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第一章 联盟战略的要素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八条战略决策  
基本原则  
军事考虑与政治考虑之比较  




　　当今的一些重大事件，早已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从那些即使是亲身经历过大战的成年人的脑海中排挤出去了，更不用说第二次大战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历史的那些读者们了。有鉴于此，对第二次大战中盟国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作一回顾看来是适宜的。本书挑选出来供回顾的决策，不是为了表明熟悉情况的历史学家们一致公认哪些决策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回顾这些决策仅仅是为了引出我下面所要说的话。  
　　美国战略赖以制定的基础之一，早在美国参战前就已经凝结为国家的决心了。这一决心就是：美国国家利益需要大不列颠的生存和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战后行动自由。它体现在从1940年6月法国灭亡直到1941年12月7日这段时间内逐步把全国团结起来的总统的政策之中。这自始至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的基础。  


八条战略决策  
　　第一，关于联盟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彻底打败它的敌人的决策。(英、美、苏)三个主要盟国不打败敌人决不停止战斗。这意味着，它们决心进行(按现在流行的术语)不受限制的，或者“全面”的战争。这一决策从未引起过争论。这自始至终正是大不列颠和苏联的目标；这两个国家正在还击野蛮地进攻和残酷地蹂躏他们国土的那个敌人。至于我们美国人，这一点甚至包含在1939-1941年时拟定的计划和战争准备之中，尽管当时我们公开宣布的国策仍然是保卫西半球。1941年12月，紧接着我们参战之后，我们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同英国人会晤时，就宣布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他们的目标。实际上，这就等于说以无条件投降为目标。从那以后，关于我们宣布以德日无条件投降为战争目标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曾引起过很大不安和辩论，但是，战争期间，这一目标作为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未遭到过强烈的反对，甚至也未引起过激烈的辩论。诚然，盟国曾与意大利的巴多利奥余孽政府达成过妥协(当时墨索里尼虽已被推翻，尚未在它们掌握之中)，但是，这一妥协是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力量征服处于轴心国罗网中心的那只蜘蛛。他们允许日本保留一个象征性的天皇，但只有当日本人屈膝时他们才这样做。全面胜利——这个反映坚定决心的共同目标，一直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从没有作过重大妥协，直到1945年完全实现为止。  
　　第二，关于美国以德国为头号敌人的决策。这意味着联盟将其主要力量用于对德作战，直至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对于正在为生存而艰苦战斗的英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这一正确的战略观点是理所当然的结论。美国接受这一观点意味着美国人在确保打败德国之前，对伤害了他们的日本人只能局限于进行牵制和袭扰。因此，美国人采取这一决策是难能可贵的。在美国参战的前一年，美国军事当局就采取了这一决策。他们把它看成与确保英国生存相符的唯一战略。  
　　第三，关于1942年7月英美进攻北非的决策。11月8日实施的这一决策，把欧洲的这两个西方盟国所拥有的部队主力集结到地中海去，这一行动直到1944年春为止。这一决策导致北非地中海沿岸(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征服，1943年5月在突尼斯的二十七万五千名轴心国部队的投降，两个月后西西里的征服，墨索里尼的倒台和1943年9月意大利政府的投降，以及持续到1945年5月意大利全国解放的意大利战役。随着西西里的征服，西方盟国取得了地中海的制空权，并且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这一条海上运输通道。在进攻意大利半岛的同时，他们还迅速取得了可对德国实施双向轰炸的基地。1942-1943年的冬春两季，由于盟军在非洲由东西两面进军直捣突尼斯的胜利，加上苏军从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开始反攻，同盟国阵营已开始取得，而轴心国则开始丧失欧洲的战略主动权。  
　　第四，关于西方盟国决定优先动用他们1943年的共同资源对德国的要害目标实施联合轰炸的决策。这一决策是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1月份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的，举行这次会议是为了制定1943年所应遵循的行动方针。美国参加的这次联合轰炸攻势，在1943年时没有产生如同空中战争热心者们所预言的那种效果。但是它承担这次联合轰炸的义务这一点和1943年内看来很可能取得的效果，构成了决定把美国地面战斗实力限制到89个师的重要因素。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下列事实：为进行1944年的决定性战役而组建的美国陆军拥有一个远距离的、重型的、强大的空中拳头和一个虽然强有力但是相对而言较小的地面拳头，这也势必影响联盟的最后战略。1945年春，尽管美国人在胜利地追击德国人，但是他们无法在欧洲部署足够的地面战斗部队，以便不冒巨大风险地采纳邱吉尔先生的建议，去坚决阻挡滚滚而来的俄国人；即使罗斯福先生确信采取公开反对俄国人的立场是明智的，他也无法这样做。在亚洲，如果我们在1944-1945年间有更多的师可供使用，那么我们也许不会感到有必要祈求俄国军队的积极支援来牵制在满洲的日本陆军。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那两年中，我们没有手段来遏制，或者有效地反对中国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  
　　第五，关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太平洋战区的尼米兹海军上将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麦克阿瑟将军发动有限攻势，以便迅速利用1942年6月美国海军中途岛大捷的决策。这是美国人脱离英美基本战略协议的第一步。这个战略协议早在1941年就达成了，而且经过“阿卡迪亚”会议的批准，它规定盟国的战略仅仅是牵制日本直到他们有把握打败德国为止。到1943年2月时，尼米兹海军上将属下的指挥官们从日本人手中夺得了瓜达卡纳尔岛，麦克阿瑟将军属下的指挥官们则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新几内亚的东端。紧接着美国人在他们对主要战区欧洲轴心国的战争中转入进攻并开始夺取主动权之后，他们立即在次要战区太平洋上也转入进攻，开始夺取主动权。同样，由于1942年7月，美国对日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加上1944年前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前景暗淡，因而美国陆军在1942年底用于对日作战的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比用于欧洲战区的还要多。  
　　第六，关于1943年8月，即进攻瓜达卡纳尔岛之后不足一年，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批准的如下决策：允许尼米兹海军上将在1944年发动一场穿过中太平洋的两栖进攻，同时允许麦克阿瑟将军在西南太平洋向菲律宾挺进。这意味着在1944年将有两个强大的攻势指向同一个目标——吕宋岛-福摩萨(台湾)-中国沿海三角地带。到1944年10月，当盟军仍在猛攻欧洲的齐格菲防线时，上述两大攻势已进至菲律宾海；而穿过中太平洋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攻势，把陆军航空部队的B-29超级轰炸机带到了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  
　　第七，关于一项用不着强调其重要性的决策，即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对德国腹地实施诸兵种合成进攻的协议。这次进攻和苏联军队的大规模攻势，于1945年4月在德国腹地会合。这种打败德国的战略模式是在1943年11月-12月间三个盟国的德黑兰-开罗会议(或“六分仪”-“尤利卡”会议)上定下来的。到这次会议为止，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的决策经过长期辩论之后，终于拍板定案了。  
　　与此相反，打败日本的战略模式直到决定投掷原子弹，即战争的最后一刻才终于定下来。在对日战争中，事态发展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不象在对德战争中那样可以准确地预见，而且比任何一个单独的正式的战略决策(如同西方盟国把欧战的结局押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之上的战略决策那样)更多地取决于其他行动的结果如何。最后的模式将视海军封锁的效果、美国穿越太平洋的两路进攻和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的结果而定。这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到1943年底才定下来，它包括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和在德国投降后十八个月打败日本。  
　　下面将要提到的决策之八，直到投掷原子弹之前一直是上述那个形成中的计划的组成部分。我列举这一决策似乎是荒谬的，因为它从来未付诸实施。  
　　第八，关于把进攻日本本土，实施封锁和轰炸均纳入盟国的战略，以确保打败日本的决策。这一决策就其政治、军事后果而言都是重要的。它导致了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鼓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且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也产生了影响。  
　　上述清单中没有包括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的如下决策：西方盟国的战争目的是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之所以省略了这一点，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突然地宣布这个决策，首先是一个政治行动。我没有找到任何一条说明这一决策军事效果的结论性的论据，或者证据。这项决策作为战略的一个侧面，正如早就公开宣布的，是盟国以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为首要战争目标这一决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剩下的唯一问题是，罗斯福先生宣布这一决策时所使用的无条件投降公式的措词，以及他顽强地坚持这一公式，是否得策。  


基本原则  
　　探讨这个问题就得回到上述第一条决策：盟国决心把彻底打败它们的敌人作为它们的战略目标。这是欧洲三个盟国已宣布的目标，也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作战的目标。正如上文指出的，这意味着它们想进行一场无限战争，而且它们确实这样做了。早在我们参战之前，当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时，美国的军事领导人们(虽然不包括罗斯福先生)就把这一点作为他们战略打算的基础。一旦我们参战，罗斯福先生就采纳他们的计划。我们行动的原则是：“除了胜利，别无其它选择。”  
　　这是一个大胆的承诺。1941年12月，英国和俄国正作困兽之斗，而美国只作了一半的准备，它那唯一严阵以待的武器在夏威夷和菲律宾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铁。英国和美国立即组成一个联锁董事会，动员他们的资源，把他们所能抽出的一切供给正在苦战的俄国人使用，并且立即开始协调世界范围的进攻计划。这场进攻是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的，即使在他们彻底打败轴心国和日本之前，俄国垮台了，他们也能够打败轴心国和日本。要想勾画出二次大战战略的特征，再没有什么比指出下列几点更为重要的了：西方盟国采纳上述目标的决心，联盟遵循这一目标的坚定性，盟国坚定不移地牢记这个目标去计划、发展和运用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所表现出的远见和彻底性。  
　　关于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这个基本决心和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大有文章可作，而且已经做过了。这个战略对日本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日本政府曾经周密地计划同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鉴于我们没有作好准备和对欧洲的种种忧虑，以及德国的毒牙正咬住俄国的咽喉这一事实，日本人相信他们可以实现确保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霸权的目标，而我们将会承认既成事实。如果我们满足他们的条件，他们也许早就得逞了。他们指望我们接受在太平洋打有限战争。我们初期的战略决策，即在确保打败德国以前，我们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性的作战，似乎意味着日本人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很快就迎头撞上我们不按他们的条件来打这场战争的决心。一旦1942年5、6月间的珊湖海和中途岛战役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就开始执行以彻底打败他们为目标的战略。我之所以提到1942年7月2日在新几内亚和瓜达卡纳尔岛发动有限进攻的决策，其原因在此。到1943年9月，当我们逼近他们在拉包尔的空海基地堡垒，并已决定放手让尼米兹海军上将发动穿越中太平洋的进攻时，他们看到了我们具备消灭他们这个军事大国的手段和决心。正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伤心地承认的(他的话曾引起许多的误解)，如果我们选择打无限战争，那么，他们只有入侵美国本土，而且在白宫把他们的条件强加于我们，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至于打败德国，西方盟国战略的关键是决定把它们的主要力量投入横渡海峡进攻法国，目标是打进德国腹地，即“霸王”计划。这个计划以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而最后完成。这一决策是在大战期间英美两国之间最漫长、最激烈的战略辩论之后达成的。尽管事实上渡海进攻已经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然而每一本关于战略的新书都对这场战略辩论提出新的看法。这场辩论是饶有趣味的，因为在辩论过程中，对立的双方对所有战略问题都按各自的价值尺度加以衡量。  
　　在这场辩论中，英美战略最重要的特征，是直到这两个西方盟国确信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进攻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做最后的决定。  
　　横渡海峡进攻的建议是1942年4月美国人提出来的。理由是他们所看到的形势的三项要求：太平洋战争的强大牵引力(这一点使他们有分散当时他们的有限资源的危险)；他们需要一项计划，以便把这些资源集中到可以有效使用的地方；他们渴望尽早打败德国。因此1942年4月，他们建议盟国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兵力集结于英国，以便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围歼”计划)，与此同时，如有必要则于1942年秋准备发动一场较小的进攻(“大锤”计划)。为了说明他们的大胆计划是正确的，他们援引经典的“战争原则”：集中兵力，进攻，从美国最短补给线终端的安全基地实施进攻。英国人急于把美国的兵力用于欧洲，并且立即集中于英国，因此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们很快就肯定美国提出的立即进攻的(“大锤”)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鲁莽的，于是开始为他们所表示的同意提出条件，然后就收回他们的同意。7月，罗斯福先生插手干预，压制了他的军事顾问们，支持了英国的建议：盟国使用他们做好准备的部队进攻北非。这就扼杀了1943年“围歼”计划的可能性。  
　　既然欧洲盟国的部队已集中在地中海，那么，只要这些部队无法用于其它地方，把它们用于地中海也是具有军事意义的，于是它们被用来重新打开地中海通道，并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美国人只好满足于把联合轰炸攻势作为1943年直接打击德国人的唯一手段。对他们来说，地中海不是决定性的战区，随着忧虑和不耐烦情绪的增长，他们迫使英国人同意在1944年春实施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的进攻。最后，在德黑兰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求之不得的援助，美国人达到目的了。  
　　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推行的是一种原则上不可靠的战略，并且怀疑他们是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英国人则认为美国人在战略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死板的”。事实上，在罗斯福先生作出“火炬”决策以后，两个盟国的军事首脑们对下一步的行动总的说来没有严重分歧，在基本原则上也没有真正的分歧。双方都承认德国是头号敌人。他们完全同意采取持续而猛烈的进攻行动。两国都同意最后实施致命的打击是必要的，而且这个打击应该从英国出发通过法国。他们同意这一打击应在下列情况下实施：德国被围困、空袭和苏联的猛攻所削弱，或者用斗牛场的语言，直到公牛的力气被斗牛士及其助手们所耗竭。基本的问题不在于原则，而在于何时实施这一集中力量的打击，以及需要集中到什么程度。

总而言之，直到西方盟国一致认为“霸王”行动具有军事意义时，他们才决定把这一行动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任务。在辩论过程中，纯军事考虑以外的其他考虑影响了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双方的军事首脑们所持的立场，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他们坚持其立场的固执性。但是每一回合，他们的立场都在军事权宜之计的基础上最终或者被拒绝，或者被接受。上述其他战略决策也可作如是观。在他们所有的战略决策中都可以找到政治因素，且不说其他非军事因素。但这一点被掩盖了。政治考虑对辩论是有影响的，但对辩论的结果却影响不大。上述八大决策，除一项以外，在下面这一点上都是英美军事首脑们所一致同意的：每项决策都意味着盟国当时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军事资源以实现它们的共同目标，即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  
　　进攻北非的决策，即“火炬”行动是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推翻了他的参谋长们和陆军部长的军事判断，指示他们使用我们的部队进攻北非。这一行动是邱吉尔先生和英军参谋长们所需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强烈反对的。英国人可能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出于军事动机。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的参谋长们在内都是这样想的。至于罗斯福先生，他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可以实现他作为美国战时领袖的愿望——在1942年让美国地面部队参加在欧洲的大规模进攻行动。但是，如果说他是受到种种非军事考虑的驱使，那么，他采取的行动在军事上是十分精明的，至少因为它打破了英美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一个危险的僵局。这一行动也符合一有机会就使用准备好的部队转入进攻，只要能够因此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军事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先生决定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为英国人恢复他们的帝国服务。  


军事考虑与政治考虑之比较  
　　三个主要盟国的共同战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利益。邱吉尔先生多次表示失望，因为盟国所同意的战略并不符合他心目中的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政治利益，到头来也不符合他所设想的(今天看来似乎是正确的设想)西方民主国家对待苏联威胁的共同政治利益。罗斯福先生则肯定，让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占上风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这些军事顾问们总是一致赞成符合于军事目标的决定，反对那些不符合军事目标的决定。斯大林知道他具体地需要什么，而他都得到了。但是他取得所需的政治优势并不背弃他所承担的军事义务，这些义务是他的盟国完全认为是必要的。西方盟国按照他们的设想行动，即认为服从他们始终一贯同意的目标——从军事上彻底打败他们的敌人——最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不管明智还是不明智，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它反映了联盟战略所固有的优势，在美、英、苏这样各自具有迥然不同的政治利益的强大盟国之间，这可以看作是政治明智的高峰了。  
　　在联盟建立的初期，它的成员们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而且仍然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达到他们远大的战略目标时，一种不是把一切都服从于军事考虑的战略，的确是冒险的。1944年中期，显然他们已经拥有可以相当迅速地达到其预定目标的手段。即使到那时，允许他们的一些军事决定脱离严格的军事路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在西方盟国之间造成任何严重的分歧。  
　　关于邱吉尔先生进入巴尔干地区的夙愿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曾引起人们的重视。罗斯福是斩钉截铁地反对这种想法的，指出巴尔干是美国舆论不允许他使用美国部队的地方。吹得更为振振有词的是邱吉尔先生渴望出动一支盟国部队，在铁托的非正规部队支援下，穿过伊斯特拉和卢布尔雅那之间的间隙向维也纳进军。这一行动可能使我们的部队先于俄国人进入维也纳。但是1944年11月，俄国人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他们是否应当不同意盟军执行其向意大利和地中海进军的计划(这项计划如果成功，将使他们处于向维也纳挺进的地位)，而坚持要他们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在德黑兰，斯大林挺身而出，强烈支持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一年以后，他却建议从伊斯特拉向维也纳推进，“支援通过匈牙利前进的红军”。  
　　西方盟国在联合使用他们的部队方面是否应当服从于政治考虑，这个问题在战争末期变得严重起来。直到苏军席卷波兰以及介于苏联和苏军与盟军在德国腹地的会合点之间的其他国家时，才出现这个问题。斯大林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怀疑他在不背离大家都同意的战略的情况下，正在利用这一战略赋予他的军事力量把这些国家一劳永逸地变成共产主义卫星国。赫伯特·菲斯先生在他所著《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书中，十分清醒而透彻地考察了所有的根据。……邱吉尔先生通过盟国之间的磋商，首先是同他的“伟大朋友”罗斯福先生的磋商发出警报，而且调子愈来愈紧急。他首先试图说服罗斯福先生，在他们两人间和他们同斯大林之间，就划分解放了的欧洲的政治军事势力范围达成一项工作协议。罗斯福先生表示拒绝。他的行动所依据的设想是，不管我们是否同意，苏联都能够在东欧和中欧拿到它所想要的东西。无法使他(罗斯福)相信：我们只有靠军事上不合作的威胁，才可望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东西，是值得冒俄国在军事上同我们疏远的危险的。这样，纯军事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最后，在1945年4、5月间，这时忧心忡忡的邱吉尔先生鼓吹英、美、法军队迅速突入德国，与俄国人会师，并且必须等到斯大林放松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时，才撤退到预先安排的各自的占领区。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先生认为，这样做将会失去让苏联坐到联合国里来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对美国人来说，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是盟国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联盟再也没有共同危险这条钢铁纽带把它维系在一起，那时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胜利，而是什么时候胜利，因此，这个时期联盟的成员国看来可以比较放心地争夺战后的政治地位了，而美国却全力以赴地反对西方盟国背离军事战略，直到取得完全胜利。到这时，罗斯福先生才不愉快地注意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的总统继任者杜鲁门先生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两人都坚持一项政策，即竭尽所能反对对他们的任何一个盟国承担政治义务，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当时，美国人正享有英国人再也不能成功地加以对抗的权力。两位总统始终一贯地为他们的军事参谋长们开绿灯，而他们的参谋长们则始终一贯地拒绝那些不是以军事效果为根据的决定。1945年4月底，当邱吉尔先生鼓吹在俄国人到达以前，抢先解放布拉格，解放尽可能多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在政治上如何有利时，马歇尔将军(他肯定是三军参谋长中最有政治家才能的一位)写信给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后勤，战术和战略的考虑之外，我不愿意为纯政治目的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  
　　无论是当时的三军参谋长或是两位总统，都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政治冒险，但他们都同样确信美国的政治气质和利益要求他们一举打倒破坏和平的暴徒，让美国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园。这种信念在美国的传统和思维习惯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实可行的。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确信，而且显然他们已经确信了，这种政治上超脱的政策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美国的看法占了上风，因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份量已经占压倒优势。英国的动员、生产和军事力量到1943年达到了顶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横渡海峡进攻时，英美两国所部署的部队大致不相上下。此后，英国人在军事上的贡献保持原来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军事贡献则有增无已。到1945年，美国所能投入战略决策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是决定性的了。  
　　进攻日本本土的决策说明，在上述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战胜日本的军事计划，从1943年制定计划开始就包含着一项准备工作，即在战胜德国之后，从欧洲抽调部队进攻日本本土。计划者们希望说服苏联从中国大陆上打击日本军队，以此减轻美国的负担。当1943年10月和稍后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计划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感到欣慰。1944年，随着“霸王”行动的开始和顺利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德国投降之后，他们将有多少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这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便收拾日本。他们确信进攻日本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一场持久而流血的作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势大好：我们已到达可以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海军已经把日本舰队打瘫痪了，并且切断了日本的所有补给线；麦克阿瑟比原定计划提前踏上菲律宾海岸。但是，我们的战略家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可以避免一场将以美国人的生命作可怕代价的进攻。因此，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诺言，并且明确了日期和计划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一保证表示欢迎。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提出了应由中国付出代价的政治条件。这就令人不安地背离了三个盟国在欧洲所遵循的原则：把政治义务推迟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实现以后。罗斯福先生接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同时，答应付给斯大林所要求的代价。  
　　此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明显，斯大林不顾盟国的抗议，一心要在欧洲和东方胜利之前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两位美国总统为了决定是否听从邱吉尔先生日益紧迫的恳求并对斯大林采取强硬立场，不仅要衡量他们会拿联合国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风险，还要衡量他们的陆军参谋长和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的司令官们的如下意见：为了减轻进攻日本时克服疯狂保卫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顽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需要俄国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处伸手已变得如此明显而难以对付，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打败日本的前景是如此乐观，以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利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放弃了需要苏联援助的看法。但是，马歇尔将军和陆军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苏联的援助，进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国的伤亡也不会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总统在同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时，是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行事的。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上的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全貌，比如，中-缅-印战区盟军的战略就没有包括在内，尽管这项战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么的复杂和曲折，而且这个问题同英美两国根据不同政治利益制定的战略纠缠到一起，再加上美国投入的兵力不足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从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主要战区的战略决策可以有力地支持关于西方盟国大见成效的战略的某些一般定理。现在，一位历史学家(本书作者)有理由指出这些定理。  
　　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指导英美战略的各项决策中军事考虑总是占上风。它们在激烈的辩论中占上风，是因为在彻底打败几个敌人的强大同盟这一既定目标之下，严格的军事考虑看来也许是唯一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联盟在实现其宏伟目标之前可以团结到一起。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美国集中力量夺取军事胜利的决心，加上它在西方联盟中日益增长的军事份量，也是促使这种观点占上风的原因。  
　　可以提出的第二点看法是第一点看法的另一面和必然结果，那就是：如果说在盟国战略决心中，政治考虑只起到消极的作用，那是因为(如果说没有其它原因)盟国对二次大战的战略指导是这样一个典范的模式——以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制定者为自己规定的艰巨目标的模式。

第二章 英美两国的战略分歧有多大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紧缩包围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势  
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吗  
困境：如何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  
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分歧的解决  




　　一般认为，二次大战中的英美联盟是历史上两个大国在战争中能够建立的最亲密、最有效的伙伴关系。他们的战略是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协议演变而来的；这些协议事关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夺取军事优势而协调下一步需要采取或者希望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些协议总是伴随着分歧。分歧的核心是盟国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参战后的六个月中，这场分歧就爆发了，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进攻法国之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这场分歧之激烈，有时看来行将危及英美联盟，而且至今仍在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继续打笔墨官司。  
　　理查德·M·莱顿博士最近根据他对美国陆军二次大战史后勤和战略的研究所写的论著中，唤起了对这场分歧的注意。他的结论是，挑起分歧的假设，特别是美国人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人怀疑美国的动机和企图，比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的动机和企图更有充分的理由。简言之，他批驳了在美国关于战时盟国战略的想法中已成为老一套的那种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美英两国之间在作出决策之前的激烈辩论，来自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概念。美国人相信尽可能早地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决定性的地点，对敌人的腹腔实施打击。英国人则相信正确的战略是：从外围包围圈积极而更谨慎的行动(海上力量和俄国人的抵抗使盟国能够从外围逼近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为俄国人提供补给使之继续战斗；以炸弹破坏并烧毁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鼓励和武装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只要有机会就从包围圈出击，不断紧缩包围圈，直到把敌人困锁和消耗到如此地步，以致于最后的攻势只需要实施致命的一击。  
　　谈到这个问题时，美国作者们一致地把“霸王”行动(1944年发动的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成是美国观点对英国观点的胜利。他们坚持说，尽管英国原则上一再表示接受一次决定性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回避或推迟其执行；坚持说邱吉尔先生既然说服了罗斯福先生把我国部队的主力于1942年11月投入地中海，于是英国人一心要把这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在那里；坚持说美国人仅仅由于固执的争辩和压力，加上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决定性支持，才最终得以把盟国战略拉回正确的轨道。其结果是，英国人进一步地表示某些勉强之后，支持横渡海峡向德国腹地进攻，并取得了辉煌胜利。在美国的著作中，一般都把这一点说成是美国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战略方针是强加到不乐意接受的英国人头上的。  
　　莱顿博士尖锐地批驳了如下看法：英国人力图回避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仅仅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支持这次进攻的。除了美国人的怀疑以外，他找不到这种回避的证据。他的结论是，确定英美战略方针的一系列协议是受种种实际考虑所支配的，其中在1942-1943年，最紧迫的是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资源。两个盟国不得不根据这些实际要求来调整他们的路线、利益和愿望。到头来，他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其说符合1942年3月以后美国人一贯表示满意的战略方针，不如说更加符合英国人稳健的战略方针。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莱顿博士提醒我们，紧随着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卷入战争，英美两个盟国原则上同意它们将要遵循的战略。它们在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召开的，它把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英美两国参谋长们聚集到了华盛顿。会议同意的战略如下：  
　　 1．首先打败德国，同时遏制日本。  
　　 2．在轴心国占领的地区外围形成一道包围圈，借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一旦盟国的资源允许，即紧缩包围圈。  
　　 3．准备采取的手段：海上封锁；全力支援俄国人；战略轰炸；加紧扶植纳粹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在可以有效地使用当地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特别是在装甲方面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的那些地点，以机动部队实施有限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施最后的致命打击。  
　　当时看来不可能设想一项进攻德国腹地的计划，也没有制定这样一项计划。  
　　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美国人就提出了这样一项计划，如果采纳这项计划，那就会根本背离“阿卡迪亚”协议。他们建议盟军立即发动一场迫使德国退出战争的进攻。一项代号为“波列罗-围歼”的计划，要求把当时盟国所能获得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联合王国(“波列罗”)。这项计划将立即付诸实施，并且有权优先得到盟国全部新的人力、物力，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围歼”)。为此需要四十八个师，其中包括三十个美国师约一百余万人，其余部队由英国提供。同时，美国还得提供一支强大的空军部队，与英国空军协同行动，支援这次进攻。进攻突击的正面从勒阿弗尔到布洛涅将部署六个师七万七千人，一万八千台汽车，二千二百五十辆坦克。  
　　除了这个总计划外，美国人还有一项附加的计划，即“大锤”计划。这项计划就是为1942年9月横渡海峡准备一支突击部队。到那时，在英国只有三个半美国师。只有可供输送两个师突击上陆所需的登陆艇。“大锤”计划只有在两种紧急情况下才准备实施：(1)如果俄国人濒于崩溃，则实施牵制，使他们不致于屈服；(2)或者在德国人陷于土崩瓦解这种未必可能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小规模进攻就足以使他们完蛋。  
　　 “波列罗-围歼”计划最初是由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制定的。对这个处来说，它解决了一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被珍珠港事件抛入防御地位，尽管进行了初步动员，它还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眼看着它那些未组建完成的部队和器材被分散，零敲碎打地用去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增援要求。谁也看不到这种消耗的尽头。12月15日，马歇尔将军把年轻的艾森豪威尔上校带进他的作战计划处，2月份任命他为处长。1月，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为了制定一项有关各方都同意的共同战略方针的斗争，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每个人都一头钻进自己的琐事堆中。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打仗，必须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费资源。”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艾森豪威尔那个处制定了1943年横渡海峡，经法国进攻德国的计划。这项计划是如此美好地合乎逻辑，如此全面地体现了作战原则，而且如此完善的满足了美国人停止分散其力量，把力量动员起来尽早结束欧洲战争的需要，以致于包括雄心勃勃的年轻的美国航空兵在内的陆军部都爱上了这项计划，同时也为海军所接受。罗斯福批准了这项计划，而且在4月间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对英国人进行游说。  
　　使美国人感到欣慰和欢欣鼓舞的是英国人接受了这项计划。艾森豪威尔在笔记中写道：“……终于……我们都接受了统一的作战方针！现在……我们不需要在黑暗中彷徨了。”美国人立即实施在联合王国集结部队的“波列罗”计划。但是，英国人很快就开始表示对“大锤”计划的不安，最终肯定那是一个轻率的、行不通的任务。“大锤”计划本来是美国方针的次要组成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执行这项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必须由英国人提供。但是，美国人拒绝放弃这一计划。6月，当美英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大锤”问题上陷于僵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去见罗斯福先生，建议美国停止对整个“波列罗-围歼”计划的支持，全力转到太平洋去打日本。总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样做有点象发出威胁，“端起你的碟子回家去”。7月，他派遣哈里·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到伦敦去，并且严令他们同英国人商定某种计划，以便在年底前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的作战。  
　　结果便是“火炬”计划和1942年11月对北非的进攻。  


紧缩包围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势  
　　 “火炬”决策使美军参谋长们深感失望。在作出这项决策的当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天“很可能作为‘最黑暗的日子’载入史册”。它打乱了美国人精心安排的计划。他们看到自己可用的全部力量，包括根据“波列罗”计划早已集结在联合王国的部队、装备、飞机和登陆舰艇被拖进地中海。陆军参谋长们肯定“火炬”计划将使1943年的“围歼”不可能实现，这就再次陷入了没有总计划来指导他们的军事和生产力量动员的状态了。对美军参谋长们来说，“火炬”计划意味着盟国战略已经背离了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而走进了根本无法对德国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死胡同。  
　　 1月间，当邱吉尔、罗斯福和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1943年的行动时，双方都衷心同意他们这一年的三项主要任务：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竭尽所能援助俄国，集中两国空中力量轰炸德国。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地中海干什么。“火炬”计划宣布的目标是占领北非，重新打开经地中海到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使用在北非的胜利之师进攻西西里，不仅确保这条交通线的安全，而且作为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一个步骤。邱吉尔先生运用他那不幸的花言巧语说，这一着将“打中轴心国的下腹部”。  
　　美国人别无它法，只好同意进攻西西里。显然，这一行动的军事意义在于使仅有的与德军保持接触的英美部队可以充分用来消耗敌人，直到可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目标。美军参谋部和参谋长们从正在展开的前景不安地看到，地面部队和两栖输送部队逐渐陷入地中海，将使英国人可能成功地反对甚至在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因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使他们更加深信英国人坚持执行一种边缘战略，一名被激怒的美国军官称之为“边缘蚕食”，史汀生部长后来称之为“针刺作战”。当英国人为一项“灵活”的战略而争辩，同时反对对1944年的“围歼”计划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时，美国人早就根深蒂固地怀疑他们存心巩固他们在地中海的帝国利益。  
　　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那严厉而不妥胁的头脑中，怀疑变成了坚信。他曾极力支持“波列罗-围歼”计划，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尽快地结束欧洲战争。1943年春，他轻而易举地就从他的美国同僚们那儿赢得了“扩大”和“保持”对日本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的权力。这是背离盟国关于进行战争的基本协议的。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似乎在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坚持把我们在欧洲的力量投入对你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起次要作用的战场，那么，我们就坚持保留我们不断增长的资源的大部分，以便用于对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战场。”  
　　美国陆军参谋人员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确信他们上了英国人的当，参加那次会议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顾问魏德迈将军写到：“……我们输得精光……我们来了，我们听着，我们被征服了。”他们决心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从5月份召开的与英国人的又一次会议(“三叉戟”会议)开始，美方参谋人员去参加与英国人举行的一系列最高级会议——8月魁北克会议(“象限仪”会议)、11月至12月的开罗-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预见英国人一切可能想象出的论据，采取对抗措施，并拥有一批专家作后盾；这些专家的公文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各种研究报告和统计数字。美军参谋人员还致力于说服罗斯福先生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把自己不断增长的说服力和聪明才智，集中用于促使英国人承担一项不可避免的义务——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  


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吗  
　　在每一次会议上，英国人都乐于同意接受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作为盟国的一项主要目标。但他们拒绝对一项有明确日期的决定承担义务，直到他们能够预见到保证届时的作战行动有成功把握的条件。他们郑重其事地争辩说，唯一正确的战略是保持灵活机动，即直到最后一刻还有采取变通办法的自由。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灵活性与组织、集结和装备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并及时提供装备以满足其多种专业需要这一复杂任务是不相容的。英国人为他们表示的同意所附加的条件，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英国人意在回避或者无限期地推迟通过法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而热衷于推行边缘战略和没完没了的机会主义。美国人对于他们心目中邱吉尔先生的癖性有某种理由感到不安，他们甚至担心英国人会力图拉他们去进攻巴尔干。使他们深感宽慰的是，斯大林在德黑兰站在他们一边，坚持让“霸王”计划(现在的代号)和对法国南部的辅助进攻(“铁砧”计划)优先动用盟国的全部资源。英国人对此未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现在算是破釜沉舟了。  
　　即使是这样，甚至在“霸王”计划开始后，美国人仍然怀疑英国人希望把美国部队用于地中海，因而加紧敦促对法国南部发动进攻，而这次进攻一再被推迟，直到8月15日才最后登陆。到这时，美国人已打破了英国人的最后要求——需要若干个美国师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强有力的突击。的确，英美双方在地中海的利害冲突就是在这种争吵中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的。美国人第一次不顾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参谋长们一致的军事判断，而一意孤行，让他们感觉到(正如邱吉尔先生希望华盛顿知道的那样)：我们受到了虐待，并感到愤慨。  
　　莱顿博士在上述著作中振振有词地争辩说，如果说1943年英国人不情愿为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而牺牲在欧洲的其它计划，那么，他们怀疑美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样充分。如果更仔细地考虑配套的问题，或者说得更庄重些，考虑战略的后勤保障问题，那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为，美国人所坚持的对法国沿海发动强大突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登陆舰艇，而这些舰艇只有美国人才能提供。

在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登陆舰艇问题，首先是坦克登陆舰(LST)问题，作为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计划的关键因素而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一项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规模与他们1943年的“围歼”计划大体相同。英国专家们立即表示反对，并推翻了美国人的如下设想：届时将获得足够的为实施他们所建议的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各型登陆舰艇。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更多的登陆舰艇，那么，盟国的最大希望就是在1944年春对武装设防的法国沿海以三个师实施首次突击，同时在海上保持两个师作为后续梯队。据估计，而且有理由这样估计：1944年的突击部队不需要象1943年的那样大，因为现在看来，联合轰炸攻势到1944年5月时将把德国空军驱逐出法国上空。但是，以五个师进攻“欧洲堡垒”和盟军准备在1943年7月以八个师发动对防御薄弱的西西里沿海进攻相比，前者的初期突击力较弱，兵力几乎比后者少一半。面对这些事实，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以如此薄弱的兵力，加上两个空降师实施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当时一共只有二十九个师，包括集结于联合王国准备投入滩点占领区的那些师。盟国进攻部队就是准备从这二十九个师抽调部队组成。  
　　显然，这种规模的进攻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必须具备很有利的条件。一是盟国的空中优势，二是在法国只有少量的德国师抵抗进攻。既然如此，英国为了力争把德国陆军师从法国引开，盟军应在地中海对德国人施加更大压力(当时，在该地区的德军正被打得节节败退)。美国人则继续争辩说，这就违背了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兵力的原则。他们至少搞成了一项联合宣言，指出在地中海一切未来的作战行动都应该纳入为横渡海峡的进攻铺平道路的计划。  


困境：如何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  
　　在“三叉戟”会议上已经十分清楚的是，限制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前景的关键性的一项装备是坦克登陆舰。这一点使美国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坦克登陆舰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1943年时只有美国人拥有生产所需数量的坦克登陆舰或其它大型登陆舰艇的设备。坦克登陆舰与小型登陆舰不同的是，只有生产海军大型舰艇的造船厂才能建造。更有甚者，美国参谋长们曾经同意把建造坦克登陆舰作为美国的责任，但是他们已让合格的造船厂全力生产其它类型的舰艇了。海军造船厂的生产能力已首先用于建造护卫航空母舰和驱逐护卫舰，以消除潜艇的威胁。这一点被认为是正确而适宜的，因为，英美两国参谋长们在1月份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确定反潜作战可以优先地动用盟国一切资源。到3月，海军造船厂生产上述两种舰艇的高峰已过。但是与之争夺优先权的是这一艰巨任务，即建造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美国舰队以取代在珍珠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那支舰队，同时为海军提供装备，以便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当轮到生产坦克登陆舰时，金海军上将肯定会要求把大部分这种舰只用去实施太平洋作战(他根据“三叉戟”会议上对他的授权，正在和尼米兹海军上将计划这场作战)，发展海军对日本人的攻势。  
　　英国人清楚地觉察到所有这些事。这一点使他们得以想到(并且说出来)：“如果我们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你们是如此坚持这一进攻有权优先动用我们两国的共同实力——那么只有你们美国人能够提供保障进攻胜利所必需的工具。”  
　　与此同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一项实际的步骤，这一步骤比当时所能预见的任何步骤都更为重要。那就是建立一个在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领导下的小型司令部，此人被任命为COSSAC，即(未来的)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在“三叉戟”会议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拨给摩根将军一支按当时预测所同意的兵力，指示他在这一兵力范围内制定一项1944年5月1日发动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并且估计为保障其成功所需的条件。然后他将呈报这项计划，以便审议盟国是否能够确有把握地采纳这项计划。  
　　摩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为执行这项复杂、艰巨而令人困惑的任务，显示了卓越的远见和目标的专一性。从一开始，摩根将军就指示他的参谋人员不要作为计划者去思考和行动，而要作为未来的最高统帅部的前身去思考和行动。当盟国领导人8月间在魁北克再度会晤时，他的计划即准备上报。在这次会议上，盟国首脑——罗斯福先生、邱吉尔先生和两国参谋长们，采纳了这项计划。现在他们授权摩根将军经他们的批准，可下达必要的命令，以便集结兵力，并进行他的计划规定的各项准备活动。  
　　 “霸王”行动已经从规划阶段进入到按批准的具体计划进行准备的阶段了。但是，对它的前景谁也不乐观。它的执行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三叉戟”会议上赋予的有限兵力(即五个师的海上登陆突击，加上两个空降师的支援)为转移。盟国已把实施这项计划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目标，但是规定了将要使用的兵力的最高限额，从而严格限制了它们1944年的这项主要作战对它们资源的要求，而它们的其它计划则占用了美国生产的成果。现在美国所生产的弹药和补给品的数量之大开始超过人们的预计。  
　　英美两国陆军参谋部，对批准的进攻规模不大这一点都不满意。邱吉尔先生要求把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如果组建一支更加庞大的进攻部队而没有拿到足够登陆舰艇去运送他们的合理希望，那么，增加兵力是没有意义的。登陆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仍然是问题的焦点。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在美国人手里，具体地说，在顶住总统干预的金海军上将手里。  
　　魁北克会议后一个月，海军下令建造登陆舰艇。10月，美国造船厂开始以每月大约下水二十艘的速度建造坦克登陆舰。但是金海军上将声称，除留下三个月的产品以外，其余全部产品都是穿过中太平洋实施大规模两栖进攻所需要的，而这一进攻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发动的。罗斯福先生对他的这一要求没有表示明确的拒绝。只有11月、12月和1月这三个月所生产的坦克登陆舰被分配给“霸王”计划。稍后摩根将军指出，答应给他的新造坦克登陆舰，加上从地中海调去的坦克登陆舰，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计划所规定的“霸王”行动的最低要求。11月5日，金海军上将从分配给他的坦克登陆舰中拨出二十一艘奉送。对此，莱顿博士指出，这很难说是“一份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些登陆舰是超过了他原先需求估计的多余产品，而且他所提供的这些额外登陆舰在5月1日发动“霸王”行动时不能全部及时送到。这一行动(距今不足六个月了)仍然严重地缺少登陆舰艇。如果执行“霸王”计划，那很明显，缺少的登陆舰艇，或者要从美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太平洋抽调，或者从英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地中海抽调。1943年11月、12月开罗-德黑兰“摊牌”会议前夕的形势就是如此。英国人曾发出通知，他们将要求重新审查地中海作战和“霸王”计划的关系。因此美国人为英国人将要采取的立场而怀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前去赴会，意识到只有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坚决支持才能挽救“霸王”计划。  
　　事实证明英国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后返回开罗，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规定盟国的资源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必须服从1944年5月的“霸王”计划。这就是美国人从“三叉戟”会议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结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却是美国人做出的让步，因为，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太平洋的登陆舰艇作为“霸王”行动的后备。而这些舰艇是那位对英国人的意图持顽固的怀疑态度的金海军上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甚至不允许同英国人讨论这件事。  
　　围绕冬季和春季在地中海作战的手段问题还将有一次激烈争吵；开罗-德黑兰协议认为，地中海的作战行动是求之不得的。随着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于1月间开始抓“霸王”计划，他们要求对诺曼底的进攻要大力加强，这就对登陆舰艇又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如何满足这一要求，而同时又能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输送三个师在法国南部登陆(美国人坚持与“霸王”行动同时开始发动的“铁砧”行动)？在意大利，1月间对安其奥的两栖进攻遭到了令人沮丧的失败。邱吉尔先生说：“我本来希望，我们抛上岸的[部队]是一只野猫，但结果却成了一条搁浅的鲸鱼。”现在安其奥的滩头需要设防和加强。弄到足够的坦克登陆舰和其它登陆舰艇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才智和气质的极度考验。但是通过“犹豫和转向”，调整和重新估计，通过推迟“铁砧”行动，为大大扩展了的“霸王”行动凑集了登陆舰艇。历史上一支最大的登陆部队于6月6日越过海峡；这支部队受领的目标是向德国腹地进军。谁也不怀疑英国人为使这次进攻成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回首往事，人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英国人就采取了大量实际的措施，为进攻法国的成功铺平道路。如果说他们拒绝了“大锤”行动的话，他们并没有回避早在1942年8月单独承担越过海峡，对迪埃普实施的那次伤亡惨重的偷袭。那是一次失败。但是，英国人认真地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促成“霸王”行动的成功是有价值的。正是英国人发明并首先设计了战争工具——坦克登陆舰，有了这种工具，抢渡英吉利海峡就成了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正是邱吉尔先生设想出，他的工程师们大胆地独创性地建造成必不可少的沿海人工港，1944年整个夏秋，盟国远征军才得以靠这些人工港从海滩获得补给。摩根将军是一名英国军官，他完全忠实于横渡海峡的思想，他有一名能干的美国副手和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但是自始至终，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合作和支持比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更为积极。正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把一个模糊的计划推进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而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促成贯彻执行“霸王”行动的坚定协议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英国人1942年迫切要求我们进入地中海；1943年春，该地区的英美两国军队把非洲的轴心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接着盟军进攻西西里，从而促使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导致巴多里奥的意大利投降。盟军随即在意大利本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牵制、疲惫了巴多里奥投降后希特勒派驻意大利的德国师，通过武装和补给铁托的游击队不断消耗希特勒派驻巴尔干地区的德国师。采取的这些措施符合英国人的论点。英国人的这些论点也许出于他们本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论点是有军事意义的。“象限仪”会议以后，不是美国人，而正是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强调实施一项更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必要性，而且肯定地说，他们全力以赴地保证了海洋运输，并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集结兵力，促使这次进攻成为决定性的行动。早在1943年5月，英国人就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为这次进攻制定具体计划。与此相反，美国人在10月份以前并没有作类似的准备。总之，可以雄辩地说，“霸王”行动之所以能确保成功，应归功于英国人(还有罗斯福先生)的现实主义态度。  
　　二次大战中，英美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相互怀疑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由于除了美国人的疑心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而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从来不信守他们对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一再保证，总是提出这样的先决条件：当进攻日期临近时，形势必须是大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先决条件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无可否认，英国人对待“围歼”计划和“霸王”计划的态度比美国人更为谨慎。鉴于英国人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在1943年的处境，这是不足为奇的。  
　　 1942年，英国人为所遭受的新的、可怕的创伤而痛苦，这使他们对德国人的力量比我们更敏感。1942年春，美军参谋长们坚持“大锤”计划，这一点无疑地证实了英国人的这种印象：美国人在军事方面既鲁莽，又缺乏经验。一年后，马歇尔将军承认，“大锤”计划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尽管英国人对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怀有真诚的敬佩之情，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他们两人在实战中连一个团都没指挥过。自然，他们确信自己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智慧的优势，并且倾向于把美国人看作聪明但固执得象令人讨厌的孩子。他们也不能消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可怕回忆。那次大战中，他们第一次把一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大陆，并且看到整个一代年轻的英国人被毁掉了。“英美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了海峡之水，海滩上布满了他们的尸体”——这一想法萦绕在邱吉尔的脑海中，当美国人炫耀他们有强大无敌的资源可以作为横渡海峡进攻的后盾时，英国人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美国人所作的同样的，但除了人力之外，并没有兑现的保证。这一次我们加倍兑现了。到1944年，我们在决定性的地点按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器材。但是，1943年时，英国人面临的事实是，美国人为1944年5月1日横渡海峡进攻提供了仅够一场规模不大的进攻所需的坦克登陆舰。  
　　随着“霸王”行动开始时刻的逼近，英国人盘算着“霸王”行动将使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的基本实力遭到多大损失，这是他们持慎重态度的一个重大理由。他们面临的事实是，到1943年秋，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人力已动员到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他们的损失要比美国人大得多。一场大规模的“霸王”行动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即使成功，他们也无法弥补所受的损失。他们的国力同美国相比不仅将相对地衰落，而且将绝对地衰落，将使大不列颠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这次进攻的失败将意味着，即使不是毁灭，那也是战争的延续。完全可以肯定，英国将无力支持下去。1943年秋，英国人深思熟虑地权衡了这种前景，并以他们特有的现实主义和勇气接受了这种前景，作出了对“霸王”行动的最后承诺。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英国人责怪美国人的军事思想僵硬，这是不公道的。邱吉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总统(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他还通过一次著名的大发脾气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感到如何遭受“美国人斩钉截铁的、合乎逻辑的、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的思想方式”的压迫。看来英国人对美国人工业生产体系的能力或限制条件都没有充分理解。美军参谋长们之所以坚持在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很久，就应制定有目标日期的计划，这是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无法为一次大规模进攻准备好用复杂的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这些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整个战时经济提前安排，而把它们输送到遥远的海岸，则需要准备和编组一支拥有各型舰艇的舰队，更不用说这一切需要互相协调了。鉴于我们成批生产复杂而多样化的现代战争工具的体制是高度分散的，有理由认为美军参谋长们远不是僵硬的理论家，而是在求实精神的指导下，坚持严格遵循总的、有明确日期的目标。当邱吉尔先生把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1944年春的某一天为横渡海峡进攻日期描绘成是美国人成批生产思想方法的典型时，正如戈登·哈里森指出的，这就等于谴责美国人拥有成批生产的经济。英国人思想的必然结果是灵活性，一有机会就抓住它，把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便利用敌人的弱点。“火炬”行动的经验应该足以表明，一旦一支大部队投入战斗，同时大规模的海外基地和通信体系建立起来，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这一事实是邱吉尔先生那无止境的想象力似乎从来不理解的。  
　　最后，必须对美国人说一句公道话：当罗斯福先生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放手大干，从而使英国人深感焦虑时，他无异赞同一种更适合于全球性两线作战的战略，而不是严格遵循德国第一的方针。  


分歧的解决  
　　在关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和地中海作战的辩论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固执地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们激烈的有时是白热化的辩论给他们的战略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的辩论总是以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妥协而告终。我认为有两种力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一是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的决心：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高于一切。二是常识，或者换一个更合适的说法，那就是理智地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这种能力感到自豪，把它作为法理学和事务管理方面的两国共同的传统品质。由于他们决心相依为命，每走一步都必须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实际执行的战略反映了双方的思想。他们在整个1943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美国人所向往的集中兵力进行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这种逐步的前进也容许英国人所相信的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他们所执行的计划中，双方都在合理的程度上赢得了他们所争取的东西。敌人控制下的地区周围的包围圈已经收紧了，直到变成绞索。敌人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和烧毁。他们的空军已被逐出法国上空。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抵抗力量已经武装和组织起来。“它的军队已被分散，受到俄国和盟国向心进攻的牵制和消耗，直到它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预备队实施反攻。就这点来说，英国人鼓吹的战略占了上风，大见成效。” [ 注 ] 假若美国人如愿以偿，1943年就发动“围歼”行动，那会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搞错了，就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难免导致英国人所害怕的一场大屠杀。另一方面，“霸王”行动到来时，“它是美国人所一贯为之奋斗的力量竞赛，盟国把打进德国腹地所需要的力量作为这一竞赛的后盾。” [ 注 ]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随着事件的展开，美国人在欧洲逐步推行的战略，而且他们认为是明智的战略，更接近于1941年12月“阿卡迪亚”会议上英国人提出的、美国人当时接受了的战略，而偏离了1942年春美国人提出的、并为之大吹大擂奋斗了一年多的战略。

第三章 作为总司令的福兰克林·罗斯福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互相冲突的几种印象  
罗斯福先生抓住缰绳驾驭军事  
战争时期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美国战略及其决定性因素  
太平洋、横渡海峡进攻与罗斯福先生  
迂回和一贯  
本章附录  
　 (一)罗斯福不顾其军事顾问的劝告或抗议所作的决策：  
　　 1938-1941年  
　　 1942年  
　　 1944年  
　 (二)显然是总统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作为1939年至1945年期间美国战时领袖的罗斯福总统，运用他个人和官方权力的程度没有人提出问题。无论是好是坏，反正是他主宰局面。这一点，当时和现在都被他的朋友和敌人、崇拜者和诋毁者所承认，未来的历史家也不大可能提出异议。  
　　下面将要研究的主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对美国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的军事方面的影响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按照宪法使用他的权威的问题。美国总统的这种权威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从来也不可能把它同总统的其他权力加以明显地区别。但是，本章的主题是可以明确规定的。正是罗斯福先生在决策中运用了这种权力，无论这些决策出于何种动机，它们对于决定如何使用美国的军事资源都是有明显影响的。  


互相冲突的几种印象  
　　关于罗斯福先生如何使用他的权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1948年，罗伯特·舍伍德在他所写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这本权威而宝贵的著作中提出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他说：“整个战争时期，他(罗斯福先生)压制他的参谋长们这样的事不超过两次。”  
　　英国官方二战史《大战略》多卷集中两卷的作者，明智而敏感的约翰·埃尔曼采纳了上述舍伍德的看法。他写道，马歇尔将军“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构思美国战略”。他还接受了史汀生先生1945年告别演说的结论：“他的(马歇尔的)看法自始至终指导着罗斯福先生。在美国陆军关于横渡海峡进攻的那本历史著作中，戈登·哈里逊写道：“他(罗斯福)倾向于只就充分阐明的各种方针作出重大的抉择……总统通常以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的捍卫者的姿态出席盟国会议”。陆军关于战略计划的两卷集著作的作者莫里斯·马特洛夫和埃德温·斯内尔也持同样的看法。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阿兰·布鲁克子爵毫不怀疑自己的结论，他在1942年6月26日“事后追记”的日记中写道：“总统没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意识到这一事实，因而依靠马歇尔，并听取马歇尔的意见。马歇尔在制止总统可能提出的任何稍为荒唐的计划这一点上，似乎从来没有任何困难。”  
　　但是现在让我们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兼总统私人参谋长利希海军上将的意见。他说，他几乎每天都要见到总统。“主要战局的计划是在总统的密切合作下制定的。我们(参谋长们)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会。”他还说：“邱吉尔和罗斯福是真正在指挥战争……我们只不过是按照各自的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概略蓝图设计战略方案的手艺匠而已。”  
　　威廉·埃默逊教授最近写的关于总统战争权力的专著中坚持说，罗斯福先生对二战时期美国战略方针的影响被他所特有的迂回手法掩盖了，并得出结论说，他不仅坚持他自己关于战略的想法，而且在决定应以何种手段来实现这些想法时，“毫不犹疑地否定或拒绝”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  
　　有关罗斯福先生的评论中引用的“战略”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如果把战略理解为总目标和实现总目标计划的蓝图，那么上述陆军历史家们对罗斯福先生所起作用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而利希海军上将的说法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是，战略领域中历史家最关心的是结局，最终采取并付诸执行的行动方针及其军事后果。如果这样来理解战略，那么罗斯福先生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就突出起来了。  
　　仅仅从现已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就可以计算出罗斯福先生有二十多次压制了他的负责的军事参谋长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用他自己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代替他们的，或者用他自己认为形势所需要的战略思想代替他们的战略。此外，还可以加上十二个其他例子来表明(就人们所能看到的)，是罗斯福主动地采取重大军事措施的。  


罗斯福先生抓住缰绳驾驭军事  
　　早在1939年7月，罗斯福先生就下达了一项军事命令，把陆海军的联合委员会(协调两军种战略计划的机构)、陆海军弹药局(控制它们采购计划的机构)同负责当时军工生产的文官办公室合并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这是当时新成立的一个机构，也是本届政府的一条显著特征。这项命令规定作为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成员的参谋长们直接向总统负责。再没有比这更明显地表明，罗斯福先生想亲手行使军权，而不是通过陆海军的部长们行使。正如亨利·史汀生先生(陆军部长)曾告诉我们的，他在战争期间，除了起到积极的顾问和尊敬的政界元老的作用外，对战略很少起作用；诺克斯(海军)部长更是等而下之。从1939年下达这项军事命令之日起到珍珠港事件止，罗斯福所作的有关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所有重大决策，或者是在没有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参与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或者是反对了他们的意见和压制了他们的抗议之后作出的；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决定了美国将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以及将要用什么样的武器来打这场战争。  
　　试举数例即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1．1938年11月，他下令建设年产一万架作战飞机的生产能力，到1940年5月德国闪击法国期间，他又把这一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他这样做是压制了陆海军参谋长们的抗议的；陆海军参谋长们认为这两项命令将使他们军种的重新武装极端地不平衡。  
　　 2．1940年6月，他下令竭尽全力给予英国军事援助。陆海两军当时认为英国注定要失败。抗议说，这项政策将会使美国失去它可能被迫独立作战所需要的武器。他们提出的代替办法是，对盟国不再提供战争物资，在太平洋采取防御政策，为保卫西半球而实施动员。罗斯福先生否定了他们的抗议，如同他否定他们1941年反对对苏联和中国实行租借法案的类似抗议一样。  
　　 3．1941年7月，他反对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达克将军的意见，决定加强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保卫和增援菲律宾，尽管陆军部的所有计划都假定菲律宾是无法保卫的。  
　　 4．同年春夏，他不顾马歇尔将军和总统的高级军事顾问斯坦利·恩比克中将的意见，决定在大西洋西部驻军，并实行护航。  
　　上述各项决策都是合法履行总统的宪法职责。如果我们假定(我认为必须这样假定)在这个时期，总统的政策不是让国家作好打一场战争的准备，而是寻求一条战争以外的出路，那么，他的做法也是合理的。他牺牲我们自己的军事装备，给予英国、中国和苏联除参战以外的全面援助，其公开宣布的目的就在于此。他所企求的，而且是急于企求的首先不是重整军备，而是显示他的决心：动员和使用美国巨大的战争潜力，以图拯救英国，威慑日本，使战争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尽管他否定了陆军部和海军部有关重整军备和立即使用它们薄弱的兵力的判断，他还是指示它们通过同英国人的秘密会谈制定各项战争计划；如果威慑失败，那么陆海军将不得不打这场战争。他研究了这些战略计划，将它们束之高阁，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尽管他后来把这些战略计划的基本原则作为自己的原则。他以显示力量进行威慑的政策，是一场代价很大的赌博。这场赌博输掉了，1941年12月7日，我们陷入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军事专家们曾经警告过罗斯福先生，我们没有做好打这样一场战争的准备。但是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我们才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在参加战争时有这样协调一致的战略计划。同样由于他的主动精神，陆军和海军在1941年秋就制定了战时生产计划，即所谓“胜利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使美国和英国即使在苏俄被迫退出战争的情况下也能够打垮轴心国和日本，迫使它们投降。“霓虹5”计划——1941年12月7日付诸执行的陆海军战略计划——以卓越的预见性拟定出战略计划的大纲，后来同盟国按照这一计划把战争进行到了最后胜利。而“胜利计划”则估量了将用于支持这项计划的美国工业的庞大生产能力。  


战争时期  
　　可以这么说，那些研究罗斯福先生的学者们强调他不愿意干预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指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宣战以后的时期，即珍珠港事件后的三年半。乍看起来，这个时期除了一两次明显的例外，似乎罗斯福先生不曾插手军事机器，而且肯定地说，他对制定美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远不如邱吉尔先生对制定英国战略所发挥的影响那么大，从而对盟国战略的影响也是如此。  
　　与邱吉尔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美国的参战，罗斯福先生似乎满足于让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遵照他的一般指导和批准，放手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而他只在极少的场合才出面干预，这种场合他就作为对立观点的调停者出现。邱吉尔先生与此不同，他以著名的口才积极地为他的战略方针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为他的战术方针、武器、装备以及英国在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的其它每一个方面辩护，并且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把这一切强加给他的政府同僚和战场指挥官们。  


罗斯福先生的决定性干预  
　　这样对比很容易过头，因为这种对比与记录在案的事实不尽一致。在罗斯福压制他的参谋长们的二十多次(而不是舍伍德所说的两次)事例中，有半数以上是发生在1942、1943和1944年。这一估计还不包括如下情况：参谋长联席会议由于知道不会得到罗斯福先生的支持，因而主动放弃向他呈报某项代表他们最佳军事判断的计划。  
　　如果说罗斯福先生比人们直接看到的更积极地控制战争的实施，那么主要是在1942年和1943年，这样说是真实的。1944年到1945年期间，他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有一次重要的例外，那就是1944年10月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就1944年到1945年来说，也仅仅是就这个时期来说，人们可以同意埃尔曼教授的看法：“白宫形成的美国战略，同以前五角大楼形成的美国战略如出一辙。”  
　　 1942年到1943年期间，罗斯福先生曾在四项重大决策上推翻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  
　　 1．1942年7月的“火炬”决策；  
　　 2．1943年3月，罗斯福决定把一批美国舰艇拨给英国，以支持它每年以二千七百万吨的速度从海外进口非军事物资；  
　　 3．他在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出面干预，以缩小横渡海峡进攻的规模；  
　　 4．1943年11月，他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取消“海盗”计划(在孟加拉湾发动两栖进攻)，以支持1944年的缅甸战役。  
　　 1942年7月，罗斯福先生关于“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美国当时所有的军队，包括4月以来陆军部为1943年进攻欧洲大陆而海运到英格兰去的部队，都用来进攻北非。这项决策改变了美国军事政策原定的方针，并且确定了1943年期间必须制定的美国战略的轮廓。  
　　 1942年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打败德国，提出了把盟军部队集结于英格兰，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罗斯福先生采纳了这项计划。同年4月，英国也采纳了这项计划，并开始准备。但是，这项计划还包括一项附加计划，即“大锤”计划，对此，英国人立即表示怀疑和不安。“大锤”计划是盟军预定于1942年9月发动的一次武装袭击。这次袭击预定在出现下列两个重要条件之一的情况下实施：(1)如果俄国人行将崩溃；(2)万一德国人出现崩溃的种种迹象。英国人断定“大锤”计划是盟军经受不起的一次冒险，并且收回了对这一附加计划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因为拿去冒险的大部分部队将由英国人提供。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而结果是陷入僵局。7月，罗斯福先生打开了这个僵局。他派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指示他们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或者按“大锤”计划行动，或者按某个其它计划让美国地面部队主力于1942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他在这些指示上的署名是：“总司令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大锤”计划(英美关于战略的协议在这个计划的岩石上碰得粉碎)是美国计划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所要求的，首先是1943年春对德国进行一次全力以赴的横渡海峡进攻。英国人毫无保留地承担了这项义务。为什么当时美国人坚持“大锤”计划是必要的呢？看来明显地是由于罗斯福先生早在1941年12月就已表明，并一再重申，他想要美国地面部队在1942年年底以前在欧洲投入战斗，而除了“大锤”计划以外，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不出可以接受的其它方案，以满足罗斯福先生的要求。“火炬”计划是英国人可以接受的方案，但不是美国战略家们所能接受的。罗斯福先生却下令采纳这项计划。不久就发现，他这样做是挖了1943年“围歼”计划和“大锤”计划的墙脚。  
　　这是否意味着总统是半心半意地(如果不是虚情假意的话)支持美国的计划，并且从一开始就赞同邱吉尔先生的地中海战略，而不赞成1943年从英国发动进攻呢？史汀生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他写道，这(地中海战略)是总统“心爱的私生子”，而且他暗示说，是邱吉尔先生把它搁到罗斯福先生门口的。但是除了史汀生先生的说法以外，缺乏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因而没有理由认为罗斯福先生是虚情假意地表示支持“围歼”计划。他曾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利·霍普金斯于4月份到英国去说服邱吉尔接受这项计划，同时他在国内放手发挥他的权威，把在英国集结部队一事置于优先地位。  
　　罗斯福先生公开表示的立场是：如果1942年美国地面部队主力在欧洲的进攻行动，与为在1943年发动攻势而集结部队这两个目标互相冲突，那么前者应处于优先地位。必须记住，在1942年的情况下，罗斯福先生坚持这一点是关系到美国人曾保证忠实执行的联盟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德国是头号敌人。罗斯福先生身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不会看不到这一点。1942年对日战争是美国公众同仇敌忾的战争。只有当美国部队在欧洲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才能指望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得到民众的强烈支持。  
　　在五角大楼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罗斯福先生用英国人的思想来代替美国的战略方针。这一点发展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他接受了一种非决定性的包围战略，摒弃了从英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的战略。1943年5月“三叉戟”会议上，甚至在这以后，美军参谋长们感到他们必须重新赢得总统对直接打击战略的支持，进而确保他的支持坚定不移。但是要说他曾经背离过这项战略，只有参谋长们的忧虑是唯一的证据。当1943年这一战略具备了成功的条件时，他运用其影响来支持在1944年春付诸执行。而他的军事顾问们却及时认识到了推迟执行的好处。1943年春，英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把全部家当孤注一掷。而推迟执行则有助于制定一项更加适合全球性两线作战的美国战略，后来这项战略几乎导致了对日本和德国的同时胜利。  
　　罗斯福先生用他自己的战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战略，最著名的一例是“火炬”计划。他拒绝他们的判断，决定克服英国人的进口危机，这一点直到最近才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尽人皆知，战时和平时，英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有赖于源源不断的进口。1942年时，德国潜艇把这极端重要的进口量从战前年平均五千万吨降到二千三百万吨。英国人看到自己濒于灾难的边缘，尽管他们对国内的消费和劳务实行了严格的限制。1942年11月，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为了共同作战的利益，借给足够的船只，以便在1943年把进口量提高到他们为维持生存和战斗力所必需的最低标准。他们估计这个最低标准为二千七百万吨。总统立即答应以美国船只满足他们的需要，并指示海运委员会主席兰德将军负责提供。11月30日，他向邱吉尔先生保证“不经他亲自批准”，美国船只不得挪作它用。  
　　到1942年底，情况比英国人在11月间所预期的甚至更坏。为了支援北非战局需要更多的货船，而这些货船被潜艇击沉者超过了原先的估计。1942年最后一个季度，英国的年进口量不是二千三百万吨，而仅仅是二千万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直到12月后期才获悉总统对邱吉尔先生的承诺，而且仅仅是“非官方地、私下地”通过英国驻华盛顿参谋团得知的。他们似乎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此事。一个月后，在卡萨布兰卡的盟国会议上，他们同意英国参谋长们关于1943年的作战行动，这一行动还需要追加六百万吨货船，这批货船除非牺牲英国的进口计划才能得到。但是，英国人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认定总统的保证不会食言。  
　　直到近七周之后的3月份，误解的迷雾才消散到足以使有关各方面看清他们是在走向冲突之路，而这时船舶危机已发展到濒于灾难的程度。2月，隆美尔突破了突尼斯的美军防御；3月，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新的危险高峰。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让总统在下列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眼看着经他同意正在进行的1943年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要么削减英国的进口。4月10日，他们正式地向他提出他们的看法。  
　　他们迟误了两周。3月中旬，邱吉尔先生派遣他的外务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到华盛顿去达成了一项谅解并采取行动。总统未经与军方磋商，就指示哈里·霍普金斯和军事海运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去凑集足够的船舶，以兑现他的保证。道格拉斯确信军队正在浪费它们控制的船舶吨位(同时与霍普金斯一样对军队的反英态度感到不安)，向罗斯福先生建议说，他的指示可以实现，而不致打乱军队的战略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取得这一结果，部分地由于罗斯福先生洋洋自得的信念——人们在必要时，能够做到比他们认为可能做到的更多——得到证实；部分地由于4月间盟国反潜战的突然胜利，及时证明了罗斯福先生乐观的赌博是正当的。3月以后，船舶损失急剧下降，而新造船舶数量开始超过人们的预料。当盟国首脑于8月间在魁北克会晤时，船舶赤字已成往事。同时在5月份，罗斯福先生指示今后十个月内，每月向英国移交十五至二十艘船只，从而慷慨地实现了他对邱吉尔的保证。  
　　这件事可以说明美国的战争努力协调得不够紧密，这正是罗斯福先生作为行政领导者的特色。但是他的保证意味着，关于使用美国军事资源的决定是由他作出的；而他不顾军事顾问们的抗议执行这一保证，表明他决心使美国的军事努力忠实地服从于我们对英国人的战略义务。  
　　在处理“火炬”决策时，罗斯福先生的手法是一步一步地把事实摆在他的军事参谋长们面前，这些事实可以说明他的决策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在1943年5月盟国会议(“三叉戟”)上的干预，表明他在使用另一种手法把他的战略观点加诸别人。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正如他们自己感到的那样，在1月份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在英国人面前“输得精光”；5月份去参加“三叉戟”会议时，他们深思熟虑地准备好迫使英国人执行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据我们所知，他们在会前向罗斯福先生作了汇报，他们一定会通知他：他们将坚持相当于“围歼”计划规模的强大进攻。他是否同他们进行过争辩，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他不可能不冒同英国人破裂的危险(这种破裂肯定是他受不了的)而去支持他们，或者违背海军的意志，命令它为欧洲生产坦克登陆舰；金海军上将需要这些登陆舰，以便在1944年发动他的穿过中太平洋的攻势，并把航空兵带到可以轰炸日本的距离之内。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他也许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更重视战时生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同战时生产局关于“可行性”辩论的结果不久前透露出来的。无论如何，他在“三叉戟”会议开幕词中所做的是宣布他的如下意见：盟国也许不得不在1943年春按“大锤”计划的规模，而不是按“围歼”计划的规模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至于什么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他比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估计更为现实。美国人研究了英国人提出的数字(英国人带去一项甚至比美国人建议的规模更大的登陆进攻计划)后不再怀疑，除非能够提供更多的登陆舰，否则翌年春只能出动一支不大的登陆突击部队。美军参谋长们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提供他们希望英国人发动的、更大规模的登陆突击所需要的各型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而他们是很不情愿做出这些保证的。罗斯福总统让他们扶着拐杖走路，而这根拐杖支持不了他们的重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从实际出发，接受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开始制定一项规模较小的突击计划，作为当时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步骤，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围锤”ROUND HAMMER)，马歇尔将军称之为：“大于‘大锤’，小于‘围歼’的某种东西”，再加上英国的一项保证：同意1943年11月从地中海抽调七个师到英国。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取消“海盗”计划的决策。这项决策是继英美两国首脑在德黑兰同斯大林会谈以后，罗斯福先生于1943年12月5日在开罗作出的。这次行动是为把蒋介石的地面部队投入缅甸，重新打开缅甸公路的苦心经营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参谋长们是抱着拯救盟国对中国的军事政策的一线希望制定出这项计划的；罗斯福先生一再把这项军事政策抓在自己手里，而不顾马歇尔将军和史汀生部长坚定而坦率的劝告。英国人不喜欢这项进攻缅甸的计划，但是美军参谋长们劝他们接受它。这项计划的成功有赖于使用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蒋介石在开罗同意合作，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答应：盟军在进攻缅甸的同时，发动一次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进攻。这就是“海盗”计划。在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讨论战略以前，在开罗与蒋介石欢谈的时刻，罗斯福先生曾对蒋介石答应了这项“海盗”计划。

战争时期，总统的所作所为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伤脑筋的了。未经与美军参谋长们商量，他就对蒋介石作了保证，甚至没有直接把此事通知他们，他们是通过“小道”得知的。只有动用本来不多的、宝贵的坦克登陆舰中的十五艘才能实施“海盗”行动，而这些坦克登陆舰是执行春季“霸王”行动所必需的。一周以后，在德黑兰，罗斯福先生又答应执行5月的“霸王”行动，这项计划是他们的战略的最心爱的目标。这一点使美军参谋长们在英国人面前处于难堪的地位：为了从职责上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他们不得不顽强地支持“海盗”计划，即使他们和英国人都知道这样做会使“霸王”行动在春季无法实施，也可能在1944年内任何时候都无法实施。直到最后一刻，罗斯福先生才勉强让步，如同美军参谋长们(除金上将外)所希望的那样，收回了他对蒋介石所作的保证。  
　　但是，在处理“海盗”计划这个问题上，他是最后一次与参谋长们分道扬镳。从1944年1月起到他去世为止，除了上文提到的召回史迪威这件事以外，他不但让他们指挥这场战争，而且运用他的权威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甚至不惜同英国人作对。  
　　美军参谋长们以沮丧的、毫无掩饰的不满心情接受的“火炬”决策，搭起了将演完美国的欧洲战略和太平洋战略这幕大戏的舞台。谁也不会怀疑这座舞台是罗斯福搭起来的。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他完成了这件事之后，就让美军参谋长们同英国人一起放手大干。从“三叉戟”会议开始，他就坚定地支持他们，只有“海盗”计划是例外。他在上述“三叉戟”会议上的行动是对这种看法的挑战。确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论断：与美军参谋长们不断为之同英国人斗争的那种战略不同，1943年期间美国战略所采取的现实主义形式是罗斯福先生一手确定的。  
　　实际的美国战略是什么呢？  


美国战略及其决定性因素  
　　 1943年1月的形势迫使英美两个盟国承担两项任务，它们毫不犹疑地为这两项任务优先分配他们的共同资源。一项是消除德国潜艇威胁，重新控制英美之间以及它们同俄国之间的交通线的战役；另一项是给俄国人以慷慨援助，让他们继续同德国人厮杀。同时美国人愿意(陆军航空队更是求之不得)派出他们的重型轰炸机到英格兰去同皇家空军一起轰炸、烧毁轴心国战争经济的要害目标，打击敌人的战斗意志。直到1944年4月，这次联合轰炸攻势才转而夺取欧洲的制空权，把它作为1944年5月1日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先决条件。这一进攻也是盟国同意的，尽管还只是原则上同意。  
　　至于地中海，1943年1月时，盟军在突尼斯处于守势，美国人正在执行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赶出北非这一任务中他们承担的那一部分。5月，盟军完成了这项任务。美国人在卡萨布兰卡曾同意：上述任务一完成，就参加下一步必要的作战行动，诸如打通地中海通往同中东、俄国(取道波斯湾)和远东的交通线。为此目的，美国人同意7月进攻西西里。这一着震撼了意大利政府，使它开始试探投降之路。美国人为了确保使意大利投降，并且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导致快速占领意大利，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于是承担了进攻意大利本土的义务。当纳粹突然决定扼守意大利，并投入一支部队坚守他们在那里的阵地时，美军参谋长们愿意参加一场对德军的大战役。理由是这样做可以牵制并消耗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同时盟国可以集结足够的兵力于英国，以便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对英国人持续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来限制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进行的其他作战，以利于在英国集结力量。  
　　美国人同英国人一道执行这些决定，表明美国人正回到盟国原来的协议，即他们初期的战略应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外缘形成一道包围圈，并且不断收紧，直到他们作好准备，一举击中德国人的腹腔，把它打倒。美国战略明显背离盟国原定战略的地区是太平洋。在盟国原来的战略计划中，它们同意在盟国打败轴心国以前对日本只进行箝制。但是1943年时，美国看到在1944年以前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毫无希望，甚至连可能性都成问题，于是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只通知英国人说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后，他们为夺取日本人在拉包尔建立的强大海空堡垒而战。在年底以前，金上将和尼米兹上将正在为穿过中太平洋的强大进攻准备部队。同时，美军参谋长们坚持(虽然是徒劳的)要在缅甸发动一次地面战役，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缅甸公路。  
　　关键性的1943年中的美国战略，简要说来就是如此。这一战略除上述头三项——反潜艇战、援助俄国和轰炸机攻势以外，并不是美军参谋长们(金海军上将除外)所想要的那个战略。负责欧洲战略的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力图实现的是对1944年春横渡海峡进攻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一旦地中海作为交通线被打通，他们首先将把地中海战区置于看守地位，把该地部队主力调到英格兰去。他们曾同意(虽然是有条件的)把地中海作为主要的活动场所，那时他们看到这样做有利于支援“霸王”计划。  
　　但是，这一战略，除了上述那三项例外，也不是按照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参谋长们的愿望制定的。他们怀着焦急和怀疑的心情注视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攻势。他们表示不满，并且反对为了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而强加于地中海作战的严格限制。  
　　盟国的战略是在1943年时通过部署它们的军事资源定下来的。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或者英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那么这个战略就会面目全非了。这个战略是美军参谋长与英军参谋长之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陆，海、空三军之间，通过针对情况的变化进行的一连串现实主义的调整，从而达成妥协的结晶。但达成妥协的时机和照顾平衡是由罗斯福先生掌握的。  
　　试举例以说明之。  
　　 1943年1月，当盟国会晤于卡萨布兰卡以决定他们当年的任务时，美军参谋长们还没有克服因“火炬”行动打乱了他们的希望和计划，而造成的失望和混乱状态，他们内部还没有就新的计划达成协议。于是罗斯福先生出面定调子。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总是乐意做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参谋长们想要他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不要忽略这一事实：早在1942年11月，盟军在非洲沿海一登陆，正是罗斯福先生主动燃起邱吉尔在地中海集中兵力的美好希望，建议让盟国参谋联席会议探索“指向撒丁、西西里、意大利、希腊及其它巴尔干[请注意‘巴尔干’]地区的下一步进攻行动”的可能性，“包括为通过黑海进攻德国侧翼而谋求土耳其支持的可能性”。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军参谋长们通知英国人说，美国必须对日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给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动的宏伟计划泼了一瓢冷水。这就偏离了一致同意的在打败德国以前，在太平洋只进行牵制的战略。英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表示抗议，但他们还是默认了。如果他们不知道罗斯福先生是赞成这种偏离的，他们很可能不会这样做。  
　　罗斯福先生在下一次盟国会议——1943年5月的“三叉戟”会议上插手干预，把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提出的“围歼”行动规模削减到力所能及的程度，这一点上文已经叙述过了。  
　　三个月后，即将在魁北克再次同英国人会谈时，美陆军参谋长们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竣地要求英国人毫不含糊地承诺把1944年5月1日横渡海峡的进攻，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但是，马歇尔将军也许想起了“三叉戟”会议，在开会以前，采取了预防措施，派他的主要计划制定者汉迪将军从魁北克飞往华盛顿晋见罗斯福先生。据一位官方历史家说，“当罗斯福总统第二天到达魁北克时，一项早就明朗的妥协正在酝酿中，美军参谋部接受了次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的东西”。英美两国参谋长们经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批准所做的决定是：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提出的计划，把“霸王”行动从计划阶段过渡到具体准备阶段，但是没有取消该计划原定的条件，也没有授权实施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尽管邱吉尔先生现在希望把进攻的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甚至12月间，为确定1944年的行动，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的摊牌会议上，罗斯福先生显然认为“霸王”计划可以而且应该在春季实施，而美军参谋长们拿不准英国人是否愿意把这项计划坚持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在斯大林表态以前，罗斯福先生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他在与斯大林和英国人会谈的全过程中，在进攻的具体时间问题上，甚至在地中海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上，抱着比他的参谋长们更为虚心和灵活的态度。  


太平洋、横渡海峡进攻与罗斯福先生  
　　 1942-1943年间，罗斯福先生处理的战略问题(他处理这一问题时，对时机和平衡给予了最密切的注意)，是地中海和太平洋两战区互相矛盾的要求。1942年夏，当英国人收回对“大锤”计划的支持时，金上将就确信他们再不会支持一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他和马歇尔将军去见罗斯福，建议美国在太平洋放手大干。罗斯福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把他们克了一通。他们必须坚持德国是头号敌人的原则；那时和以后都没有提出过任何正当的理由来怀疑这一点，罗斯福先生同他们一样确信要打败德国，必须发动一场直接的、大规模的进攻。但是在卡萨布兰卡，他让金上将通报说，美国必须对日本转入进攻，随着美国资源的更加丰富，罗斯福先生允许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太平洋。  
　　不管这一政策使我们同英国人的关系多么紧张，也不管它使陆军部多么不安，罗斯福先生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他从那张列举1943年战争生产“必须”完成的项目的著名清单中，删去了登陆舰艇，当时删去这个项目使金上将很高兴，因为他不希望别的任务来妨碍他的造船厂建造一支新的舰队去压倒西太平洋的日本人。1943年3月，英国人迫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建造坦克登陆舰，因为没有坦克登陆舰就不可能实施1944年的“围歼”计划。当时，他们的这项请求遭到了怀疑，金上将奉命挡驾。在“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先生允许金上将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政策写入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甚至在“象限仪”会议上，当“霸王”行动所能得到的坦克登陆舰成为紧迫问题时，尽管罗斯福先生出面强烈支持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但他并未采取明显的行动来增加坦克登陆舰的生产，或者事后改变原定的分配方案；该方案允许金上将优先得到海军造船厂从10月开始下水的坦克登陆舰。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罗斯福)放弃了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或者不再认为横渡海峡的直接进攻是必要的。他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得到加紧对日进攻的手段，但他把制动器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当金上将接着1942年6月的“火炬”决策之后，立即强烈要求加强太平洋地区时，罗斯福先生支持陆军部反对这样的要求，至少在肯定“火炬”将使1943年的“围歼”计划告吹之前是如此。1942年10月24日，他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瓜达卡纳尔，即使这样做会耽误其它许诺(包括对英国人所做的许诺)的实现，也再所不惜。这一决定使阿诺德将军感到紧张，当时，他正在为阻止把他的重型轰炸机从英格兰转移到太平洋而与海军进行斗争。他指出，这样做“可能完全改变我们对德国的战略作战计划”。但是，在这同时，罗斯福先生指示，欧洲战争所需产品的原定最优先项目，仍然继续有效。有些二战史家们谈到罗斯福先生迟迟才转向“波列罗”计划(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但是，我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需要实行这种转变，或者说明他曾经放弃过1942年7月13日对哈利·霍普金斯指示中所采取的那种立场；当时，他即将派遣霍普金斯到英国去谋求1942年在欧洲采取行动的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我希望‘波列罗’和‘围歼’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目标，即使中途不得不间断也罢。”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有明确日期的大举进攻还没有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将军和他的计划者们越来越感到忧虑，因为他们确信“霸王”计划所需要的弹药和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错综复杂的军事工业体系提前安排，某些特殊产品的时间提前量长达十八个月。罗斯福先生肯定知道这一点，然而，他冷静地推行他的政策，并承担风险，他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只能猜测。鉴于他只是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才开始比较明确地赞成1944年的“霸王”计划，可以看出，那时已经具备了两个条件：(1)德国潜艇已被赶出大西洋交通线；(2)现已充分动员起来的美国战争经济正源源不断地生产各类器材，其产量之丰富，超过了最乐观的期望。如果美军参谋长们一意孤行，硬是在1943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那么盟军的战略将会把一切都押在一场非常危险的赌博上。到1943年夏，盟国跨进了一个物资丰富的时期，他们可以下大赌注而又有更大的成功把握。  
　　罗斯福先生是个不按乐谱演奏的人。但是，可以这样认为，他对美国的战略指导所依据的思想是：美国的作用是自始至终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对胜利应做的贡献是以迅速增长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美国的敌人望尘莫及的)同敌人相对抗，然后用这种力量去摧毁他们，同时尽可能减少人员的伤亡。罗斯福先生逐渐把行动方针转变到更坚定地支持他的军事顾问们坚持不懈地为之斗争的“霸王”计划的实施上，这可以证实上述的猜测。  
　　早在1941年1月，当他的军事参谋人员即将同英国参谋人员举行秘密的“ABC”会谈时，他为他们规定了两条指导原则：(1)“……我们的军事方针必须是很保守的，直到我们的实力[已经]壮大为止”；(2)“……我们必须准备好用我们现有的手段行动。”只有当军事力量的优势建立起来时，才有把握制定明确的战略。直到1943年底，“许多类别的军工产品才赶上需求”。但是，到1943年夏，军工产品的丰收已经在望。当丰收实现的时候，还得谨慎地将现已生产出的弹药和装备适应战略计划。但时至今日，由于军工生产正开足马力，我们在弹药和船舶方面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决定性地用于不止一条主要战线。坚定不移地提前制定所需各型武器和装备的计划问题，仍然使美军参谋长们伤脑筋，并且继续使英国人对他们抱有一个坏印象，认为他们是“僵硬的”计划制定者。但这个问题已不是那么紧急了。罗斯福先生在1943年11月于德黑兰与斯大林会谈以前，并没有最后授权他的参谋长们把这种潜力集中用于对德作战。但是，我认为有理由相信，1943年春夏他越来越公开地支持全力以赴地横渡海峡进攻，是因为他知道他将获得的力量足以使这次进攻收到决定性的效果，同时不影响实现其他的重要目标。如果说他对仍然十分短缺的一项补给晶——“霸王”行动所需的突击登陆舰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那么，这一点与他多次表示的信心是一致的，他确信：如果军人真正需要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能搞到手。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对的。  


迂回和一贯  
　　这个问题，如同罗斯福其他许多行动和动机一样，还需要我们去猜测，因为他有一种独特的偏爱：用迂回的手法办事。他很少公开他的动机，而且不象邱吉尔那样同自己的顾问们研究问题。他不喜欢、并且避免同他们争论，而喜欢用极不规律的、个人的方式工作。马歇尔和金可以直接去见他，无论什么时候他感到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就把他们叫到白宫去(有时他还在床上)。但是，只有当他作抉择时，他才听取意见，而且只是偶尔为之。马歇尔将军似乎成了他不可缺少的顾问。1944年1月，他对马歇尔解释他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的决定时说：“你不在国内，我晚上睡不好觉。”但有一次在战争正紧张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告诉阿兰·布鲁克，说他已有两周未见到总统了。罗斯福先生为了建立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经常联系，采取了一项措施，即任命利希海军上将为总统参谋长，兼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就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有用的但并不完善的联系。总统的心腹好友哈利·霍普金斯的影响要大得多。此人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幕后成员和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实上的成员。但是，很明显，罗斯福先生对美国战略实行决定性控制的1942-1943年这一阶段的末期，他的军事参谋长们没有预见到他的某些最重要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是消极的，正如埃默森教授所指出的，他从自己的长期政治生涯中学会了一种决定问题的方式，即无为而治。一般地说，罗斯福先生相信事物的必然逻辑胜于相信事先的周密计划。当他看到某些事情可能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发生的时候，他有意地听其自然而不下达命令。每当专家们把一项军事目标同公开声言的手段不足的矛盾摆在他面前时，他爽快地命令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和生产负责人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他总是相信他们能够做到比他们宣布可以做到的要多。当他没有下定决心时，他是不露声色的。但是，一旦他下定了决心，那就雷打不动。利希海军上将曾告诉我们，有一次他向罗斯福先生汇报了参谋长们同罗斯福先生有分歧的意见后，罗斯福先生对他说：“比尔，我是个顽固分子，这个问题我已下定了决心。我们就这样干下去，你改变不了我的主意。”  
　　鉴于罗斯福先生处理问题的方式，加上没有象邱吉尔先生那样的回忆录可供查考，历史家们几乎象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罗斯福先生的决策同样地难以追踪他对美国战争的军事指导所给予的影响。但是，根据现有记录，肯定地不能说他因为拒绝或者不理睬他的军事专家们的建议而感到后悔，也不能同意邱吉尔先生的说法：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  
　　罗斯福先生作为美国战时领袖所遵循的原则和他坚持这些原则的决心，是他早就明确表示过的。如果说美军参谋长们难以预见他将责成他们如何实际运用，那么，他们对于下面这一点是不会怀疑的，那就是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或措施，只要罗斯福认为是同这些原则相冲突的，就会遭到他的拒绝。这些原则可以归纳如下：  
　　 1．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维护，这既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要求大不列颠的存在和它在战后享有作为大国的行动自由。  
　　 2．纳粹德国是头号敌人，必须尽早将它打败和消灭。  
　　 3．必须给予苏俄以慷慨的援助，使它打到底。  
　　 4．必须强迫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  
　　 5．必须使中国继续打下去，以便作为一个大国进入战后世界。  
　　 6．战后世界中美国的利益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这个组织要站得住，首先必须得到胜利的盟国——美国、大不列颠和英联邦、苏联和中国坚强的指导。  
　　这些既是政治目标，也是军事目标。把罗斯福先生作为总司令来研究，重要的是他为达到这些目标所作出的决定具有军事意义，只有中国是明显的例外。在中国问题上，罗斯福先生总是用他自己的判断来代替他的军事参谋长们的和英国人的判断。他为那个战区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以惨败而告终。  
　　他所制定的美国和盟国在欧洲打败轴心国，在太平洋打败日本的战略则是成功的。美国从一开始就同意美国的主要力量必须首先用于打败德国，这一点必须完成。但是，如何完成呢？没有证据可以怀疑，1942年春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围歼”计划时，罗斯福先生是半信半疑地表示支持，或者在“火炬”行动之后，他才被争取过来，认识到有必要用一支诸军种合成部队从英国对德国实施致命的打击。实际上，重要的问题是打击的时机和最大限度地、积极地利用当时我们所拥有的手段，直到我们聚积起足够的力量去实施致命的一击。这个问题，罗斯福先生比他的军事顾问们认识得更早、更清楚。1943年期间，当我们终于快要拥有这种力量时，罗斯福先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赞成1944年春实施的这次打击。他推迟这一打击的时间，保持了我们同英国人的一致，打通了地中海的交通线，推翻了墨索里尼，迫使意大利投降，迫使德国转入防御，开始打烂了他们的空军和战争工业，并且使我们有了一支经过锻炼的部队和指挥官。与此同时，这样做也使罗斯福先生得以让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放手打败日本人，而盟军也增强了实力，保证“霸王”行动具有成功的把握。总之，主要由于罗斯福先生发挥了他的军事权威，美国才制定了适合于全球范围的两线作战的战略，这一战略导致日本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当我们还没有重新部署我们的部队时，就被迫投降。  


本章附录  


(一)罗斯福不顾其军事顾问的劝告或抗议所作的决策：  


1938-1941年  
　　 1938年11月，下令两年之内生产一万架飞机，并建立年产一万架飞机的生产能力，后来又把这个指标提高到年产五万架。  
　　 1940年6月，下令给予英国除参战以外的各种援助，包括提供弹药、装备和补给品；陆海军认为这些物资是美国重整军备所必需的。  
　　 1940年6月，下令把B-17型飞机调到英国。  
　　 1940年6月，命令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威慑日本人。  
　　 1941年5月，下令对中国实行租借法案。  
　　 1941年5-6月，下令在大西洋西部驻军。  
　　 1941年7月，下令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  
　　 1941年7-8月，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陆军司令)，并下令加强菲律宾防务。  
　　 1941年11月，批准赫尔对日十点最后通牒。  


1942年  
　　 3月，指示全面执行对苏租借法案，并谈判第二个议定书。  
　　 5月，不顾马歇尔将军的反对，(实际上)向莫洛托夫保证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6月，拒绝了马歇尔和金上将在太平洋放手大干的建议。  
　　 7月，决策执行“火炬”计划。  
　　 8月，压制马歇尔及其参谋部关于在高加索建立一支航空队的建议。  
　　 12月，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改变了自己对“海盗”计划的态度，并且压制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  


1944年  
　　 10月，在从中国召回史迪威的问题上，拒绝了陆军部和利希海军上将的判断。  


(二)显然是总统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  


1941年  
　　 1月，就英美参谋人员秘密会谈(ABC会谈)中应遵循的原则，向陆海军参谋人员下达指示。  
　　 7月，指示陆军部和海军部提出为打败轴心国和日本所需的生产量。  


1942年  
　　 1月，杜利特尔于4月间执行的对东京的轰炸，是罗斯福建议的吗？  
　　 3月，划分美英战略责任地区。  
　　 4月，命令海军派出别动队到印度洋去支援锡兰(现名斯里兰卡)，派“华盛顿”号和“瓦斯普”号开往斯卡帕湾。  
　　 8月，命令陆军航空队提出为取得对轴心国和日本的全面空中优势所需飞机数字的估计。  
　　 11月，答应向邱吉尔提供美国船舶，以保证1943年英国进口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  
　　 11月，向邱吉尔建议，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突尼斯取得胜利后，拟定在地中海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1943年  
　　 1月，建议由他和邱吉尔谋求斯大林明确同意参加对日战争。  
　　 1月，宣布以无条件投降为同盟国战争目标。  
　　 3月，命令给麦克阿瑟更多的飞机，以支援他打到拉包尔。  
　　 8月，把他关于在地中海的下一步作战计划交给马歇尔，要求他提出具体落实方案，而不是提出评论。  
　　 10-11月，指示陆军部，并要求邱吉尔加强阿萨姆的空运，同时(11月10日)亲自出面要求邱吉尔和蒋介石以“马特霍恩”(从中国境内基地起飞的B-29轰炸机)予以支援。

第四章 空中力量和战略  
肯特·格林菲尔德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1963  
一个巨人的迅速成长  
1942-1944年：一个长期推迟的希望  
航空兵的学说和军种间的紧张关系  
陆军的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  
1943-1945年与地面部队的协同  
1944-1945年的重型轰炸机攻势  
战略合作  
回顾  



　　在战略的演变中，如同人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所作的决策及其效果主要受可行性制约，即受那些在特定时间内，以现有力量看来可能做什么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制约；同时也受现有力量的效能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家们掌握了一种新的力量因素——空中力量，它在大战中上升到同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且改变了所有的战略估计。  
　　对空中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作用的看法很难保持客观性，在美国尤其如此。空中力量的迅速发展和美国航空兵领袖们大胆的、未经考验的种种要求引起了严肃的担心，造成了军种之间激烈的竞争气氛。要年轻的、野心勃勃的美国航空兵领袖们保持客观性是困难的，甚至要使象我这样的战时曾分别参加某一个军种的历史观察家们保持客观性也是同样困难的。但是战后空军的历史家们在美国和在英国都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和判断的基础，以便更公正地评价作为设计和执行战略的一个因素的空中力量。  
　　从为了执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而建立起来的部队这个方面来考察美国战略，应该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战争期间，美国作战部队所显示的出人意外的规模。海军的扩充和力量是不足为奇的，而地面部队和航空兵的相对规模则是令人惊奇的。1944-1945年进行决战时出现的美国战斗部队，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一个坚实而强有力的，但又是较小的地面战斗拳头。在1941年的“胜利计划”中，陆军部估计，为打败轴心国和日本，陆军需要二百一十五个师。但是，1943年当这个数目达到九十个时，马歇尔将军决定停止建立这些师。到欧洲胜利日(即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日)，只建立起八十九个师。然而，1943年中盟军的战略，正如我们看到的，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打败德国，需要对欧洲大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1944年6月发动这样一次进攻后，它就成了盟国的主要努力。  
　　这是事实的考虑。还有一种判断的考虑，这种考虑对于用公正的目光看待盟国为进行战斗所作的努力，是一种基本的考虑。硬说空中力量在战胜德国和日本方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空中力量与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按新的方式结合使用并且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成为打败德日的首要因素，则是无可争辩的。在欧洲进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的专家们(他们审慎地保持客观态度)持这种看法：即使盟军不跨过莱茵河，盟军战略轰炸部队在几个月内也会迫使德国投降。对太平洋空中力量的平行调查，在对日战略轰炸的效果这个问题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需要调查的，那就是：美国航空兵与海上力量的结合，迫使日本在陆军还没有进攻它的本土之前就投降了。  
　　美国的航空兵部队赖以对胜利作出这些决定性贡献的威力是怎样取得和怎样使用的呢？  


一个巨人的迅速成长  
　　我们参战后的三个月，陆军航空兵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巨人，在美国军事组织和盟国军事会议的高桌旁，同陆军和海军并肩就座了。它以飞快的步伐达到了这样的地位。三年前，它只不过是一支特种兵，与陆军通信兵，或陆军工程兵平行。三年后，航空兵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空中力量。  
　　这支强大的力量，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陆军通信兵的一个分支。1926年，这支空中勤务部队变成了一个兵种。但是，到1938年以前，它仍然只是陆军部的一个后娘儿。在这些年头中，美国航空兵可以说主要作为一种酵母，存在于曾在一次大战中飞上蓝天的一群年轻的陆军军官脑海中。这种酵母如果没有“比利”米切尔将军耸人听闻的鼓动，是很难引起公众注意的。  
　　这些年轻的航空兵军人的理想和目标就是战略轰炸。他们在1941-1942年间制定了一套学说和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是为了证明以轰炸为基础的独立空中战争的信念是正确的。到了1936年，他们顶住了海军的反对，并得到陆军部勉强的同意，将四引擎的远程轰炸机B-17“飞行堡垒”投入生产。他们相信用这种轰炸机能够实现他们的要求。  
　　他们讲的战略轰炸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需要下定义，因为它不确切。它包含着一种雄心壮志(如果说不算吹牛皮的话)。它意味着它所指的那种空中进攻是唯一真正的战略性进攻。这个词按照二次大战时期的用法，实际上意味着大规模地、系统地轰炸敌人的战争经济，破坏敌人居民的抵抗意志。这种进攻可以在地面和海上部队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实施，并且不需要它们及时的、直接的合作和支援。  
　　 “战略轰炸”这个词被用来指这种空前的作战样式，因为没有其它可以接受的现成的术语。  
　　有一件事曾经打破了束缚航空兵的保守的镣铐，那就是上述罗斯福先生战前采取的主动措施之一。这件事包含在总统1938年11月和1940年5月分别下达的两项命令中。第一项命令指示航空兵每年生产一万架飞机。第二项命令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陆军部小航空兵的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后来说：“在四十五分钟内我就得到了十五亿美元，让我建立一支航空兵。”  
　　上述第一道命令下达后，阿诺德将军就被提升为主管航空兵的陆军副参谋长。1941年春，罗斯福先生的新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象总统一样确信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空中战争”。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位能干的主管航空兵的陆军助理部长罗伯特·洛维特，照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1941年6月21日，陆军部建立了“陆军航空队”，其下设参谋部，并以亨利·阿诺德中将为参谋长。这些调整，也反映了1939年起任陆军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的看法和愿望。  
　　随着战争的逼近，在新闻界、国会中的航空兵热心者们和航空队中有影响的军官们，凭他们同陆军和海军打交道的经验确信，不独立就无法实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于是发动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这一行动遭到了马歇尔将军的反对。如果让阿诺德将军的参谋部和部队有更大的自主权，那么，连他也是反对的。斗争的结果是休战，体现在1942年3月3日总统的命令中，这项命令规定陆军航空队和陆军地面部队作为陆军的两支主要作战部队。因此，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的航空兵不象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航空兵那样独立，在名义上仍然是陆军的一部分。但是，在12月至翌年1月的盟军首次“最高”级会议上，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三个成员之一的阿诺德将军和马歇尔将军、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一起，同三位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平起平坐，共同指导英美为战争所做的努力。  
　　同时，阿诺德将军授权将他的部队由二十四个大队扩编到五十四个大队，然后又从八十四个扩编到一百一十五个，到1942年底以前要扩编到二百七十三个大队。其中，一百一十五个大队必须于1942年12月31日以前作好准备；到1943年12月31日以前应有二百二十四个大队作好准备。  
　　一个兵种按这样的比例扩大，在战争史上是破天荒的。在陆军航空兵的扩大过程中，由于它受到总统强有力的支持，陆军部为它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现在财源实际上是无限制的。在与其他军种争夺稀有资源的竞争中，航空队享有最大的优先权，当他们对军工产品的要求与海军发生冲突时，总统总是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他们被允许在选征兵役制以外征召高级的志愿兵充当飞行员和地面技术人员，并获准挑选陆军等级测验得分最高的应征者。1943年，他们吸收了陆军新兵中最高合格等级人员的百分之四十。  


1942-1944年：一个长期推迟的希望  
　　当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公开参战时，航空部队的轰炸机是唯一准备好向德国首先发起进攻的兵器。为在尽可能早的日期内使这样一次进攻有效，陆军航空队授权优先使用国家资源来建立和训练一支战略航空部队。  
　　尽管存在这些有利于实现美国航空兵领袖们最热衷的理想的方便条件，直到1944年最后几个月，他们才有机会对独立空中战争的决定性作用进行充分的、公正的检验。  
　　 1942年，美国战略轰炸机得以在欧洲上空实施轰炸以前，皇家空军早已对德国进行了猛烈的战略轰炸。5月，哈利斯将军的轰炸机部队已经能够出动一千架轰炸机对科隆实施夜袭。  
　　 3月，当陆军部提出“波列罗-围歼”计划时，阿诺德将军热心地表示支持。虽然这项计划让他的航空队在为进攻大陆铺平道路方面只起次要作用。他之所以欢迎这个计划，是因为这个计划使他能够抵制其它战区的海军和陆军指挥官们对飞机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并且可把他的重型轰炸机集中在欧洲。这就使他有机会在英国建立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的基础，于是第八航空队匆匆的集结和训练，并已经开始海运。  
　　 7月间，罗斯福先生作出了“火炬”行动的决策，把盟国所有准备好的部队都调到北非去。“火炬”行动耗尽了这支新建立的第八航空队的实力。正如阿诺德将军所说的，它意味着“甚至在我们真正拥有这支力量之前，就把它分散了”。第八航空队和它的剩余力量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袭击在布列塔尼沿岸的潜艇基地，对法国的工业目标进行小规模的练习性攻击。1943年1月4日，邱吉尔先生在他的一篇“会议记录”中写道，“我注意到美国人连一枚炸弹也没有扔到德国领土上”。  
　　但是，后来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统帅部让战略轰炸在1943年英美进攻行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统帅部批准进行一场联合轰炸攻势，除了潜艇战和对俄国援助之外，这场攻势可以优先动用英美两国共同的资源。皇家空军将继续进行夜间地域轰炸，而第八航空队则将对选定的工业目标实施昼间轰炸。这样，德国将遭受昼夜不停的战略轰炸。  
　　陆军航空队如此急于想要进行的这种战争，突然获准。1942年年底以前，有两支航空部队，即艾拉·埃克少将指挥的第八航空队和詹姆斯·杜利特尔少将指挥的第十五航空队全部投入战略轰炸；前者以英国为基地，后者以意大利为基地，两者都能达到德国境内的所有目标。  
　　但是，1943年是陆军航空队很失望的一年。由于力量继续转移到其它方面，陆军航空兵没有达到他们的扩军目的。在卡萨布兰卡，美国人说服了以邱吉尔先生为首的英国人，使他们放弃对美国人使用重型轰炸机实施昼间精确轰炸的反对。他们赢得了这一分。但是，当他们的B-17型轰炸机开始轰炸德国境内的敏感目标时，德国的防空力量(姑且不谈天候条件)使得他们的轰炸极不精确。更糟的是，一旦他们飞出了战斗机护航的距离时，“飞行堡垒”就不是无懈可击的了，也并不足以自卫。被德国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和飞行人员有增无已。最后，8月和10月对在德国的施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工业和飞机工业的两次大轰炸中，尽管轰炸是有效的，但飞机损失的比重是无法容忍的。美国战略部队不得不从德国上空撤出。正如英国空军历史家们说过的，这简直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  
　　美国实现了一次非凡的复苏。他们终于达到了扩军的指标，并且，按照一项紧急计划，他们得到了护航战斗机，先是P-47“雷霆”式战斗机，然后是P-51“野马”式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都带有可甩掉的油箱，能护送轰炸机到达他们的目标上空，并且有效地同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较量。  
　　现在距离横渡海峡的进攻时间不到六个月了，如果不把德国空军从法国上空赶出去，就休想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人知道，他们要想有效地轰炸德国的目标，必须首先摧毁德国的战斗机部队。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是单干的，这就是2月23日开始的“伟大的一周”。这件事刚刚完成(正是在关键时刻完成的)，英美战略部队就转归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而且奉命把保护和支援进攻法国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陆军航空队已在欧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同时恢复了对战略目标的轰炸。直到1944年9月，当盟军部队到达德国边境时，它们才完全装备起来，终于能自由地显示独立的空中战争有什么作为。当时，陆军航空队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显示空中战争的威力：在欧洲是从1944年9月到1945年4月，在对日作战中是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7月。  
　　这样长期推迟的原因从上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原因之一是1942年美国部队的应急部署。陆军和海军不得不把他们的部队分散到世界各地以弥补盟军防御中的漏洞。陆军航空队既然是可以最快地用到危险地点的战备部队，那它就是首当其冲的。现在人人都大声疾呼要求陆军航空队拿出他们的宝贝，即远程轰炸机，而这正是陆军航空队本身战略计划的关键武器。陆军部只是勉强地让航空队拥有自己的远程轰炸机，而且近在1938年时，它还在海军的要求下禁止陆军航空队飞机的航程超过海岸线一百英里以上。当战争爆发时，重型轰炸机一出厂就被送去保卫西海岸，并守卫从夏威夷到澳大利亚之间的重要岛屿锁链。现在重型轰炸机正飞到或海运到中东去支持严阵以待的英国人，在埃及的大门口和苏伊士运河击退隆美尔。新产品必须同海军分享；海军正在迅速发展它自己的舰队航空兵，包括陆军航空队生产的岸基飞机。在整个1942年中，陆军航空队飞机的生产受到扩军延期的干扰。在美国战时经济正投入全面生产的那个时期，关键设施的梗阻和短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3年)，使得享有种种优先权的陆军航空队也身受其害。陆军航空队同其它军种争夺优先地位的尖锐斗争，受到陆军部的支持，并有总统作为强大的后盾。总统不顾海军的强烈抗议，宣称1943年生产八万二千架作战飞机的指标是“必须”完成的。但是，陆军航空队经过批准的扩军目标却不可避免地推迟了。  
　　对制定一项独立的空中战略的限制始终存在，而且很严格，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一条限制就是盟军的大战略。这种大战略要求空中力量除了用于对德国的直接轰炸之外，还要用于其它的战略目标：配合海军的岸基轰炸机压制德国潜艇在1942至1943年间所构成的致命威胁；保护和支援地中海的盟军部队的作战行动(首先是在突尼斯，尔后是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最重要的、压倒一切的是充分使用空中力量保证1944年的“霸王”计划——伟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胜利。  
　　空军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决定都是同意的，并且忠诚地支持。英美两国某些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的空军领导人，包括美国陆军航空队参谋长阿诺德将军和后来成为驻欧美国战略航空队司令的卡尔·斯帕茨中将都相信，并且争辩说，如果盟国集中力量实施战略空袭，那么，他们不需要一场陆上进攻就可以很快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但这是对从未干过的事进行的一场赌博。既然手中已有装备起来、接近做好战斗准备的大批地面部队，那么，这也是一场不必要的赌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去干。官方的二次大战空军历史家们都一致同意，让战略轰炸服从于1944年大规模的空-地进攻的决策是正确而明智的。  
　　从以上的考察可以看出，有两个主题要特别加以考虑：一是陆军航空队与其它军种的合作，因为三年来陆军航空队通过与其它军种的密切合作，对胜利做了重要的贡献；二是战略轰炸，因为这是一种新的作战形式。  


航空兵的学说和军种间的紧张关系  
　　虽然美国航空队参谋长们的抱负是打一场他们自己的战争，但是，他们并不怀疑他们履行航空队协同使命的义务，既包括传统的使命，也包括盟国在新形势下要求紧急执行的使命。  
　　他们接受了这些义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采用自己的作战方式，按照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制定的空中作战学说来履行这些义务。由此产生的学说体系可以公正的被称为军事神学，因为它迄今无法得到经验的证实。  
　　这种军事理论的核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假设：飞机已达到的航程和速度与潜在的准确性和破坏性相结合，将空间、威力和灵活性引进了空中作战，这一点促使与其他军种合作的传统思想成为过时。  
　　除了年轻的美国航空队要打一场它自己的战争的雄心外，它那一套关于与其它两个老军种的部队合作的学说主张，就足以使它卷入与其它两个老军种之间激烈的纷争。1942至1943年，它曾同陆军司令官们为航空兵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的作用及指挥权发生争执。同期，它为岸基轰炸机在制服大西洋德国潜艇之战中的指挥权和使用权，同海军进行过激烈斗争。这两次分歧都是通过妥协解决的，事后看来，妥协的原则比人们预想的要合理得多。这两次分歧都是围绕航空队指挥学说进行的。  
　　陆军航空队坚持航空兵只能由航空队的军官们指挥和使用。由各兵种训练的军官指挥相应的特种部队，即一个炮兵指挥官指挥一个炮兵营，一个工兵指挥官指挥一个工兵团，这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些特种兵军官们要接受他们所隶属的或配属的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的指挥，而师长、军长或集团军司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步兵将官。使人感到新奇或震动的是新建立的航空兵领导者们愿意听从其指挥的唯一高级司令部。他们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承认其它军种的指挥官对航空队下达命令的权利，那就是：下达命令的必须是战区司令官，或者是一支大规模特遣队的司令官。即使这样，他只能给航空兵指挥官下达战略计划规定的任务，而且不要去管它如何执行。简言之，航空队从陆军部以师、军和集团军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诸兵种合成部队中超脱了出来。  
　　对于海军航空兵司令官们和陆军野战军司令官们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危险的学说。这种学说爆炸性地打中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两个信念：一是只有一名野战军的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陆军，只有一名老海军将官才知道如何使用海军；二是只有能自由地在陆上和海上运用“指挥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这条原则时，他才能有效地使用他的部队。  
　　没有一个人比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对他的信念更加坚信不疑。金上将(空军中将斯莱塞曾把他描写成“倔强而无情的战士”，莫里森教授则把他描写为“一个铁石心肠的汉子”)是一个热心航空事业的海军将领，但他铁面无情地反对陆军航空队的学说和它的不受约束的权利。他不相信陆军的重型轰炸机能够击中一个目标(B-17型飞机在1942年6月中途岛的关键性战斗中无所作为的表现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他对战略轰炸毫无信心。对于他自己的海军航空兵，他采用的是在舰队指挥下，航空兵与水面舰艇部队严格地统一行动的学说。  
　　这支不断扩大的舰队航空兵拥有岸基飞机，包括四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但是，当邓尼茨海军上将的德国潜艇于1月间立即开始攻击美国在大西洋沿岸出现的舰艇时，海军感到束手无策，不得不请求陆军航空兵助一臂之力。这是1942年的事。当时，阿诺德将军急如星火地需要用他的每架轰炸机来对他的飞行员进行作战训练，并在英国建立第八航空队。为了节约他的轰炸机，并确保按他认为有效的方式加以使用，他创建了一个陆军航空队反潜司令部。这可能是模仿英国著名的海岸司令部，这个反潜司令部是处在英国海军部总的控制之下的。但是，美国海军不顾航空兵的学说，坚持对战术和兵力分配实施控制，一直控制到作战部队一级。  
　　 1942年春，英国驻华盛顿使团团长约翰·迪尔将军曾说，他不能确定他的使命是什么，但是，“他至少可以提供让美国陆军和海军互相会合的中立地带”。后来在7月间，金上将采取了一项行动，使军种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让美国一支大规模的航空队承担支援“大锤-围歼”计划的义务，从而使陆军航空队产生了希望和雄心——在联合王国发展一支可用于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的部队。但是，7月份当“火炬”计划取代了“大锤”计划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十五个被指定用于“波列罗”的航空大队，包括三个重型轰炸机大队，现在已超过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的需要。金上将立即开始强烈要求把这十五个航空大队分配给在太平洋作战的海军。阿诺德上将和航空队的参谋部，从这个建议里看出了他们在欧洲加强战略空中作战的梦想所受到的致命威胁。  
　　金上将对年轻的陆军航空队最敏感的神经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而这两个军种在他们兄弟阋于墙的斗争中走向一场险象环生的危机。阿诺德将军确信金上将的目的是控制他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反潜战役中的一场新的危机把两个军种间的对立行动引导到爆发点。1943年早春，邓尼茨海军上将把他的潜艇编成若干个狼群，指挥它们对英美之间大西洋中部的空白海域护航线实施了成功的袭击。这个海域是英美两国的空中护航队都掩护不了的。当金上将要求更多的航空队远程轰炸机掩护这块空白海域时，阿诺德将军却把这些远程轰炸机派往纽芬兰，并指示航空兵司令官们，不接受掩护护航的命令。一位海军历史家曾指出，这“是压断骆驼背的稻草”。受到罗斯福先生支持的马歇尔将军现正置身于两个强大的、怒气冲冲的对手之间，劝他们接受停战。一旦这两个军种的部队能脱离接触，海军就得单独承担反潜作战的任务。陆军航空队的反潜司令部打算把专为反潜作战装备的一百八十七架重型轰炸机交给海军；作为交换条件，海军要把自己同样数量的“解放者”式飞机交给陆军航空队。今后陆军航空队将单独控制它自己的轰炸部队。

陆军的空中部队和地面部队  
　　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首脑们与陆军中的老大哥(地面部队)之间的分歧则有所不同，也许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航空队仍在陆军部之内，并受它的约束。  
　　在航空兵学说体系中，航空队的最高目标和任务是战略轰炸。它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任务按其轻重缓急重新确定为下列三条：第一条是摧毁敌空军，并且夺取制空权。第二条是大范围地孤立战斗地域。采用的手段，是对战斗地域的敌人接近地及其向该地域输送的部队和补给品实施轰炸扫射。第三条是战场上的直接支援。只有严格遵守这个先后顺序，一支现代化的航空部队才能发挥它在机动和速度上的优越性，节约它的兵力，有效地与地面部队协同。  
　　这种协同的思想与陆军空中力量的传统学说相抵触。传统学说赋予航空兵的任务是：为与敌交战的每支地面部队撑起保护伞，充当它们的眼睛，使之能看得很远，同时打瞎敌人的眼睛。新建立的航空队承认这几点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它建议把它的保护伞扩展到整个战区上空，而不是分别为每个师、军或集团军提供保护伞。航空队飞机的速度与机动性，必要时可以充当局部地区的保护伞。新的航空队的领导者们把这种直接支援的任务放在最次要的地位。他们把这一任务看成是困难的、浪费的、很可能是不必要的。  
　　陆军航空队的领导者们虽然没有实现空军的独立，但是他们的部队学说为1942年4月陆军部颁布的FM31-35野战条令中的一本所承认。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因为这本条令规定空中部队可以派去支援地面部队，目标的先后顺序要受支援部队的指挥官最后决定。很不幸，为了保护空中指挥官的权威，FM31-35野战条令会使得空中和地面部队在战斗中几乎不可能相互对话。它给每一支大的地面部队都配备一名空中联络官。如果地面指挥官要求空中支援，他只能通过这个联络官得到，这个联络官可以通过他自己的通信网向最近的飞机场报告他的要求。空中指挥部要决定是否同意支援，如果同意，则派出轰炸机或战斗机飞往现场，而这时，它们往往成了毫无用处的马后炮。当它们到达时，飞行员们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与他们所要支援的部队联络。地面部队不得不利用简陋的器材，如有色烟雾和红色信号布板同它们联络。  
　　 1942年3月，陆军部改组时担任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的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属于最早欢迎新兴的年轻航空队加入美国各兵种大家庭的人之一。但是他的知识与聪明的非凡结合，加上他富有远见的虚怀若谷的态度和求实的慧眼，使他对于航空队首脑们的要求和学说仍然持怀疑态度，直到他看到这些要求和学说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止。在他的1942年训练计划中，他竭尽全力提供这样一次试验，相信这次试验不仅对建立正确的学说十分重要，而且对于使地面部队接受逼真的战斗训练这一艰巨任务也同样重要。在整个1942年中，他耐心地设法使航空兵部队与他的地面部队共同训练，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陆军航空队没有提供训练部队。在作战飞机奇缺的情况下，陆军航空队担负着训练自己飞行员的艰巨任务，它竭尽最大努力，为进行战斗而准备好一支有效的战略轰炸部队。这不仅是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1942年和1943年的战略所需要的。结果，甚至在1944年投入战斗的师，也只有很少数能够看到天空有美国飞机，这些师仅仅在军校里学过如何与航空队协同。这两个兵种除了高层领导以外，简直成了陌路人。  
　　 1942年11月在地中海投入“火炬”行动的美国地面部队与空中部队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航空队的将军们只有一支匆忙拼凑的数量不足的部队，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克服了德国空军的优势，攻击德、意投入突尼斯的援军。地面指挥官们痛心地抱怨说，他们很少看见美国飞机，而当他们看见美国飞机时，他们的美国大兵经常把它们打下来。美国的空勤人员经常轰炸和扫射他们在地面上的同胞。指挥美国第二军的劳埃德·弗雷登达尔少将自然力图按照FM31-35野战条令所允许的条款，获得配属给他的航空掩护部队。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双方关系变得紧张而又相互不满。  
　　一把空中保护伞(对战斗地域目标的轰炸)，无论战斗中的地面部队看来是多么需要，并不是与地面战斗部队的任务关系最密切的支援形式。空中侦察和观测，即所谓“千里眼”，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所提供的深受陆军喜爱的勤务。二次大战中，这种支援作用的发挥，极大地受航空队的新学说、利益和编制的影响。  
　　 1941年，陆军航空队提供了一支“观测大队”，由各型飞机中队组成，分配给每一个陆军军使用。但是，1943年，陆军航空队鉴于现代化飞机高度的机动性，加之集中控制和灵活性学说，取消了这些大队，而代之以给每个军和每个装甲师各配一个高速战斗机编组的飞机侦察中队。这些中队将遂行地面指挥官所要求的侦察和照相制图任务。但是，它们完全处于航空队的控制之下；它们的任务受航空部队的轻重缓急学说所支配；它们的装备也首先是为满足航空队自己的侦察需要而设计的。它们拍摄的大型照相地图没有地面指挥官迫切需要的近距离精确情报，照片由航空队情报军官在遥远的基地冲洗和解释，而情报所使用的词汇使地面军官难以从中获得所需的信息。在突尼斯战役中，飞机的装备只能从空中倾斜拍照，而不是地面部队所要求的垂直拍照。地面指挥官抱怨传送给他们的情报不仅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而且是马后炮。1943年7月，麦克奈尔将军在研究了北非战役的报告后得出结论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师和师以下部队在北非战斗中没有空中观测。相对而言，尽管经常存在对附近地域进行空中观测的必要，然而，我们的部队还是盲目地进攻。”  
　　对地面战斗部队来说，密切的、至关重要的其它空中观测勤务，是给炮兵指示目标和校正炮兵火力。甚至在战前，陆军领导人们对这项职能就感到迫不及待，他们寄希望于航空队自己发展的，而且是独家生产的高速侦察机。这些快速飞机可以有效地为军和集团军远程炮兵服务。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对于射程较近的炮兵则无用，而师和团经常地、大量地依靠这种炮兵扫清他们前进的道路。1941年，陆军炮兵为弥补这个空白采用了自己创造的权宜之计(地面部队依靠这种权宜之计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没有武器的双座小型单翼飞机(Piper cub)。一名炮兵军官可以把这种飞机当做空中观察哨，航空队从民间制造商采购了这种便宜的“蚱蜢”式小飞机，由陆军炮兵学校训练观测员，而航空队则教他们飞行。每个炮兵营、每个师和旅的炮兵指挥部，都装备了几架这种小型飞机(陆军称之为“L-4”)。  
　　这样，陆军地面部队就设计并取得了它们自己的微型航空队。1943年下半年，海外地面部队一有这种航空队，就拿到实战中去充分考验，结果大得人心。这种小小的“空中吉普”(人们给它取了许多亲热的外号)几乎能够在任何地方起飞着陆，它们总是随叫随到，可以在地面指挥部认为适合使用它们的任何情况下使用。它们的炮兵飞行员完全了解地面部队的需要，它们成了地面部队的一种吉祥物，也是必不可少的军事手段。  
　　从一开始，陆军航空队就用嫉妒的眼光注视这一事态的发展，并一再设法把它纳入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之下。陆军部最后明文规定，如果陆军地面部队让它那个小崽子航空兵的规模超过原来的规定，那就同意把它纳入陆军航空队的控制之下。这种威胁在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之间造成了一个痛点，并且，越来越成为激怒的源泉。对于战斗中的地面部队而言，很快发现它们那小小的“蚱蜢”式飞机可以用于多种目的：作为各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工具——“飞行吉普”、近距离地图照相、夜间飞行、紧急再补给、飞行救护车，甚至用作火箭弹和轻型炸弹的运载工具。他们不仅迫切要求更多的这种飞机，而且要求对它加以改进，成为一种改进型的飞机。但是，每当麦克奈尔将军提出一项修改建议时，五角大楼内警惕的空军军官们都会发出上述威胁。地面部队的这种“轻型航空兵”必须以机灵和热情取得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成功，并且以它现有的家当对付过去。  


1943-1945年与地面部队的协同  
　　 1943年中期，当时在欧洲美国部队中的空-地协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状况。到1944年中期，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到1945年3月，按照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特尔·史密斯中将的判断，“空中和地面部队的战术协同已变成一部精确的机器”。  
　　情况的改善，部分是由于到1944年夏，陆军航空队手中终于有了可以执行各种任务的待机部队。航空队的发言人们倾向于把这种改善的大部功劳，归之于航空队领导人取得的胜利：1943年7月21日，当航空队和海军的斗争达到高潮时，陆军部颁布了陆军野战条令FM100-20《空中力量的指挥与运用》。在这部陆军的圣经中，对空军领导人的雄心壮志和学说作了使他们满意的阐述。这一点是用大写字母标出的，原文如下：“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是平等的、相互依赖的部队，无主次之分。”同时还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顺序规定了航空兵与地面部队协同的三项任务。这篇“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怀着对他们同行中英国先行者特有的尊重，引证了蒙哥马利将军所写的《战时统帅笔记》作为他们的立场的坚实基础。蒙哥马利的这本笔记，是根据他率领英国第八集团军从阿拉曼到马雷特一线胜利进军的经验写成的。航空队的历史家们遵循笔记的思想，把它的重大的影响归功于蒙哥马利将军，宣称要使陆军指挥官更加尊重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的空军学说。  
　　英国和美国航空部队在非洲的经验，当然与1943年地中海战区航空部队的改组有很大关系。这些经验之复杂，可谓一言难尽。对我们的主题来说，重要的是改组的结果出现了一支战术航空部队——第十二航空队，它同执行战略轰炸任务的第十五航空队在意大利并肩作战。战术航空队原先主要是为航空队的各种需要服务的。但是，战术航空队把各级部队和最适合于支援地面部队的各型飞机纳入一个司令部指挥之下，这些飞机如果不需要用于特定时间内被认为是更重要的空战，则用于支援地面部队。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更有利于空-地协同的结构。  
　　然而，任何一位历史家来试图阐述意大利战役中开始出现，诺曼底登陆后在欧洲取得如此圆满结果的空-地协同的改进，未必对组织的变化和高层制定的学说所产生的影响看得过重。十分明显，实质性的改进是从基层发展起来的，来自那些空中和地面部队的军官们的善意和努力，这些军官在意大利战役的激烈战斗中使雄心、学说和偏见服从于解决战斗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一任务。他们就是马克·克拉克中将指挥的第五集团军和奉命与之协同作战的战术航空部队——戈登·萨维尔准将指挥的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队的军官们。  
　　他们创造的办法是简单而实用的。办法之一是将集团军司令部和第十二空中支援部队指挥部设在一处，以便参谋人员和指挥官们不断地了解彼此的计划和程序。另一个办法是地面部队指挥官受权派出联络官到机场说明他们部队的问题，向派去支援他们的飞行员介绍情况，根据航空队供它自己使用的航空照片推断眼前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地面部队的空中联络官，即现在所谓飞机引航员或“流浪汉”(人们给他取各种各样的外号，如“流浪汉乔”、“流浪汉皮特”、“流浪汉约翰”等等)，可以乘坐装备有高频无线电台的吉普前进，通过无线电向飞行员指示有利的目标，或者乘一架小型炮兵飞机(外号为“马蝇”)将飞行员引向目标。空中和地面部队终于被允许在战斗中相互对话，并拥有相应的设备了。  
　　这些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意大利战场上的空-地协同，但是，执行得如此顺利，以致“霸王”计划的制定者们研究了这些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改进后，把它们纳入横渡海峡进攻的空中计划之中。陆军航空队集结了一支庞大的“战术”航空队——第九战术航空队，与进攻欧洲大陆北部的美国各集团军协同，分别给美国的三个集团军各配一支战术航空部队。甚至战略航空部队也置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以便必要时进行支援，如同7月25日在圣洛那样：当时，战略航空部队被召唤到诺曼底上空猛烈轰炸，为美国第一集团军的突破打开了一个缺口。地面指挥官们停止了抱怨，并开始赞扬航空队。8月6日，当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全速向赛纳河挺进时，他把暴露的南翼的安全交给了第十九战术航空队掩护。8月突破期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项发展就是空-坦部队，在这种部队中，一名飞机引航员同一个装甲营的指挥官一起坐在装备高频无线电台的“先头”坦克中，与上空的飞机互通要求、警报和情报，以便给装甲部队提供掩护和“武装侦察”。这是一幕令人激动和壮观的战争情景。当然，让飞机同快速运动的坦克纵队搭配，比同在地上爬涉的步兵搭配容易一些，在欧洲战场上的空-地协同方面，空中和坦克成员的协同是一大成功。这两个军种终于学会了如何共同行动。如果部队和飞行员预先受过训练，这种新的作法可能运用得更早、更好。但是，年轻的美国人学得快。通过每天的交往和相互理解，空-地协同日益密切。航空兵指挥官，以及飞行员满腔热情地、精力充沛地促使这种新的安排切实可行。与巴顿的第三集团军配搭的战术航空部队指挥官埃尔伍德·奎萨达少将(外号“皮特”)，听到布莱德雷将军感谢他的出色支援时感到不安，说：“我们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干这个的。”谈到奎萨达，布莱德雷将军写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富于想象力的人参加这次战争，他在战术航空兵的使用问题上不受他的如此众多的上级的偏见和学说的束缚。对于奎萨达来说，战斗机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是一种具有广阔的未知的可能性的、为人们不大熟悉的武器。”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上，陆军航空队、陆军和海军三者之间的十分有效的协同也正在发展。在摧毁日军在拉包尔修筑的大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战役中，空军、海军和两栖登陆部队从瓜达卡纳尔岛爬上所罗门群岛的台阶时，互相配合，实施协调一致的突击。陆军航空队的岸基战斗机和轰炸机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紧密协同，以瘫痪拉包尔。一旦把拉包尔孤立起来，陆军轰炸机就持续不断地实施压制。在一名海军将领担任司令官的南太平洋战区，忠实而圆满地执行了这两项任务。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实际上是陆军处于主导地位的一个战区，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政治家才能和他的航空兵指挥官乔治·肯尼将军的干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最真诚，最有效的空-地伙伴关系。麦克阿瑟将军的战略，是利用陆基飞机掩护他向新几内亚北岸和菲律宾的蛙跳。这只需要很少的近距离的支援。地-空伙伴各自都可以得到它所需要的最多的东西。陆军蛙跳得到掩护和延伸。陆军航空队则得到岛上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去夺取空中优势，并且迅速前进以便为它的轰炸机取得轰炸日本的基地。  


1944-1945年的重型轰炸机攻势  
　　 1944年春，当美国战略轰炸部队在关键时刻摧毁了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时，我们停止了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尽管当时美国战略轰炸部队几乎立即被置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但是，他们在以现有力量继续轰炸德国的同时，支援进攻欧陆。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开始狠狠打击德国合成石油工业。  
　　这两支战略部队(英国的夜间轰炸部队，美国的昼间轰炸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以不断增加的兵力持续地、猛烈地轰炸德国。他们摧毁并烧毁了许多大城市，如同早在1943年7月对汉堡实施的猛烈火攻那样。他们的炸弹摧毁了生产这场战争所最必需的产品的建筑物，如同美国人1943年8月和10月对施韦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滚珠轴承厂和飞机厂进行的代价重大的攻击那样。  
　　然而，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于1945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1944年夏季以前，战略轰炸这一巨大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比原来想象的差得多。  
　　 1943年夏季以前，总的来说，战略轰炸对弹药生产或国民经济都“无明显效果”。直到1944年7月，德国军备总产量还是稳步上升。直至1944年9月底，飞机的月产量还从1月份的二千四百四十五架跃进到四千架以上。轰炸减缓了生产速度——1944年第一季度减少多达百分之十。调查委员会总结说，1943年战略轰炸所造成的产量总的损失不超过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轰炸部队在进攻日(D-Day)后发动对石油生产的系统轰炸，和9月起对运输系统的轰炸，才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尽管三十万零五千德国平民被炸死，七十万人受伤，五百万人不得不疏散，但是，德国平民的士气并没有被摧垮。直到1944年年底，政府还能做到使幸存者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没有下降。德国人对待轰炸的态度是泰然处之，如同1940和1941年英国人对待轰炸的态度一样。这使人想起乔治·梅雷迪思描写暴风雨中海浪冲击洋岸的诗句：  
　　巨雷滚滚，象一群狂奔的战马，  

　　卷起一溜无力的波涛，扑打着岸崖。

如果说德国经济的崩溃迟迟未能实现，那么，这并不是由于空中打击缺乏不断提高的摧毁性和精确性，而是由于战略轰炸总的计划是建立在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错误概念之上的。和英美的战争经济不同，德国战争经济直到1943年还没有为进行战争而全面动员起来。后来才发现德国人拥有备份机床和原料，一直到战争结束还能满足火炮，弹药、军用车辆、飞机、发动机制造的需要。并且，他们还拥有足够的动力资源(除战争结束时的石油以外)来推进他们的飞机和其他军用机器，同时保持他们的工厂不断开工。当一种战争工业被击中，他们还有足够的未经使用的工厂厂房和人力去进行分散生产。他们从来没有全部动员他们的后备人员。妇女还没有如同在英国和美国那样被动员起来。甚至，当施佩尔以他过人的才能实现了1943-1944年战争生产的合理化，并且加快了速度时，也很少让工厂实行两班制，然而产量却持续上升。  
　　但是，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毫不怀疑，皇家空军和美国战略轰炸部队从1944午9月起到1945年4月(当他们炸完了目标时)为止，最终能够进行的独立空中战争，促使德国进行战争的能力遭到了破坏和瘫痪。它们收到这种效果不是由于精确轰炸，而是由于更加合理地选择目标，提高了轰炸威力。  
　　战略航空部队远不是他们原先想要充当的精确轰炸的工具。  
　　 1941年，英国人已放弃没有希望的昼间精确轰炸，转而实行夜间区域轰炸。  
　　年轻的美国航空部队一直相信用它的诺登轰炸瞄准具和它那坚固的B-17型飞机，就可使有选择的轰炸取得决定性的成功。美国航空队“恋恋不舍”昼间精确轰炸的政策。  
　　 1941年皇家空军转而实施夜间轰炸后，又遭到代价重大的，惨重的挫折。他们的轰炸机对付不了烟雾弥漫的高射炮火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探照灯光，它们甚至常常找不到要轰炸的城市。后来，到1942年，担任英国轰炸部队司令的英国爵士阿瑟·哈里斯将军，把这支部队变成了一支非常有效的部队。他不是把区域轰炸当成一种必要的东西，他把这种轰炸奉为理想。他公开嘲笑精确轰炸的拥护者们是贩卖“万应灵药”。与此同时，为使他的区域轰炸行之有效，他创造了一些方法，诸如利用无线电定向波束导航；雷达瞄准；导航部队用照明弹和燃烧弹照亮目标城市。1943年1月，当邱吉尔力图在卡萨布兰卡动摇缺乏经验的美国人对“目标系统”的精确轰炸的信心，拉他们参加英国轰炸部队对德国人的士气进行最后一轮夜间攻击战役(这是一次真正的“联合轰炸攻势”)时，他可以拿出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记录：哈里斯于5月间从轰炸科隆开始的“千机”大轰炸，顺利地摧毁了德国的许多城市。  
　　美国人仍然坚持他们的立场。英美两支轰炸部队各行其是。1943年，昼间轰炸把美国战略航空队带到了灾难的边缘。但是，当配备护航战斗机的美国战略航空部队1944年春恢复了战略轰炸时，它们的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坚持昼间对重要的“目标系统”进行有选择的轰炸，以实现美国迫使德国人投降的目标。美国人不仅相信这种做法更有效，而且他们反对对居民的大规模轰炸。1月，支持斯帕茨反对轰炸居民的埃克将军写道：“……你和鲍勃·洛维特是对的，我们决不应当让这次战争的历史谴责我们轰炸普通老百姓。”然而瞄准失误“漏掉的”的炸弹，还是在设有或靠近“军事”目标的居民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了克服欧洲天候造成的轰炸中断，美国人采用了皇家空军在云层上投弹的技术。这是一种盲目轰炸，几乎同夜间区域轰炸一样的不分青红皂白。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有选择地轰炸和区域轰炸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消失。一方面，哈里斯将军受命违心地参加了轰炸石油和运输目标；他的部队现在的装备和训练可以有效地轰炸这类目标。另一方面，美国司令官们尽管是勉强地，但他们还是奉命从事对城市的大规模空袭。1945年1月，盟国空军领导者们在马耳他与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会晤，获准对柏林以及德国东中部未遭轰炸的城市进行一系列这样的攻击。马歇尔将军支持这个建议；尽管阿诺德一再反对士气轰炸，也表示了同意。这些攻击的军事目的是以牵制德国对东线的增援来援助俄国人，但同时也是企图增加这些城市的混乱和惊慌；这些城市本来就被苏联军队的推进吓坏了，难民蜂拥而至。2月3日，美国人以大约一千架重型轰炸机猛炸柏林，炸死约二千五百人。2月26日和3月18日又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摧毁性轰炸。与此同时，在2月13-14日夜间，英国人轰炸了德累斯顿，该市街头上挤满了逃避苏军的难民。第二天早晨，当遭到英国人轰炸的这座城市的浓烟升到一万五千英尺高空时，美国人又进行了一次摧毁性的轰炸。美国指挥官们在他们下达的轰炸指令中，列出了具体的军事目标。然而，这仍然是恐怖轰炸。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精神得到了一次新鲜的表现。战争的无情逻辑把战争从负责指导战争的人们手中夺了过去。  


战略合作  
　　如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战中陆军航空队费了许多精力，实际上是大部分精力，谋求与地面和海上部队各种形式的协同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德国战略轰炸最有效的工作大都是航空队与地面部队合作时完成的。他们勉强地接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命令，去执行轰炸法国运输系统的任务，以便为横渡海峡进攻铺平道路，从中懂得了轰炸运输系统的功效。正是越过法国，并进入各低地国家的各集团军的快速前进，打乱了敌人的无线电防空警报网(过去敌人就是依靠这个警报网指示他们的战斗机截击川流不息地飞往德国境内目标的轰炸机)，从而使最后的大轰炸得以产生致命的效果。再者，1945年3月，对德国运输网和鲁尔区城市的空袭，据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发现，在打乱德国战争经济方面是同对石油工业的轰炸同样重要的；对这两个系统的轰炸都是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要求实施的，目的是为加速他指挥的各集团军向德国本土进军。必须记住，当盟军战略航空队对德国经济和士气施加致命打击的时候，苏联和盟军地面部队已把德军封闭在他们的本土，并且从东面打击了它的要害。不管怎么样，1945年4月德国的彻底失败，是诸军种联合作战的胜利。  
　　在对日作战方面，陆军航空队于1944年11月从马里亚纳群岛发动了对日本的战略空中战争，这个群岛是前一年3月尼米兹上将的舰队和地面部队攻克的。对日轰炸是由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执行的，这支部队装备有B-29型超级轰炸机，并且在战役的决定性阶段，由一名厉害的、冷酷无情的年轻的航空队将军柯蒂斯·李梅指挥(他现在任空军参谋长)。第二十一轰炸机部队隶属于第二十航空队。该航空队是由阿诺德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指挥的，因此不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控制。  
　　李梅将军把他的前任开始发动的对日本战争经济某些挑选出来的目标实施的高空攻击，继续到1945年3月。结果招致失败，保卫这些目标的日本战斗机是有效的；轰炸不准确，B-29型轰炸机和宝贵的空勤人员损失激增。3月，他决定执行一项新计划，即派出他的装备有凝固汽油燃烧弹的超级轰炸机，夜间低空进入，飞到防御薄弱的日本城市上空，把它们烧毁。空勤人员经过专门训练，懂得如何寻找人口最密集、建筑物最易燃烧的居民区。  
　　李梅将军直到他的计划开始执行的前一天，即3月9日夜间才向阿诺德将军报告。他的第一次打击指向东京，取得了出奇的成功，八万三千七百九十三名男女和儿童化为“一堆灰烬”，四万零九百一十八人伤残，一百万八千零五人无家可归。十五平方英里以上的面积被烧光。火暴造成的高温使那座城市里运河的水都沸腾了。此次突击，只损失了十五架B-29型轰炸机。  
　　在华盛顿航空队总部的帮助下，李梅将军现在标出了要摧毁的三十三个城市。总共有六十六个日本城市遭火攻；三十三万居民死亡，八百五十万人的家园遭破坏。在他8月6日奉命对广岛和长崎投掷两枚原子弹之前，他已经摧毁了日本的大部分城市。空中战役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致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看法，即使不投掷原子弹，日本也会在几个月内投降。李梅将军可以满意了，他已经显示了独立的空中战争的威力。  
　　但是，仅仅是在海上、空中和地面进攻使日本本土诸岛进入了B-29型轰炸机航程之内，剥夺了它的新帝国，打败了它的海军和空军之后，仅仅在潜艇和海上封锁已经扼杀了它的海上运输和战争经济之后，对日本的战略轰炸才变得有效的。  


回顾  
　　当年，德日两国的失败是盟国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联合作战促成的。  
　　在欧洲，盟国战略的核心是发动一场诸军种的联合登陆进攻。在登陆进攻之后的阶段，地面作战在把德国推向灾难的边缘这一点上同空中作战一样是决定性的。尽管战略轰炸对德国地面作战部队没有来得及产生决定性的效果，纳粹政府就投降了，但是可以公正地说，欧洲战略轰炸是加速了德国内部的崩溃的。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队对日本的联合打击是如此有效，以至没有必要进攻其本土了。这在战争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是，空中战争的梦想和最后目标是以空中力量迫使对方投降，只是偶尔需要其它军种给予援助。1945年，这一梦想未能实现。更有进者，事实证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是一根大头棒，它发挥威力靠逐步增加力量和大规模的毁伤，而不是象它原来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靠一次外科手术式的行动就行了。  
　　战略空中战争作为一种最卓越的进攻形式，是英国和美国空中力量的先驱者们和领导人们的希望和目标，这一点本身就决定了美国人建立的庞大航空部队的形式及其使用学说。美国战略航空部队在金钱、技能和稀有资源(除人员外)方面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工具。战争结束前的短暂期间内，当这些部队可以相对独立地使用时，战略轰炸发展了一种不加选择的破坏的可怕能力。除了加速战争的结束，顺便说还有为最初的两枚原子弹提供运载工具以外，战略轰炸机并没有证明它有决定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对纳粹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实施包围与封锁，并使之受到海上、地面和空中攻击的海空力量，空中支援部队以及在德国腹地和日本大门会师的各路地面部队，都是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无可辩驳的是：二次大战中，美国人和英国人使用空中力量的方式，对大战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未来的战争和战略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