧的。他们曾热捧过的“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同样缺乏理论依据。

莱因哈特和罗戈夫先把一切简化成一个数字,接着又夸大了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能是高债务导致了低增长(如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所说),也可能是低增长导致了高债务,还有可能是两者互为因果。抑或,两者之间可能是伪相关。又或者,另外一种全然不同的因素,才是导致这两者的原因。如果高债务真是低增长的结果,那么,紧缩经济政策的兜售者就不会对“90%规律”这么感兴趣了。因为这样的话,那个理论无异于说:贫穷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钱。如果经济目前负增长,债务与GDP之比当然会增长,因为作为分母的GDP是名义GDP。

统计数据不能告诉你哪个是原因,哪个是结果。要证明因果关系,需要理论。但宏观经济学家还没有发现关于最佳债务水平的理论。目前理论唯一能确定的是,最佳债务水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影响因素包括:真实利率、增长状况、经济类型、以及汇率体制,等等。

与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教授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在上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推广货币主义理论时,确实有一套理论。在上世纪60年代,不会出现如今那种Excel表格键入错误。弗里德曼掌握了确凿的经验性证据。虽然他的理论后来被推翻了,但当年的央行决策者采纳他的理论,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形之下,“90%规律”简直不堪一击。而即便这条规律被推翻了,也仍将在一段时间里影响政策辩论。

我怀疑,莱因哈特和罗戈夫教授给世人留下最深记忆的,也将是他们的政策主张曾被实践检验过。

译者/阑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0190?page=1
金融时报中文网
也就是说,没有上限
或许不应该从本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讨论债务限度
应该从经济是否崩溃的角度讨论,就像《倚天屠龙记》里那个尼姑说的:两人比武,活着的算赢,死了的算输,老天爷是见证
所有政府的债务上限,都只和P民的忍受能力相关。
只是说煮青蛙的水不会突然变烫
不过温水煮青蛙照样能烧熟的
虽然具体数值上可能有误差,甚至有错误。但是从基本概念上看,债务临界值概念是符合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