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二战老兵回忆录之中国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39:02
国民党抗战老兵回忆历史：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8日01:47 南方都市报
老兵档案：黄润生
1921年 在武汉出生，原籍安徽
1938年 在武汉加入战时干部训练团，获黄埔第十六期文凭
1940年 在昆仑关地区战斗受伤
1941年 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位于西安王曲)特科纵队炮兵专业
1943年 毕业分到第21集团军85军步兵一个师当排长，后转到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
1945年 抗战胜利时已是中尉排长
1949年 淮海战役后升连长，同年撤到台湾
1985年后 专心研究抗战史
1993年 在南宁与小他39岁的夫人相识，次年在南宁买房子，开始半年南宁半年台北的生活。
第21集团军炮兵排长黄润生：保住炮就立了大功，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飞机来了，快卧倒！”全连都趴下了，黄润生也在第四辆炮车后趴下。第一架飞机盘旋了一圈，扔了炸弹飞走了。第二架飞机来的时候，他调皮地想看看飞机投弹是个什么情形，于是抬头往上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见一枚重约50公斤的中型炸弹在午后3点的强烈阳光下翻了个跟头，直直朝他栽了下来。黄润生心中暗叫“完了”！
“轰……”地面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趴在抖动被单上的一只蚂蚁。脑后一热，半个身子随即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了起来。飞机飞走了，他扒掉泥土小心地站了起来，上下摸了摸，发现除头皮被弹片擦掉一块之外，腿脚都完好。原来炮弹落在了他身后约50米开外。他还来不及庆幸逃过一死，马上跑到前面看看他们连的“七五炮”(法国造75毫米口径野战炮)。
一门炮装炮弹和其他杂物的前车被炸毁了。两名士兵被炸死，一个班长被炸伤，同时还有三匹拉炮的骡子被炸得肚穿肠流，遍地是血。
连长抱着头开始哭。在军纪极严的汤恩伯部队，炮连丢一门炮，连长要枪毙，保护不力导致火炮受损，连长要坐牢。这也是黄润生在黄埔军校里接受的、他非常推祟的德国军事思想体现。他至今仍记得《炮兵操典》里的一句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这时，行伍出身的二排排长很仗义地走过来跟连长说，“不要紧，只是前车被炸，炮还是好好的嘛，找个民用大车当前车，一样可以把炮拉到后方去。你们先走，我在后面一定跟上你们。”连长听后，马上给这个老排长跪下磕头。这一举动把黄润生吓了一跳。他突然意识到了军纪的可怕。
日军出动“国宝”架桥，中国炮兵炸桥就像给人抓痒
他们在撤退，他们的任务没完成，炮击了三个月，日军硬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平汉铁路的重要关节--黄河大铁桥修复了。黄润生当时刚到第21集团军85军野战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当观测员。他们部队于1943年冬天接防汉王城。这是个古战场。秦末，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夺天下，率军隔鸿沟筑城，刘邦筑汉王城，项羽筑霸王城，对峙于郑州荥阳广武山巅。当时日军占据着霸王城。他们的任务就是炮击阻止日军修复黄河大铁桥。黄润生说，1938年黄河铁桥被破坏加上花园口决堤，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一次“阻绝战”，直到1944年，日军主力都无法进攻中原。
后来成为抗战史专家的黄润生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当时的战局。1944年，日军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封锁，长江航道也被中国军队的炮兵及中美空军阻断。东条英机当时已准备本土决战，所以一定要打通中国内陆交通线，为泰国、越南及中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日军提供后勤补给，同时为撤退作准备。这样就出台了一个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也称为“一号作战”。
黄润生后来看日军战史记载，当时日本大本营一个参谋上校把命令下达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那里，冈村宁次当即拒绝。冈村宁次说这个仗没办法打：首先黄河铁桥没有恢复；其次，河南汤恩伯的部队不好对付。即使打通京汉线，汤恩伯的部队也随时可以把这条交通线切断。
最后冈村宁次提出，要打可以，但有条件。第一就是把黄河铁桥修好，为了修好这座桥，必须要有“架桥机”。当时日军这样的设备只有一套，堪称“国宝”，是关东军准备打苏联渡鸭绿江用的。另一个条件，把部署在内蒙古的第三战车师团调来，把关东军的航空兵拨一部归其使用。日本大本营同意了。1944年元月，架桥装备抵达。
此前日军曾多次试图在黄河上建桥，但都被中国军队的炮弹打断，黄润生还看到过光屁股修浮桥的日军被打得“扑通、扑通”往水里跳的场面。但日军的架桥机来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部架桥机架出来的桥，上部有钢架保护，而且所用钢板极厚，国军的“七五炮”打到桥上跟给人抓痒差不多。
同时，日军调了重炮部队进行火力压制。一个大队的150毫米榴弹炮、一个中队的100毫米加农炮每天轰击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中国军队的炮被打得藏在山洞里出不来，任由日军自在地修桥。日军的火力很密集，到处都是散落的弹片。士兵们就在晚上趁着日军不打炮时，打着火把提着篮子到山上捡弹片，用骡子驮到镇上卖。先是买肉加菜，还有余钱就到镇上买了棉花和布，做了当时的大兵都没有的棉被。当时他当排长的津贴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所以他们还买了许多棉鞋、袜子。
与日军一次几十发的奢侈相比，中国军队显得很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连只打了三百到五百发炮弹。而且，炮弹打完后要把弹壳收集好，用大车运送到后方点数，与所发炮弹数目相符才获发新的炮弹。
就这样，黄河大铁桥在他们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向黄河南岸延伸，三月下旬，大桥修通了。
1944年4月17日，豫中会战打响，拉开豫、桂、湘大作战的序幕。日军37师团先渡黄泛区，攻克中牟县。黄润生说，抗战胜利后，日军110师团的军官与第21集团军的参谋一起开会研讨豫中会战，日军官说，你们没法破坏黄河大铁桥，大桥一修成，胜负已分。黄润生回忆起来十分感慨：要是调两个150毫米榴弹炮连过来，我们起码可以多阻滞日军20天，多这20天的时间，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全军溃退的悲惨局面。但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没有意识到火炮的重要性，只把部队在黄河南岸摆好了等人家来打。连别人想怎么打都不知道，岂能不败？
不吃不睡连退三天三夜，有机会休息只顾喂骡马
到4月20日，日军4个师团已渡过黄河，第三战车师团一部也过了河。日军派了一个联队越过鸿沟把汉王城占领了。
这时，野炮营接到了军长吴绍周手令：把大炮安全地拉到后方，我不要你们参加战斗，保住这12门炮，就是大功一件。于是他们开始向卢氏县撤退。不吃不睡连退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驭手自己没顾上吃，先四处找草找料喂骡马。黄润生有点奇怪，问驭手怎么不先喂饱自己？驭手说：“报告排长！没骡马就没法拉炮，炮丢了，连长就要被枪毙，我怎么能看着连长被枪毙？”这句话让他很感动。有一个排长在退却的过程中，实在太困了，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脸都摔伤了竟浑然不觉，就躺在原地睡着了。一个多小时后，其他部队来了把他推醒，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黄润生差点被炸死的一次就在撤到密县以北不远的地方时发生的。他们连拉着剩下的三门炮，继续赶路。第二天天黑时分，野炮营三个连在颖水会合。密县到登封的公路被石觉的第13军破坏了，还埋上了地雷，炮车无法通过，问了周围的老百姓，最后决定从颖水的山沟底部走。那里根本没有路，都是大石头。大炮极重，在平地上坡都很吃力。没办法，把大车丢了，牲畜都用来拉炮。黄润生的许多家当，包括军校的毕业证书都跟着大车一起扔了。
拉炮时，班长在前面喊口令：“向前！”久经训练的骡马就四肢紧绷，班长再喊：“走！”骡马就开始发力，炮就拉动了。如果石头太大，所有的人都下来帮着扳车轮。实在不行，就给骡马喂喂水，喂喂料，大家喘口气，再来。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过。从头天晚上6点开始，到第二天上午10点，全营11门炮奇迹般地走出了山沟。
刚过了第一道难关，又一个障碍摆在面前。黄润生说，日军的第三战车师团目的是包围消灭汤恩伯军团的主力。战车师团先是躲在邙山不动，等日军打下许昌，战车师团出来了。从许昌冲到郏县，很快就打到临汝镇。日军战车过临汝时很有趣，守城的中国军队见餐厅桌椅门板堆成的城门一下就被战车打破了，不敢招惹他们。日本战车也不打中国守军，径自穿城而过，开到洛阳去执行封锁任务。
从临汝到洛阳有一条公路，百余辆战车就在这条公路上来回穿梭，构成一条封锁线。日军另外三个师团从三个方向将汤恩伯的王牌部队13军以及29军、85军一部等主力部队压迫到洛(阳)叶(县)公路附近，准备一举全歼。被围部队在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的带领下，把部队开进临汝附近的嵩山。黄润生所在的野炮营从颖水出来后，跟着大部队突围。
5月10日午夜，各军把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准备突围。到了半夜两三点钟，战车来回巡逻的次数减少，每次总有一两分钟的间隔。炮队把炮先拉到路边隐蔽好，等战车之间一出现空当，马上加鞭打马，一下冲到马路对面小山坡的林子里。日战车发现后马上开炮，炸到他们身后，但炮队已经成功跳出了包围圈。全营11门炮，无一受损，一起往卢氏县开去。三个军的人马也是这样成功地“渗”出日军封锁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了。
日军把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
部队走到洛河附近时，连下三天大雨，山洪暴发，浑浊的河水不时激起一波又一波大浪。大家都傻眼了。而且，有情报说日军追击而来的两个师团就在他们后面不到60里。营长冯尧和召集连长开会商量。有人说，飞机炸我们躲过了，没路走我们也走过来了，封锁线我们也突破了，也算尽到责任了。冯尧和不甘心。他是广东人，游泳技术好，脱了衣服就游过河去。游到河中间时突然站起来，举着手高兴地向大家喊：“看，头可以露出来，可以的！”起初几个连长都摇头，觉得不可能。冯尧和不理，叫人马先游过河，炮在上游，十几个人在下游一起拉，拉一段，就把绳子在树上缠一段，防止炮被洪水冲走。下午时，水位已降了一半，越到后来拉得越轻松。4点多钟时，所有的炮都拉了过去。
走到卢氏县附近的十八盘公路，刚走了一半，三架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汉奸一直跟着我们。”黄润生说起来很有点生气。虽然经疏散隐蔽，但还是有两门炮被炸毁，伤亡两三人，骡马也死了不少。看来炮真是没法拉到后方去了。“营连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哭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有一个排长出主意：“后面长官部的一个大车队见情况不好，全跑光了，留下几十匹骡马。我们把它们拉过来好了。”靠着这意外获得的畜力，他们终于把剩下的九门炮拉到了卢氏县。这时日军已经快打到卢氏县了。
野战炮营决定连夜冲出去。刚冲到卢氏外不到十里路，就陷入到一支从洛阳逃出来的庞大难民队伍中，路上有汽车、有大车，甚至还有洛阳中央银行运钞票的车。“到处都是车，根本走不动。”冯尧和下令全营紧急集合，将挡路的大车掀开，总算是把陷在其中的炮车拉了出来。他打算从山上的一条简易公路走，但三天的大雨把这条泥路冲得一塌糊涂，冯尧和说，“还是冲”。于是炮车队继续在泥浆中向山上爬。爬到一半，卢氏县的战斗打响了。有难民对他们说，后面的日军也追过来了。没办法，炮兵们只好把炮栓、瞄具卸下，把炮拉到路边上，派几个兵看着，其他人撤退。
然而追击的日军突然撤退了。黄润生当时非常奇怪，后来在日军战史里他才找到答案。原来炮队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按常识大炮都是跟着军团主力行动，他们认为这支队伍就是汤恩伯的主力。打到卢氏才发现只有两个连。后面的日军听到消息便不再追击。日军攻入卢氏县城后把洛阳流亡到此的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俘虏了一些后勤部队及伤兵就撤回去了。
汤恩伯的无线电被农民抢了，部下4天联系不上长官
5月底，这次千里败退才在后方西平县宣告结束。冯尧和因此也保住了一条命。黄润生说，汤恩伯跟他们差不多时候也到了西平，碰到23军的山炮营营长，该营装备有九门最好的德国造山炮。汤恩伯问那个营长还剩几门炮。那个营长很小声地说，全丢光了。汤恩伯说：“特务营，把人给我带着。”直到豫中会战结束，开完会，汤恩伯才想起这个营长：“哎，那个营长还没解决，特务营，把他拉出去毙了。”
汤恩伯在豫中会战中的经历也不光彩。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一个副参谋长写的回忆录中披露，豫中会战时，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在叶县，司令长官蒋鼎文电召他到洛阳面商军机。汤就开了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还有几个随从沿洛叶公路奔洛阳而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后方的伊川县附近被武装农民缴了械，除了枪，车子和无线电也被抢走。最后汤恩伯只好带着随从步行，4天后才走到洛阳跟蒋鼎文哭诉这离奇遭遇。在战事最紧的4天里，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将领，用无线电要“跟汤长官讲话”联络不上！最后蒋鼎文连夜找了一个在嵩县有势力的退休副师长，去说服那帮农民，把无线电要了回来，汤恩伯这才重新开始指挥作战。
到了西平，85军野炮营就分散到山沟里隐蔽，防止日军飞机轰炸。
西峡口战役炮弹充足，抗战八年从没有打得这么爽
1945年3月26日。这天来了命令，日军沿豫陕公路，已一路从南阳、内乡打到汉中，要炮兵营第二天出发赶到豫陕公路最前线的一个隘口西峡口。
1945年3月27日，85军野炮营一连到达西峡。此时汤恩伯因豫中溃败被处分，由胡宗南代理战区司令长官。黄润生对胡宗南最满意的一点是，胡宗南派了一个汽车营，从西安把洋面(进口面粉)和炮弹日夜不停地运到第一线。这可是黄润生们从没享受过的待遇。黄润生跟后面炮排的排长感慨：“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么白的面粉。”
第三天早上，日军开始进攻。从打第一发炮弹开始，黄润生就感觉不错。虽然从观测所只能看见西峡口镇一点城楼，但连长史文治很有经验，指了大概方位叫他们只管打。炮弹充足，于是一通乱打。头一百发炮弹还没打完，第二箱又运来了。阵地上同时堆着两百发炮弹。这样的情形，黄润生“抗战八年，从没见过”，“是一辈子当炮兵最成功的时候，炮兵能尽量多地发射炮弹就是成功啊”。
由于炮打得太多，炮身打到发红。先是叫人运水来泼，运水不及，炮兵们着急，就把炮管降下来，一齐往炮管上撒尿。炮排排长说，再打下去，连尿都没有啦。正打着，敌人的步兵就沿着公路向着观测所杀过来了。负责保护观测所的步兵排长见势不妙，要撤。而史文治已经溜了，黄润生不知道请示谁。打电话给后面的副连长说：“报告副连长，情况紧急，撤退……”话没说完，通讯兵就把电话线扯断了。黄润生也不管了，叫通讯兵收线，撤。
他们撤退到离西峡口二十公里的奎文关。撤退的消息一传出，西安震动，富商巨贾都准备逃出西安。大家都害怕军队重演去年豫中会战大溃败的一幕。胡宗南打电话给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质问他是不是要撤退。王仲廉说，情况有变，我们是要撤一点。胡宗南说，后面没有军队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要负责！”
4月5日，日军战车和步兵进入重阳店附近隘口时，遭到黄国书的新43师的猛烈阻击。后来在台湾当了“立法院长”的黄国书跟黄润生说，当天，吴绍周给他下了命令要固守，派了特务营长带一个手枪排跟着他到师部。吴交代特务营营长，要是黄国书敢从指挥所退后50米，你就马上枪毙他。黄国书找来师参谋长，叫他去跟第一线防守的两个团长讲，“你们给我死守，谁退我枪毙谁，我睡觉，我不管。”两个团长拿了同样的话跟营长交代。就这样，日本人攻了一晚上，发起了七八次冲锋，硬是没打下来。
吴绍周又给廖运周的110师下令，要他们连夜从伏牛山打到重阳店与丁河店之间，侧翼包围敌军。反击战第三天早上开始，110师、23师、暂55师侧击，新43师正面攻，飞机、火炮齐轰。这么一打，日军整个崩溃。
三天后，反击战打得差不多了，日军139联队伤亡达八成，退到重阳店以东四十里的丁河店。吴绍周下令，叫23师派一个团，加上炮营一连(三门野战炮)和一个战车排(五六辆菲亚特轻型战车)组成追击队。黄润生说，“抗战八年，像这样跟着敌人屁股追的追击队，还没有过。”这支战车开道，大炮殿后的追击部队路过中国军队阵地时，公路两侧山上的士兵全都站起来振臂欢呼：“国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润生说：“这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刻，可惜没有照相机拍下来。”
黄润生后来读日本战史，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幸亏我们没有攻到西平，否则110师团将全军覆灭。”
从5月到8月，黄润生一直在丁河店附近山头的观测站当观测员，在山上生活近四个月。有一天，他下山休息，听到广播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没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后来，黄润生随着部队开到西安，经过西宫兵营的时候，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见他，“啪”地一下行了礼。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本报特派记者 谭人玮
大溃退
1943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遂令中国派遣军使用累计约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即为其第一阶段。
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14.8万余人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8日，日军从中牟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28集团军河防阵地发起攻击。19日，日军向第28集团军第85军邙山阵地发起攻击。突破阵地后，至23日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密县。30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3个师又2个旅向许昌发起攻击，5月1日许昌失守。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5月9日，西进日军进逼洛阳。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一部)攻击洛阳，守军第15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
在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55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会战结束。
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因兵力不足，为了把守如此漫长的地域使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反而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该次会战表明，日本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是其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搏了。此后直到投降，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国民党抗战老兵回忆历史：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8日01:47 南方都市报
老兵档案：黄润生
1921年 在武汉出生，原籍安徽
1938年 在武汉加入战时干部训练团，获黄埔第十六期文凭
1940年 在昆仑关地区战斗受伤
1941年 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位于西安王曲)特科纵队炮兵专业
1943年 毕业分到第21集团军85军步兵一个师当排长，后转到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
1945年 抗战胜利时已是中尉排长
1949年 淮海战役后升连长，同年撤到台湾
1985年后 专心研究抗战史
1993年 在南宁与小他39岁的夫人相识，次年在南宁买房子，开始半年南宁半年台北的生活。
第21集团军炮兵排长黄润生：保住炮就立了大功，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飞机来了，快卧倒！”全连都趴下了，黄润生也在第四辆炮车后趴下。第一架飞机盘旋了一圈，扔了炸弹飞走了。第二架飞机来的时候，他调皮地想看看飞机投弹是个什么情形，于是抬头往上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见一枚重约50公斤的中型炸弹在午后3点的强烈阳光下翻了个跟头，直直朝他栽了下来。黄润生心中暗叫“完了”！
“轰……”地面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趴在抖动被单上的一只蚂蚁。脑后一热，半个身子随即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了起来。飞机飞走了，他扒掉泥土小心地站了起来，上下摸了摸，发现除头皮被弹片擦掉一块之外，腿脚都完好。原来炮弹落在了他身后约50米开外。他还来不及庆幸逃过一死，马上跑到前面看看他们连的“七五炮”(法国造75毫米口径野战炮)。
一门炮装炮弹和其他杂物的前车被炸毁了。两名士兵被炸死，一个班长被炸伤，同时还有三匹拉炮的骡子被炸得肚穿肠流，遍地是血。
连长抱着头开始哭。在军纪极严的汤恩伯部队，炮连丢一门炮，连长要枪毙，保护不力导致火炮受损，连长要坐牢。这也是黄润生在黄埔军校里接受的、他非常推祟的德国军事思想体现。他至今仍记得《炮兵操典》里的一句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这时，行伍出身的二排排长很仗义地走过来跟连长说，“不要紧，只是前车被炸，炮还是好好的嘛，找个民用大车当前车，一样可以把炮拉到后方去。你们先走，我在后面一定跟上你们。”连长听后，马上给这个老排长跪下磕头。这一举动把黄润生吓了一跳。他突然意识到了军纪的可怕。
日军出动“国宝”架桥，中国炮兵炸桥就像给人抓痒
他们在撤退，他们的任务没完成，炮击了三个月，日军硬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平汉铁路的重要关节--黄河大铁桥修复了。黄润生当时刚到第21集团军85军野战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当观测员。他们部队于1943年冬天接防汉王城。这是个古战场。秦末，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夺天下，率军隔鸿沟筑城，刘邦筑汉王城，项羽筑霸王城，对峙于郑州荥阳广武山巅。当时日军占据着霸王城。他们的任务就是炮击阻止日军修复黄河大铁桥。黄润生说，1938年黄河铁桥被破坏加上花园口决堤，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一次“阻绝战”，直到1944年，日军主力都无法进攻中原。
后来成为抗战史专家的黄润生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当时的战局。1944年，日军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封锁，长江航道也被中国军队的炮兵及中美空军阻断。东条英机当时已准备本土决战，所以一定要打通中国内陆交通线，为泰国、越南及中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日军提供后勤补给，同时为撤退作准备。这样就出台了一个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也称为“一号作战”。
黄润生后来看日军战史记载，当时日本大本营一个参谋上校把命令下达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那里，冈村宁次当即拒绝。冈村宁次说这个仗没办法打：首先黄河铁桥没有恢复；其次，河南汤恩伯的部队不好对付。即使打通京汉线，汤恩伯的部队也随时可以把这条交通线切断。
最后冈村宁次提出，要打可以，但有条件。第一就是把黄河铁桥修好，为了修好这座桥，必须要有“架桥机”。当时日军这样的设备只有一套，堪称“国宝”，是关东军准备打苏联渡鸭绿江用的。另一个条件，把部署在内蒙古的第三战车师团调来，把关东军的航空兵拨一部归其使用。日本大本营同意了。1944年元月，架桥装备抵达。
此前日军曾多次试图在黄河上建桥，但都被中国军队的炮弹打断，黄润生还看到过光屁股修浮桥的日军被打得“扑通、扑通”往水里跳的场面。但日军的架桥机来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部架桥机架出来的桥，上部有钢架保护，而且所用钢板极厚，国军的“七五炮”打到桥上跟给人抓痒差不多。
同时，日军调了重炮部队进行火力压制。一个大队的150毫米榴弹炮、一个中队的100毫米加农炮每天轰击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中国军队的炮被打得藏在山洞里出不来，任由日军自在地修桥。日军的火力很密集，到处都是散落的弹片。士兵们就在晚上趁着日军不打炮时，打着火把提着篮子到山上捡弹片，用骡子驮到镇上卖。先是买肉加菜，还有余钱就到镇上买了棉花和布，做了当时的大兵都没有的棉被。当时他当排长的津贴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所以他们还买了许多棉鞋、袜子。
与日军一次几十发的奢侈相比，中国军队显得很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连只打了三百到五百发炮弹。而且，炮弹打完后要把弹壳收集好，用大车运送到后方点数，与所发炮弹数目相符才获发新的炮弹。
就这样，黄河大铁桥在他们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向黄河南岸延伸，三月下旬，大桥修通了。
1944年4月17日，豫中会战打响，拉开豫、桂、湘大作战的序幕。日军37师团先渡黄泛区，攻克中牟县。黄润生说，抗战胜利后，日军110师团的军官与第21集团军的参谋一起开会研讨豫中会战，日军官说，你们没法破坏黄河大铁桥，大桥一修成，胜负已分。黄润生回忆起来十分感慨：要是调两个150毫米榴弹炮连过来，我们起码可以多阻滞日军20天，多这20天的时间，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全军溃退的悲惨局面。但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没有意识到火炮的重要性，只把部队在黄河南岸摆好了等人家来打。连别人想怎么打都不知道，岂能不败？
不吃不睡连退三天三夜，有机会休息只顾喂骡马
到4月20日，日军4个师团已渡过黄河，第三战车师团一部也过了河。日军派了一个联队越过鸿沟把汉王城占领了。
这时，野炮营接到了军长吴绍周手令：把大炮安全地拉到后方，我不要你们参加战斗，保住这12门炮，就是大功一件。于是他们开始向卢氏县撤退。不吃不睡连退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驭手自己没顾上吃，先四处找草找料喂骡马。黄润生有点奇怪，问驭手怎么不先喂饱自己？驭手说：“报告排长！没骡马就没法拉炮，炮丢了，连长就要被枪毙，我怎么能看着连长被枪毙？”这句话让他很感动。有一个排长在退却的过程中，实在太困了，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脸都摔伤了竟浑然不觉，就躺在原地睡着了。一个多小时后，其他部队来了把他推醒，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黄润生差点被炸死的一次就在撤到密县以北不远的地方时发生的。他们连拉着剩下的三门炮，继续赶路。第二天天黑时分，野炮营三个连在颖水会合。密县到登封的公路被石觉的第13军破坏了，还埋上了地雷，炮车无法通过，问了周围的老百姓，最后决定从颖水的山沟底部走。那里根本没有路，都是大石头。大炮极重，在平地上坡都很吃力。没办法，把大车丢了，牲畜都用来拉炮。黄润生的许多家当，包括军校的毕业证书都跟着大车一起扔了。
拉炮时，班长在前面喊口令：“向前！”久经训练的骡马就四肢紧绷，班长再喊：“走！”骡马就开始发力，炮就拉动了。如果石头太大，所有的人都下来帮着扳车轮。实在不行，就给骡马喂喂水，喂喂料，大家喘口气，再来。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过。从头天晚上6点开始，到第二天上午10点，全营11门炮奇迹般地走出了山沟。
刚过了第一道难关，又一个障碍摆在面前。黄润生说，日军的第三战车师团目的是包围消灭汤恩伯军团的主力。战车师团先是躲在邙山不动，等日军打下许昌，战车师团出来了。从许昌冲到郏县，很快就打到临汝镇。日军战车过临汝时很有趣，守城的中国军队见餐厅桌椅门板堆成的城门一下就被战车打破了，不敢招惹他们。日本战车也不打中国守军，径自穿城而过，开到洛阳去执行封锁任务。
从临汝到洛阳有一条公路，百余辆战车就在这条公路上来回穿梭，构成一条封锁线。日军另外三个师团从三个方向将汤恩伯的王牌部队13军以及29军、85军一部等主力部队压迫到洛(阳)叶(县)公路附近，准备一举全歼。被围部队在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的带领下，把部队开进临汝附近的嵩山。黄润生所在的野炮营从颖水出来后，跟着大部队突围。
5月10日午夜，各军把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准备突围。到了半夜两三点钟，战车来回巡逻的次数减少，每次总有一两分钟的间隔。炮队把炮先拉到路边隐蔽好，等战车之间一出现空当，马上加鞭打马，一下冲到马路对面小山坡的林子里。日战车发现后马上开炮，炸到他们身后，但炮队已经成功跳出了包围圈。全营11门炮，无一受损，一起往卢氏县开去。三个军的人马也是这样成功地“渗”出日军封锁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了。
日军把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
部队走到洛河附近时，连下三天大雨，山洪暴发，浑浊的河水不时激起一波又一波大浪。大家都傻眼了。而且，有情报说日军追击而来的两个师团就在他们后面不到60里。营长冯尧和召集连长开会商量。有人说，飞机炸我们躲过了，没路走我们也走过来了，封锁线我们也突破了，也算尽到责任了。冯尧和不甘心。他是广东人，游泳技术好，脱了衣服就游过河去。游到河中间时突然站起来，举着手高兴地向大家喊：“看，头可以露出来，可以的！”起初几个连长都摇头，觉得不可能。冯尧和不理，叫人马先游过河，炮在上游，十几个人在下游一起拉，拉一段，就把绳子在树上缠一段，防止炮被洪水冲走。下午时，水位已降了一半，越到后来拉得越轻松。4点多钟时，所有的炮都拉了过去。
走到卢氏县附近的十八盘公路，刚走了一半，三架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汉奸一直跟着我们。”黄润生说起来很有点生气。虽然经疏散隐蔽，但还是有两门炮被炸毁，伤亡两三人，骡马也死了不少。看来炮真是没法拉到后方去了。“营连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哭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有一个排长出主意：“后面长官部的一个大车队见情况不好，全跑光了，留下几十匹骡马。我们把它们拉过来好了。”靠着这意外获得的畜力，他们终于把剩下的九门炮拉到了卢氏县。这时日军已经快打到卢氏县了。
野战炮营决定连夜冲出去。刚冲到卢氏外不到十里路，就陷入到一支从洛阳逃出来的庞大难民队伍中，路上有汽车、有大车，甚至还有洛阳中央银行运钞票的车。“到处都是车，根本走不动。”冯尧和下令全营紧急集合，将挡路的大车掀开，总算是把陷在其中的炮车拉了出来。他打算从山上的一条简易公路走，但三天的大雨把这条泥路冲得一塌糊涂，冯尧和说，“还是冲”。于是炮车队继续在泥浆中向山上爬。爬到一半，卢氏县的战斗打响了。有难民对他们说，后面的日军也追过来了。没办法，炮兵们只好把炮栓、瞄具卸下，把炮拉到路边上，派几个兵看着，其他人撤退。
然而追击的日军突然撤退了。黄润生当时非常奇怪，后来在日军战史里他才找到答案。原来炮队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按常识大炮都是跟着军团主力行动，他们认为这支队伍就是汤恩伯的主力。打到卢氏才发现只有两个连。后面的日军听到消息便不再追击。日军攻入卢氏县城后把洛阳流亡到此的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俘虏了一些后勤部队及伤兵就撤回去了。
汤恩伯的无线电被农民抢了，部下4天联系不上长官
5月底，这次千里败退才在后方西平县宣告结束。冯尧和因此也保住了一条命。黄润生说，汤恩伯跟他们差不多时候也到了西平，碰到23军的山炮营营长，该营装备有九门最好的德国造山炮。汤恩伯问那个营长还剩几门炮。那个营长很小声地说，全丢光了。汤恩伯说：“特务营，把人给我带着。”直到豫中会战结束，开完会，汤恩伯才想起这个营长：“哎，那个营长还没解决，特务营，把他拉出去毙了。”
汤恩伯在豫中会战中的经历也不光彩。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一个副参谋长写的回忆录中披露，豫中会战时，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在叶县，司令长官蒋鼎文电召他到洛阳面商军机。汤就开了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还有几个随从沿洛叶公路奔洛阳而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后方的伊川县附近被武装农民缴了械，除了枪，车子和无线电也被抢走。最后汤恩伯只好带着随从步行，4天后才走到洛阳跟蒋鼎文哭诉这离奇遭遇。在战事最紧的4天里，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将领，用无线电要“跟汤长官讲话”联络不上！最后蒋鼎文连夜找了一个在嵩县有势力的退休副师长，去说服那帮农民，把无线电要了回来，汤恩伯这才重新开始指挥作战。
到了西平，85军野炮营就分散到山沟里隐蔽，防止日军飞机轰炸。
西峡口战役炮弹充足，抗战八年从没有打得这么爽
1945年3月26日。这天来了命令，日军沿豫陕公路，已一路从南阳、内乡打到汉中，要炮兵营第二天出发赶到豫陕公路最前线的一个隘口西峡口。
1945年3月27日，85军野炮营一连到达西峡。此时汤恩伯因豫中溃败被处分，由胡宗南代理战区司令长官。黄润生对胡宗南最满意的一点是，胡宗南派了一个汽车营，从西安把洋面(进口面粉)和炮弹日夜不停地运到第一线。这可是黄润生们从没享受过的待遇。黄润生跟后面炮排的排长感慨：“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么白的面粉。”
第三天早上，日军开始进攻。从打第一发炮弹开始，黄润生就感觉不错。虽然从观测所只能看见西峡口镇一点城楼，但连长史文治很有经验，指了大概方位叫他们只管打。炮弹充足，于是一通乱打。头一百发炮弹还没打完，第二箱又运来了。阵地上同时堆着两百发炮弹。这样的情形，黄润生“抗战八年，从没见过”，“是一辈子当炮兵最成功的时候，炮兵能尽量多地发射炮弹就是成功啊”。
由于炮打得太多，炮身打到发红。先是叫人运水来泼，运水不及，炮兵们着急，就把炮管降下来，一齐往炮管上撒尿。炮排排长说，再打下去，连尿都没有啦。正打着，敌人的步兵就沿着公路向着观测所杀过来了。负责保护观测所的步兵排长见势不妙，要撤。而史文治已经溜了，黄润生不知道请示谁。打电话给后面的副连长说：“报告副连长，情况紧急，撤退……”话没说完，通讯兵就把电话线扯断了。黄润生也不管了，叫通讯兵收线，撤。
他们撤退到离西峡口二十公里的奎文关。撤退的消息一传出，西安震动，富商巨贾都准备逃出西安。大家都害怕军队重演去年豫中会战大溃败的一幕。胡宗南打电话给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质问他是不是要撤退。王仲廉说，情况有变，我们是要撤一点。胡宗南说，后面没有军队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要负责！”
4月5日，日军战车和步兵进入重阳店附近隘口时，遭到黄国书的新43师的猛烈阻击。后来在台湾当了“立法院长”的黄国书跟黄润生说，当天，吴绍周给他下了命令要固守，派了特务营长带一个手枪排跟着他到师部。吴交代特务营营长，要是黄国书敢从指挥所退后50米，你就马上枪毙他。黄国书找来师参谋长，叫他去跟第一线防守的两个团长讲，“你们给我死守，谁退我枪毙谁，我睡觉，我不管。”两个团长拿了同样的话跟营长交代。就这样，日本人攻了一晚上，发起了七八次冲锋，硬是没打下来。
吴绍周又给廖运周的110师下令，要他们连夜从伏牛山打到重阳店与丁河店之间，侧翼包围敌军。反击战第三天早上开始，110师、23师、暂55师侧击，新43师正面攻，飞机、火炮齐轰。这么一打，日军整个崩溃。
三天后，反击战打得差不多了，日军139联队伤亡达八成，退到重阳店以东四十里的丁河店。吴绍周下令，叫23师派一个团，加上炮营一连(三门野战炮)和一个战车排(五六辆菲亚特轻型战车)组成追击队。黄润生说，“抗战八年，像这样跟着敌人屁股追的追击队，还没有过。”这支战车开道，大炮殿后的追击部队路过中国军队阵地时，公路两侧山上的士兵全都站起来振臂欢呼：“国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润生说：“这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刻，可惜没有照相机拍下来。”
黄润生后来读日本战史，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幸亏我们没有攻到西平，否则110师团将全军覆灭。”
从5月到8月，黄润生一直在丁河店附近山头的观测站当观测员，在山上生活近四个月。有一天，他下山休息，听到广播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没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后来，黄润生随着部队开到西安，经过西宫兵营的时候，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见他，“啪”地一下行了礼。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本报特派记者 谭人玮
大溃退
1943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遂令中国派遣军使用累计约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即为其第一阶段。
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14.8万余人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8日，日军从中牟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28集团军河防阵地发起攻击。19日，日军向第28集团军第85军邙山阵地发起攻击。突破阵地后，至23日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密县。30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3个师又2个旅向许昌发起攻击，5月1日许昌失守。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5月9日，西进日军进逼洛阳。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一部)攻击洛阳，守军第15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
在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55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会战结束。
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因兵力不足，为了把守如此漫长的地域使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反而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该次会战表明，日本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是其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搏了。此后直到投降，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8日01:47 南方都市报
老兵档案：黄润生
1921年 在武汉出生，原籍安徽
1938年 在武汉加入战时干部训练团，获黄埔第十六期文凭
1940年 在昆仑关地区战斗受伤
1941年 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位于西安王曲)特科纵队炮兵专业
1943年 毕业分到第21集团军85军步兵一个师当排长，后转到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
1945年 抗战胜利时已是中尉排长
1949年 淮海战役后升连长，同年撤到台湾
1985年后 专心研究抗战史
1993年 在南宁与小他39岁的夫人相识，次年在南宁买房子，开始半年南宁半年台北的生活。
第21集团军炮兵排长黄润生：保住炮就立了大功，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飞机来了，快卧倒！”全连都趴下了，黄润生也在第四辆炮车后趴下。第一架飞机盘旋了一圈，扔了炸弹飞走了。第二架飞机来的时候，他调皮地想看看飞机投弹是个什么情形，于是抬头往上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见一枚重约50公斤的中型炸弹在午后3点的强烈阳光下翻了个跟头，直直朝他栽了下来。黄润生心中暗叫“完了”！
“轰……”地面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趴在抖动被单上的一只蚂蚁。脑后一热，半个身子随即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了起来。飞机飞走了，他扒掉泥土小心地站了起来，上下摸了摸，发现除头皮被弹片擦掉一块之外，腿脚都完好。原来炮弹落在了他身后约50米开外。他还来不及庆幸逃过一死，马上跑到前面看看他们连的“七五炮”(法国造75毫米口径野战炮)。
一门炮装炮弹和其他杂物的前车被炸毁了。两名士兵被炸死，一个班长被炸伤，同时还有三匹拉炮的骡子被炸得肚穿肠流，遍地是血。
连长抱着头开始哭。在军纪极严的汤恩伯部队，炮连丢一门炮，连长要枪毙，保护不力导致火炮受损，连长要坐牢。这也是黄润生在黄埔军校里接受的、他非常推祟的德国军事思想体现。他至今仍记得《炮兵操典》里的一句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这时，行伍出身的二排排长很仗义地走过来跟连长说，“不要紧，只是前车被炸，炮还是好好的嘛，找个民用大车当前车，一样可以把炮拉到后方去。你们先走，我在后面一定跟上你们。”连长听后，马上给这个老排长跪下磕头。这一举动把黄润生吓了一跳。他突然意识到了军纪的可怕。
日军出动“国宝”架桥，中国炮兵炸桥就像给人抓痒
他们在撤退，他们的任务没完成，炮击了三个月，日军硬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平汉铁路的重要关节--黄河大铁桥修复了。黄润生当时刚到第21集团军85军野战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当观测员。他们部队于1943年冬天接防汉王城。这是个古战场。秦末，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夺天下，率军隔鸿沟筑城，刘邦筑汉王城，项羽筑霸王城，对峙于郑州荥阳广武山巅。当时日军占据着霸王城。他们的任务就是炮击阻止日军修复黄河大铁桥。黄润生说，1938年黄河铁桥被破坏加上花园口决堤，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一次“阻绝战”，直到1944年，日军主力都无法进攻中原。
后来成为抗战史专家的黄润生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当时的战局。1944年，日军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封锁，长江航道也被中国军队的炮兵及中美空军阻断。东条英机当时已准备本土决战，所以一定要打通中国内陆交通线，为泰国、越南及中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日军提供后勤补给，同时为撤退作准备。这样就出台了一个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也称为“一号作战”。
黄润生后来看日军战史记载，当时日本大本营一个参谋上校把命令下达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那里，冈村宁次当即拒绝。冈村宁次说这个仗没办法打：首先黄河铁桥没有恢复；其次，河南汤恩伯的部队不好对付。即使打通京汉线，汤恩伯的部队也随时可以把这条交通线切断。
最后冈村宁次提出，要打可以，但有条件。第一就是把黄河铁桥修好，为了修好这座桥，必须要有“架桥机”。当时日军这样的设备只有一套，堪称“国宝”，是关东军准备打苏联渡鸭绿江用的。另一个条件，把部署在内蒙古的第三战车师团调来，把关东军的航空兵拨一部归其使用。日本大本营同意了。1944年元月，架桥装备抵达。
此前日军曾多次试图在黄河上建桥，但都被中国军队的炮弹打断，黄润生还看到过光屁股修浮桥的日军被打得“扑通、扑通”往水里跳的场面。但日军的架桥机来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部架桥机架出来的桥，上部有钢架保护，而且所用钢板极厚，国军的“七五炮”打到桥上跟给人抓痒差不多。
同时，日军调了重炮部队进行火力压制。一个大队的150毫米榴弹炮、一个中队的100毫米加农炮每天轰击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中国军队的炮被打得藏在山洞里出不来，任由日军自在地修桥。日军的火力很密集，到处都是散落的弹片。士兵们就在晚上趁着日军不打炮时，打着火把提着篮子到山上捡弹片，用骡子驮到镇上卖。先是买肉加菜，还有余钱就到镇上买了棉花和布，做了当时的大兵都没有的棉被。当时他当排长的津贴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所以他们还买了许多棉鞋、袜子。
与日军一次几十发的奢侈相比，中国军队显得很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连只打了三百到五百发炮弹。而且，炮弹打完后要把弹壳收集好，用大车运送到后方点数，与所发炮弹数目相符才获发新的炮弹。
就这样，黄河大铁桥在他们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向黄河南岸延伸，三月下旬，大桥修通了。
1944年4月17日，豫中会战打响，拉开豫、桂、湘大作战的序幕。日军37师团先渡黄泛区，攻克中牟县。黄润生说，抗战胜利后，日军110师团的军官与第21集团军的参谋一起开会研讨豫中会战，日军官说，你们没法破坏黄河大铁桥，大桥一修成，胜负已分。黄润生回忆起来十分感慨：要是调两个150毫米榴弹炮连过来，我们起码可以多阻滞日军20天，多这20天的时间，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全军溃退的悲惨局面。但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没有意识到火炮的重要性，只把部队在黄河南岸摆好了等人家来打。连别人想怎么打都不知道，岂能不败？
不吃不睡连退三天三夜，有机会休息只顾喂骡马
到4月20日，日军4个师团已渡过黄河，第三战车师团一部也过了河。日军派了一个联队越过鸿沟把汉王城占领了。
这时，野炮营接到了军长吴绍周手令：把大炮安全地拉到后方，我不要你们参加战斗，保住这12门炮，就是大功一件。于是他们开始向卢氏县撤退。不吃不睡连退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驭手自己没顾上吃，先四处找草找料喂骡马。黄润生有点奇怪，问驭手怎么不先喂饱自己？驭手说：“报告排长！没骡马就没法拉炮，炮丢了，连长就要被枪毙，我怎么能看着连长被枪毙？”这句话让他很感动。有一个排长在退却的过程中，实在太困了，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脸都摔伤了竟浑然不觉，就躺在原地睡着了。一个多小时后，其他部队来了把他推醒，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黄润生差点被炸死的一次就在撤到密县以北不远的地方时发生的。他们连拉着剩下的三门炮，继续赶路。第二天天黑时分，野炮营三个连在颖水会合。密县到登封的公路被石觉的第13军破坏了，还埋上了地雷，炮车无法通过，问了周围的老百姓，最后决定从颖水的山沟底部走。那里根本没有路，都是大石头。大炮极重，在平地上坡都很吃力。没办法，把大车丢了，牲畜都用来拉炮。黄润生的许多家当，包括军校的毕业证书都跟着大车一起扔了。
拉炮时，班长在前面喊口令：“向前！”久经训练的骡马就四肢紧绷，班长再喊：“走！”骡马就开始发力，炮就拉动了。如果石头太大，所有的人都下来帮着扳车轮。实在不行，就给骡马喂喂水，喂喂料，大家喘口气，再来。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过。从头天晚上6点开始，到第二天上午10点，全营11门炮奇迹般地走出了山沟。
刚过了第一道难关，又一个障碍摆在面前。黄润生说，日军的第三战车师团目的是包围消灭汤恩伯军团的主力。战车师团先是躲在邙山不动，等日军打下许昌，战车师团出来了。从许昌冲到郏县，很快就打到临汝镇。日军战车过临汝时很有趣，守城的中国军队见餐厅桌椅门板堆成的城门一下就被战车打破了，不敢招惹他们。日本战车也不打中国守军，径自穿城而过，开到洛阳去执行封锁任务。
从临汝到洛阳有一条公路，百余辆战车就在这条公路上来回穿梭，构成一条封锁线。日军另外三个师团从三个方向将汤恩伯的王牌部队13军以及29军、85军一部等主力部队压迫到洛(阳)叶(县)公路附近，准备一举全歼。被围部队在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的带领下，把部队开进临汝附近的嵩山。黄润生所在的野炮营从颖水出来后，跟着大部队突围。
5月10日午夜，各军把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准备突围。到了半夜两三点钟，战车来回巡逻的次数减少，每次总有一两分钟的间隔。炮队把炮先拉到路边隐蔽好，等战车之间一出现空当，马上加鞭打马，一下冲到马路对面小山坡的林子里。日战车发现后马上开炮，炸到他们身后，但炮队已经成功跳出了包围圈。全营11门炮，无一受损，一起往卢氏县开去。三个军的人马也是这样成功地“渗”出日军封锁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了。
日军把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
部队走到洛河附近时，连下三天大雨，山洪暴发，浑浊的河水不时激起一波又一波大浪。大家都傻眼了。而且，有情报说日军追击而来的两个师团就在他们后面不到60里。营长冯尧和召集连长开会商量。有人说，飞机炸我们躲过了，没路走我们也走过来了，封锁线我们也突破了，也算尽到责任了。冯尧和不甘心。他是广东人，游泳技术好，脱了衣服就游过河去。游到河中间时突然站起来，举着手高兴地向大家喊：“看，头可以露出来，可以的！”起初几个连长都摇头，觉得不可能。冯尧和不理，叫人马先游过河，炮在上游，十几个人在下游一起拉，拉一段，就把绳子在树上缠一段，防止炮被洪水冲走。下午时，水位已降了一半，越到后来拉得越轻松。4点多钟时，所有的炮都拉了过去。
走到卢氏县附近的十八盘公路，刚走了一半，三架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汉奸一直跟着我们。”黄润生说起来很有点生气。虽然经疏散隐蔽，但还是有两门炮被炸毁，伤亡两三人，骡马也死了不少。看来炮真是没法拉到后方去了。“营连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哭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有一个排长出主意：“后面长官部的一个大车队见情况不好，全跑光了，留下几十匹骡马。我们把它们拉过来好了。”靠着这意外获得的畜力，他们终于把剩下的九门炮拉到了卢氏县。这时日军已经快打到卢氏县了。
野战炮营决定连夜冲出去。刚冲到卢氏外不到十里路，就陷入到一支从洛阳逃出来的庞大难民队伍中，路上有汽车、有大车，甚至还有洛阳中央银行运钞票的车。“到处都是车，根本走不动。”冯尧和下令全营紧急集合，将挡路的大车掀开，总算是把陷在其中的炮车拉了出来。他打算从山上的一条简易公路走，但三天的大雨把这条泥路冲得一塌糊涂，冯尧和说，“还是冲”。于是炮车队继续在泥浆中向山上爬。爬到一半，卢氏县的战斗打响了。有难民对他们说，后面的日军也追过来了。没办法，炮兵们只好把炮栓、瞄具卸下，把炮拉到路边上，派几个兵看着，其他人撤退。
然而追击的日军突然撤退了。黄润生当时非常奇怪，后来在日军战史里他才找到答案。原来炮队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按常识大炮都是跟着军团主力行动，他们认为这支队伍就是汤恩伯的主力。打到卢氏才发现只有两个连。后面的日军听到消息便不再追击。日军攻入卢氏县城后把洛阳流亡到此的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俘虏了一些后勤部队及伤兵就撤回去了。
汤恩伯的无线电被农民抢了，部下4天联系不上长官
5月底，这次千里败退才在后方西平县宣告结束。冯尧和因此也保住了一条命。黄润生说，汤恩伯跟他们差不多时候也到了西平，碰到23军的山炮营营长，该营装备有九门最好的德国造山炮。汤恩伯问那个营长还剩几门炮。那个营长很小声地说，全丢光了。汤恩伯说：“特务营，把人给我带着。”直到豫中会战结束，开完会，汤恩伯才想起这个营长：“哎，那个营长还没解决，特务营，把他拉出去毙了。”
汤恩伯在豫中会战中的经历也不光彩。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一个副参谋长写的回忆录中披露，豫中会战时，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在叶县，司令长官蒋鼎文电召他到洛阳面商军机。汤就开了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还有几个随从沿洛叶公路奔洛阳而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后方的伊川县附近被武装农民缴了械，除了枪，车子和无线电也被抢走。最后汤恩伯只好带着随从步行，4天后才走到洛阳跟蒋鼎文哭诉这离奇遭遇。在战事最紧的4天里，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将领，用无线电要“跟汤长官讲话”联络不上！最后蒋鼎文连夜找了一个在嵩县有势力的退休副师长，去说服那帮农民，把无线电要了回来，汤恩伯这才重新开始指挥作战。
到了西平，85军野炮营就分散到山沟里隐蔽，防止日军飞机轰炸。
西峡口战役炮弹充足，抗战八年从没有打得这么爽
1945年3月26日。这天来了命令，日军沿豫陕公路，已一路从南阳、内乡打到汉中，要炮兵营第二天出发赶到豫陕公路最前线的一个隘口西峡口。
1945年3月27日，85军野炮营一连到达西峡。此时汤恩伯因豫中溃败被处分，由胡宗南代理战区司令长官。黄润生对胡宗南最满意的一点是，胡宗南派了一个汽车营，从西安把洋面(进口面粉)和炮弹日夜不停地运到第一线。这可是黄润生们从没享受过的待遇。黄润生跟后面炮排的排长感慨：“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么白的面粉。”
第三天早上，日军开始进攻。从打第一发炮弹开始，黄润生就感觉不错。虽然从观测所只能看见西峡口镇一点城楼，但连长史文治很有经验，指了大概方位叫他们只管打。炮弹充足，于是一通乱打。头一百发炮弹还没打完，第二箱又运来了。阵地上同时堆着两百发炮弹。这样的情形，黄润生“抗战八年，从没见过”，“是一辈子当炮兵最成功的时候，炮兵能尽量多地发射炮弹就是成功啊”。
由于炮打得太多，炮身打到发红。先是叫人运水来泼，运水不及，炮兵们着急，就把炮管降下来，一齐往炮管上撒尿。炮排排长说，再打下去，连尿都没有啦。正打着，敌人的步兵就沿着公路向着观测所杀过来了。负责保护观测所的步兵排长见势不妙，要撤。而史文治已经溜了，黄润生不知道请示谁。打电话给后面的副连长说：“报告副连长，情况紧急，撤退……”话没说完，通讯兵就把电话线扯断了。黄润生也不管了，叫通讯兵收线，撤。
他们撤退到离西峡口二十公里的奎文关。撤退的消息一传出，西安震动，富商巨贾都准备逃出西安。大家都害怕军队重演去年豫中会战大溃败的一幕。胡宗南打电话给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质问他是不是要撤退。王仲廉说，情况有变，我们是要撤一点。胡宗南说，后面没有军队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要负责！”
4月5日，日军战车和步兵进入重阳店附近隘口时，遭到黄国书的新43师的猛烈阻击。后来在台湾当了“立法院长”的黄国书跟黄润生说，当天，吴绍周给他下了命令要固守，派了特务营长带一个手枪排跟着他到师部。吴交代特务营营长，要是黄国书敢从指挥所退后50米，你就马上枪毙他。黄国书找来师参谋长，叫他去跟第一线防守的两个团长讲，“你们给我死守，谁退我枪毙谁，我睡觉，我不管。”两个团长拿了同样的话跟营长交代。就这样，日本人攻了一晚上，发起了七八次冲锋，硬是没打下来。
吴绍周又给廖运周的110师下令，要他们连夜从伏牛山打到重阳店与丁河店之间，侧翼包围敌军。反击战第三天早上开始，110师、23师、暂55师侧击，新43师正面攻，飞机、火炮齐轰。这么一打，日军整个崩溃。
三天后，反击战打得差不多了，日军139联队伤亡达八成，退到重阳店以东四十里的丁河店。吴绍周下令，叫23师派一个团，加上炮营一连(三门野战炮)和一个战车排(五六辆菲亚特轻型战车)组成追击队。黄润生说，“抗战八年，像这样跟着敌人屁股追的追击队，还没有过。”这支战车开道，大炮殿后的追击部队路过中国军队阵地时，公路两侧山上的士兵全都站起来振臂欢呼：“国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润生说：“这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刻，可惜没有照相机拍下来。”
黄润生后来读日本战史，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幸亏我们没有攻到西平，否则110师团将全军覆灭。”
从5月到8月，黄润生一直在丁河店附近山头的观测站当观测员，在山上生活近四个月。有一天，他下山休息，听到广播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没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后来，黄润生随着部队开到西安，经过西宫兵营的时候，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见他，“啪”地一下行了礼。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本报特派记者 谭人玮
大溃退
1943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遂令中国派遣军使用累计约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即为其第一阶段。
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14.8万余人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8日，日军从中牟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28集团军河防阵地发起攻击。19日，日军向第28集团军第85军邙山阵地发起攻击。突破阵地后，至23日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密县。30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3个师又2个旅向许昌发起攻击，5月1日许昌失守。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5月9日，西进日军进逼洛阳。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一部)攻击洛阳，守军第15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
在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55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会战结束。
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因兵力不足，为了把守如此漫长的地域使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反而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该次会战表明，日本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是其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搏了。此后直到投降，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国民党抗战老兵回忆历史：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8日01:47 南方都市报
老兵档案：黄润生
1921年 在武汉出生，原籍安徽
1938年 在武汉加入战时干部训练团，获黄埔第十六期文凭
1940年 在昆仑关地区战斗受伤
1941年 考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位于西安王曲)特科纵队炮兵专业
1943年 毕业分到第21集团军85军步兵一个师当排长，后转到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
1945年 抗战胜利时已是中尉排长
1949年 淮海战役后升连长，同年撤到台湾
1985年后 专心研究抗战史
1993年 在南宁与小他39岁的夫人相识，次年在南宁买房子，开始半年南宁半年台北的生活。
第21集团军炮兵排长黄润生：保住炮就立了大功，丢了炮要枪毙连长
“飞机来了，快卧倒！”全连都趴下了，黄润生也在第四辆炮车后趴下。第一架飞机盘旋了一圈，扔了炸弹飞走了。第二架飞机来的时候，他调皮地想看看飞机投弹是个什么情形，于是抬头往上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见一枚重约50公斤的中型炸弹在午后3点的强烈阳光下翻了个跟头，直直朝他栽了下来。黄润生心中暗叫“完了”！
“轰……”地面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感觉自己就像是趴在抖动被单上的一只蚂蚁。脑后一热，半个身子随即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了起来。飞机飞走了，他扒掉泥土小心地站了起来，上下摸了摸，发现除头皮被弹片擦掉一块之外，腿脚都完好。原来炮弹落在了他身后约50米开外。他还来不及庆幸逃过一死，马上跑到前面看看他们连的“七五炮”(法国造75毫米口径野战炮)。
一门炮装炮弹和其他杂物的前车被炸毁了。两名士兵被炸死，一个班长被炸伤，同时还有三匹拉炮的骡子被炸得肚穿肠流，遍地是血。
连长抱着头开始哭。在军纪极严的汤恩伯部队，炮连丢一门炮，连长要枪毙，保护不力导致火炮受损，连长要坐牢。这也是黄润生在黄埔军校里接受的、他非常推祟的德国军事思想体现。他至今仍记得《炮兵操典》里的一句话：炮是炮兵的第二生命，炮是炮兵的爱人。这时，行伍出身的二排排长很仗义地走过来跟连长说，“不要紧，只是前车被炸，炮还是好好的嘛，找个民用大车当前车，一样可以把炮拉到后方去。你们先走，我在后面一定跟上你们。”连长听后，马上给这个老排长跪下磕头。这一举动把黄润生吓了一跳。他突然意识到了军纪的可怕。
日军出动“国宝”架桥，中国炮兵炸桥就像给人抓痒
他们在撤退，他们的任务没完成，炮击了三个月，日军硬是在他们眼皮底下把平汉铁路的重要关节--黄河大铁桥修复了。黄润生当时刚到第21集团军85军野战炮营一连观测通讯排当观测员。他们部队于1943年冬天接防汉王城。这是个古战场。秦末，楚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夺天下，率军隔鸿沟筑城，刘邦筑汉王城，项羽筑霸王城，对峙于郑州荥阳广武山巅。当时日军占据着霸王城。他们的任务就是炮击阻止日军修复黄河大铁桥。黄润生说，1938年黄河铁桥被破坏加上花园口决堤，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一次“阻绝战”，直到1944年，日军主力都无法进攻中原。
后来成为抗战史专家的黄润生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当时的战局。1944年，日军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封锁，长江航道也被中国军队的炮兵及中美空军阻断。东条英机当时已准备本土决战，所以一定要打通中国内陆交通线，为泰国、越南及中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的日军提供后勤补给，同时为撤退作准备。这样就出台了一个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也称为“一号作战”。
黄润生后来看日军战史记载，当时日本大本营一个参谋上校把命令下达到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那里，冈村宁次当即拒绝。冈村宁次说这个仗没办法打：首先黄河铁桥没有恢复；其次，河南汤恩伯的部队不好对付。即使打通京汉线，汤恩伯的部队也随时可以把这条交通线切断。
最后冈村宁次提出，要打可以，但有条件。第一就是把黄河铁桥修好，为了修好这座桥，必须要有“架桥机”。当时日军这样的设备只有一套，堪称“国宝”，是关东军准备打苏联渡鸭绿江用的。另一个条件，把部署在内蒙古的第三战车师团调来，把关东军的航空兵拨一部归其使用。日本大本营同意了。1944年元月，架桥装备抵达。
此前日军曾多次试图在黄河上建桥，但都被中国军队的炮弹打断，黄润生还看到过光屁股修浮桥的日军被打得“扑通、扑通”往水里跳的场面。但日军的架桥机来了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这部架桥机架出来的桥，上部有钢架保护，而且所用钢板极厚，国军的“七五炮”打到桥上跟给人抓痒差不多。
同时，日军调了重炮部队进行火力压制。一个大队的150毫米榴弹炮、一个中队的100毫米加农炮每天轰击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中国军队的炮被打得藏在山洞里出不来，任由日军自在地修桥。日军的火力很密集，到处都是散落的弹片。士兵们就在晚上趁着日军不打炮时，打着火把提着篮子到山上捡弹片，用骡子驮到镇上卖。先是买肉加菜，还有余钱就到镇上买了棉花和布，做了当时的大兵都没有的棉被。当时他当排长的津贴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所以他们还买了许多棉鞋、袜子。
与日军一次几十发的奢侈相比，中国军队显得很可怜，在日军修桥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连只打了三百到五百发炮弹。而且，炮弹打完后要把弹壳收集好，用大车运送到后方点数，与所发炮弹数目相符才获发新的炮弹。
就这样，黄河大铁桥在他们眼皮底下一点一点地向黄河南岸延伸，三月下旬，大桥修通了。
1944年4月17日，豫中会战打响，拉开豫、桂、湘大作战的序幕。日军37师团先渡黄泛区，攻克中牟县。黄润生说，抗战胜利后，日军110师团的军官与第21集团军的参谋一起开会研讨豫中会战，日军官说，你们没法破坏黄河大铁桥，大桥一修成，胜负已分。黄润生回忆起来十分感慨：要是调两个150毫米榴弹炮连过来，我们起码可以多阻滞日军20天，多这20天的时间，也不至于造成后来全军溃退的悲惨局面。但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没有意识到火炮的重要性，只把部队在黄河南岸摆好了等人家来打。连别人想怎么打都不知道，岂能不败？
不吃不睡连退三天三夜，有机会休息只顾喂骡马
到4月20日，日军4个师团已渡过黄河，第三战车师团一部也过了河。日军派了一个联队越过鸿沟把汉王城占领了。
这时，野炮营接到了军长吴绍周手令：把大炮安全地拉到后方，我不要你们参加战斗，保住这12门炮，就是大功一件。于是他们开始向卢氏县撤退。不吃不睡连退了三天三夜。第三天，终于有机会休息一下，驭手自己没顾上吃，先四处找草找料喂骡马。黄润生有点奇怪，问驭手怎么不先喂饱自己？驭手说：“报告排长！没骡马就没法拉炮，炮丢了，连长就要被枪毙，我怎么能看着连长被枪毙？”这句话让他很感动。有一个排长在退却的过程中，实在太困了，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脸都摔伤了竟浑然不觉，就躺在原地睡着了。一个多小时后，其他部队来了把他推醒，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黄润生差点被炸死的一次就在撤到密县以北不远的地方时发生的。他们连拉着剩下的三门炮，继续赶路。第二天天黑时分，野炮营三个连在颖水会合。密县到登封的公路被石觉的第13军破坏了，还埋上了地雷，炮车无法通过，问了周围的老百姓，最后决定从颖水的山沟底部走。那里根本没有路，都是大石头。大炮极重，在平地上坡都很吃力。没办法，把大车丢了，牲畜都用来拉炮。黄润生的许多家当，包括军校的毕业证书都跟着大车一起扔了。
拉炮时，班长在前面喊口令：“向前！”久经训练的骡马就四肢紧绷，班长再喊：“走！”骡马就开始发力，炮就拉动了。如果石头太大，所有的人都下来帮着扳车轮。实在不行，就给骡马喂喂水，喂喂料，大家喘口气，再来。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过。从头天晚上6点开始，到第二天上午10点，全营11门炮奇迹般地走出了山沟。
刚过了第一道难关，又一个障碍摆在面前。黄润生说，日军的第三战车师团目的是包围消灭汤恩伯军团的主力。战车师团先是躲在邙山不动，等日军打下许昌，战车师团出来了。从许昌冲到郏县，很快就打到临汝镇。日军战车过临汝时很有趣，守城的中国军队见餐厅桌椅门板堆成的城门一下就被战车打破了，不敢招惹他们。日本战车也不打中国守军，径自穿城而过，开到洛阳去执行封锁任务。
从临汝到洛阳有一条公路，百余辆战车就在这条公路上来回穿梭，构成一条封锁线。日军另外三个师团从三个方向将汤恩伯的王牌部队13军以及29军、85军一部等主力部队压迫到洛(阳)叶(县)公路附近，准备一举全歼。被围部队在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的带领下，把部队开进临汝附近的嵩山。黄润生所在的野炮营从颖水出来后，跟着大部队突围。
5月10日午夜，各军把部队以连为单位分散，准备突围。到了半夜两三点钟，战车来回巡逻的次数减少，每次总有一两分钟的间隔。炮队把炮先拉到路边隐蔽好，等战车之间一出现空当，马上加鞭打马，一下冲到马路对面小山坡的林子里。日战车发现后马上开炮，炸到他们身后，但炮队已经成功跳出了包围圈。全营11门炮，无一受损，一起往卢氏县开去。三个军的人马也是这样成功地“渗”出日军封锁线。冈村宁次的计划破产了。
日军把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
部队走到洛河附近时，连下三天大雨，山洪暴发，浑浊的河水不时激起一波又一波大浪。大家都傻眼了。而且，有情报说日军追击而来的两个师团就在他们后面不到60里。营长冯尧和召集连长开会商量。有人说，飞机炸我们躲过了，没路走我们也走过来了，封锁线我们也突破了，也算尽到责任了。冯尧和不甘心。他是广东人，游泳技术好，脱了衣服就游过河去。游到河中间时突然站起来，举着手高兴地向大家喊：“看，头可以露出来，可以的！”起初几个连长都摇头，觉得不可能。冯尧和不理，叫人马先游过河，炮在上游，十几个人在下游一起拉，拉一段，就把绳子在树上缠一段，防止炮被洪水冲走。下午时，水位已降了一半，越到后来拉得越轻松。4点多钟时，所有的炮都拉了过去。
走到卢氏县附近的十八盘公路，刚走了一半，三架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汉奸一直跟着我们。”黄润生说起来很有点生气。虽然经疏散隐蔽，但还是有两门炮被炸毁，伤亡两三人，骡马也死了不少。看来炮真是没法拉到后方去了。“营连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哭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来。有一个排长出主意：“后面长官部的一个大车队见情况不好，全跑光了，留下几十匹骡马。我们把它们拉过来好了。”靠着这意外获得的畜力，他们终于把剩下的九门炮拉到了卢氏县。这时日军已经快打到卢氏县了。
野战炮营决定连夜冲出去。刚冲到卢氏外不到十里路，就陷入到一支从洛阳逃出来的庞大难民队伍中，路上有汽车、有大车，甚至还有洛阳中央银行运钞票的车。“到处都是车，根本走不动。”冯尧和下令全营紧急集合，将挡路的大车掀开，总算是把陷在其中的炮车拉了出来。他打算从山上的一条简易公路走，但三天的大雨把这条泥路冲得一塌糊涂，冯尧和说，“还是冲”。于是炮车队继续在泥浆中向山上爬。爬到一半，卢氏县的战斗打响了。有难民对他们说，后面的日军也追过来了。没办法，炮兵们只好把炮栓、瞄具卸下，把炮拉到路边上，派几个兵看着，其他人撤退。
然而追击的日军突然撤退了。黄润生当时非常奇怪，后来在日军战史里他才找到答案。原来炮队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按常识大炮都是跟着军团主力行动，他们认为这支队伍就是汤恩伯的主力。打到卢氏才发现只有两个连。后面的日军听到消息便不再追击。日军攻入卢氏县城后把洛阳流亡到此的七八百女学生赶到河滩上，奸淫后全部杀害。俘虏了一些后勤部队及伤兵就撤回去了。
汤恩伯的无线电被农民抢了，部下4天联系不上长官
5月底，这次千里败退才在后方西平县宣告结束。冯尧和因此也保住了一条命。黄润生说，汤恩伯跟他们差不多时候也到了西平，碰到23军的山炮营营长，该营装备有九门最好的德国造山炮。汤恩伯问那个营长还剩几门炮。那个营长很小声地说，全丢光了。汤恩伯说：“特务营，把人给我带着。”直到豫中会战结束，开完会，汤恩伯才想起这个营长：“哎，那个营长还没解决，特务营，把他拉出去毙了。”
汤恩伯在豫中会战中的经历也不光彩。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一个副参谋长写的回忆录中披露，豫中会战时，汤恩伯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在叶县，司令长官蒋鼎文电召他到洛阳面商军机。汤就开了辆吉普车，带着无线电还有几个随从沿洛叶公路奔洛阳而去。他怎么也没想到，在后方的伊川县附近被武装农民缴了械，除了枪，车子和无线电也被抢走。最后汤恩伯只好带着随从步行，4天后才走到洛阳跟蒋鼎文哭诉这离奇遭遇。在战事最紧的4天里，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28集团军司令李仙洲等高级将领，用无线电要“跟汤长官讲话”联络不上！最后蒋鼎文连夜找了一个在嵩县有势力的退休副师长，去说服那帮农民，把无线电要了回来，汤恩伯这才重新开始指挥作战。
到了西平，85军野炮营就分散到山沟里隐蔽，防止日军飞机轰炸。
西峡口战役炮弹充足，抗战八年从没有打得这么爽
1945年3月26日。这天来了命令，日军沿豫陕公路，已一路从南阳、内乡打到汉中，要炮兵营第二天出发赶到豫陕公路最前线的一个隘口西峡口。
1945年3月27日，85军野炮营一连到达西峡。此时汤恩伯因豫中溃败被处分，由胡宗南代理战区司令长官。黄润生对胡宗南最满意的一点是，胡宗南派了一个汽车营，从西安把洋面(进口面粉)和炮弹日夜不停地运到第一线。这可是黄润生们从没享受过的待遇。黄润生跟后面炮排的排长感慨：“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么白的面粉。”
第三天早上，日军开始进攻。从打第一发炮弹开始，黄润生就感觉不错。虽然从观测所只能看见西峡口镇一点城楼，但连长史文治很有经验，指了大概方位叫他们只管打。炮弹充足，于是一通乱打。头一百发炮弹还没打完，第二箱又运来了。阵地上同时堆着两百发炮弹。这样的情形，黄润生“抗战八年，从没见过”，“是一辈子当炮兵最成功的时候，炮兵能尽量多地发射炮弹就是成功啊”。
由于炮打得太多，炮身打到发红。先是叫人运水来泼，运水不及，炮兵们着急，就把炮管降下来，一齐往炮管上撒尿。炮排排长说，再打下去，连尿都没有啦。正打着，敌人的步兵就沿着公路向着观测所杀过来了。负责保护观测所的步兵排长见势不妙，要撤。而史文治已经溜了，黄润生不知道请示谁。打电话给后面的副连长说：“报告副连长，情况紧急，撤退……”话没说完，通讯兵就把电话线扯断了。黄润生也不管了，叫通讯兵收线，撤。
他们撤退到离西峡口二十公里的奎文关。撤退的消息一传出，西安震动，富商巨贾都准备逃出西安。大家都害怕军队重演去年豫中会战大溃败的一幕。胡宗南打电话给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质问他是不是要撤退。王仲廉说，情况有变，我们是要撤一点。胡宗南说，后面没有军队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你要负责！”
4月5日，日军战车和步兵进入重阳店附近隘口时，遭到黄国书的新43师的猛烈阻击。后来在台湾当了“立法院长”的黄国书跟黄润生说，当天，吴绍周给他下了命令要固守，派了特务营长带一个手枪排跟着他到师部。吴交代特务营营长，要是黄国书敢从指挥所退后50米，你就马上枪毙他。黄国书找来师参谋长，叫他去跟第一线防守的两个团长讲，“你们给我死守，谁退我枪毙谁，我睡觉，我不管。”两个团长拿了同样的话跟营长交代。就这样，日本人攻了一晚上，发起了七八次冲锋，硬是没打下来。
吴绍周又给廖运周的110师下令，要他们连夜从伏牛山打到重阳店与丁河店之间，侧翼包围敌军。反击战第三天早上开始，110师、23师、暂55师侧击，新43师正面攻，飞机、火炮齐轰。这么一打，日军整个崩溃。
三天后，反击战打得差不多了，日军139联队伤亡达八成，退到重阳店以东四十里的丁河店。吴绍周下令，叫23师派一个团，加上炮营一连(三门野战炮)和一个战车排(五六辆菲亚特轻型战车)组成追击队。黄润生说，“抗战八年，像这样跟着敌人屁股追的追击队，还没有过。”这支战车开道，大炮殿后的追击部队路过中国军队阵地时，公路两侧山上的士兵全都站起来振臂欢呼：“国军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黄润生说：“这是我一辈子最高兴的时刻，可惜没有照相机拍下来。”
黄润生后来读日本战史，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幸亏我们没有攻到西平，否则110师团将全军覆灭。”
从5月到8月，黄润生一直在丁河店附近山头的观测站当观测员，在山上生活近四个月。有一天，他下山休息，听到广播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没几天，日本就宣布投降。后来，黄润生随着部队开到西安，经过西宫兵营的时候，两个站岗的日本兵看见他，“啪”地一下行了礼。那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本报特派记者 谭人玮
大溃退
1943年，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遂令中国派遣军使用累计约51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国方面称为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即为其第一阶段。
1944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14.8万余人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依托黄河南岸既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
18日，日军从中牟新黄河(今贾鲁河)东岸向第28集团军河防阵地发起攻击。19日，日军向第28集团军第85军邙山阵地发起攻击。突破阵地后，至23日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密县。30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3个师又2个旅向许昌发起攻击，5月1日许昌失守。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转向西进，寻找第一战区主力决战。第31、第4集团军予日军以打击后，于5、6日分别撤往伏牛山、韩城。
5月9日，西进日军进逼洛阳。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一部)攻击洛阳，守军第15军配属第94师依托城防工程，顽强抗击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
在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西进后，第五战区第55军、第十战区豫南挺进军向平汉铁路南段实施袭击，一度收复确山、漯河等地。6月2日，第一战区主力、第八战区一部发起反击，战至中旬，将日军逐至陕县、洛宁、嵩县、鲁山一线，双方对峙，会战结束。
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因兵力不足，为了把守如此漫长的地域使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反而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该次会战表明，日本已经达到其力量的极限，是其回光返照式的最后一搏了。此后直到投降，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
抗日老兵亲历常德保卫战 全师8千官兵牺牲殆尽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1日00:58 南方都市报
亲历常德保卫战的57师老兵吴荣凯 血战16昼夜，全师8000官兵牺牲殆尽
听说有人要来，吴荣凯早早地开始准备，从2003年7月以来，总是有外地人把电话打到邻居家要来拜访他，并听他讲1943年冬天，常德城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他每次都精心准备，像是记录当年长官传达的一个个作战指令。
过了一条洞庭湖西岸的灌溉渠上的第六座桥的时候，常德市鼎城区白鹤山乡吴家口村9组就到了，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四军57师169团上尉书记吴荣凯住在这里，一个浅浅的水塘边上。他多年来经常给博物馆、报社、文史馆写信，对后人记载的常德保卫战史实给予勘误，特别是对很多常德保卫战的争论给出自己的真实见闻。
“战死就是光荣”――师长余程万发布战前动员令
“无论敌人施加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回答只能是血，是死”，1943年11月15日，余师长发布了一个3563字的《陆军第57师司令部文告》。
“我们那个团原来安排守东门到北门。”上尉书记说起62年前的那场战斗，往事历历在目，“我跟在团长身边，每次师部传达的作战指令我都奉命记录。”
1941年4月，21岁的吴荣凯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作别，和同乡董子辉、罗子桃报考驻守长沙的74军军医处医护班，“我们都被录取了。”吴荣凯说，在浏阳的培训只是半年，随后便开始了长沙会战，之后又奉调代号“虎贲”的常德57师，师长余程万。
1943年6月，鄂西战争结束，57师留守常德，“守备常德，与日军必有一战，余师长和上峰早就料到了。”吴荣凯说，“洞庭湖是鱼米之乡，也是通往当年的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日军为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军队抵抗的信心，企图占领常德和洞庭湖周边地区，是预谋已久的。”
“1943年11月15日，余师长发布了一个3563字的‘陆军第57师司令部文告’，也是战斗紧急动员令。”吴荣凯说，一直有人怀疑是否有这个文告，“我可以证明，这个文告不但有，我还记得里面的内容。”
文告回顾了57师在以往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讲了得名“虎贲”师的来由，而重点则讲了57师面临的即将开展的常德保卫战的形势。“常德北邻洞庭湖，南靠沅江，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方，在战术上是不利于固守，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国为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常德地形不利而意志动摇，命令不容任何人打丝毫的折扣。”62年后，吴荣凯几乎仍能背出文告的内容，“我们的战斗任务就是在城外画的直径40余里的不等边五角星内，我们不能走出这个圈子，无论敌人施加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回答只能是血，是死，战死就是光荣。”
“师长预计第二日，也就是11月16日，战斗会打响，当时城内还有很多百姓没有疏散，他要求各团马上派人护送百姓划船出城。师长特别要求士兵不能接受任何一点百姓的酬劳，只准喝杯热水，违令者就地枪决。战斗打响后，如有临阵脱逃者，可以由督战队就地枪决。”
“我们为了保卫常德，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而战死，死了比生还有价值，每个人在历史上都会留下名字，你们的父母、妻子同样会感到光荣。军人属于国家，国家的利益就是我们军人的利益，何况我们虎贲部队，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吴荣凯说，余师长的文告是战前动员令，更是57师全体官兵的集体遗书。“谁也不能否认文告的存在。”
“先锋”跑了――188团团长邓先锋悄悄出逃
一个副营长朝天鸣枪拦住逃散的士兵，“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战死的。我愿意守德山，愿意留下的不要走。”200多人跟他留下，在德山打了4天3夜，全部战死
战斗是在11月18日清晨打响的。169团团部接到第9连的电话，两百余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利用汽艇从石公庙向涂家湖进犯。“防守的只有第9连的一个排，排长姓苗，很勇敢，战斗打到18日的下午，他们击沉了日军一艘汽艇，打死30多敌人，日军退了回去。”
“打了两天，9连已经拼了一半，而敌人却是越来越多。”吴荣凯说，在20日早上，师部决定将第7连增援第9连，“在牛鼻滩，一部在沅江南岸，一部在沅江北岸，两连向鬼子冲锋了一阵子，将敌人打退了。”
也就是在169团的阵地打得最惨烈的时候，57师师长余程万接到了第100军军长施中诚转达的蒋介石电令：“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
也是在这天，第74军军长王耀武见余程万守城任务艰巨而力量单薄，将第63师188团调拨给余程万指挥，接替德山和沅江南岸的防务。“德山是常德的南大门，其孤峰岭是沅江南岸唯一的制高点，是常德的军事屏障，如果德山失守，我们守城部队将彻底无路可退。188团的团长叫邓先锋，正是这个先锋出了问题。”吴荣凯认为，德山守备的换防，使得常德战局为之大变。
就在牛鼻滩战斗打得激烈，需要188团打响战斗进行牵制的时候，邓先锋竟然不经余程万批准，悄悄向黄土店方向逃跑了，部队也化整为零四处逃散，常德的天然屏障轻易落入敌手。“这个团有一个副营长，见邓先锋率先逃跑，朝天鸣枪拦住逃散的士兵说，‘我们当兵的犯了天大的法啊，军法不可犯，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战死的。我愿意守德山，愿意留下跟我的都不要走。’”
因为不在一个师，吴荣凯跟这位副营长见面并不多，只是有过一面之缘，“200多人跟他留下了，在德山打了4天3夜，全部战死。”在上级逃跑的时候，一个下属的壮举可以让后人永久缅怀，“但他把名字都没留全，我只记得他姓张。”
“我留下是拼命了，你快走”――少将团长誓死守城
死守一周后，57师只剩两三百人。12月3日凌晨，少将团长柴意新带着29个人留在了城里，余程万带领104人突围求援，常德失守
德山是在11月23日失守的。188团逃跑之后，剩下的169团8连就守不住了，围攻而来的日军已增至数千人，而守军只有100多人了。此时，169团7连、9连在和日军多次的交火后，两连合在一起也不到100人了。“不能这么打，我们的任务是守城。”团长柴意新让吴荣凯传达命令，撤退到东门外的矮堡。“这也是个两得两失的阵地，柴团长带着一个预备连夺回，又丢失，又夺回。”就在来回争夺东门前的制高点时，24日，5000多日军已经拥到了169团的阵地上。
“东门外街道两边的房子都做了掩体，每一个房屋都是鬼子的葬身之地，大街上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大约打死了四五百人。”吴荣凯说，鬼子见民房成了前进的障碍，就纵火烧了房子，“我们退到城里后，房子没了，日军也没了掩体，他们无处可躲，被打死的还是不少。”
11月25日晚上，常德城已经被15万日军团团包围。失去了东门外的掩体之后，169团撤退到了城内，利用城墙做掩体，继续阻击步步进逼的日军。
“城外有两个我们的碉堡，还有一些日军飞机炸出的大坑，我们的一些战士一部分仍然守在城外，利用碉堡和大坑做掩体抵抗。日军进攻了至少20次，也没有攻到城里来。”吴荣凯这时和团长柴意新已经放弃了团指挥部，所有的后勤非战斗人员也都推到了前线阵地上。“日军见难以进攻，就调来了几十门大炮，把碉堡炸毁了，城外的战士全部战死。日军又对着城东北角的马村桥炮轰，城墙都被打成了灰。”
26日，敌人从北门、东门进来了。“守东门的营长被炸死了，柴团长让高副团长留守东门，自己带着一部撤退到了西围墙。”吴荣凯说，鬼子虽然进来了，但每一条街道都让他们前进得那么艰难。“连续打了一个星期，子弹几乎打完了，战士们削尖竹竿当武器，有的战士被敌人围住后，就拉响了手榴弹。”老人的眼泪掉了下来，那是他不想回首的场景。
常德城破之后，57师官兵让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每前进一步都非常不易，他们利用各种掩体向敌人进攻。余程万苦等援军到来，但每次发出的电报都是让他再坚持死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程万又奉命抵抗了一个星期。12月2日，57师所能控制、挪动的空间只剩下了百多米的地方，战士只剩两三百人了。这时，余程万师长向第六战区上将司令孙连仲发出最后一电：“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职余程万谨叩。”
余师长口述电文完毕，即举佩枪自裁，左右卫士见状立即夺下枪支，声泪俱下，苦苦劝阻。此时孙连仲在恩施电令解围各军不惜一切牺牲，务必冲进常德，但为时已晚。
“12月3日凌晨，师长余程万来到我们团部，师部和几个团部所剩下的指挥官已经没有几个了，军事会议就在我们团召开。”吴荣凯说，由谁突围求援在中将师长余程万和少将团长柴意新之间展开了一次争执。“余师长让柴团长带一些人从德山突围寻找援军，自己留守在中央银行一带坚持，但柴团长说，援军来的肯定都是师长以上的将军，让我一个团长怎么指挥，还是师长突围吧。”
就这样，柴意新带着29个人留在了城里，此时，已经不再需要书记官传达军情了，他把吴荣凯推到第171团杜鼎全团长面前，让杜团长一定要把吴荣凯带出去。“我哭着求柴团长把我留下，他就生气地说，我留下是拼命了啊，你还年轻不能留下，走吧！”这是吴荣凯最后一次听到柴团长的指令。余程万带领104人突围，常德失守。
12月9日，吴荣凯随赶到的援军光复常德城，在打扫战场清理战友的遗体时发现了身中4弹的柴意新，他的全身军服已经被鲜血渗透。“他说我年轻，他那时也才30出头，刚刚结婚7个多月。”留在城内的29名战士也全部战死了。柴意新后被追授为中将。
泣迎师长进城――4名幸存的57师官兵归队
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拦住了余师长，哭着对师长说：“处罚我吧，我们没有守住城。”余师长马上也哭了，说，“兄弟，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吴荣凯跟随杜团长突围之后，在余程万的带领下，169团、171团残部总共108名57师官兵在德山一带打起了游击，不断袭扰日军。跟随余程万突围的有3名团长，两位美国记者，而57师的3位副师长全部战死在城内。
1943年11月18日至12月3日，常德保卫战历时半月，57师血战16昼夜，全师8000官兵几近殆尽。日军在半个月内先后投入攻城的兵力达2万人以上，番号达3个师团之多，火炮300多门，而牵制在外围的日军已达15万人。攻城的日军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伤亡达5000人以上。战后，日军用“凄绝”来形容常德的攻城战斗。
12月8日，苦待援军的余程万等人终于等来了第58军，军长卢道源对余程万说：“新11师可以归你指挥，你去收复常德。”余师长没有接收新11师，只是要了一个38团。在与友军会合后，余程万曾向军长王耀武汇报了战况，王耀武不能谅解他把城丢了之后，自己却跑了出来，命令57师协同新11师进攻常德。57师此时可以供调遣的士兵只剩下80余人，余程万将80余人交给171团团长杜鼎全带领，跟随新11师向常德开进。
余程万自己带领一个团在前面打起了先锋。“当晚，我们便克复了德山。”吴荣凯在突围之后就一直跟随在余程万身边，参加了收复常德的前沿战斗，“12月9日中午，我们便开进了常德城。”
其实，吴荣凯他们收复的常德此时已经是一座空城。12月3日上午，日军攻占双忠巷柴意新最后的阵地，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宣布占领常德的捷报。但马上得知解围部队纷纷转向直扑常德以北的澧水，抄日军的后路。日军第11军一反惯例，完全不作清扫战场与巩固占领区的动作，马上退出常德，投入德山夺路突围作战。
“12月9日下午，我和师长步行进入常德，一些留在城内的民众列队欢迎我们又打回来了。”吴荣凯说，“此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拦住了余师长。”这个人姓高，是一位副团长，他哭着对师长说：“处罚我吧，我们没有守住城。”
“余师长马上也哭了，他拍了拍高副团长的肩膀说，兄弟，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说完，他马上让高副团长归队了。”吴荣凯说，“高副团长是在一口枯井里躲藏，才活了下来。”除了高副团长，还有3个57师的士兵跟着高副团长归队了，他们是在死人堆里活下来的。
“求免余程万一死”――数万常德民众集体签名
余程万面临军法处置的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民众群情激昂，“一些乡绅出面组织民众签名，有6万多人签了名”
常德保卫战之后，74军57师169团战士剩下9人，加上家属、勤务兵还不到20人。
常德保卫战之惨烈足以让任何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动容。收复常德后不久，一名第10军的联络参谋经过常德，他看到在德山到常德的路段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尸体，都是在近距离的肉搏中丧命的，有些官兵在临死之际，仍以最后力量将刺刀捅入敌人的腹部。日军一向重视遗体，为了遗骨一定要抢回火化，但这次却未能顾上，二战结束后，经常有日本老兵来到常德德山，在空旷的田野和马路上凭吊。
吴荣凯随后跟随余程万将57师所剩残部集中在一起，调遣到桃源县桃花坪一带补充、驻防。“我们侥幸存活了下来，但是师长却面临着军法处置。”吴荣凯一直想不通，作为一个指挥官为什么竭尽全力守城了，还要被处罚？
57师驻防桃花坪之后不久，余程万便被秘密解往重庆关押。“后来，有的人说审讯余程万是因为他违抗命令，渡江求援是假，临阵脱逃是真，这是天大的冤枉。”吴荣凯说，“我可以作证，但那时我们的申诉不可能到达最高长官那里，没有人听我们为余师长的申辩。”
当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民众群情激昂，“一些乡绅出面组织民众签名，有6万多人签了名的，求免余程万一死。”吴荣凯说，“集团军司令长官孙连仲也向重庆求情，如果杀了余程万，那淞沪会战时逃跑的人不都要全部枪毙吗？”1944年12月，桂林会战结束后，军法执行总监张治中力陈余程万守城有功，遂判决为服刑两年。1945年初，已升任第24集团军长官的王耀武以湘西战事吃紧，须余程万出面方能解困为由，求军法处释放，后余被以不给任何名义为由派往第24集团军服役。
“我个人认为，战前蒋介石曾向美国夸下了海口，57师一定能守住常德，但最后却丢失了几天，这让他在美国面前颜面尽失。”吴荣凯为师长抱不平了60多年，他给各个部门写材料，为余程万正名而不停地奔走，直到2004年初，他还投书给常德市侨办、常德日报社，希望能对余程万和57师有一个全面的评价，“要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士，这个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鲜血。”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会战50余日
毙伤日军2万余人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场，中美英也在计划联合反攻缅甸。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南攻日军，日军认为“除了付诸武力，别无其它方法可寻”。
湖南西部的常德“控引巴蜀、襟带洞庭”，号称“鱼米之乡”。因其重要地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命令“中国派遣军”第11军主力和第13军一部，配备空军和毒气瓦斯部队，举兵10万余人大举进攻常德，企图切断国民党军通往川黔的陆上交通要道，进逼长沙，威胁重庆，借以牵制出战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并趁机夺取洞庭湖区粮食等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中国第6战区作为这次保卫战的主力，会同第9战区一部，部署了20万大军严阵以待。作战方针采取传统战术：“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逐次打击敌军”，予敌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二线阵地“固守”，“再以第二线兵团，协同第一线兵团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歼灭进攻之敌”。
此次战役首先在外围打响。10月30日，位于常德外围的安徽广德失守。
1943年11月2日，日军对常德发起进攻，会战开始。同月24日，日军主力逐渐接近常德，中国军队积极应战，两军在德山进行激烈的拉锯战。12月2日德山沦陷。中国军队在多处与敌反复厮杀，战况尤为惨烈，双方牺牲惨重。仅常德一地的保卫战，日军就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而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8000多人。
奉命守卫常德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经过16昼夜激战，弹尽粮绝，全师官兵除100多人突围外，其余均战死。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4日，中国军队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抵达战场，开始反攻常德外围，7日，第9战区第58军、第72军协同第6战区部队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主力团战役目的已经完成，而且由沙中渡过长江远道进攻，军需补给线受到国民党军队侧击，又怕国民党军援兵赶到，受到夹击，故主动撤出常德，然后全线总退却。
12月9日，第58军会同第72军收复常德。至次年1月初日军退回原驻地，会战结束。
在50余天的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师长阵亡者即有3人。但是，也给了骄狂的日寇以重大打击，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及美国驻中国基地空军也参战并取得重大战绩。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对日军飞机、舰船、地面部队展开作战，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继上海、南京、台儿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 实习生 王广永整理
老兵档案 吴荣凯
1939年 毕业于湖南私立翰文中学；
1941年9月 参加国民革命军陆军74军军医处医护培训班；
1942年2月 74军57师准尉司书，8月晋升少尉书记，参加长沙三次会战；
1943年3月 奉命调任57师169团上尉书记；
1943年11月-12月 参加常德保卫战；
1944年8月 参加衡阳会战；
1945年5月 参加湘西会战；
1945年9月 调任169团部军械主任，参加收复南京日军缴械；
1946年2月 解甲还乡；
1968年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75年3月 平反。
目前 居常德市鼎城区白鹤山乡吴家口村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01日00:58 南方都市报
亲历常德保卫战的57师老兵吴荣凯 血战16昼夜，全师8000官兵牺牲殆尽
听说有人要来，吴荣凯早早地开始准备，从2003年7月以来，总是有外地人把电话打到邻居家要来拜访他，并听他讲1943年冬天，常德城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他每次都精心准备，像是记录当年长官传达的一个个作战指令。
过了一条洞庭湖西岸的灌溉渠上的第六座桥的时候，常德市鼎城区白鹤山乡吴家口村9组就到了，前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四军57师169团上尉书记吴荣凯住在这里，一个浅浅的水塘边上。他多年来经常给博物馆、报社、文史馆写信，对后人记载的常德保卫战史实给予勘误，特别是对很多常德保卫战的争论给出自己的真实见闻。
“战死就是光荣”――师长余程万发布战前动员令
“无论敌人施加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回答只能是血，是死”，1943年11月15日，余师长发布了一个3563字的《陆军第57师司令部文告》。
“我们那个团原来安排守东门到北门。”上尉书记说起62年前的那场战斗，往事历历在目，“我跟在团长身边，每次师部传达的作战指令我都奉命记录。”
1941年4月，21岁的吴荣凯与新婚不久的妻子作别，和同乡董子辉、罗子桃报考驻守长沙的74军军医处医护班，“我们都被录取了。”吴荣凯说，在浏阳的培训只是半年，随后便开始了长沙会战，之后又奉调代号“虎贲”的常德57师，师长余程万。
1943年6月，鄂西战争结束，57师留守常德，“守备常德，与日军必有一战，余师长和上峰早就料到了。”吴荣凯说，“洞庭湖是鱼米之乡，也是通往当年的陪都重庆的必经之地，日军为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军队抵抗的信心，企图占领常德和洞庭湖周边地区，是预谋已久的。”
“1943年11月15日，余师长发布了一个3563字的‘陆军第57师司令部文告’，也是战斗紧急动员令。”吴荣凯说，一直有人怀疑是否有这个文告，“我可以证明，这个文告不但有，我还记得里面的内容。”
文告回顾了57师在以往的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讲了得名“虎贲”师的来由，而重点则讲了57师面临的即将开展的常德保卫战的形势。“常德北邻洞庭湖，南靠沅江，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方，在战术上是不利于固守，但是军人的天职是保国为民，我们决不能因为常德地形不利而意志动摇，命令不容任何人打丝毫的折扣。”62年后，吴荣凯几乎仍能背出文告的内容，“我们的战斗任务就是在城外画的直径40余里的不等边五角星内，我们不能走出这个圈子，无论敌人施加多大的压力，我们的回答只能是血，是死，战死就是光荣。”
“师长预计第二日，也就是11月16日，战斗会打响，当时城内还有很多百姓没有疏散，他要求各团马上派人护送百姓划船出城。师长特别要求士兵不能接受任何一点百姓的酬劳，只准喝杯热水，违令者就地枪决。战斗打响后，如有临阵脱逃者，可以由督战队就地枪决。”
“我们为了保卫常德，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而战死，死了比生还有价值，每个人在历史上都会留下名字，你们的父母、妻子同样会感到光荣。军人属于国家，国家的利益就是我们军人的利益，何况我们虎贲部队，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吴荣凯说，余师长的文告是战前动员令，更是57师全体官兵的集体遗书。“谁也不能否认文告的存在。”
“先锋”跑了――188团团长邓先锋悄悄出逃
一个副营长朝天鸣枪拦住逃散的士兵，“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战死的。我愿意守德山，愿意留下的不要走。”200多人跟他留下，在德山打了4天3夜，全部战死
战斗是在11月18日清晨打响的。169团团部接到第9连的电话，两百余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利用汽艇从石公庙向涂家湖进犯。“防守的只有第9连的一个排，排长姓苗，很勇敢，战斗打到18日的下午，他们击沉了日军一艘汽艇，打死30多敌人，日军退了回去。”
“打了两天，9连已经拼了一半，而敌人却是越来越多。”吴荣凯说，在20日早上，师部决定将第7连增援第9连，“在牛鼻滩，一部在沅江南岸，一部在沅江北岸，两连向鬼子冲锋了一阵子，将敌人打退了。”
也就是在169团的阵地打得最惨烈的时候，57师师长余程万接到了第100军军长施中诚转达的蒋介石电令：“第74军、第44军、第100军应尽全力在常德西北地区与敌决战，保卫常德而与之共存亡。”
也是在这天，第74军军长王耀武见余程万守城任务艰巨而力量单薄，将第63师188团调拨给余程万指挥，接替德山和沅江南岸的防务。“德山是常德的南大门，其孤峰岭是沅江南岸唯一的制高点，是常德的军事屏障，如果德山失守，我们守城部队将彻底无路可退。188团的团长叫邓先锋，正是这个先锋出了问题。”吴荣凯认为，德山守备的换防，使得常德战局为之大变。
就在牛鼻滩战斗打得激烈，需要188团打响战斗进行牵制的时候，邓先锋竟然不经余程万批准，悄悄向黄土店方向逃跑了，部队也化整为零四处逃散，常德的天然屏障轻易落入敌手。“这个团有一个副营长，见邓先锋率先逃跑，朝天鸣枪拦住逃散的士兵说，‘我们当兵的犯了天大的法啊，军法不可犯，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战死的。我愿意守德山，愿意留下跟我的都不要走。’”
因为不在一个师，吴荣凯跟这位副营长见面并不多，只是有过一面之缘，“200多人跟他留下了，在德山打了4天3夜，全部战死。”在上级逃跑的时候，一个下属的壮举可以让后人永久缅怀，“但他把名字都没留全，我只记得他姓张。”
“我留下是拼命了，你快走”――少将团长誓死守城
死守一周后，57师只剩两三百人。12月3日凌晨，少将团长柴意新带着29个人留在了城里，余程万带领104人突围求援，常德失守
德山是在11月23日失守的。188团逃跑之后，剩下的169团8连就守不住了，围攻而来的日军已增至数千人，而守军只有100多人了。此时，169团7连、9连在和日军多次的交火后，两连合在一起也不到100人了。“不能这么打，我们的任务是守城。”团长柴意新让吴荣凯传达命令，撤退到东门外的矮堡。“这也是个两得两失的阵地，柴团长带着一个预备连夺回，又丢失，又夺回。”就在来回争夺东门前的制高点时，24日，5000多日军已经拥到了169团的阵地上。
“东门外街道两边的房子都做了掩体，每一个房屋都是鬼子的葬身之地，大街上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大约打死了四五百人。”吴荣凯说，鬼子见民房成了前进的障碍，就纵火烧了房子，“我们退到城里后，房子没了，日军也没了掩体，他们无处可躲，被打死的还是不少。”
11月25日晚上，常德城已经被15万日军团团包围。失去了东门外的掩体之后，169团撤退到了城内，利用城墙做掩体，继续阻击步步进逼的日军。
“城外有两个我们的碉堡，还有一些日军飞机炸出的大坑，我们的一些战士一部分仍然守在城外，利用碉堡和大坑做掩体抵抗。日军进攻了至少20次，也没有攻到城里来。”吴荣凯这时和团长柴意新已经放弃了团指挥部，所有的后勤非战斗人员也都推到了前线阵地上。“日军见难以进攻，就调来了几十门大炮，把碉堡炸毁了，城外的战士全部战死。日军又对着城东北角的马村桥炮轰，城墙都被打成了灰。”
26日，敌人从北门、东门进来了。“守东门的营长被炸死了，柴团长让高副团长留守东门，自己带着一部撤退到了西围墙。”吴荣凯说，鬼子虽然进来了，但每一条街道都让他们前进得那么艰难。“连续打了一个星期，子弹几乎打完了，战士们削尖竹竿当武器，有的战士被敌人围住后，就拉响了手榴弹。”老人的眼泪掉了下来，那是他不想回首的场景。
常德城破之后，57师官兵让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每前进一步都非常不易，他们利用各种掩体向敌人进攻。余程万苦等援军到来，但每次发出的电报都是让他再坚持死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程万又奉命抵抗了一个星期。12月2日，57师所能控制、挪动的空间只剩下了百多米的地方，战士只剩两三百人了。这时，余程万师长向第六战区上将司令孙连仲发出最后一电：“弹尽人亡，城已破，友军观望不前。大街小巷混战成一团。职率副师长参谋长死守中央银行。职余程万谨叩。”
余师长口述电文完毕，即举佩枪自裁，左右卫士见状立即夺下枪支，声泪俱下，苦苦劝阻。此时孙连仲在恩施电令解围各军不惜一切牺牲，务必冲进常德，但为时已晚。
“12月3日凌晨，师长余程万来到我们团部，师部和几个团部所剩下的指挥官已经没有几个了，军事会议就在我们团召开。”吴荣凯说，由谁突围求援在中将师长余程万和少将团长柴意新之间展开了一次争执。“余师长让柴团长带一些人从德山突围寻找援军，自己留守在中央银行一带坚持，但柴团长说，援军来的肯定都是师长以上的将军，让我一个团长怎么指挥，还是师长突围吧。”
就这样，柴意新带着29个人留在了城里，此时，已经不再需要书记官传达军情了，他把吴荣凯推到第171团杜鼎全团长面前，让杜团长一定要把吴荣凯带出去。“我哭着求柴团长把我留下，他就生气地说，我留下是拼命了啊，你还年轻不能留下，走吧！”这是吴荣凯最后一次听到柴团长的指令。余程万带领104人突围，常德失守。
12月9日，吴荣凯随赶到的援军光复常德城，在打扫战场清理战友的遗体时发现了身中4弹的柴意新，他的全身军服已经被鲜血渗透。“他说我年轻，他那时也才30出头，刚刚结婚7个多月。”留在城内的29名战士也全部战死了。柴意新后被追授为中将。
泣迎师长进城――4名幸存的57师官兵归队
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拦住了余师长，哭着对师长说：“处罚我吧，我们没有守住城。”余师长马上也哭了，说，“兄弟，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吴荣凯跟随杜团长突围之后，在余程万的带领下，169团、171团残部总共108名57师官兵在德山一带打起了游击，不断袭扰日军。跟随余程万突围的有3名团长，两位美国记者，而57师的3位副师长全部战死在城内。
1943年11月18日至12月3日，常德保卫战历时半月，57师血战16昼夜，全师8000官兵几近殆尽。日军在半个月内先后投入攻城的兵力达2万人以上，番号达3个师团之多，火炮300多门，而牵制在外围的日军已达15万人。攻城的日军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伤亡达5000人以上。战后，日军用“凄绝”来形容常德的攻城战斗。
12月8日，苦待援军的余程万等人终于等来了第58军，军长卢道源对余程万说：“新11师可以归你指挥，你去收复常德。”余师长没有接收新11师，只是要了一个38团。在与友军会合后，余程万曾向军长王耀武汇报了战况，王耀武不能谅解他把城丢了之后，自己却跑了出来，命令57师协同新11师进攻常德。57师此时可以供调遣的士兵只剩下80余人，余程万将80余人交给171团团长杜鼎全带领，跟随新11师向常德开进。
余程万自己带领一个团在前面打起了先锋。“当晚，我们便克复了德山。”吴荣凯在突围之后就一直跟随在余程万身边，参加了收复常德的前沿战斗，“12月9日中午，我们便开进了常德城。”
其实，吴荣凯他们收复的常德此时已经是一座空城。12月3日上午，日军攻占双忠巷柴意新最后的阵地，迫不及待地发出了宣布占领常德的捷报。但马上得知解围部队纷纷转向直扑常德以北的澧水，抄日军的后路。日军第11军一反惯例，完全不作清扫战场与巩固占领区的动作，马上退出常德，投入德山夺路突围作战。
“12月9日下午，我和师长步行进入常德，一些留在城内的民众列队欢迎我们又打回来了。”吴荣凯说，“此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拦住了余师长。”这个人姓高，是一位副团长，他哭着对师长说：“处罚我吧，我们没有守住城。”
“余师长马上也哭了，他拍了拍高副团长的肩膀说，兄弟，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说完，他马上让高副团长归队了。”吴荣凯说，“高副团长是在一口枯井里躲藏，才活了下来。”除了高副团长，还有3个57师的士兵跟着高副团长归队了，他们是在死人堆里活下来的。
“求免余程万一死”――数万常德民众集体签名
余程万面临军法处置的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民众群情激昂，“一些乡绅出面组织民众签名，有6万多人签了名”
常德保卫战之后，74军57师169团战士剩下9人，加上家属、勤务兵还不到20人。
常德保卫战之惨烈足以让任何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动容。收复常德后不久，一名第10军的联络参谋经过常德，他看到在德山到常德的路段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国民党军队与日军的尸体，都是在近距离的肉搏中丧命的，有些官兵在临死之际，仍以最后力量将刺刀捅入敌人的腹部。日军一向重视遗体，为了遗骨一定要抢回火化，但这次却未能顾上，二战结束后，经常有日本老兵来到常德德山，在空旷的田野和马路上凭吊。
吴荣凯随后跟随余程万将57师所剩残部集中在一起，调遣到桃源县桃花坪一带补充、驻防。“我们侥幸存活了下来，但是师长却面临着军法处置。”吴荣凯一直想不通，作为一个指挥官为什么竭尽全力守城了，还要被处罚？
57师驻防桃花坪之后不久，余程万便被秘密解往重庆关押。“后来，有的人说审讯余程万是因为他违抗命令，渡江求援是假，临阵脱逃是真，这是天大的冤枉。”吴荣凯说，“我可以作证，但那时我们的申诉不可能到达最高长官那里，没有人听我们为余师长的申辩。”
当消息传到常德后，常德民众群情激昂，“一些乡绅出面组织民众签名，有6万多人签了名的，求免余程万一死。”吴荣凯说，“集团军司令长官孙连仲也向重庆求情，如果杀了余程万，那淞沪会战时逃跑的人不都要全部枪毙吗？”1944年12月，桂林会战结束后，军法执行总监张治中力陈余程万守城有功，遂判决为服刑两年。1945年初，已升任第24集团军长官的王耀武以湘西战事吃紧，须余程万出面方能解困为由，求军法处释放，后余被以不给任何名义为由派往第24集团军服役。
“我个人认为，战前蒋介石曾向美国夸下了海口，57师一定能守住常德，但最后却丢失了几天，这让他在美国面前颜面尽失。”吴荣凯为师长抱不平了60多年，他给各个部门写材料，为余程万正名而不停地奔走，直到2004年初，他还投书给常德市侨办、常德日报社，希望能对余程万和57师有一个全面的评价，“要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士，这个城市到处都有他们的鲜血。”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会战50余日
毙伤日军2万余人
1943年秋，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军已被迫转为守势。在印缅战场，中美英也在计划联合反攻缅甸。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南攻日军，日军认为“除了付诸武力，别无其它方法可寻”。
湖南西部的常德“控引巴蜀、襟带洞庭”，号称“鱼米之乡”。因其重要地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命令“中国派遣军”第11军主力和第13军一部，配备空军和毒气瓦斯部队，举兵10万余人大举进攻常德，企图切断国民党军通往川黔的陆上交通要道，进逼长沙，威胁重庆，借以牵制出战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并趁机夺取洞庭湖区粮食等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中国第6战区作为这次保卫战的主力，会同第9战区一部，部署了20万大军严阵以待。作战方针采取传统战术：“先以第一线兵团依纵深据点逐次打击敌军”，予敌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二线阵地“固守”，“再以第二线兵团，协同第一线兵团对敌实施机动作战，歼灭进攻之敌”。
此次战役首先在外围打响。10月30日，位于常德外围的安徽广德失守。
1943年11月2日，日军对常德发起进攻，会战开始。同月24日，日军主力逐渐接近常德，中国军队积极应战，两军在德山进行激烈的拉锯战。12月2日德山沦陷。中国军队在多处与敌反复厮杀，战况尤为惨烈，双方牺牲惨重。仅常德一地的保卫战，日军就先后投入约3万兵力，300余门火炮。而中国守军仅为1个师，兵力8000多人。
奉命守卫常德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经过16昼夜激战，弹尽粮绝，全师官兵除100多人突围外，其余均战死。12月3日，常德失陷。12月4日，中国军队援救常德的后续兵团抵达战场，开始反攻常德外围，7日，第9战区第58军、第72军协同第6战区部队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主力团战役目的已经完成，而且由沙中渡过长江远道进攻，军需补给线受到国民党军队侧击，又怕国民党军援兵赶到，受到夹击，故主动撤出常德，然后全线总退却。
12月9日，第58军会同第72军收复常德。至次年1月初日军退回原驻地，会战结束。
在50余天的会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重大牺牲，师长阵亡者即有3人。但是，也给了骄狂的日寇以重大打击，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
在此次会战中，中国空军以及美国驻中国基地空军也参战并取得重大战绩。集结轰炸机和驱逐机约200架，对日军飞机、舰船、地面部队展开作战，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
常德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继上海、南京、台儿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 实习生 王广永整理
老兵档案 吴荣凯
1939年 毕业于湖南私立翰文中学；
1941年9月 参加国民革命军陆军74军军医处医护培训班；
1942年2月 74军57师准尉司书，8月晋升少尉书记，参加长沙三次会战；
1943年3月 奉命调任57师169团上尉书记；
1943年11月-12月 参加常德保卫战；
1944年8月 参加衡阳会战；
1945年5月 参加湘西会战；
1945年9月 调任169团部军械主任，参加收复南京日军缴械；
1946年2月 解甲还乡；
1968年 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75年3月 平反。
目前 居常德市鼎城区白鹤山乡吴家口村
我的万里河山——一个国军老兵的回忆（节选）
1936年（中华民国 25 年） 19岁
是年12月13日清晨我打开办公厅无线电收听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报导：昨晚深夜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劫持领袖蒋委员长，随行中央
官员亦被扣留，这一爆炸新闻，立即引起部队首长特别关注。这一举动，历史上称为“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时任东北军司令又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为总司令），杨虎城时任西北军司令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两人都驻节西安。因东北军、西北
军的权力被中央削弱，早已有不二之心，乘此次蒋氏在洛阳检阅部队之后飞来西安，下榻在华清池官邸竟下此毒手，不能不引起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对
，通电声讨。南京的主战派何应钦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而蒋夫人宋美龄则认为，如派机轰炸，蒋氏生命亦不可保，力主用政治手段来平息这一事变。
于是，她不畏强暴决然与宋子文、端纳等飞往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及 *** 代表十多天的活动、会谈，终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
，使蒋氏由张学良陪同安然返回南京。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在《西安半月记》中，已作了详尽的叙述，就不再赘笔了。
1937年（中华民国 26 年） 20岁
我的青少年时代有1/5是在军阀混战、“剿共”以及内忧外患中度过的，对自 己的前途深感渺茫，认为自己人打自己人相煎太急。遂决然向上级
陈述我的志愿，拟欲回家再上学深造报效国家，他们认为我还很年轻，即批准我的请求，并发给我两个月的薪金及由都匀回慈利的全程旅费。林参谋
长考虑到我单人行走缺乏经验，又委托政训处少校科长李静（回长沙省亲）一路照顾，林公可谓关怀备至矣。
我于7月5日辞别参谋长和处里同事，即同李静科长在都匀车站上长途汽车返湘，经贵州玉屏时买了两盒“竹箫”，准备回家赠送亲友，当日下午
抵达沅陵，下榻在竹园饭店。
沅陵是湘西的军事重镇，当时是行署所在地，由澧陵人刘建绪任主任。张学良夫妇曾在此幽禁一个时期。
7月6日，抵达常德，与李科长握手话别，他回长沙，我即乘划子渡沅水，投宿在常德江边一家旅社，因人生地不熟，只好由在车站找客的伙计来
安排了。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街头报贩，大呼“买报买报，日本鬼子打起来了”。当时认为，只是局部冲突，
不会影响大局，因而市景依然繁荣，毫无战争气息。于是在市场上买了些礼品，只在常德住了一宿，即搭汽车抵达石门，然后坐轿回家。途经白云桥
时，往访在此读石门高中的莫畏，他喜出望外，以为我自天而降，遂与同学杀鸡煮酒欢迎。因时值暑假考试，不便久留，住了一宿，仍乘轿回家。在
此期间到白云桥头官韵兰（永南）家拜访，适她仍在叁浯园未回，仅与其父母交谈片刻就告辞。
回到久别的家中，叩见父母兄姐，他们喜之不胜，问长问短，使我一时难以应对。环视故园，青松翠竹，依然如昨。在家住了一周，即随父亲去
叁浯园拜禅父先生和老太夫人、久域妈、桂英妈以及各位姐妹，她们围堵我旁形似人墙，都说我个子长高了，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后来禅父先生说：
“近来新建一所叁浯小学校，欲聘你为该校语文教师，并负责全校管理工作，以期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因欲俟机升学遂接受聘任，不两天，即到
校作好一切招生教学准备，就读学生30余人，全是男童。凡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由我一人包揽，几乎没有一点空闲，茶水及清洁卫生工作由一
位年长的白鬓老头担任。
由于乡村封闭，外面世界仅凭军中友人林云谷、常承燧的通信略知一二。迨至台儿庄大捷，始知大片河山沦入日军之手，心中实在愤愤不平，怀
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乃向禅父先生坚请辞去教职，筹备报考长沙中央军校。
先是卓仁媛对我说：“假使我是个男青年，早已远走高飞了。”我听后满面羞惭，无言以对。遂在暑假期中约赵思容等一同赶往长沙，投考中央
军校长沙分校，经考试，因我个子太矮，身体瘦弱而名落孙山，赵思容却榜上有名，但他初出茅庐，没有经过沙场锻炼，见我未被录取，意志不坚，
竟打起了退堂鼓来，我很为之惋惜，于是，二人又一同坐了轮船回了常德，心想回到故园哪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一回到常德，即到43军驻常办事处打听消息，巧遇常承燧科长，他于前天从九江前线来常，不知什么地方获悉我到常德，
他在城西一带旅馆遍查登记簿始得相见，他说他现任某团中校副团长，奉命到贵阳接收新兵任务，邀我一同前往担任该团中尉书记职务，在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之际，得此新职，自然喜出望外。但同行赵氏却心灰意冷，我苦苦劝慰，聊备薄酒惜惜离别，他回慈利去了。
常德到贵阳有千里之遥，虽有湘黔公路可通，但一切交通工具都为抗战服务，公路上的长途汽车少得可怜，一路有时步行有时拦车，那时汽车司
机相当吃香，不论你是什么大享，他也不卖帐。只有说尽好话，他才答应搭你一程，时值炎夏，骄阳似火抵达贵阳时，真是风尘仆仆，皮肤已成为非
洲黑人形象了。
团长张子鸿上校为我们在扬子酒家接风洗尘，常副团长即席向团长详细介绍我的情况，当即由团长签署任命我为团的中尉书记，主办文书及人事
任免工作。至此，我跨入抗日战争大洪流了。
张团长，四川威远人，黄埔叁期毕业，与常副团长同乡。
团的全称为陆军103师野战补充团，目前任务，是在贵阳接收新兵，经过短期 训练再输送到正规步兵团。103师师长为何绍周，是军政部长何应钦
的犹子，也是 黄埔叁期生。
贵阳是我第二次重游之地黔灵山，甲秀楼的风景虽然依旧但处处都充满着战时气氛。“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及
“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响彻云霄，一向蒙受“东亚病夫”之耻人民振奋起来了。贵州省主席薛岳（北陵）号召军民要厉行节约，
一切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的巨幅标语悬挂在通街大道以鼓舞人心。
补充团在贵阳完成接兵任务后，于当年秋天开赴湖南辰溪训练，不久即将野战补充团的名称更改为陆军步兵团，团部编制也略为增大，副团长设
二名，中尉书记更为上尉，于是我坐享其成，成为无功受禄之人了，虽然窃喜，但任重道远，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常副团长总是教导我如何排忧解
难以及待人接物的大道理，勉励我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以迎接新的挑战，在军中得有如此良师益友，真不知几生修到？
辰溪位于湘黔要道，兵工厂林立，是敌机轰炸的目标，防空警报，一日数起，但军心、民心相当稳定。此时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也迁移到这里，为
防空袭，白天在树林里挂上黑板上课，晚上燃起煤油灯进行自修。我在闲暇时常与该校朱纯汛老师及王丽曦小姐攀谈，因他们都是慈利人，在他乡遇
见故乡人特别感到亲切。
一天中午常副团长因到城区开会，住宿在一家旅馆。刚吃完午饭即响起了警报，开会人员劝他躲避，他泰然自若要在旅馆睡觉，不料敌机骤至，
无巧不巧投下炸弹竟落在旅馆之旁，把他所宿房间的砖墙炸了一个大洞，结果他从大洞中跑出。都说副团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想来，仍然为他
捏一把冷汗。
上级考虑到辰溪不是练兵之地，调往四川秀山，临走前我到桃师辞别，并赠朱老师《天方夜潭》一书，赠王丽曦景德镇产小茶壶一只，他们则送
我用红绸书写的《为国效劳》的一面小红旗，往事越过60多年，社会变革，人事沧桑，昔日朋友或存或亡，也不可知。
秀山靠紧湖南西北角，有川湘公路可通。部队 到了秀山，受第二军军长李延 年指挥，团先驻秀山后移龙潭，龙潭是酉、秀、黔、彭四县货物集
散之地，商业相当发达，又盛产桂花，每当八月来临桂花渐渐飘香香溢四里，每户人家屋前屋后，遍植桂树，净化环境，十五一过，树下遍地铺上大
大小小的白布或牛皮纸来收取飘下的桂花，作为饮茶及其他食品的香料，身置其间如入香的世界。
1938年（中华民国27年）21岁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在龙潭中山纪念堂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加入军官共20人，由第二军军长李延年以军特别党部书记长身份由秀山专车来龙潭
监誓的。过了半月中央党部发给党证，我的党证号码为军渭字第00341号，此在我的生活中有了“政治组织”这一光环了。当时中央党部书记长为吴铁
城，中国国民党总裁为蒋中正，副总裁为汪兆铭。
同年11月汪精卫叛逃，从重庆飞往河内，发表了一通臭名昭着的“艳电”，然后飞往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投靠日本与重庆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历
史上称为“南京汪伪政权”。但奇怪的是汪精卫的国民党副总裁一职，直到汪氏死于日本之后仍然没有被除名，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9年（中华民国28年）22岁
秀山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管辖区，陈诚驻节恩施兼任湖北省主席。到了叁月，我团奉调到湖南临澧，跋山涉水，沿途步行，于四月初到达临
澧。此时团长易人，张子鸿调往贵州遵义师管区任少将司令，新任团长由另一步兵团中校营长盛联衡接任。盛也是黄埔叁期毕业生，他是湖南石门人
，性格刚强，稍逊文彩，经与会谈算是大同乡了，于是我除了本职工作还任他的私人秘书，私人函电都由我一手包办。团部驻在临澧梅溪桥蒋家大屋
内，它是大地主蒋光业的住宅。蒋拥有附近几县的大片土地称霸一方，他的这座大屋比慈利九龙山莫氏悟园还要大两倍，团部各室及特务连驻在那里
几乎看不见人影。大文学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就诞生在这里。我曾与蒋氏后代作过多次谈话，并在他们的书斋见到，由张季直书
写的一联：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有酒胡不醉 有琴胡不弹
蒋氏后代虽然衰败，但仍保持着儒雅风度，门前两尊大狮子依然留恋着主人不肯离去。
我团在临澧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部队训练，二是保卫洞庭湖万无一失，洞庭湖警备司令为霍揆章。洞庭湖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管辖区，薛岳驻节
耒阳，兼任湖南省主席，他是因张治中长沙大火被撤职之后接任此职的。
提起这次大火，湖南人民，尤其是长沙老百姓对张治中至今犹愤愤不平耿耿于怀，因日本军队还在平江浏阳一带，他掌握情况不准即派人四处放火，
以期达到“焦土抗战”之目的，使百万市民陷入火海东逃西散，郭沫若斥为“张皇失措”。结果张治中仅以撤职处分调离，而警备司令、水上公安局
长文仲孚二人遭了处决，作了替罪羊。不久张治中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副部长为周恩来，挂上将军衔，第叁厅厅长为郭沫若，官官相护
，老百姓实在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在临澧时求凡公得意女弟子唐蕙芬（别号云仙）投寄我第一封信，纯真友谊，大出我的意外，在枯燥的军旅生涯中忽然被这一枝“邱比特式”之剑射
来顿时掀起我心中的波澜。于是往来信通不断，多诉衷肠。原来我在童年时云仙的母亲聂氏夫人意欲招我为婿，因我母亲反对，未能如愿。后来我在
同学莫鼎九家不期而遇，始得初次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因我出征在外没有机会继续谈，现在云仙重提旧事，依然热情洋溢倒使我很感为难，由于军
情变化，长江中游宜沙南岸吃紧，我团奉命开赴湖北枝江长阳一线加强江防，我与她的距离也远了，书信往来也疏远了情缘也就悄悄终止了。
同年10月常副团长调任103师工兵营中校营长，我也调任工兵营上尉军需，驻在长阳，越年工兵营撤销，常营长推荐到陆军大学深造，我调师部上尉书
记。正当将任内经管之军需业务移交时，忽接林云谷从桂林行营打来电报，嘱即赴桂为我介绍新的工作。于是将一切手续移交清楚，即星夜兼程抵达
长沙，然后乘湘桂路列车到了桂林，因战时交通阻塞，当我抵桂林时已经半个月过去了。
我到达桂林行营参谋处时，林云谷却又调往江西浮梁去了。千里奔波，竟然成了一场空，使我非常纳闷。优美的桂林山水也只走马观花也无心欣赏，
遂急搭车返回株洲，然后徒步向萍乡前进。此时浙赣铁路和公路早已破坏，自我撤除轨道，公路则隔一段就挖一个坑，将土石堆放在坑的两旁，人马
往来则走在似小山一般的土石上，既费力又费时，很不方便，但为阻止日军进攻，则又起了积极作用，此之谓“焦土抗战”。
1940--1941年（中华民国30年）23--24岁
我24岁的生日是在江西萍乡旅途渡过的，此时盘川已尽，阮囊羞涩之状，使我百感交集，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步行到芦，因思军中密友饶学海早已离职
，现在芦开堆栈，遂往造访，承他父子和夫人热情接待。我告以现状，学海说既是这样，可暂在舍间住下打听浮梁消息，一俟有着再说。于是十五只
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情稳定下来了。学海原是野战补充团的上尉军医，与我同龄，情如手足，他爱好京剧，拉得一手好二胡，是团内的文娱活动家
。因厌倦军旅生涯，于去年辞职回家，与其父亲开一堆栈，即货物集散的中转站，生意相当兴隆。因我来到，成了他们的帮手，其父很高兴，于是日
与宴饮，谈笑风生，并与江西裕民银行职员漆生梅志高及邮电局长陈志鸿等时相往来成为朋友，虽在穷途并不感到孤独寂寞。
光阴荏苒，在芦已住了二十多天，深感寄人篱下不是久恋之地，遂向学海告以衷肠急欲往浮梁。学海说：小小堆栈不是藏龙卧虎之地。慨然资助法币
100元及新制灰色中山装一套，状我行色送我上路。遂告别学海伉丽及其令尊大人与新结识的在芦诸友，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抵达鄱阳湖畔登上木船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多日奔波疲劳，得以恢复精神为之一爽。不两天船抵浮梁，舍舟登岸，投宿旅馆，原来浮梁即闻名遐迩的瓷都景德镇也，盛
产名瓷畅销海内外，即处在战时生产并未受到影响。
浮梁驻军最高长官为21军军长刘雨卿，原在都匀时的26师师长，是我的老长官，我在旅馆写了一信，直投到罗浮军部，第二天军部传令兵来到旅馆传
话，说“杨先生，军长有请”，要我即去罗浮。遂同来人前往晋谒军长，军长说：“林云谷现在潜山第二十叁集团军，唐式遵总部任职，你不必找他
，就在军部工作吧。”遂以《日日命令》形式委任我为军部军务处人事科上尉书记，军长并说：“黄配义、孔凡良都在这里，你可以和他们见见面”
。军长并询问我在贵州都匀请假回家后的情况，他的记忆力之强使我感到意外。当天凡良为我设宴洗尘互叙别后离情，时凡良任军部译电室少校主任
，黄配义任办公厅中校主任，他们都是原43军26师的老同事，这次会见感到特别亲切。
我在军务处人事科里协助科长处理连排级以上人事任免工作，一切按军政部《人事法规》办事，不得有丝毫偏差，否则，就是失职，我初任此职，对
业务很是生疏，但有科长杜先义的指导和以《法规》为依据只要不耻下问，就可得心应手了。处长顾勉伯上校认为我文字基础较好频频得到他的赞许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总称可以为抗战尽一份力了。
浮梁是行署所在地，一天，蒋经国一行去某地开会，途经浮梁时，浮梁专员危道丰率颂文武官员热情欢迎于官道上，蒋经国见此情景，毫不客气地对
危道丰说：“你是专员，我也是专员，何必多此一举夹道欢迎呢？弄得危专员面红耳赤，相当尴尬，不欢而散，世人谓危专员拍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
，传为笑柄。
是年夏季，浮梁发生大水，罗浮一带被淹，驻地一片汪洋，于是奉命调往婺源。
当我离开浮梁时，致书芦饶学海兄，告以会见刘军长及目前工作情况，并感谢他在危困之后解衣赐金美德，同时汇还贷款以报知遇之恩。
婺源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故乡，朱夫子为学以居敬穷理为主，所注四书，后世奉为标准，这里山青水秀，人文荟萃，但环境污染严重闹得多数官兵水
土不服，我也深受其害，以致四肢无力，不思饮食，部队遂即向常山开拔，进入浙境，空气变换精神面貌也就大不一样了。
同年12月，日本飞机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浙赣沿线军事随之改观，更加紧张起来了。
是年12月5日，父亲启双公因协助乡里抽征壮丁，东奔西走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离世，享年68岁。
1942年（中华民国31年）25岁
当军行至浙江开化杨林镇时，军长又发布命令，任命我为军司令部庶务室主任，总管军司令部全体官兵的薪纳，粮秣和被服，这一任命使我大出意外
。因为司令部有参谋、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政训等七大处，另加一个特别党部，每处官兵合计起来，总在800人以上，他们衣食和薪饷就
要按月造册向军需处请领转发到每人手中，责任重大，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协助我工作的只有一位中尉副官和一名军需上士与一名文书上士。
为了做好这项后勤工作，首先要与独立的军需处各级官员在业务上紧密联系，同时也要搞好各处的人际关系，才能事半功倍，不负军长的信任和重托
，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44年。
1943年（中华民国32年）26岁
第叁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号墨叁）驻节上饶，为调整战区军事布置，21军由杨林又进入江西贵溪塘湾，此地距龙虎山只有50华里，久想到“遇洪而开
”的天师府一瞻丰采。因军情变化不定，不敢轻举妄动。一天，塘湾商会会长杨其彩前来访问，他说：“当代天师有一位女儿，年轻貌美，意欲与阁
下结秦晋之好，特来征求尊意”。我思之再叁，不敢苟同，杨会长嗟叹而去以后相见也不提前事，因他知道我选择对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是一个无
神论者，那能在弄神弄鬼的天师面前称他为泰山老丈人呢？
这年八月，美国军事代表团由威廉史密斯中将率领，由上饶来我军视察，在代表团来到之前，军长亲自在欢迎行列中选择年富力强富有朝气的军官，
气质稍差者不得参加，以壮军威和国威，当史密斯团长抵达车站时，军乐队奏美中两国国歌，然后军长与史密斯团长步入设有V字形的会议厅，首先由
刘军长致欢迎词，后由史密斯团长致答词勉励国军将校。由双方上校翻译官翻译可谓极一时之盛，后由军长设宴共同举杯，互祝抗战胜利，此为我首
次与国际友人会见和碰杯。
同年九月，因工作需要我调任军需处负责全军粮食领发工作，全军官兵共计15000人，他们吃饭问题全掌握我的手中，不能有丝毫怠慢，常言说：“兵
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在战时更要作好充分准备，否则贻误机就不堪设想了，我正在筹措今后如何办理此项工作时，军需处长云逢志上校约我谈话
，他说：“军需独立已有好几年了，军需人事全由第五军需局（驻上饶第叁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军长只能推荐一位出纳员管理现金，因你非军需
学校出身，处里碍难接受”云云。我当即向军长转述云处长的谈话，军长说：“既如此你就回军部暂任秘书，容再计议。”不久军长作出决定保送我
到桂林军需学校战时干部训练班（简称战干班）受训。受训叁月，仍回军部即将毕业证书面呈军长审阅，时云处长在座，他向军长说：“杨步震学成
归来，欢迎欢迎，我们也好向军需局说话了。”于是他在处务会议上当众宣布任命我为军需处粮食科股长，专管全军粮食请领与补给。
我在桂林叁月时间虽短，但却充实了我的军需业务，如资产负债表的编报，经费的预决算，差旅费的报销等一系列业务都已得到了锻炼，而且利用假
日与同学戴味春（长沙人）游览桂林象鼻山，泛舟漓江一座一座的山峰，形似笔架，倒影在漓江水面，使桂林山水格外增色格外可爱了。
话说“军需独立”始于1941年，当时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认为海陆空叁军的粮饷，应由中央统一筹划，其军需人事任免，全由军需署决定（军需署下
，在各个战区设立军需局）部队长只负指挥责任，对薪俸饷项、粮食马，全由军需处负责，不必过问，这样既可使部队长专心致志指挥军事，没有后
顾之忧了。这种办法，对当时来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44年（中华民国33年）27岁
1944年6月，日军板垣师团，挟空军优势，大举进攻浙江衢州，企图打通浙赣线会师广州，21军440团驻守衢州，在千钧一发之际，军长命令我率一个
武装排押运粮食到衢州外围，正设法与驻城守军取得联系时，忽然日本空军炸断衢州西部一座大桥，使粮食无法运进，结果因寡不敌众，440团团长刘
一，当场阵亡，全军覆灭，我和运粮官兵虽幸免于难，但战争的残酷使我脑际至今仍留有伤痕。
1945年（中华民国34年）28岁
是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原子弹在蘑菇云的燃烧下死伤惨重迫使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南亚州受害国
及整个中华大地国民沸腾起来了。于是21军奉最高统帅命离开塘湾向京沪开拔，我和军需处中校粮食科长伍值棠，率一部分人员先行到丹阳设立粮食
指挥所，途经贵溪、弋阳、德兴、黄山、屯溪、歙县，绩溪、广德、宁国、宜兴，然后出张渚到达丹阳，此时已届八月底。所到之处，驻有日军的地
方，一见到我军就立正敬礼表情严肃，他们并在大街小巷打扫清洁。以前耀武扬威，不可一时的武士道精神，烧杀的残暴行为，现在只好屈伏于人惟
命是从了。这次抗战胜利，不但使日本军人大感意外，即我国军民也感到突然，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弊”今天日本军人也尝到了这个苦果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人民即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深渊，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即有国际联盟调查团李顿爵士率团到中
国东叁省实地调查，也只是做了表面文章，不敢得罪于日本人。迨至希特勒以闪电战术侵占欧洲各国和英伦叁岛遭受德机轰炸后，英、美、法等国才
猛然惊醒进行抵抗，最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统帅下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意大利的恶魔首相墨索里尼遭游击队拘捕处决于米兰，日本首相东英机上
了绞刑台，二次大战才宣告结束，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惨重了。
我们在丹阳设立了前进粮食指挥所，并与第一方面军的粮食主管官员取得了联系，为我军进入京沪线提供方便，时各地粮库仍由日军掌管，他们一见
有调拨单来即如数发给，不久京沪线上所有粮库遂为国军收管，但日本军人大部分留用，他们也绝对服从。
伍值棠科长是位回族爱好京剧，饰黑脸包公，对《铡美案》的表演艺术造诣极深，深受欢迎，他喜吃牛羊肉类，对猪肉丝毫不沾，认为猪是回族的祖
先，尊若圣明，所以我们天天与羊肉打交道习以为常了。
同年九月，21军开赴昆山整训整偏，按最高统帅部令将原先军部编制，改为整编第21师，原先的师改为整编旅，但人员依旧，没有变更，“关防”大
印，仍用军的老印，整编的显着特点是一切按美式装备配发武器，车辆，军服改用军便服打领带，戴大盖帽或船形帽，足登黑色皮鞋，一经改装，军
容完全大变，原先所穿之旧式军装全部收缴入库成为历史了。
昆山是归有光的故乡，军需处的驻地在先学路归有光的墓旁，他是明朝着名学者，工古文，深究经术，我常到他墓前瞻仰，就想起了未迟园读过的《
项脊轩记》这篇文章，不禁联想到我的老师莫求凡先生的音容笑貌了。
昆山又是朱柏庐先生的故乡，是清初学者，他的《治家格言》流传甚广，可谓家喻户晓，对国人影响至深。
昆山，是京沪线上的大站，下一个大站便是上海，因此在节假日我便同戴味春、蒋以钦一同趁车到上海去看看这国际都市的风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一到这大都会的南京路上，车水马龙之状，令人目不暇接，仿佛到了另一世界，那臭名昭着的“东亚共荣圈”和武士道的宣传与八字胡人丹的广告
，统统洗刷干净，东亚大饭店改为国际饭店，在饭店顶端立起了蒋中正书写的“礼义廉耻”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映入眼帘使人兴奋不已，胜利者心
情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得了的。
后记：
“我的万里河山──国军老兵的回忆”，是我的一位朋友之父亲的亲笔回忆录。杨步震先生今年八十余岁，现居江苏南通，身体依然康健。老人从年
轻时起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至今不缀，日记本已积有一米多高。中国人口虽众，能写回忆录的却不多见。特别是近代以来，风云际会，亲身经历过大
事变、行程万里又有文化的健在者，更是稀少。杨老先生的回忆，全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不仅是可贵的个人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正史之阙，弥足
珍贵。
杨步震先生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通津铺镇
我的万里河山——一个国军老兵的回忆（节选）
1936年（中华民国 25 年） 19岁
是年12月13日清晨我打开办公厅无线电收听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报导：昨晚深夜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劫持领袖蒋委员长，随行中央
官员亦被扣留，这一爆炸新闻，立即引起部队首长特别关注。这一举动，历史上称为“西安事变”或“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时任东北军司令又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为总司令），杨虎城时任西北军司令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两人都驻节西安。因东北军、西北
军的权力被中央削弱，早已有不二之心，乘此次蒋氏在洛阳检阅部队之后飞来西安，下榻在华清池官邸竟下此毒手，不能不引起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对
，通电声讨。南京的主战派何应钦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而蒋夫人宋美龄则认为，如派机轰炸，蒋氏生命亦不可保，力主用政治手段来平息这一事变。
于是，她不畏强暴决然与宋子文、端纳等飞往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及 *** 代表十多天的活动、会谈，终于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
，使蒋氏由张学良陪同安然返回南京。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在《西安半月记》中，已作了详尽的叙述，就不再赘笔了。
1937年（中华民国 26 年） 20岁
我的青少年时代有1/5是在军阀混战、“剿共”以及内忧外患中度过的，对自 己的前途深感渺茫，认为自己人打自己人相煎太急。遂决然向上级
陈述我的志愿，拟欲回家再上学深造报效国家，他们认为我还很年轻，即批准我的请求，并发给我两个月的薪金及由都匀回慈利的全程旅费。林参谋
长考虑到我单人行走缺乏经验，又委托政训处少校科长李静（回长沙省亲）一路照顾，林公可谓关怀备至矣。
我于7月5日辞别参谋长和处里同事，即同李静科长在都匀车站上长途汽车返湘，经贵州玉屏时买了两盒“竹箫”，准备回家赠送亲友，当日下午
抵达沅陵，下榻在竹园饭店。
沅陵是湘西的军事重镇，当时是行署所在地，由澧陵人刘建绪任主任。张学良夫妇曾在此幽禁一个时期。
7月6日，抵达常德，与李科长握手话别，他回长沙，我即乘划子渡沅水，投宿在常德江边一家旅社，因人生地不熟，只好由在车站找客的伙计来
安排了。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史称“七七事变”。街头报贩，大呼“买报买报，日本鬼子打起来了”。当时认为，只是局部冲突，
不会影响大局，因而市景依然繁荣，毫无战争气息。于是在市场上买了些礼品，只在常德住了一宿，即搭汽车抵达石门，然后坐轿回家。途经白云桥
时，往访在此读石门高中的莫畏，他喜出望外，以为我自天而降，遂与同学杀鸡煮酒欢迎。因时值暑假考试，不便久留，住了一宿，仍乘轿回家。在
此期间到白云桥头官韵兰（永南）家拜访，适她仍在叁浯园未回，仅与其父母交谈片刻就告辞。
回到久别的家中，叩见父母兄姐，他们喜之不胜，问长问短，使我一时难以应对。环视故园，青松翠竹，依然如昨。在家住了一周，即随父亲去
叁浯园拜禅父先生和老太夫人、久域妈、桂英妈以及各位姐妹，她们围堵我旁形似人墙，都说我个子长高了，气质也发生了变化。后来禅父先生说：
“近来新建一所叁浯小学校，欲聘你为该校语文教师，并负责全校管理工作，以期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因欲俟机升学遂接受聘任，不两天，即到
校作好一切招生教学准备，就读学生30余人，全是男童。凡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全由我一人包揽，几乎没有一点空闲，茶水及清洁卫生工作由一
位年长的白鬓老头担任。
由于乡村封闭，外面世界仅凭军中友人林云谷、常承燧的通信略知一二。迨至台儿庄大捷，始知大片河山沦入日军之手，心中实在愤愤不平，怀
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乃向禅父先生坚请辞去教职，筹备报考长沙中央军校。
先是卓仁媛对我说：“假使我是个男青年，早已远走高飞了。”我听后满面羞惭，无言以对。遂在暑假期中约赵思容等一同赶往长沙，投考中央
军校长沙分校，经考试，因我个子太矮，身体瘦弱而名落孙山，赵思容却榜上有名，但他初出茅庐，没有经过沙场锻炼，见我未被录取，意志不坚，
竟打起了退堂鼓来，我很为之惋惜，于是，二人又一同坐了轮船回了常德，心想回到故园哪有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一回到常德，即到43军驻常办事处打听消息，巧遇常承燧科长，他于前天从九江前线来常，不知什么地方获悉我到常德，
他在城西一带旅馆遍查登记簿始得相见，他说他现任某团中校副团长，奉命到贵阳接收新兵任务，邀我一同前往担任该团中尉书记职务，在山穷水尽
走投无路之际，得此新职，自然喜出望外。但同行赵氏却心灰意冷，我苦苦劝慰，聊备薄酒惜惜离别，他回慈利去了。
常德到贵阳有千里之遥，虽有湘黔公路可通，但一切交通工具都为抗战服务，公路上的长途汽车少得可怜，一路有时步行有时拦车，那时汽车司
机相当吃香，不论你是什么大享，他也不卖帐。只有说尽好话，他才答应搭你一程，时值炎夏，骄阳似火抵达贵阳时，真是风尘仆仆，皮肤已成为非
洲黑人形象了。
团长张子鸿上校为我们在扬子酒家接风洗尘，常副团长即席向团长详细介绍我的情况，当即由团长签署任命我为团的中尉书记，主办文书及人事
任免工作。至此，我跨入抗日战争大洪流了。
张团长，四川威远人，黄埔叁期毕业，与常副团长同乡。
团的全称为陆军103师野战补充团，目前任务，是在贵阳接收新兵，经过短期 训练再输送到正规步兵团。103师师长为何绍周，是军政部长何应钦
的犹子，也是 黄埔叁期生。
贵阳是我第二次重游之地黔灵山，甲秀楼的风景虽然依旧但处处都充满着战时气氛。“九一八、九一八，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及
“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响彻云霄，一向蒙受“东亚病夫”之耻人民振奋起来了。贵州省主席薛岳（北陵）号召军民要厉行节约，
一切为抗战胜利而奋斗的巨幅标语悬挂在通街大道以鼓舞人心。
补充团在贵阳完成接兵任务后，于当年秋天开赴湖南辰溪训练，不久即将野战补充团的名称更改为陆军步兵团，团部编制也略为增大，副团长设
二名，中尉书记更为上尉，于是我坐享其成，成为无功受禄之人了，虽然窃喜，但任重道远，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常副团长总是教导我如何排忧解
难以及待人接物的大道理，勉励我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以迎接新的挑战，在军中得有如此良师益友，真不知几生修到？
辰溪位于湘黔要道，兵工厂林立，是敌机轰炸的目标，防空警报，一日数起，但军心、民心相当稳定。此时桃源女子师范学校也迁移到这里，为
防空袭，白天在树林里挂上黑板上课，晚上燃起煤油灯进行自修。我在闲暇时常与该校朱纯汛老师及王丽曦小姐攀谈，因他们都是慈利人，在他乡遇
见故乡人特别感到亲切。
一天中午常副团长因到城区开会，住宿在一家旅馆。刚吃完午饭即响起了警报，开会人员劝他躲避，他泰然自若要在旅馆睡觉，不料敌机骤至，
无巧不巧投下炸弹竟落在旅馆之旁，把他所宿房间的砖墙炸了一个大洞，结果他从大洞中跑出。都说副团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今想来，仍然为他
捏一把冷汗。
上级考虑到辰溪不是练兵之地，调往四川秀山，临走前我到桃师辞别，并赠朱老师《天方夜潭》一书，赠王丽曦景德镇产小茶壶一只，他们则送
我用红绸书写的《为国效劳》的一面小红旗，往事越过60多年，社会变革，人事沧桑，昔日朋友或存或亡，也不可知。
秀山靠紧湖南西北角，有川湘公路可通。部队 到了秀山，受第二军军长李延 年指挥，团先驻秀山后移龙潭，龙潭是酉、秀、黔、彭四县货物集
散之地，商业相当发达，又盛产桂花，每当八月来临桂花渐渐飘香香溢四里，每户人家屋前屋后，遍植桂树，净化环境，十五一过，树下遍地铺上大
大小小的白布或牛皮纸来收取飘下的桂花，作为饮茶及其他食品的香料，身置其间如入香的世界。
1938年（中华民国27年）21岁
十月十日国庆节，我在龙潭中山纪念堂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加入军官共20人，由第二军军长李延年以军特别党部书记长身份由秀山专车来龙潭
监誓的。过了半月中央党部发给党证，我的党证号码为军渭字第00341号，此在我的生活中有了“政治组织”这一光环了。当时中央党部书记长为吴铁
城，中国国民党总裁为蒋中正，副总裁为汪兆铭。
同年11月汪精卫叛逃，从重庆飞往河内，发表了一通臭名昭着的“艳电”，然后飞往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投靠日本与重庆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历
史上称为“南京汪伪政权”。但奇怪的是汪精卫的国民党副总裁一职，直到汪氏死于日本之后仍然没有被除名，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1939年（中华民国28年）22岁
秀山是中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管辖区，陈诚驻节恩施兼任湖北省主席。到了叁月，我团奉调到湖南临澧，跋山涉水，沿途步行，于四月初到达临
澧。此时团长易人，张子鸿调往贵州遵义师管区任少将司令，新任团长由另一步兵团中校营长盛联衡接任。盛也是黄埔叁期毕业生，他是湖南石门人
，性格刚强，稍逊文彩，经与会谈算是大同乡了，于是我除了本职工作还任他的私人秘书，私人函电都由我一手包办。团部驻在临澧梅溪桥蒋家大屋
内，它是大地主蒋光业的住宅。蒋拥有附近几县的大片土地称霸一方，他的这座大屋比慈利九龙山莫氏悟园还要大两倍，团部各室及特务连驻在那里
几乎看不见人影。大文学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就诞生在这里。我曾与蒋氏后代作过多次谈话，并在他们的书斋见到，由张季直书
写的一联：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有酒胡不醉 有琴胡不弹
蒋氏后代虽然衰败，但仍保持着儒雅风度，门前两尊大狮子依然留恋着主人不肯离去。
我团在临澧主要任务，一是加强部队训练，二是保卫洞庭湖万无一失，洞庭湖警备司令为霍揆章。洞庭湖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管辖区，薛岳驻节
耒阳，兼任湖南省主席，他是因张治中长沙大火被撤职之后接任此职的。
提起这次大火，湖南人民，尤其是长沙老百姓对张治中至今犹愤愤不平耿耿于怀，因日本军队还在平江浏阳一带，他掌握情况不准即派人四处放火，
以期达到“焦土抗战”之目的，使百万市民陷入火海东逃西散，郭沫若斥为“张皇失措”。结果张治中仅以撤职处分调离，而警备司令、水上公安局
长文仲孚二人遭了处决，作了替罪羊。不久张治中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副部长为周恩来，挂上将军衔，第叁厅厅长为郭沫若，官官相护
，老百姓实在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在临澧时求凡公得意女弟子唐蕙芬（别号云仙）投寄我第一封信，纯真友谊，大出我的意外，在枯燥的军旅生涯中忽然被这一枝“邱比特式”之剑射
来顿时掀起我心中的波澜。于是往来信通不断，多诉衷肠。原来我在童年时云仙的母亲聂氏夫人意欲招我为婿，因我母亲反对，未能如愿。后来我在
同学莫鼎九家不期而遇，始得初次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因我出征在外没有机会继续谈，现在云仙重提旧事，依然热情洋溢倒使我很感为难，由于军
情变化，长江中游宜沙南岸吃紧，我团奉命开赴湖北枝江长阳一线加强江防，我与她的距离也远了，书信往来也疏远了情缘也就悄悄终止了。
同年10月常副团长调任103师工兵营中校营长，我也调任工兵营上尉军需，驻在长阳，越年工兵营撤销，常营长推荐到陆军大学深造，我调师部上尉书
记。正当将任内经管之军需业务移交时，忽接林云谷从桂林行营打来电报，嘱即赴桂为我介绍新的工作。于是将一切手续移交清楚，即星夜兼程抵达
长沙，然后乘湘桂路列车到了桂林，因战时交通阻塞，当我抵桂林时已经半个月过去了。
我到达桂林行营参谋处时，林云谷却又调往江西浮梁去了。千里奔波，竟然成了一场空，使我非常纳闷。优美的桂林山水也只走马观花也无心欣赏，
遂急搭车返回株洲，然后徒步向萍乡前进。此时浙赣铁路和公路早已破坏，自我撤除轨道，公路则隔一段就挖一个坑，将土石堆放在坑的两旁，人马
往来则走在似小山一般的土石上，既费力又费时，很不方便，但为阻止日军进攻，则又起了积极作用，此之谓“焦土抗战”。
1940--1941年（中华民国30年）23--24岁
我24岁的生日是在江西萍乡旅途渡过的，此时盘川已尽，阮囊羞涩之状，使我百感交集，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步行到芦，因思军中密友饶学海早已离职
，现在芦开堆栈，遂往造访，承他父子和夫人热情接待。我告以现状，学海说既是这样，可暂在舍间住下打听浮梁消息，一俟有着再说。于是十五只
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情稳定下来了。学海原是野战补充团的上尉军医，与我同龄，情如手足，他爱好京剧，拉得一手好二胡，是团内的文娱活动家
。因厌倦军旅生涯，于去年辞职回家，与其父亲开一堆栈，即货物集散的中转站，生意相当兴隆。因我来到，成了他们的帮手，其父很高兴，于是日
与宴饮，谈笑风生，并与江西裕民银行职员漆生梅志高及邮电局长陈志鸿等时相往来成为朋友，虽在穷途并不感到孤独寂寞。
光阴荏苒，在芦已住了二十多天，深感寄人篱下不是久恋之地，遂向学海告以衷肠急欲往浮梁。学海说：小小堆栈不是藏龙卧虎之地。慨然资助法币
100元及新制灰色中山装一套，状我行色送我上路。遂告别学海伉丽及其令尊大人与新结识的在芦诸友，晓行夜宿，非止一日，抵达鄱阳湖畔登上木船
，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多日奔波疲劳，得以恢复精神为之一爽。不两天船抵浮梁，舍舟登岸，投宿旅馆，原来浮梁即闻名遐迩的瓷都景德镇也，盛
产名瓷畅销海内外，即处在战时生产并未受到影响。
浮梁驻军最高长官为21军军长刘雨卿，原在都匀时的26师师长，是我的老长官，我在旅馆写了一信，直投到罗浮军部，第二天军部传令兵来到旅馆传
话，说“杨先生，军长有请”，要我即去罗浮。遂同来人前往晋谒军长，军长说：“林云谷现在潜山第二十叁集团军，唐式遵总部任职，你不必找他
，就在军部工作吧。”遂以《日日命令》形式委任我为军部军务处人事科上尉书记，军长并说：“黄配义、孔凡良都在这里，你可以和他们见见面”
。军长并询问我在贵州都匀请假回家后的情况，他的记忆力之强使我感到意外。当天凡良为我设宴洗尘互叙别后离情，时凡良任军部译电室少校主任
，黄配义任办公厅中校主任，他们都是原43军26师的老同事，这次会见感到特别亲切。
我在军务处人事科里协助科长处理连排级以上人事任免工作，一切按军政部《人事法规》办事，不得有丝毫偏差，否则，就是失职，我初任此职，对
业务很是生疏，但有科长杜先义的指导和以《法规》为依据只要不耻下问，就可得心应手了。处长顾勉伯上校认为我文字基础较好频频得到他的赞许
，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总称可以为抗战尽一份力了。
浮梁是行署所在地，一天，蒋经国一行去某地开会，途经浮梁时，浮梁专员危道丰率颂文武官员热情欢迎于官道上，蒋经国见此情景，毫不客气地对
危道丰说：“你是专员，我也是专员，何必多此一举夹道欢迎呢？弄得危专员面红耳赤，相当尴尬，不欢而散，世人谓危专员拍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
，传为笑柄。
是年夏季，浮梁发生大水，罗浮一带被淹，驻地一片汪洋，于是奉命调往婺源。
当我离开浮梁时，致书芦饶学海兄，告以会见刘军长及目前工作情况，并感谢他在危困之后解衣赐金美德，同时汇还贷款以报知遇之恩。
婺源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故乡，朱夫子为学以居敬穷理为主，所注四书，后世奉为标准，这里山青水秀，人文荟萃，但环境污染严重闹得多数官兵水
土不服，我也深受其害，以致四肢无力，不思饮食，部队遂即向常山开拔，进入浙境，空气变换精神面貌也就大不一样了。
同年12月，日本飞机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浙赣沿线军事随之改观，更加紧张起来了。
是年12月5日，父亲启双公因协助乡里抽征壮丁，东奔西走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离世，享年68岁。
1942年（中华民国31年）25岁
当军行至浙江开化杨林镇时，军长又发布命令，任命我为军司令部庶务室主任，总管军司令部全体官兵的薪纳，粮秣和被服，这一任命使我大出意外
。因为司令部有参谋、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政训等七大处，另加一个特别党部，每处官兵合计起来，总在800人以上，他们衣食和薪饷就
要按月造册向军需处请领转发到每人手中，责任重大，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协助我工作的只有一位中尉副官和一名军需上士与一名文书上士。
为了做好这项后勤工作，首先要与独立的军需处各级官员在业务上紧密联系，同时也要搞好各处的人际关系，才能事半功倍，不负军长的信任和重托
，这项工作我一直干到1944年。
1943年（中华民国32年）26岁
第叁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号墨叁）驻节上饶，为调整战区军事布置，21军由杨林又进入江西贵溪塘湾，此地距龙虎山只有50华里，久想到“遇洪而开
”的天师府一瞻丰采。因军情变化不定，不敢轻举妄动。一天，塘湾商会会长杨其彩前来访问，他说：“当代天师有一位女儿，年轻貌美，意欲与阁
下结秦晋之好，特来征求尊意”。我思之再叁，不敢苟同，杨会长嗟叹而去以后相见也不提前事，因他知道我选择对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是一个无
神论者，那能在弄神弄鬼的天师面前称他为泰山老丈人呢？
这年八月，美国军事代表团由威廉史密斯中将率领，由上饶来我军视察，在代表团来到之前，军长亲自在欢迎行列中选择年富力强富有朝气的军官，
气质稍差者不得参加，以壮军威和国威，当史密斯团长抵达车站时，军乐队奏美中两国国歌，然后军长与史密斯团长步入设有V字形的会议厅，首先由
刘军长致欢迎词，后由史密斯团长致答词勉励国军将校。由双方上校翻译官翻译可谓极一时之盛，后由军长设宴共同举杯，互祝抗战胜利，此为我首
次与国际友人会见和碰杯。
同年九月，因工作需要我调任军需处负责全军粮食领发工作，全军官兵共计15000人，他们吃饭问题全掌握我的手中，不能有丝毫怠慢，常言说：“兵
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在战时更要作好充分准备，否则贻误机就不堪设想了，我正在筹措今后如何办理此项工作时，军需处长云逢志上校约我谈话
，他说：“军需独立已有好几年了，军需人事全由第五军需局（驻上饶第叁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军长只能推荐一位出纳员管理现金，因你非军需
学校出身，处里碍难接受”云云。我当即向军长转述云处长的谈话，军长说：“既如此你就回军部暂任秘书，容再计议。”不久军长作出决定保送我
到桂林军需学校战时干部训练班（简称战干班）受训。受训叁月，仍回军部即将毕业证书面呈军长审阅，时云处长在座，他向军长说：“杨步震学成
归来，欢迎欢迎，我们也好向军需局说话了。”于是他在处务会议上当众宣布任命我为军需处粮食科股长，专管全军粮食请领与补给。
我在桂林叁月时间虽短，但却充实了我的军需业务，如资产负债表的编报，经费的预决算，差旅费的报销等一系列业务都已得到了锻炼，而且利用假
日与同学戴味春（长沙人）游览桂林象鼻山，泛舟漓江一座一座的山峰，形似笔架，倒影在漓江水面，使桂林山水格外增色格外可爱了。
话说“军需独立”始于1941年，当时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认为海陆空叁军的粮饷，应由中央统一筹划，其军需人事任免，全由军需署决定（军需署下
，在各个战区设立军需局）部队长只负指挥责任，对薪俸饷项、粮食马，全由军需处负责，不必过问，这样既可使部队长专心致志指挥军事，没有后
顾之忧了。这种办法，对当时来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44年（中华民国33年）27岁
1944年6月，日军板垣师团，挟空军优势，大举进攻浙江衢州，企图打通浙赣线会师广州，21军440团驻守衢州，在千钧一发之际，军长命令我率一个
武装排押运粮食到衢州外围，正设法与驻城守军取得联系时，忽然日本空军炸断衢州西部一座大桥，使粮食无法运进，结果因寡不敌众，440团团长刘
一，当场阵亡，全军覆灭，我和运粮官兵虽幸免于难，但战争的残酷使我脑际至今仍留有伤痕。
1945年（中华民国34年）28岁
是年8月6日，美国空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掷原子弹在蘑菇云的燃烧下死伤惨重迫使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南亚州受害国
及整个中华大地国民沸腾起来了。于是21军奉最高统帅命离开塘湾向京沪开拔，我和军需处中校粮食科长伍值棠，率一部分人员先行到丹阳设立粮食
指挥所，途经贵溪、弋阳、德兴、黄山、屯溪、歙县，绩溪、广德、宁国、宜兴，然后出张渚到达丹阳，此时已届八月底。所到之处，驻有日军的地
方，一见到我军就立正敬礼表情严肃，他们并在大街小巷打扫清洁。以前耀武扬威，不可一时的武士道精神，烧杀的残暴行为，现在只好屈伏于人惟
命是从了。这次抗战胜利，不但使日本军人大感意外，即我国军民也感到突然，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弊”今天日本军人也尝到了这个苦果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人民即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深渊，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即有国际联盟调查团李顿爵士率团到中
国东叁省实地调查，也只是做了表面文章，不敢得罪于日本人。迨至希特勒以闪电战术侵占欧洲各国和英伦叁岛遭受德机轰炸后，英、美、法等国才
猛然惊醒进行抵抗，最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统帅下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意大利的恶魔首相墨索里尼遭游击队拘捕处决于米兰，日本首相东英机上
了绞刑台，二次大战才宣告结束，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惨重了。
我们在丹阳设立了前进粮食指挥所，并与第一方面军的粮食主管官员取得了联系，为我军进入京沪线提供方便，时各地粮库仍由日军掌管，他们一见
有调拨单来即如数发给，不久京沪线上所有粮库遂为国军收管，但日本军人大部分留用，他们也绝对服从。
伍值棠科长是位回族爱好京剧，饰黑脸包公，对《铡美案》的表演艺术造诣极深，深受欢迎，他喜吃牛羊肉类，对猪肉丝毫不沾，认为猪是回族的祖
先，尊若圣明，所以我们天天与羊肉打交道习以为常了。
同年九月，21军开赴昆山整训整偏，按最高统帅部令将原先军部编制，改为整编第21师，原先的师改为整编旅，但人员依旧，没有变更，“关防”大
印，仍用军的老印，整编的显着特点是一切按美式装备配发武器，车辆，军服改用军便服打领带，戴大盖帽或船形帽，足登黑色皮鞋，一经改装，军
容完全大变，原先所穿之旧式军装全部收缴入库成为历史了。
昆山是归有光的故乡，军需处的驻地在先学路归有光的墓旁，他是明朝着名学者，工古文，深究经术，我常到他墓前瞻仰，就想起了未迟园读过的《
项脊轩记》这篇文章，不禁联想到我的老师莫求凡先生的音容笑貌了。
昆山又是朱柏庐先生的故乡，是清初学者，他的《治家格言》流传甚广，可谓家喻户晓，对国人影响至深。
昆山，是京沪线上的大站，下一个大站便是上海，因此在节假日我便同戴味春、蒋以钦一同趁车到上海去看看这国际都市的风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一到这大都会的南京路上，车水马龙之状，令人目不暇接，仿佛到了另一世界，那臭名昭着的“东亚共荣圈”和武士道的宣传与八字胡人丹的广告
，统统洗刷干净，东亚大饭店改为国际饭店，在饭店顶端立起了蒋中正书写的“礼义廉耻”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映入眼帘使人兴奋不已，胜利者心
情是难以用笔墨所能形容得了的。
后记：
“我的万里河山──国军老兵的回忆”，是我的一位朋友之父亲的亲笔回忆录。杨步震先生今年八十余岁，现居江苏南通，身体依然康健。老人从年
轻时起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至今不缀，日记本已积有一米多高。中国人口虽众，能写回忆录的却不多见。特别是近代以来，风云际会，亲身经历过大
事变、行程万里又有文化的健在者，更是稀少。杨老先生的回忆，全是他自己亲身经历，不仅是可贵的个人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补正史之阙，弥足
珍贵。
杨步震先生出生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通津铺镇
[转贴]国军重机枪手的回忆
文章提交者：帝国舰队 加贴在 陆军论坛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国军重机枪手老兵卿伯金档案：
1910年生于湖南邵阳洞口。原名卿直南
1933年12月8日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第4路军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
1937年9月随28军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1937年9月-11月参加淞沪会战金山卫、宝山争夺战
1937年底-1948年参加程潜保安12团，开往湘西剿匪
1948年底至今在家务农，居住在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胡塘组
淞沪会战中的机枪手卿伯金：“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
如果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摆在面前，现在，卿伯金还能在15分钟内拆开又重新装好吗？
太阳沉到雪峰山的尽头，热气慢慢退去，闻着空气里火烧稻秆的味道，卿伯金昂着头说：“(马克沁)机枪有117个零件，分为枪架、枪案、枪身三个部分，其中枪身有10个零件。枪的口径7.9毫米，长1.198米，重49公斤，这比之前用的水机枪重20斤，但比起较轻的水机枪，它的好处是中途不用添水给枪管降温，可以连续射击4个多小时。”
卿伯金曾是一名机枪手。战争过去了60多年，他现在是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一个95岁的老人，头发花白，纷纷脱落，13条皱纹将额头占领。
“文革”中，他将所有士兵凭证以及一箱子功勋奖状都付诸一炬。但记忆，以及士兵的声望，卿伯金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它们，“我20岁吃粮(当兵)，打了半辈子仗，从最初的‘水机枪’，到‘马克沁’再到‘双十节’，从没离开过重机枪，我是一个机枪手，是专门负责射击的上士副班长。在我的枪下从没放过一个敌人，凇沪抗战战场上，我们团在宝山打落三架日本人的飞机，有一架就是我打的。”
打开了通往记忆的那扇门，思绪便如泉水般涌出。现在，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黄的灯光引来了成群的蚊子，头上的风扇呼呼地转动。但对老人来说，黑白更替已经不重要了，他患白内障的眼睛几乎失明。“在宝山，我们曾消灭日本鬼子的一个机枪连，部队毫发无伤。”那场战斗使得他所在的团扬名上海滩，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团覆没，到凇沪会战的后期，他们整个团都被日军打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生死患难的兄弟。
枪声自动将你卷入战争
连长命令把刚被冷枪打死的士兵抬到边上，大家转过身又继续吃饭
卿伯金蹲在马路上吃饭，机枪连176个战士全都蹲在马路上吃饭，6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路边，被柳条儿和稻草掩盖着。正午12点，太阳很大，端着饭碗，卿伯金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在灰尘蓬松的路面，汗水顺着钢盔内侧从脸颊上滴落，溅起尘土。突然，“啪嗒”枪响，蹲在对面的一个士兵双手往后一仰，饭碗撒向空中，哐当一声砸成粉碎，“饭粒和菠菜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身子几乎和饭碗同时摔在地上，这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一枪毙命。
离死去的士兵只有一米，几颗饭粒砸在卿伯金的脸上，这是他随部队开进上海后，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战友。他下意识地挪动身子，但四周“几乎没有多大的骚动，连长喊来两个士兵，把尸体抬到边上”，士兵们转过身，又蹲在另外一边继续吃饭。
这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凇沪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甚重，因此决定继续由国内增派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作战。
9月21日，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第3战区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划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为中央作战地区，朱绍良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和另2个师；左翼军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新增援的部队)编成，陈诚为总司令；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原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部队编成)、第10集团军(由湖南调来)编成，张发奎为总司令。
卿伯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0集团军。他是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的上士副班长。月初，这支部队随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吃完饭后，恐惧还未退去，连长甘阳生命令卿伯金马上回到金山卫的阵地去。阵地是3天前挖的壕沟，与日军阵地隔着一条小河，河水六七尺深，河面有一座小木板桥。机枪连被安插到阵地两翼，负责掩护冲锋部队。
战斗在下午1时打响。冲锋号吹响后，从壕沟里，从隐蔽点，16师1万多名士兵猛虎般冲向已经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阵地。这是16师开进上海后与日军遭遇的第一场战斗，炮弹从停泊在几公里外的吴淞口的三艘日军巡洋舰上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这些“不明方向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两个时辰，小河道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敌人机枪火力严密封锁。
此时已是午后3时30分，中国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16师官兵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这时，对面沙滩地突然爬出了大量穿黄色军大衣的日本兵，像蚂蚁般涌出来，卿伯金盯着前方这片开阔的沙滩，顺着测量员指定的方位，他紧扣扳机，“嗒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出去，总有一小排鬼子兵倒在地上。他叫嚷着，旁边的装弹员赶紧将一排排土黄色的子弹推在枪膛的卡口里。
“战争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卿伯金说，“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块的泥巴溅到脸上，你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战斗持续到傍晚6时，日军阵地没有拿下，以16师的伤亡惨重告终。清点战场时，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里，16师死了4000多人。
草鞋反成了“先进武器”
日本人穿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很难拔出，步伐笨拙成了刺刀靶子
卿伯金记得部队开到上海时，是个金灿灿的日子。在离市区还有3公里的城郊，他看到了一片田野，在金灿灿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很多穿碎花布衣服的姑娘在田野里摘棉花。
28军是湘军主力部队，出发前，部队在金华充实装备，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全部换上了新式国产“马克沁”重机枪。这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在对“马克沁”机枪进行一系列改进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批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兵工厂给重机枪制造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
装备一新的28军士兵脚上穿的却仍是草鞋。这些从湖南跋山涉水到上海的由稻草编制而成的鞋子，日后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用。“下雨路面泥泞，泥土被炮弹炸地稀松，一脚落地则深深地陷进去。日本人穿的是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里很难拔出来，鬼子走一步，我们已经移动了10步，步伐笨拙的日本兵自然成了刺刀的靶子。”后来，鬼子兵学聪明了，战场上，凡是遗落的草鞋，都收缴回去，穿在自己的脚上。
9月下旬，91团的任务是守护宝山城。宝山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连。在宝山和吴淞口交界处有个小山包，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过。整个山体却被挖空了，到处是工事，日本兵一来攻，里面的机枪和炮弹就响成一片，交织成一片火海。
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士兵都在休息。突然，凌厉的警报声响起，日本人一个中队九架飞机，分三排俯冲过来，卿伯金赶紧架起“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5名同伴的协助下，1分钟后，他们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卿伯金扣动了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你就打不到了。有时候这需要运气，以及高度的镇定和绝好的枪法。”一梭子弹打出去后，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坠在空地上，一名受伤的日军飞行员爬了出来，“是个胖胖的日本鬼子”，喝过一碗白开水后，卿伯金说，“飞机俯冲过来时，上面坐着的人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射飞机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没用，只有打它的油门阀门，打中了，它立马栽下来。”
这次，91团共击落3架日军飞机，有一架是卿伯金击落的。战果给全团士兵带来了两三天内都享之不尽的食物，“都是罐头，有牛肉、羊肉，但都不怎么好吃。”卿伯金说。
扎西瓜一样向鬼子捅去
“日军机枪连偷袭未成，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
一个月后，宝山第二次失守，日军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依旧穷追不舍。在离宝山有10公里的地方，91团就地宿营。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卿伯金和一名新兵放哨。在离部队1公里处，是一片10多亩的稻田，晚稻还没收割，稻田里养着1寸深的积水。夜深12时，新兵走在前面，他听到稻田里哗哗的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在晃动，“班长，班长你快过来”，新兵胆怯而低声地叫着。卿伯金仔细一看，“妈呀，稻田里到处匍匐着日本兵”。
卿伯金马上报告了上级，营长罗鹏云下令，每个连派出一个加强排，全用刺刀上。5分钟后，4个加强排200名士兵枪口全部上了刺刀，从后方绕到了鬼子的屁股后面。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后门着火，在这片稻田里，并排50米距离架着一挺机枪，然后步步逼近，企图对困顿至极的91团施行围攻。很显然，这个阵地还未完全部署，加强排的士兵冲上来，扎西瓜一样，向趴在稻田积水里的鬼子捅去，到凌晨5时，稻田里躺满了鬼子的尸体，“这是日军的一个机枪连，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卿伯金说。
夜袭一战使得91团军威远扬。次日，战报雪花般飞往各地，上面写着：昨夜，29军91团出其不意歼灭鬼子一个加强连，共缴获12挺轻机枪，70多条三八大盖步枪，30多把手枪。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这么幸运，“在战场上，你随时都会把命丢掉。”有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时，连长命令他下河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卿伯金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冷枪射在钢盔上，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被震地响起一阵嗡鸣，取下来一看，钢盔右边打出了一道指甲块大小的凿痕。
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炮弹一响，整个团都溃散了，在宁波街头被警察抓住差点被当逃兵枪毙
10月过后，淞沪会战局势急遽转变。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当日上午袭占了杭州金山卫镇。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一年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蒋介石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最大的挫失”。
卿伯金随16师各部队从金山跑了三天三夜，撤到苏州附近。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张发奎3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心灵上的焦虑”似乎仍未抹去：“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溃败后，机枪连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集合，大部分枪械被丢进苏州河里。卿伯金拢着一袋子25斤重的机枪零件，躺在作坊里的一条凳子上睡着了，士兵们在外面做饭，兵败如山倒，这时的机枪连甚至连站岗的人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张张惊慌失措和极度困顿的面孔。突然听到上海方向密集的枪响，这群惊弓之鸟竟然四处逃散。
醒来后，卿伯金发现连长、排长都不见了，连士兵都没有几个。他在路上碰到其他7个逃难的士兵，穿越铁路时，卿伯金看到沿路贴了好多标语：湖南4路军第28军到五坑集合。士兵心里总算踏实了，撒腿往五坑方向奔去，到了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眼前一片狼藉。于是，8个懊丧的士兵决定向宁波方向逃去。跑了一天一夜，在萧山县城的街头，一个士兵捡到了一辆丢弃的自行车，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街头时，碰到了当地巡逻的警察。
一听是逃兵，警察马上将8个人绑了。逃兵，按规定是要枪毙的，卿伯金暗自叫苦，“这下完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同胞枪下！”关了一天禁闭，警长说，“我也不打你们，现在举国正在抗日，还是把你们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被卸下钢盔和机枪零件后，卿伯金和同伴在宁波火车站却意外碰到了团长钟子奇，“整个团都被打散了”，团长告诉他们，“听说28军开到了江西，我准备去找他们，你们也一起去吧。”于是，8个走失的士兵跟着团长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风烛残年小山窝
女儿说，如今已没人愿面对一个枯槁老人，倾听那些与生活无关的故事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机枪手卿伯金“行军走遍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再也没出过这个小山窝”。
解放前夕，在一个太阳快下山的黄昏，他提着一木箱奖章和立功证书，走了380公里山路，回到家乡──雪峰山脚下洞口县一个小山坳。从淞沪会战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回湖南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跟土匪周旋了8年。
当年的机枪手身高1.83米，如今的老人不到1.60米，近乎160°的佝偻让他看上去象一只晒干的虾子，不得不靠一根棍子撑着行走。他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军绿色解放鞋，5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现在，鞋子有些不合适，太小了──从脚踝以下部分开始水肿，青黑发紫的脚背鼓鼓地涨在鞋子里，像两条鼓满风帆却又搁浅不能动弹的帆船。
“70岁，80岁，92岁那年，他各得了一次重病。”随年龄而至的白内障、高血压、水肿、心脏病等等病症困扰着老人的生活，十年前，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走路是这样，说话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饭团不断的从老人碗里筛落下来。
“他有些昏老了”，儿女和邻居说。早在10年前，他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今，他慢慢地也跟别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已经没人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坐在用三根杉树支撑起来的土坯房子前，卿伯金搂着拐杖说，“如果早10年，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在宝山战场上，他有四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新宁县的杨义春、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人杨松岳、祁阳人黄卓昆。“杨义春、曾云定两人是上士排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商定，不论谁战死，余下的人都要设法通知他家人。”在部队溃散时，乃至后半生，5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是死了没有，就算活下来了，也都到年龄了，不想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老人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拄着拐杖坐在土坯房前，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稻田，金灿灿的稻子攒在田间，到处散播着浓郁的香味。再推进是一片竹林围起来的土黄和翠绿层次分明的村落，之后便是黛黑色的远山──那是雪峰山，抗日战争的终结地。
文章提交者：帝国舰队 加贴在 陆军论坛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国军重机枪手老兵卿伯金档案：
1910年生于湖南邵阳洞口。原名卿直南
1933年12月8日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第4路军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
1937年9月随28军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1937年9月-11月参加淞沪会战金山卫、宝山争夺战
1937年底-1948年参加程潜保安12团，开往湘西剿匪
1948年底至今在家务农，居住在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胡塘组
淞沪会战中的机枪手卿伯金：“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
如果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摆在面前，现在，卿伯金还能在15分钟内拆开又重新装好吗？
太阳沉到雪峰山的尽头，热气慢慢退去，闻着空气里火烧稻秆的味道，卿伯金昂着头说：“(马克沁)机枪有117个零件，分为枪架、枪案、枪身三个部分，其中枪身有10个零件。枪的口径7.9毫米，长1.198米，重49公斤，这比之前用的水机枪重20斤，但比起较轻的水机枪，它的好处是中途不用添水给枪管降温，可以连续射击4个多小时。”
卿伯金曾是一名机枪手。战争过去了60多年，他现在是湖南邵阳洞口县石江镇黄仙村的一个普通农民，一个95岁的老人，头发花白，纷纷脱落，13条皱纹将额头占领。
“文革”中，他将所有士兵凭证以及一箱子功勋奖状都付诸一炬。但记忆，以及士兵的声望，卿伯金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它们，“我20岁吃粮(当兵)，打了半辈子仗，从最初的‘水机枪’，到‘马克沁’再到‘双十节’，从没离开过重机枪，我是一个机枪手，是专门负责射击的上士副班长。在我的枪下从没放过一个敌人，凇沪抗战战场上，我们团在宝山打落三架日本人的飞机，有一架就是我打的。”
打开了通往记忆的那扇门，思绪便如泉水般涌出。现在，夜色侵占了天空，橘黄的灯光引来了成群的蚊子，头上的风扇呼呼地转动。但对老人来说，黑白更替已经不重要了，他患白内障的眼睛几乎失明。“在宝山，我们曾消灭日本鬼子的一个机枪连，部队毫发无伤。”那场战斗使得他所在的团扬名上海滩，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团覆没，到凇沪会战的后期，他们整个团都被日军打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些生死患难的兄弟。
枪声自动将你卷入战争
连长命令把刚被冷枪打死的士兵抬到边上，大家转过身又继续吃饭
卿伯金蹲在马路上吃饭，机枪连176个战士全都蹲在马路上吃饭，6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路边，被柳条儿和稻草掩盖着。正午12点，太阳很大，端着饭碗，卿伯金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在灰尘蓬松的路面，汗水顺着钢盔内侧从脸颊上滴落，溅起尘土。突然，“啪嗒”枪响，蹲在对面的一个士兵双手往后一仰，饭碗撒向空中，哐当一声砸成粉碎，“饭粒和菠菜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身子几乎和饭碗同时摔在地上，这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一枪毙命。
离死去的士兵只有一米，几颗饭粒砸在卿伯金的脸上，这是他随部队开进上海后，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战友。他下意识地挪动身子，但四周“几乎没有多大的骚动，连长喊来两个士兵，把尸体抬到边上”，士兵们转过身，又蹲在另外一边继续吃饭。
这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凇沪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甚重，因此决定继续由国内增派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作战。
9月21日，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第3战区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划黄浦江以西、蕴藻浜以南为中央作战地区，朱绍良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和另2个师；左翼军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新增援的部队)编成，陈诚为总司令；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原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部队编成)、第10集团军(由湖南调来)编成，张发奎为总司令。
卿伯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0集团军。他是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的上士副班长。月初，这支部队随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吃完饭后，恐惧还未退去，连长甘阳生命令卿伯金马上回到金山卫的阵地去。阵地是3天前挖的壕沟，与日军阵地隔着一条小河，河水六七尺深，河面有一座小木板桥。机枪连被安插到阵地两翼，负责掩护冲锋部队。
战斗在下午1时打响。冲锋号吹响后，从壕沟里，从隐蔽点，16师1万多名士兵猛虎般冲向已经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阵地。这是16师开进上海后与日军遭遇的第一场战斗，炮弹从停泊在几公里外的吴淞口的三艘日军巡洋舰上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这些“不明方向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两个时辰，小河道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敌人机枪火力严密封锁。
此时已是午后3时30分，中国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16师官兵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这时，对面沙滩地突然爬出了大量穿黄色军大衣的日本兵，像蚂蚁般涌出来，卿伯金盯着前方这片开阔的沙滩，顺着测量员指定的方位，他紧扣扳机，“嗒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出去，总有一小排鬼子兵倒在地上。他叫嚷着，旁边的装弹员赶紧将一排排土黄色的子弹推在枪膛的卡口里。
“战争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卿伯金说，“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块的泥巴溅到脸上，你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战斗持续到傍晚6时，日军阵地没有拿下，以16师的伤亡惨重告终。清点战场时，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里，16师死了4000多人。
草鞋反成了“先进武器”
日本人穿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很难拔出，步伐笨拙成了刺刀靶子
卿伯金记得部队开到上海时，是个金灿灿的日子。在离市区还有3公里的城郊，他看到了一片田野，在金灿灿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很多穿碎花布衣服的姑娘在田野里摘棉花。
28军是湘军主力部队，出发前，部队在金华充实装备，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全部换上了新式国产“马克沁”重机枪。这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在对“马克沁”机枪进行一系列改进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批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兵工厂给重机枪制造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
装备一新的28军士兵脚上穿的却仍是草鞋。这些从湖南跋山涉水到上海的由稻草编制而成的鞋子，日后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用。“下雨路面泥泞，泥土被炮弹炸地稀松，一脚落地则深深地陷进去。日本人穿的是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里很难拔出来，鬼子走一步，我们已经移动了10步，步伐笨拙的日本兵自然成了刺刀的靶子。”后来，鬼子兵学聪明了，战场上，凡是遗落的草鞋，都收缴回去，穿在自己的脚上。
9月下旬，91团的任务是守护宝山城。宝山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连。在宝山和吴淞口交界处有个小山包，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过。整个山体却被挖空了，到处是工事，日本兵一来攻，里面的机枪和炮弹就响成一片，交织成一片火海。
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士兵都在休息。突然，凌厉的警报声响起，日本人一个中队九架飞机，分三排俯冲过来，卿伯金赶紧架起“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5名同伴的协助下，1分钟后，他们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卿伯金扣动了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你就打不到了。有时候这需要运气，以及高度的镇定和绝好的枪法。”一梭子弹打出去后，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坠在空地上，一名受伤的日军飞行员爬了出来，“是个胖胖的日本鬼子”，喝过一碗白开水后，卿伯金说，“飞机俯冲过来时，上面坐着的人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射飞机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没用，只有打它的油门阀门，打中了，它立马栽下来。”
这次，91团共击落3架日军飞机，有一架是卿伯金击落的。战果给全团士兵带来了两三天内都享之不尽的食物，“都是罐头，有牛肉、羊肉，但都不怎么好吃。”卿伯金说。
扎西瓜一样向鬼子捅去
“日军机枪连偷袭未成，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
一个月后，宝山第二次失守，日军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依旧穷追不舍。在离宝山有10公里的地方，91团就地宿营。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卿伯金和一名新兵放哨。在离部队1公里处，是一片10多亩的稻田，晚稻还没收割，稻田里养着1寸深的积水。夜深12时，新兵走在前面，他听到稻田里哗哗的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在晃动，“班长，班长你快过来”，新兵胆怯而低声地叫着。卿伯金仔细一看，“妈呀，稻田里到处匍匐着日本兵”。
卿伯金马上报告了上级，营长罗鹏云下令，每个连派出一个加强排，全用刺刀上。5分钟后，4个加强排200名士兵枪口全部上了刺刀，从后方绕到了鬼子的屁股后面。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后门着火，在这片稻田里，并排50米距离架着一挺机枪，然后步步逼近，企图对困顿至极的91团施行围攻。很显然，这个阵地还未完全部署，加强排的士兵冲上来，扎西瓜一样，向趴在稻田积水里的鬼子捅去，到凌晨5时，稻田里躺满了鬼子的尸体，“这是日军的一个机枪连，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卿伯金说。
夜袭一战使得91团军威远扬。次日，战报雪花般飞往各地，上面写着：昨夜，29军91团出其不意歼灭鬼子一个加强连，共缴获12挺轻机枪，70多条三八大盖步枪，30多把手枪。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这么幸运，“在战场上，你随时都会把命丢掉。”有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时，连长命令他下河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卿伯金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冷枪射在钢盔上，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被震地响起一阵嗡鸣，取下来一看，钢盔右边打出了一道指甲块大小的凿痕。
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炮弹一响，整个团都溃散了，在宁波街头被警察抓住差点被当逃兵枪毙
10月过后，淞沪会战局势急遽转变。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当日上午袭占了杭州金山卫镇。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一年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蒋介石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最大的挫失”。
卿伯金随16师各部队从金山跑了三天三夜，撤到苏州附近。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张发奎3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心灵上的焦虑”似乎仍未抹去：“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溃败后，机枪连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集合，大部分枪械被丢进苏州河里。卿伯金拢着一袋子25斤重的机枪零件，躺在作坊里的一条凳子上睡着了，士兵们在外面做饭，兵败如山倒，这时的机枪连甚至连站岗的人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张张惊慌失措和极度困顿的面孔。突然听到上海方向密集的枪响，这群惊弓之鸟竟然四处逃散。
醒来后，卿伯金发现连长、排长都不见了，连士兵都没有几个。他在路上碰到其他7个逃难的士兵，穿越铁路时，卿伯金看到沿路贴了好多标语：湖南4路军第28军到五坑集合。士兵心里总算踏实了，撒腿往五坑方向奔去，到了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眼前一片狼藉。于是，8个懊丧的士兵决定向宁波方向逃去。跑了一天一夜，在萧山县城的街头，一个士兵捡到了一辆丢弃的自行车，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街头时，碰到了当地巡逻的警察。
一听是逃兵，警察马上将8个人绑了。逃兵，按规定是要枪毙的，卿伯金暗自叫苦，“这下完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同胞枪下！”关了一天禁闭，警长说，“我也不打你们，现在举国正在抗日，还是把你们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被卸下钢盔和机枪零件后，卿伯金和同伴在宁波火车站却意外碰到了团长钟子奇，“整个团都被打散了”，团长告诉他们，“听说28军开到了江西，我准备去找他们，你们也一起去吧。”于是，8个走失的士兵跟着团长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风烛残年小山窝
女儿说，如今已没人愿面对一个枯槁老人，倾听那些与生活无关的故事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机枪手卿伯金“行军走遍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再也没出过这个小山窝”。
解放前夕，在一个太阳快下山的黄昏，他提着一木箱奖章和立功证书，走了380公里山路，回到家乡──雪峰山脚下洞口县一个小山坳。从淞沪会战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回湖南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跟土匪周旋了8年。
当年的机枪手身高1.83米，如今的老人不到1.60米，近乎160°的佝偻让他看上去象一只晒干的虾子，不得不靠一根棍子撑着行走。他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军绿色解放鞋，5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现在，鞋子有些不合适，太小了──从脚踝以下部分开始水肿，青黑发紫的脚背鼓鼓地涨在鞋子里，像两条鼓满风帆却又搁浅不能动弹的帆船。
“70岁，80岁，92岁那年，他各得了一次重病。”随年龄而至的白内障、高血压、水肿、心脏病等等病症困扰着老人的生活，十年前，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走路是这样，说话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饭团不断的从老人碗里筛落下来。
“他有些昏老了”，儿女和邻居说。早在10年前，他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今，他慢慢地也跟别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已经没人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坐在用三根杉树支撑起来的土坯房子前，卿伯金搂着拐杖说，“如果早10年，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在宝山战场上，他有四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新宁县的杨义春、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人杨松岳、祁阳人黄卓昆。“杨义春、曾云定两人是上士排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商定，不论谁战死，余下的人都要设法通知他家人。”在部队溃散时，乃至后半生，5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是死了没有，就算活下来了，也都到年龄了，不想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老人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拄着拐杖坐在土坯房前，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稻田，金灿灿的稻子攒在田间，到处散播着浓郁的香味。再推进是一片竹林围起来的土黄和翠绿层次分明的村落，之后便是黛黑色的远山──那是雪峰山，抗日战争的终结地。
我所接触过的炮兵兵器--一个国民党炮兵业务人员的回忆录
我于1933年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共持续工作了16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炮兵兵器业务。现将我自己亲身接触过的有关炮兵兵器的几件值得记载的事叙述出来，这些事也可以说是解放前16年中我国炮兵兵器史的一部分。
一、中国的第一批机械化重炮
在旧中国的炮兵部队中所配备的火炮，绝大多数是75毫米口径的野炮或山炮。这些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式样，射程近，火力小，用马挽曳或驼载，运动性能极差，远远落后于30年代的战争要求。1934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向德国订购了一批机械化重炮，口径为150毫米，炮管身长32倍(口径)，所以全称是“32倍15公分重榴弹炮”，简称“32倍15榴”。最大射程是15公里，配备有榴弹和穿甲弹两种炮弹，弹重42公斤。榴弹作为杀伤和破坏地面目标之用，穿甲弹可以击穿军舰的装甲，并能作为移动的要塞炮用。当时是以日本作为假想敌人而计划的。全炮重量约6吨多，用汽车牵引，炮手都坐在牵引车上，指挥官以及其余随炮人员都分别乘坐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构成了一支全部机械化的部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机械化重炮。这种炮当时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流水平的武器。—共订购了24门炮和附属装备，特地建立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团。第—任团长是彭孟缉。团下有3个营，每营有两个连，每连配备重炮4门。
订购该批重炮时，国外有几个军火制造厂的来报价，有捷克的司科达公司，德国的克鲁伯公司和莱茵炮厂。克鲁伯的大炮早已驰名中外，他是德国陆军的军火供应者，曾为德国陆军制造了—种15公分重榴弹炮，炮管身长为30倍，射程为13公里，达不到我方要求的15公里距离，而莱茵炮厂可以按照我方条件设计，所以最后把这批定货交由莱茵炮厂承制。该厂在中国的代理商行是禅臣洋行。签订合同时中国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派人到德国去驻厂监造并验收。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派一批技术人员亲自参加该炮的制造工作，以便从中学习造炮技术。
这批验收人员由兵工署组织选派。最初兵工署指定出技术司炮兵科科长庄权带队，以后改由设计处处长江杓带队。一共选派了10个人，连带队者共11人，组成了一个重炮验收团。其组成人员如下：
十五榴重炮验收团人员名单 姓名 当时职务 学历及专长 外语程度 江 杓 技术司设计处处长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机械制造 德语流利 陆君和 技术司炮兵科技正 同上 同上 熊梦莘 金陵兵工厂药厂厂长 日本帝大造兵系毕业 日、英、德（初学）王 铨 金陵兵工厂药厂技术员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火药制造 英、德（初学） 沈莘耕 技术司炮兵科技士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张家骥 技术司炮兵科技佐 同济大学技工学校毕业 德语一般 王国章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李式白 巩县兵工厂炮弹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周佑庭 巩县兵工厂引信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段士珍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德语（初学） 施正楷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德语（初学）
从验收团人员的组成情况来看，都是学有专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熟练德语，实力颇为雄厚。人员组织就绪后，一切手续准备完毕，于1935年4月初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康特罗梭"号启程。船行23天到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当天晚上转乘国际列车直赴德国柏林。到柏林后先向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商务专员办公处 (简称商专处)报到。当时的商务专员谭伯羽，他是国民党大政客谭延闿的儿子，德国柏林大学毕业。
莱茵炮厂接到订货合同之后急于开工制造，但是由于中方的验收人员未到，不能投料，因为验收工作第一步先要检验毛坯材料是否合格，只有合格的材料才能投入加工。为了不延误厂方制造，已由商专处临时派了一名中国留德学习机械的大学毕业生汪源博士，先到厂去暂时执行验收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莱茵炮厂展开工作，所以在柏林只停留了四五天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就去莱茵炮厂了。菜茵炮厂位于莱茵河畔的杜赛尔多夫城，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械加工厂，自己有炼钢和锻造能力，专门制造炮管和其他高强度的合金件。这批重炮定货除大炮本身外，还包括炮弹，光学观测器材，各种机动车辆等附属装备，火炮本身由莱茵炮厂全部制造，其他项目则分别由各专业工厂承造。这些专业工厂分布在德国各地，有的还在荷兰，对于每种产品都必须派人去监造验收。因此要对人员进行-次分工。初次分工情况见下：
姓名 驻在地 工厂名称 分工情况 江杓 杜城 莱茵炮厂 掌握全团工作陆君和 杜城 莱茵炮厂 火炮验收熊梦莘 杜城 火药厂 炮弹火药验收王 铨 杜城 火药厂 炮弹火药验收沈莘耕 杜城 莱茵炮厂 炮架验收张家骥 索梅达城 引信厂 引信验收王国章 杜城 莱茵炮厂 炮管验收李式白 玛格得堡 炮弹验收周佑庭 索梅达城 引信厂 引信验收段士珍 杜城 莱茵炮厂 炮管验收施正楷 杜城 莱茵炮厂 炮架验收
分工既定，有关人员分赴各地进行工作。至予炮兵团的光学观测器器材和军用机动车辆等，则为专业工厂的标准产品，无须驻厂监造，只在交货时临时派人去厂进行验收即可，故不必指定专人，此外这批重榴弹炮是莱茵炮厂根据我方要求新设计的，对于炮弹的弹道诸元必须根据计算结果通过实际射击加以校核，这也有必要派人参加试验工作，而验收团中没有配备学习弹道学的专业人员，乃从中国留德学生中选了一位这门人员补充到验收团中负责弹道校核和射击表的制定工作。此人名叫熊鸾翥，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派到德国留学的。
验收标准都是根据德国陆军现行的有关炮兵兵器条例及德国工业法规进行。从锻造、铸造毛坯开始，先作材料试验，每个验收员都有一个专用小钢印，对于合格的毛坯加盖钢印后才许发到加工工段进行加工，最后加工完成的部件必须有验收员原来盖的钢印者才能提请成品验收，验收合格后再加盖一个钢印才算正式成品。只有符合上述手续的正式成品才允许进行组装，手续极为严格，对于确保质量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天按照厂方工作时间上下班，除了参加各种材料试验及成品验收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厂内学习加工工艺，同时也起到了监造作用。自1934年5月制造开始到同年9月中已有第--批火炮4门组装完成，可以进行射击试验，莱茵炮厂自己有一个射击场，在德国北部哈诺威城附近的一片荒草原上，地点名叫“温特吕斯”，射击场内有各种试验设备和一个装药厂。由于附近没有村庄，到这里参加试炮的人员都住在一个招待所内，这个招待所名叫“和平森林”，多么美丽的名字!听起来好象手执橄榄枝的天使，实际上却掩盖着战神的凶残面目。每门炮都要进行强装药射击和精度射击，这是考验炮身的强度和精度，此外还要进行施行试验。特选定一段坎坷不平的公路，用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拖着炮运行120公里，这是对炮架的考验，看看经过强烈震动后炮身各部结构是否发生变形。两种试验作完之后，将炮运回莱茵炮厂。折卸开来对各部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有些部件出现了变形，当即向厂方提出异议，拒绝验收。后由厂方修改了设计，把有问题的部件更换新件，再作试验，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才算最后定型，开始大批生产。
在这一段时间内验收团的一部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变动很大。有的调离他去，只新补充了一位在德国学习机械制造的留学生名叫陆振国的，参加验收团，驻在杜城莱茵炮厂担任炮架验收工作。自1935年开始在杜城莱菌厂常驻人员除团长江杓外，团员只有施政楷，陆振国、熊鸾翥和王国章。这时光学器材和军用车辆都已陆续交货，要求派人到厂验收，这些工作都指派由我兼办，因此我除了负担试炮验收工作以外，还要到各有关工厂去进行对各类器材的验收工作。去的地方很多，流动性较大。
到1935年5月份，24门炮全部验收完毕，并随同炮弹及炮用器材，车辆等陆续运回国内。验收团的任务至此结束。我于1935年8月随团长江杓回国，带回来炮的全部制造图纸和不少有关造炮方面的技术资料以及验收规程。
这批炮运到国内即交给了炮兵第十团。我回国之后曾到该团讲解这批新炮的构造和使用方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就和这批重炮没有联系了。但是由于我曾亲自参加这批重炮的制造工作，对它特有一种不同的留恋感情，因而不时留意这批重炮的下落。直接接触和间接传闻都能触动旧日感怀，兹逐条记述如下：
1、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据说炮十团有一部分驻在上海附近的真茹镇，当时上海日军司令部设在虹口，在十五榴射程以内，据说曾向日军司令部射击过。
2、1937年冬季炮兵第十团有一部分驻在江阴加强江防，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但在年末又调离开江阴。大约在1937年11月20日前后，我随兵工署长俞大维去江阴试射新安装的要塞炮时，从南京出发，半夜在京杭公路上和炮十团的炮队相遇，牵引车拖着重炮，车灯射出耀眼的光柱，车队浩浩荡荡，络绎不绝，往南京方向驶去，场面极为壮观，这在平时不易见到。
3、以后听说在台儿庄战役时这批炮曾发挥过威力，给日军一定打击。
4、1938年夏季，我带着一批技工在湖南衡阳接收国外运来的火炮，当时炮十团有一部分驻在耒阳，曾派人邀请我们去给十五榴进行检修。这是我在解放以前和这批炮最后的一次接触。
5、解放后1961年，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曾见到一门十五榴重炮陈列在兵器馆的大厅里，炮上还有我的验收印章，炮上铜牌的仿宋字也是我当时在德国所写，由莱茵厂刻的。重睹故物倍增回忆。
二 调查山西兵工厂重炮厂
山西省军阀阎锡山为了加强自己的割据势力，搞独立王国，曾搜刮山西人民的财富办了一个太原兵工厂，下设重炮厂、炮弹厂、火药厂、枪厂、枪弹厂等若干部门，另外还搞了一钢铁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势力逐渐威胁华北，阎锡山觉得山西早晚必将不保，乃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表示，想把太原兵工厂交给中央政府，迁离山西。当时由军政部兵工署派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去太原洽谈这件事。杨继曾组织了有关各专业方面的几名技术人员一同前去进行调查。其中由过静宜调查枪厂、枪弹厂，我调查炮厂和炮弹厂，熊梦莘调查火药厂。调查内容主要侧重于有关生产设备的能力和精度等方面的技术性能问题，大约在1936年9月去到太原，分头展开调查工作，杨继曾则和阎锡山及他的代表邰参谋长进行磋商接交事宜。经过一周左右的调查，我们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向杨继曾提出。在太原大约住了10天，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南京。以后听说，阎锡山并不是真心诚意想把太原兵工厂无条件交给南京政府，而是想由南京收买，索价8千万元，借此敲笔竹杠，大捞一把，该厂的设备极为落后，使用价值不高，南京政府也不愿出这笔巨款给阎锡山，因而没有成交。
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太原兵工厂往西迁移，除了一部分小型机器迁走外，大型设备全部丢失。
接收德造火炮
兵工署下没有一个军械司，负责军械的购买(包括向国内各兵工厂及向国外军火商购买)，贮存(管辖全国各地的军械库)以及向部队分发军械等任务。大约在 1936年，蒋介石委派徐培根任兵工署军械司司长，徐是蒋的亲信，曾任航空署署长，现在出任军械司司长，大家都认为是大材小用，其中必有缘故。据说徐到军械司来是为了和德国进行--批军火交易，价值4亿法币，是用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中国用钨矿砂、大豆等原料换取德国的一批军火和其他物资。德国方面为了办理这批交易专门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名叫“合步楼”公司。在我们进口的军火部分中，我曾经手一批炮兵兵器，计有：
①三七平射炮 120门 附炮弹12万发。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③八八高射平射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④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 附炮弹若干发
此外未经我手但我知道的还有：
①二公分高射机关炮 100门 ②三七高射机关炮 若干门 ③鱼雷快艇 若干艘 ④军用车辆
这批军火在1937年初陆续运到中国。依照惯例，进口军火也要先经过兵工署验收后，才发交部队。兹将我经手验收的4种火炮的情况分述如下：
①三七平射炮（又叫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
三七平射炮是德国步兵正规使用的反坦克炮，口径37毫米，性能颇好。这次共来了120门，每门炮备有1000发曳光穿甲弹。当时我们对于国外近口的军械在验收时只是发射几发炮弹，观察炮的各部动作是否正常，一般经验都不曾发现过什么特殊问题，因而对于这批德国火炮更认为不会发生问题。在第一次验收试射时并未采取正规的防护掩蔽措施。不料发射了几发炮弹之后，突然炮弹被炸成两段，险些把我炸伤，这在炮兵术语上叫“膛炸”(即炮弹未出炮膛就先爆炸)，乃又换了 --门炮试射，数发之后又发生了同样事故，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极为严重了。于是立即决定，这批炮不能验收，暂时不能发交部队使用。但当时军情吃紧，来不及向德方提出抗议，而问题又必须立即解决。经过分析研究，首先肯定认为问题出在炮弹上。再经过对于炮弹各部的仔细检查，发现弹底引信和炮弹连接处的密封垫圈选用的材质有问题。这批炮弹所用的密封圈是钢质材料，硬度很高，不易起到密封作用，因而在发射时炮膛内发射药的火焰在高压力下钻入炮弹体内，引起了炮弹在炮膛内爆炸。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是否正确，经将密封圈换成软质材料后进行多次试射，结果末再发现膛炸问题，证明判断正确。于是把12万发炮弹全部重新改装，才发交部队。
这个问题一经说穿道理本来十分简单，但是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发生在技术水平极高的德国军火上，开始时很难料想得到，因此费了不少周折最后才找到了这个简单问题。以后在这批德国军火中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应有的毛病，综合起来分析，这些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有政治目的的技术破坏。原因是当时德国和日本已在酝酿结成轴心国，德国卖给我们军火为的是赚取战略物资钨矿砂。但他又不愿使他的轴心伙伴吃亏，因此采取这种欺骗手段。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怎么可能希望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能有真心的援助呢?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和卅口径高射平射两用炮（江阴要塞装炮记）
(一)起因。南京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另外4门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马当要塞。这批炮运到中国大约已在1937年5、6月间。江阴要塞安装新炮的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主持人是该会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姓袁(名字忘了)。由他组织军政部、海军部、城塞局、兵工署及江阴要塞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一个安装新要塞炮的机构。工作进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指定具体负责单位和主管人员。其分工情况为： 第一阶段 选择炮位 由军事委员会袁副厅长负责主持。 第二阶段 基础工程 由江阴要塞司令部许康司令负责。 第三阶段 安装大炮及调整试射，出兵工署技士王国章负责。
同时参加上项工作的还有几名德国顾问，一名是德国退役海军上尉(名字记不清了)，参加炮位选择工作，一名是城塞局德国顾问齐梅曼，参加基础工程工作，他的翻译名叫高国淦。另外还有随炮来的两名德国技师，负责火炮的操作训练工作。
(二)选择炮位。江阴原是一个旧的江防要塞地区，黄山、肖山原有旧要塞炮若干门，都已落后不适合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新来的这批炮决定安在黄山区域，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的炮位要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选择，所以要由军政部，海军部和江阴要塞司令部从战略战术方面提出意见，定出几个方案，然后组织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观察，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我也参加了实地调查工作，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地形地势，考虑如何把十几吨重的炮件运上山来安置在炮位附近以便安装，以及将来安装时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军事方面的要求我则没有责任参加意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上尉都对曾有意见的局面。在一次招待德国顾问的宴会上，曾以鼎即席发言，他说：“俄们海军中非常重视上下级的级别，如果有一位将官在场，则低级别的军官没有说话的余地”等等，这些话是对那位德国海军上尉的讥讽。当时翻译员觉得这话有问题，并没有把这套话原样照译（因为我懂德语，所以听得出来），所以没有引起德国顾问的怀疑，但是吴国桢听了曾的这番话后，当时大为不满，认为曾在这种场合说这样话，是对外籍顾问的不礼貌，他立即起来对曾进行指责，曾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冲突起来，势欲动武，后经袁副厅长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大家不欢而散。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陆军和海军之间早已存在互相看不起的情绪了。
选择炮位工作经过视察了几个地点之后形成了几个方案，但在确定推荐结论性的方案时，大家谁也不肯发表肯定性的意见，究竟赞成那个或是反对那个，都只是说些各有优缺点模棱两可的话，因而开了几次会，拖了很久仍然定不下来，最后那位德国上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推荐一个方案，大家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就把这个方案作为推荐的方案定下来了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级也无人审查，只不过是备案而己)。我当时对于这个炮位定得合理或不合理也没法判断，并且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总觉得这样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将、少将好几个都不肯表示肯定性的意见，如此重要问题却只听从一个德国退役海军上尉三言两语就算定了下来，未免把国家大事过于当做儿戏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腐败无能，怕负责任。我估计当时大家的心理是唯恐自己提出肯定性的意见照办之后，一旦要塞失守（这在当时已成定局）责任将追到自己头上，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表示肯定性意见为好。并且既然德国顾问表示了意见，最好遵照执行，即便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了。但是事后证明这个炮位定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把4门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位定在黄山面江的一处山脚下，射出方向只能是对着江面，而当时日本军队都集结在上海、无锡一带，最后也是从陆路上突破无(锡)福(山)防线直出江阴要塞之背，迫使要塞守兵弃炮逃走。如果当初炮位选在较高位置，可以四面射击，未尝不可给陆路进犯的敌兵施以打击，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住要塞不失守，但也不至于造成一炮未发就放弃要塞逃走的悲惨败局。
(三)安装重炮。炮位选定之后，即由江阴要塞司令部组织力量进行炮基和掩体等项土建工程的施工。我带着一组技术工人和一组起重工人(每组五六名)先将装箱炮件沿山坡便道运到炮位，并开箱将炮件拆卸清洗准备安装。同时将一门88炮临时安装在山下的营房里，由两名德国技师进行操作训练。基础工程完成之后正式的安装工作大约在1937年9、10月间才开始。安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炮上的关键设备有一部份没有随炮运到，其中有88高射时的引信定秒机没有到，不能使用时间引信进行对空射击，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瞄准器没有到，安装完毕后能不能进行校正，将来也无法瞄准。而更大的问题是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弹虽己运到，但引信未到，不能实弹射击投入战斗。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要塞上空侦察，那时88高射炮已经装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引信的定秒机，不能使用对空射击的时间引信，只能临时使用碰炸引信的炮弹对空盲目射击几发，这当然不能发挥作用，坐失良机，十分可惜。
当时战局一天紧似一天，日军己突破了无（锡）福（山）防线（这条防线建造历时多年，被誉为是东方的马奇诺防线），正向江阴进犯进而直迫南京，大家把防守南京的希望寄托在江阴要塞上，而新要塞炮却因为没有瞄准器，炮弹没有引信而不能使用。大家都很焦急。军政部下了一道命令，限兵工署在10天之内解决炮弹引信问题。兵工署随即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来负责解决。我对此事早已有所考虑，打算选用十五公分重榴弹炮的引信代替。因为如果重新设计，重新制造新引信，10天决无可能，只有用现成的引信改装代替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人担心十五榴的炮管长度是32倍口径，长约6米，而十五公分要塞重炮的炮管长度是55倍口径，长约9米。炮管太长，唯恐炮弹未出炮管就已解脱保险。即有发生膛炸的可能而把炮管炸坏。这虽然值得考虑，但是不经过试验也不能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当时只有这一绝招儿，除此更无别的办法，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至于没有瞄准器的问题则由于瞄准器构造极为复杂，又无实样和图纸，短期内无法设计制造，确实不能解决，只有采用简单办法，利用象限仪测定抑角，用剪形望远镜测定方向进行瞄淮，这样也能勉强对付射击，不过速度较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这样决定下来，连夜抓紧准备。
(四)试炮经过。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上海节节往北败退，日军突破无福线后南京更加吃紧，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逃走，兵工署大部分也都离开了南京迁往汉口。我所在的技术司炮兵科也只剩下了科长赵学颜和我，还有一部分技术工人约10多人。因为江阴要塞炮尚未经过试炮，还不能交给要塞司令部接收，这项任务未完因而留在南京不能走。11月下旬我负责给新要塞炮改装的代用引信已经如期完成。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亲自去江阴要塞主持试炮验收和交接工作。当时由炮兵科长和我筹备试验新炮的一切准备工作，并携带着改装好的代用引信随俞大维前往江阴，大约在11月25日前后由南京出发。同行者除了炮兵科长赵学颜和我以及技工五六人是负责试炮的专业人员外，还有署长俞大维和他的秘书、随从等10余人，组成一个包括大小汽东七八辆的车队，在晚上7点天黑以后出发，这是为了避免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公路目标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离开南京不久天就下起了小雨，江南11月末的天气已是初冬，冷风秋雨寒气袭人，行到半路只见对面灯光耀眼，一个庞大的车队发出尖锐的啸声迎面开来，走近了一看原来是炮兵第十团的一部份机械化重炮部队。
这批重炮原来驻扎在江阴江边，为的是加强江防火力，目前战局日紧反由前线撤退，这难道是为了保存实力而作的战略退却吗？看来当局对于江阴要塞的作用已经丧失了信心，准备放弃了。思念及此无比怅惘。到了江阴已是半夜。第二天全体人员到了黄山要塞新炮阵地。我指挥着把试炮的应用设备布置就绪。这次试验除了观察新炮的结构在射击时是否正常以外，更重要的是试验新改装引信的性能，第一是否安全可靠，会不会发生膛炸。第二在射中目标后是否作用敏锐，立即爆炸发挥作用。为了试验引信的安全性，一般办法是在距炮口前半米远的地方立上木板，炮弹射出离开炮口之后首先碰穿木板，如果不发生爆炸，则说明炮弹在炮管内行进时，即便遇到了障碍也不会爆炸，因而证明引信是安全可靠的。作这种试验时，为了防止一旦引信失灵炮弹真的爆炸，将把炮口附近的设备及人员炸坏，因此试验时不使用装有真炸药的炮弹，而是用一种只装有少量发烟剂的试验炮弹，并在炮弹体前部钻上许多小孔，如果引信不可靠，则在碰到木板时将把炮弹引炸，这时即有烟雾从弹头小孔冒出。我们为了这次试验准备了这种发烟弹若干发。
试炮时除了兵工署的人员（这是移交方）以外，还有江阴要塞司令许康和新任总台长刘芹生以及要塞方面的人员多人(这是接收方)，形势至为隆重，因为通过这次试验将决定这批新炮是否能由要塞验收。如果试验没有问题，要塞方面即没有理由不验收，而在要塞方面验收之后，兵工署才算完成任务。以后要塞的命运如何即和兵工署无关。反之，如果试验发生问题，要塞方面可以拒绝验收，而兵工署将交不了差。将来日军来袭，火炮不能发探作战能力，责任将由兵工署承担，而我是直接承担责任的人。如果通过试验证明引信不能使用，在当时那种紧张局面下，南京各兵工厂已好全部迁走，再想别的办法已无可能。又怕的是万一炮弹发生膛炸，把炮炸毁，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情况下，很可能加上一个“贻误戎机"的罪名，受到严厉的处分。因此这次试验直接关系到我个人的生命安危，所以心情特别紧张。不过我心里还颇自信，觉得颇有一定把握。而炮兵科长赵学颜，是我的直接领导人，如果出了问题他也逃脱不了间接责任，他的心情自然也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由于新炮炮管校长，怕发生膛炸）。不过一切疑问都要通过试验才能证明。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兵工署长俞大维亲自主持这次试验，他下达命令，宣布射击开始。由我指挥射击。首先向要塞上的人员解释这次试验的目的和证明的措施，并请他们注意观察，当炮弹碰穿木板之后有没有发烟现象。解释清楚之后正式开始射击。第一发用的是试验发烟弹，发射之后炮弹碰穿木板飞去，并未看见发烟，这时我心中更有了底。接着第二发用的仍是发烟弹，仍然没有看见发烟。当时俞大维喊了一声：”实弹！”这是命令用装有炸药的真炮弹射击，这是真正的考验。当时虽然经过两次发烟试射后都无问题，但实弹却是真刀真枪，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赵学颜听到命令之后，低声问我：“老王啊!怎么样?”意思是问我敢不敢试。我心想，反正早晚总要过这一关，两发发烟弹都无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把握，何况那时已是箭在弦上，不试也不行啊！我当即答复说：“干吧！”于是装填了一枚实弹，一切人员都到掩体内待避，以防万一。随着我的一声射击命令“放！”大炮轰鸣，炮弹飞出直奔江心，过了--阵才听见了远处传来爆炸声音，这是说明新改装的引信不但在炮管内保险不会爆炸，而到达目标后，又能立即爆炸，这完全符合对于炮弹引信的要求条件，第一发实弹射击之后，俞大维又下命令，“再来一发。”总计一共发射了5发炮弹，完全证明新改装的引信完全合格，可以使用。至于炮的本身各部机件动作也都正常，没有问题。要塞方面人员也都认为一切合格，同意接收，当即办了接交手续，一场惊险局面，顺利结束，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以后听说，日军沿公路由陆路迫近江阴，要塞炮无法发挥作用，要塞部队放弃了阵地撤走，撤退前把炮闸拆下，丢进了江中。
在湖南衡阳东阳渡接收国外火炮
1937年底我被派到湖南衡阳东阳渡去工作。当时由于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海外运来的物资只能经过香港，再转粤汉铁路内运。因此兵工署在湖南衡阳设立了一个大军械库，储存大批军械，分发给各野战部队使用，而在衡阳湘江南岸粤汉路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东阳渡”设立了一个外来军械接收站。在距车站约一公里多的东阳渡镇附近，沿江岸盖了一所大的临时库房和两排员工宿舍。我带着炮兵科的八九名技工和二三名技术员负责外来炮兵器材的装配、调整、试验、射击等验收工作。经我手接收的各项炮兵器材如下：
(一)德国的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24门这批重炮是当时德国国防军的正规武器，和我1936年在德国莱茵炮厂验收的32倍十五榴相似，但炮身较短，为30倍口径，射程也较近，约13公里。由于全炮体积庞大，是拆散运来的，因此首先要进行装配，并对气压液压等系统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在东阳渡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射击场，所以没有进行射击试验。在检查炮件时，发现有使用过的痕迹，并在附件箱内找出有德国部队的番号标记，估计这批炮是从德国部队上换下来的。这种炮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国际上是属于第一流的机械化重炮。随炮运到牵引汽车24辆。当时用这批重炮装备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四团。
(二)苏联援助的火炮一批共3种：
①三七战车防御炮l00门 这批炮的构造型式完全是按照德国设计制造的。这在当时国际上已属于第二流的水平。加之制造质量很坏，并已用旧，磨损程度极为严重，不可能保证射击精度。全炮体积不大，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只是校正一下瞄准线，并加以清洗而已。
②115毫米重榴弹炮80门这批炮式样陈旧，构造笨重，炮身上刻着的制造年份是1890年，距我们接收时已将40年，还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帝俄时代的东西。全炮重量特大，射程又近（只 5000多米），原来是用6匹马挽拽，但是中国马体小力弱，随炮来的挽具尺寸太大，和中国马体不相配合，用8匹马拉都很吃力。当时中国北方产马地区都已沦陷，马匹来源困难，很成问题。这种炮发给部队以后，据说炮兵指挥官都不敢把它们拉到前线去，因为过于笨重，运动性能太差，射程又近，容易丢失，负不起责任，不敢使用。
③76.2野炮(口径76.2毫米)160门 这批炮比较新式，但也是第一次欧战时的东西。用6匹马挽拽，其困难情形和上述115榴弹炮相同，不过这种炮的射程较远(约9000米，)还可使用。
④英国造的2公分机关炮100门 这批炮的设计比较新式，质量也好，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试射时没有发现问题。
我在东阳渡工作到1938年8月份，那时广州又已将沦陷，粤汉路运输不通，外来物资中断，接收任务陷于停顿。
重庆五十兵工厂制造火炮的经过
1938年我在湖南东阳渡接收国外运到的火炮，到了七八月间，广州、香港进口来源断绝，接收工作停止。当时广东潖江炮厂正在迁往重庆重建新厂，改名为五十兵工厂。兵工署调我到五十兵工厂工作，我于1938年8月离开了东阳渡前去重庆。
重庆五十兵工厂的前身是广东潖江兵工厂，这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用地方经费委托德国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厂址在广州附近的潖江。该厂原计划的规模可以制造105毫米轻榴弹炮，以及炮弹，引信等配件。机器设备比较新式，在当时中国各兵工厂中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工厂。建厂不久尚未正式投入生产，1935年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这个工厂即由南京兵工署接收，并委派原兵工署技术司司长江杓去当厂长。抗日战争以后日军南犯，广州吃紧，兵工署决定将全厂迁往重庆，在重庆附近长江下游的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里劈山平地重新建厂。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弹夹所，制造炮弹；引信所，制造炮弹引信；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等主体生产单位，以及工具所、铸工所、锻工所、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五十兵工厂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能制造线膛炮的工厂。我从1938年调到五十兵工厂工作后，到1948年离开，共计在该厂工作了10年，一直从事造炮工作。
五十兵工厂的制造能力是按照制造德国制式105榴弹炮而设计的，可是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炮件全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抗战以后国外供应线断绝，国内又无钢铁工业可以提供造炮材料，因此全厂设备停工待料，无事可干，急待寻找出路。乃在全国各军械库内搜集到了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重迫击炮炮管，并将其利用作为原料，设计了一种153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炮架带有缓冲装置，比较新式。又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配成丁一种新的产品。前后生产了大约100多门。这是五十厂的第一种产品。以后内德国运到了一批二七战车防御炮的材料和毛坯，该厂又改为制造三七战防炮。根据毛坯数量共制造了100门。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可提供造炮材料的钢铁厂，找不到较大材料可以利用；乃改成制造60毫米小迫击炮，这对于该厂的设备能力实属大材小用，并且每况愈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钢铁工业，则国防工业就成了无米之炊，不能生存下去了。
试验及试制无后座力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空降部队配备了无后座力炮，收到了很大战果。以后美国也开始研制无后座力炮作为射击坦克之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
1946年重庆兵工署向美军办事处商洽，邀请美军派人来重庆表演无后座力炮。美军乃由驻琉球岛的部队中派出了几个人携带着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各一门，炮弹若干发来到重庆表演。这次表演的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兵工署的朱风仪负责，而一切表演场地的布置警戒任务交由五十兵工厂负责。五十厂厂长丁天雄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当时选定了在五十厂对江的广阳坝为试验射击场。这是一个已经不用的旧飞机场。根据美军方面准备表演的项目计有：悬挂射击试验、穿甲试验、穿破水泥工事试验等。悬挂射击试验，是把一支步枪和一门57无后座力炮并排悬挂在--个横杆上。先发射步枪，这时步枪由于后座力的作用往后甩出很远，然后往复摆动不停。再发射无后座力炮，这时炮身静止丝毫不动，证明确实没有后座力。穿甲试验时要设立一块4英寸厚的坦克钢板作为靶子。穿破水泥工事试验时，要建造一座厚约1米的水泥墙，上面画出一个射击孔的形状，大约在50米距离外射击，观察其命中精度。这些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定期表演。表演那天来宾很多，每个项目进行得都很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各方都很满意。事后美军方面同意把这两门炮留给兵工署。
这两门无后座力炮决定暂由五十兵工厂保管。我当即对该炮作详细研究，并组织力量将炮和炮弹拆开，测绘图纸，分析材料，准备试制。由于没有炮管材料，只试制了57无后座力炮两门，炮弹若干发。经过试射结果和原炮的技术性能基本相同。1947年兵工署在南京组织各兵工厂表演新式武器。我带着这两门炮前去参加。但以后并未正式批量制造。
我于1933年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共持续工作了16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炮兵兵器业务。现将我自己亲身接触过的有关炮兵兵器的几件值得记载的事叙述出来，这些事也可以说是解放前16年中我国炮兵兵器史的一部分。
一、中国的第一批机械化重炮
在旧中国的炮兵部队中所配备的火炮，绝大多数是75毫米口径的野炮或山炮。这些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式样，射程近，火力小，用马挽曳或驼载，运动性能极差，远远落后于30年代的战争要求。1934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向德国订购了一批机械化重炮，口径为150毫米，炮管身长32倍(口径)，所以全称是“32倍15公分重榴弹炮”，简称“32倍15榴”。最大射程是15公里，配备有榴弹和穿甲弹两种炮弹，弹重42公斤。榴弹作为杀伤和破坏地面目标之用，穿甲弹可以击穿军舰的装甲，并能作为移动的要塞炮用。当时是以日本作为假想敌人而计划的。全炮重量约6吨多，用汽车牵引，炮手都坐在牵引车上，指挥官以及其余随炮人员都分别乘坐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构成了一支全部机械化的部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机械化重炮。这种炮当时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流水平的武器。—共订购了24门炮和附属装备，特地建立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团。第—任团长是彭孟缉。团下有3个营，每营有两个连，每连配备重炮4门。
订购该批重炮时，国外有几个军火制造厂的来报价，有捷克的司科达公司，德国的克鲁伯公司和莱茵炮厂。克鲁伯的大炮早已驰名中外，他是德国陆军的军火供应者，曾为德国陆军制造了—种15公分重榴弹炮，炮管身长为30倍，射程为13公里，达不到我方要求的15公里距离，而莱茵炮厂可以按照我方条件设计，所以最后把这批定货交由莱茵炮厂承制。该厂在中国的代理商行是禅臣洋行。签订合同时中国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派人到德国去驻厂监造并验收。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派一批技术人员亲自参加该炮的制造工作，以便从中学习造炮技术。
这批验收人员由兵工署组织选派。最初兵工署指定出技术司炮兵科科长庄权带队，以后改由设计处处长江杓带队。一共选派了10个人，连带队者共11人，组成了一个重炮验收团。其组成人员如下：
十五榴重炮验收团人员名单 姓名 当时职务 学历及专长 外语程度 江 杓 技术司设计处处长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机械制造 德语流利 陆君和 技术司炮兵科技正 同上 同上 熊梦莘 金陵兵工厂药厂厂长 日本帝大造兵系毕业 日、英、德（初学）王 铨 金陵兵工厂药厂技术员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火药制造 英、德（初学） 沈莘耕 技术司炮兵科技士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张家骥 技术司炮兵科技佐 同济大学技工学校毕业 德语一般 王国章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李式白 巩县兵工厂炮弹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周佑庭 巩县兵工厂引信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段士珍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德语（初学） 施正楷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德语（初学）
从验收团人员的组成情况来看，都是学有专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熟练德语，实力颇为雄厚。人员组织就绪后，一切手续准备完毕，于1935年4月初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康特罗梭"号启程。船行23天到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当天晚上转乘国际列车直赴德国柏林。到柏林后先向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商务专员办公处 (简称商专处)报到。当时的商务专员谭伯羽，他是国民党大政客谭延闿的儿子，德国柏林大学毕业。
莱茵炮厂接到订货合同之后急于开工制造，但是由于中方的验收人员未到，不能投料，因为验收工作第一步先要检验毛坯材料是否合格，只有合格的材料才能投入加工。为了不延误厂方制造，已由商专处临时派了一名中国留德学习机械的大学毕业生汪源博士，先到厂去暂时执行验收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莱茵炮厂展开工作，所以在柏林只停留了四五天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就去莱茵炮厂了。菜茵炮厂位于莱茵河畔的杜赛尔多夫城，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械加工厂，自己有炼钢和锻造能力，专门制造炮管和其他高强度的合金件。这批重炮定货除大炮本身外，还包括炮弹，光学观测器材，各种机动车辆等附属装备，火炮本身由莱茵炮厂全部制造，其他项目则分别由各专业工厂承造。这些专业工厂分布在德国各地，有的还在荷兰，对于每种产品都必须派人去监造验收。因此要对人员进行-次分工。初次分工情况见下：
姓名 驻在地 工厂名称 分工情况 江杓 杜城 莱茵炮厂 掌握全团工作陆君和 杜城 莱茵炮厂 火炮验收熊梦莘 杜城 火药厂 炮弹火药验收王 铨 杜城 火药厂 炮弹火药验收沈莘耕 杜城 莱茵炮厂 炮架验收张家骥 索梅达城 引信厂 引信验收王国章 杜城 莱茵炮厂 炮管验收李式白 玛格得堡 炮弹验收周佑庭 索梅达城 引信厂 引信验收段士珍 杜城 莱茵炮厂 炮管验收施正楷 杜城 莱茵炮厂 炮架验收
分工既定，有关人员分赴各地进行工作。至予炮兵团的光学观测器器材和军用机动车辆等，则为专业工厂的标准产品，无须驻厂监造，只在交货时临时派人去厂进行验收即可，故不必指定专人，此外这批重榴弹炮是莱茵炮厂根据我方要求新设计的，对于炮弹的弹道诸元必须根据计算结果通过实际射击加以校核，这也有必要派人参加试验工作，而验收团中没有配备学习弹道学的专业人员，乃从中国留德学生中选了一位这门人员补充到验收团中负责弹道校核和射击表的制定工作。此人名叫熊鸾翥，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派到德国留学的。
验收标准都是根据德国陆军现行的有关炮兵兵器条例及德国工业法规进行。从锻造、铸造毛坯开始，先作材料试验，每个验收员都有一个专用小钢印，对于合格的毛坯加盖钢印后才许发到加工工段进行加工，最后加工完成的部件必须有验收员原来盖的钢印者才能提请成品验收，验收合格后再加盖一个钢印才算正式成品。只有符合上述手续的正式成品才允许进行组装，手续极为严格，对于确保质量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天按照厂方工作时间上下班，除了参加各种材料试验及成品验收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厂内学习加工工艺，同时也起到了监造作用。自1934年5月制造开始到同年9月中已有第--批火炮4门组装完成，可以进行射击试验，莱茵炮厂自己有一个射击场，在德国北部哈诺威城附近的一片荒草原上，地点名叫“温特吕斯”，射击场内有各种试验设备和一个装药厂。由于附近没有村庄，到这里参加试炮的人员都住在一个招待所内，这个招待所名叫“和平森林”，多么美丽的名字!听起来好象手执橄榄枝的天使，实际上却掩盖着战神的凶残面目。每门炮都要进行强装药射击和精度射击，这是考验炮身的强度和精度，此外还要进行施行试验。特选定一段坎坷不平的公路，用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拖着炮运行120公里，这是对炮架的考验，看看经过强烈震动后炮身各部结构是否发生变形。两种试验作完之后，将炮运回莱茵炮厂。折卸开来对各部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有些部件出现了变形，当即向厂方提出异议，拒绝验收。后由厂方修改了设计，把有问题的部件更换新件，再作试验，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才算最后定型，开始大批生产。
在这一段时间内验收团的一部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变动很大。有的调离他去，只新补充了一位在德国学习机械制造的留学生名叫陆振国的，参加验收团，驻在杜城莱茵炮厂担任炮架验收工作。自1935年开始在杜城莱菌厂常驻人员除团长江杓外，团员只有施政楷，陆振国、熊鸾翥和王国章。这时光学器材和军用车辆都已陆续交货，要求派人到厂验收，这些工作都指派由我兼办，因此我除了负担试炮验收工作以外，还要到各有关工厂去进行对各类器材的验收工作。去的地方很多，流动性较大。
到1935年5月份，24门炮全部验收完毕，并随同炮弹及炮用器材，车辆等陆续运回国内。验收团的任务至此结束。我于1935年8月随团长江杓回国，带回来炮的全部制造图纸和不少有关造炮方面的技术资料以及验收规程。
这批炮运到国内即交给了炮兵第十团。我回国之后曾到该团讲解这批新炮的构造和使用方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就和这批重炮没有联系了。但是由于我曾亲自参加这批重炮的制造工作，对它特有一种不同的留恋感情，因而不时留意这批重炮的下落。直接接触和间接传闻都能触动旧日感怀，兹逐条记述如下：
1、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据说炮十团有一部分驻在上海附近的真茹镇，当时上海日军司令部设在虹口，在十五榴射程以内，据说曾向日军司令部射击过。
2、1937年冬季炮兵第十团有一部分驻在江阴加强江防，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但在年末又调离开江阴。大约在1937年11月20日前后，我随兵工署长俞大维去江阴试射新安装的要塞炮时，从南京出发，半夜在京杭公路上和炮十团的炮队相遇，牵引车拖着重炮，车灯射出耀眼的光柱，车队浩浩荡荡，络绎不绝，往南京方向驶去，场面极为壮观，这在平时不易见到。
3、以后听说在台儿庄战役时这批炮曾发挥过威力，给日军一定打击。
4、1938年夏季，我带着一批技工在湖南衡阳接收国外运来的火炮，当时炮十团有一部分驻在耒阳，曾派人邀请我们去给十五榴进行检修。这是我在解放以前和这批炮最后的一次接触。
5、解放后1961年，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曾见到一门十五榴重炮陈列在兵器馆的大厅里，炮上还有我的验收印章，炮上铜牌的仿宋字也是我当时在德国所写，由莱茵厂刻的。重睹故物倍增回忆。
二 调查山西兵工厂重炮厂
山西省军阀阎锡山为了加强自己的割据势力，搞独立王国，曾搜刮山西人民的财富办了一个太原兵工厂，下设重炮厂、炮弹厂、火药厂、枪厂、枪弹厂等若干部门，另外还搞了一钢铁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日军势力逐渐威胁华北，阎锡山觉得山西早晚必将不保，乃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表示，想把太原兵工厂交给中央政府，迁离山西。当时由军政部兵工署派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去太原洽谈这件事。杨继曾组织了有关各专业方面的几名技术人员一同前去进行调查。其中由过静宜调查枪厂、枪弹厂，我调查炮厂和炮弹厂，熊梦莘调查火药厂。调查内容主要侧重于有关生产设备的能力和精度等方面的技术性能问题，大约在1936年9月去到太原，分头展开调查工作，杨继曾则和阎锡山及他的代表邰参谋长进行磋商接交事宜。经过一周左右的调查，我们将调查结果和意见向杨继曾提出。在太原大约住了10天，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南京。以后听说，阎锡山并不是真心诚意想把太原兵工厂无条件交给南京政府，而是想由南京收买，索价8千万元，借此敲笔竹杠，大捞一把，该厂的设备极为落后，使用价值不高，南京政府也不愿出这笔巨款给阎锡山，因而没有成交。
日军侵入山西之后，太原兵工厂往西迁移，除了一部分小型机器迁走外，大型设备全部丢失。
接收德造火炮
兵工署下没有一个军械司，负责军械的购买(包括向国内各兵工厂及向国外军火商购买)，贮存(管辖全国各地的军械库)以及向部队分发军械等任务。大约在 1936年，蒋介石委派徐培根任兵工署军械司司长，徐是蒋的亲信，曾任航空署署长，现在出任军械司司长，大家都认为是大材小用，其中必有缘故。据说徐到军械司来是为了和德国进行--批军火交易，价值4亿法币，是用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中国用钨矿砂、大豆等原料换取德国的一批军火和其他物资。德国方面为了办理这批交易专门成立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名叫“合步楼”公司。在我们进口的军火部分中，我曾经手一批炮兵兵器，计有：
①三七平射炮 120门 附炮弹12万发。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③八八高射平射炮 附炮弹若干发 ④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 附炮弹若干发
此外未经我手但我知道的还有：
①二公分高射机关炮 100门 ②三七高射机关炮 若干门 ③鱼雷快艇 若干艘 ④军用车辆
这批军火在1937年初陆续运到中国。依照惯例，进口军火也要先经过兵工署验收后，才发交部队。兹将我经手验收的4种火炮的情况分述如下：
①三七平射炮（又叫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
三七平射炮是德国步兵正规使用的反坦克炮，口径37毫米，性能颇好。这次共来了120门，每门炮备有1000发曳光穿甲弹。当时我们对于国外近口的军械在验收时只是发射几发炮弹，观察炮的各部动作是否正常，一般经验都不曾发现过什么特殊问题，因而对于这批德国火炮更认为不会发生问题。在第一次验收试射时并未采取正规的防护掩蔽措施。不料发射了几发炮弹之后，突然炮弹被炸成两段，险些把我炸伤，这在炮兵术语上叫“膛炸”(即炮弹未出炮膛就先爆炸)，乃又换了 --门炮试射，数发之后又发生了同样事故，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极为严重了。于是立即决定，这批炮不能验收，暂时不能发交部队使用。但当时军情吃紧，来不及向德方提出抗议，而问题又必须立即解决。经过分析研究，首先肯定认为问题出在炮弹上。再经过对于炮弹各部的仔细检查，发现弹底引信和炮弹连接处的密封垫圈选用的材质有问题。这批炮弹所用的密封圈是钢质材料，硬度很高，不易起到密封作用，因而在发射时炮膛内发射药的火焰在高压力下钻入炮弹体内，引起了炮弹在炮膛内爆炸。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是否正确，经将密封圈换成软质材料后进行多次试射，结果末再发现膛炸问题，证明判断正确。于是把12万发炮弹全部重新改装，才发交部队。
这个问题一经说穿道理本来十分简单，但是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竟发生在技术水平极高的德国军火上，开始时很难料想得到，因此费了不少周折最后才找到了这个简单问题。以后在这批德国军火中的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应有的毛病，综合起来分析，这些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有政治目的的技术破坏。原因是当时德国和日本已在酝酿结成轴心国，德国卖给我们军火为的是赚取战略物资钨矿砂。但他又不愿使他的轴心伙伴吃亏，因此采取这种欺骗手段。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怎么可能希望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能有真心的援助呢?
②十五公分远射程要塞炮和卅口径高射平射两用炮（江阴要塞装炮记）
(一)起因。南京政府为了加强江防要塞火力，防止日本军舰沿长江上驶威胁南京，在对德国的军火交易中定购了150毫米口径的远射程要塞炮4门，和88毫米口径的高射平射两用炮8门。并决定把4门150公分要塞炮和4门88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阴要塞，另外4门高射平射炮安装在江西九江下游的马当要塞。这批炮运到中国大约已在1937年5、6月间。江阴要塞安装新炮的工作由军事委员会总负责，主持人是该会某厅的一位副厅长，姓袁(名字忘了)。由他组织军政部、海军部、城塞局、兵工署及江阴要塞司令部等单位成立了一个安装新要塞炮的机构。工作进程分成三个阶段，每一阶段指定具体负责单位和主管人员。其分工情况为： 第一阶段 选择炮位 由军事委员会袁副厅长负责主持。 第二阶段 基础工程 由江阴要塞司令部许康司令负责。 第三阶段 安装大炮及调整试射，出兵工署技士王国章负责。
同时参加上项工作的还有几名德国顾问，一名是德国退役海军上尉(名字记不清了)，参加炮位选择工作，一名是城塞局德国顾问齐梅曼，参加基础工程工作，他的翻译名叫高国淦。另外还有随炮来的两名德国技师，负责火炮的操作训练工作。
(二)选择炮位。江阴原是一个旧的江防要塞地区，黄山、肖山原有旧要塞炮若干门，都已落后不适合于当时的战争需要。新来的这批炮决定安在黄山区域，这是大的原则，但具体的炮位要从军事观点出发进行选择，所以要由军政部，海军部和江阴要塞司令部从战略战术方面提出意见，定出几个方案，然后组织大家到现场去实地观察，统一意见最后定案报请上级批准。我也参加了实地调查工作，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审查地形地势，考虑如何把十几吨重的炮件运上山来安置在炮位附近以便安装，以及将来安装时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如何解决。对于军事方面的要求我则没有责任参加意见，也提不出什么意见。
军事委员会主持选择炮位的袁副厅长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人，中将衔，好好先生，毫无主见。他下面一个助手名叫吴国桢（不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只是同名同姓），少将衔，比较认真负责，经常替袁出谋划策。海军部参加的代表名叫曾以鼎，是某海军舰队副司令，少将衔，他经常发表意见，但和吴国桢两人意见有分歧，看法不同，发生矛盾。有时互相争持不下，而袁副厅长却两边都不得罪，不表示意见，因而使得曾、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位德国海军退役上尉另有一套意见，并对曾以鼎有瞧不起的态度（同行是冤家），说话不够谦虚，引起了曾以鼎的不满。于是形成了吴国桢和德国海军上尉都对曾有意见的局面。在一次招待德国顾问的宴会上，曾以鼎即席发言，他说：“俄们海军中非常重视上下级的级别，如果有一位将官在场，则低级别的军官没有说话的余地”等等，这些话是对那位德国海军上尉的讥讽。当时翻译员觉得这话有问题，并没有把这套话原样照译（因为我懂德语，所以听得出来），所以没有引起德国顾问的怀疑，但是吴国桢听了曾的这番话后，当时大为不满，认为曾在这种场合说这样话，是对外籍顾问的不礼貌，他立即起来对曾进行指责，曾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冲突起来，势欲动武，后经袁副厅长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大家不欢而散。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陆军和海军之间早已存在互相看不起的情绪了。
选择炮位工作经过视察了几个地点之后形成了几个方案，但在确定推荐结论性的方案时，大家谁也不肯发表肯定性的意见，究竟赞成那个或是反对那个，都只是说些各有优缺点模棱两可的话，因而开了几次会，拖了很久仍然定不下来，最后那位德国上尉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推荐一个方案，大家对此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拥护，就把这个方案作为推荐的方案定下来了报请上级批准(实际上级也无人审查，只不过是备案而己)。我当时对于这个炮位定得合理或不合理也没法判断，并且这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总觉得这样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将、少将好几个都不肯表示肯定性的意见，如此重要问题却只听从一个德国退役海军上尉三言两语就算定了下来，未免把国家大事过于当做儿戏了。这只能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腐败无能，怕负责任。我估计当时大家的心理是唯恐自己提出肯定性的意见照办之后，一旦要塞失守（这在当时已成定局）责任将追到自己头上，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表示肯定性意见为好。并且既然德国顾问表示了意见，最好遵照执行，即便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了。但是事后证明这个炮位定的确有问题。因为这个方案把4门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位定在黄山面江的一处山脚下，射出方向只能是对着江面，而当时日本军队都集结在上海、无锡一带，最后也是从陆路上突破无(锡)福(山)防线直出江阴要塞之背，迫使要塞守兵弃炮逃走。如果当初炮位选在较高位置，可以四面射击，未尝不可给陆路进犯的敌兵施以打击，虽然不能说因此而能保住要塞不失守，但也不至于造成一炮未发就放弃要塞逃走的悲惨败局。
(三)安装重炮。炮位选定之后，即由江阴要塞司令部组织力量进行炮基和掩体等项土建工程的施工。我带着一组技术工人和一组起重工人(每组五六名)先将装箱炮件沿山坡便道运到炮位，并开箱将炮件拆卸清洗准备安装。同时将一门88炮临时安装在山下的营房里，由两名德国技师进行操作训练。基础工程完成之后正式的安装工作大约在1937年9、10月间才开始。安装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炮上的关键设备有一部份没有随炮运到，其中有88高射时的引信定秒机没有到，不能使用时间引信进行对空射击，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瞄准器没有到，安装完毕后能不能进行校正，将来也无法瞄准。而更大的问题是十五公分要塞炮的炮弹虽己运到，但引信未到，不能实弹射击投入战斗。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要塞上空侦察，那时88高射炮已经装好可以使用，但是因为没有时间引信的定秒机，不能使用对空射击的时间引信，只能临时使用碰炸引信的炮弹对空盲目射击几发，这当然不能发挥作用，坐失良机，十分可惜。
当时战局一天紧似一天，日军己突破了无（锡）福（山）防线（这条防线建造历时多年，被誉为是东方的马奇诺防线），正向江阴进犯进而直迫南京，大家把防守南京的希望寄托在江阴要塞上，而新要塞炮却因为没有瞄准器，炮弹没有引信而不能使用。大家都很焦急。军政部下了一道命令，限兵工署在10天之内解决炮弹引信问题。兵工署随即把这项任务交给我来负责解决。我对此事早已有所考虑，打算选用十五公分重榴弹炮的引信代替。因为如果重新设计，重新制造新引信，10天决无可能，只有用现成的引信改装代替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人担心十五榴的炮管长度是32倍口径，长约6米，而十五公分要塞重炮的炮管长度是55倍口径，长约9米。炮管太长，唯恐炮弹未出炮管就已解脱保险。即有发生膛炸的可能而把炮管炸坏。这虽然值得考虑，但是不经过试验也不能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当时只有这一绝招儿，除此更无别的办法，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至于没有瞄准器的问题则由于瞄准器构造极为复杂，又无实样和图纸，短期内无法设计制造，确实不能解决，只有采用简单办法，利用象限仪测定抑角，用剪形望远镜测定方向进行瞄淮，这样也能勉强对付射击，不过速度较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这样决定下来，连夜抓紧准备。
(四)试炮经过。1937年11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从上海节节往北败退，日军突破无福线后南京更加吃紧，国民党政府机关纷纷逃走，兵工署大部分也都离开了南京迁往汉口。我所在的技术司炮兵科也只剩下了科长赵学颜和我，还有一部分技术工人约10多人。因为江阴要塞炮尚未经过试炮，还不能交给要塞司令部接收，这项任务未完因而留在南京不能走。11月下旬我负责给新要塞炮改装的代用引信已经如期完成。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亲自去江阴要塞主持试炮验收和交接工作。当时由炮兵科长和我筹备试验新炮的一切准备工作，并携带着改装好的代用引信随俞大维前往江阴，大约在11月25日前后由南京出发。同行者除了炮兵科长赵学颜和我以及技工五六人是负责试炮的专业人员外，还有署长俞大维和他的秘书、随从等10余人，组成一个包括大小汽东七八辆的车队，在晚上7点天黑以后出发，这是为了避免白天日本飞机轰炸公路目标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离开南京不久天就下起了小雨，江南11月末的天气已是初冬，冷风秋雨寒气袭人，行到半路只见对面灯光耀眼，一个庞大的车队发出尖锐的啸声迎面开来，走近了一看原来是炮兵第十团的一部份机械化重炮部队。
这批重炮原来驻扎在江阴江边，为的是加强江防火力，目前战局日紧反由前线撤退，这难道是为了保存实力而作的战略退却吗？看来当局对于江阴要塞的作用已经丧失了信心，准备放弃了。思念及此无比怅惘。到了江阴已是半夜。第二天全体人员到了黄山要塞新炮阵地。我指挥着把试炮的应用设备布置就绪。这次试验除了观察新炮的结构在射击时是否正常以外，更重要的是试验新改装引信的性能，第一是否安全可靠，会不会发生膛炸。第二在射中目标后是否作用敏锐，立即爆炸发挥作用。为了试验引信的安全性，一般办法是在距炮口前半米远的地方立上木板，炮弹射出离开炮口之后首先碰穿木板，如果不发生爆炸，则说明炮弹在炮管内行进时，即便遇到了障碍也不会爆炸，因而证明引信是安全可靠的。作这种试验时，为了防止一旦引信失灵炮弹真的爆炸，将把炮口附近的设备及人员炸坏，因此试验时不使用装有真炸药的炮弹，而是用一种只装有少量发烟剂的试验炮弹，并在炮弹体前部钻上许多小孔，如果引信不可靠，则在碰到木板时将把炮弹引炸，这时即有烟雾从弹头小孔冒出。我们为了这次试验准备了这种发烟弹若干发。
试炮时除了兵工署的人员（这是移交方）以外，还有江阴要塞司令许康和新任总台长刘芹生以及要塞方面的人员多人(这是接收方)，形势至为隆重，因为通过这次试验将决定这批新炮是否能由要塞验收。如果试验没有问题，要塞方面即没有理由不验收，而在要塞方面验收之后，兵工署才算完成任务。以后要塞的命运如何即和兵工署无关。反之，如果试验发生问题，要塞方面可以拒绝验收，而兵工署将交不了差。将来日军来袭，火炮不能发探作战能力，责任将由兵工署承担，而我是直接承担责任的人。如果通过试验证明引信不能使用，在当时那种紧张局面下，南京各兵工厂已好全部迁走，再想别的办法已无可能。又怕的是万一炮弹发生膛炸，把炮炸毁，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情况下，很可能加上一个“贻误戎机"的罪名，受到严厉的处分。因此这次试验直接关系到我个人的生命安危，所以心情特别紧张。不过我心里还颇自信，觉得颇有一定把握。而炮兵科长赵学颜，是我的直接领导人，如果出了问题他也逃脱不了间接责任，他的心情自然也不平静（他最担心的是由于新炮炮管校长，怕发生膛炸）。不过一切疑问都要通过试验才能证明。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兵工署长俞大维亲自主持这次试验，他下达命令，宣布射击开始。由我指挥射击。首先向要塞上的人员解释这次试验的目的和证明的措施，并请他们注意观察，当炮弹碰穿木板之后有没有发烟现象。解释清楚之后正式开始射击。第一发用的是试验发烟弹，发射之后炮弹碰穿木板飞去，并未看见发烟，这时我心中更有了底。接着第二发用的仍是发烟弹，仍然没有看见发烟。当时俞大维喊了一声：”实弹！”这是命令用装有炸药的真炮弹射击，这是真正的考验。当时虽然经过两次发烟试射后都无问题，但实弹却是真刀真枪，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赵学颜听到命令之后，低声问我：“老王啊!怎么样?”意思是问我敢不敢试。我心想，反正早晚总要过这一关，两发发烟弹都无问题，已经有了相当把握，何况那时已是箭在弦上，不试也不行啊！我当即答复说：“干吧！”于是装填了一枚实弹，一切人员都到掩体内待避，以防万一。随着我的一声射击命令“放！”大炮轰鸣，炮弹飞出直奔江心，过了--阵才听见了远处传来爆炸声音，这是说明新改装的引信不但在炮管内保险不会爆炸，而到达目标后，又能立即爆炸，这完全符合对于炮弹引信的要求条件，第一发实弹射击之后，俞大维又下命令，“再来一发。”总计一共发射了5发炮弹，完全证明新改装的引信完全合格，可以使用。至于炮的本身各部机件动作也都正常，没有问题。要塞方面人员也都认为一切合格，同意接收，当即办了接交手续，一场惊险局面，顺利结束，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以后听说，日军沿公路由陆路迫近江阴，要塞炮无法发挥作用，要塞部队放弃了阵地撤走，撤退前把炮闸拆下，丢进了江中。
在湖南衡阳东阳渡接收国外火炮
1937年底我被派到湖南衡阳东阳渡去工作。当时由于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占领，海外运来的物资只能经过香港，再转粤汉铁路内运。因此兵工署在湖南衡阳设立了一个大军械库，储存大批军械，分发给各野战部队使用，而在衡阳湘江南岸粤汉路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东阳渡”设立了一个外来军械接收站。在距车站约一公里多的东阳渡镇附近，沿江岸盖了一所大的临时库房和两排员工宿舍。我带着炮兵科的八九名技工和二三名技术员负责外来炮兵器材的装配、调整、试验、射击等验收工作。经我手接收的各项炮兵器材如下：
(一)德国的30倍十五公分重榴弹炮24门这批重炮是当时德国国防军的正规武器，和我1936年在德国莱茵炮厂验收的32倍十五榴相似，但炮身较短，为30倍口径，射程也较近，约13公里。由于全炮体积庞大，是拆散运来的，因此首先要进行装配，并对气压液压等系统进行调整。但是由于在东阳渡附近找不到合适的射击场，所以没有进行射击试验。在检查炮件时，发现有使用过的痕迹，并在附件箱内找出有德国部队的番号标记，估计这批炮是从德国部队上换下来的。这种炮的技术水平在当时国际上是属于第一流的机械化重炮。随炮运到牵引汽车24辆。当时用这批重炮装备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四团。
(二)苏联援助的火炮一批共3种：
①三七战车防御炮l00门 这批炮的构造型式完全是按照德国设计制造的。这在当时国际上已属于第二流的水平。加之制造质量很坏，并已用旧，磨损程度极为严重，不可能保证射击精度。全炮体积不大，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只是校正一下瞄准线，并加以清洗而已。
②115毫米重榴弹炮80门这批炮式样陈旧，构造笨重，炮身上刻着的制造年份是1890年，距我们接收时已将40年，还是第一次欧战以前帝俄时代的东西。全炮重量特大，射程又近（只 5000多米），原来是用6匹马挽拽，但是中国马体小力弱，随炮来的挽具尺寸太大，和中国马体不相配合，用8匹马拉都很吃力。当时中国北方产马地区都已沦陷，马匹来源困难，很成问题。这种炮发给部队以后，据说炮兵指挥官都不敢把它们拉到前线去，因为过于笨重，运动性能太差，射程又近，容易丢失，负不起责任，不敢使用。
③76.2野炮(口径76.2毫米)160门 这批炮比较新式，但也是第一次欧战时的东西。用6匹马挽拽，其困难情形和上述115榴弹炮相同，不过这种炮的射程较远(约9000米，)还可使用。
④英国造的2公分机关炮100门 这批炮的设计比较新式，质量也好，整体运来，没有什么装配工作，试射时没有发现问题。
我在东阳渡工作到1938年8月份，那时广州又已将沦陷，粤汉路运输不通，外来物资中断，接收任务陷于停顿。
重庆五十兵工厂制造火炮的经过
1938年我在湖南东阳渡接收国外运到的火炮，到了七八月间，广州、香港进口来源断绝，接收工作停止。当时广东潖江炮厂正在迁往重庆重建新厂，改名为五十兵工厂。兵工署调我到五十兵工厂工作，我于1938年8月离开了东阳渡前去重庆。
重庆五十兵工厂的前身是广东潖江兵工厂，这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用地方经费委托德国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厂址在广州附近的潖江。该厂原计划的规模可以制造105毫米轻榴弹炮，以及炮弹，引信等配件。机器设备比较新式，在当时中国各兵工厂中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工厂。建厂不久尚未正式投入生产，1935年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这个工厂即由南京兵工署接收，并委派原兵工署技术司司长江杓去当厂长。抗日战争以后日军南犯，广州吃紧，兵工署决定将全厂迁往重庆，在重庆附近长江下游的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里劈山平地重新建厂。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弹夹所，制造炮弹；引信所，制造炮弹引信；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等主体生产单位，以及工具所、铸工所、锻工所、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五十兵工厂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能制造线膛炮的工厂。我从1938年调到五十兵工厂工作后，到1948年离开，共计在该厂工作了10年，一直从事造炮工作。
五十兵工厂的制造能力是按照制造德国制式105榴弹炮而设计的，可是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炮件全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抗战以后国外供应线断绝，国内又无钢铁工业可以提供造炮材料，因此全厂设备停工待料，无事可干，急待寻找出路。乃在全国各军械库内搜集到了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重迫击炮炮管，并将其利用作为原料，设计了一种153毫米口径的重迫击炮，炮架带有缓冲装置，比较新式。又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配成丁一种新的产品。前后生产了大约100多门。这是五十厂的第一种产品。以后内德国运到了一批二七战车防御炮的材料和毛坯，该厂又改为制造三七战防炮。根据毛坯数量共制造了100门。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可提供造炮材料的钢铁厂，找不到较大材料可以利用；乃改成制造60毫米小迫击炮，这对于该厂的设备能力实属大材小用，并且每况愈下。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钢铁工业，则国防工业就成了无米之炊，不能生存下去了。
试验及试制无后座力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空降部队配备了无后座力炮，收到了很大战果。以后美国也开始研制无后座力炮作为射击坦克之用，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武器。
1946年重庆兵工署向美军办事处商洽，邀请美军派人来重庆表演无后座力炮。美军乃由驻琉球岛的部队中派出了几个人携带着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各一门，炮弹若干发来到重庆表演。这次表演的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兵工署的朱风仪负责，而一切表演场地的布置警戒任务交由五十兵工厂负责。五十厂厂长丁天雄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当时选定了在五十厂对江的广阳坝为试验射击场。这是一个已经不用的旧飞机场。根据美军方面准备表演的项目计有：悬挂射击试验、穿甲试验、穿破水泥工事试验等。悬挂射击试验，是把一支步枪和一门57无后座力炮并排悬挂在--个横杆上。先发射步枪，这时步枪由于后座力的作用往后甩出很远，然后往复摆动不停。再发射无后座力炮，这时炮身静止丝毫不动，证明确实没有后座力。穿甲试验时要设立一块4英寸厚的坦克钢板作为靶子。穿破水泥工事试验时，要建造一座厚约1米的水泥墙，上面画出一个射击孔的形状，大约在50米距离外射击，观察其命中精度。这些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定期表演。表演那天来宾很多，每个项目进行得都很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各方都很满意。事后美军方面同意把这两门炮留给兵工署。
这两门无后座力炮决定暂由五十兵工厂保管。我当即对该炮作详细研究，并组织力量将炮和炮弹拆开，测绘图纸，分析材料，准备试制。由于没有炮管材料，只试制了57无后座力炮两门，炮弹若干发。经过试射结果和原炮的技术性能基本相同。1947年兵工署在南京组织各兵工厂表演新式武器。我带着这两门炮前去参加。但以后并未正式批量制造。
（续）
海容”号军舰拆炮记
1937年11月间，我正在江阴要塞安装新要塞重炮。一天，我在88高射炮阵地的山坡上遥望长江，看见有很多艘海运客货轮船顺江下驶。这些海轮都是国营招商局以及私人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所存的船只。在抗日战争之前都行驶在沿海各港口。抗战以后，为了逃避日本海军的袭击，纷纷开进了长江内来避难，这些船厂驶到了要塞下游就都停下来了。由山上远望下游江面，只见船只云集，一字排开，颇为壮观，但却不知意欲何为。第二天我又到山上炮位工作，遥望下游则一只船影都没看见；昨天的船队不知何处去了。当时心中困惑不解。又过一天我由江阴回南京汇报工作，乘的是军政部的差船（即交通船）。上船之后只见满船都是海员，随身都未携带行李，个个面目憔悴，神色张惶，情形极为狼狈。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些客货轮上的海员，据他们说，前些天他们奉到命令，叫他们准备一个月的给养和燃料，等待执行特别任务。不久就要他们把船开到江阴下游停泊待命，前天晚上突然通知他们，全体船员一律离船，不许携带任何物件，并把他们赶上了另外一艘运输舰上，运到了江阴，今天要送他们到南京去。他们的轮船就在当天晚间凿沉江底了。据说这是国民党为了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所采取的堵塞航道的措施。
我乘的差船启航后沿江上驶，看见在江阴江面上停泊着很多国民党海军的军舰，我现在记得的有“宁海”、“平海”两艘姊妹舰，这是抗战以前从日本买来的比较新式的军舰。另外还有一艘大的军舰，“海容”号，以及一些小型舰艇（当时中国的大型军舰有所谓“四海”，即海圻、海琛、海容、海筹，但皆老旧），在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差船到了南京下关码头，我看见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海圻”号，停泊在南京江面。第二天我到兵工署汇报安装要塞炮工作进展情况，接着第三天兵工署又交结我一项新的紧急任务，命令我马上到江阴去，从海军军舰上把大口径海军炮拆下来。原来就在我离开江阴的第二天，大批日本飞机飞到江阴轰炸，目标是停泊在江面上的我国军舰，当时被炸沉炸伤了不少舰只。
最新式的军舰“平海”号被炸沉没江心，“宁海”号被炸伤后开到江边搁浅，大型军舰“海容”号则逃到了上游。由于这些军舰都已老旧不堪，大型军舰的“四海”上连高射武器都没有，不敢出海和日本军舰作战，只能躲在长江以内避难，但也逃脱不了作为轰炸目标的命运。因此军事当局决定也把这批军舰凿沉在江阴附近江面最窄之处（也就是那些客货轮船被凿沉的地方），加强阻塞航道的作用。在这些大型军舰上装的主力大炮还有用处，所以要把大炮拆下来，可以作为要塞炮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到江阴去把尚来炸沉军舰上的大炮拆下来，并且要求立即行动。但是当时谁也不了解江阴方面军舰的情况，也无从着手准备。
我奉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小汽车连夜出发（白天有敌机沿公路扫射），黎明以前到了江阴，即向当地的江防指挥部联系，据指挥部人说，大型军舰只有“海容”号未被炸沉，现已逃到了镇江江面，要到镇江去才能找到它。可巧当时的海军部长陈绍宽赶来江阴视察海军被炸情况，正要返回南京，陈绍宽也知道我的任务，遂即叫我乘他的旗舰“中山”号往上游驶去。
我从留在江阴安装要塞炮的技工中带去了3名，并邀请城塞局的一名德国顾问齐梅曼和他的译员高国淦一同前往。大约上午3点左右“中山”舰起锚开航，从江阴出发，陈绍宽招待我们一行人在船上会议室内闲谈。溯江而上看见“宁海”号军航歪斜搁浅在江边，江面上没再看见其它船只。大约上午11点左右船到了镇江江面，见到“海容”号军舰停在江心。我们下了中山舰乘小汽艇登上了“海容”号，并和舰长见了面。船长姓欧阳，名字记不起了，福建人，他已接到南京的命令，知道了我们来的任务，并且也知道了他的军舰即将凿沉，言下不胜唏嘘。当时有一嫂运输舰停靠在“海容”舰旁，水兵们正在往运输舰上搬运东西，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上上下下乱乱纷纷。舰上左右舷的小口径炮（75毫米口径０都已由舰上的人拆下来了，只剩下头炮和尾炮未拆，这两门都是150毫米口径的海军炮，德国克鲁伯炮厂出品。
由于炮件重量较大，拆卸不方便，舰上的人准备放弃不拆了。但我们来的任务正是要好大饱，如果不把大炮拆下来，任务就算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来时毫无准备，只是赤手空拳，因此首先要向船长进行说服，希望他们配合我们共同把这两门大炮拆下来，因为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只能在技术上出出主意，主要力量还是要依靠舰上人员。由于舰上的起重吊杆只能用重两吨，而最重的炮件重有5吨，超过了吊杆起重能力一倍还多，吊不起来，确是一个现实问题，经由我们几个人商量，得出一个办法，即在船的主桅顶上安上一个滑车，穿过一根纲绳，利用甲板上的起锚机绞盘作为卷扬动力，这样可将最重炮件吊起来，然后由停靠在舰旁的运输舰用它的吊杆从横的方向来拉（起重工人的术语叫“夺”）。这样一点一点把最重炮件移到运输舰上。这个方案拟定之后和舰上人员商量，他们同意这个办法。安置滑车，准备工具等工作都由舰上人来负责，我们则负责拆卸炮件。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准备完毕，开始拆卸吊运工作。那天日本飞机不时到上空侦察骚扰，舰上的人员才挨过炸不久，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警报就乱纷纷地下舱躲避，工作进行颇受影响。
幸好天气阴沉细雨霏霏，敌机未来轰炸。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海圻”号从舰旁下驶，双方互道旗语，据欧阳舰长告诉我说，“海圻”号舰也是驶往江阴下游准备凿沉的，言下大有同命相怜不胜物伤其类之感。“海圻”号上的头尾两门主炮仍在舰上，未被拆下。欧阳舰长对我们说，他是在“海容”舰上从当见习军官开始逐步升为舰长，已在舰上干了20多年。当时那位德国顾问齐梅曼对我说：“我要是这位舰长，我就不下船了”意思是他将随船共沉，以身殉船，这是德国海军的传统作风，舰长是要和本舰共存亡的。中国的这批老旧军舰有的还是清朝遗物，早已陈旧落伍，但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海军军阀却依仗这批力量走私运烟(鸦片)，参加内战，反复云雨，助纣为虐，无恶不作；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仍然维持着这批破旧残货支撑门面，自欺欺人，实际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废物，将他们销毁凿沉本无足惜，但在对敌作战失利，敌军迫近首都之时，不思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和敌人最后一拼的主动攻势，而是被迫凿沉，不免令人伤感耳。拆炮工作照原定方案进行得很顺利，先拆船头主炮，一直拆到午夜才全部拆完，并运到了运输舰上。下一步准备继续再拆船尾主炮。正在这时(约第二天黎明两点左右)舰上接到了南京电报，命令“海容”舰即刻起航开赴江阴下游待命。运输舰随即离开“海容”号他去。拆炮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共只拆下了十五公分海军炮一门，也算是完成了任务，乃和欧阳舰长告别，下了“海容”号，由一艘鱼雷艇把我们送向江阴。第二天我回到南京汇报经过，这件别开生面的拆炮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1939 年我在重庆五十兵工厂任制炮所主任时，这门由“海容"舰上拆下来的十五公分海军炮被运到了五十厂，需要修配补充一批零件。我重睹旧物倍增伤怀。这门炮经五十厂修好之后据说安装在宜昌下游的三斗坪山上要塞，日军进犯宜昌时据说它还打了几炮。果真如此则我当年拆炮时所付出的劳动没有白费，堪以告慰了。
本文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海容”号军舰拆炮记
1937年11月间，我正在江阴要塞安装新要塞重炮。一天，我在88高射炮阵地的山坡上遥望长江，看见有很多艘海运客货轮船顺江下驶。这些海轮都是国营招商局以及私人资本经营的轮船公司所存的船只。在抗日战争之前都行驶在沿海各港口。抗战以后，为了逃避日本海军的袭击，纷纷开进了长江内来避难，这些船厂驶到了要塞下游就都停下来了。由山上远望下游江面，只见船只云集，一字排开，颇为壮观，但却不知意欲何为。第二天我又到山上炮位工作，遥望下游则一只船影都没看见；昨天的船队不知何处去了。当时心中困惑不解。又过一天我由江阴回南京汇报工作，乘的是军政部的差船（即交通船）。上船之后只见满船都是海员，随身都未携带行李，个个面目憔悴，神色张惶，情形极为狼狈。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都是那些客货轮上的海员，据他们说，前些天他们奉到命令，叫他们准备一个月的给养和燃料，等待执行特别任务。不久就要他们把船开到江阴下游停泊待命，前天晚上突然通知他们，全体船员一律离船，不许携带任何物件，并把他们赶上了另外一艘运输舰上，运到了江阴，今天要送他们到南京去。他们的轮船就在当天晚间凿沉江底了。据说这是国民党为了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所采取的堵塞航道的措施。
我乘的差船启航后沿江上驶，看见在江阴江面上停泊着很多国民党海军的军舰，我现在记得的有“宁海”、“平海”两艘姊妹舰，这是抗战以前从日本买来的比较新式的军舰。另外还有一艘大的军舰，“海容”号，以及一些小型舰艇（当时中国的大型军舰有所谓“四海”，即海圻、海琛、海容、海筹，但皆老旧），在当天下午四五点钟差船到了南京下关码头，我看见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海圻”号，停泊在南京江面。第二天我到兵工署汇报安装要塞炮工作进展情况，接着第三天兵工署又交结我一项新的紧急任务，命令我马上到江阴去，从海军军舰上把大口径海军炮拆下来。原来就在我离开江阴的第二天，大批日本飞机飞到江阴轰炸，目标是停泊在江面上的我国军舰，当时被炸沉炸伤了不少舰只。
最新式的军舰“平海”号被炸沉没江心，“宁海”号被炸伤后开到江边搁浅，大型军舰“海容”号则逃到了上游。由于这些军舰都已老旧不堪，大型军舰的“四海”上连高射武器都没有，不敢出海和日本军舰作战，只能躲在长江以内避难，但也逃脱不了作为轰炸目标的命运。因此军事当局决定也把这批军舰凿沉在江阴附近江面最窄之处（也就是那些客货轮船被凿沉的地方），加强阻塞航道的作用。在这些大型军舰上装的主力大炮还有用处，所以要把大炮拆下来，可以作为要塞炮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到江阴去把尚来炸沉军舰上的大炮拆下来，并且要求立即行动。但是当时谁也不了解江阴方面军舰的情况，也无从着手准备。
我奉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小汽车连夜出发（白天有敌机沿公路扫射），黎明以前到了江阴，即向当地的江防指挥部联系，据指挥部人说，大型军舰只有“海容”号未被炸沉，现已逃到了镇江江面，要到镇江去才能找到它。可巧当时的海军部长陈绍宽赶来江阴视察海军被炸情况，正要返回南京，陈绍宽也知道我的任务，遂即叫我乘他的旗舰“中山”号往上游驶去。
我从留在江阴安装要塞炮的技工中带去了3名，并邀请城塞局的一名德国顾问齐梅曼和他的译员高国淦一同前往。大约上午3点左右“中山”舰起锚开航，从江阴出发，陈绍宽招待我们一行人在船上会议室内闲谈。溯江而上看见“宁海”号军航歪斜搁浅在江边，江面上没再看见其它船只。大约上午11点左右船到了镇江江面，见到“海容”号军舰停在江心。我们下了中山舰乘小汽艇登上了“海容”号，并和舰长见了面。船长姓欧阳，名字记不起了，福建人，他已接到南京的命令，知道了我们来的任务，并且也知道了他的军舰即将凿沉，言下不胜唏嘘。当时有一嫂运输舰停靠在“海容”舰旁，水兵们正在往运输舰上搬运东西，都是一些生活用品，上上下下乱乱纷纷。舰上左右舷的小口径炮（75毫米口径０都已由舰上的人拆下来了，只剩下头炮和尾炮未拆，这两门都是150毫米口径的海军炮，德国克鲁伯炮厂出品。
由于炮件重量较大，拆卸不方便，舰上的人准备放弃不拆了。但我们来的任务正是要好大饱，如果不把大炮拆下来，任务就算没有完成，但是我们来时毫无准备，只是赤手空拳，因此首先要向船长进行说服，希望他们配合我们共同把这两门大炮拆下来，因为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只能在技术上出出主意，主要力量还是要依靠舰上人员。由于舰上的起重吊杆只能用重两吨，而最重的炮件重有5吨，超过了吊杆起重能力一倍还多，吊不起来，确是一个现实问题，经由我们几个人商量，得出一个办法，即在船的主桅顶上安上一个滑车，穿过一根纲绳，利用甲板上的起锚机绞盘作为卷扬动力，这样可将最重炮件吊起来，然后由停靠在舰旁的运输舰用它的吊杆从横的方向来拉（起重工人的术语叫“夺”）。这样一点一点把最重炮件移到运输舰上。这个方案拟定之后和舰上人员商量，他们同意这个办法。安置滑车，准备工具等工作都由舰上人来负责，我们则负责拆卸炮件。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准备完毕，开始拆卸吊运工作。那天日本飞机不时到上空侦察骚扰，舰上的人员才挨过炸不久，都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听警报就乱纷纷地下舱躲避，工作进行颇受影响。
幸好天气阴沉细雨霏霏，敌机未来轰炸。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海圻”号从舰旁下驶，双方互道旗语，据欧阳舰长告诉我说，“海圻”号舰也是驶往江阴下游准备凿沉的，言下大有同命相怜不胜物伤其类之感。“海圻”号上的头尾两门主炮仍在舰上，未被拆下。欧阳舰长对我们说，他是在“海容”舰上从当见习军官开始逐步升为舰长，已在舰上干了20多年。当时那位德国顾问齐梅曼对我说：“我要是这位舰长，我就不下船了”意思是他将随船共沉，以身殉船，这是德国海军的传统作风，舰长是要和本舰共存亡的。中国的这批老旧军舰有的还是清朝遗物，早已陈旧落伍，但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海军军阀却依仗这批力量走私运烟(鸦片)，参加内战，反复云雨，助纣为虐，无恶不作；国民党政府成立之后，仍然维持着这批破旧残货支撑门面，自欺欺人，实际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废物，将他们销毁凿沉本无足惜，但在对敌作战失利，敌军迫近首都之时，不思抱着自我牺牲精神，和敌人最后一拼的主动攻势，而是被迫凿沉，不免令人伤感耳。拆炮工作照原定方案进行得很顺利，先拆船头主炮，一直拆到午夜才全部拆完，并运到了运输舰上。下一步准备继续再拆船尾主炮。正在这时(约第二天黎明两点左右)舰上接到了南京电报，命令“海容”舰即刻起航开赴江阴下游待命。运输舰随即离开“海容”号他去。拆炮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共只拆下了十五公分海军炮一门，也算是完成了任务，乃和欧阳舰长告别，下了“海容”号，由一艘鱼雷艇把我们送向江阴。第二天我回到南京汇报经过，这件别开生面的拆炮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1939 年我在重庆五十兵工厂任制炮所主任时，这门由“海容"舰上拆下来的十五公分海军炮被运到了五十厂，需要修配补充一批零件。我重睹旧物倍增伤怀。这门炮经五十厂修好之后据说安装在宜昌下游的三斗坪山上要塞，日军进犯宜昌时据说它还打了几炮。果真如此则我当年拆炮时所付出的劳动没有白费，堪以告慰了。
本文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八百壮士”幸存者：从战士到战俘从未屈服
1937年“8·13”淞沪抗战后期，八百孤军扼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从此“八百壮士”享誉中外。时过境迁，“八百壮士”今安在
？他们撤出战场后，又有哪些曲折悲壮的经历？请听一位叫田际钿的幸存者那鲜为人知的血泪诉说……
-顽皮孤儿，也是热血青年，受训几天就上了火线
我叫田际钿，字有收，民国六年(1917年)腊月二十日出生在湖北省赤壁市(原蒲圻县)中伙铺镇烟墩村，家境贫寒，幼年失学，10岁
左右父母双双病故。
小时候的我很顽皮，还有点飞檐走壁的本领，像小雀儿一样快捷灵敏，于是小伙伴们给我一个绰号“雀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0岁的我在蒲圻城关刘沅记粮食行帮工。这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血气方刚的我心想，国难当头
，在资本家这儿混饭吃没意思，不如去当兵打日本鬼子。于是到了武昌卓刀泉新兵训练处，经过几天的训练，正式编到湖北保安五团。淞沪战争爆发
，我团奉命开赴上海参战。
当时乘坐的是一列货车，为防日机轰炸，火车只能夜间运行，行行停停，七天七夜后才到达上海南翔火车站，接兵部队领着我们经
过一夜急行军进入上海市区，住在火车站大楼，很快团的番号改为陆军第4路军88师524团。
经过5天的休整，师部命令所在团开赴上海闸北，接替兄弟部队上了前线。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敌人
每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经过十天十夜的艰苦战斗，使战线在闸北一线周围胶着，敌人的企图不能得逞。524团胜利地完成了防守任务后，奉命西撤，
我所在营并担负掩护任务。全营五百多名战士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由营长杨瑞符率领于10月23日退守四行仓库。
-800壮士齐高喊：人在仓库在
-我曾抱着炸药包冲进日寇坦克群
四行仓库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所有，位于苏州河北岸，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本与英
美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敌人不敢贸然使用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仓库为七层钢筋水泥大厦，建筑十分坚固，对我们固守有利。战斗编制为四个连，我
所在连有九个班，配有九挺轻机枪。我编在一连二排。进入四行仓库后，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果断地向战士们宣布，“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
存亡！”我们一齐高呼“为保卫大上海，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人在仓库在”。开始三天，敌人尚未发起攻击，我们便利用空隙时间紧张地做战斗准
备，首先是打通各层楼房的隔墙，便于互相串通，接着用仓库内堆存的小麦、玉米构筑外围工事。到第四天即10月27日，敌人开始发起进攻，以坦克
为前导，步兵随后，一次又一次地向阵地猛烈冲击。很快，外围工事被敌坦克摧毁了，我们就退守到楼房内抵抗。我与一连战友一直坚守在三楼。四
连是重机枪连，坚守在一楼。敌人发起冲锋时，我们的轻重机枪一齐怒吼，手榴弹成串地在敌群中开花，打得穷凶极恶的敌人哇哇乱叫，血肉横飞，
尸体遍地，狼狈地败下阵去。
阴险的敌人并没有因失败而放弃攻击的野心，面对着这支英勇善战的中国劲旅，一次次或偷袭或猛攻。我曾不顾自身安危以死相拼
，抱着炸药包冲进坦克群炸毁了一辆敌坦克。有位战士身捆手榴弹，拧开弹盖，拉出导火线跳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
我们营在内缺弹药、外无援兵的艰苦条件下，孤军浴血奋战了四天四夜，四行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不仅使敌军一无所获
，而且予敌以重创。这次战斗中共炸毁敌坦克2辆，重创1辆，毙敌200多人，伤敌不计其数，而我们自己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因为作战有功，一
批战士受到团长谢晋元的嘉奖，我也晋升为上士。
这次战役，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一无所获，眼看不能取胜，一方面用重兵层层围困，使我们不能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
不伤害全营官兵、不予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我们处于孤军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战斗下去，只
得接受停火条件。10月31日深夜，全营官兵向前来接纳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进入公共租界。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我们
便开始了孤军营的艰苦斗争岁月。
-“孤军营”在租界中被软禁，与世隔绝四年多，我当起了织袜工
-“洋警察”用警棍、水龙头、枪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官兵
-谢团长为内奸暗杀
我们幸存的500多名官兵进入租界，在跑马厅休整了两天，租界工部局派了13辆卡车载着我们开往孤军营。战士们虽然个个衣衫褴褛
，但英姿焕发，站在汽车上沿途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呼。卡车开进军营，工部局先就派了三四十名白俄士兵驻孤军营担任警戒，营内四周安装了铁丝
网，只准官兵在营内活动，不准外出，不准与外界接触，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过着囚禁生活。
开始三个多月，饭菜都是由英国人请人做好后送到营内，早晨稀饭，中午、晚上吃米饭加一点萝卜、黄豆。因饭菜做得不好吃，又
不卫生，孤军营便向英国人交涉，根据有关协议，将定量供给的钱米直接给营里，由我们自己打灶做饭，得到同意。孤军营人才济济，泥瓦匠、缝纫
工、做皮鞋的等各方面人才应有尽有。官兵们很快用芦苇搭起了草楼，生产鞋子、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除自用外部分销到上海、四川、新加坡等
地，弥补了生活费的不足。我被安排当织袜工，那期间还学习了两年文化。
在困居孤军营的日子里，谢晋元一再叮嘱我们要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等待时机，重返前线，继续抗日，把侵略者赶出国土。但是
，租界工部局惧怕日本人的淫威，多次阻止我们正当的爱国活动，日伪特务机关千方百计想瓦解孤军营，不断地使用各种伎俩进行破坏。孤军营每天
要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官兵集合在旗杆下，立正敬礼，高唱国歌，让国旗在孤军营上空高高飘扬，列队向前方牺牲的将士默哀。1938年8月的一天，我
们正在升旗，工部局派来大批“洋兵”把营地团团包围，四周站岗的白俄士兵冲进操场抢国旗、砍旗杆。为了保护庄严的国旗，全营官兵在谢晋元的
指挥下，用砖头、酒瓶、菜刀、铁叉做武器与白俄士兵展开了肉搏战。
“洋兵”见状急忙冲进操场用警棍、水龙头对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官兵猛袭，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战士2人，打伤300多人，白俄
巡警打死了两个。傍晚，工部局封锁了孤军营，用卡车将我们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囚禁。事后，孤军营官兵绝食3天以示抗议。由于上海各界人士的声援
和我们激烈的抗争，工部局不得不释放我们，解除对孤军营的封锁，并允许孤军营每逢节日、纪念日升旗，但旗杆截去了一节。
孤军营的不少活动，引起了日军和汪伪汉奸走狗们的记恨。他们千方百计想收买孤军营，多次拉拢谢晋元团长，都遭斥责。他们恼
羞成怒，萌生杀机，从孤军营内部买通以郝精诚为首的一伙败类暗杀了谢晋元等人。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孤军
营还为谢晋元铸造了铜质纪念章，发给官兵佩戴。
(讲到这里，田际钿老人情不自禁唱起那首战歌《八百壮士歌》——“中国国旗不能倒，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歌词虽唱得不是
很顺，但神情很投入。这首战歌60多年前风行全上海，激荡全中国人的热血呀，今天我们听来不由潸然泪下。)
-落入了日寇之手，听说新四军在打听我们的情况，日军很紧张
-海上忍受了48天，我被送到西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服苦役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营地也落入敌手。日军将我们作为战俘抓起来，先送到上海宝山县一
个集中营关了一个半月，后又押往郊区的龙华县。每天天不亮，日军就强迫我们起床，前去挖坑。深坑挖到两三米就有水，泥泞不堪，稍一怠慢要遭
到日军士兵的鞭抽毒打，午饭就在工地上吃些豆腐渣等粗劣的饭食。
孤军营的行踪一直为世人关注。一天，有个日本士兵在工地上发现了一封埋着的信，内容是告诉孤军营的官兵，新四军在打听我们
的下落，准备营救。原来，孤军营里有个清洁工就是新四军通过上海租界工部局打进来的。日军获悉此信后，大为震惊，急忙给孤军营官兵们分发饼
干、面包等食品，要我们收拾行李马上转移。随后，我们被送往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不久，其中12名士兵越狱逃跑，但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
军抓住，日军当即用刺刀将他们全部残忍地刺死。
1942年秋，日军将孤军营一分为二：一部分押往浙江裕溪、杭州等地挖煤或筑路做苦工，另一部分送到西南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上
服苦役。那天，连我在内一共36人被押上了日本的一艘大型军舰。因为怕中国和盟军的飞机轰炸，一般晚上航行，白天停靠码头。军舰共9层，我们被
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军舰在太平洋上共颠簸了48个昼
夜，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颠岛的荒岛上。
-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病了就只有等死。160名中国人两年多后
只剩下38人
上岛后，孤军营的人被拆散，我等12人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共有160名战俘，其中包括新四军、游击队战士。在岛上一起服苦
役的，还有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战俘。在“勤劳队”服苦役的日子里，我们简直是过着非人生活，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
要干十多个小时的笨重劳动，住的是岩洞，瓜薯当餐，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没有医疗条件，如果患病拖不好就眼睁睁等死，经常
看到残忍的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两年多后只剩下38人。3位蒲圻老乡先后死在岛上。
日军经常欺侮中国士兵。一次，有个块头较大的日军上士，看到我身体较瘦弱，便上前叫板：“咱们摔跤，你赢了，这条烟给你米
西米西；我赢了，打你两个耳光。大大的，好不好？”本不想理他，但看到对方气焰嚣张，着实想教训一番，我就点头同意。日本佬猛扑上前，一把
抓住我的肩膀，我就趁势弯腰将手伸向对方裆部，用力一扳，将鬼子兵重重摔倒地上。旁边的中国难友都向我投以钦佩的目光。
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该岛海岸。岛上的中国
战俘得知情况后欢呼雀跃，我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上面的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
1946年12月底，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我们向国民政府呈述了“八百壮士”后来的悲惨遭遇，希望政府能支持我们重上前线。谁知
呈辞递上去，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在上海住了一些时间，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
有什么优待。这时我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我等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
坚决要求解甲归田。
-又穷又是伤，回乡只好“倒插门”
-一生的苦难太多，执意为孙子取名为“靖”
-有人以500元收购谢晋元纪念章，我断然拒绝
-谁能为我找一枚谢团长的纪念邮票？
1947年7月，我脱去一身戎装，带着一身伤痕回到故里。突然回来，儿时的玩伴都已成家立业，见到我都格外的惊诧：“雀儿哥，我
们都认为你早没了，没想到你还在外边荡了这么多年。”话没讲完，我们已相拥而泣。
刚回乡的我讨不起一房亲，只得倒插门去一寡妇家做上门女婿，这时对方已有三个年幼小孩，二女一男。可是，好景不长，女方不
多时染病西去，我很快成了三个孤儿的养父，既当爹又当妈，拉扯三个孩子过了几年。1955年春，好心人牵线，又与隔村小我20岁的王移宝喜结连理
，相亲相爱。不几年，金玉、满秀、银水二女一男相继出世。后来，孙子出世时，我执意要给孙子取名为“田靖”——我一生经历的苦难坎坷太多了
，我希望我的孙辈后人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四清”、“文革”运动接连而来，年过半百的我因国民党军队退役兵的身份而成为冲击对象，家被抄了，某些证件被没收了，只
有那枚谢团长纪念章被秘密珍藏下来，自己也被当做“军痞子”挂牌游行批斗。
曾有人以500元的价格想收购那枚谢晋元纪念章，生活虽然困顿的我拒绝了。我虽然困难，但几百块钱在我眼里不算什么，钱花完了
什么也没了。这枚纪念章一直跟随我到过澳洲，它是我对过去生活的纪念，也是我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30周年，听说台湾当局发行了抗战英烈纪念邮票一套六枚，谢晋元团长作为六英烈之一成为其中一枚邮票的
纪念人物。我晓得这消息后，很希望能有这么一套邮票。可是花了好多精力，没法梦想成真。而今，我一看见珍藏的那枚谢团长纪念章，便无法不追
忆起那段血与火的战争岁月……
摘自－新浪网
看到这些历史真是令人。
惨烈的淞沪会战：几乎一天要消耗一个师
抗战中，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淞沪会战是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会战之一。中日双方近百万兵力参战，而中国军队伤亡官兵竟达33.35万余人，“几乎一天要消耗一个师！”
今任江津市台联常务副会长、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老人，正是这场血肉会战的亲历者、幸存者之一。陈老是江津德感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还曾参加襄河冬季攻势等大战役，后随印缅远征军赴云南参战。1980年进入江津市政协工作至今。
6月10日，在江津几江镇滨江路一栋简易楼房里，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时而满腔义愤，时而泣不成声，回忆起68年前那场无法磨灭的血火记忆———淞沪会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陈老谈起淞沪会战，“我们装备不如日军，我方空军只有250架飞机，敌机有3000多架。在上海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还有4艘航空母舰，100多条军舰。”
陈怀礼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也是淞沪战役的主力军之一，战前3万余官兵，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陈怀礼当时在税警总团政治训练处任职，他至今对1937年11月1日残酷异常的苏州河战斗记忆犹新。
“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受到中国守军沉重打击后，又依靠增援部队再度发动进攻。苏州河两岸枪炮齐鸣，50多米宽的河面被燃烧的烈火烧红了！”
“入夜，日军在周家桥一带架浮桥偷渡，与驻守的军税警总团激战。总团长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反击，敌军炮火异常猛烈，掩护步兵渡河，阵地被日军突破。天色渐渐发白，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岸，双方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血流成河！”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税警总团阵亡2000多人，当天天降大雨，战场血水、雨水汇流成河。”陈老说，国民党将领黄维曾用“一寸河山一寸血”来形容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啊！
抗战中，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淞沪会战是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会战之一。中日双方近百万兵力参战，而中国军队伤亡官兵竟达33.35万余人，“几乎一天要消耗一个师！”
今任江津市台联常务副会长、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老人，正是这场血肉会战的亲历者、幸存者之一。陈老是江津德感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十六期，还曾参加襄河冬季攻势等大战役，后随印缅远征军赴云南参战。1980年进入江津市政协工作至今。
6月10日，在江津几江镇滨江路一栋简易楼房里，已90岁高龄的陈怀礼时而满腔义愤，时而泣不成声，回忆起68年前那场无法磨灭的血火记忆———淞沪会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陈老谈起淞沪会战，“我们装备不如日军，我方空军只有250架飞机，敌机有3000多架。在上海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还有4艘航空母舰，100多条军舰。”
陈怀礼所在的国民党税警总团，也是淞沪战役的主力军之一，战前3万余官兵，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战场变成了大熔炉，中国军队填进去就熔化了！每天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小时就死了一半。”
陈怀礼当时在税警总团政治训练处任职，他至今对1937年11月1日残酷异常的苏州河战斗记忆犹新。
“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受到中国守军沉重打击后，又依靠增援部队再度发动进攻。苏州河两岸枪炮齐鸣，50多米宽的河面被燃烧的烈火烧红了！”
“入夜，日军在周家桥一带架浮桥偷渡，与驻守的军税警总团激战。总团长黄杰亲自到前线指挥反击，敌军炮火异常猛烈，掩护步兵渡河，阵地被日军突破。天色渐渐发白，日军增援部队不断登岸，双方巷战，逐屋争夺，几度肉搏，血流成河！”
“战斗持续一天一夜，税警总团阵亡2000多人，当天天降大雨，战场血水、雨水汇流成河。”陈老说，国民党将领黄维曾用“一寸河山一寸血”来形容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啊！
国军将领亲述：南京下关溃败的惨状
博客：阿道夫二世 - [查看博客原文] - 时间：2009-04-28 17:43
野史传说,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36师不肯开门，按计划这些部队应该是从正面突围的（事实证明正面突围生存几率反而比较大..）
人越来越多，还有南京老百姓也不停地跟着撤退的部队向挹江门涌，于是人越来越多，甚至发生了踩踏事件，于是求生心切的士兵就开始冲击36师的防线，两边开火，互扔手榴弹...后来貌似36师被自己人打死了很多..
更惨的在后面，挹江门终于打开了，所有人都往门里挤，这时候就是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尸体走过，许多伤病员和老百姓就是这样被踩死在挹江门...更恐怖的是后面的军队向前面的人群里扔手榴弹，炸出一条血路之后再往外冲..当时挹江门尸体堆积成山有一米多高（南京大屠杀死亡人口中国之所以和国外计算的之间有偏差，有一部分就是这里自相残杀死的人也被算进去了）
当时抢到了船的那些人，以为自己终于脱险，结果对岸胡宗南的军队接到了命令，看见南边过来的船就开始扫射...于是又死了一批人.....而像谢承瑞(教导总队第一旅二团上校团长)这样杀敌无数身负重伤的抗日英雄，居然就被活活踩死在挹江门！
宋希濂(作者当时系第七十八军军长兼第三十六师师长)：
。。。。。。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敌军，穿过其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时四十五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谈到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的少，因而就发生了许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的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第八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刘斐：
。。。。。。。。。。。。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而是退入挹江门，造成极度混乱，使许多人在城门洞内丧生或淹殁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既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
当时，有些部队长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一走了事。所以到13日敌人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殁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像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
李荩萱（当时系一〇三师政训处处长）：
。。。。。。我们到富贵山时，才知道会议不开了，桂永清也不知去向。戴之奇大发脾气，打电话给各团长，命令本师向下关突围，过长江到浦口。我和戴之奇此时已无法乘车回部队了，由中山路通往下关的路上已被各师的官兵堵塞，人群在慢慢蠕动，即使步行也很困难。
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下关码头，那里已找不到一只船，只好沿长江而上。在距下关几华里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一个停泊着的木排，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中。我们和十多个士兵跳上木排向下关码头漂去。当到达下关码头附近时，遭到岸上官兵的射击，一个士兵被打伤，木排只好靠岸。我们一靠岸，岸上一些官兵就纷纷跳上木排，由于人太多，木排沉下水去，不少人随江流漂走。。。。。。。。。。
王耀武（当时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
。。。。。。。。。我即令第一五一旅到八卦骤附近绑扎木排过江，第一五三旅及师直属部队至下关设法渡江，过江后到滁州车站附近集结。我下达命令后，即率领部人员经城内中山路向挹江门前进，途中遇到第三十六师的部队阻止各部队向下关撤退，并不断地开枪射击，子弹由头顶上空飕飕飞过。向挹江门行进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形，有的主张与该师对打；有的说，没有叫敌人打死，而被自己的部队打死了，那才冤枉。我看无法由马路通过，又怕耽搁时间多了过不了江，就绕道向挹江门走去。在行进中不断听到爆炸政府各部建筑物的声音，马嘶人嚷，伤兵叫喊，乱腾到极点。各部队遗弃的伤兵很多，其中勉强能行者，也柱着棍子向下关前进，一面走一面骂。曾听伤兵骂着说：“你们都逃了，把我们甩到这里，叫日军杀害，真令人伤心！他妈的，早知如此，谁肯打仗。”我到了挹江门，看到城门只开了一扇，人多门，极为拥挤，甚至有被挤倒踩死的；有一辆马车挤翻在地下；人们光顾逃命，宁肯踩着马越过车而去，也没有人将倒在城门下妨碍行走的马和车拉开。
、
我出了挹江门，走到下关江边，看到各码头上的人很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江里只有极少数的船只；无船的部队见船就抢，也有互相争船或木排而开枪的；有的利用一块门板或一根圆木而横渡长江的；有的看到过江无望而化装隐藏在老百姓家里的。我无船过江，正着急时，遇到军部张副官，他急忙对我说：“军长和冯圣法等都已过江了，军长见到战事失利，早派人在浦口预备好了一只小火轮，这只火轮每次可以装三百多人，叫我接你和部队。”我即带着一部分人上船过江，同时立即加派师部副官主任赵汝汉带着一部分武装兵，协同军部张副官接运第七十四军的官兵。经一夜接运及自行设法过来的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至十三日天亮，敌人的兵舰已在下关八卦洲的江面上横冲直闯，来往睃巡，并用炮向我利用船只、木排、门板、圆木等渡江的官兵射击。被敌炮火及敌舰撞翻淹死的很多。十三日南京全部被日军占领，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周振强（当时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
。。。。。。十二日晚十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关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去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五时到总指挥不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这时总指挥部的电话已不通。旅部参谋马连桂报告说，第八十八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并有小股敌人攻进了城，第八十八师部队很混乱；又看到粤军邓龙光部队都出了太平门。我当即赶到富贵山总队部，召集部分官兵告知当前情况，并商议决定：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同粤军邓龙光部一起突围；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率本团到下关煤炭港、燕子矶之间准备渡河器材，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率本团占领煤炭港之线担任掩护；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秦士铨率本团为后卫；从十二时开始逐次由阵地撤退，留一部占领紫金山的天堡城为掩护阵地，其余部队向煤炭港、燕子矶览方向撤退，设法渡江。我于是日夜一时率总队部特务营约百余人，京尧化门到了煤炭港，即指挥队部渡江，并指定滁县为集中地点。十三日上午十二时才用木排渡江，下午二时到达八卦洲对面北岸时，敌舰已突破乌龙山长江封锁线，亲眼看到渡江的我军官兵在下关一带江面遭到敌舰敌机的射击和冲撞，因而死在江中的约有三四千人，情况极凄惨，目不忍睹。。。。。。。。
杜聿明
被断送的德国战车连
十二月十二日，中华门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溃退，战车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车连长见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军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舶渡江。到下关后，见仅有几艘小火轮皆被第三十六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车装上，又向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货轮；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轮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送战车渡江。双方经过激烈争执，因小火轮上第三十六师的官兵较多，强迫将绳索砍断。载运战车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搁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险逃回。这一连战车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两个真正的英雄
保卫南京战役，虽然战前既无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以致全军覆没，丧失了抗日部队的元气。可是其间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英勇儿子，激于爱国义愤，作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车中，一辆战车中的两个战士中的一个(记不起姓名)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车被敌人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车就往后跑。他俩看到敌人的轻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坏车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在战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敌人第一线部队来清扫战场，搜查战车，冒然直驱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四时前后，看见敌人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议这是狙击敌人的最好机会。“他妈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敌人也非常顽强，立刻散开，前铺后拥地向战车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这一大队敌人仅有步兵武器，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就这样地战斗到黄昏以后，敌人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车乘夜撤退。他俩离开战车不远，敌人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脱离敌人逃回。
当这个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以上的情况时，我只在口头上称赞了他的英勇杀敌行为。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军在昆仑歼灭敌人中村正雄所部将近一个旅团之后，在虏获的文件《皇风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现日军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战士才是真正的勇士。我急忙再找出这个战士时，才知道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牺牲了。这两个英勇的战士，实在是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地与日军单独作战，创造出当时预想不到的奇迹。他们真是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好儿子！
他是个身材瘦小，举止儒雅，沉默寡言的老人。年近百岁的他是早期中国空军的佼佼者，曾经东渡太平洋赴美深造，然后向东飞越驼峰，绕行地球一圈
回到祖国。鲜有人知道他曾参加过著名的滇缅公路保卫战，亲历过东京大审判。
他叫尹士悦，离休前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昨天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纪念日，面对如今的钓鱼岛争端，98岁的他显得格外愤怒，“我们决不能让
他们的阴谋得逞”。回忆过去，他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中国抗日的点点滴滴。
尹士悦1914年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76年前，他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后来放弃做文官的机会，主动要求担任空军轰炸员，但在国民党撤离大陆时
，悄悄脱下军装，躲进一家汽车修理厂。
9月12日，在西北工业大学一间员工宿舍里，尹士悦讲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历史。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人名、地名和具体的时间都能够脱口而出。
近来，从电视上看到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争端，老人显得格外愤怒：“日本从一百多年前就欺负中国，当年侵华战争最后以战犯身份站在被告席上
接受审判，如今狼子野心不死，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九一八”事变后
他沦为流亡学生，和哥哥一起参加军训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那天晚上，尹士悦所在的东北大学附中刚刚结束
一个演讲会。闻知日本人炸了南满铁路，同学和老师群情激愤，有同学提出像印度甘地那样抵制日货，用“软”方法抗日；有的同学主张用武力抗日，
因为那时在东北有很多日本侨民和军队。
“从前，沙俄占领了东北，日本鬼子把沙俄打跑了，东北就沦落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在‘918’之前就有很多日本移民和驻军。”尹士悦说。
“918”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迁到北京，尹士悦和上大学的哥哥成为流亡学生，跟哥哥在一起军训，聆听过校长张学良的训话。
1935年年初，尹士悦考取了山东齐鲁大学化学系。入学第二年，航校招生，他被录取。
1936年9月5日，他到位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报到。按照要求，空军学员必须在陆军学校特设的空军伍生营学习一年军事知识。“当时我被分配到
三连二排一班，营长叫李仕奇，连长叫曹舜生，排长叫张博，班长叫肖振戈。”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到南京之后，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7”事变后，空军伍生营迁到南昌梅岭军事基地，继续进行陆军训练直到1937年年末。
1938年年初开始，尹士悦先后在广西柳州和云南昆明学习飞行，两年后前方需要领航和轰炸员，尹士悦又被安排到“侦炸班”学习，结业时被留校，拟
委任做教育副官。但尹士悦认为好男儿就应该奔赴抗日最前线，于是主动请示去空军部队，成了一名轰炸员。
蒸饺吃了个半饱 饿着肚子轰炸日军机场
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1938年修建的滇缅公路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国外购买运送战略物资的唯一通道。日本便在中缅边境
附近修建机场，驻扎大量兵力，妄图掐断这条生命线。1942年5月2日清晨，尹士悦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前往缅甸腊戎轰炸被日军占领的机场和军火库。
因为急于起飞，当天早上厨房准备的蒸饺大家只吃了个半饱。当时他们驾驶的是苏制CBⅢ型轰炸机，航速慢，从昆明到腊戎往返飞行需要六个小时，而
昆明机场又没有夜航设备，因此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昆明。尹士悦说，他们饿着肚子完成了轰炸任务。
尹老说，执行任务的有9架CBⅢ型轰炸机，另外，美国飞虎队的8架P-40型战斗机做掩护。“我们这些年轻的空军战斗队员，个个都抱着为国牺牲的决心
，打起仗来无所顾忌。一想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大家的心中充满复仇的火焰，豁出去跟鬼子拼啦！”尹士悦说，这是他第
一次与日本鬼子真枪实弹地战斗。
1997年8月14日，《中国青年报》题为《814空战：抗日不死鸟》的报道中提及了这次轰炸行动：“张彪的第一次空战经历是轰炸日本人占领的缅甸腊戎
机场，他当时飞的是苏联造的轰炸机CBⅢ，同机负责轰炸的是中学和航校的同学尹士悦……”
在尹老收存的一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中记载：“1942年5月2日我CBⅢ飞机9架由美P-40飞机8架掩护，由昆明出动轰炸缅甸腊戎敌机场，敌
被炸起火，机场被破坏。高度2000米，载弹：50kg×6枚×9架=54枚弹，全部安返保山、昆明。”
他敬重的飞行队长让日本遭受有史以来第一次外国军机的空袭
但战争终归是残酷的。1942年秋，尹士悦的大队长佟彦博在的一次飞行中失事遇难，年仅33岁。佟彦博也是东北人，早年从东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投身
于空军，航校第三期学员。
佟彦博是尹士悦眼中的英雄，不仅仅因为佟曾担任蒋介石专机驾驶员，更因为他早在1938年就曾驾轰炸机远征日本，和战友实施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
遭受外国军机“空袭”的行动，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纸片轰炸”，亦称“人道远征”行动。尹老说，那次行动也是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跨境“远
征”。
1938年5月19日子夜时分，宁波栎社机场停机坪上的两架马丁B-10B型轰炸机呼啸着腾空而起，向八百多公里外的日本本土飞去。
据当时《大公报》报道，20日凌晨2时45分许，机组飞临日本九州岛沿海。“我机突低飞海面，略事侦察。是际，数艘敌舰似有所觉，慌乱以探照灯照
射。我机轻移翼身，于敌舰迷离不清半信半疑中”，已直飞抵长崎上空。徐焕升队长率先环绕一周，侦明情势，然后指挥调整编队，鱼贯低飞；机上那
些憋足了劲的空投手，纷纷“乘这地面街灯明晰，以最迅速的动作，向通衢小港遍撒传单”；随即，朝着九州岛北部的佐贺、福岗、久留米等城市挺进
了。此次空袭前后散发传单总数不下百万份，传单上用日文清晰地印着中国军民对日本强盗的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
弹，尔再戒之！”
5月23日，周恩来、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亲赴武汉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政治部，向空中的勇士们赠送了锦旗。佟彦博心潮起伏，饱含热泪
接过了锦旗，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个大字，周恩来说：“你是英雄，抗日英雄，爱国的英雄……”
旁听东京审判顾不得听内容，只在看那些战犯
1943年8月中旬，尹士悦被选为第二批赴美进修深造的学员起程赴美，学习并接受B—24重型轰炸机，先是乘飞机到印度，然后乘船经澳大利亚东渡太平
洋，历时35天到达美国洛杉矶。
历时20个月系统学习后，1945年5月3日，他们由美国东北部的帮哥机场出发，经百慕大群岛、卡萨布兰卡、突尼斯城、开罗、伊朗海港城市阿巴丹抵达
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此时接到国内传来的命令，让他们在卡拉奇原地待命，暂不回国。直到9月下旬才接到命令，他们驾机飞越驼峰降落在四川彭山机
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
1946年5月16日，空军第八飞行大队33中队队长通知他说，本月20日要飞往日本东京，担任一次重要的运输任务。5月18日接到命令，全机组人员从大场
机场乘车前往上海江湾机场航空站，“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送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公审。”
5月20日上午9时，代表团团长、国民党陆军中将朱世明及其随行人员十余人来到大场机场，登上B-24重型轰炸机。机组由5人组成，钱祖伦担任正驾驶
员，尹士悦担任领航员。
后来尹士悦得知，有记者问朱世明，为何不坐客机而坐军用轰炸机？朱回答说，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
，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显示国威军威。
经过6小时的飞行后，轰炸机平稳地降落在东京西南郊的厚木机场。这是美军登陆时修建的机场，设施十分简陋，跑道是用漏孔钢板铺设而成，飞机起
降时钢板发出哗啦的响声，震耳欲聋。
5月23日，机组5人随着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庭审。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亦即东条英机发
号施令之处。法庭布置如同剧院，法官席与战犯席遥遥相对，大厅中央设有辩护律师席，听审席在两侧，座位并不多，但都配有耳机可以选择不同语种
的同声传译。
开庭时，我国法官梅汝敖坐在法官席位中央，与他同坐一排的还有美国、苏联、英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官。28名战犯由美军宪兵押进
法庭，他们并没有戴刑具，依次入座。土肥原、南次郎、东条英机等人在最前排，重光葵、松井石根、本庄繁、冈村宁次、广田弘毅、板垣等人坐在后
排。重光葵的腿有病，拄着拐杖。
当天的旁听只有两个多小时，尹士悦顾不得听内容，他就只在看那些战犯。尹士悦注意到，坐在前排中间的东条英机中等身材，面容黄瘦，戴着一副眼
镜，留着一撮小胡须，头戴耳机仔细听审，还不时地做笔记。而南次郎留着长胡须，闭目养神，故作镇静，摆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
“看着这些战犯个个犹如丧家之犬，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万万没想到，当年逞凶作恶、不可一世的自己落得如此可耻的下场。”尹士悦说。
飞越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变焦黑废墟
几天后，尹士悦所在的机组回国。当时大家都想看看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情况。经请示上司同意，尹士悦根据返航路程和飞机的耗油量，选定的
回国航线是：东京-广岛-长崎-南京。
1945年8月6日早，为了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行为，同时也是迫使日本迅速投降，美军派遣一架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
小男孩”的原子弹。广岛市的建筑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人当日死亡。8月9日，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
长崎市多半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
6月2日上午9时，B-24轰炸机从日本厚木机场起飞，按预定的航线先向广岛飞去。来到广岛上空，看到整个城市被原子弹轰炸后已经面目全非，留下的
是一片片焦黑的废墟，只有三条河流依旧穿过城市流向大海。据说原先广岛大部分都是木制建筑，被炸后这里成了火海，所有建筑就这样变成了一堆堆
焦炭。离开广岛后他们又飞到长崎。长崎市一部分在山沟里，一部分在海边。在山窝里的那部分因为有山的阻挡，所以受原子弹冲击波的影响较海边那
部分稍小，而且长崎市钢筋水泥建筑物很多，遭受破坏的程度较广岛稍稍轻一点。
“当时的飞行高度大约6000公尺，都是通过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我们飞的飞机是轰炸机，除了有机枪还有照相机。”尹老说起67年前的经历，那神
情仿佛还历历在目。
因为有了这次飞行日本的经验，1946年7月2日，他被临时“借调”到32中队担任领航员，再次飞往日本东京，这次的空运任务是送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
赴任。这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9周年的日子，中国军事代表团特意选择这个日子在驻日馆址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当中国国旗高高飘扬在日本东京上
空时，尹士悦的热血沸腾起来。“我们在这一天能站在那里举行升旗仪式，这是一个多么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啊！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和执行这项历史性任
务的一名成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尹老说。
尹士悦个人简历
◎1936年9月5日，投笔从戎，入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伍生营；
◎1937年年末，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进航校学习飞行；
◎1941年5月，空军航校举办侦察轰炸班(简称侦炸班)，被录取到侦炸班学习；◎1942年5月2日，赴缅甸腊戎轰炸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任领航兼轰炸员
；
◎1943年10月-1945年5月，赴美国接收30架轰炸机并学习飞行领航；
◎1946年5月23日，在日本东京旁听东京大审判；
◎1948年冬，逃离国民党空军，藏匿在上海；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华东航空参谋处第六科；
◎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防空司令部警教科任教；
◎1952年10月，调到华东军区空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编写领航学讲义；1954年10月转业到南京华东航空学院任《机械制图》教员；
◎1955年，随华东航空学院迁往西安，学校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暑假，高等教育部有意将西安航空学院与西北工学院合并，成为“西北工
业大学”。此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直到离休。
回到祖国。鲜有人知道他曾参加过著名的滇缅公路保卫战，亲历过东京大审判。
他叫尹士悦，离休前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昨天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纪念日，面对如今的钓鱼岛争端，98岁的他显得格外愤怒，“我们决不能让
他们的阴谋得逞”。回忆过去，他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了中国抗日的点点滴滴。
尹士悦1914年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76年前，他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后来放弃做文官的机会，主动要求担任空军轰炸员，但在国民党撤离大陆时
，悄悄脱下军装，躲进一家汽车修理厂。
9月12日，在西北工业大学一间员工宿舍里，尹士悦讲述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历史。思维清晰，记忆力惊人，人名、地名和具体的时间都能够脱口而出。
近来，从电视上看到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争端，老人显得格外愤怒：“日本从一百多年前就欺负中国，当年侵华战争最后以战犯身份站在被告席上
接受审判，如今狼子野心不死，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九一八”事变后
他沦为流亡学生，和哥哥一起参加军训
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那天晚上，尹士悦所在的东北大学附中刚刚结束
一个演讲会。闻知日本人炸了南满铁路，同学和老师群情激愤，有同学提出像印度甘地那样抵制日货，用“软”方法抗日；有的同学主张用武力抗日，
因为那时在东北有很多日本侨民和军队。
“从前，沙俄占领了东北，日本鬼子把沙俄打跑了，东北就沦落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在‘918’之前就有很多日本移民和驻军。”尹士悦说。
“918”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迁到北京，尹士悦和上大学的哥哥成为流亡学生，跟哥哥在一起军训，聆听过校长张学良的训话。
1935年年初，尹士悦考取了山东齐鲁大学化学系。入学第二年，航校招生，他被录取。
1936年9月5日，他到位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报到。按照要求，空军学员必须在陆军学校特设的空军伍生营学习一年军事知识。“当时我被分配到
三连二排一班，营长叫李仕奇，连长叫曹舜生，排长叫张博，班长叫肖振戈。”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黄埔军校由广州迁到南京之后，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7”事变后，空军伍生营迁到南昌梅岭军事基地，继续进行陆军训练直到1937年年末。
1938年年初开始，尹士悦先后在广西柳州和云南昆明学习飞行，两年后前方需要领航和轰炸员，尹士悦又被安排到“侦炸班”学习，结业时被留校，拟
委任做教育副官。但尹士悦认为好男儿就应该奔赴抗日最前线，于是主动请示去空军部队，成了一名轰炸员。
蒸饺吃了个半饱 饿着肚子轰炸日军机场
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1938年修建的滇缅公路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国外购买运送战略物资的唯一通道。日本便在中缅边境
附近修建机场，驻扎大量兵力，妄图掐断这条生命线。1942年5月2日清晨，尹士悦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前往缅甸腊戎轰炸被日军占领的机场和军火库。
因为急于起飞，当天早上厨房准备的蒸饺大家只吃了个半饱。当时他们驾驶的是苏制CBⅢ型轰炸机，航速慢，从昆明到腊戎往返飞行需要六个小时，而
昆明机场又没有夜航设备，因此必须在天黑以前回到昆明。尹士悦说，他们饿着肚子完成了轰炸任务。
尹老说，执行任务的有9架CBⅢ型轰炸机，另外，美国飞虎队的8架P-40型战斗机做掩护。“我们这些年轻的空军战斗队员，个个都抱着为国牺牲的决心
，打起仗来无所顾忌。一想到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大家的心中充满复仇的火焰，豁出去跟鬼子拼啦！”尹士悦说，这是他第
一次与日本鬼子真枪实弹地战斗。
1997年8月14日，《中国青年报》题为《814空战：抗日不死鸟》的报道中提及了这次轰炸行动：“张彪的第一次空战经历是轰炸日本人占领的缅甸腊戎
机场，他当时飞的是苏联造的轰炸机CBⅢ，同机负责轰炸的是中学和航校的同学尹士悦……”
在尹老收存的一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中记载：“1942年5月2日我CBⅢ飞机9架由美P-40飞机8架掩护，由昆明出动轰炸缅甸腊戎敌机场，敌
被炸起火，机场被破坏。高度2000米，载弹：50kg×6枚×9架=54枚弹，全部安返保山、昆明。”
他敬重的飞行队长让日本遭受有史以来第一次外国军机的空袭
但战争终归是残酷的。1942年秋，尹士悦的大队长佟彦博在的一次飞行中失事遇难，年仅33岁。佟彦博也是东北人，早年从东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投身
于空军，航校第三期学员。
佟彦博是尹士悦眼中的英雄，不仅仅因为佟曾担任蒋介石专机驾驶员，更因为他早在1938年就曾驾轰炸机远征日本，和战友实施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
遭受外国军机“空袭”的行动，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纸片轰炸”，亦称“人道远征”行动。尹老说，那次行动也是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跨境“远
征”。
1938年5月19日子夜时分，宁波栎社机场停机坪上的两架马丁B-10B型轰炸机呼啸着腾空而起，向八百多公里外的日本本土飞去。
据当时《大公报》报道，20日凌晨2时45分许，机组飞临日本九州岛沿海。“我机突低飞海面，略事侦察。是际，数艘敌舰似有所觉，慌乱以探照灯照
射。我机轻移翼身，于敌舰迷离不清半信半疑中”，已直飞抵长崎上空。徐焕升队长率先环绕一周，侦明情势，然后指挥调整编队，鱼贯低飞；机上那
些憋足了劲的空投手，纷纷“乘这地面街灯明晰，以最迅速的动作，向通衢小港遍撒传单”；随即，朝着九州岛北部的佐贺、福岗、久留米等城市挺进
了。此次空袭前后散发传单总数不下百万份，传单上用日文清晰地印着中国军民对日本强盗的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
弹，尔再戒之！”
5月23日，周恩来、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亲赴武汉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政治部，向空中的勇士们赠送了锦旗。佟彦博心潮起伏，饱含热泪
接过了锦旗，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八个大字，周恩来说：“你是英雄，抗日英雄，爱国的英雄……”
旁听东京审判顾不得听内容，只在看那些战犯
1943年8月中旬，尹士悦被选为第二批赴美进修深造的学员起程赴美，学习并接受B—24重型轰炸机，先是乘飞机到印度，然后乘船经澳大利亚东渡太平
洋，历时35天到达美国洛杉矶。
历时20个月系统学习后，1945年5月3日，他们由美国东北部的帮哥机场出发，经百慕大群岛、卡萨布兰卡、突尼斯城、开罗、伊朗海港城市阿巴丹抵达
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此时接到国内传来的命令，让他们在卡拉奇原地待命，暂不回国。直到9月下旬才接到命令，他们驾机飞越驼峰降落在四川彭山机
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
1946年5月16日，空军第八飞行大队33中队队长通知他说，本月20日要飞往日本东京，担任一次重要的运输任务。5月18日接到命令，全机组人员从大场
机场乘车前往上海江湾机场航空站，“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送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公审。”
5月20日上午9时，代表团团长、国民党陆军中将朱世明及其随行人员十余人来到大场机场，登上B-24重型轰炸机。机组由5人组成，钱祖伦担任正驾驶
员，尹士悦担任领航员。
后来尹士悦得知，有记者问朱世明，为何不坐客机而坐军用轰炸机？朱回答说，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去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除不携带炸弹外
，机关炮是不能拆卸的，以显示国威军威。
经过6小时的飞行后，轰炸机平稳地降落在东京西南郊的厚木机场。这是美军登陆时修建的机场，设施十分简陋，跑道是用漏孔钢板铺设而成，飞机起
降时钢板发出哗啦的响声，震耳欲聋。
5月23日，机组5人随着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庭审。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亦即东条英机发
号施令之处。法庭布置如同剧院，法官席与战犯席遥遥相对，大厅中央设有辩护律师席，听审席在两侧，座位并不多，但都配有耳机可以选择不同语种
的同声传译。
开庭时，我国法官梅汝敖坐在法官席位中央，与他同坐一排的还有美国、苏联、英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官。28名战犯由美军宪兵押进
法庭，他们并没有戴刑具，依次入座。土肥原、南次郎、东条英机等人在最前排，重光葵、松井石根、本庄繁、冈村宁次、广田弘毅、板垣等人坐在后
排。重光葵的腿有病，拄着拐杖。
当天的旁听只有两个多小时，尹士悦顾不得听内容，他就只在看那些战犯。尹士悦注意到，坐在前排中间的东条英机中等身材，面容黄瘦，戴着一副眼
镜，留着一撮小胡须，头戴耳机仔细听审，还不时地做笔记。而南次郎留着长胡须，闭目养神，故作镇静，摆出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
“看着这些战犯个个犹如丧家之犬，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万万没想到，当年逞凶作恶、不可一世的自己落得如此可耻的下场。”尹士悦说。
飞越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变焦黑废墟
几天后，尹士悦所在的机组回国。当时大家都想看看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情况。经请示上司同意，尹士悦根据返航路程和飞机的耗油量，选定的
回国航线是：东京-广岛-长崎-南京。
1945年8月6日早，为了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行为，同时也是迫使日本迅速投降，美军派遣一架B-29轰炸机飞临日本广岛市区上空，投下一颗代号为“
小男孩”的原子弹。广岛市的建筑化为废墟，三分之一的人当日死亡。8月9日，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
长崎市多半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
6月2日上午9时，B-24轰炸机从日本厚木机场起飞，按预定的航线先向广岛飞去。来到广岛上空，看到整个城市被原子弹轰炸后已经面目全非，留下的
是一片片焦黑的废墟，只有三条河流依旧穿过城市流向大海。据说原先广岛大部分都是木制建筑，被炸后这里成了火海，所有建筑就这样变成了一堆堆
焦炭。离开广岛后他们又飞到长崎。长崎市一部分在山沟里，一部分在海边。在山窝里的那部分因为有山的阻挡，所以受原子弹冲击波的影响较海边那
部分稍小，而且长崎市钢筋水泥建筑物很多，遭受破坏的程度较广岛稍稍轻一点。
“当时的飞行高度大约6000公尺，都是通过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我们飞的飞机是轰炸机，除了有机枪还有照相机。”尹老说起67年前的经历，那神
情仿佛还历历在目。
因为有了这次飞行日本的经验，1946年7月2日，他被临时“借调”到32中队担任领航员，再次飞往日本东京，这次的空运任务是送我国驻日军事代表团
赴任。这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9周年的日子，中国军事代表团特意选择这个日子在驻日馆址举行了升国旗仪式。当中国国旗高高飘扬在日本东京上
空时，尹士悦的热血沸腾起来。“我们在这一天能站在那里举行升旗仪式，这是一个多么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啊！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和执行这项历史性任
务的一名成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尹老说。
尹士悦个人简历
◎1936年9月5日，投笔从戎，入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伍生营；
◎1937年年末，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期满，进航校学习飞行；
◎1941年5月，空军航校举办侦察轰炸班(简称侦炸班)，被录取到侦炸班学习；◎1942年5月2日，赴缅甸腊戎轰炸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任领航兼轰炸员
；
◎1943年10月-1945年5月，赴美国接收30架轰炸机并学习飞行领航；
◎1946年5月23日，在日本东京旁听东京大审判；
◎1948年冬，逃离国民党空军，藏匿在上海；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华东航空参谋处第六科；
◎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防空司令部警教科任教；
◎1952年10月，调到华东军区空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编写领航学讲义；1954年10月转业到南京华东航空学院任《机械制图》教员；
◎1955年，随华东航空学院迁往西安，学校改名为“西安航空学院”。1957年暑假，高等教育部有意将西安航空学院与西北工学院合并，成为“西北工
业大学”。此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