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开发存六不足 全球化竞争催生新海洋战略

焦点：海路、海岛、海底引领海洋竞合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全球主要海洋国家围绕海洋开发，不断完善立体的海洋战略，努力拓展未来发展的新空间，由此形成的以海路、海岛、海底为焦点的竞合格局逐渐凸显。
　　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海洋大国对海上要道的争夺与竞争从未停歇，海上安全面临着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的双重隐忧。同时，近年来关于海岛归属的争端不断升温，背后除了相关国家抢占重要战略位置的考虑外，根源仍是各国对海底资源的争夺。海洋竞争的根本是科技创新力的竞争，唯有科技创新，才能为海洋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海路安全仍存隐忧

　　世界联系最方便的载体是海洋，最简捷的途径是海上通道。海洋运输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运输方式，90%的货物贸易是通过海运实现的。世界上任何一条主要海上通道受到破坏，都会使许多国家受到影响，进而影响该国经济安全。因此，海路安全历来为各国高度重视。
　　对于中国经济与能源安全而言，海路同样至关重要。北京交通大学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红昌指出，包括铁矿石、原油等战略物资在内，中国90%以上的外贸货物通过海运完成，在世界最繁忙水道之一的马六甲海峡，每天经过数量最多的就是中国船只。
　　影响国际海洋通道安全的因素，既有传统安全因素，也有非传统安全因素。美、日等海洋大国对海上运输通道实行独占性、垄断性、排他性的控制和争夺，滨海国家之间的冲突及其内部动荡，是影响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传统因素。
　　早在1986年，美国就公开宣布战时要控制世界16个重要的海上咽喉航道。1998年，美国进一步指出，确保航行自由、保护海上通道，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以及其他能源供应线的安全符合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除了全面控制印度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海峡和海域，美国还在2009年借东盟地区论坛，要求南海自由航行。迄今，美国已在各大海上战略通道附近设置海外基地，保障其在全球海路上安全畅通。
　　日本则以日美海权同盟作为其海洋战略的核心，借助美国保障其海上通道安全。它还以“打击海盗”为借口，企图控制马六甲海峡。
　　除了传统安全影响因素，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因素正在引发广泛关注。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有五大“恐怖水域”分别位于西非和东非索马里沿岸、红海和亚丁湾一带、孟加拉湾沿岸以及马六甲海峡和整个东南亚水域。对于大多数中国船只来说，这些是必经之地。
　　中国在海路上存在天然的劣势。中国最主要的航线有两条：向东穿越太平洋到达美洲，向西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达欧洲。前者需要穿越所谓的“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后者过度依赖于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
　　如何改变在海路上的天然地理劣势？李红昌指出，首先，中国要维护、改善已有的海上通道。近期国家领导人接连访问东南亚，并表示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一大举措。
　　二是开辟新的海上通道。今年9月，中远集团的“永盛”轮圆满完成北极东北航道首航任务，成为中国第一艘成功经由北极远洋航道到达欧洲的中国商船。北极航道比传统的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航程2800多海里，航行时间减少9天，是一条全新的远洋运输通道。另外，在东南亚的泰国，有一段狭长地带叫克拉地峡，近年来一直有人构想在这里开凿一条运河，如此一来船舶无须经马六甲海峡，可直接从印度洋的安达曼海进入太平洋的泰国湾。克拉运河可以使我国对欧洲、非洲贸易航程缩短，运输安全性得到提高。
　　三是尝试海陆联运的方式。今年10月下旬，中缅天然气管道干线建成投产。至此，我国东北、西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气通道战略布局已初步完成。
　　此外，中国应积极推动各方在海上通道安全上的多边合作，特别是加强与美国、日本、印度等海洋大国的战略磋商与对话，增进双方了解和信任。中国也需要加强海军力量建设，建成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力量，逐步提升护航力量、完善护航机制。
　　海岛主权纠纷难解
　　与海路相比，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是海岛与海底。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岛屿争端，几乎遍布全球各个海域。据初步统计，全世界近60个国家存在岛屿争端，占全世界沿海国总数的40%。近年来时常引发关注的，有英国与西班牙围绕直布罗陀岛的争端、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争端，以及日本分别与韩国、中国、俄罗斯之间存在的岛屿争端。
　　各个岛屿争端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但背后经常存在类似的历史问题、战略考虑与现实利益纠纷，加大了解决岛屿争端的难度。
　　其一，很多岛屿争端是殖民时代的后遗症。英国分别与西班牙、阿根廷的岛屿争端，西班牙与摩洛哥围绕着雷拉岛的争端，以及伊朗和阿联酋围绕阿布穆萨岛的争端，都是典型的殖民时代遗留问题。
　　其二，大多数被争夺的岛屿扼守海上要道，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比如直布罗陀和雷拉岛是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沟通要道，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是沟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通向南极的大门和前进基地，阿布穆萨岛所在的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通道。
　　更重要的是，根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占有岛屿就可以将周围200海里范围划为专属经济区。这些经济区的价值主要不在海面和渔业，而是海底资源。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冲之鸟礁上人工筑岛，目的就是获取大范围深水资源优先开采权。
　　“蓝色圈地”波及海底
　　海洋油气、可燃冰、金属矿产，加上丰富的生物资源，深海海底所蕴藏的巨量资源，令所有国家垂涎。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类对资源的消耗不断加速。出于对陆地资源不足的担忧，新一轮的资源掠夺正在瞄准深海洋底。各大国在占海洋面积约70%的海底展开一轮“蓝色圈地”运动。
　　但是，这些资源大多沉睡在洋底，如何勘探发现、开采上浮乃至深度加工，是重要的技术难题。因此，海洋竞争力的根本是科技创新力。
　　著名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说，探索深海资源，主要依靠三种高新技术：深潜、深钻和深网。在深潜方面，中国的载人深潜器“蛟龙号”已能下潜到超过7000米的海底，具备在全球99.8%以上海域开展深海资源研究和勘查的能力。今年完成的首次试验性应用航次中，“蛟龙”号在南海、东北太平洋和西北太平洋下潜21次，取得了大量生物、结核和结壳等样品。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主任刘峰向记者表示，“蛟龙”号已经初步具备了业务化运营的能力。
　　深钻方面，1999年汪品先院士主持了南海中国海区的首次深海科学钻探，取回南海第一批深海岩芯。据汪品先透露，明年年初，将开展对南海的第二次深海科学钻探，这也是国际大洋钻探发现计划新十年（2013～2023）的首个航次。遗憾的是，目前执行任务的深海科学钻探船都由美日等国家制造。我国应建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争取进入国际深海钻探的最前沿。
　　无论深潜还是深钻，都是一时一事的探索。海洋是不断变化的，认识海洋需要在海底长期“蹲点”。最近国际海洋界的热点正是建设海底观测网，将各种传感器安置到海底，通过光缆连接到陆地，可以在室内对海底进行全天候的实时监测。可以想象，若干年后在电视机上，能够观看海底火山爆发的直播。
　　2009年，加拿大在其西海岸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深海观测网，将光电缆铺到了3000米深的海底。2011年，日本完成了以地震海啸为主题的海底观测网一期工程，正在开展二期建设。2014年，世界最大的海底观测系统将在美国建成。中国也开始发力。汪品先介绍，建设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系统已列入重大科学工程“十二五”规划，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复。而积极筹建中的上海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有望争取该工程的落户，成为国际海洋科技竞争的劲旅。
　　今年7月，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核准了中国大洋协会在西北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申请的富钴结壳矿区。至此，我国在东北太平洋、西南印度洋和西北太平洋分别获得了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区、1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和3000平方公里富钴结壳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记者 张旭东 何欣荣 王俊禄 夏冠男 王晖余）

方略：各国竞亮杀手锏
　　进入21世纪，由于海洋开发的广阔前景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洋权益争端，海洋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重要舞台。众多国家纷纷将海洋作为保障能源安全、提升经济实力与科技竞争力、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平台。虽然各国海洋战略与政策内容不大相同，但都在完善海洋战略、提升海洋科技水平、加强海上管理、强化海洋意识。
　　海洋战略竞争日渐明显
　　20世纪60年代，当代世界兴起第一轮海洋热时，美国、日本等海洋国家已开始筹划海洋战略。当时，美国的海洋事业开始崛起，其海洋战略主导思想是通过发展海洋科技，推进海洋经济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仰仗其霸权国地位，明确提出反对沿海国家扩大管辖权的主张和倾向，反对将200海里的沿海区域作为各国的领海管辖范围行使主权。进入21世纪，美国进一步加强海洋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促进对海洋沿岸和大湖的了解，保护海洋环境资源，促进海洋科技发展，重视海洋教育。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海洋立国”战略，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和海洋产业。早在1983年，日本就开始调查海底资源。较早的起步，使美、日在以海洋科技、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协调管理为代表的海洋开发能力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刘锋介绍，当前许多国家拥有完整的海洋战略。多国通过制定短、中、长期的海洋战略，为海洋开发、海上维权提供了丰富的预案，从而提高了涉海行动的效率。相邻海域与极地资源的开发、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加紧实施印度洋控制战略，加强其远洋攻防能力，不断延伸海上触角。90年代至21世纪初，印度实施“西挺东进”战略，东扩进入南海，涉足西太平洋。近年来印度积极开展南北极、大洋和国际海域深海调查，积极争夺海底资源支配权。
　　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多次出台海洋产业发展战略，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促进海洋科技与海洋产业的有机结合。如今，澳大利亚在多个领域占据优势，包括高速铝合金船和渡船的设计与建造、近海油气、海洋研究、旅游、环境管理、藻类养殖和鱼类养殖等。
　　俄罗斯为了全面提升海洋战略地位，2001年7月起草了《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成为俄罗斯至2020年期间的海洋政策。该政策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海洋资源开发从大陆架延伸到了大洋底层；军事上力求确保俄海军在世界海洋的存在；科技上除了加强与海洋有关的科技活动外，还特别强调对各大洋底层生物和矿物资源的勘探和开发。2009年3月，俄罗斯颁布了北极战略规划——《2020年前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政策原则》，试图加强对北极资源的掌控。
　　同样临近北极的加拿大，1988年就通过了《加拿大海洋政策——迎接海洋疆界挑战和机遇的战略》，作为海洋工作基本政策。为了加强海洋管理以确保海洋资源可持续性，加拿大1997年通过海洋法，成为世界上率先依法采取综合管理方式保护、开发海洋和近海水域的国家之一。同时，加拿大近25万公里的海岸线，60%位于北极。为此加拿大非常重视北极地区的利益，2009年发布北方战略，确定了该地区的优先项目。
　　海洋科技成为动力源
　　与渔业等传统产业相比，深海勘探、药物研发等高端产业，更加需要海洋科技的引领。业界普遍认为，当前新一轮海洋竞争的突出特征就是以高科技为依托，海洋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海洋竞争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叔文研究表明，美、日、英等国之所以能达到较为先进的海洋科技水平，与其所建立的海洋科技政策体系关系紧密。
　　美国是世界上制定海洋政策最早也是最多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开始制定海洋科技领域的长远规划，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不断修正。同时，美国十分重视海洋科技方面的投入。
　　美国2004年通过的《21世纪海洋蓝图》中明确提出：“美国海洋研究经费应从目前占联邦科研经费总预算的不足3.5%，提高到7%，海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至少提高1倍，达到每年15亿美元。以后视国家实力逐渐增加。”美国还从全球战略出发看待海洋科技发展。早在1986年制定的《全球海洋科学计划》中，美国就把海洋科技提升为全球战略目标，以寻求全球海洋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日本海洋科技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海洋调查船、深海潜水器以及海洋观测仪器等设施和技术，甚至可以与美国相抗衡。与美国相比，日本海洋科技的特点在于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和高端海洋技术的发展，制造出大批高端设备，有力推动了日本深海开采的进程。2010年，日本开发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水中航行器，为日本深海开发进程添上了重要一笔。
　　与美、日相比，英国海洋科技政策最大的特点是注重科技产业化。2010年开始实施的英国《2020年海洋科技计划》优先支持三方面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如何运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与海洋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增加海洋的生态效益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随后不久发布的《海洋能源行动计划》，在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支持新兴海洋能源发展，推动潮汐能、波浪能等海洋能源发展，预计到2030年可满足英国1500万个家庭的能源需求。
　　海洋管理探索善治模式
　　与陆地管理相比，海洋管理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领域。为此，各国都在探索海洋管理的善治模式。
　　各海洋大国制定与更新海洋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海洋管理体制，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确保海洋的可持续利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每个沿海国家都应考虑建立，或在必要时加强适当的协调机制，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对沿海和远海区域及其资源实施综合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海洋的多元属性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多重维度。加拿大2002年7月公布的海洋政策，提出加拿大海洋管理将从单一资源或单一产业管理方式，向更广泛、更全面的海洋资源和空间管理方式转变。英国通过政府部门“各司其职”的方式推进海洋战略，环境部主导海洋环境计划，能源部领衔海洋能源计划，另外成立的“海洋科学协调委员会”负责实施海洋科学战略。
　　但是，由此而来的涉海管理体制的分散，长期困扰着不少国家。为改变这一状况，美国不断出台政策加强现有联邦涉海机构的职责，合并联邦机构的同类海洋计划，组建统一的海洋管理部门，加强对海洋的统一管理。越南也实施了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设立海洋海岛专职管理机关，综合管理海洋资源与环境。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保障。加拿大在1997年就通过了海洋法。英国2009年出台海洋法，以改变海洋管理长期采用的分散管理体制，解决涉海部门多、管理效率不高、执法力量分散等较为突出的矛盾。
　　信息化与透明化，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基础条件。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研究员李巧稚撰文指出，人类从认识到开发海洋、管理海洋，信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为确保国家海洋政策的实施，支持和发展全球海洋信息系统。日本也在逐步加强海洋基础信息体系建设，做到信息迅速传递，加强国内外海洋观测数据的收集、分析、管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少海洋国家开始探索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式，将其作为海洋管理的理想模式。美国海洋政策中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管理原则，即海洋资源管理应反映所有生态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以及其他物种的生存环境需求。由此在海洋管理权划分依据中加入了生态系统视角，而非纯粹的行政边界。
　　普及全民海洋意识
　　目前，不少国家对海洋知识和意识的普及已相当先进。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施海洋补助金计划，吸引科研人员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从事海洋咨询和服务活动。美国还在其《海洋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促进海洋的终生教育”作为21世纪国民意识建设的重要政策。
　　1996年8月，韩国政府成立了海洋与渔业部，制订了韩国21世纪海洋战略规划，其中涉及加强各个层次的海洋教育、开拓海洋科技培训渠道、在公民中开展持久的新海洋观教育等内容。
　　2005年，日本经团联发表了《关于推进海洋开发的重要课题》，向日本政府建议将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联合起来，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海洋教育课程。
　　在澳大利亚，中小学是开展海洋教育的重要场所，意在增进学生对海洋的理解和关心，培养学生成为积极参与海洋保护行动的公民。澳大利亚许多州还制订了社区海洋教育的发展计划，通过举办海洋知识讲座、开放图书馆、举办各种专题讨论、调查搜集水资源数据、参与沿海保护项目等多种形式，开展海洋教育活动。（半月谈记者 夏冠男；驻外记者 刘石磊 冯武勇 刘恺 潘治 林昊 扬威 王丰丰）

　海洋强国的中国策
　　近年来，我国瞄准海洋强国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但是在现代化进程的广阔蓝图上，海洋实力依然是最明显的短板之一。这集中体现在我国参与海洋事务方面的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海洋开发六大不足
　　第一，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不足。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曙光认为，虽然近年来国家对海监装备建设高度重视，补充了一批海监执法船和飞机，但执法船和人员仍较为紧张，有些船舶和船员每年出海300余天，船舶装备水平也与邻国存在较大差距。

　　同时，在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中，外大陆架、北极航道、北极油气资源、国际海底矿区划分等一系列问题正在凸显。要在这些议题中争取话语权，中国必须强化海洋竞争实力。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李乃胜指出，缺少控制海洋的能力，是建设海洋强国最突出的瓶颈。
　　第二，海洋资源的开发能力不足。李乃胜指出，深海资源的勘探技术、海底工程作业技术、开采运载技术，以及加工处理技术，其难度远大于陆地，这是我们的短板。
　　即使在传统海洋产业中，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也有相当的距离。刘曙光以渔船为例说，日本和韩国的渔船大都是玻璃钢化渔船，配有先进声纳装置，我国渔船由于技术落后，在捕鱼数量和产品质量方面无法与邻国相比。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张军以海南为例指出，我国现代渔业体系尚待完善，主要表现为渔船吨位马力小，深水网箱养殖处于起步阶段，渔业后勤补给设施建设滞后，护渔能力不足。高科技和设备支撑的缺乏，导致渔船出海只能跟着经验和感觉走，而不是跟着技术手段走。
　　第三，海洋装备相对落后。李乃胜认为，我国海洋装备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国防装备、科研装备和产业装备都相对落后，这是制约我国海洋能力的另一个瓶颈。
　　科研装备方面，目前国内海洋科研领域，从陆地实验室到海洋科考船，90%的重要装备都是国外买来的。国外出售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装备，而且系统软件仍掌握在人家手里。海洋产业装备落后情况更加严重，大多数涉海企业，特别是水产企业基本上还是手工操作，自动化程度低下，缺少现代化的流水线，产品指标很难达到国际标准，也很难创出中国的海洋产品品牌。
　　第四，缺乏关键技术支撑。我国从海水养殖到水产加工，从卤水化工到造船航运，海洋经济各领域普遍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外来技术依存度较高，许多领域受制于人。李乃胜认为，我国海洋产业多数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粗浅加工，仍未摆脱“一火车换人家一皮包”的外贸格局。
　　刘曙光认为，这与海洋科技、经济发展力量散落在各处、没有形成合力有一定关系。海洋科技方面，有国家海洋局的第一、第二、第三海洋研究所，有中科院的海洋研究所，有科技部的研究机构，还有教育部的各个高校，海洋科技力量没有形成合力。
　　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广东、山东和浙江的海洋经济战略都上升为国家战略，却各自为政、各为主体，无法形成国家级、整体的海洋经济发展合力。“一谈到产学研结合，一些地方和科研机构就签一些假合同了事，无益于海洋资源的整合，说到底是短期的地方政绩观在作怪。”刘曙光对半月谈记者说。
　　第五，生态环境压力较大。李乃胜指出，相对于海洋产业发展来讲，我们付出的环境资源代价太大。海洋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过大，对于海洋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沉重负担，未来治理成本远高于当初开发的赢利。
　　第六，公民海洋意识不足。李乃胜指出，我国虽然濒临浩瀚的太平洋，但国人自古崇尚黄土地的农耕文明。即便古人提出“上善若水”，也是指淡水。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也缺乏海洋意识，甚至连小学地理课本上也只认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
　　全国海洋观教育基地主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干焱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视、利用海洋则国家兴旺，与海隔绝则酿成惨剧，中国近代史就是例证。“现在国民海洋意识薄弱最根本的问题是公众的海洋基本知识不具备。例如，现在很多人概念里领海以外就是公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概念还很陌生。海洋基本知识的培养应该从学校抓起，从教育抓起，但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分阶段的海洋教育计划。”他说。
　　张军同样认为，中国要实现中国梦，第一步是走向海洋，让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海洋意识，让国际上承认中国的海洋地位。第二步才是建设和做强的问题。
　　多措并进，科技为根
　　针对海洋强国战略，李乃胜、刘曙光、张军等专家从不同领域提出了多方面建议。
　　其一，要培育全民族海洋意识。从娃娃抓起，牢固树立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产业意识，形成全民族的“海洋自觉”。
　　其二，要强化海防，坚决维护国家权益。李乃胜认为，维护海洋权益首先要发展海洋国防军工技术，包括水面、水下、海底信号探测监听技术；攻击性、防御性的水面和水下武器研制技术；水下和海底的海洋军工设施建造技术；海洋国防装备研发技术；海上应急反应调控技术，等等。其次是努力提升对海洋，特别是对深海远洋的控制能力，使中国海军不但能“看家护院”，还能在国际公共海域维护国家利益。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刘锋建议，通过加强海上互联互通维护国家权益。他认为，应当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作用，优先发展海上互联互通，适时开启海上交通线的旅游功能，有意识地加强东盟国家与我国海上互联互通的程度。同时加快海南、广西等地口岸建设，进一步优化海上航道。
　　其三，要瞄准深海，提高海洋探索认知能力。当前国际海洋调查研究的目标集中在深海观测网络、海底资源勘探、全球环境变化、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生态体系和海洋汇碳固碳等重要领域。我们必须把握世界海洋科技动向，立足国际技术前沿，突出自主创新，大幅度提升海洋勘探认知能力。
　　其四，要放眼未来，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要在新一轮海底资源争夺中拥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深海矿产原位勘探技术，弄清深海成矿过程和成矿规律；研发深海采矿技术，提升深海作业能力；掌握提升运载技术，探讨冶炼提纯能力等。
　　其五，要突破瓶颈，尽快提高海洋装备水平。国防装备领域从航空母舰到水下探测浮标，科研装备领域从远洋考察船到实验仪器仪表，产业装备领域从特种海洋工程平台到自动化生产线，海洋公共技术领域从耐压密封材料到海气信号传输系统，都有一系列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瓶颈技术。
　　其六，要实现绿色发展，提高蓝色产业支撑能力。蓝色经济区首先是海洋新兴产业密集区，这就需要迅速实现由粗浅加工向精深加工的转变，海水养殖由数量规模向质量要求转变，由原料型食品型产品出口向高端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近几年，海洋赤潮、海洋绿潮（浒苔）、海星暴发、水母灾害等频繁发生。优化海洋生态环境，强化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对正在向海洋强国迈进的中国来说，意义特别重大。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指出，海洋经济的特点在于投入大、周期长。通过深海科技发展海洋经济，要求有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决心。一方面要求决策层有远见，提出跨任期的目标；另一方面需要采用新型运行模式，克服现有体制瓶颈。中国海洋战略的痼疾在于经营体系分散、合作机制匮乏。科学与技术分头模仿国外，相关企业各自寻求出路，导致追求目标的小型化和投入回报的低效化，缺乏能产生国际影响的大计划、大项目。
　　刘曙光从整合资源的角度，建议我国在走向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借鉴深空事业的经验，设立一个综合、立体的国家级深海大洋创新体系，以整合海洋界现有人力与物力。这将有利于围绕一个共同目标整合资源，进而集中力量办大事，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驱动力。
　　第一，整合以海为中心的产业主体。整合涉海、用海和跨海的企业力量，如中海油、渔业企业、海洋运输企业、IT企业和跨国公司等，形成引领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的产业主体，促使海洋科研以实用为导向，并提高应用和转化海洋科研成果的能力。
　　第二，整合以海为中心的科研力量。整合中科院、教育部、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等部门的海洋人文、自然和工程科研力量，集中力量为国家级的深海大洋创新体系服务，催生新的海洋科技成果，并培养海洋科技人才和海洋维权执法人员。
　　第三，打破地域限制，形成北海区、南海区和东海区三大海洋经济发展板块。渤海和黄海属于北海区，沿海的辽宁、天津、河北和山东应形成北海经济板块，合力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同样，东海和南海也应根据各自情况发展海洋经济并开展海洋权益斗争。三个区域要通力合作，成为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针对各地出现的海洋产业同质化问题，浙江省发改委党组成员、省海经办专职副主任张善坤建议，国家应加强对海洋经济重点省份的统筹和指导。他指出，十八大之后成立的国家海洋委员会对地方的指导还比较欠缺。同时要研究负责规划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如何与海洋行业管理部门形成合力。他还建议统一海洋经济统计口径，使其更加具备权威性和可比性。（记者 张旭东 王晖余 夏冠男 何欣荣 王俊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