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1:36:54
.
因应网友hanting521兄提出的史学研究问题，结合读过的一些史学理论、方法及趋势的相关书藉，草就几个话头，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关于义理与考据
先说考据。考据，也可以叫做考证、审订、批评。
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史学史中，有系统的把史料考证学发展出来，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考据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手段和必要手段。不少西方学者把考据的地位定得很高，提倡“考而后信”，Allan Nevius就说“历史上的智慧，自怀疑始。”
我国史学悠久源长，其精密的史料考证学，则是清朝乾嘉时代的产品。前面提到的戴震，就是其中翘楚，重考据而不囿于斯，考据之上兼顾义理，可谓开朴学精专学术风尚的一代宗师。
西方史学超越中国史学，始于19世纪初的史学运动，其中系统的史料考证学的发展，居功甚伟。相比较而言，姚鼐的三位一体、戴震的徽派朴学和章学诚的辨章学术方法，并没有为中国传统史学带来新的革命。乾隆之后迄至当代，中国社会开始并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国史学亦然。.
因应网友hanting521兄提出的史学研究问题，结合读过的一些史学理论、方法及趋势的相关书藉，草就几个话头，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关于义理与考据
先说考据。考据，也可以叫做考证、审订、批评。
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史学史中，有系统的把史料考证学发展出来，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考据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手段和必要手段。不少西方学者把考据的地位定得很高，提倡“考而后信”，Allan Nevius就说“历史上的智慧，自怀疑始。”
我国史学悠久源长，其精密的史料考证学，则是清朝乾嘉时代的产品。前面提到的戴震，就是其中翘楚，重考据而不囿于斯，考据之上兼顾义理，可谓开朴学精专学术风尚的一代宗师。
西方史学超越中国史学，始于19世纪初的史学运动，其中系统的史料考证学的发展，居功甚伟。相比较而言，姚鼐的三位一体、戴震的徽派朴学和章学诚的辨章学术方法，并没有为中国传统史学带来新的革命。乾隆之后迄至当代，中国社会开始并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国史学亦然。
因应网友hanting521兄提出的史学研究问题，结合读过的一些史学理论、方法及趋势的相关书藉，草就几个话头，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关于义理与考据
先说考据。考据，也可以叫做考证、审订、批评。
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史学史中，有系统的把史料考证学发展出来，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考据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手段和必要手段。不少西方学者把考据的地位定得很高，提倡“考而后信”，Allan Nevius就说“历史上的智慧，自怀疑始。”
我国史学悠久源长，其精密的史料考证学，则是清朝乾嘉时代的产品。前面提到的戴震，就是其中翘楚，重考据而不囿于斯，考据之上兼顾义理，可谓开朴学精专学术风尚的一代宗师。
西方史学超越中国史学，始于19世纪初的史学运动，其中系统的史料考证学的发展，居功甚伟。相比较而言，姚鼐的三位一体、戴震的徽派朴学和章学诚的辨章学术方法，并没有为中国传统史学带来新的革命。乾隆之后迄至当代，中国社会开始并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国史学亦然。.
因应网友hanting521兄提出的史学研究问题，结合读过的一些史学理论、方法及趋势的相关书藉，草就几个话头，以期有抛砖引玉之效。
一、关于义理与考据
先说考据。考据，也可以叫做考证、审订、批评。
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史学史中，有系统的把史料考证学发展出来，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考据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手段和必要手段。不少西方学者把考据的地位定得很高，提倡“考而后信”，Allan Nevius就说“历史上的智慧，自怀疑始。”
我国史学悠久源长，其精密的史料考证学，则是清朝乾嘉时代的产品。前面提到的戴震，就是其中翘楚，重考据而不囿于斯，考据之上兼顾义理，可谓开朴学精专学术风尚的一代宗师。
西方史学超越中国史学，始于19世纪初的史学运动，其中系统的史料考证学的发展，居功甚伟。相比较而言，姚鼐的三位一体、戴震的徽派朴学和章学诚的辨章学术方法，并没有为中国传统史学带来新的革命。乾隆之后迄至当代，中国社会开始并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国史学亦然。
.
再说义理。我文里所讲的义理，当然不是姚鼐之所谓义理，而是中国传统史学所称“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里的义理；在西方史学的语境下，学理上可称为历史解释，其原动力当然离不开思想。用我个人习惯的词语，就是指史观与史识。
就西方史学家而论，或偏于叙事，或偏于解释。也有的史学家把历史解释的地位无限拔高，如E.H.Carr所说的：历史事实微不足道，解释代表一切。因此，不少西方史学家热衷于“寻求天衣无缝的解释体系”，这同时也是受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量化分析——这里暂不展开，留待介绍当代史学发展趋势时候再讲。至于汤因比，那又是寻求解释历史模式的另外一种类型。
而中国的史学发展到近代，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成果，比较突出的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再说义理。我文里所讲的义理，当然不是姚鼐之所谓义理，而是中国传统史学所称“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里的义理；在西方史学的语境下，学理上可称为历史解释，其原动力当然离不开思想。用我个人习惯的词语，就是指史观与史识。
就西方史学家而论，或偏于叙事，或偏于解释。也有的史学家把历史解释的地位无限拔高，如E.H.Carr所说的：历史事实微不足道，解释代表一切。因此，不少西方史学家热衷于“寻求天衣无缝的解释体系”，这同时也是受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量化分析——这里暂不展开，留待介绍当代史学发展趋势时候再讲。至于汤因比，那又是寻求解释历史模式的另外一种类型。
而中国的史学发展到近代，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成果，比较突出的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
这里随便说说陈寅恪现象。
有人把乾嘉时期的史学描写为凄凄戚戚的景象，说当时的史学只是学者为逃避文字之祸在书斋里进行的虫鱼事业。回想五四之时，陈寅恪也被不少人目为顽固守旧的典型之一，学衡派过去同样曾经被新派批判得一塌糊涂，时至今日，似乎也要来个价值重现，甚至拔高。
其实，大凡多事之秋，无论是纵横捭阖的革命者，还是评判过去史学和史家的学人，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之间，都难免怀了一颗激进的心。钱穆的《国史大纲》之在当时受到热捧，正是适应了抗战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热潮的需要。要真说起来，并不能说钱氏就能比吕思勉、陈垣要高明多少。而今享太平盛世，温饱富足，大家看待事物、回顾历史，自然又会温和了许多。于是人本主义、普世价值大行其道。这些其实应该主要是社会科学和社会学家们的事，我们研究历史，实在没必要受某阶段评语特别是政治评语的太多影响，以致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包括现阶段有些打着学术的旗号的评语也是这样对待。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是导致历史被曲解的最大关键因素。这段话，算是我从某个片面对考据与义理关系的个人理解吧。
这里随便说说陈寅恪现象。
有人把乾嘉时期的史学描写为凄凄戚戚的景象，说当时的史学只是学者为逃避文字之祸在书斋里进行的虫鱼事业。回想五四之时，陈寅恪也被不少人目为顽固守旧的典型之一，学衡派过去同样曾经被新派批判得一塌糊涂，时至今日，似乎也要来个价值重现，甚至拔高。
其实，大凡多事之秋，无论是纵横捭阖的革命者，还是评判过去史学和史家的学人，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之间，都难免怀了一颗激进的心。钱穆的《国史大纲》之在当时受到热捧，正是适应了抗战所激发的民族主义热潮的需要。要真说起来，并不能说钱氏就能比吕思勉、陈垣要高明多少。而今享太平盛世，温饱富足，大家看待事物、回顾历史，自然又会温和了许多。于是人本主义、普世价值大行其道。这些其实应该主要是社会科学和社会学家们的事，我们研究历史，实在没必要受某阶段评语特别是政治评语的太多影响，以致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包括现阶段有些打着学术的旗号的评语也是这样对待。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是导致历史被曲解的最大关键因素。这段话，算是我从某个片面对考据与义理关系的个人理解吧。
辞章的问题，当然也与史学有关，不过并非本帖重点论题，就不多说了。
林版主回来了？:o
.
二、当代史学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在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以及研究工作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方法都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历史学同样如此，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断言，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
历史学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史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以往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世界上许多地区（主要指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历史研究受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历史学家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结果，加强了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二、当代史学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爆炸时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在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以及研究工作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方法都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历史学同样如此，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断言，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
历史学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史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以往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世界上许多地区（主要指非欧洲地区）的历史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历史研究受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历史学家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结果，加强了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
西方史学界关于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代史学则越来越注重于追求科学严谨性，导致研究重点从特殊转向一般，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这也就是前面所讲过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为了研究事件在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典型的、基本的结构框架，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家借用了“模式”。在他们所采用的新技术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以数量巨大、只可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量化分析。50年代以来，量度和量化技术实际上涉及到了历史探索的每个部门。但过多地强调了计量史学，就难免忽视了文化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忽视了民众精神的历史。
西方史学界关于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代史学则越来越注重于追求科学严谨性，导致研究重点从特殊转向一般，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这也就是前面所讲过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解释。为了研究事件在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典型的、基本的结构框架，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家借用了“模式”。在他们所采用的新技术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以数量巨大、只可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量化分析。50年代以来，量度和量化技术实际上涉及到了历史探索的每个部门。但过多地强调了计量史学，就难免忽视了文化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忽视了民众精神的历史。
.
日益增长、目不暇接的知识，迫使现代历史学家寻求一种体系，以便把新知识新内容纳于其中并使之变得有意义，否则研究难以继续进行。这一变化引致的结果是从过去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为对区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和比较史学的更大兴趣。这还鼓励历史学家去探索人类在社会中进化的完整理论，以解释历史。杰里弗•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认为，在所有的思想体系中，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理论，特别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巴勒克拉夫教授相信，到50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
日益增长、目不暇接的知识，迫使现代历史学家寻求一种体系，以便把新知识新内容纳于其中并使之变得有意义，否则研究难以继续进行。这一变化引致的结果是从过去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为对区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和比较史学的更大兴趣。这还鼓励历史学家去探索人类在社会中进化的完整理论，以解释历史。杰里弗•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认为，在所有的思想体系中，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理论，特别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巴勒克拉夫教授相信，到50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
获益匪浅
林员外归来!!!:Q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