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新儒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35:07
document.title="新儒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战略";
document.url="/phoenixtv/72928428721963008/20050121/491315.shtml";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28428721963008/20050121/491315.shtml
<P>文/主笔 石齐平</P>
<P>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12月初，“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俄罗斯、瑞典、巴西等十国和中国两岸四地的百余位代表参加。此事值得一评，而且应该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内、外在形势，对儒学给予一种新的战略性角度的审视、评价与定位。</P>
<P>新世纪中国面对的挑战形势</P>
<P>中国，应该是当代（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趋势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同时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被挑战者之一。</P>
<P>中国当前及未来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制度革新（与创新）；二、周边地区（尤其是台海形势）；三、中国威胁论。就空间性质言，一是对内的，二是对外的，三是既内又外的。</P>
<P>所谓制度革新（与创新）的挑战，是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前中国一方面处在发展空前良好的势头上，全球看好，外资蜂拥而入，另一方面又面对因为经济、社会、政治未能理顺而产生的诸多危机。所以，海内外观察家看中国的未来，常出现不是极好（极乐观）就是极坏（极悲观）的巨大分歧。必须说，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换言之，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是好坏并存的。因之，中国国运的走向是否继续看好，即系于中国执政当局有无能力因应危机，化解危机。这显然又取决于制度革新与创新的速度与品质。</P>
<P>所谓周边地区，指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大环境，然就当前形势而言，中国周边地区似已成为地缘战略上国际强权争逐之场域，中亚、东北亚、东海、南海都存在着一些既有的或新生的问题，充满着变数，其中最为敏感与要害的，是台海形势。对大陆当局而言，台湾问题原本能维持现状即可，能拖就拖，然而当下的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让北京当局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为难与压力。</P>
<P>所谓中国威胁论，其所以形成，原因不外有二：一为中国崛起太快，国际各方未来得及做好心理上的调适与准备，就此而言，除非中国不继续崛起，否则，“中国威胁论”必将如影随形，难以挥去；二为对中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富强，就会称霸，从而威胁国际社会。</P>
<P>中国应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化对中国的考验。现在，换个角度，来看看全球化对全球的考验或挑战。</P>
<P>全球化对全球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有二：一为强化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全球经济及贸易的增长；其次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日益增多，且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不管是来自利益的、种族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后者，迫切需要一种文化及政治机制，来加以调和、梳理与化解。遗憾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不但未能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反而以它的单边主义，加剧恶化了原已存在的摩擦与矛盾，使全球陷于极大的不安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幸而言中。
综合以上分析，在全球化大浪潮的洗礼之下，中国和全球都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加速发展，却也都同时面临难题或挑战，中国要找出路，全球也要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P>
<P>新儒学：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P>
<P>前已言之，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不仅思维，而且落实于行为之上，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主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同样的，这些思维与哲学，中国儒学中有的是，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P>
<P>今天的中国，说得严重点，是规范空窗期，故制度革新刻不容缓。但制度革新之外，可同时进行的是教育文化，特别是包括了儒、释、道、法的新儒学（具体解释见下文）教化。制度是有形的硬规范，教化是无形的软规范，软硬兼施，中国的经济社会才有可能走上大治。再如台海问题，三四十年前，中国大陆搞文革，破四旧，台湾蒋介石则针对性地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学生必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如今反是，台湾台独政权“去中国化”，切断历史，扭曲史观，删古典文化教材，走火入魔。如大陆当局开始振兴儒学，“修文德以来之”，台湾人民将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才能产生效果。再如周边地区，东北亚的韩、朝、日，东南亚的东盟诸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价值的成分中本就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多数即为这些国家。中国振兴儒教，输出儒教，在这个地区不但相对容易，对稳定中国与此一地区的关系肯定有正面助益。</P>
<P>以“新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战略</P>
<P>最后，再来谈谈如何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P>
<P>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P>
<P>本文中，我一直用“新儒学”这个词，与学术界已有的“新儒学”概念有所区别。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精用宏。</P>
<P>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P>
<P>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1980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再者，儒学教育范围不仅限于教育部门，它应该普遍且有效地体现于相关的公共政策之上。要言之，在一切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法制与政策上，均可以而且应该放入适当的儒学内容。顺便补充一句，新加坡在大举推行儒学教育之前，早已推动落实了中国（或英国？）的法家文化了，所以，新加坡或可视为本文“泛儒学”的一个代表模式。</P>
<P>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P>
<P>或许也不能全怪国际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前文述及的两个原因（未作好心理准备与调适及对中国欠缺了解）之外，必须承认，过去中国确实输出过一些未必受到欢迎的事物，例如19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1960年代时的难民输出等。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商品，199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游客，在国际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今后，中国更应该输出好的文化。2004年10月，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合作，在瑞典成立了“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11月，韩国汉城也成立孔子学院，这是好的开始。但我认为，这不应仅仅止于汉语教学的层次，如本文分析，还应该提升到一个语言战略的高度。</P>
<P>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P>document.title="新儒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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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28428721963008/20050121/491315.shtml
<P>文/主笔 石齐平</P>
<P>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12月初，“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俄罗斯、瑞典、巴西等十国和中国两岸四地的百余位代表参加。此事值得一评，而且应该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内、外在形势，对儒学给予一种新的战略性角度的审视、评价与定位。</P>
<P>新世纪中国面对的挑战形势</P>
<P>中国，应该是当代（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趋势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同时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被挑战者之一。</P>
<P>中国当前及未来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制度革新（与创新）；二、周边地区（尤其是台海形势）；三、中国威胁论。就空间性质言，一是对内的，二是对外的，三是既内又外的。</P>
<P>所谓制度革新（与创新）的挑战，是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前中国一方面处在发展空前良好的势头上，全球看好，外资蜂拥而入，另一方面又面对因为经济、社会、政治未能理顺而产生的诸多危机。所以，海内外观察家看中国的未来，常出现不是极好（极乐观）就是极坏（极悲观）的巨大分歧。必须说，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换言之，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是好坏并存的。因之，中国国运的走向是否继续看好，即系于中国执政当局有无能力因应危机，化解危机。这显然又取决于制度革新与创新的速度与品质。</P>
<P>所谓周边地区，指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大环境，然就当前形势而言，中国周边地区似已成为地缘战略上国际强权争逐之场域，中亚、东北亚、东海、南海都存在着一些既有的或新生的问题，充满着变数，其中最为敏感与要害的，是台海形势。对大陆当局而言，台湾问题原本能维持现状即可，能拖就拖，然而当下的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让北京当局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为难与压力。</P>
<P>所谓中国威胁论，其所以形成，原因不外有二：一为中国崛起太快，国际各方未来得及做好心理上的调适与准备，就此而言，除非中国不继续崛起，否则，“中国威胁论”必将如影随形，难以挥去；二为对中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富强，就会称霸，从而威胁国际社会。</P>
<P>中国应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化对中国的考验。现在，换个角度，来看看全球化对全球的考验或挑战。</P>
<P>全球化对全球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有二：一为强化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全球经济及贸易的增长；其次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日益增多，且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不管是来自利益的、种族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后者，迫切需要一种文化及政治机制，来加以调和、梳理与化解。遗憾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不但未能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反而以它的单边主义，加剧恶化了原已存在的摩擦与矛盾，使全球陷于极大的不安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幸而言中。
综合以上分析，在全球化大浪潮的洗礼之下，中国和全球都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加速发展，却也都同时面临难题或挑战，中国要找出路，全球也要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P>
<P>新儒学：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P>
<P>前已言之，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不仅思维，而且落实于行为之上，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主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同样的，这些思维与哲学，中国儒学中有的是，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P>
<P>今天的中国，说得严重点，是规范空窗期，故制度革新刻不容缓。但制度革新之外，可同时进行的是教育文化，特别是包括了儒、释、道、法的新儒学（具体解释见下文）教化。制度是有形的硬规范，教化是无形的软规范，软硬兼施，中国的经济社会才有可能走上大治。再如台海问题，三四十年前，中国大陆搞文革，破四旧，台湾蒋介石则针对性地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学生必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如今反是，台湾台独政权“去中国化”，切断历史，扭曲史观，删古典文化教材，走火入魔。如大陆当局开始振兴儒学，“修文德以来之”，台湾人民将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才能产生效果。再如周边地区，东北亚的韩、朝、日，东南亚的东盟诸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价值的成分中本就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多数即为这些国家。中国振兴儒教，输出儒教，在这个地区不但相对容易，对稳定中国与此一地区的关系肯定有正面助益。</P>
<P>以“新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战略</P>
<P>最后，再来谈谈如何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P>
<P>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P>
<P>本文中，我一直用“新儒学”这个词，与学术界已有的“新儒学”概念有所区别。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精用宏。</P>
<P>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P>
<P>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1980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再者，儒学教育范围不仅限于教育部门，它应该普遍且有效地体现于相关的公共政策之上。要言之，在一切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法制与政策上，均可以而且应该放入适当的儒学内容。顺便补充一句，新加坡在大举推行儒学教育之前，早已推动落实了中国（或英国？）的法家文化了，所以，新加坡或可视为本文“泛儒学”的一个代表模式。</P>
<P>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P>
<P>或许也不能全怪国际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前文述及的两个原因（未作好心理准备与调适及对中国欠缺了解）之外，必须承认，过去中国确实输出过一些未必受到欢迎的事物，例如19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1960年代时的难民输出等。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商品，199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游客，在国际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今后，中国更应该输出好的文化。2004年10月，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合作，在瑞典成立了“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11月，韩国汉城也成立孔子学院，这是好的开始。但我认为，这不应仅仅止于汉语教学的层次，如本文分析，还应该提升到一个语言战略的高度。</P>
<P>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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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文/主笔 石齐平</P>
<P>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12月初，“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俄罗斯、瑞典、巴西等十国和中国两岸四地的百余位代表参加。此事值得一评，而且应该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内、外在形势，对儒学给予一种新的战略性角度的审视、评价与定位。</P>
<P>新世纪中国面对的挑战形势</P>
<P>中国，应该是当代（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趋势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同时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被挑战者之一。</P>
<P>中国当前及未来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制度革新（与创新）；二、周边地区（尤其是台海形势）；三、中国威胁论。就空间性质言，一是对内的，二是对外的，三是既内又外的。</P>
<P>所谓制度革新（与创新）的挑战，是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前中国一方面处在发展空前良好的势头上，全球看好，外资蜂拥而入，另一方面又面对因为经济、社会、政治未能理顺而产生的诸多危机。所以，海内外观察家看中国的未来，常出现不是极好（极乐观）就是极坏（极悲观）的巨大分歧。必须说，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换言之，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是好坏并存的。因之，中国国运的走向是否继续看好，即系于中国执政当局有无能力因应危机，化解危机。这显然又取决于制度革新与创新的速度与品质。</P>
<P>所谓周边地区，指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大环境，然就当前形势而言，中国周边地区似已成为地缘战略上国际强权争逐之场域，中亚、东北亚、东海、南海都存在着一些既有的或新生的问题，充满着变数，其中最为敏感与要害的，是台海形势。对大陆当局而言，台湾问题原本能维持现状即可，能拖就拖，然而当下的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让北京当局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为难与压力。</P>
<P>所谓中国威胁论，其所以形成，原因不外有二：一为中国崛起太快，国际各方未来得及做好心理上的调适与准备，就此而言，除非中国不继续崛起，否则，“中国威胁论”必将如影随形，难以挥去；二为对中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富强，就会称霸，从而威胁国际社会。</P>
<P>中国应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化对中国的考验。现在，换个角度，来看看全球化对全球的考验或挑战。</P>
<P>全球化对全球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有二：一为强化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全球经济及贸易的增长；其次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日益增多，且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不管是来自利益的、种族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后者，迫切需要一种文化及政治机制，来加以调和、梳理与化解。遗憾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不但未能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反而以它的单边主义，加剧恶化了原已存在的摩擦与矛盾，使全球陷于极大的不安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幸而言中。
综合以上分析，在全球化大浪潮的洗礼之下，中国和全球都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加速发展，却也都同时面临难题或挑战，中国要找出路，全球也要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P>
<P>新儒学：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P>
<P>前已言之，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不仅思维，而且落实于行为之上，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主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同样的，这些思维与哲学，中国儒学中有的是，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P>
<P>今天的中国，说得严重点，是规范空窗期，故制度革新刻不容缓。但制度革新之外，可同时进行的是教育文化，特别是包括了儒、释、道、法的新儒学（具体解释见下文）教化。制度是有形的硬规范，教化是无形的软规范，软硬兼施，中国的经济社会才有可能走上大治。再如台海问题，三四十年前，中国大陆搞文革，破四旧，台湾蒋介石则针对性地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学生必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如今反是，台湾台独政权“去中国化”，切断历史，扭曲史观，删古典文化教材，走火入魔。如大陆当局开始振兴儒学，“修文德以来之”，台湾人民将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才能产生效果。再如周边地区，东北亚的韩、朝、日，东南亚的东盟诸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价值的成分中本就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多数即为这些国家。中国振兴儒教，输出儒教，在这个地区不但相对容易，对稳定中国与此一地区的关系肯定有正面助益。</P>
<P>以“新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战略</P>
<P>最后，再来谈谈如何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P>
<P>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P>
<P>本文中，我一直用“新儒学”这个词，与学术界已有的“新儒学”概念有所区别。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精用宏。</P>
<P>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P>
<P>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1980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再者，儒学教育范围不仅限于教育部门，它应该普遍且有效地体现于相关的公共政策之上。要言之，在一切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法制与政策上，均可以而且应该放入适当的儒学内容。顺便补充一句，新加坡在大举推行儒学教育之前，早已推动落实了中国（或英国？）的法家文化了，所以，新加坡或可视为本文“泛儒学”的一个代表模式。</P>
<P>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P>
<P>或许也不能全怪国际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前文述及的两个原因（未作好心理准备与调适及对中国欠缺了解）之外，必须承认，过去中国确实输出过一些未必受到欢迎的事物，例如19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1960年代时的难民输出等。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商品，199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游客，在国际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今后，中国更应该输出好的文化。2004年10月，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合作，在瑞典成立了“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11月，韩国汉城也成立孔子学院，这是好的开始。但我认为，这不应仅仅止于汉语教学的层次，如本文分析，还应该提升到一个语言战略的高度。</P>
<P>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P>document.title="新儒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战略";
document.url="/phoenixtv/72928428721963008/20050121/491315.shtml";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28428721963008/20050121/491315.shtml
<P>文/主笔 石齐平</P>
<P>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12月初，“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俄罗斯、瑞典、巴西等十国和中国两岸四地的百余位代表参加。此事值得一评，而且应该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内、外在形势，对儒学给予一种新的战略性角度的审视、评价与定位。</P>
<P>新世纪中国面对的挑战形势</P>
<P>中国，应该是当代（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趋势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同时也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被挑战者之一。</P>
<P>中国当前及未来面对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制度革新（与创新）；二、周边地区（尤其是台海形势）；三、中国威胁论。就空间性质言，一是对内的，二是对外的，三是既内又外的。</P>
<P>所谓制度革新（与创新）的挑战，是指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前中国一方面处在发展空前良好的势头上，全球看好，外资蜂拥而入，另一方面又面对因为经济、社会、政治未能理顺而产生的诸多危机。所以，海内外观察家看中国的未来，常出现不是极好（极乐观）就是极坏（极悲观）的巨大分歧。必须说，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换言之，当前中国的发展形势是好坏并存的。因之，中国国运的走向是否继续看好，即系于中国执政当局有无能力因应危机，化解危机。这显然又取决于制度革新与创新的速度与品质。</P>
<P>所谓周边地区，指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大环境，然就当前形势而言，中国周边地区似已成为地缘战略上国际强权争逐之场域，中亚、东北亚、东海、南海都存在着一些既有的或新生的问题，充满着变数，其中最为敏感与要害的，是台海形势。对大陆当局而言，台湾问题原本能维持现状即可，能拖就拖，然而当下的台湾当局一意孤行，让北京当局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为难与压力。</P>
<P>所谓中国威胁论，其所以形成，原因不外有二：一为中国崛起太快，国际各方未来得及做好心理上的调适与准备，就此而言，除非中国不继续崛起，否则，“中国威胁论”必将如影随形，难以挥去；二为对中国缺乏了解，以为中国富强，就会称霸，从而威胁国际社会。</P>
<P>中国应如何面对这些挑战，相当程度上是全球化对中国的考验。现在，换个角度，来看看全球化对全球的考验或挑战。</P>
<P>全球化对全球所产生的效应，主要有二：一为强化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全球经济及贸易的增长；其次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日益增多，且日益严重的摩擦与矛盾，不管是来自利益的、种族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后者，迫切需要一种文化及政治机制，来加以调和、梳理与化解。遗憾的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国，不但未能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反而以它的单边主义，加剧恶化了原已存在的摩擦与矛盾，使全球陷于极大的不安与不确定的焦虑之中——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幸而言中。
综合以上分析，在全球化大浪潮的洗礼之下，中国和全球都获得了宝贵的机会，加速发展，却也都同时面临难题或挑战，中国要找出路，全球也要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P>
<P>新儒学：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P>
<P>前已言之，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不仅思维，而且落实于行为之上，三千年历史，除有元一朝，因尚未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从不主动兴兵。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与其后数百年西方海上帝国及殖民主义之行径对比，更是尖锐鲜明地对照出王道与霸道的反差。因此，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同样的，这些思维与哲学，中国儒学中有的是，为了中国自己，也为了国际全球，中国执政当局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P>
<P>这里可以补充一点，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P>
<P>今天的中国，说得严重点，是规范空窗期，故制度革新刻不容缓。但制度革新之外，可同时进行的是教育文化，特别是包括了儒、释、道、法的新儒学（具体解释见下文）教化。制度是有形的硬规范，教化是无形的软规范，软硬兼施，中国的经济社会才有可能走上大治。再如台海问题，三四十年前，中国大陆搞文革，破四旧，台湾蒋介石则针对性地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学生必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如今反是，台湾台独政权“去中国化”，切断历史，扭曲史观，删古典文化教材，走火入魔。如大陆当局开始振兴儒学，“修文德以来之”，台湾人民将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才能产生效果。再如周边地区，东北亚的韩、朝、日，东南亚的东盟诸国，长期以来本就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价值的成分中本就含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参加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多数即为这些国家。中国振兴儒教，输出儒教，在这个地区不但相对容易，对稳定中国与此一地区的关系肯定有正面助益。</P>
<P>以“新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战略</P>
<P>最后，再来谈谈如何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P>
<P>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P>
<P>本文中，我一直用“新儒学”这个词，与学术界已有的“新儒学”概念有所区别。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精用宏。</P>
<P>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P>
<P>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1980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再者，儒学教育范围不仅限于教育部门，它应该普遍且有效地体现于相关的公共政策之上。要言之，在一切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法制与政策上，均可以而且应该放入适当的儒学内容。顺便补充一句，新加坡在大举推行儒学教育之前，早已推动落实了中国（或英国？）的法家文化了，所以，新加坡或可视为本文“泛儒学”的一个代表模式。</P>
<P>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P>
<P>或许也不能全怪国际间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前文述及的两个原因（未作好心理准备与调适及对中国欠缺了解）之外，必须承认，过去中国确实输出过一些未必受到欢迎的事物，例如195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1960年代时的难民输出等。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商品，1990年代中国开始输出游客，在国际间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今后，中国更应该输出好的文化。2004年10月，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合作，在瑞典成立了“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11月，韩国汉城也成立孔子学院，这是好的开始。但我认为，这不应仅仅止于汉语教学的层次，如本文分析，还应该提升到一个语言战略的高度。</P>
<P>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P>
建议楼主去看看前几期的南方周末，那里有一般专门讲所谓的“新儒学”
一切从认识自己开始。
现在需要的是罢黜儒家,重立法家
仁兄，知道秦是怎么灭的吗？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1 21:09:38的发言：</B>
现在需要的是罢黜儒家,重立法家
<P>先小声告诉你：文革时，四人帮就是声称自己是法家，并要打倒儒家的```````</P>
<P> 好死不死我的ID剛好是儒雷,我就先不說了,但我想看看大家的想法,所以囉,我自己找張椅子坐了,為了帖子不沈,我頂!!!!!!!!!!!!!</P><P>=====================================================</P><P> 石齊平............我敬仰的人,和這帖子無關,我只拿椅子看看,我對現在大陸對儒學的有看法有點關心的,西方不是把中國雖為儒家勢力圈嗎??</P>
<P>新儒学的提法我也喜欢。</P><P>现代化的法制观念治国，经典但经过改良的儒学育人。</P>
<B>以下是引用<I>儒雷</I>在2005-1-21 21:17:38的发言：</B>
<P> 好死不死我的ID剛好是儒雷,我就先不說了,但我想看看大家的想法,所以囉,我自己找張椅子坐了,為了帖子不沈,我頂!!!!!!!!!!!!!</P>
<P>=====================================================</P>
<P> 石齊平............我敬仰的人,和這帖子無關,我只拿椅子看看,我對現在大陸對儒學的有看法有點關心的,西方不是把中國雖為儒家勢力圈嗎??</P>
<P>
<P>现在还在补课阶段</P>
<P>当年上大学时，有个哲学老师曾经就社会发展同儒学现代化做过一个讲座</P>
<P>可惜当时笔记做的不好</P>[em06]
<B>以下是引用<I>有？无？</I>在2005-1-21 21:12:05的发言：</B>
仁兄，知道秦是怎么灭的吗？
<P>仁兄,可看到秧君变法后的秦国,秦之所以灭,不是法之过,而是秦始皇与二世首先背叛了秦律导致公平竟丧引来了灭国之祸</P>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1-21 21:15:18的发言：</B>
家
<P>先小声告诉你：文革时，四人帮就是声称自己是法家，并要打倒儒家的```````</P>
<P>纳粹也是声称是上帝的子民,难道西方所有的上帝的子民都是纳粹</P>
<B>以下是引用<I>儒雷</I>在2005-1-21 21:17:38的发言：</B>
<P> 好死不死我的ID剛好是儒雷,我就先不說了,但我想看看大家的想法,所以囉,我自己找張椅子坐了,為了帖子不沈,我頂!!!!!!!!!!!!!</P>
<P>=====================================================</P>
<P> 石齊平............我敬仰的人,和這帖子無關,我只拿椅子看看,我對現在大陸對儒學的有看法有點關心的,西方不是把中國雖為儒家勢力圈嗎??</P>
<P>
<P>知道仁兄有个“儒”，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配个“雷”。</P>
<P>你大概是以为经过“文革”之后，传统的文化全部被破坏，或是人民都被洗过脑？其实不然，中国人始终是中国人，二千多年的根，不会被十几二十年“思潮”所砍断。中华民族就如同小孩子成长一样，总会跌跌碰碰，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但最终都会认识自己，重新振作，把新知识与旧知识融合，变成新的中华文化。前一阶段，我们是学习新知识，现在，是时候慢慢地与自己的旧知识融合了。</P>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1 21:28:56的发言：</B>
？
<P>仁兄,可看到秧君变法后的秦国,秦之所以灭,不是法之过,而是秦始皇与二世首先背叛了秦律导致公平竟丧引来了灭国之祸</P>
<P>哪里背叛了
<P>说说看
<P>要不然，小心他们的鬼魂半夜找你去理论````````````</P>[em01][em01][em01]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1 21:35:28的发言：</B>
>
<P>纳粹也是声称是上帝的子民,难道西方所有的上帝的子民都是纳粹</P>
<P>不用急着拿德国人垫背
<P>兄台先说说法家思想到底有哪些适合做当代治国思想吧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1-21 21:41:12的发言：</B>
>
<P>哪里背叛了
<P>说说看
<P>要不然，小心他们的鬼魂半夜找你去理论````````````</P>[em01][em01][em01]
<P>常言道秦乃苛政灭国,但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疑问,为什么苛政的秦在统一前没有灭亡,而在统一之后呢????论国力,才力统一之后都远远大于统一前,没了战争威胁国家又处在安定期,又为什么会灭国?????而1800年后的李自成进京后灭亡与其又何等的相似,难道阁下没有发觉什么吗????难道始皇与二世真的没有背叛吗????</P>
<P>古代的法家思想不够，现代的法制观念治国才重要。</P><P>现代化的法制，是废除“刑不上士大夫”的。</P>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1-21 21:44:31的发言：</B>
>
<P>不用急着拿德国人垫背
<P>兄台先说说法家思想到底有哪些适合做当代治国思想吧
</P>
<P>阁下何尝不是在那四人帮做垫背</P>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1 21:28:56的发言：</B>
？
<P>仁兄,可看到秧君变法后的秦国,秦之所以灭,不是法之过,而是秦始皇与二世首先背叛了秦律导致公平竟丧引来了灭国之祸</P>
<P>仁兄，我同意你所说，错不在法，而在人。法、儒（还有其他）都是中华民族古老、重要的思想，不论在何时何地，它们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我不同意的是你所说的，罢黜儒家,重立法家。如此便有失偏颇。就如同“航母派”和“潜艇派”之争一样，只看到事物的一面。</P>
<B>以下是引用<I>有？无？</I>在2005-1-21 22:01:25的发言：</B>
>
<P>仁兄，我同意你所说，错不在法，而在人。法、儒（还有其他）都是中华民族古老、重要的思想，不论在何时何地，它们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我不同意的是你所说的，罢黜儒家,重立法家。如此便有失偏颇。就如同“航母派”和“潜艇派”之争一样，只看到事物的一面。</P>
<P>我同意仁兄,但法、儒之中必须有一主轴,是法还是儒
<P>子曰 "人之初,性本善"(这里的善只的是嬗变的意思,不是很多人所意想的善良的意思.).说的就是人从出生起,其品行就是多变的会随着时间,环境,自身修养的变化而变化,它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知性.道德的约束能力到底有多少,我想不用我引经据典,谈古论今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明确的答案</P>
<P>我一直认为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必须相互吸收！取其精华，都不能全盘拿来！</P>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1 21:59:42的发言：</B>
>
<P>阁下何尝不是在那四人帮做垫背</P>
<P>我只是指出了兄台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只喊口号，不问内容
<P>还是老问题，兄台认为法家思想有哪些可以成为治国的基本思想</P>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1 21:58:16的发言：</B>
]
<P>常言道秦乃苛政灭国,但在这里我想提出一点疑问,为什么苛政的秦在统一前没有灭亡,而在统一之后呢????论国力,才力统一之后都远远大于统一前,没了战争威胁国家又处在安定期,又为什么会灭国?????而1800年后的李自成进京后灭亡与其又何等的相似,难道阁下没有发觉什么吗????难道始皇与二世真的没有背叛吗????</P>
<P>法家当然可以有助于获取天下，但却不能治理天下
<P>正如汉儒所言：可以在马背上得天下，不可在马背上治天下</P>
<B>以下是引用<I>xili9999</I>在2005-1-21 20:46:51的发言：</B>
建议楼主去看看前几期的南方周末，那里有一般专门讲所谓的“新儒学”
<P>请问是哪几期啊
<P>我怎么都找不到</P>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1-22 10:27:17的发言：</B>
>
<P>法家当然可以有助于获取天下，但却不能治理天下
<P>正如汉儒所言：可以在马背上得天下，不可在马背上治天下</P>
<P>那西方都应当以德治国了</P>
<B>以下是引用<I>lumuyu</I>在2005-1-21 21:59:41的发言：</B>
<P>古代的法家思想不够，现代的法制观念治国才重要。</P>
<P>现代化的法制，是废除“刑不上士大夫”的。</P>
同意,当然不能再实行过去的"严刑酷法",我同时认为,特别要改变我国的法律随意化,泛政治化(严打期间量刑重,平时从容),应提倡"严法适刑".
<B>以下是引用<I>wz</I>在2005-1-21 22:27:33的发言：</B>
<P>我一直认为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必须相互吸收！取其精华，都不能全盘拿来！</P>
<P>同意</P>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2 13:11:20的发言：</B>
>
同意,当然不能再实行过去的"严刑酷法",我同时认为,特别要改变我国的法律随意化,泛政治化(严打期间量刑重,平时从容),应提倡"严法适刑".
<P>呵呵
<P>法家思想可是讲究法系于君的
<P>兄台法治思想已经不是法家思想了
<P>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法家”？</P>
<B>以下是引用<I>masler119</I>在2005-1-22 13:02:48的发言：</B>
>
<P>那西方都应当以德治国了</P>
<P>兄台，你是不是政策文件看多了
<P>“以德治国”这个提法我不赞同
<P>我认为，“以理治国”方是根本
<P>不管是事理，道理还是法理</P>
晕，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抬杠啊
<P>兄台</P><P>终于碰到你了</P><P>你说的有“新儒学”内容的 南方周末 是哪几期的呀</P>
<P>我倒还是认为不管要输出什么！你总得先给人家看看有什么值得输入的东西！</P><P>我们现在倒底有多少东西值得人家羡慕的呢？难到还要标榜自己上下五千年地大物博吗？</P><P>美国只有两百年的文化，可它还是能依靠强大的国力影响全世界！</P><P>还是先做好我们自己吧！</P>
<B>以下是引用<I>kkw093</I>在2005-1-22 15:40:05的发言：</B>
<P>我倒还是认为不管要输出什么！你总得先给人家看看有什么值得输入的东西！</P>
<P>我们现在倒底有多少东西值得人家羡慕的呢？难到还要标榜自己上下五千年地大物博吗？</P>
<P>美国只有两百年的文化，可它还是能依靠强大的国力影响全世界！</P>
<P>还是先做好我们自己吧！</P>
<P>
<P>首先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入的认识</P>
<P>这方面我们作的还很不够</P>
<B>以下是引用<I>nebraska</I>在2005-1-22 15:29:54的发言：</B>
<P>兄台</P>
<P>终于碰到你了</P>
<P>你说的有“新儒学”内容的 南方周末 是哪几期的呀</P>
<P>2004-12-30滴南方周末，题目叫《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作者：朱学勤</P>
<P>哎，算了，偶贴出来得了。</P><P>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2004-12-30 16:12:53 来源:南方周末
图为朱学勤 姜晓明／摄 □朱学勤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本文发表时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P>
图为朱学勤 姜晓明／摄 □朱学勤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西文明”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本文发表时标题有改动，内容有删节。）</P>
<P>看了</P><P>的确有道理</P><P>不过现在能够从文化本身的层面讨论文化</P><P>不也是一种进步吗</P>
<P>偶不认为就文化本身进行讨论有什么不妥，不过好象有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于把讨论上升到另一种高度，过分吹嘘或者炒作，又或者过分贬低。感觉大家讨论问题都是一哄而上，本身好象没有做过什么思考吧。</P>
<B>以下是引用<I>xili9999</I>在2005-1-22 16:13:22的发言：</B>
<P>偶不认为就文化本身进行讨论有什么不妥，不过好象有的时候大家都习惯于把讨论上升到另一种高度，过分吹嘘或者炒作，又或者过分贬低。感觉大家讨论问题都是一哄而上，本身好象没有做过什么思考吧。</P>
<P>是
<P>但对于一个发烧的病人来说
<P>首先要用冰块把他的体温降下来，然后才能细细治疗
<P>不是吗</P>
<P>其实这和社会及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关系，想想大家从小到大的所受的教育除了为了考试还是为了考试，素质教育说了那么多年了，又哪里又见什么改变呢，老师学生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谁还有心情去关心，学习别的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切身体会，反正我是高考完了以后，基本上把以前学过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大概就是我这样吧。哈哈，不过只要你考上了大学，父母有了盼头，校长有了升学率，老师们更是有了奖金，谁又会真正关心你是不是学到了东西呢？</P><P>至于大人们就更不用说了，一天到晚为生计奔波，虽说活到老学到老，可大多是被动的去适应，而不是主动去学习，有的甚至不进反退，得过且过</P><P>话说的也许有点过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超大打这么多字。但是我对中国的教育是彻底的感到失望。“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科教兴国”口号叫的是很响，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其中的重要意义？我不希望我将来的孩子也和我一样，哪天问他：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他却一副茫然状</P>
<P>其实最重大的问题在于政治和道德纠缠不清</P><P>就是因为儿童从一开始所接触到的道德良知统统被冠以意识形态的政治名词</P><P>因此人为的将道德和政治混淆</P><P>所以，当人们对政治怀疑的时候</P><P>自然会对道德本身产生怀疑</P>[em03][em03]
不说了，有些事情并不是老百姓想改变就能改变的，多说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