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封閉化 ──民族認同對中日韓本國歷史認識的 ...

二十世紀的全球化給我們帶來很多好處與壞處。一方面，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距離變小，交流機會增加。另一方面，因接觸多，衝突也會多一些。但一般來說全球化給我們帶來很多的方便，它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促進不同民族、文化與國家之間的交流。這不但讓我們認識到不同文明的思想與價值觀念，而且也促進了國家之間的了解、國際關係的改善1。

　　就中國而言，它的思想全球化開始於1895年。甲午戰爭的戰敗給中國知識份子許多啟示。他們突然意識到，中國並不是天下第一國，也不是世界中心或世界唯一文明，而實際上只是世界上眾多國家之一，而且是一個落後、未開化的文明。戰敗、外交談判的失敗及日本對華的侵略讓中國人感到很自卑，讓他們覺得中國變成邊域了。這種變化對中國的民族認同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了救國，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份子出國考察、留學，想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現代化，令中國富強起來。不過，與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看法相反，留學生在國外學的不單是經濟、科學、軍學等，對他們更有吸引力的是當時哲學與政治學的各種思想理論，其中最有力的是民族國家觀念（nation-state）。

　　總之，在中國的民族認同話語中，侵佔經驗與民族國家觀念佔重要地位。1949年之後，侵佔經驗或所謂「受害意識」不但成為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基本部分2，而且從1980年代初，因為共產主義思想的說服力衰弱，它更成為中華民族認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時也強化了中國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讓"nation"成為政治和文化話語的唯一的廣泛被接受的政治體。

　　跟所有民族國家一樣，中國進入現代之時，遇到一個很大的矛盾：前現代文化傳統與現代政治制度、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據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說，每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都離不開自己的（前現代）歷史。這就是因為民族認同──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民族國家與它有關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都是現代的現象──不可能只能靠現代的價值（比如，平等、自由、民主等政治價值）。因此，為了有效地凝聚一個民族的成員，它同時必須靠文化傳統與歷史（包括神話與傳說3）來創造一個民族國家4。

　　經過多次戰爭與災難，中國以1972年的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為改革開放的開端，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80年代初，鄧小平強調中國對外開放與合作的重要性。亞洲國家的合作關係歷史已悠久，但只在80、90年代全球化的加速以來，亞洲的區域一體化真正地開始了。二十世紀，區域一體化不但是歐洲或北美，而且也是亞洲的一個愈來愈重要的趨勢。作為世界經濟三大中心之一的東亞，儘管區域合作起步較晚，但也開始取得引人注目的進展。東亞作為一個地理的概念，一般是指東北亞五國和東南亞十國。這十五個國家共有人口十七億，按照現行匯率計算，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七萬億美元。此外，尤其中國大陸從90年代以來成為世界各國生產經濟與貿易公司的活動中心。東亞合作的歷史悠久，但真正啟動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1997年12月，東盟中日韓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會晤。次年，在馬尼拉舉行的東亞領導人會議，就推動東亞合作的原則、方向和重點領域達成共識，首次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此後，經過多次開會，所謂「10+3」機制（東盟十國加中日韓三國）變成了東亞地區合作的主要渠道。

　　除了經濟與政治上的合作外，亞洲各國也重視文化方面的合作與交流。這裏，文化交流是指，亞洲各國人民的來往、留日、留韓、留中學生的增加、體育比賽（比如，2002年在日韓舉行的足球世界杯）、民間組織的各種交流活動等等。

　　看到這種發展趨勢，我們可以想像，雖然東亞合作與歐洲不同（它從一開始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但它有利於東亞各國之間政治關係的改善。不過，既然有了這麼良好的經濟合作、貿易關係與文化交流，為甚麼會出現2005年5月在中國大陸的反日活動呢？眾所周知，韓國與中國的反日情緒當然是二十世紀歷史的產品。過去發生的事情至今影響到中日、韓日關係。中日戰爭已經過去六十年了，但中日關係還沒完全恢復正常。

　　與此相反，西歐國家已經實現了一個共同體，即歐洲聯盟。本文要研究的問題是為甚麼東亞──起碼是中國、日本和韓國──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個類似於歐盟的共同體。為甚麼東亞的合作關係起步較晚、發展較慢？這樣的狀態好像跟現代的區域化、全球化有矛盾。區域化、全球化是不是讓世界各國愈來愈接近起來呢？筆者認為，為了解決這個顯然的矛盾，必須從歷史出發。現在亞洲國家之間的衝突，主要原因在於歷史，尤其是亞洲歷史認識上的一些誤會。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國家的一體化與區域化，筆者先想介紹一下歐盟形成的歷史過程。

　　歐洲一體化是1951年由法、德、比利時、意大利、荷蘭和盧森堡六個國家的所謂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 für Kohle und Stahl，簡稱EGKS或者Montanunion）開始的。通過許多協議與改革，歐洲不但在經濟上，最近在政治上也變成了一體。現在，歐洲不但邊疆已經消失了，還有共同的貨幣，而且愈來愈多政策都是由歐洲議會來決定的。因此，在很多方面歐盟成員國的主權愈來愈被限制了。比如說，歐元進入市場之後，貨幣政策不是各個國家決定的，而是由歐洲中央銀行來決定。這種「放棄行使本國主權」的做法引起了很多批評5，但由於歐盟正是因為政治目標而成立的，後來歐盟所有的成員（除了英國之外）都參加了歐洲貨幣同盟（EMU）6。

　　筆者認為，這種放棄本國主權（的一部分）的政治決定，只能在歐洲特定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能夠實現。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日本與韓國──起碼在短期之內──這方面不可能模仿歐洲。以下，筆者想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一些因素，說明為甚麼亞洲的一體化至今未能實現。

　　第一，從二十世紀亞洲歷史來看，「主權」（sovereignty）對亞洲各國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政治價值。這是因為亞洲國家幾乎都被歐洲、日本侵略過，對喪失主權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有深刻感受。此外，二十世紀在亞洲發生的戰爭都跟主權問題有很密切關係。舉個例子，中國解放之後的共產黨政權是因為它恢復了中國的主權而得到人民的贊成。換句話說，共產黨把中國解放當作最重要的任務而得到了統治合法權。1949年之後，這種主權意識不斷地被強調，堅定了共產黨的合法立場。韓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也有同樣的經驗。從1904年與1905年的第一、二次《日韓協約》、外交權的剝奪、1910年的所謂《日韓併合條約》開始，韓國變成日本侵略野心的對象，很快讓韓國失去了主權。之後，韓國的殖民地化（包括教育、經濟剝削、慰安婦問題等）對韓國民族認同的形成起到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總結來說，無論在亞洲還是在非洲，有過殖民地經驗的國家，在反抗侵略的戰爭中都非常強調主權的重要性。

　　對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的強調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面對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的進展，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國認識到「民族國家」成立的需要。後來，中國、韓國與東南亞各國都模仿日本的例子。在亞洲，民族國家到現在還是最普遍的政治體制，但是歐盟已經進入了後現代時代。在西歐，民族國家作為政治體制已經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這是因為二戰之後，在德國與法國牽頭下，西歐國家決定為了實現一個和平的團體而放棄了主權。結果，「民族國家」概念在歐洲政治思想變得衰弱，以至後來被歐盟所代替。

　　第二，日本當然與中國、韓國等國家不同。雖然它沒有被侵略的經驗，但是由於別的原因，主權對它來說還是很重要。日本在二十世紀一直對自己在國際上的位置感到很尷尬。儘管它的地理位置在亞洲，但日本認為自己屬於歐美。這種想法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啟蒙家福澤諭吉在他的〈脫亞論〉中提出的。福澤諭吉在1885年3月16日的《時事新報》強調，日本只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來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開創出新的格局來創造一個富強國家。他說，雖然日本位於亞洲東部，他的國民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洲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與此不同，中國與朝鮮還保持著自古以來的亞洲式的政教風俗。福澤諭吉怕中國與朝鮮會因此阻止日本的發展，因而主張，與其坐等中國與朝鮮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亞洲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

　　在二十世紀，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日本的民族文化單一，是一個封閉的文化共同體（closed cultural entity）。同時，他們不分清楚日本作為"nation"、國家或地理概念。日本首先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以天皇為中心與悠久不斷的歷史。此外，他們認為，自己的文化跟別的文化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因為日本是一個島國，很多傳統和發明是獨特的。這種文化獨特感現在對日本民族認同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7。無論在宗教、經濟或政治方面，這種獨特感不但佔據重要位置，而且也是民族認同話語不可或缺的部分，證明日本的特殊性8。不過，美國學者約翰．利（John Lie）在他的研究中已經證明，日本文化中的許多元素其實是來自國外，說明日本文化不是單一性的（homogeneous），而是由多民族、文化傳統而形成的9。

　　與此獨特感相反，太平洋戰爭的時候，日本說它發動戰爭的目的是幫助亞洲國家擺脫歐洲帝國主義，建立大東亞共榮圈。這當然是為了掩飾日本侵略亞洲的野心的藉口。在這段時間，日本又認為它還是屬於亞洲，而且是亞洲的領導者。不過，美國於1945年8月6日和9日先後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不但使日本無條件投降，而且還讓日本脫亞、靠歐美。因此可以說，大東亞共榮圈只是過去歷史階段的空想，而對現在的民族認同──起碼在主流話語中──不起甚麼大作用了10。

1868年的明治維新以來，中日韓三個國家都進入了現代社會。以日本為先鋒，中日韓很快採取各種各樣的措施發展經濟、普及教育、創造現代化的軍隊等等。因為日本十九世紀末感覺到它缺乏資源，怕會妨礙其發展，因此派軍隊到亞洲各地來確保它的發展前途11。日本的侵略尤其對中國與韓國人民造成了很大災難，但同時也是早期全球化的一個表現。

　　不過，也有積極的例子證明，日本、中國與韓國很早已經不是單獨國家（isolated nations），而是與鄰國有了密切的關係。這方面，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都促進亞洲的現代化。從1895年開始，幾萬中國人去日本留學。除了學習歐洲現代科學、法律與經濟學之外，他們的中國人意識也得到了確立與強化。章太炎、劉師培、黃興、汪精衛等在日本留學時，發表了不少重要的文章（比如，汪精衛的〈民族的國家〉、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等），吸引了更多中國人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運動。與此同時，當時的革命家得到了日本人的幫助。內田良平、宮崎寅藏、北一輝等日本人都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同盟會，捐錢、把武器等送到中國。

　　中日韓三國都離不開鄰國，它們各方面的政策、活動與措施無一是彼此不相涉的（isolated）。以下，筆者想介紹兩個例子來說明三國的密切關係。

高句麗王城、王陵、貴族墓葬三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與中韓關係

　　2004年夏季，中國遼寧省文化廳宣布，將位於本溪桓仁滿族自治縣的五女山山城作為「高句麗王城、王陵、貴族墓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資格。

　　五女山坐落在桓仁鎮東北八公里處，主峰海拔821米，突兀雄偉地屹立於渾江左岸，相傳古有五女屯兵其上，故而得名。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逃至此山，修建城郭。隋朝重新統一中國以後，高句麗對中原的統治秩序，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抗，隋皇派兵攻打高句麗但兵敗未果。唐朝立國後，唐太宗宣布：遼東本乃我中原的固有國土，決不容將它分離或獨立。因此，唐太宗指揮討伐高句麗。到公元668年，大唐軍毀滅了高句麗。明永樂二十二年（1424），建州女真首領李滿柱也曾居住過此山城。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

　　中國新華社對高句麗的描述一般是：「高句麗是中國古代邊境的少數民族政權」，「曾是中國東北地區影響較大的少數民族政權之一，在東北亞歷史發展過程中發生過重要作用」等13。

　　2004年6月在蘇州舉行的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大會上，中國申報的三處高句麗遺址和北朝鮮申報的一處遺址同時獲得了批准。中國媒體在大會的報導中，以高句麗一直向中原王朝進貢為由，認為高句麗與中原是隸屬關係，是中國的地方政權。韓國的輿論反駁：進貢是古代亞洲的一種外交行為。高句麗是獨立國家而不是中國的地方政權，如果高句麗是中國的地方政權，中國的隋唐朝就不會派兵攻打自己的地方政權。把高句麗看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是大中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行為14。

　　把高句麗歷史當作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的看法，受到韓國的批評與反對。當時在韓國，上至總統下到平民均異口同聲譴責中國歪曲歷史，高句麗是韓國的歷史。韓國民眾更身穿民族服裝在漢城的中國大使館舉行表威遊行。韓國政府表示，決不能接受中國方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立場。因此，2004年8月23日，韓國外交通商部次官（副部長）崔英鎮在漢城會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時，促請中國政府以「解鈴還需繫鈴人」的態度，避免高句麗歷史問題影響兩國關係。同時，韓國外交當局人士透露，在當日上午對外公開的晤談中，崔英鎮向武大偉重申，有鑑於高句麗歷史是韓民族正統性的根源，絕對不容忍任何抹黑損傷。 　

靖國神社與中日關係

　　靖國神社位於日本東京都九段，建於1869年。這裏供奉著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246萬多死於戰場的亡靈。二戰前，靖國神社是由政府管理的「國家神社」，戰後成為「宗教法人」團體。1978年，靖國神社秘密將二戰後被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日本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等十四人的靈位供奉。

　　二戰之後，從1945年10月23日幣原喜重郎首相開始，很多日本首相都到過靖國神社參拜。參拜最多的首相是佐藤榮作（1965-1972年，十一次）、鈴木善幸（1980-1982年，九次）、中曾根康弘（1983-1985年，十次）和小泉純一郎（2001年至今，四次）。1982年，日本政府把每年的日本無條件投降日8月15日定為「追悼戰亡者、祈禱和平之日」，不僅導致中國和朝鮮等國的嚴厲指責，也引起了日本在野黨、民間團體及輿論界的不滿和反對。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目的之一是為了爭取某些團體組織的選票。這些對小泉首相的自由民主黨極為重要的團體之一是所謂的「遺族會」。遺族會現在有一百多萬成員，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因為農民一直是自民黨選民的重要部分，首相作為自民黨的領導自然不能忽視這個社會團體。

　　眾所周知，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直是很敏感的政治問題。其原因：一是靖國神社與日本帝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有著密切關係，特別是其中供奉著東條英機等十四名甲級戰犯及千多名乙、丙級戰犯，首相參拜意味著對侵略歷史的肯定，不僅與日本憲法中的所謂「和平主義」原則相違背，而且還必然會引起中國與韓國的批評與反對15。二是戰後根據盟軍的要求，日本實行「政教分離」，靖國神社必須跟國家脫離關係，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這種脫離在法律上已經實現了16，但是如果首相以首相的身份參拜，他的參拜與「政教分離」明顯不符合。

　　筆者認為，中國與韓國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批評是合理的，也是應該的。除了違背日本憲法之外，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行為也傷害鄰國的感情。同樣，如果德國總理參拜納粹黨領導的墳墓，也必然會引起波蘭、捷克等國家的抗議17。

日本的「編寫新歷史教科書協會」（「新歷史教科書會」）的名譽會長西尾幹二在他1999年編寫的《國民的歷史》18裏寫道，日本在二十世紀最大的貢獻，是反抗歐洲的帝國主義、解放亞洲。不過，在描寫日本的「貢獻」時（比如，西尾強調日本1919年在巴黎和會提出的「人種差別撤廢條約」等），西尾完全忽略了日本軍隊對韓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比如韓國的反日三一運動及其鎮壓等。韓國媒體對這樣的歷史敘述提出了抗議，但西尾在2001年給韓國人民寫的一封公開信中講道，日本人有自己的歷史，同樣韓國人也有自己的歷史。他以國家主權為理由，拒絕韓國人對他的歷史敘述的批評及改正要求19。

　　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前現代「民族國家歷史」（national history）的遺產，而對現在的中日韓三國關係的改善與發展已經沒有任何幫助了。這是因為日本歷史不是日本的歷史，而是亞洲歷史的一部分，更正確的講，它只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同樣，韓國和中國也沒有自己本國的歷史。把歷史看作民族認同的基礎，有一定的好處（尤其對被殖民地化的國家來說），不過它對全球化中的東亞合作和交流更是一個障礙。

　　中日韓三國應該認識到，它們雖然都是獨立的、有充分主權的國家，但有著共同的歷史。如果中日韓其中一國決定一項新的國內政策，它必須在決定之前，考慮這個政策會不會影響跟鄰國的關係。以上兩個例子證明，無論哪國在國內舉行甚麼文化或宗教活動，它都不能單獨地舉行，而必須考慮到對鄰國的影響。

　　中國80年代的改革開放促進了中日韓國各方面的合作，中國政府同時也開始重視愛國教育、民族自豪感等政治價值。愛國思想教育的目標是為了保護國家及其主權。同樣，日本從90年代對中國的發展也產生警惕，怕有一天中國會比日本強大，使日本變成邊域地區。日本媒體宣傳「中國威脅論」等輿論，令日本右派為了強化青年的愛國心而開始編寫新的歷史教科書、並促使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這種行為當然對中日韓關係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令中日韓三國之間產生隔離。因此，雖然全球化使民族、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變得容易，它看起來在亞洲有相反的作用：中日韓愈接近，衝突愈多。這就是因為對本國主權、對本國獨特性及對本國歷史的過度重視令這三個國家封閉起來，阻礙真正的交流與合作。

　　對此問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已經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二十世紀出現了兩個極端的發展。其一是過度的個人主義，其二是極度的集體主義。後者已經受到全面的批評，前者到目前為止只有神學家與哲學家作為問題提出來。人並不是獨自生活在孤島上，民族與國家更不是。雅斯貝爾斯指出：「如果我只是我自己的話，那我必然會變成荒蕪。」像雅斯貝爾斯在他的哲學裏也納入了中國哲學的內容、把中國哲學當作「世界哲學」（Weltphilosophie）20的一部分，或者像德國文學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曾經說過，每一個國家的文學都只是「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一部分，中日韓三國在歷史認識過程中也要納入鄰國的歷史認識，作為創造一個亞洲歷史的第一步，而它將來也會變成世界歷史的一部分21。

1 對於全球化的這兩個性質，參考Mike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Rob Wilson and Wimal Dissanayake, eds.,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ederic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等。

2 1949年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論強化了這種「受害意識」。  
3 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一個開國傳說。在中國，文明創造者是黃帝；在日本，天照大神既是皇室的祖神，又是日本歷史的開端。  
4 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論述歷史對於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性時指出：「民族主義者重新發現並常常誇大古代的英雄事跡、上古文明（通常並非『屬於他們』的）的輝煌歲月，以及他們偉大的國家英雄的豐功偉業，即使這些英雄只是傳說人物而非有信史可徵，而且就算這些英雄真的存在過，也對於這個忙不迭要把他們從湮沒無聞中重新發掘出來的國家一無所知。」見Anthony D.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 128。  
5 貨幣是一個國家的重要象徵。在一般情況下，貨幣的替代轉換是很難實現的。
6 歐洲各國人民在不同程度也有權利決定是否要參加歐洲貨幣同盟。不過，有些國家（德國是其中之一）沒有給人民機會積極地參加決定過程。在德國，只是經過國會成員的投票而決定的，人民只能接受國會的決定。
7 參考青木保著作的《「日本文化論」の變容：戰後日本の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 ティ－》（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  
8 1990年代，日本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發生了多次衝突。為了保護本國的利益，日本在談判中也強調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比如，1995年歐洲聯盟向WTO投訴，抱怨日本酒類稅法對國外的高度酒類與日本的燒酎規定不同的稅額，因此歧視外國的進口酒類。參考WTO文獻"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Dispute DS8)" (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8_e.htm)。  
9 參考John Lie, Multiethnic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不過，在2005年聯合國改革談判過程中，日本想以亞洲代表的名義謀求成為新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11 當然，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也有同樣的目的，但在第一世界大戰之後它們都陸續放棄了在中國的租界與殖民地。  
12 對於高句麗的歷史，參考東潮和田中俊明編著：《高句麗歷史遺跡》（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13 2004年9月19日的《文匯報》對此指出：「高句麗王城、王陵和貴族墓葬既是我國東北高麗民族的傑出文化代表。」（參考潘如丹的文章〈中國的世界遺產學任重道遠〉）同篇文章對於「世界遺產」也指出：「世界遺產無疑都是各個國家在自己文明發展史上形成的。」這種說法表明，中國媒體一般都是從民族國家概念出發的，換句話說，他們的民族國家意識非常強。  
14 參考比如在《概說韓國歷史（韓國放送通信大學校歷史教科書）》的敘述（宋讚燮、洪淳權著，藤井正昭譯〔東京：明石書店，2004〕）。
15 參考《人民日報》，2001年8月13-17日、2003年1月15-16日、2004年1月2-5日等。  
16 《日本憲法》第二十條規定：「國家及其機關都不得進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動」。  
17 對於靖國神社的問題，參考田中伸尚：《靖國の戰後史》（東京：岩波書店，2002）、高橋哲哉：《靖國問題》（東京：筑摩書房，2005）、歷史教育者協議會：《靖國神社》（東京：大月書店，2002）及Sven Saaler, Politics, Memory and Public Opinion: Th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Japanese Society (München: Iudicium, 2005)等。  
18 西尾幹二和新しい歷史教科書をつくる會主編：《國民の歷史》（東京：扶桑社，1999）。  
19 〈韓國の人 ヘの手紙〉，參考Sven Saaler, 42-48
20 參考雅斯貝爾斯1957年出版的著作《大哲學家》（Die grossen Philosophen），中文版由李雪濤主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21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些機關與個人努力來創造一個亞洲歷史意識。比如，東京大學的小島晉治和並木賴壽教授翻譯了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第一至第四冊〔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2005年中日韓學者共同編輯了《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999年11月，日本政府為了促進中日韓三國的互相了解，做出的「關於推進整理和公開亞洲歷史資料事業」決定，建立一個「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該中心的任務定為對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與國立公文書館的亞洲歷史資料進行數字化、並予以公開（1994年8月31日，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為紀念下一年將迎來的戰後五十周年，發表了關於《和平友好交流計劃》的談話。該計劃中提到了設立一個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重要性）。對於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已經公開的歷史資料，參考www.jacar.go.jp。

王馬克（Marc Andre Matten）　德國人，2004年畢業於德國波恩大學中文系（碩士），現於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進行研究。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二十世紀初民族認同話語的形成 ── 以留日學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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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6年4月號總第九十四期

我怎么觉得什么都没讲

繁体蛋疼

高句丽和韩国是一个种族吗？这个首先要搞清楚。

还有朝鲜也要放进去。

武士刀、和服、空手道这些因日本民族主义的出现被很好地整理发展，而相似或同样精彩的亚洲文化因为各种原因式微，没有民族观念的人能用除爱好之外的情感来发展这些文化吗?我们没有自己的历史?那亚洲也没有自己的历史，那是世界的，说不定世界也没有自己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你能替我们发现整理吗?你能用心保护中国的历史吗?
既使世界统一，愿我们历史发展能是其中的重要并精彩之处。
既使文化融合全球化，愿我们传承发展的文化光耀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