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很长，但 ...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着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在战争中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多卷本着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正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10]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历史观分英帝国时代和帝国解体后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汤因比的历史结论是不同的，但与同期英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1.地缘政治  英国人在与欧洲大陆长期交往的经验中知道，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欧洲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和英国保持操控欧洲大陆均势天平的关键。1934年丘吉尔说得直截了当：“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在欧洲称王称霸，不管它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同统治者或国家没有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具有潜在优势的最强有力的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亲法或反德。如果情况倒转过来，我们也同样可以亲德或法。我们遵循的是一种公开政策的法则，而不仅仅是由某些偶然情况，或由爱憎或别的什么情绪支配的权宜之计。”[11]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2]。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欧洲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部分。汤因比不会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文明；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使欧洲大陆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药桶，并使英国有了成功操纵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法则”。对此，他不直说，而是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说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说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3]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汤因比便以拿破仑为例说：“拿破仑帝国无意中完成的实际任务是把中世纪舰队抛弃的已经搁浅的帆船牵引到西方生活竞赛的潮流中来，同时刺激那些无精打彩的水手，使得他们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仑在城市国家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范围是他合适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挑起民族国家——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间无法压制的敌对状态，法兰西的这种实际行动也将是短暂和不讨好的。”[14]这最后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大一统国家乃是另一场“乱世”的开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人出生的结局是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思考总以此为出发点，那就失去了意义。同一个问题，汤因比专揪着“大一统国家”的负面问题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观。

　　但对于英国造就的“大一统”印度和与英国无利害关系的“大一统”中国，汤因比的笔触则要欢快得多。关于印度，汤因比写道，“可以说明这一明显反差的统一国家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为希腊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统一国家，另一个是大英帝国，它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来的统一国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较好地效率来履行自己职能时，在它处于明显分裂时期，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词句来说明，晚期罗马帝国的人民对它的制度是如何的爱戴和尊敬。”“要证明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拥有比罗马帝国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机构是很容易的事情”[15]。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16]——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17]

　　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统国家”范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世界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满着活力的大国，尽管有“乱世”，但“治世”的历史要长得多，汤因比没有解释这样的例外，相反，几十年后，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对大一统中国却赞美有加：“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8]

　　汤因比在“大一统”问题上，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的大一统相比较于英国无大不利——这与日本更喜欢中国分裂而不在乎欧洲大陆是否统一的道理一样。[19]

　　为了掩饰其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汤因比摆出一副超然姿态说：“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20]汤因比这一反话正说的论述，说明了英国放弃直接介入欧洲大陆历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说明了保持欧洲破裂是英国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汤因比让英国人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无法征服，英国要想主导欧洲事务，就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尽力保持欧洲大陆的破碎性。

　2.意识形态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目标外，在外交上，英国长期实现世界霸权的另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内外有别：对内崇尚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实验主义[21]——这种思想很接近中国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对外则尽可能多地输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义。

　　英国人用血与剑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但为了保证这种扩张的成功，英国人向外推销一种让对手国家和人民放弃武装的“和平”哲学。他举了大量失败的例子——比如亚述帝国、查理曼帝国、帖木儿帝国等[22]——是为了“足以证明持剑的救世主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23]。今天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价值”忽悠倒了苏联，其实，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将这一手法运用于对付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他先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24]“在经济领域，现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表明了‘分娩’阶段的普世教会留给新兴文明的最重要的遗产。”[25]这是在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追随上帝，永远不会令献身上帝的心灵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为神明的人，也往往会带来幻灭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带来的悲剧。”[26]

　　18～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来到北美宣扬的就是让印第安人放下武器——这与后来英国在印度和南非推销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义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识[27]。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赞许的口吻说：“从1762年匿名的特拉华先知到1885年在内华达州出现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扬和平，极力主张他们的信徒放弃他们使用的所有从白人敌人那里获得的物质技术‘进步’，[28]从不使用火器开始。他们宣称如果遵从他们的教义，印第安人注定会在现世天堂里拥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灵魂汇合，而印第安红人救世主王国是不会被印第安战斧征服的，更不用说子弹了。”[29]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后，便被欧洲血洗灭族了。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万，到1865年时，除阿拉斯加外，美国的印第安人锐减到38万。而按汤因比的说法解释就是这只能怪印第安人还不够“和平”，对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够。他说：“我们无法说出接受这些教义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这些蛮族武士来说，这些教义太难理解也太高深，但是当微弱的光线照在黑暗而狰狞的世界里，我们在原始人们内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30]“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已经凭经验完全可以证明的那条古老的真理：‘持剑者必定死于利剑之下’。”[31]

　　至于印第安人听信了这些话所遭到的灭族之灾，在汤因比的着作中所作的解释是它毕竟在这些“原始人们内心中”播种了“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1973年，汤因比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发表对话录《展望21世纪》，该书将《历史研究》中的上述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推向极致并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所采纳。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着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用甘地思想驯服了印度人，用曼德拉思想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思想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英国分裂了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可汤因比却说这是英国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32]。

　　——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是高压和超额的殖民剥削，可汤因比安慰印度人说：“对英国侨民的冷漠感到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实，或许会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闯入者：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这个次大陆已被种姓制度拖累了3 000年，印度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先辈印度文明留传下的邪恶；英国人离开之后，正如他们到来之前那样，印度人民依然饱受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从印度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把英国人在150年统治期间形成的冷漠态度视为对印度特有弊端的适度冲击。”[33]

　　如按汤因比的逻辑，北美洲印第安人也应该“比较宽容”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屠杀，因为现在的存活于北美的极少数印第安人确实已经摆脱了“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并进入了现代文明；由此导出逻辑就是：如果没有这场对印第安的种族灭绝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34]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持这种逻辑来论述历史的。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二）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着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35]。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36]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37]据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38]。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39]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40]

　　此外，罗斯福与斯大林联手不顾丘吉尔的坚决反对，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从法国诺曼底发起，这意味着美国决定将东欧交留苏联解放并将东欧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失去东欧，以英法为首的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在样，英国在战前利益随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美苏剥夺。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丘吉尔接手时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丘吉尔回忆，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尼克松回忆说，“他（丘吉尔）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41]丘吉尔曾告诉尼克松：“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42]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 及1946 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 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43]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性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4]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长篇巨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6卷即7～12卷的进程。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45]；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46]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英语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盟，那么对战争的可靠预防和世界性组织的继续出现都将成为泡影，这种联盟指的是英联邦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友好联盟的建立，不仅需要我们两个大而亲密的社会体系之间持久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两国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亲密关系，包括对潜在的危险、武器装备和指导手册的共同研究，在学院之间互派学员和军官等。为了双方的安全，两国还要继续使用各国现有的军事设施，包括各国拥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同时调配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则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好了。我们许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伸长的手臂。”[47]丘吉尔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宣称“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48]。

　　这最后一句关于“普通公民原则”的表述似乎是在说：你美国人尽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国人就是美国人。最后，丘吉尔忽悠美国人放弃罗斯福主张而英国人却长期坚持的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则，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不要以为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困难和危险。也不能等到事态发生后再加以避免；当然也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我们需要的是决心。拖延的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更大。从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同盟军和俄国朋友的情况看，我相信他们最需要的是实力，他们最怕的是军力减弱。因此过去对军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仅仅搞一些试验来提高军事力量。”“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能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坚定地团结在一起，那他们对加强这一原则的影响力将是无穷的，谁也不会骚扰我们。但如果在自己的职责上有所畏缩，或相互分离，或错过这些重要时刻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49]

　　与丘吉尔“铁幕演说”中捧杀美国的步调相随，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的同期写作的内容也与丘吉尔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他在书中也给美国戴上一顶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到1955年，消弭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关键在于，除非某个单一的政治权威能够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则不可能彻底消除战争。由于独家掌握了当代关键武器的控制权，这个权威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从1955年的情形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势必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50]“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51]这最后一句关于“公民”的选择，几乎就是几年前丘吉尔“铁幕演说”中的“普通公民原则”延伸。

　　给美国封上这个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后，汤因比又进一步以狐狸赞美乌鸦的口吻论证美国与欧洲不要有“距离感”，应将目光从美洲扩大到世界，主动担起 “领导”世界的责任。他说：“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的消失’，‘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52]

　　接着汤因比通过比较苏联战后欧洲政策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赞扬美国人“突出的优点是慷慨”[53]，鼓励美国将责任从美洲扩大到世界范围。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54]，宣称：“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55]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一反英国传统的与美争夺拉美的外交政策，怂恿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他说：“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56]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个联邦体制才能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57]

　　请注意，这段文字出现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卷，此时的美国开始介入越南内战，以填补法国退出中南半岛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其结果，丘吉尔以其雄辩的口才，汤因比又用巨着予以学术“论证”，让美国戴上一个世界“反共”领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将美国忽悠到了朝鲜和越南战场。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其间的外交策略就是骄纵美国，使其与苏联和中国冲突，而英国则躲在后面从中渔利。

　　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58]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59]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等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60]

　　英国被美国在“二战”中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在战后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索。

　　195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时——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61]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62]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63] 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64]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此时的丘吉尔已欣慰地看到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下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美国在与中国、苏联的冲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时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出现“革命性的变化”。1973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看到了这种变化，他说：“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已走投无路。因此对各自卫星国的约束力也在削弱。这样就促进了国际上的多极化。法国在反抗美国。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国。捷克抵抗苏联失败了，而罗马尼亚为反抗苏联，和中国加深了亲密关系。但是卫星国的这些反抗与中国的地位变化相比，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可是现在中国不仅摆脱了苏联统治，而且自己也跃上了第三大国的地位。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65]

　　汤因比看到美苏的衰落，只谈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国”，其实汤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着美国”的把戏的还有英国和欧洲。1947年，美国的着名的战略思想家沃尔特？（Walter Lippmann）[66]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67]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发表一系列文章，他在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后明白无误的宣布说：“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68]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69]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审核的第三段还没发出来啊！

历史研究我看了几遍了，在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领域推崇为最好的史学研究书籍，没有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战败国是英国，没有之一

逆天笑 发表于 2012-12-29 12:4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战败国是英国，没有之一
附议+1   

（这个不是字数补丁）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三）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其政治搭档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读过基辛格《大外交》一书的人都会看出，尼克松已经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华莱士等战略思想家的口间接——挑明了“二战”后英国所采取的“捧杀”美国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欧洲的追捧反手与中国和解，这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并扭转了美国国力衰落的轨迹。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

　　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70]合作出版对话体着作《展望21世纪》，他在这部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71]。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汤因比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汤因比明白欧洲的地缘政治的内部破碎性是美国取代欧洲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知道了欧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欧洲复兴的道路。为此，他在美国衰落时主张日本抛弃美国，向亚洲大陆靠拢。他反话正说地告诉池田大作：“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72]“日本和英国都是旧大陆的海上岛国。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旧大陆周围地区以及新大陆——当然在新大陆中尤其是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对两国更重要的，与其说是对美关系，不如说跟近邻大陆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着两国跟邻近地区的国家集团——即日本要和东亚、英国要和欧洲——协作起来，希望这种地区性的协作不要成为全人类最后实现全世界大一统时的阻碍，相反要成为通向这种大一统的阶梯。”[73]“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74]

　　请注意，在汤因比这个“统一全世界的轴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联合的国家中已经排除了美国。“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75]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已入暮年的汤因比当然不会忘记英国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被罗斯福出卖给斯大林的历史，[76]他知道今天美国的灾难当然也是欧洲的机会。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与俄国开始在全球范围争霸，面对日益严重的来自俄国与法国联合抗英的战略压力，英国于1902年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与日本结盟[77]并于1905年与日本从东西两向拉倒了沙俄帝国，[78]现在面对美国衰落，汤因比又鼓励英国和日本转靠大陆，重温1902年旧情，再次联手从共同对付俄国转为共同排斥美国。他对池田说：“英国对美国的姿态也和日本一样，不能不说多少也有些追随。英国国民直到最近还摆着绅士的派头，不希望成为欧洲大陆各国中的一员，而以大洋彼岸国民自居。由于这种绅士作风，使英国国民对一些冷酷的现实很盲目。他们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扬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也不过是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关系而已。美国则完全没有和英国结成经济伙伴的意图。认为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正如认为只要参加英联邦就能解决英国的一切问题一样，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国的经济只有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才有出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英国也是和其他各国同等的加盟国之一员。对日本来说，和中国缔结经济伙伴关系，虽然和现实还很远，但最后日本经济的未来，大概还是在和中国结成这种关系。日本只有同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协作，才能完全摆脱对美的依存关系。”[79]

　　读到这里，使笔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月31日召开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的一次内部讲话，将保证欧洲的破碎化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他告诉其同僚：“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80]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简言之，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的任务是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的统一。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这场战争中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结局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81]。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就是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算是彻底明白了“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而制造欧洲灾难的关键是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状态。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欧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个新的统一的欧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82]。现在汤因比在美国衰落之际再次呼吁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屿国家，不要信任美国，应当向各自面对的大陆靠拢，以避免“50：50的赌局”。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毕竟是为欧洲，首先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他看到尼克松1972年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中国和解缓和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减少了美国国力的消耗，他便开始与池田大作进行“展望21世纪”的“学术”对话，将“世界政府”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与之相应，将捧杀的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他告诉池田大作：“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现在的地方国家还是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继续担负着有益的、确实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务——正像联邦国家中各成员国所起的作用一样。”[83]

　　既然要“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那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也应当包括在被剥夺的对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随之而来的逻辑就是谁在其中担纲的问题，昨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怂恿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国，现在尼克松御下了这个精神“包袱”，汤因比就在将昨天戴给美国的世界领袖的“高帽”转扣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而且“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84]

　　读这段文字时使人想起前引汤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那份“载入史册的文件”时以同样的理由怂恿美国“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85]。汤因比没有让丘吉尔失望，1961年——当年汤因比《历史研究》12卷出版——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当时，为了捧杀美国，鼓励美国“领导”世界，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将已经在政治上结盟的中国和苏联说得如何不堪一击，他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随意义支配。然而，历史表明，如果超过某一限度，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必将受到惩罚。中国历朝历代，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86]

　　时至1973年，美国确实是被“捧”倒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必将受到惩罚”，更没有出现“改朝换代”。对此种错误结论，汤因比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在当年与池田大作对话中又转身将捧杀的目标描向中国，其调门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87]“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88]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89]；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 [90]。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他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91]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汤因比知道只有建构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几个支柱大国——至少美国与苏联——在”兄弟阋于墙“式的内耗中双双衰落，欧洲才能实现其”复兴“事业。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自然明白：正是东方中国的衰落才为欧洲大陆和英国摆脱了19世纪初的内部革命并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同样，正是欧洲的衰落才给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

　　为此，汤因比配合丘吉尔先怂恿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冲突；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又向美国暗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92]和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冲突“[93]。他说：”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大陆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关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导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94]”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95]

　　这真是反话正说，他在暗示美国：尽管中国有和平主义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记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黄祸“仍然可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140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象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在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96]

　　那么，这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 [97]可能是谁呢？汤因比直指中国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黄种人“，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鲜人？[98]

　　这里已包含了这样的隐喻，即美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将为中国取代，西方文明将为东方文明所取代，历史上的“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99]的“黄祸”将再次“威胁”西方世界。

　　1952年，就在美国人深陷在朝鲜战场的时候，汤因比曾提出过“文明冲撞”的观点。他接受BBC广播电台邀请作了一系列讲座，随后将这些内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为书名出版，认为“对同一时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过程与结果的比较研究，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100]。三十年过后，汤因比便将东方中国及其儒学推到世界“宗教统一”的聚光灯下。他说：“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行政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101]

　　那么，这个“共同宗教”的蓝本是什么呢？汤因比没有直接回答，但从他提出中国能够统一世界的优越条件看，这个蓝本就是以儒学为底色的东方宗教。他提出的东亚将“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所具备的7条优势条件中就有6条就涉及中国儒学、佛教及由此生发的“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以及“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102]的认识。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103]，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话体着作《展望21世纪》，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英日两国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的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被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04]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爱的呓语

　　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仍不忘记曾让西方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可让被压迫者主动缴枪的“关于爱的呓语”[105]。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书中以牧师的口吻说：“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106]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完全不顾战争起源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不公平的产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实，将战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107]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谁的政府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决其间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爱”。他在耗时近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全书的结尾时说：“爱的问题是经常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伦理社会问题，并且在今天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很显然，现在人类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被消灭。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何况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上各种成果所要求的形势，是把人类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为此，爱的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108]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钓鱼岛主权归属没有确定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回归祖国大陆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着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交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如果我们比较汤因比的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它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苏联解体的结果，更会觉得 “枪战”有时候还真不如“笔战”见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将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表达的抽象的“爱”推入苏联的政治实践。他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109]

　　核武器当然会消灭人类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灭，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战争规模和范围。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战争手段无限使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将结果当做原因并因此放弃了参与竞争的物质手段，其结果必然陷入没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110]，即只能用抽象的伦理解决现实问题，将政治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他说：“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111]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钻入汤因比的“生命的尊严才是普遍的绝对基准”[112]的普世陷阱，他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13]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114]，“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5]。戈尔巴乔夫信了汤因比“爱”的宗教，结果与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和平主义”牧师们的说教放下武器后就被灭族的命运相似，与汤因比史学观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给苏联的结果是在“新思维”提出4年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巨大的痛苦！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加以总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16]

　　偌大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117]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118]。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汤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纪，不知他对此会做何种解释。最大的可能是，他还会重复当年在印第安被“灭族”问题上的强盗逻辑，即认为苏联解体由于他们没有向西方释放足够的善意。

水平太低看不大明白←_←

已经有人发过了
http://lt.cjdby.net/thread-1420265-1-1.html

作者介绍:
http://zwm.caogen.com/

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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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2001年年度国家公派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系访问学者，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著有 《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技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0年版）、《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09年、2010年版）。

http://baike.baidu.com/view/803134.htm

枪杆子里面出大国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阶段。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更是甚嚣尘上。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 “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 “学界的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 伽马重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圈”和“环太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个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美国几乎是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国家战略能力” 1是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因为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间战争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今天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现在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你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
　　新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2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3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这种经济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却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没有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同步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浅显道理，现在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
　　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叫喊。苏联倒下时，就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忽悠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19世纪末中国大清解体、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又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二、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
　　人们提出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人们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现在发现，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就要亡国。所以说，要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
　　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中国大清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大宋之于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
　　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但却被西方整垮了。
　　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4
　　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大转弯，摇身一变却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也挨了打。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
　　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
　　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不在硬件方面，而在软件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软件技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经验表明：历史上，凡是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将苏联整垮。在苏联快解体的时候，尼克松到苏联看后即表示动手的时候到了。于是苏联就被具有较高国家战略能力的美国打散了，肢解了。这时他们才不管你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
　　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5。“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意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
　　三、“国家战略能力”是战略文化、战略思维、战略管理的有机统一
　　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而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
　　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的构成的呢？
　　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采用李际均先生的划分，6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
　　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
　　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如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毛泽东等——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由于他拥有一批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
　　反观中国清王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大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7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大清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50、60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国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国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金，俄国便迅速复兴。与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逆向淘汰了近卫内阁是日本大溃败的开始一样，现在美国，自从小布什政府逆向淘汰了鲍威尔等战略家时起，它就开始面临其难以避免的衰局。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8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
　　国家战略能力，本质上是科学地运用国力的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人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从而战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战略能力都在快速衰落。
　　东风有了再次压倒西风的可能。
　　日本右翼在靖国神社中崇拜东条英机等战犯，而坚持参拜战犯的右翼力量在日本内阁迅速崛起；这既表明了日本战略管理的严重下降，同时也表明东亚和平将面临严重危机。日本人不明白，对日本发展而言，东条英机是最大的罪人，这个人不懂得战略艺术本质在于节制。无限制的目标和无限制的国力透支，把日本明治以来所有的成果给毁坏了。日本人崇拜他，说明日本人的短见和没有战略意识。9与此同期的美国目前已失去了实施国家战略的基本能力。小布什政府是由一批“见红布就冲”的政治人物组成，有战无略，他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这表明美国的战略管理出现了问题。小布什第二任内阁逆向淘汰鲍威尔等战略家，说明美国战略思维的严重退化；而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热闹得犹如中国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战略文化衰落。
　　小布什政府对于老英国几百年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老布什熟悉。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10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现在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及其同僚就是这样一批爱放空炮的人。有人说他是新现实主义者，其实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11尼克松是现实主义，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部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今天的美国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几乎是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
　　“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这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赠送美国总统《孙子兵法》的意义更是深远的。12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说，全城为上，小布什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日本小泉又是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
　　行文至此，看到美国总统签署延长《爱国者法》，布什还强调，美国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消息，13令人唏嘘。看来，和谐世界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和平还有待于全世界，尤其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来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摘录：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

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1】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http://gs.people.com.cn/n/2012/0904/c183343-17441635.html

摘录：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

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1】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http://gs.people.com.cn/n/2012/0904/c183343-17441635.html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这种矛盾迅速激化：在物的世界里财富向资本中心地区集中，在人的世界里便形成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国家外部的民族对立，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对立。后者均是前者在不同时代的转化形式，它们的本质是阶级对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据何新同志在《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披露，对世界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共济会高级会员于2005年6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提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其实质是保证白人对有色人，从而北方世界对南方世界的长久统治。“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快。他们抱怨日本没有做他们本该做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干扰中国的金融系统。问题是中国在短期内崛起得太快”。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披露：“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大灾变后的新时代。谁将是主宰者？谁将是被主宰者？这全都与未来的事态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与会者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地要让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原因——不然他们自己就会失败而出局”。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联合的西方极权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必须先被拿掉。”

当然，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是处于封建行会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1991年12月25日，这天是圣诞节，似乎是刻意的选择，苏联在美欧与苏联内部亲西方势力的里应外合下遭到解体，而在12月10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统一终于迈出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以苏联解体为前提的。似乎是为了还富兰克林圠斯福在德黑兰欠欧洲的人情，苏联解体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一个大礼。

1999年3月始，以美国为先锋的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强行将南斯拉夫联盟肢解，与此同时（即3月12日），北约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至此，在美国的帮助下，“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回到欧洲。这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二个大礼。
    巴尔干再次破碎化使欧洲统一进程加快。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标志着曾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欧洲完全合二为一。

如果将上述布热津斯基关于欧洲统一进程的描写与从里根到小布什的讲话内容联系起来看，可以断定：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共治的雅尔塔体系，用美国主导的美欧共治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取而代之，是自里根之后美国外交的自觉政策，而这个政策推进恰恰与以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为标志的欧洲统一进程基本合拍，也与2005年伦敦共济会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核心内容大体吻合。

美国难道会不惜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这个在笔者过去也不相信的判断，现在看来确实没错：美国确实在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资本家财团利益已经分离并为这些财团——具体说就是以欧洲主导而又控制着几乎所有美国大财团的共济会——所绑架。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背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大财团利润获取的路径也与国家健康发展的道路相背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美国国家利益与其财团利益相背离，继而白宫外交政策为华尔街利益所操纵，这是分析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据有的重要视角。在这个视角下，笔者所及的“美国”一词更多的是指美国财团控制的美国，而不是美利坚全体人民的美国。

这样的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在近代世界大国博弈的“棋谱”中已推演过多次。第一次是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出现过“维也纳体系”，这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沙俄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的体系。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独享共治的世界体系，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雅尔塔体系”，它又是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苏联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体系。如以主导民族分类，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对“维也纳体系”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否定“雅尔塔体系”并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的趋势。如以优势先后排序，我们不妨暂将这个体系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它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否定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肯定。不同的只是，目前这个正在演变的世界体系在欧洲已经接近完成，而在远东则初露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雅尔塔”迂徊空间及由此而生的“战略机遇期”将受到更大的挤压。

以上是部分摘录。全文很长，可去国防部网阅读
http://www.mod.gov.cn/intl/2012-04/13/content_4358326.htm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这种矛盾迅速激化：在物的世界里财富向资本中心地区集中，在人的世界里便形成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国家外部的民族对立，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对立。后者均是前者在不同时代的转化形式，它们的本质是阶级对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据何新同志在《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披露，对世界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共济会高级会员于2005年6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提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计划”，其实质是保证白人对有色人，从而北方世界对南方世界的长久统治。“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快。他们抱怨日本没有做他们本该做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干扰中国的金融系统。问题是中国在短期内崛起得太快”。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披露：“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大灾变后的新时代。谁将是主宰者？谁将是被主宰者？这全都与未来的事态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与会者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地要让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原因——不然他们自己就会失败而出局”。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联合的西方极权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必须先被拿掉。”

当然，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是处于封建行会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1991年12月25日，这天是圣诞节，似乎是刻意的选择，苏联在美欧与苏联内部亲西方势力的里应外合下遭到解体，而在12月10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统一终于迈出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以苏联解体为前提的。似乎是为了还富兰克林圠斯福在德黑兰欠欧洲的人情，苏联解体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一个大礼。

1999年3月始，以美国为先锋的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强行将南斯拉夫联盟肢解，与此同时（即3月12日），北约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至此，在美国的帮助下，“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回到欧洲。这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二个大礼。
    巴尔干再次破碎化使欧洲统一进程加快。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标志着曾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欧洲完全合二为一。

如果将上述布热津斯基关于欧洲统一进程的描写与从里根到小布什的讲话内容联系起来看，可以断定：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共治的雅尔塔体系，用美国主导的美欧共治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取而代之，是自里根之后美国外交的自觉政策，而这个政策推进恰恰与以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为标志的欧洲统一进程基本合拍，也与2005年伦敦共济会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核心内容大体吻合。

美国难道会不惜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这个在笔者过去也不相信的判断，现在看来确实没错：美国确实在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资本家财团利益已经分离并为这些财团——具体说就是以欧洲主导而又控制着几乎所有美国大财团的共济会——所绑架。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背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大财团利润获取的路径也与国家健康发展的道路相背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也就无可挽回了。
    美国国家利益与其财团利益相背离，继而白宫外交政策为华尔街利益所操纵，这是分析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据有的重要视角。在这个视角下，笔者所及的“美国”一词更多的是指美国财团控制的美国，而不是美利坚全体人民的美国。

这样的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在近代世界大国博弈的“棋谱”中已推演过多次。第一次是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出现过“维也纳体系”，这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沙俄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的体系。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独享共治的世界体系，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雅尔塔体系”，它又是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苏联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体系。如以主导民族分类，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对“维也纳体系”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否定“雅尔塔体系”并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的趋势。如以优势先后排序，我们不妨暂将这个体系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它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否定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肯定。不同的只是，目前这个正在演变的世界体系在欧洲已经接近完成，而在远东则初露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雅尔塔”迂徊空间及由此而生的“战略机遇期”将受到更大的挤压。

以上是部分摘录。全文很长，可去国防部网阅读
http://www.mod.gov.cn/intl/2012-04/13/content_4358326.htm

专栏 > 张文木
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

ppfly 发表于 2012-12-29 13:05
水平太低看不大明白←_←
唯一能实现人类大同者-------------中华民族！

再多说一句：那一天，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得以实现！

东中国海 发表于 2012-12-29 13:25
唯一能实现人类大同者-------------中华民族！

再多说一句：那一天，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得以实现！
理想而已

john_leo 发表于 2012-12-29 13:59
理想而已
多读读历史书！人类大同无非是贞观之治放大到全世界而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中华真宿命，只缘身在红尘中。

看到11楼

世界的出路在哪里，  
华夏文明将拯救世界的危机
几十年前， 汤因比 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里， 已经做出了预测给出了答案
厉害！

一个与政治联系如此之深，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家，同如此深入的参与时事政治的讨论的人物，用贯穿一生的时间写出的著作很难有所谓的站在全局的历史看问题的观念，它会有很深的为自己国家服务的印迹在里面。如果用书中的观念思考其他国家，那是缘木求鱼。
至于什么中华民族是世界统一的基础，我很高兴啊！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的民族有辉煌的历史和治理人类社会的智慧！我们保持着唯一延续的文明古国的伟大而辉煌壮丽之悠远历史和壮丽文明！在辉煌中崛起！我们可以负担的起这个责任！
以上这段言论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属爱国爱民族的自豪感的大脑充血基础上的。
当然，嗑药而死也不失为一种壮举！若如此，它必将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辉煌的一段烟花表演！这也是一种历史贡献！

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不过里面有两点觉得还是有待商榷

首先是美苏矛盾，作者似乎把英国人的阴谋作为美苏争霸的主要原因，这从历史上来看恐怕很难有说服力吧？

其次就是英国对印度的分而治之策略。然而印巴分治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他们自己的选择。印巴分治的原则是原本的直属省份基本按照宗教划分（旁遮普省因为两者比重相当所以分成两部分，直接造成了双方激烈的冲突），其他土邦根据自己的意愿加入哪一方（一般说来是加入邻近的一方）。克什米尔大君是笃信印度教的（他的臣民大部分为MSL），他原本和海德巴尔大君（MSL大君，但是其臣民大多数为印度教教徒），或者说大部分土邦领主一样是希望完全独立于印巴两方，甚至可以继续留在英国或者作为英的保护国或者加入英联邦。受民众起义形势所迫，克什米尔大君才投向印度一方，最终造成双方在克什米尔的分治。（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是最后两个坚持独立的大邦，海德拉巴被印度军队入侵并吞并，克什米尔因为处于双方交界而被迫分治。）

假如英国真想分而治之，那么南亚次大陆就不是只有两三个国家，而是几百个小国，其中大部分还是英国的保护国。对于蒙巴顿而言，南亚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而独立是最完满的（这当然符合国大党的愿望，也是独立后印度把兼并巴基斯坦视为天然的政治使命的原因），然而MSL一方死活不干，因为那样他们就是少数族裔，无法成为统治民族，所以真纳坚持MSL应该从大印度独立出来来保证MSL的利益。蒙巴顿到最后也都无法说服真纳接受联邦模式或邦联模式。分治确定后，就出现了大迁徙，并且在大迁徙过程出现两族之间的大屠杀（主要在族裔混居严重而被分为两半的旁遮普省），无论是真纳也好国大党也好在当时都没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于是刚刚卸任的蒙巴顿在国大党再三请求下出面组织紧急委员会平息了事态。如果英国人真的只是想看印度人笑话的话，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南亚次大陆将是诸国林立相互征伐的混战局面。

这些还没有学习到，有待继续收集资料学习。感谢楼主

文章太长，大概挑了几段看看，张似乎对英国评价过高，在西方各国中，英国是最善于为世界制造矛盾的国家，没有之一，就是美国也不行。但是，这不能说明英国的国家战略是值得称道的，英国衰落后的操盘手段，也是情不得已，无可奈何花落去罢了。

好文,不过英国已经沦落至此,再想恢复当年英姿,恐怕难上加难

二战以后英国政府向苏联提供喷气发动机，很快苏联就弄出了米格15，结果在朝鲜战场上很欢乐。

小丹尼 发表于 2012-12-30 03:50
二战以后英国政府向苏联提供喷气发动机，很快苏联就弄出了米格15，结果在朝鲜战场上很欢乐。
哇，天涯的小丹尼版主！: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