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我能说的是，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实事求是。“实事”是研究即“求是”的出发点。我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中国，我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如何使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崛起。这是从孙中山到邓小平孜孜以求而今日中国人更不能放弃的目标。

    有人会说，这未免太理想。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民族及其情结，将作为特定的历史现象而消失。

    我则认为，这种见解未免偏颇。看看以色列人的爱国主义吧。二战前的犹太人只知个人发财，哪知民族国家，但当希特勒为犹太人架起一座座焚尸炉的时候，犹太人——尽管为时已晚——才真正意识到国家民族的意义。极而言之，今日犹太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并不是上帝赐给的，而是在纳粹焚尸炉中炼出来的。那么，作为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和平的中国人来说，难道还需再经历一次“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惨痛才能使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再次复苏吗?

    事实上，正是发轫于英国的资本全球化进程才促成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并在20世纪前半叶在世界范围普遍实现了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因此它们也不会因经济(实则是资本)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而消失；相反，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将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现象永恒地存在于未来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并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而发生作用。

    有人会反问：在人类已高度“文明”、经济已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那样不文明的历史还会再现吗?

    怎么不会。不信就看看西方人是怎样用导弹铺盖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天地的；如果我们再看看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起的从日本经台湾再到菲律宾明显针对中国的环岛锁链，看看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所持的睁眼说瞎话的态度及台湾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所提出的联合日美肢解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计划，有谁可以肯定，19世纪的历史悲剧不会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降落?殷鉴不远。唯一能在二战后与美国一争高低的苏联已被分解。今天俄国人及曾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南斯拉夫已对西方的所谓“伙伴关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其民族和国家意识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复苏；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得俄国政府在解放车臣的行动中获得人民的巨大支持。进入新世纪的俄国已开始强力崛起，那么，留给中国的难道是使中国在民族和国家整体意识日益沉落、阳刚之气日益丧失、军事自卫手段日益减弱中坐以待毙吗?

    应当看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西方民主却是以西方国家对世界有限资源的不文明强力垄断为实现条件的。这样便产生了当代文明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即西方国家的内部民主是靠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关系中的不民主和不文明来维持的。在西方国家内部，人民享受着较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而在对外交往中，却充斥着文明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展开的不文明的战争。结果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文明国家打着“文明”的旗帜，用不文明的手段，打败和肢解有潜力挤入“文明国家”行列的南方国家。昨天，苏联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西方“文明国家”国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现在他们的目标又对准了已选择了市场经济取向的中国。

    还有人会说：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的大趋势，在这个趋势下，民族国家意识将为世界意识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人民生活得更好，至于有没有民族和国家，或是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幸福本身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

    实际上，民族意识本质上是要求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意识。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马克思在早期手稿中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的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却化为废墟。

    毋庸置疑，全球化——与其发生互动关系的民族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但是只有在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候，民族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经济成就才是有意义和靠得住的。而得以使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手段，主要不是金钱本身(二战前的犹太人有的是钱)而是由金钱及时转化出来的强大的即能在全球范围内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和国防力量。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中国的军事力量若不能为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中华民族从孙中山到邓小平近百年奋斗所获得的今天这样的成就，非常可能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夜就为西方人所毁灭。为此，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新的即在国家经济政治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从全球范围内审视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安全战略，迅速增加国防力量，这对于实现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本世纪国家发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能说的是，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实事求是。“实事”是研究即“求是”的出发点。我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中国，我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如何使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崛起。这是从孙中山到邓小平孜孜以求而今日中国人更不能放弃的目标。

    有人会说，这未免太理想。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民族及其情结，将作为特定的历史现象而消失。

    我则认为，这种见解未免偏颇。看看以色列人的爱国主义吧。二战前的犹太人只知个人发财，哪知民族国家，但当希特勒为犹太人架起一座座焚尸炉的时候，犹太人——尽管为时已晚——才真正意识到国家民族的意义。极而言之，今日犹太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并不是上帝赐给的，而是在纳粹焚尸炉中炼出来的。那么，作为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和平的中国人来说，难道还需再经历一次“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惨痛才能使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再次复苏吗?

    事实上，正是发轫于英国的资本全球化进程才促成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并在20世纪前半叶在世界范围普遍实现了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因此它们也不会因经济(实则是资本)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而消失；相反，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将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现象永恒地存在于未来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并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而发生作用。

    有人会反问：在人类已高度“文明”、经济已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那样不文明的历史还会再现吗?

    怎么不会。不信就看看西方人是怎样用导弹铺盖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天地的；如果我们再看看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起的从日本经台湾再到菲律宾明显针对中国的环岛锁链，看看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所持的睁眼说瞎话的态度及台湾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所提出的联合日美肢解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计划，有谁可以肯定，19世纪的历史悲剧不会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降落?殷鉴不远。唯一能在二战后与美国一争高低的苏联已被分解。今天俄国人及曾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南斯拉夫已对西方的所谓“伙伴关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其民族和国家意识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复苏；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得俄国政府在解放车臣的行动中获得人民的巨大支持。进入新世纪的俄国已开始强力崛起，那么，留给中国的难道是使中国在民族和国家整体意识日益沉落、阳刚之气日益丧失、军事自卫手段日益减弱中坐以待毙吗?

    应当看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西方民主却是以西方国家对世界有限资源的不文明强力垄断为实现条件的。这样便产生了当代文明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即西方国家的内部民主是靠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关系中的不民主和不文明来维持的。在西方国家内部，人民享受着较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而在对外交往中，却充斥着文明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展开的不文明的战争。结果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文明国家打着“文明”的旗帜，用不文明的手段，打败和肢解有潜力挤入“文明国家”行列的南方国家。昨天，苏联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西方“文明国家”国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现在他们的目标又对准了已选择了市场经济取向的中国。

    还有人会说：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的大趋势，在这个趋势下，民族国家意识将为世界意识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人民生活得更好，至于有没有民族和国家，或是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幸福本身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

    实际上，民族意识本质上是要求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意识。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马克思在早期手稿中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的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却化为废墟。

    毋庸置疑，全球化——与其发生互动关系的民族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但是只有在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候，民族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经济成就才是有意义和靠得住的。而得以使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手段，主要不是金钱本身(二战前的犹太人有的是钱)而是由金钱及时转化出来的强大的即能在全球范围内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和国防力量。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中国的军事力量若不能为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中华民族从孙中山到邓小平近百年奋斗所获得的今天这样的成就，非常可能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夜就为西方人所毁灭。为此，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新的即在国家经济政治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从全球范围内审视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安全战略，迅速增加国防力量，这对于实现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本世纪国家发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