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15:11:49
这篇文章是我很久以前看到的。其观点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我转贴一下，因为我说得没有作者本人好。
民族语言问题
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 ,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与成就 ,可向下一代传递。
所以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应用性。同时 ,由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载体 ,所以民族语言的
前途 ,往往预示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前途。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的控制版
图内推行自己的语言 ,使它成为“国语”,只是在具体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
种社会发展和族际竞争的过程中 ,由于语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所以也寄托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文化的感情
。民族语言问题对于少数族群来说 ,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的各种交流的增加 ,
语言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
国家内 ,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 ,就全国而不是一个小地域来看 ,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由
于有一些民族(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 ,一些少数民族(蒙古、
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 ,
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
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是“汉族的语言”。
在我国 ,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 ,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
成汉文出版 ,连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出版的。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
中 ,有 99 %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 ,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 ,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
信息总量的 99 %,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 ,掌握这些资源 ,无论对每个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
族成员)和个人所从事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专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 ,
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 ,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民族交流。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 ,
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就可以走遍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汉语普通话的普及 ,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事。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 ,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
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 ,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 ,作为非正式的
国际共同语在发挥其“实用性”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而在
此之前 ,俄语、法语、德语与英语相比 ,在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中的影响差别并不大。仅从一个因素来说 ,美国
每年上万的研究生奖学金吸引了第三世界各国学生把英语选作第一外语 ,这就必然对各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语
种构成带来重要影响。前英国殖民地的
广大地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南亚各国、南非、新加坡等等) 、人口与逐步增长的经济实
力 ,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使英语在国际经济活动、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中的“应用性”价值不断提
高。
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 ,在 1 万年以前 ,世界人口约有 100 万 ,存在
着大约 1.5 万种语言 ,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 60 亿 ,语言种类却减少了一半 ,保留有 7000 多种 ,语言学家们
预计在今后 100 年内(在 21 世纪) ,还将会有 2300 种语言消失。专家们认为 ,今后计算机的普及对小语种将
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正是由于看到了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实际正在发生的语言变迁 ,一些头脑清
醒的政治家或民族领袖在对待语言问题上不是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 ,而是指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要
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大趋势。
建国后 ,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 ,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这一做法的政治
意义和心理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从文字的应用性来看 ,这些新文字“既没有历史 ,也没有未来”,把它们作
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 ,可以说对于学生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 ,徒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耽搁了他们的学
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虽然有一定历史 ,如果这些民族人口规模太小 ,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际应用的规
模 ,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 ,一种语言既可
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但也可能会阻碍这个民族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像一些民族的传统服
装、使用器物一样 ,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和国际通用化 ,必然会走向消亡。所以 ,一方面对于仍在使
用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应当从立法上确保其合法性 ,对于民众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要求 ,应当给予全
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需要考虑到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在儿童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
种的权力 ,不应采取强制性规定来要求少数民族学童必须选择本民族语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人口规模较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 ,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学习汉
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大、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等)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民族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要看到学习本民族
语言对于该民族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积极意义 ,对于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 ,对于民族语言作
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 ,都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 ,否则 ,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样 ,使用行政手段推行
“国语”的作法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兴办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目的是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人才 ,这里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一个是各级政府官
员 ,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包括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等) 。从我国办民族院校的
历史传统来看 ,最初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干部。建国前后 ,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得到解放 ,迫
切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基层政权和推动“民主改革”,各种培训活动和专为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应运而生。这也承袭了民国初期和我党延安时期设立民族院校的传统。在建
国初期当时的情况下 ,成立专门的民族院校是历史的需要。
建国 50 年后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依然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 ,总体的形势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 ,对于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 ,这
是全国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二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项事业的
发展对于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的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干部”的内涵也在变, ,现代化所需要的官员和管理干部
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是专业性人员 ,应当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是具有相关领域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具有高等
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所以 ,也许可以说 ,今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新型管理干部的培养任务要超过对“传统
型行政干部”的培养 ,培养的内容也会从民族政策教育转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所需的通用性知识。而且 ,随着
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精简 ,对于少数民族行政干部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 ,教育部门如不注意调整 ,今后就可能
出现少数民族技术、管理人才的严重紧缺和行政干部的相对“过剩”。这篇文章是我很久以前看到的。其观点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我转贴一下，因为我说得没有作者本人好。
民族语言问题
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 ,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与成就 ,可向下一代传递。
所以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应用性。同时 ,由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载体 ,所以民族语言的
前途 ,往往预示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前途。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的控制版
图内推行自己的语言 ,使它成为“国语”,只是在具体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
种社会发展和族际竞争的过程中 ,由于语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所以也寄托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文化的感情
。民族语言问题对于少数族群来说 ,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的各种交流的增加 ,
语言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
国家内 ,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 ,就全国而不是一个小地域来看 ,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由
于有一些民族(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 ,一些少数民族(蒙古、
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 ,
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
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是“汉族的语言”。
在我国 ,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 ,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
成汉文出版 ,连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出版的。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
中 ,有 99 %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 ,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 ,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
信息总量的 99 %,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 ,掌握这些资源 ,无论对每个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
族成员)和个人所从事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专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 ,
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 ,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民族交流。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 ,
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就可以走遍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汉语普通话的普及 ,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事。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 ,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
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 ,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 ,作为非正式的
国际共同语在发挥其“实用性”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而在
此之前 ,俄语、法语、德语与英语相比 ,在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中的影响差别并不大。仅从一个因素来说 ,美国
每年上万的研究生奖学金吸引了第三世界各国学生把英语选作第一外语 ,这就必然对各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语
种构成带来重要影响。前英国殖民地的
广大地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南亚各国、南非、新加坡等等) 、人口与逐步增长的经济实
力 ,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使英语在国际经济活动、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中的“应用性”价值不断提
高。
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 ,在 1 万年以前 ,世界人口约有 100 万 ,存在
着大约 1.5 万种语言 ,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 60 亿 ,语言种类却减少了一半 ,保留有 7000 多种 ,语言学家们
预计在今后 100 年内(在 21 世纪) ,还将会有 2300 种语言消失。专家们认为 ,今后计算机的普及对小语种将
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正是由于看到了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实际正在发生的语言变迁 ,一些头脑清
醒的政治家或民族领袖在对待语言问题上不是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 ,而是指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要
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大趋势。
建国后 ,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 ,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这一做法的政治
意义和心理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从文字的应用性来看 ,这些新文字“既没有历史 ,也没有未来”,把它们作
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 ,可以说对于学生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 ,徒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耽搁了他们的学
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虽然有一定历史 ,如果这些民族人口规模太小 ,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际应用的规
模 ,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 ,一种语言既可
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但也可能会阻碍这个民族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像一些民族的传统服
装、使用器物一样 ,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和国际通用化 ,必然会走向消亡。所以 ,一方面对于仍在使
用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应当从立法上确保其合法性 ,对于民众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要求 ,应当给予全
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需要考虑到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在儿童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
种的权力 ,不应采取强制性规定来要求少数民族学童必须选择本民族语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人口规模较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 ,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学习汉
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大、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等)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民族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要看到学习本民族
语言对于该民族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积极意义 ,对于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 ,对于民族语言作
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 ,都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 ,否则 ,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样 ,使用行政手段推行
“国语”的作法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兴办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目的是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人才 ,这里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一个是各级政府官
员 ,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包括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等) 。从我国办民族院校的
历史传统来看 ,最初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干部。建国前后 ,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得到解放 ,迫
切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基层政权和推动“民主改革”,各种培训活动和专为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应运而生。这也承袭了民国初期和我党延安时期设立民族院校的传统。在建
国初期当时的情况下 ,成立专门的民族院校是历史的需要。
建国 50 年后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依然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 ,总体的形势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 ,对于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 ,这
是全国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二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项事业的
发展对于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的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干部”的内涵也在变, ,现代化所需要的官员和管理干部
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是专业性人员 ,应当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是具有相关领域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具有高等
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所以 ,也许可以说 ,今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新型管理干部的培养任务要超过对“传统
型行政干部”的培养 ,培养的内容也会从民族政策教育转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所需的通用性知识。而且 ,随着
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精简 ,对于少数民族行政干部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 ,教育部门如不注意调整 ,今后就可能
出现少数民族技术、管理人才的严重紧缺和行政干部的相对“过剩”。
民族语言问题
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 ,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与成就 ,可向下一代传递。
所以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应用性。同时 ,由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载体 ,所以民族语言的
前途 ,往往预示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前途。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的控制版
图内推行自己的语言 ,使它成为“国语”,只是在具体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
种社会发展和族际竞争的过程中 ,由于语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所以也寄托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文化的感情
。民族语言问题对于少数族群来说 ,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的各种交流的增加 ,
语言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
国家内 ,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 ,就全国而不是一个小地域来看 ,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由
于有一些民族(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 ,一些少数民族(蒙古、
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 ,
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
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是“汉族的语言”。
在我国 ,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 ,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
成汉文出版 ,连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出版的。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
中 ,有 99 %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 ,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 ,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
信息总量的 99 %,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 ,掌握这些资源 ,无论对每个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
族成员)和个人所从事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专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 ,
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 ,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民族交流。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 ,
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就可以走遍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汉语普通话的普及 ,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事。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 ,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
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 ,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 ,作为非正式的
国际共同语在发挥其“实用性”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而在
此之前 ,俄语、法语、德语与英语相比 ,在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中的影响差别并不大。仅从一个因素来说 ,美国
每年上万的研究生奖学金吸引了第三世界各国学生把英语选作第一外语 ,这就必然对各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语
种构成带来重要影响。前英国殖民地的
广大地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南亚各国、南非、新加坡等等) 、人口与逐步增长的经济实
力 ,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使英语在国际经济活动、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中的“应用性”价值不断提
高。
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 ,在 1 万年以前 ,世界人口约有 100 万 ,存在
着大约 1.5 万种语言 ,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 60 亿 ,语言种类却减少了一半 ,保留有 7000 多种 ,语言学家们
预计在今后 100 年内(在 21 世纪) ,还将会有 2300 种语言消失。专家们认为 ,今后计算机的普及对小语种将
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正是由于看到了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实际正在发生的语言变迁 ,一些头脑清
醒的政治家或民族领袖在对待语言问题上不是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 ,而是指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要
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大趋势。
建国后 ,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 ,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这一做法的政治
意义和心理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从文字的应用性来看 ,这些新文字“既没有历史 ,也没有未来”,把它们作
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 ,可以说对于学生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 ,徒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耽搁了他们的学
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虽然有一定历史 ,如果这些民族人口规模太小 ,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际应用的规
模 ,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 ,一种语言既可
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但也可能会阻碍这个民族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像一些民族的传统服
装、使用器物一样 ,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和国际通用化 ,必然会走向消亡。所以 ,一方面对于仍在使
用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应当从立法上确保其合法性 ,对于民众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要求 ,应当给予全
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需要考虑到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在儿童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
种的权力 ,不应采取强制性规定来要求少数民族学童必须选择本民族语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人口规模较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 ,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学习汉
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大、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等)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民族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要看到学习本民族
语言对于该民族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积极意义 ,对于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 ,对于民族语言作
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 ,都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 ,否则 ,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样 ,使用行政手段推行
“国语”的作法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兴办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目的是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人才 ,这里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一个是各级政府官
员 ,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包括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等) 。从我国办民族院校的
历史传统来看 ,最初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干部。建国前后 ,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得到解放 ,迫
切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基层政权和推动“民主改革”,各种培训活动和专为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应运而生。这也承袭了民国初期和我党延安时期设立民族院校的传统。在建
国初期当时的情况下 ,成立专门的民族院校是历史的需要。
建国 50 年后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依然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 ,总体的形势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 ,对于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 ,这
是全国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二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项事业的
发展对于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的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干部”的内涵也在变, ,现代化所需要的官员和管理干部
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是专业性人员 ,应当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是具有相关领域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具有高等
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所以 ,也许可以说 ,今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新型管理干部的培养任务要超过对“传统
型行政干部”的培养 ,培养的内容也会从民族政策教育转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所需的通用性知识。而且 ,随着
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精简 ,对于少数民族行政干部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 ,教育部门如不注意调整 ,今后就可能
出现少数民族技术、管理人才的严重紧缺和行政干部的相对“过剩”。这篇文章是我很久以前看到的。其观点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我转贴一下，因为我说得没有作者本人好。
民族语言问题
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 ,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与成就 ,可向下一代传递。
所以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的应用性。同时 ,由于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基本载体 ,所以民族语言的
前途 ,往往预示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前途。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的控制版
图内推行自己的语言 ,使它成为“国语”,只是在具体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在这
种社会发展和族际竞争的过程中 ,由于语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所以也寄托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文化的感情
。民族语言问题对于少数族群来说 ,成为非常敏感的问题。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的各种交流的增加 ,
语言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
国家内 ,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 ,就全国而不是一个小地域来看 ,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由
于有一些民族(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 ,一些少数民族(蒙古、
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仫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 ,
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 ,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
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从名称和
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是“汉族的语言”。
在我国 ,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 ,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
成汉文出版 ,连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汉文发表出版的。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
中 ,有 99 %是汉文出版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 ,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 ,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
信息总量的 99 %,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 ,掌握这些资源 ,无论对每个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
族成员)和个人所从事工作的部门单位和专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 ,
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 ,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民族交流。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 ,
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就可以走遍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汉语普通话的普及 ,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是不以人
们意志为转移、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事。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 ,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
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 ,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 ,作为非正式的
国际共同语在发挥其“实用性”的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而在
此之前 ,俄语、法语、德语与英语相比 ,在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中的影响差别并不大。仅从一个因素来说 ,美国
每年上万的研究生奖学金吸引了第三世界各国学生把英语选作第一外语 ,这就必然对各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语
种构成带来重要影响。前英国殖民地的
广大地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南亚各国、南非、新加坡等等) 、人口与逐步增长的经济实
力 ,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都使英语在国际经济活动、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中的“应用性”价值不断提
高。
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 ,在 1 万年以前 ,世界人口约有 100 万 ,存在
着大约 1.5 万种语言 ,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 60 亿 ,语言种类却减少了一半 ,保留有 7000 多种 ,语言学家们
预计在今后 100 年内(在 21 世纪) ,还将会有 2300 种语言消失。专家们认为 ,今后计算机的普及对小语种将
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正是由于看到了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实际正在发生的语言变迁 ,一些头脑清
醒的政治家或民族领袖在对待语言问题上不是从狭隘的民族感情出发 ,而是指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必须要
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大趋势。
建国后 ,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 ,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新文字 ,这一做法的政治
意义和心理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从文字的应用性来看 ,这些新文字“既没有历史 ,也没有未来”,把它们作
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 ,可以说对于学生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 ,徒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耽搁了他们的学
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虽然有一定历史 ,如果这些民族人口规模太小 ,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际应用的规
模 ,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 ,一种语言既可
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但也可能会阻碍这个民族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像一些民族的传统服
装、使用器物一样 ,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和国际通用化 ,必然会走向消亡。所以 ,一方面对于仍在使
用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应当从立法上确保其合法性 ,对于民众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要求 ,应当给予全
力的支持;另一方面 ,需要考虑到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在儿童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
种的权力 ,不应采取强制性规定来要求少数民族学童必须选择本民族语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人口规模较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 ,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学习汉
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大、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等)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民族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要看到学习本民族
语言对于该民族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积极意义 ,对于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 ,对于民族语言作
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 ,都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 ,否则 ,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样 ,使用行政手段推行
“国语”的作法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兴办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目的是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人才 ,这里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一个是各级政府官
员 ,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包括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等) 。从我国办民族院校的
历史传统来看 ,最初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干部。建国前后 ,西北、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得到解放 ,迫
切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充实基层政权和推动“民主改革”,各种培训活动和专为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民族院校应运而生。这也承袭了民国初期和我党延安时期设立民族院校的传统。在建
国初期当时的情况下 ,成立专门的民族院校是历史的需要。
建国 50 年后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依然存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 ,总体的形势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 ,对于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 ,这
是全国和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第二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项事业的
发展对于政府官员和管理干部的要求也有新的变化“干部”的内涵也在变, ,现代化所需要的官员和管理干部
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是专业性人员 ,应当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是具有相关领域知识和管理知识的具有高等
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员。所以 ,也许可以说 ,今后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新型管理干部的培养任务要超过对“传统
型行政干部”的培养 ,培养的内容也会从民族政策教育转向社会发展和现代化所需的通用性知识。而且 ,随着
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精简 ,对于少数民族行政干部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 ,教育部门如不注意调整 ,今后就可能
出现少数民族技术、管理人才的严重紧缺和行政干部的相对“过剩”。
民族平等和民族优惠政策
民族平等是人类许多世纪以来的理想 ,也是我国政府的基本政策。由于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各种原因 ,民族群体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 ,首先通过革命
实现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 ,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对于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 ,逐步实现各民族在
事实上的平等。18 (P102 - 103)
对于民族平等的认识 ,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 ,要在性质上区别开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1)
法律上的平等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族群整体 ,在执行中都是绝对的 ,不能打任何折扣。而在各个个人之
间 ,在各个族群之间 ,在具体经济领域中的“事实上”的平等只能是相对的 ,而不平等是绝对的;(2)族群的整体
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是由许多个人总合而成 ,在职业、收入、发展机会这些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方面 ,由于每个
人的天赋不同、工作中的努力程度不同、在学习方面付出的辛劳不同、实际做出的成果业绩也不同 ,得到的报
酬自然也会不同。如果相同 ,那么就违反了“同工同酬”这个最基本的法律上的公平原则。所以 ,在个人层次
上实行的“法律上的平等”有可能导致在群体层次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二 ,要区别开族群整体性的“结构性”差异和个人因素引起的个别性差异。(1)两个族群如果劳动力产
业结构不同、职业结构不同、收入平均水平可能也会不同。所以 ,如果我们忽视了对产生这些差距的结构性
(教育水平、行业、职业等)原因和个人条件的系统分析 ,而仅仅看到在事实上民族成员整体之间存在收入水
平、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而提出“民族平等”问题 ,就是把“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这两个性质完全
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而且对立起来。(2)国外民族社会学研究十分重视对于“民族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的
分析 ,即研究族群之间在行业(农业、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等) 、职业(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工人、农民等) 、收入
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调查分析造成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 ,研究影响结构形成的各类因素 ,以及探讨逐步
改变现有结构的各种措施(包括各项具体政策) 。这种整体性的“结构性”差异与个人因素引起的个人之间职
业和收入差异分属于两个范畴。
由于个人原因 ,每个民族的成员中都会有穷人和发展不顺利的人 ,这与“民族平等”毫不相干。所以 ,个人
之间的平等和族群之间“结构性”的平等 ,是两个不应混淆的问题。如果不存在对于一个族群在受教育、就业、
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化歧视(民族或种族歧视) ,就不能说在法律上存在着民族不平等。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讲的要达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指的是经过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各族群在劳动力
的受教育程度、产业和职业结构达到大致相近 ,从而使与之相关的整体收入结构大致相当 ,而决不是不顾这些
条件简单地要求达到各族群整体收入水平的相等。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有到了真正能够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
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族群之间、个人之间“生活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才会消失。而这无疑是非常非常遥远
的事。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长远的奋斗目标 ,在现时期的“初级阶段”,我们只能依照实际
国情来理解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第三 ,对于一个或几个族群在教育、就业、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 ,事实上是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如
我国实行的对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录取时加分的政策 ,从个人角度来说 ,是在“法律上”或制度上对于汉族考生
的不公平;从族群角度来说 ,由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长期不够发达 ,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增加少数民族考生录
取的比例 ,长远看对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教育水平是必要的。
列宁认为“国际主义, ,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 ,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 ,这
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19 (P628) 。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 ,就是循着这样
一个思路。但是必须明确 ,这是对大民族所属成员的不平等。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优惠政策既然是不平等的
政策 ,就不可能是长期性或永久性的政策 ,而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在一定条件下 ,优
惠政策也可能表现出某种负作用。
西方国家的平等注意了两个层次 ,一是对于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来说 ,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竞争机
会平等”(法律上的平等) ,减少优惠政策对少数族群产生依赖心理的副作用;二是在以具体族群或个人为对象
来制定和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时 ,还是考虑和照顾到族群差异的协调。当然 ,在西方国家具体贯彻执行这些政
策时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 ,种族和民族不平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在理论和宣传方面强调的是以族群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这对各
族广大干部和群众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十分强大的引导作用。这种强调“族群间事实上平等”的理论导向与政
府实施的对待少数民族的相应优惠政策 ,其结果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不会满意:汉族成员从个人角度考虑 ,认
为自己受到不应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没有在法律或制度上得到平等的竞争机会) ,从而降低了学习、工作热情
和帮助少数民族的积极性。而得到优待的少数民族同样不满意 ,他们从族群角度考虑 ,认为本族群仍然没有
达到“真正事实上的平等”。这种各自从不同层次(族群和个体)考虑“平等”的思路 ,会加强族群之间的隔阂和
不满 ,我们需要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第四 ,传统理想主义的“平等“观 ,强调的是事实上结果的平等 ,不考虑个人和团体的竞争能力和努力程
度。如中国农民传统的平等观念和做法是“均田”,隐含着对分配结果“不平等”的否定与纠正。看谁挣得多了
就眼红 ,就想“吃大户”。这种做法强调的是现有财富的重新平均分配 ,而不是新财富的创造和“按劳分配”。
欧美社会的“平等”观 ,强调的是竞争中每个人的“机会平等”,这是鼓励个人发奋努力的机制 ,对于资本主义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我们谈论个体之间的平等时 ,需要强调的是是否存在制度性歧视。
只要在相互竞争时没有人因为个人的某种身份(包括种族、民族因素)被歧视 ,就不存在个人之间制度性的不
平等。而个体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是客观的必然。
关于对于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社会效果 ,国外社会学界开展了不少调查研究20 , 如美国
对于黑人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 ,对于黑人的发展和自强 ,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后果 ,这些都值得我们思
考和借鉴。总的来说 ,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各个民族之间由历史造成的发展距离在缩短 ,也
开始需要考虑从“族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平等”(即事实上的平等)观念逐步向“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的平等”(即法
律上的平等)观念过渡。惟有这样 ,才可能通过少数民族成员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真正凭实力的而非政
策“照顾”的发展 ,最终达到在个人实力基础上的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
我国政府目前对于少数民族成员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必要的和有
积极作用的 ,但是我们对于“平等”的宣传和优惠政策的过渡性质 ,需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民族平等是人类许多世纪以来的理想 ,也是我国政府的基本政策。由于历史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
方面的各种原因 ,民族群体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出 ,首先通过革命
实现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平等 ,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对于少数民族的各项优惠政策 ,逐步实现各民族在
事实上的平等。18 (P102 - 103)
对于民族平等的认识 ,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 ,要在性质上区别开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1)
法律上的平等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族群整体 ,在执行中都是绝对的 ,不能打任何折扣。而在各个个人之
间 ,在各个族群之间 ,在具体经济领域中的“事实上”的平等只能是相对的 ,而不平等是绝对的;(2)族群的整体
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是由许多个人总合而成 ,在职业、收入、发展机会这些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方面 ,由于每个
人的天赋不同、工作中的努力程度不同、在学习方面付出的辛劳不同、实际做出的成果业绩也不同 ,得到的报
酬自然也会不同。如果相同 ,那么就违反了“同工同酬”这个最基本的法律上的公平原则。所以 ,在个人层次
上实行的“法律上的平等”有可能导致在群体层次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二 ,要区别开族群整体性的“结构性”差异和个人因素引起的个别性差异。(1)两个族群如果劳动力产
业结构不同、职业结构不同、收入平均水平可能也会不同。所以 ,如果我们忽视了对产生这些差距的结构性
(教育水平、行业、职业等)原因和个人条件的系统分析 ,而仅仅看到在事实上民族成员整体之间存在收入水
平、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而提出“民族平等”问题 ,就是把“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这两个性质完全
不同的问题混淆了而且对立起来。(2)国外民族社会学研究十分重视对于“民族分层”(ethnic stratification)的
分析 ,即研究族群之间在行业(农业、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等) 、职业(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工人、农民等) 、收入
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调查分析造成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 ,研究影响结构形成的各类因素 ,以及探讨逐步
改变现有结构的各种措施(包括各项具体政策) 。这种整体性的“结构性”差异与个人因素引起的个人之间职
业和收入差异分属于两个范畴。
由于个人原因 ,每个民族的成员中都会有穷人和发展不顺利的人 ,这与“民族平等”毫不相干。所以 ,个人
之间的平等和族群之间“结构性”的平等 ,是两个不应混淆的问题。如果不存在对于一个族群在受教育、就业、
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化歧视(民族或种族歧视) ,就不能说在法律上存在着民族不平等。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讲的要达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指的是经过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各族群在劳动力
的受教育程度、产业和职业结构达到大致相近 ,从而使与之相关的整体收入结构大致相当 ,而决不是不顾这些
条件简单地要求达到各族群整体收入水平的相等。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有到了真正能够实行“各尽所能 ,按需
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 ,族群之间、个人之间“生活上实际存在的不平等”才会消失。而这无疑是非常非常遥远
的事。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理论为我们指出了长远的奋斗目标 ,在现时期的“初级阶段”,我们只能依照实际
国情来理解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第三 ,对于一个或几个族群在教育、就业、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 ,事实上是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如
我国实行的对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录取时加分的政策 ,从个人角度来说 ,是在“法律上”或制度上对于汉族考生
的不公平;从族群角度来说 ,由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长期不够发达 ,通过这样的办法可以增加少数民族考生录
取的比例 ,长远看对提高少数民族整体教育水平是必要的。
列宁认为“国际主义, ,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 ,而且在于遵守对压迫民族即大民族的不平等 ,这
种不平等可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19 (P628) 。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优惠政策 ,就是循着这样
一个思路。但是必须明确 ,这是对大民族所属成员的不平等。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优惠政策既然是不平等的
政策 ,就不可能是长期性或永久性的政策 ,而只能是过渡时期的暂时性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在一定条件下 ,优
惠政策也可能表现出某种负作用。
西方国家的平等注意了两个层次 ,一是对于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来说 ,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竞争机
会平等”(法律上的平等) ,减少优惠政策对少数族群产生依赖心理的副作用;二是在以具体族群或个人为对象
来制定和执行各项具体政策时 ,还是考虑和照顾到族群差异的协调。当然 ,在西方国家具体贯彻执行这些政
策时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 ,种族和民族不平等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在理论和宣传方面强调的是以族群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这对各
族广大干部和群众思考问题的角度有十分强大的引导作用。这种强调“族群间事实上平等”的理论导向与政
府实施的对待少数民族的相应优惠政策 ,其结果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不会满意:汉族成员从个人角度考虑 ,认
为自己受到不应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没有在法律或制度上得到平等的竞争机会) ,从而降低了学习、工作热情
和帮助少数民族的积极性。而得到优待的少数民族同样不满意 ,他们从族群角度考虑 ,认为本族群仍然没有
达到“真正事实上的平等”。这种各自从不同层次(族群和个体)考虑“平等”的思路 ,会加强族群之间的隔阂和
不满 ,我们需要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第四 ,传统理想主义的“平等“观 ,强调的是事实上结果的平等 ,不考虑个人和团体的竞争能力和努力程
度。如中国农民传统的平等观念和做法是“均田”,隐含着对分配结果“不平等”的否定与纠正。看谁挣得多了
就眼红 ,就想“吃大户”。这种做法强调的是现有财富的重新平均分配 ,而不是新财富的创造和“按劳分配”。
欧美社会的“平等”观 ,强调的是竞争中每个人的“机会平等”,这是鼓励个人发奋努力的机制 ,对于资本主义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我们谈论个体之间的平等时 ,需要强调的是是否存在制度性歧视。
只要在相互竞争时没有人因为个人的某种身份(包括种族、民族因素)被歧视 ,就不存在个人之间制度性的不
平等。而个体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 ,是客观的必然。
关于对于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社会效果 ,国外社会学界开展了不少调查研究20 , 如美国
对于黑人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 ,对于黑人的发展和自强 ,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后果 ,这些都值得我们思
考和借鉴。总的来说 ,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各个民族之间由历史造成的发展距离在缩短 ,也
开始需要考虑从“族群之间利益分配的平等”(即事实上的平等)观念逐步向“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的平等”(即法
律上的平等)观念过渡。惟有这样 ,才可能通过少数民族成员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真正凭实力的而非政
策“照顾”的发展 ,最终达到在个人实力基础上的族群间事实上的平等。
我国政府目前对于少数民族成员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在一段时期内还是必要的和有
积极作用的 ,但是我们对于“平等”的宣传和优惠政策的过渡性质 ,需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民族交往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相互交往中 ,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或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 ,是在族群
间基本平等的条件下 ,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共同大环境中 ,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联
系逐步增多 ,各民族在这种联系、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各自产生自发性的变化而相互融合 ,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
偶有冲突也是局部的、可以理性化处理并最终得到化解 ,这是一个自然的、和平的渐变过程。借用费孝通教授
的理论概念 ,这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起点是“多元”,之后在“多元”的基础
上逐步形成“一体”的框架 ,然后在发展过程中“多元”逐步淡化而“一体”逐步加强 ,最终出现完全的融合和一
体化。当然这是从理论上假设的演变过程 ,而且即使会实现 ,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人口规模较小、与其他民族混居比例大的族群 ,其融合速度会快一些;而人口规模大、人口
中与其他族群混居比例小的族群 ,会改变得慢一些。但是总体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不可能设想在 50 年或
100 年后 ,我国的一些民族(如赫哲族、苗族、白族等)还会继续保持今天的状况。
我们应当维持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 ,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 ,而不要把欧
洲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这样的政治传统简单地拿过来 ,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政治化”。我国在处理族群
关系方面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方法 ,客观上已经被一些西方国家在采用 ,它们也是努力把本国的种族、民族问题
“文化化”而避免“政治化”。如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强调把少数族群看作是“亚文化群体”,而不是独立的政治势
力 ,日本强调阿依努人和冲绳人具有文化习俗的差异 ,而尽可能不把他们作为界限分明的“民族”来对待。许
多国家限制以族群组织政治团体 ,极力淡化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淡化族群具有特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观
念 ,在各项政治活动中 ,努力淡化种族或民族身份 ,而在文化活动中 ,则给各少数族群以显著的位置。可以说
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上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 ,力图把民族问题“文化化”,而
我们却遵循欧洲工业革命、殖民地瓦解和民族解放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把民族问题“政治
化”,这里的错位现象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多民族国家族群之间交往的第二个可能性 ,是族群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 ,
在外部政治、宗教势力的刺激下 ,内部的民族意识被重新唤起、重塑、强化 ,产生出民族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人
物 ,把社会中各类有关或无关的矛盾都纳入“民族矛盾”的框架 ,并有组织地把普通民众引导到族群冲突的轨
道上。这是一个非自然的、受外部力量作用的过程。
在这种外部力量刺激下引发的民族意识 ,一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本族群的各种政治经济利
益与权力) ;二是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民众方面会激起非理性的情绪 ,在领导者方面则可能有个人功利方
面的考虑;三是民族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民众在争取“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旗帜和目标下 ,被内外
势力共同引导到民族暴力冲突和内战的道路上。在这种氛围中 ,有可能走向国家分裂。
总的来看 ,随着经济、科技和市场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人员之间的
交往和流动也必然不断增加和强化 ,如同“跨国公司”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界”意识一样 ,这种民族之间、国
家之间的全面交流和互动 ,从理论上讲也将会淡化各国内部的民族意识。
从历史上各个族群接触、交流的程度来说 ,是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从长远的历史进程看 ,人们的民族意
识的变化 ,也会经历一个从“没有”到“有”,再到“没有”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的进展 ,依照当地社
会发展的条件 ,可能不一样。如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总的来说比起 50 年以前的情况是淡化了 ,而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可能是更加强化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各不相同 ,意识形态的变化
趋势也不相同 ,纵向历史变迁分析与横向跨国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民族现象。
现在我国的民族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对民族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各种现象(表现形式)的研究。而目
前需要的是对族群意识的产生、继承、发展的过程 ,对族群意识在外力作用下的诱发、转化的过程 ,以及影响这
些过程和发展方向的深层次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尤其需要做关于中国、西方的民族意识、族群关系等方面
的比较研究。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传统、理解西欧族群发展和处理各类族群关系的历史与作法 ,对我
们今后协调国内民族关系、处理与欧美国家的关系 ,都可有所借鉴。
作为中国人 ,我们需要分析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族群观 ,分析他们看待亚洲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视
角和出发点 ,分析他们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在亚洲运用的基本政策、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法 ,分析这些关于“族
群”的观念是否有什么变化 ,分析变化的原因 ,努力寻找在传统欧洲、美国的族群观念中可以与中国关于族群
的“多元一体”观念相互沟通的渠道 ,这对于 21 世纪中地球上人类的各个不同族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相互交往中 ,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势或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 ,是在族群
间基本平等的条件下 ,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共同大环境中 ,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联
系逐步增多 ,各民族在这种联系、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各自产生自发性的变化而相互融合 ,民族意识逐渐淡化 ,
偶有冲突也是局部的、可以理性化处理并最终得到化解 ,这是一个自然的、和平的渐变过程。借用费孝通教授
的理论概念 ,这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起点是“多元”,之后在“多元”的基础
上逐步形成“一体”的框架 ,然后在发展过程中“多元”逐步淡化而“一体”逐步加强 ,最终出现完全的融合和一
体化。当然这是从理论上假设的演变过程 ,而且即使会实现 ,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人口规模较小、与其他民族混居比例大的族群 ,其融合速度会快一些;而人口规模大、人口
中与其他族群混居比例小的族群 ,会改变得慢一些。但是总体发展的大趋势是融合。不可能设想在 50 年或
100 年后 ,我国的一些民族(如赫哲族、苗族、白族等)还会继续保持今天的状况。
我们应当维持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传统 ,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和层面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 ,而不要把欧
洲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这样的政治传统简单地拿过来 ,把我国的民族问题“政治化”。我国在处理族群
关系方面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方法 ,客观上已经被一些西方国家在采用 ,它们也是努力把本国的种族、民族问题
“文化化”而避免“政治化”。如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强调把少数族群看作是“亚文化群体”,而不是独立的政治势
力 ,日本强调阿依努人和冲绳人具有文化习俗的差异 ,而尽可能不把他们作为界限分明的“民族”来对待。许
多国家限制以族群组织政治团体 ,极力淡化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淡化族群具有特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观
念 ,在各项政治活动中 ,努力淡化种族或民族身份 ,而在文化活动中 ,则给各少数族群以显著的位置。可以说
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思路上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 ,力图把民族问题“文化化”,而
我们却遵循欧洲工业革命、殖民地瓦解和民族解放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 ,在一定程度上把民族问题“政治
化”,这里的错位现象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多民族国家族群之间交往的第二个可能性 ,是族群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和利益差异被外部力量所利用 ,
在外部政治、宗教势力的刺激下 ,内部的民族意识被重新唤起、重塑、强化 ,产生出民族的强有力的政治领袖人
物 ,把社会中各类有关或无关的矛盾都纳入“民族矛盾”的框架 ,并有组织地把普通民众引导到族群冲突的轨
道上。这是一个非自然的、受外部力量作用的过程。
在这种外部力量刺激下引发的民族意识 ,一是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本族群的各种政治经济利
益与权力) ;二是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民众方面会激起非理性的情绪 ,在领导者方面则可能有个人功利方
面的考虑;三是民族问题被高度“政治化”,民众在争取“民族自决”、建立“民族国家”的旗帜和目标下 ,被内外
势力共同引导到民族暴力冲突和内战的道路上。在这种氛围中 ,有可能走向国家分裂。
总的来看 ,随着经济、科技和市场的“全球化”,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和人员之间的
交往和流动也必然不断增加和强化 ,如同“跨国公司”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国界”意识一样 ,这种民族之间、国
家之间的全面交流和互动 ,从理论上讲也将会淡化各国内部的民族意识。
从历史上各个族群接触、交流的程度来说 ,是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从长远的历史进程看 ,人们的民族意
识的变化 ,也会经历一个从“没有”到“有”,再到“没有”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在世界各地的进展 ,依照当地社
会发展的条件 ,可能不一样。如西欧国家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 ,总的来说比起 50 年以前的情况是淡化了 ,而
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 ,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可能是更加强化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各不相同 ,意识形态的变化
趋势也不相同 ,纵向历史变迁分析与横向跨国比较研究 ,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民族现象。
现在我国的民族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对民族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各种现象(表现形式)的研究。而目
前需要的是对族群意识的产生、继承、发展的过程 ,对族群意识在外力作用下的诱发、转化的过程 ,以及影响这
些过程和发展方向的深层次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尤其需要做关于中国、西方的民族意识、族群关系等方面
的比较研究。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传统、理解西欧族群发展和处理各类族群关系的历史与作法 ,对我
们今后协调国内民族关系、处理与欧美国家的关系 ,都可有所借鉴。
作为中国人 ,我们需要分析欧洲人和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族群观 ,分析他们看待亚洲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视
角和出发点 ,分析他们自殖民主义时期以来在亚洲运用的基本政策、各种具体策略和手法 ,分析这些关于“族
群”的观念是否有什么变化 ,分析变化的原因 ,努力寻找在传统欧洲、美国的族群观念中可以与中国关于族群
的“多元一体”观念相互沟通的渠道 ,这对于 21 世纪中地球上人类的各个不同族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族群与地域
各个族群在历史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居住模式(residential pattern) 。农耕民族、草原游牧民族、山地
民族、大洋中的岛民、流浪的吉普赛人等等 ,他们在和地域的关系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与其他民族是否混
杂居住方面 ,各个族群也不相同。所以 ,一个族群与一个固定地域之间的联系 ,具有多种模式。但是从历史上
看 ,大多数族群都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域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固定与不固定 ,聚居与混居 ,二者是对立的统
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人类族群首先居住在其发源的地域 ,随着自然资源条件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族群之间不断的征战 ,
各个族群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犹太人迁出以色列 ,阿拉伯人迁进来。欧洲人迁进美洲 ,随后他们
又运进了非洲黑人。越是经历了大规模民族迁移的地区 ,各民族的居住格局越是复杂。二战之后 ,劳动力市
场的全球化以及战争难民的安置进一步增加了人口的跨国界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发展 ,人的地理流
动性会不可避免地加强 ,例如:中国人在海外各个国家的人数近年来一直在增加 ,我国沿海城市中的内地各少
数民族人数也在增加。人们和一个固定地域的关系会随着交通和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淡化 ,这是发展的大趋
势。个人是如此 ,一个族群也是如此。
在这种大趋势、大潮流下 ,把族群和一个地域的关系固定化或者强化 ,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在一定历史社
会发展条件下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需要
一系列的制度保证 ,而这些制度和机构 ,特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往往是与地域单位联系起来 ,所以从理论上
讲“区域自治”是落实民族政策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操作性”形式, ,但决不能在观念上被理解为该族
群对于部分国土的“民族所有权”或“民族控制权”而产生排斥其他族群的后果。随着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不断
发展 ,随着各地民族交流和人口迁移的不断增加 ,民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逐步淡化。对于各部分公民
(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将逐步从地方性行政机构的运作向全国性法制体制的运作过渡。
当社会整体的法制、教育、经济、社会组织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积极作用会,
下降 ,而消极作用会上升 ,有可能阻碍国家各个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进一步整合 ,甚至可
能成为“自治地区”从外部吸引人才、技术、资金 ,发展经济和开拓市场的障碍。在区域间利益分配的调整方面
出现难度时 ,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阻碍资金、物资、人口、经济组织的跨地域流动与合作。当“区域自治”
固定化之后 ,在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国内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 ,甚至有可能出现割据或独立的倾向。
现在世界各国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很少 ,美国、德国的州 ,虽然具有某种自治权力 ,但是其制度
和地域划分的基础不是民族差别。而一些长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实质上类似制度的国家(如前苏联、南
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 ,其最终效果如何 ,十分值得探讨。前苏联的解体 ,与联盟制、加盟共和国体制之间是
有着密切联系的。15 (P134)俄罗斯联邦目前几个自治共和国(如车臣)出现的民族分裂问题 ,不能不说与
过去实行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体制有着某种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之一 ,对于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稳定边疆一度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仍然行之有效。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 ,族群与地域的关系中存在两个方面 ,
需要讨论和加以明确。一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则由于历史上曾经居住或占
领过的原因 ,涉及到目前国境外的地域。
各个族群在历史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居住模式(residential pattern) 。农耕民族、草原游牧民族、山地
民族、大洋中的岛民、流浪的吉普赛人等等 ,他们在和地域的关系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与其他民族是否混
杂居住方面 ,各个族群也不相同。所以 ,一个族群与一个固定地域之间的联系 ,具有多种模式。但是从历史上
看 ,大多数族群都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域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固定与不固定 ,聚居与混居 ,二者是对立的统
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人类族群首先居住在其发源的地域 ,随着自然资源条件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发展和族群之间不断的征战 ,
各个族群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犹太人迁出以色列 ,阿拉伯人迁进来。欧洲人迁进美洲 ,随后他们
又运进了非洲黑人。越是经历了大规模民族迁移的地区 ,各民族的居住格局越是复杂。二战之后 ,劳动力市
场的全球化以及战争难民的安置进一步增加了人口的跨国界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发展 ,人的地理流
动性会不可避免地加强 ,例如:中国人在海外各个国家的人数近年来一直在增加 ,我国沿海城市中的内地各少
数民族人数也在增加。人们和一个固定地域的关系会随着交通和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淡化 ,这是发展的大趋
势。个人是如此 ,一个族群也是如此。
在这种大趋势、大潮流下 ,把族群和一个地域的关系固定化或者强化 ,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在一定历史社
会发展条件下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需要
一系列的制度保证 ,而这些制度和机构 ,特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往往是与地域单位联系起来 ,所以从理论上
讲“区域自治”是落实民族政策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操作性”形式, ,但决不能在观念上被理解为该族
群对于部分国土的“民族所有权”或“民族控制权”而产生排斥其他族群的后果。随着国家社会和经济的不断
发展 ,随着各地民族交流和人口迁移的不断增加 ,民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也应当逐步淡化。对于各部分公民
(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权利的保障机制将逐步从地方性行政机构的运作向全国性法制体制的运作过渡。
当社会整体的法制、教育、经济、社会组织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积极作用会,
下降 ,而消极作用会上升 ,有可能阻碍国家各个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的进一步整合 ,甚至可
能成为“自治地区”从外部吸引人才、技术、资金 ,发展经济和开拓市场的障碍。在区域间利益分配的调整方面
出现难度时 ,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阻碍资金、物资、人口、经济组织的跨地域流动与合作。当“区域自治”
固定化之后 ,在外部势力的影响和国内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 ,甚至有可能出现割据或独立的倾向。
现在世界各国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很少 ,美国、德国的州 ,虽然具有某种自治权力 ,但是其制度
和地域划分的基础不是民族差别。而一些长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实质上类似制度的国家(如前苏联、南
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 ,其最终效果如何 ,十分值得探讨。前苏联的解体 ,与联盟制、加盟共和国体制之间是
有着密切联系的。15 (P134)俄罗斯联邦目前几个自治共和国(如车臣)出现的民族分裂问题 ,不能不说与
过去实行的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联邦体制有着某种关系。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之一 ,对于巩固我国的民族团结、稳定边疆一度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仍然行之有效。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 ,族群与地域的关系中存在两个方面 ,
需要讨论和加以明确。一个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则由于历史上曾经居住或占
领过的原因 ,涉及到目前国境外的地域。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回族学者，对于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0年第四期上，这只是一部分，完整的文章有兴趣的的人可以自己去查阅。
我感觉中国民族政策太多的继承了苏联的观点，而苏联的做法则是参照了沙皇俄国。比较东西方的民族观，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最好的，西方现代的民族观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苏联的做法最愚蠢。
我感觉中国民族政策太多的继承了苏联的观点，而苏联的做法则是参照了沙皇俄国。比较东西方的民族观，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最好的，西方现代的民族观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苏联的做法最愚蠢。
我就觉得你这文章象是哪里抄来的。
楼上你什么意思？我开头和结尾都说了转贴的了。
原帖由 maxlee123 于 2007-12-9 13:14 发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回族学者，对于他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0年第四期上，这只是一部分，完整的文章有兴趣的的人可以自己去查阅。
我感觉中国民族政策太多的继承了苏联的观点 ...
你的意思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苏联一样愚蠢
中国古代的民族观是什么样子的？
尊重并维护各民族文化，要比混淆好的多
原帖由 caixishan520 于 2007-12-9 14:48 发表
你的意思是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苏联一样愚蠢
中国的民族政策还不狗蠢么？
中国民族政策并不完美，不过在各多民族帝国的后继者中，算是最良好的了。
楼上你什么意思？我开头和结尾都说了转贴的了。
===========我没什么意思，就觉得这文章很象官府里用的，
政治语气很足。
===========我没什么意思，就觉得这文章很象官府里用的，
政治语气很足。
谁告诉我秦始皇伟大的政策有哪些？
书同文好像就是很主要的一个吧
如果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不搞这些同化政策的话
那么他还伟大吗？
先进文化吞并落后文化本来就是必然，如果刻意的去保护那些应该被淘汰的文化
那么，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书同文好像就是很主要的一个吧
如果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不搞这些同化政策的话
那么他还伟大吗？
先进文化吞并落后文化本来就是必然，如果刻意的去保护那些应该被淘汰的文化
那么，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原帖由 舰船之剑啸黄沙 于 2007-12-10 12:35 发表
楼上你什么意思？我开头和结尾都说了转贴的了。
===========我没什么意思，就觉得这文章很象官府里用的，
政治语气很足。
涉及到敏感方面的学术文章都是这样，道理你应该明白。
原帖由 不战屈人 于 2007-12-9 17:00 发表
尊重并维护各民族文化，要比混淆好的多
我是说不用从政治上刻意强化民族差异，事实上融合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最好办法。
现在中国缺少民族认同感
原帖由 maxlee123 于 2007-12-10 18:39 发表
我是说不用从政治上刻意强化民族差异，事实上融合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最好办法。
嗯，融合是长期效益－－－－－－－－－过程很痛的
原帖由 屠胡者冉闵 于 2007-12-10 21:26 发表
现在中国缺少民族认同感
主要民族缺乏主体民族意识，对于民族团结非常重要。
真不知道那些说我国民族政策蠢的人,你说说看看那苏联巴尔干地区那里又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