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今年，我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美国过了半年的留学生生活。
　　来到宾州大学之后不久，我发现中美科技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一般都非常辛苦，却很难出大的成绩；少数人能够作出世界级的成果，却又常常英年早逝――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50岁左右就猝然撒手的中国杰出科学家就达十多个。在美国，虽然研究出成果也不太容易，相对中国而言出的成果却容易多了，而且许多都是世界级的成果。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一般都还活得又长寿又快乐。我的导师宾大经济系Klein教授(1980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年84岁，每天还要工作8~10小时。而宾大医学院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已年过九旬，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上班，工作时间更达10小时以上。
　　为了找到产生这一巨大差异的答案，我曾经与多位朋友一起谈论过。结果发现，大家常提及的营养问题、体育锻炼问题、收入问题等都不足以给出完全的解释。最后，我们把结论归结到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异上。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推崇个人成功。但并非每个人都清楚，这种成功与国人理解的成功有些不一样。我们常说的成功者往往是指那些在残酷的、零和博弈的竞争中的获胜者。但美国人真正推崇的是那些通过创新而获得成功的人。这两种成功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带来的结果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人失败的基础上，社会总体福利不会因此而明显改善。后者的成功则让人人从中受益，整个社会因此而得到发展。
　　为了催生更多的创新型成功者，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大家做科研，为的是“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与此同时，企业和一些社会基金每年也会拿出大笔钱来支持创新型研究。当然，创新总是有风险的，任何成功的创新都是建立在许多次的试错基础上。换句话说，在创新活动中“失败者”必然要远远多于“成功者”。宽容地对待这些“失败者”，对他们依然尊重如故，是大兴创新之风的前提保证。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美国政府在审批科研支持项目时只要认为这种“好奇心”有价值，它就支持。钱拨下去后，只关心钱是如何用掉的，至于研究项目最后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则反而不怎样关注。以癌症研究为例，每年政府在这方面经费支出不计其数。尽管实际进展其慢无比，但只要你在这方面提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政府立刻又会给予大力的经费支持。
　　美国科研部门的宽容文化还经常地体现为“不给科研人员施加压力”。据我所知，在美国大学的一些顶尖级的实验室里，甚至没有任何考勤和业绩考评制度，更谈不上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之类。甚至于出了成果没有表扬，不出成果也没人说你。对美国人来说，科研工作应该是由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做。而对这些人来说，施加压力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而事实证明，这些实验室却往往能出好的成果。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在进人的时候，它就注意挑选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当然，宽容的思想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实践证明，要在全社会或者一个较大范围内形成一种彼此宽容的风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它需要一个前提，即大家需要形成这样一种信念：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最卑微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世俗的荣耀在“人”这个本体面前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部分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可以高人一等，可以随便地对他人气指颐使，大范围宽容风气的形成则无从谈起。
　　从西方现代科技实践活动来看，许许多多的杰出成果都得益于这种“创新+宽容+平等”的文化氛围。相形之下，我国的科研体制则明显不同。首先，它不太善于接受创新的事物，任何与权威格格不入的东西，往往会被斥为旁门左道。记得国内一位著名学者就说过，科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论文，如果放在一些地方恐怕连副教授的资格都评不上。我则认为，Klein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量经济模型研制工作，如果是放在一些地方，估计也永远发展不起来。当初，他要是在中国申请这种科研立项，只要有一个人说上一句：“数学模型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而经济变化却永远不规范，数学模型怎么能用于做经济分析？！”或者“有效地数学模型必须包含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能够重演，但经济活动却不可能昨日重现”之类的评语，那么他的申请就不可能被批准。其次，它不太宽容，并充满了功利色彩。在中国，任何一个项目一旦获得资助，则一定要出预定的成果。这就决定我们的科研人员只能从事那些把握性较强、没有多少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拷贝型或者缝缝补补型的研究。如此一来，大量低水平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但重大创新的研究项目则几乎没有了发育的土壤。第三，它不认同平等，与社会其他部门相比，科研部门的官本位现象丝毫也不逊色。这就使得我们的科研人员做研究时不仅要承受来自学术上的压力，而且还要消化来自非学术领域的压力，即使从事低水平的科研，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西方同行相比通常也要高出数倍。
　　早些年，我们就提出要科教兴国，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太明显。现在，我们也许有必要从科研文化中去探寻一下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科研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今年，我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美国过了半年的留学生生活。
　　来到宾州大学之后不久，我发现中美科技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一般都非常辛苦，却很难出大的成绩；少数人能够作出世界级的成果，却又常常英年早逝――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50岁左右就猝然撒手的中国杰出科学家就达十多个。在美国，虽然研究出成果也不太容易，相对中国而言出的成果却容易多了，而且许多都是世界级的成果。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一般都还活得又长寿又快乐。我的导师宾大经济系Klein教授(1980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现年84岁，每天还要工作8~10小时。而宾大医学院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已年过九旬，每天还骑着自行车上班，工作时间更达10小时以上。
　　为了找到产生这一巨大差异的答案，我曾经与多位朋友一起谈论过。结果发现，大家常提及的营养问题、体育锻炼问题、收入问题等都不足以给出完全的解释。最后，我们把结论归结到中美科研文化的差异上。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推崇个人成功。但并非每个人都清楚，这种成功与国人理解的成功有些不一样。我们常说的成功者往往是指那些在残酷的、零和博弈的竞争中的获胜者。但美国人真正推崇的是那些通过创新而获得成功的人。这两种成功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带来的结果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人失败的基础上，社会总体福利不会因此而明显改善。后者的成功则让人人从中受益，整个社会因此而得到发展。
　　为了催生更多的创新型成功者，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来，给大家做科研，为的是“满足科学家们的好奇心”。与此同时，企业和一些社会基金每年也会拿出大笔钱来支持创新型研究。当然，创新总是有风险的，任何成功的创新都是建立在许多次的试错基础上。换句话说，在创新活动中“失败者”必然要远远多于“成功者”。宽容地对待这些“失败者”，对他们依然尊重如故，是大兴创新之风的前提保证。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美国政府在审批科研支持项目时只要认为这种“好奇心”有价值，它就支持。钱拨下去后，只关心钱是如何用掉的，至于研究项目最后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则反而不怎样关注。以癌症研究为例，每年政府在这方面经费支出不计其数。尽管实际进展其慢无比，但只要你在这方面提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新想法，政府立刻又会给予大力的经费支持。
　　美国科研部门的宽容文化还经常地体现为“不给科研人员施加压力”。据我所知，在美国大学的一些顶尖级的实验室里，甚至没有任何考勤和业绩考评制度，更谈不上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之类。甚至于出了成果没有表扬，不出成果也没人说你。对美国人来说，科研工作应该是由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来做。而对这些人来说，施加压力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而事实证明，这些实验室却往往能出好的成果。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在进人的时候，它就注意挑选那些乐意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当然，宽容的思想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实践证明，要在全社会或者一个较大范围内形成一种彼此宽容的风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看法是，它需要一个前提，即大家需要形成这样一种信念：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最卑微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世俗的荣耀在“人”这个本体面前都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部分人天然地认为自己可以高人一等，可以随便地对他人气指颐使，大范围宽容风气的形成则无从谈起。
　　从西方现代科技实践活动来看，许许多多的杰出成果都得益于这种“创新+宽容+平等”的文化氛围。相形之下，我国的科研体制则明显不同。首先，它不太善于接受创新的事物，任何与权威格格不入的东西，往往会被斥为旁门左道。记得国内一位著名学者就说过，科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篇论文，如果放在一些地方恐怕连副教授的资格都评不上。我则认为，Klein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量经济模型研制工作，如果是放在一些地方，估计也永远发展不起来。当初，他要是在中国申请这种科研立项，只要有一个人说上一句：“数学模型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而经济变化却永远不规范，数学模型怎么能用于做经济分析？！”或者“有效地数学模型必须包含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能够重演，但经济活动却不可能昨日重现”之类的评语，那么他的申请就不可能被批准。其次，它不太宽容，并充满了功利色彩。在中国，任何一个项目一旦获得资助，则一定要出预定的成果。这就决定我们的科研人员只能从事那些把握性较强、没有多少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那些拷贝型或者缝缝补补型的研究。如此一来，大量低水平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被炮制出来，但重大创新的研究项目则几乎没有了发育的土壤。第三，它不认同平等，与社会其他部门相比，科研部门的官本位现象丝毫也不逊色。这就使得我们的科研人员做研究时不仅要承受来自学术上的压力，而且还要消化来自非学术领域的压力，即使从事低水平的科研，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西方同行相比通常也要高出数倍。
　　早些年，我们就提出要科教兴国，但迄今为止效果并不太明显。现在，我们也许有必要从科研文化中去探寻一下深层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