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二战老兵回忆录之日本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23:20
历史内幕--日本军人的凶残缘何而起--非人训练
http://news.163.com/2004w05/12549/2004w05_1084275783615.html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惟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做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奠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以下是读者来信
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举手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大场满子，47岁，主妇，琦玉县）
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淡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田丁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土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伊藤真治63岁退休教师岐阜县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幸而，召集解除，没打过仗就退伍了。如果召集没有解除，上了战场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脊背发凉。美其名曰“壮烈牺牲”的军人之中，在冲锋时被从后面飞来的仇恨的子弹击中的，大概不在少数。战争这种异常心理状态，使得诸如此类的疯狂行为到处发生，见惯不惊。（渡边克己，73岁，退休，大分市）
思想犯成了老兵体罚的靶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是小学教师，因为抵抗军国主义教育，挺身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逮捕。他被取消只服短期兵役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参加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间隔还不到五年时间，就作为现役兵，又一次被扔进了军队。老兵和下士官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高个子的新兵，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个施暴欺侮的好对象，毫无防备地落到这里来了。更何况他还是思想犯、非国民。老兵们肯定估计到，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他就不得不忍受老兵们日复一日的折磨。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捏死千人针(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流行给出征士兵送千人针，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上的虱子。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像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
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土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稻永仁，74岁，退休，中学教师，佐世保市）
我心中埋藏至今的秘密
昭和17年10月，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62部队服役，接到命令，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签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讲述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者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黑乎乎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安放遗骨的余裕也没有，只能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盒，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边浸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
伺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的英灵不安。于是，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干对不对?我至今不能决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留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受遗骨的战友已经在)中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和泉彻，66岁，退休，地方公务员，别府市）
我打过补充兵
”乌鸦还有不叫唤的时候，熊井可没有不挨打的时候。”后来一块儿当兵的伙伴都是这么说我，因为挨打，我的左耳至今失聪，既然我有这么个名声，当我在前线升为一等兵和上等兵时，老兵们啧有烦言，也就理所当然了。接着，第二年我又当上了专管训练新兵的上等兵。于是我要求自己，第一不打人，第二不让他们偷东西。我已经体验到，打人没有教育的效果，当兵的就算挨了打，也完全记不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被谁打。
偷盗在军队被叫做“补充缺额”，而受到夸奖。在军队里，缺额物品非靠偷盗不能补充。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许偷东西。”一次，宿营演习以后回营，有人申诉：“我的便鞋丢了。”于是我带着这个兵，把每个班的便鞋都集中起来检查，在相邻一个班发现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便鞋。
”谁偷的？老实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用这便鞋打你们全班。”但是谁也不说。我一边祈祷“谁出来阻止就好了”，一边开始用那双便鞋殴打士兵。最后，那个班的上等兵出头请求别打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讨厌那个班负责训练新兵的兵长而迁怒于补充兵，那个家伙老是对新兵吹牛说“当兵有窍门”，教导他们”军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等等。这件事作为我军旅生涯的悲惨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熊井雅男，67岁，原上等兵）
东京挨打260回
我的军旅生涯，一言以蔽就是训练和挨打。起床，可以说就是训练。老兵手持竹刀，站在三角形营房的入口处，盯着我们，超过规定时间的，毫不留情地“砰”地打过来。点名以后回营房整理内务。时不时的，老兵们故意把床单、柜子里整理好的衣服倒腾得到处都是，还跟我们说刚发生过地震。碰到这样的日子，早饭赶不上吃一半儿，就得出发训练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兵营的情况也就了解了：老兵就是神，老兵闲下来就不知干什么好。虽说真正教育性的惩罚也有，但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执行惩罚之前，先得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然后命令我们排成一排，咬紧牙齿，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我们。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系佩剑的皮带和皮靴筒用尽力抽打的。打得我们额头上汗津津的，几乎到了人体忍耐的极限。
也有侮辱人格的惩罚，老兵在一边看笑话，这已成惯例，而且还要当作“老兵的恩情”。我自问：为什么要执行这些没来由的惩罚措施?因为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组织，而战争，无非是杀人和被杀。以人类的平常心，是无法杀人的。所以，要用无理由的残酷惩罚，把人改造得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我曾暗暗发誓永不忘记我的经历，记得我一共挨打260回。（坂田毅，62岁，退休，江津市）
受命赴死的青年的想法
20年了月，我作为陆军振武特攻队员，驾着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一一没有任何武器装备，机身唏哩哗啦作响，只带了250公斤炸弹一一在不知何时会接到出击命令的情况下，疏散到南九州机场。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红薯田，我们吧飞机隐蔽在田里。
克拉蒙轰炸机来袭击机场了。在50米高度超低空飞行，用机关枪哒哒地扫射。我趴在地上，扭过头去看，可以看到飞行员的半个身子，没穿衣服，大红脸。这家伙真可恨!到底什么时候才命令出击?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敌人已近在眼前。出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非得早做打算。没错儿，最后就那么干吧！出击的命令一来，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起飞，看准机会，不让同机的人发现，偷偷关上燃料箱的节门。这样一来，没有燃料，不在海面迫降也不行。不管怎么样，手脚横是得废掉一两只，可人能活下来。我讨厌冲锋陷阵。太可怕了。完全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根据什么理由做出决定，就被划成特攻队员去送死，这绝对不行。我要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也得活下去。
这就是当时26岁的我的想法。直到战败，出击的命令始终没有来。（中田和成，68岁，无业，盐尻市）
(摘自《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历史内幕--日本军人的凶残缘何而起--非人训练
http://news.163.com/2004w05/12549/2004w05_1084275783615.html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惟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做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奠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以下是读者来信
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举手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大场满子，47岁，主妇，琦玉县）
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淡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田丁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土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伊藤真治63岁退休教师岐阜县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幸而，召集解除，没打过仗就退伍了。如果召集没有解除，上了战场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脊背发凉。美其名曰“壮烈牺牲”的军人之中，在冲锋时被从后面飞来的仇恨的子弹击中的，大概不在少数。战争这种异常心理状态，使得诸如此类的疯狂行为到处发生，见惯不惊。（渡边克己，73岁，退休，大分市）
思想犯成了老兵体罚的靶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是小学教师，因为抵抗军国主义教育，挺身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逮捕。他被取消只服短期兵役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参加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间隔还不到五年时间，就作为现役兵，又一次被扔进了军队。老兵和下士官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高个子的新兵，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个施暴欺侮的好对象，毫无防备地落到这里来了。更何况他还是思想犯、非国民。老兵们肯定估计到，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他就不得不忍受老兵们日复一日的折磨。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捏死千人针(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流行给出征士兵送千人针，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上的虱子。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像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
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土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稻永仁，74岁，退休，中学教师，佐世保市）
我心中埋藏至今的秘密
昭和17年10月，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62部队服役，接到命令，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签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讲述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者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黑乎乎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安放遗骨的余裕也没有，只能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盒，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边浸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
伺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的英灵不安。于是，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干对不对?我至今不能决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留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受遗骨的战友已经在)中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和泉彻，66岁，退休，地方公务员，别府市）
我打过补充兵
”乌鸦还有不叫唤的时候，熊井可没有不挨打的时候。”后来一块儿当兵的伙伴都是这么说我，因为挨打，我的左耳至今失聪，既然我有这么个名声，当我在前线升为一等兵和上等兵时，老兵们啧有烦言，也就理所当然了。接着，第二年我又当上了专管训练新兵的上等兵。于是我要求自己，第一不打人，第二不让他们偷东西。我已经体验到，打人没有教育的效果，当兵的就算挨了打，也完全记不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被谁打。
偷盗在军队被叫做“补充缺额”，而受到夸奖。在军队里，缺额物品非靠偷盗不能补充。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许偷东西。”一次，宿营演习以后回营，有人申诉：“我的便鞋丢了。”于是我带着这个兵，把每个班的便鞋都集中起来检查，在相邻一个班发现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便鞋。
”谁偷的？老实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用这便鞋打你们全班。”但是谁也不说。我一边祈祷“谁出来阻止就好了”，一边开始用那双便鞋殴打士兵。最后，那个班的上等兵出头请求别打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讨厌那个班负责训练新兵的兵长而迁怒于补充兵，那个家伙老是对新兵吹牛说“当兵有窍门”，教导他们”军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等等。这件事作为我军旅生涯的悲惨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熊井雅男，67岁，原上等兵）
东京挨打260回
我的军旅生涯，一言以蔽就是训练和挨打。起床，可以说就是训练。老兵手持竹刀，站在三角形营房的入口处，盯着我们，超过规定时间的，毫不留情地“砰”地打过来。点名以后回营房整理内务。时不时的，老兵们故意把床单、柜子里整理好的衣服倒腾得到处都是，还跟我们说刚发生过地震。碰到这样的日子，早饭赶不上吃一半儿，就得出发训练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兵营的情况也就了解了：老兵就是神，老兵闲下来就不知干什么好。虽说真正教育性的惩罚也有，但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执行惩罚之前，先得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然后命令我们排成一排，咬紧牙齿，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我们。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系佩剑的皮带和皮靴筒用尽力抽打的。打得我们额头上汗津津的，几乎到了人体忍耐的极限。
也有侮辱人格的惩罚，老兵在一边看笑话，这已成惯例，而且还要当作“老兵的恩情”。我自问：为什么要执行这些没来由的惩罚措施?因为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组织，而战争，无非是杀人和被杀。以人类的平常心，是无法杀人的。所以，要用无理由的残酷惩罚，把人改造得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我曾暗暗发誓永不忘记我的经历，记得我一共挨打260回。（坂田毅，62岁，退休，江津市）
受命赴死的青年的想法
20年了月，我作为陆军振武特攻队员，驾着九九式高等练习机一一没有任何武器装备，机身唏哩哗啦作响，只带了250公斤炸弹一一在不知何时会接到出击命令的情况下，疏散到南九州机场。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红薯田，我们吧飞机隐蔽在田里。
克拉蒙轰炸机来袭击机场了。在50米高度超低空飞行，用机关枪哒哒地扫射。我趴在地上，扭过头去看，可以看到飞行员的半个身子，没穿衣服，大红脸。这家伙真可恨!到底什么时候才命令出击?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敌人已近在眼前。出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非得早做打算。没错儿，最后就那么干吧！出击的命令一来，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起飞，看准机会，不让同机的人发现，偷偷关上燃料箱的节门。这样一来，没有燃料，不在海面迫降也不行。不管怎么样，手脚横是得废掉一两只，可人能活下来。我讨厌冲锋陷阵。太可怕了。完全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根据什么理由做出决定，就被划成特攻队员去送死，这绝对不行。我要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也得活下去。
这就是当时26岁的我的想法。直到战败，出击的命令始终没有来。（中田和成，68岁，无业，盐尻市）
(摘自《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一个日本军人眼里的中国军人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
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木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XX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XX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边上站的，都是我们关东军士兵。他死后，我们用木头扎成担架把他从山上抬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将军的照片。
金井：“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当时我们关东军士兵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阵亡的杨将军抬下山。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日军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腹腔----严密封锁了几个月，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吃什么呢？当我们的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胃时不由得惊呆住了，里面全是没消化的树皮和草根。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让就近的关东军部队都来看，强迫附近的中国居民来看，押送监狱里的中国人来看，告诉他们：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告诉他们：抗日联军已经被消灭了，只有服从日本军当顺民才是唯一出路！但我总感觉杨将军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他作为抗日军人的形象已经植根于中国国民和我们日本土兵的心中。”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新京就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的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30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在苏联俘虏营，有一次苏联军队官兵检查我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耳光，然后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我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苏联军人又给我一个耳光，还给我照片。我不明白他怎么总打人呀。
“当时关东军发下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庆祝胜利--终于消灭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可我当时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一直很沉重。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我们在吉林、间岛、通化，组成‘三省联合讨伐队’围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000人。当时，我们日军和满洲国军为了‘治安维持’砍伐森林，把山地开出自动车道路，这样我们关东军就可以坐在卡车上机动迁回了。由于机动力的增强，抗日联军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范围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为了分清游击队和一般居民，把可能帮助抗日联军的村民全部强制转移，把村与村之间全部钉上栅栏，派军警守备，让弹尽粮绝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孤军苦战。我们关东军还派人对杨靖宇软硬兼施，可他硬不投降。1940年2月，我们关东军终于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死的杨总司令从山上抬了下来。有这样的将军，有这样不屈服的精神，我们要统治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谈何容易！”
金井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
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木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XX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XX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边上站的，都是我们关东军士兵。他死后，我们用木头扎成担架把他从山上抬了下来。”我第一次看到杨将军的照片。
金井：“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当时我们关东军士兵用木杠子扎成担架，把阵亡的杨将军抬下山。遵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们日军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腹腔----严密封锁了几个月，冰天雪地，弹尽粮绝，东北抗日联军的将士们吃什么呢？当我们的军医切开杨将军的胃时不由得惊呆住了，里面全是没消化的树皮和草根。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让就近的关东军部队都来看，强迫附近的中国居民来看，押送监狱里的中国人来看，告诉他们：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告诉他们：抗日联军已经被消灭了，只有服从日本军当顺民才是唯一出路！但我总感觉杨将军的影响力反而更大了，他作为抗日军人的形象已经植根于中国国民和我们日本土兵的心中。”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新京就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的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3000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在苏联俘虏营，有一次苏联军队官兵检查我的背包时，不问青红皂白先给我一个耳光，然后问：‘这是谁？是不是日本军人？’我回答：‘这位是中国人，是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听了这话苏联军人又给我一个耳光，还给我照片。我不明白他怎么总打人呀。
“当时关东军发下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为了庆祝胜利--终于消灭了杨靖宇的抗日联军，可我当时看着这张照片心里一直很沉重。当时我们关东军和满洲国军加上警察大队共2万5千人围杨靖宇的部队，时间是1939年10月至1943年3月。我们在吉林、间岛、通化，组成‘三省联合讨伐队’围杨靖宇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000人。当时，我们日军和满洲国军为了‘治安维持’砍伐森林，把山地开出自动车道路，这样我们关东军就可以坐在卡车上机动迁回了。由于机动力的增强，抗日联军可以利用的自然屏障范围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是东北抗日联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为了分清游击队和一般居民，把可能帮助抗日联军的村民全部强制转移，把村与村之间全部钉上栅栏，派军警守备，让弹尽粮绝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孤军苦战。我们关东军还派人对杨靖宇软硬兼施，可他硬不投降。1940年2月，我们关东军终于把战斗到最后一刻而死的杨总司令从山上抬了下来。有这样的将军，有这样不屈服的精神，我们要统治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谈何容易！”
金井动情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
这已经是老文章了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了吧，这些愿意反思的日本人有的已经太老了，有的已经死去了，有的迫于各种形式不想再说了。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 （日） 酒井三郎
这是一部描写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飞行员战斗经历的自传体的小说。通过该书身历其境的描述，读者可以了解在四十年前那场残酷战争中，日本和盟国的飞行员是怎样渡过那艰难岁月的。作者酒井三郎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幸存者中的第一号王牌飞行员，他个人曾完成200次战斗任务，击落64架敌机。帮助他写成这部书的另外两名作者：马丁·克登是美国著名作家，弗雷德·佐藤是日本共同社记者。全书约18万字，由美国矮脚鸡出版公司1978年5月用英文出版。
1933年3月31日，十六岁的我成了佐世保海军基地的一名新水兵。佐世保在我家东面约五十英里。新的、可怕的训练生活开始了，这真象一场恶梦
，幸亏哺育我的武士道精神帮忙，使我忍辱负重，渡过难关。
我们在海军受到的粗野的训练，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简直难以理解和无法相信。假如海军士官们认为有必要罚人的话，他们对手下的新
兵严惩起来决不会犹豫片刻。每当我犯了点纪律，或是在训练中发生了错误，往往一个士官从屋里把拖出来。
“向墙站着！弯腰！新酒井！”士官咆哮着，“我这样做不是恨你，而是爱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好水手。弯下去！”说罢，他举起一块大木板子
，使尽全身力气，对我撅起的屁股，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不停的抽打，痛之入骨，除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别无选择。有时，我数到四
十大板时就痛得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倒下去不省人事，也不会逃过继续挨打。士官会向昏倒在地上的我，浇上一桶冷水，大喊大叫地把我弄醒，要
我象原来的样子站好，尔后，继续执行他的“纪律”，直到他满意，直到他觉得我不会重犯类似错误为止。新兵们竭力不让自己的同伴犯过多的错误
，因为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人挨揍，那么其余五十名新兵都得受顿毒打。这么一顿打之后，要想在床上躺一下都不行。还有，当我们挨板子时，是从来
都不许痛快地哼一声的。一个人受了“家长式的纪律”，哎哟哎哟地叫苦叫痛，那就不管他是谁，要么被乱脚踢一顿，要么从屋里拖出去再打再打一
次。
很明显，那样的处罚对士官先生们来讲，并不过瘾。他们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是彻头彻尾的暴君。这些人，多数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似乎命中
注定他们这一辈子是个士官头衔，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吓唬新兵，如对待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些人看作虐待狂、野兽、坏种。
六个月难以想象的严格训练，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驯服的牛。我们从不敢过问命令或怀疑上司。除了雷厉风行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外，不敢干任何
其它的事。我们是些只知服从，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新兵集训包括体育锻炼文化学习和军事操演。那挥舞的木棍令人颤抖，那疼痛的屁股和表紫的皮肤，叫人坐卧不得。
经过新兵训练，我不再是几年前离开穷乡僻壤、在东京的学堂里称王称霸的那个雄心勃勃热情洋溢的少年了。我认识到，对长官只能唯命是从，
个人的自尊心已丧失殆尽。不过，无论是在训练期间还是在以后日子里，一提起那些残暴的士官，我就怒火中烧。
完成陆上训练后，我被分配到战列舰“桐岛”号上去当见习水手。海上生活也够受的。
1935年，我成功地通过了海军炮校紧张的入学考试。六个月后，我升为正式水手，并再度分配到海上服役。这回是在战列舰“春野”号主炮塔当
名十六英寸炮炮手。
真是时来运转，在“春野”号上没干几个月，我就被提升为下士，成了一名未授正式军衔的军官。
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陆军和海军。两大司令部均有自己的飞行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空军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从未被人考虑过。
三十年代中期，所有海军飞行员都在东京东北五十英里的土埔海军航空党校受训。该校学生有三种人：一是从日本西部江岛海军学院毕业的少尉
；二是服现役的士官；三是自愿以一个学生驾驶员开始他们海军生活的十来岁青少年。
日本与美国全面交战后，日本海军就拚命扩建飞行训练设施，试图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战斗机驾驶员。然而，1937年时，这种大批训练驾驶员的观
念还没形成。驾驶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全国，只有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才有希望被考虑。土浦飞行学校只收少量申请者。1937年，我提出申请。驾
驶班的七十名成员是从一千五百多个有希望的应试者中选出的。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七十名受中士官的名单上时，真是欢喜若狂。
土埔训练紧靠一个大湖，并与一机场相邻。机场有两条跑道，一条长3000码，另一条长2200码。机库能放几百架飞机，机场里总是忙忙碌碌的。
说实在的，我对等待我去执行的、海军的每一项新训练计划都很吃惊。几乎一踏进这所新学校的门，我就感到，以前在海军所接受的训练，简直
不足挂齿。我惊讶地看到，佐世保海军基地的训练规矩与土埔的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而那个海军炮校恐怕得说象这航空学校旁边的一所幼儿园了
。
“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必须永远保持英勇顽强的精神。”这是上格斗课时，体育教官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在土埔这地方，我们要向你们灌输东
西，不然，你们就成不了一名海军驾驶员”他不失时机的向我们显示他那“英勇顽强”的思想，是怎样灌到头脑中去的。他从我们之中随便选两名学
生格斗，只有胜利者才被允许离开垫子。
如果一个对手在这场重要比赛中失败，他就没这么幸运，他留在垫子上，准备同另一名受训驾驶员交锋。假如他再次失败，那么还是不能离开垫
子。每盘格斗都要猛烈摔打，弄得人精疲力尽，常常身带伤痕。如果必要，他得与里其他六十九个学生各格斗一次，最后若能站起身来，就被认为还
可以，但时间不会太久。第二天，他又要一个一个地格斗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不然，就会被校方赶走。
由于受训人都不愿因这堂课被开除，所以格斗起来非常激烈。学生们常常被打得失去知觉，然而，这并不能使他们从这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科目
中幸免。他们往往被几桶凉水浇醒后，再弄到垫子上去。
地面基础科目训练一个月后，我们便开始上飞行基础课。飞行课在上午进行，室内课和其它课在下午上。餐餐后，自习两小时，尔后熄灯。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们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训练科目要求全部完成。一个受训者对规章制度稍有触犯，就可能被撵走，因为海军驾驶员
被认为是全海军和整个武装力量的精华，一个个应当完美无缺。十个月训练还没完成，原先七十名学生就在四十五名被开除出校。教官们并不搞我们
以前经受那种体罚，但校方因学生一点点小过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开除，这实在比那种野蛮的打骂更可怕。
“剔除莠草”的原则被严格的格守着，直到我们毕业前夕也没放松。毕业那天，一个保留下来的学生被开除了。他为了庆祝自己的“毕业”，进
了土埔城里一家“限制以外”的酒吧间，被一支巡逻队发现。这方面，他实在太在成熟。一回到宿舍，他就被命令去教官办会室。为了认错，他跪在
教官面前，但毫无用处。
教官们认为，他犯了两条不可饶恕的错误。第一，这是每个驾驶员都知道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决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在飞行前的那天晚上
喝洒。因为，我们将在次日编队通过机场，这是毕业训练的一部分。第二，这条很普通，但也很厉害，无论哪个海军人员只要进了标有“限制以外”
的地方一律被开除。土埔的体育训练在日本算得上是最严厉的。有一种很讨厌的障碍课，要求我们去爬那高高的铁杆。爬到杆子顶部后，只能用一只
手把自己吊起。无论谁，只要他悬吊自己身体的时间少于十分钟，就会遭到一顿迅速的脚踢。挨完揍，又得赶快爬那铁杆。这堂课结束时，那些没被
开除的学生，能用一只手吊上十五至二十分钟。
帝国海军的每个士兵都要求会水。大多数学生来自山区，这些旱鸭子从未在水里泡过。训练办法很简单，就是用根绳子把他们的腰捆住后往海里
一扔。要么，他们游上来；要么他们沉下去。今天，三十九岁的我，身带着弹片，在三十四秒钟内还能游五十米远。每个学生均要求潜游五十米以上
，在水下要呆九十秒钟，普通人用点劲，可以在四五十秒钟内不呼吸，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够的。我自己在水下的记录是二分十秒。
为了改善平衡官能和有助于以后驾驶战斗机作各种特技动作，我们上了几百次俯冲课。注重俯冲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官们认为我们在教室学
的理论太多，所以命令我们从一个高塔上向硬邦邦的地面俯冲！在空中，人要翻要三个斤斗才站到地上，稍有闪失，就没命了。特技是体育课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教官制定的各项要求都得完成，否则，就会被开除。双手走路被认为是小伎俩，我们得用头来平衡自己。开始能顶五分钟，然后十分
钟，最后，不少学生能坚持十五分钟以上。我后来可用头来平衡自己的身体达二十分钟以上。这时，同伴们会点上好几支雪茄塞到我嘴里。
当然啦，这种马戏团的动作不仅仅是体育训练上的需要，它使我们有了一种惊人的平衡能力和四肢协调的体格。这些在以后的年月里，均有救生
的价值。
土埔航空学校的学生，视力都特别好，好的视力对一个驾驶员来讲，自然是最起码的条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练习自己的视力，学会一眨眼功夫
就能识别过距离目标。总之，我们所具备的各种技能都应优于敌方战斗机驾驶员。
我们训练的一方面就是在大白天找星星。这不是个办法，想超常人的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教官们硬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好
多码以外发现一架战斗机，并不比在白天找到一颗星星更容易。首先发现敌人并进入最有利的攻击位置，也就占有了绝对优势，战而胜之。经过一次
又一次的实践，渐渐地，我们都成了找星星的能手。往往越找越多。每当我们看到一颗特殊的星星，就记住它的位置，然后把视线猛向九十度方向移
开，随即又回过来，看看自己能否立即找到。我们这些战斗机驾驶员，是干过这种玩意儿的。
对于千一发生死攸关的空战不熟悉的人来说，这种特殊训练似乎没有必要，但我个人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高。我知道，在我与敌人的二百多
次空战中，除了两次小错外，我从未遭到过敌战斗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损失过我的任何一个僚机。
在土埔受训时，我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寻求缩短反应时间、提高动作准确性的方法。其中，我们喜欢的一种方法是用双手抓住机翼在空中飞。
用手抓着机翼飞，看起来一来愚蠢可笑，但这技能对于在狭窄的战斗机座舱里迅速而准确地操作，是必不可少的。
没料到提高动作反映时效，对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帮助，一次，我们有四个人坐在一辆时速为六十英里汽车中，在一条窄路上行驶，突然卡车失去
控制，冲过了土堤，那四个人象一个人一样，“哔”地把全部车门打开，从车里跳出来，他们除擦破一点儿皮，撞青几块肉外，没一人受重伤，而那
辆汽车却摔得稀烂。
这是一部描写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海军飞行员战斗经历的自传体的小说。通过该书身历其境的描述，读者可以了解在四十年前那场残酷战争中，日本和盟国的飞行员是怎样渡过那艰难岁月的。作者酒井三郎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幸存者中的第一号王牌飞行员，他个人曾完成200次战斗任务，击落64架敌机。帮助他写成这部书的另外两名作者：马丁·克登是美国著名作家，弗雷德·佐藤是日本共同社记者。全书约18万字，由美国矮脚鸡出版公司1978年5月用英文出版。
1933年3月31日，十六岁的我成了佐世保海军基地的一名新水兵。佐世保在我家东面约五十英里。新的、可怕的训练生活开始了，这真象一场恶梦
，幸亏哺育我的武士道精神帮忙，使我忍辱负重，渡过难关。
我们在海军受到的粗野的训练，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简直难以理解和无法相信。假如海军士官们认为有必要罚人的话，他们对手下的新
兵严惩起来决不会犹豫片刻。每当我犯了点纪律，或是在训练中发生了错误，往往一个士官从屋里把拖出来。
“向墙站着！弯腰！新酒井！”士官咆哮着，“我这样做不是恨你，而是爱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好水手。弯下去！”说罢，他举起一块大木板子
，使尽全身力气，对我撅起的屁股，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不停的抽打，痛之入骨，除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别无选择。有时，我数到四
十大板时就痛得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倒下去不省人事，也不会逃过继续挨打。士官会向昏倒在地上的我，浇上一桶冷水，大喊大叫地把我弄醒，要
我象原来的样子站好，尔后，继续执行他的“纪律”，直到他满意，直到他觉得我不会重犯类似错误为止。新兵们竭力不让自己的同伴犯过多的错误
，因为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人挨揍，那么其余五十名新兵都得受顿毒打。这么一顿打之后，要想在床上躺一下都不行。还有，当我们挨板子时，是从来
都不许痛快地哼一声的。一个人受了“家长式的纪律”，哎哟哎哟地叫苦叫痛，那就不管他是谁，要么被乱脚踢一顿，要么从屋里拖出去再打再打一
次。
很明显，那样的处罚对士官先生们来讲，并不过瘾。他们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是彻头彻尾的暴君。这些人，多数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似乎命中
注定他们这一辈子是个士官头衔，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吓唬新兵，如对待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些人看作虐待狂、野兽、坏种。
六个月难以想象的严格训练，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驯服的牛。我们从不敢过问命令或怀疑上司。除了雷厉风行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外，不敢干任何
其它的事。我们是些只知服从，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新兵集训包括体育锻炼文化学习和军事操演。那挥舞的木棍令人颤抖，那疼痛的屁股和表紫的皮肤，叫人坐卧不得。
经过新兵训练，我不再是几年前离开穷乡僻壤、在东京的学堂里称王称霸的那个雄心勃勃热情洋溢的少年了。我认识到，对长官只能唯命是从，
个人的自尊心已丧失殆尽。不过，无论是在训练期间还是在以后日子里，一提起那些残暴的士官，我就怒火中烧。
完成陆上训练后，我被分配到战列舰“桐岛”号上去当见习水手。海上生活也够受的。
1935年，我成功地通过了海军炮校紧张的入学考试。六个月后，我升为正式水手，并再度分配到海上服役。这回是在战列舰“春野”号主炮塔当
名十六英寸炮炮手。
真是时来运转，在“春野”号上没干几个月，我就被提升为下士，成了一名未授正式军衔的军官。
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陆军和海军。两大司令部均有自己的飞行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空军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从未被人考虑过。
三十年代中期，所有海军飞行员都在东京东北五十英里的土埔海军航空党校受训。该校学生有三种人：一是从日本西部江岛海军学院毕业的少尉
；二是服现役的士官；三是自愿以一个学生驾驶员开始他们海军生活的十来岁青少年。
日本与美国全面交战后，日本海军就拚命扩建飞行训练设施，试图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战斗机驾驶员。然而，1937年时，这种大批训练驾驶员的观
念还没形成。驾驶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全国，只有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才有希望被考虑。土浦飞行学校只收少量申请者。1937年，我提出申请。驾
驶班的七十名成员是从一千五百多个有希望的应试者中选出的。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七十名受中士官的名单上时，真是欢喜若狂。
土埔训练紧靠一个大湖，并与一机场相邻。机场有两条跑道，一条长3000码，另一条长2200码。机库能放几百架飞机，机场里总是忙忙碌碌的。
说实在的，我对等待我去执行的、海军的每一项新训练计划都很吃惊。几乎一踏进这所新学校的门，我就感到，以前在海军所接受的训练，简直
不足挂齿。我惊讶地看到，佐世保海军基地的训练规矩与土埔的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而那个海军炮校恐怕得说象这航空学校旁边的一所幼儿园了
。
“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必须永远保持英勇顽强的精神。”这是上格斗课时，体育教官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在土埔这地方，我们要向你们灌输东
西，不然，你们就成不了一名海军驾驶员”他不失时机的向我们显示他那“英勇顽强”的思想，是怎样灌到头脑中去的。他从我们之中随便选两名学
生格斗，只有胜利者才被允许离开垫子。
如果一个对手在这场重要比赛中失败，他就没这么幸运，他留在垫子上，准备同另一名受训驾驶员交锋。假如他再次失败，那么还是不能离开垫
子。每盘格斗都要猛烈摔打，弄得人精疲力尽，常常身带伤痕。如果必要，他得与里其他六十九个学生各格斗一次，最后若能站起身来，就被认为还
可以，但时间不会太久。第二天，他又要一个一个地格斗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不然，就会被校方赶走。
由于受训人都不愿因这堂课被开除，所以格斗起来非常激烈。学生们常常被打得失去知觉，然而，这并不能使他们从这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科目
中幸免。他们往往被几桶凉水浇醒后，再弄到垫子上去。
地面基础科目训练一个月后，我们便开始上飞行基础课。飞行课在上午进行，室内课和其它课在下午上。餐餐后，自习两小时，尔后熄灯。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们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训练科目要求全部完成。一个受训者对规章制度稍有触犯，就可能被撵走，因为海军驾驶员
被认为是全海军和整个武装力量的精华，一个个应当完美无缺。十个月训练还没完成，原先七十名学生就在四十五名被开除出校。教官们并不搞我们
以前经受那种体罚，但校方因学生一点点小过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开除，这实在比那种野蛮的打骂更可怕。
“剔除莠草”的原则被严格的格守着，直到我们毕业前夕也没放松。毕业那天，一个保留下来的学生被开除了。他为了庆祝自己的“毕业”，进
了土埔城里一家“限制以外”的酒吧间，被一支巡逻队发现。这方面，他实在太在成熟。一回到宿舍，他就被命令去教官办会室。为了认错，他跪在
教官面前，但毫无用处。
教官们认为，他犯了两条不可饶恕的错误。第一，这是每个驾驶员都知道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决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在飞行前的那天晚上
喝洒。因为，我们将在次日编队通过机场，这是毕业训练的一部分。第二，这条很普通，但也很厉害，无论哪个海军人员只要进了标有“限制以外”
的地方一律被开除。土埔的体育训练在日本算得上是最严厉的。有一种很讨厌的障碍课，要求我们去爬那高高的铁杆。爬到杆子顶部后，只能用一只
手把自己吊起。无论谁，只要他悬吊自己身体的时间少于十分钟，就会遭到一顿迅速的脚踢。挨完揍，又得赶快爬那铁杆。这堂课结束时，那些没被
开除的学生，能用一只手吊上十五至二十分钟。
帝国海军的每个士兵都要求会水。大多数学生来自山区，这些旱鸭子从未在水里泡过。训练办法很简单，就是用根绳子把他们的腰捆住后往海里
一扔。要么，他们游上来；要么他们沉下去。今天，三十九岁的我，身带着弹片，在三十四秒钟内还能游五十米远。每个学生均要求潜游五十米以上
，在水下要呆九十秒钟，普通人用点劲，可以在四五十秒钟内不呼吸，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够的。我自己在水下的记录是二分十秒。
为了改善平衡官能和有助于以后驾驶战斗机作各种特技动作，我们上了几百次俯冲课。注重俯冲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官们认为我们在教室学
的理论太多，所以命令我们从一个高塔上向硬邦邦的地面俯冲！在空中，人要翻要三个斤斗才站到地上，稍有闪失，就没命了。特技是体育课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教官制定的各项要求都得完成，否则，就会被开除。双手走路被认为是小伎俩，我们得用头来平衡自己。开始能顶五分钟，然后十分
钟，最后，不少学生能坚持十五分钟以上。我后来可用头来平衡自己的身体达二十分钟以上。这时，同伴们会点上好几支雪茄塞到我嘴里。
当然啦，这种马戏团的动作不仅仅是体育训练上的需要，它使我们有了一种惊人的平衡能力和四肢协调的体格。这些在以后的年月里，均有救生
的价值。
土埔航空学校的学生，视力都特别好，好的视力对一个驾驶员来讲，自然是最起码的条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练习自己的视力，学会一眨眼功夫
就能识别过距离目标。总之，我们所具备的各种技能都应优于敌方战斗机驾驶员。
我们训练的一方面就是在大白天找星星。这不是个办法，想超常人的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教官们硬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好
多码以外发现一架战斗机，并不比在白天找到一颗星星更容易。首先发现敌人并进入最有利的攻击位置，也就占有了绝对优势，战而胜之。经过一次
又一次的实践，渐渐地，我们都成了找星星的能手。往往越找越多。每当我们看到一颗特殊的星星，就记住它的位置，然后把视线猛向九十度方向移
开，随即又回过来，看看自己能否立即找到。我们这些战斗机驾驶员，是干过这种玩意儿的。
对于千一发生死攸关的空战不熟悉的人来说，这种特殊训练似乎没有必要，但我个人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高。我知道，在我与敌人的二百多
次空战中，除了两次小错外，我从未遭到过敌战斗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损失过我的任何一个僚机。
在土埔受训时，我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寻求缩短反应时间、提高动作准确性的方法。其中，我们喜欢的一种方法是用双手抓住机翼在空中飞。
用手抓着机翼飞，看起来一来愚蠢可笑，但这技能对于在狭窄的战斗机座舱里迅速而准确地操作，是必不可少的。
没料到提高动作反映时效，对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帮助，一次，我们有四个人坐在一辆时速为六十英里汽车中，在一条窄路上行驶，突然卡车失去
控制，冲过了土堤，那四个人象一个人一样，“哔”地把全部车门打开，从车里跳出来，他们除擦破一点儿皮，撞青几块肉外，没一人受重伤，而那
辆汽车却摔得稀烂。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2)
三十八名士官中的二十五名，包括包括我在内，于1939年底毕业。我被选为这年的最佳学生驾驶员，受到了皇帝的一 块银表的奖励。
从一千五百名应征者中挑选出七十名学生，经过几次淘汰只剩下我们这二十五人。虽然我们经过了集中而紧张的训练,
但是在派往了中国（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战争）作战前，又进行了补训。
我们受过良好而艰苦的训练，可是，不久我们这批人当中，有几个甚至取得一次空中胜利，就被敌方驾驶员所击落。至于我这个具有不同飞行习气的人，倘若我的对手在攻击时更积极一点，恐怕在第一次空战中就丢了小命。因为我首次参战，必然是笨手笨脚，瞻前顾后，再说又没得到同伴的一点支援，只是由于敌人技术不佳，才救了我一命。
在我看来，空战永远是一种艰苦而紧张的事，那种紧张心理真叫人难以忍受，甚至在我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只要提起那激烈的空战身上便不由自主冒出冷汗。在空中的一点小错，会造成机毁人亡。空中机动包括垂直转弯、失速转弯、螺旋、半滚慢滚盘旋上升飘落等等，所有这些动作，稍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我们班二十五个人，最后只有我一个活下来。长期而艰苦的空战，在战争初期对我们那样有利，但逐渐就成了一场恶梦。我们毫无希望地与一个兴起的、无法制服的敌人作战。
三十年代，日本海军每年大约训练出一百名飞行员。严格的筛选，动不动就开除，使几百名本来有资格成为飞行员的学生，毕业时减少到一百名左右。我认为，如果给海军再增加一些经费，如果海军修改一下它那苛刻的选飞条件，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处境就会好得多。然而，清规戒律一成不变。所以，我们飞行部队在战争最后两年遭受的沉重打击也没减轻丝毫。海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因消耗了大批有经验的驾驶员，部队迫切需要补充，才放弃了它那毫无道理的训练方针，但为时已晚。战争时期训练的驾驶员，质量很成问题。我看，土埔航空学校开除掉的我们班里的那四十五名同学，要比战时训练出来那帮人强得多。
毕业后，我们马上被分配到各飞行中队去进行作战训练。我奉命去九州北部的大分和大村海军地。两基地既强调陆上飞行，也强调航空母舰上飞行。对舰载机驾驶员的技术介绍，使我甚为震惊，我们的特技动作难度大，要求高的技巧。我在多年训练之后仍然拿不准，自己的本事窨比他们强多少。
航空母舰上降落，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掌握。下滑，落地，下滑，落地，就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习了一个月，才解决这道难题。说起来也怪，在这样训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从某艘航空母舰上进行作战起飞或降落过，我的全部战斗飞行，都是从陆上机场降的。
三个月紧张的舰上和陆上训练后，我接到命令，调往当时日本占领地－台湾的高雄飞行基地。我的海军生活迅速起了变化。这时，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铺开，迫切需要战斗机驾驶员，即使是我这种初出茅芦的新手。
我随后从台湾往中国东南部的九江，1938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了空战－几乎一开始就有顺利。九江联队指挥官对于正常起飞，也不愿使用新驾驶员，总觉得他们经验不足，对付不了动摇中国的老牌驾驶员。因此，我好些天都是执行低空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这种飞行一点危险也没有，日本陆军势不可挡，对敌人的地面抵搞正给予粉碎性打击。敌人的空中对抗极其微弱。几星期过去了，我只飞了些动摇性任务，真叫人心焦。我热情洋溢，雄心勃勃，并以自己是个海军驾驶员一个中士而感到骄傲，决心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
5月21日，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天去汉口作正常空中巡逻的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的名单上时，心里真不说不出的高兴。去那儿可能有空战，因为当时汉口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空军基地。
1938年，零式战斗机－后来我十分熟悉的飞机－还没用于作战，我们飞的是“三菱”－96，后来盟军给它取的识别代号为“克劳德”。这种飞机速度慢，飞行距离短，起落架是固定的，飞行时，座舱敞着。
我们十五架战斗机于22日凌晨离开九江。爬高时，三架一组，采用“V”字形编队。能见度很好。从基地向西北的汉口飞呀飞，飞了九十分钟，真象是一次慢悠悠的巡航训练。没见一架截击机起来攻击我人的编队，也没见一发高射炮弹在空中阻拦我们的飞行，谁能想念，机翼之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呢？
从10000英尺看汉口机场，很容易受迷惑。晨曦中，淡绿的草地清新悦目。看上去，敌人这个主要飞行基地，全然象个闲着的精心管理的高尔夫球场。不过，敌人并没有使用这么一个好机场。我看到三个小点离开了地面，向我们飞来,那是敌人的战斗机。
很快，敌机就升到了我们的高度。它们是些大的黑的有威力的家伙。不料－至少处于慌乱中的我是这样－一架敌机窜出自己的编队，以惊人的速度向我扑来。这一下，使我准备在第一次空战中采用的周密计划，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我浑身哆嗦。虽然现在谈这不大雅观，但当时心里确实激动得发抖，那个捕捉到目标的敌人，恐怕也兴奋得不能自我呢。
我常常想，在那个节骨眼上自己的动作太拙笨，或许读者也这么认为吧。不过，我得说，在10000英尺的高空缺氧飞行九十分钟后，人的反应要象在地面那样敏捷，是不可能的。空气很稀薄，弄得人头晕脑胀；坐在敝开的座舱里，发动机震耳欲聋；冷风不断从挡风玻璃旁灌进来，使人特别难受。加之，又不能丝毫放松一下操作，眼睛要四处搜索，以免不意被敌人抓住。无奈，我慌毛火急地操纵着驾驶杆舵、踏板、油门以及其它控制仪义表，总之，人全给弄糊涂了。
幸亏训练中给我灌输的那套这时帮了些忙。空战中，一个初出茅访庐的新手特别要雇的一条是：在“V”字形编队中，应始终在长机尾后，我的系了系氧气面的带子氧气只能用两小时，并只有在作战和在10000英尺以上飞行时，才能使用，把油门推到底，于是，发动机大吼起来，飞机向前冲去，翻腾着一股股汽油味。当投油箱时，我却一点也没记起把机身下那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油箱扔掉。等我记起用手去敲击操纵杆，全身已哆哆嗦嗦起来。我是最后一个把油箱投掉的。
这时，我全乱套了，迷迷瞪瞪的忙这忙那，把空战基本原则忘得一干二净。飞机两侧和尾后没见有啥，一架敌机也未发现，自己是否被敌人瞄准了，也全然不知。我看到的只是长机机尾。我左摇右晃地死死跟上去看起来，两架飞机象被一根绳子连着。
我终于摇摇晃晃地飞到了长机后面的僚机位置，心里也慢慢清楚点儿，不再在座舱里东摸西整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无意向左边瞥了一眼。哎呀！两架敌机正偷偷摸摸地向我冲来。它们是俄и－16型战斗机，起落架可以收起，比我们的“克劳德”战斗机威力要大，速度要快，机动性也更好。
我再度给弄呆了，因为在一刹那间，我的生命又得救了一次。敌机来得十分突然，我的两只手僵住了，不知干什么才好。我既不快速飞到一边去，也不向上爬高，而是继续前飞，按一般的空战原则，此刻我是必死无疑。可是没料到，当死神靠近我的时候，那两架俄国战斗机突然翻过身子飞开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真不明白这奇迹般的命运。
原来，事情并不复杂。我的长机估计我在第一次空战中会慌乱，便叫一个老驾驶员从后面掩护我，刚才便是他。他见我危险，赶紧来了个急转弯，扑向敌机，使敌人放弃了攻击，逃开了。我无法平静下来，不能象原先那样操作了。从死亡的陷阱里跳出来的我。盲目地向前飞，没料到改变了飞行位置，飞到一架逃跑的俄国飞机后边450码的地方了。我怔怔地坐在机舱里，想清醒清醒一下头脑后再动作。过了片刻，人不边糊了，于是向前冲去。
那架逃生的俄国飞机进入了我的射击瞄准镜，我立即按炮钮，却毫无动静。我前后推拉炮钮，咒骂那两门卡壳的机关炮，末了才明白，在射击前，没把保险打开。
飞在我左边的那个士官，见我在座舱里傻里傻气，非常失望。他冲上前去，向那架逃生的敌机开火。未中，и－16稳稳当当地向右转过来，对我很有利，仅仅在我的炮口前方200码。这回我可有了想准备，于是急按炮钮。炮弹成弧线飞出去，但浪费了，我再次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发誓要击落那架俄国飞机，决心撞也要把它撞掉。我把油门开到最大，使两机间的距离缩短，敌机慌乱地打滚，翻斤斗，转螺旋，成功地逃脱了我的每一次射击。突然，它急转过来，想在瞄准镜内抓住我。它飞得很差劲，曳光弹在空中乱飞一气，其实，敌人就根本没抓住目标。两架飞机你追我赶地打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在我们上面有好几架“克劳德”正盘旋着，准备在我吃紧时，猛扎下来。这情况，敌人是知道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逃上，而不是非要把我击落。时机已到，当我从一个小斤斗改出来时，发现и－16刚好在我前面150码。我马上开火，子弹射进了飞机撞地变成一团蘑菇状烟火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子弹打光了。以前，曾有人告诫过，每个战斗机驾驶员应尽量留些弹药返航，以免被巡逻的敌机抓住后，无还手之力。
我心慌意乱地向四周寻找友机，当发现空中只我孤身一机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我离开了机队。我的胜利算个啥？只不过是同伴端来的一盘好菜；而他也在我追击敌机时分开了。差点哭起来。我向四周搜索，看到十四架“克劳德”在低处盘旋编队，耐心地等待我，使我能确定方位加入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想了好一阵子，内心感到莫大的羞愧。
回到九江机场，我精疲力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飞行指挥官即怒气冲冲地来到我跟前，脸红脖子粗地吼道：“酒井，这一切是……”他唾沫飞溅。“你这个该死的笨蛋！酒井你活着回来真是个奇迹，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又愚蠢又荒唐的飞行！……你”他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两眼瞪着地面，实在感到惭愧和悔恨，真希望他一气之下踢我几脚，揍我几拳，但他已怒恼得有气无力了。
也许，这位上校最厉害的时候也莫过如此吧。他扭过身子，走了。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主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象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以头顶上有十二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要地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那里就燃烧到那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象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象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二十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十二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冒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打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钉，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十二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三十八名士官中的二十五名，包括包括我在内，于1939年底毕业。我被选为这年的最佳学生驾驶员，受到了皇帝的一 块银表的奖励。
从一千五百名应征者中挑选出七十名学生，经过几次淘汰只剩下我们这二十五人。虽然我们经过了集中而紧张的训练,
但是在派往了中国（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战争）作战前，又进行了补训。
我们受过良好而艰苦的训练，可是，不久我们这批人当中，有几个甚至取得一次空中胜利，就被敌方驾驶员所击落。至于我这个具有不同飞行习气的人，倘若我的对手在攻击时更积极一点，恐怕在第一次空战中就丢了小命。因为我首次参战，必然是笨手笨脚，瞻前顾后，再说又没得到同伴的一点支援，只是由于敌人技术不佳，才救了我一命。
在我看来，空战永远是一种艰苦而紧张的事，那种紧张心理真叫人难以忍受，甚至在我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只要提起那激烈的空战身上便不由自主冒出冷汗。在空中的一点小错，会造成机毁人亡。空中机动包括垂直转弯、失速转弯、螺旋、半滚慢滚盘旋上升飘落等等，所有这些动作，稍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我们班二十五个人，最后只有我一个活下来。长期而艰苦的空战，在战争初期对我们那样有利，但逐渐就成了一场恶梦。我们毫无希望地与一个兴起的、无法制服的敌人作战。
三十年代，日本海军每年大约训练出一百名飞行员。严格的筛选，动不动就开除，使几百名本来有资格成为飞行员的学生，毕业时减少到一百名左右。我认为，如果给海军再增加一些经费，如果海军修改一下它那苛刻的选飞条件，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处境就会好得多。然而，清规戒律一成不变。所以，我们飞行部队在战争最后两年遭受的沉重打击也没减轻丝毫。海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因消耗了大批有经验的驾驶员，部队迫切需要补充，才放弃了它那毫无道理的训练方针，但为时已晚。战争时期训练的驾驶员，质量很成问题。我看，土埔航空学校开除掉的我们班里的那四十五名同学，要比战时训练出来那帮人强得多。
毕业后，我们马上被分配到各飞行中队去进行作战训练。我奉命去九州北部的大分和大村海军地。两基地既强调陆上飞行，也强调航空母舰上飞行。对舰载机驾驶员的技术介绍，使我甚为震惊，我们的特技动作难度大，要求高的技巧。我在多年训练之后仍然拿不准，自己的本事窨比他们强多少。
航空母舰上降落，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掌握。下滑，落地，下滑，落地，就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习了一个月，才解决这道难题。说起来也怪，在这样训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从某艘航空母舰上进行作战起飞或降落过，我的全部战斗飞行，都是从陆上机场降的。
三个月紧张的舰上和陆上训练后，我接到命令，调往当时日本占领地－台湾的高雄飞行基地。我的海军生活迅速起了变化。这时，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铺开，迫切需要战斗机驾驶员，即使是我这种初出茅芦的新手。
我随后从台湾往中国东南部的九江，1938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了空战－几乎一开始就有顺利。九江联队指挥官对于正常起飞，也不愿使用新驾驶员，总觉得他们经验不足，对付不了动摇中国的老牌驾驶员。因此，我好些天都是执行低空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这种飞行一点危险也没有，日本陆军势不可挡，对敌人的地面抵搞正给予粉碎性打击。敌人的空中对抗极其微弱。几星期过去了，我只飞了些动摇性任务，真叫人心焦。我热情洋溢，雄心勃勃，并以自己是个海军驾驶员一个中士而感到骄傲，决心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
5月21日，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天去汉口作正常空中巡逻的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的名单上时，心里真不说不出的高兴。去那儿可能有空战，因为当时汉口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空军基地。
1938年，零式战斗机－后来我十分熟悉的飞机－还没用于作战，我们飞的是“三菱”－96，后来盟军给它取的识别代号为“克劳德”。这种飞机速度慢，飞行距离短，起落架是固定的，飞行时，座舱敞着。
我们十五架战斗机于22日凌晨离开九江。爬高时，三架一组，采用“V”字形编队。能见度很好。从基地向西北的汉口飞呀飞，飞了九十分钟，真象是一次慢悠悠的巡航训练。没见一架截击机起来攻击我人的编队，也没见一发高射炮弹在空中阻拦我们的飞行，谁能想念，机翼之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呢？
从10000英尺看汉口机场，很容易受迷惑。晨曦中，淡绿的草地清新悦目。看上去，敌人这个主要飞行基地，全然象个闲着的精心管理的高尔夫球场。不过，敌人并没有使用这么一个好机场。我看到三个小点离开了地面，向我们飞来,那是敌人的战斗机。
很快，敌机就升到了我们的高度。它们是些大的黑的有威力的家伙。不料－至少处于慌乱中的我是这样－一架敌机窜出自己的编队，以惊人的速度向我扑来。这一下，使我准备在第一次空战中采用的周密计划，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我浑身哆嗦。虽然现在谈这不大雅观，但当时心里确实激动得发抖，那个捕捉到目标的敌人，恐怕也兴奋得不能自我呢。
我常常想，在那个节骨眼上自己的动作太拙笨，或许读者也这么认为吧。不过，我得说，在10000英尺的高空缺氧飞行九十分钟后，人的反应要象在地面那样敏捷，是不可能的。空气很稀薄，弄得人头晕脑胀；坐在敝开的座舱里，发动机震耳欲聋；冷风不断从挡风玻璃旁灌进来，使人特别难受。加之，又不能丝毫放松一下操作，眼睛要四处搜索，以免不意被敌人抓住。无奈，我慌毛火急地操纵着驾驶杆舵、踏板、油门以及其它控制仪义表，总之，人全给弄糊涂了。
幸亏训练中给我灌输的那套这时帮了些忙。空战中，一个初出茅访庐的新手特别要雇的一条是：在“V”字形编队中，应始终在长机尾后，我的系了系氧气面的带子氧气只能用两小时，并只有在作战和在10000英尺以上飞行时，才能使用，把油门推到底，于是，发动机大吼起来，飞机向前冲去，翻腾着一股股汽油味。当投油箱时，我却一点也没记起把机身下那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油箱扔掉。等我记起用手去敲击操纵杆，全身已哆哆嗦嗦起来。我是最后一个把油箱投掉的。
这时，我全乱套了，迷迷瞪瞪的忙这忙那，把空战基本原则忘得一干二净。飞机两侧和尾后没见有啥，一架敌机也未发现，自己是否被敌人瞄准了，也全然不知。我看到的只是长机机尾。我左摇右晃地死死跟上去看起来，两架飞机象被一根绳子连着。
我终于摇摇晃晃地飞到了长机后面的僚机位置，心里也慢慢清楚点儿，不再在座舱里东摸西整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无意向左边瞥了一眼。哎呀！两架敌机正偷偷摸摸地向我冲来。它们是俄и－16型战斗机，起落架可以收起，比我们的“克劳德”战斗机威力要大，速度要快，机动性也更好。
我再度给弄呆了，因为在一刹那间，我的生命又得救了一次。敌机来得十分突然，我的两只手僵住了，不知干什么才好。我既不快速飞到一边去，也不向上爬高，而是继续前飞，按一般的空战原则，此刻我是必死无疑。可是没料到，当死神靠近我的时候，那两架俄国战斗机突然翻过身子飞开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真不明白这奇迹般的命运。
原来，事情并不复杂。我的长机估计我在第一次空战中会慌乱，便叫一个老驾驶员从后面掩护我，刚才便是他。他见我危险，赶紧来了个急转弯，扑向敌机，使敌人放弃了攻击，逃开了。我无法平静下来，不能象原先那样操作了。从死亡的陷阱里跳出来的我。盲目地向前飞，没料到改变了飞行位置，飞到一架逃跑的俄国飞机后边450码的地方了。我怔怔地坐在机舱里，想清醒清醒一下头脑后再动作。过了片刻，人不边糊了，于是向前冲去。
那架逃生的俄国飞机进入了我的射击瞄准镜，我立即按炮钮，却毫无动静。我前后推拉炮钮，咒骂那两门卡壳的机关炮，末了才明白，在射击前，没把保险打开。
飞在我左边的那个士官，见我在座舱里傻里傻气，非常失望。他冲上前去，向那架逃生的敌机开火。未中，и－16稳稳当当地向右转过来，对我很有利，仅仅在我的炮口前方200码。这回我可有了想准备，于是急按炮钮。炮弹成弧线飞出去，但浪费了，我再次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发誓要击落那架俄国飞机，决心撞也要把它撞掉。我把油门开到最大，使两机间的距离缩短，敌机慌乱地打滚，翻斤斗，转螺旋，成功地逃脱了我的每一次射击。突然，它急转过来，想在瞄准镜内抓住我。它飞得很差劲，曳光弹在空中乱飞一气，其实，敌人就根本没抓住目标。两架飞机你追我赶地打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在我们上面有好几架“克劳德”正盘旋着，准备在我吃紧时，猛扎下来。这情况，敌人是知道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逃上，而不是非要把我击落。时机已到，当我从一个小斤斗改出来时，发现и－16刚好在我前面150码。我马上开火，子弹射进了飞机撞地变成一团蘑菇状烟火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子弹打光了。以前，曾有人告诫过，每个战斗机驾驶员应尽量留些弹药返航，以免被巡逻的敌机抓住后，无还手之力。
我心慌意乱地向四周寻找友机，当发现空中只我孤身一机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我离开了机队。我的胜利算个啥？只不过是同伴端来的一盘好菜；而他也在我追击敌机时分开了。差点哭起来。我向四周搜索，看到十四架“克劳德”在低处盘旋编队，耐心地等待我，使我能确定方位加入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想了好一阵子，内心感到莫大的羞愧。
回到九江机场，我精疲力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飞行指挥官即怒气冲冲地来到我跟前，脸红脖子粗地吼道：“酒井，这一切是……”他唾沫飞溅。“你这个该死的笨蛋！酒井你活着回来真是个奇迹，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又愚蠢又荒唐的飞行！……你”他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两眼瞪着地面，实在感到惭愧和悔恨，真希望他一气之下踢我几脚，揍我几拳，但他已怒恼得有气无力了。
也许，这位上校最厉害的时候也莫过如此吧。他扭过身子，走了。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主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象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以头顶上有十二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要地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那里就燃烧到那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象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象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二十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十二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冒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打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钉，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十二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3)
消息终于传来了，命令通知我前往台湾的高雄航空基地。
到达高雄一看，心里不由一惊。机场上，停着一些新式战斗机，它们与我所熟悉的“克劳德”－96大不一样，而是三菱公司生产的零式（Zero）战斗机，式样新颖时髦，就是停在地面轮廓也很分明，象在空中看到的一样。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这种座舱密封、动力强大、起落架可收放的战斗机。在火力方面，“克劳德”只有两门机关炮，而零式战斗机除两门机关炮外，还有两门20毫米加农炮。其速度和飞行距离，几乎是“克劳德”的两倍，飞起来真如作梦一般。我觉得这种飞机是我飞过的飞机中最灵敏的，手指稍微动动，飞机反映就很明显。有了这么好的飞机，我们真巴不得与敌人马上干一场。
我们首次把这种新式飞机用于实战，是在法国占领地－印度支那，为攻占关键地带的日本陆军提供空中掩护。
1941年5月回到中国战场，8月11日，我被派出执行任务，从宜昌至成都，要作八百英里不着陆飞行，这一带我熟，记得宜昌还在敌人手中时，我曾与十二架俄国轰炸机较量过。
我们掩护七架双引擎“三菱”－1型轰炸机前往敌区。轰炸机在午夜过后从汉口起飞，由我们带着飞过宜昌。夜浓如墨。唯一的地标是在山谷与原野间蜿蜓如带的白色长江。黎明前，我们到达温江机场上空，并在这儿、慢慢盘旋到破晓。天色终于大亮，但没出现敌人的战斗机。领队长机一侧机翼，向下冲去。这是扫射信号。我们一架接一架地向机场俯冲。机场年，我看到俄国战斗机已经滑到起飞线，地勤人员发疯似的跑过机场，奔向防空壕。
我压低高度，跟在一架正滑动起飞的и－16战斗机后面。目标不错，只用几发加农炮就把它打得起了火。我冲过机场，向右急转，陡直爬高后再翻过来，准备第二次攻击。曳光弹和高射炮火在左右爆炸，但我的零式战斗机以极快的速度甩掉了它们。
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向下俯冲，扫射着通过跑道，打得几架敌机不是起火就是爆炸。我发出俯冲，看准前面一架飞机，来了次短促射击，敌机立刻变成了一团火球。
没什么好扫射的了。我们把机场里的敌机干得一干二净。俄国飞机一架也没起飞得了。多数飞机不是在燃烧，就是已经爆炸。我们回到7000英尺的高度上，看到轰炸后的机库和其它维修车间仍在熊熊燃烧。这次干得真彻底。我们因没碰到对手而感到遗憾，所以继续盘旋着，希望从滚滚上升的浓烟中跑出几架敌机来。
突然，三架零式战斗机离开编队，向地面扑去。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到一架银白色的双翼飞机正贴地面，那三架战斗机冲下去，随后发射出一串串炮弹。未击中。敌驾驶员技术熟练，操纵那架慢且灵活的飞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巧妙地逃过了对方的炮弹。三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上，离开了那架未击中的双翼飞机。
现在轮到我了。我死死盯住那架进入射击瞄准镜的双翼飞机，按动炮形状开关。未中。敌机猛向左滚，一个急转弯，险些窜到了我的后面。这时，又来了四架零式飞机，大家急忙转弯，不让敌机从视线里逃掉。那敌驾驶员一定是个头目，他操作那架双翼飞机百依百顺。急滚啦，盘旋啦，翻转啦，做着各种几乎是不能做的大动作，我们的炮弹一发也未碰着他。
不一会，我们打到了成都以西一座小山的上空。敌驾驶员除了硬着头皮飞越那座小山外，没有其它选择余地。他慢慢翻滚爬高，但这是个错误，这种错误是任何一个驾驶员都不允许犯的。敌机机腹进入我的瞄准镜，一按炮钮，加农炮便从机腹射到机舱。飞机失去控制。进入螺旋。就在这时，我们的另一架飞机冲上去，毫无必要地向那架死了驾驶员的飞机打了一阵炮弹。之后，敌机撞山爆炸。
我首次驾驶零式战斗机就击落敌机两架。
9月初，全体海军驾驶员回到汉口，大家在这里看到片桐英吉中将都很惊讶。他是侵华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全部海军飞行员即将回台湾，在那儿，将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使命”。
总共一百五十名战斗机驾驶员和从高雄等地调来的同等数目的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新的台南舰队。
1941年12月2日，第11航空舰队司令官束原藤宗海军中将派出首批侦察机前往菲律宾群岛侦察。4日，侦察机返回。5日，他们从20000英尺的高空对克拉克和艾巴机场以及马尼拉附近的一些军事设施照了相。从克拉克机场的照片上，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三十二架B－17轰炸机和七十一架小型飞机。海军估计，吕宋岛上约有三百架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的PBY“卡塔利娜”侦察机也多次光临台湾。这种双引擎飞机一般在有云的天气从1500英尺的高度慢慢地飞来，不慌不忙地对我地面设施和飞机拍照。敌机从这么低的高度上拍照，美国人一定对我们的飞行部队了如指掌。
我们作为新的航空舰队的一部分到达台南后，马上就开始都限制在机场内，禁止外出。大家从黎明到傍晚，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不论什么气象进行训飞，以便掌握护航，大编队和扫射等要领。
我们攻击菲律宾的最初计划要求一艘小型航空母舰，以便把零式战斗机带到敌岛附近。这三艘母舰是：硫球（11700吨）号、朱和号（9139吨，是艘改装了的潜水艇供应船）、泰和号（20000吨是艘改装了的商船）。按理，三艘航母可载九十架战斗机，但实际只能载五十架，遇上有风的天气甚至还要打一半折扣。如果这些零式战斗机能从台湾直接飞往菲律宾并能不着陆地返回的话，就不必用那些航母了。不过，中将的助手们拿不准，这种单引擎飞机否执行那种任务。克拉克机场与我们自己的航空基地相隔450英里，而另一个靠近马尼拉的主要攻击目标－尼科尔斯机场则离台南500英里，除考虑静空，空战用油和备用油等因素外，还必须明白，我们要不着陆飞行1000至1200英里！以前没有一架战斗机飞过这么远，零式飞机是束能得呢？这一问题在参谋人员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论，但选择办法只有一个。
自此，我们为扩大飞行距离，差不多是日以继夜地训练。且不谈飞机的航程，接原设计，它在空中单飞最多能呆六、七小时，我们得把这个数字延长到十至十二小时，而且是大编队飞行。我自己创造了每小时耗油不到十七加仑的纪录，其他驾驶员的耗油量也从每小时三十五加降至十八加仑。零式飞机通常载油约一百八十加仑。
为了节省油料，我们在12000英尺的高度上仅仅以每小时115节的巡航速度飞行（正常飞行速度是每小时275节紧急情况下爬高。最大时速可达300节）。作远距离飞行时，我们把螺旋桨的转速降至每分钟1700至1850转，把空气控制阀调节到最小。这样，就把动力与速度降到了最小限度，战斗机随时都有停车和失速的危险。
采用慢速度远距离飞行的新办法，零式飞机的飞行距离提到一个很可观的范围。我们的指挥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报告了束原将军，使他从自己的作战计划中取消了那三艘小型航空母舰。他令两艘送回日本，把余下的一艘派往帕劳，支援我们的作战。结果，第11航空舰队成了没有任何舰只的舰队了。
我们当然明白即将碰到的对手是美国人，但对他们的作战特点和飞机型号知道甚少，估计他们的飞行技术比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敌驾驶员要高。
1941年12月8日晚上两点钟，一个传令兵跑进营房，把我们这组飞行员叫醒。正如我们所料，战争爆发的这天终于来临。驾驶员们有的轻轻地爬进飞机，有的三三两两到门外看动静。靴子踏在沙砾上的吱咯声和驾驶员急忙忙奔向机场时轻轻的说话声打破四周死一般的沉寂。指挥官西户正久海军上校告诉我们，飞机将在凌晨四时起飞。他对攻击菲律宾美军机场的各飞行小队分别下达了命令。我们只坐在跑道上飞机旁耐心等候，过不久，勤务送来了早餐。
大约在凌晨三时左右，机场开始起雾了。在这个亚热带地区，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到四时，雾更浓了，变成了乳白色；能见度降至仅仅五码。这时，指挥塔的广播哇啦哇啦地喊道：“起飞不定时延迟”。
随着夜色的消逝，我们的心情也来紧张。大家不时看看自己的手表，咒骂这该死的鬼天气。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大雾仍旧没退，不仅没退，反而更浓了。
突然，广播大嚷起来：“注意！重要广播！”
驾驶员屏声敛气地听着。
“今日凌晨六时，一支日本特混舰队对夏威夷群岛的美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
我们必须考虑考虑这次攻击后的形势，美国人会加强防守，他们在菲律宾也将会严阵以待。随着早晨的来临，我们也越发紧张了。大雾使我们的飞机趴在地上，却可以使敌人把轰炸机从吕宋岛派来，待雾幕升起时，轰炸我地面上战斗机。我们守卫着自己的阵地，机关枪手已把子弹推上镗，机场里的人，都在侧耳听着轰炸机来临的声响。
奇怪的是，敌人并没有来攻击！上午九时，大雾开始消散，广播员以兴奋的声音告诉我们在一小时内起飞。机场的战斗机驾驶员和轰炸机机给没等进一步命令，都急不可耐地爬进了机舱。
上午十时整，信号弹闪着光冲契最后一层雾霭升空，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滑向长长的跑道，一架两架三架六架全部平稳地爬到空中，当第七架滑到离起飞线1200英尺时，右边的起落架突然脱落，飞机发出一声震耳的巨响，肚皮朝天地在地上打转，火焰一下漫延到整个机身。在一片火光中，我们看到机组人员在舱口挣扎着，跳下地后拚命的逃离飞机，说时迟，那时快，接着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弹架被抛到空中，机组人员全部炸死。地勤人中立即赶到现场，拚命地把那些炸得七歪八扭的金属残片拖开，争分夺秒地真补还在冒烟的弹坑。十五分钟不到，信号指示下一架轰炸机继续起飞。十时四十五分，五十三架轰炸机和四十五架零式战斗机全部起飞完毕。
战斗机分为两组，一组给轰炸机护航，另一组飞到前边准备对付敌人的截击机。我们知道，敌截击部队一定在等待着，因为我们的攻击拖延了这么久时间。我飞在前面一组，个编队爬高到19000英尺高度。
飞过台湾最南端后不久，我发现九架轰炸机直奔台湾，很明显，那敌人派来轰炸我们机场的飞机。
九名驾驶员，包括我在内，起飞前就接受过命令，攻击通往菲律宾吕宋途中发现的一切敌机，其他的人按原定计划继续前进。我们从大编队中拉出来，向那些轰炸机冲去。一下子，我就进入了射击位置，并向领队长机靠拢。我刚要按下炮钮，猛然认出这是日本陆军的飞机，于是，赶紧摇动机翼，给其他驾驶员发信号，叫他们不要开火。原来这是陆军司令部的飞机，这些白痴在出来进行例行飞行训练之前，也没有和我们打声招呼。
待我们重新加入编队时，已到达台湾与吕宋这间的巴坦群岛上空。这些岛屿在我们飞过后不久，就被我伞兵占领，以便在我机从菲返回时，为某些可能迫降的飞机提供方便。实际上，我们没有一架飞机损失于迫降。菲律宾群岛慢慢从眼前浮现，碧绿的岛被湛兰的海水衬托着。海岸线从机翼下掠过；空中没有一架别的飞机，一切是那么和平，宁静。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南中国海上空。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我们从南海一闪而入，直飞克拉克机场。真难以相信，我们并没有遇到美国战斗机蜂拥而至的攻击。朝机下一望，约有六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沿机场跑道整齐有序地摆着，象一群站着的鸭子似的。美国人既没有疏散这些飞机，也没有加强地面安全措施，我们真无法理解敌人的这种态度。珍珠港在五个多小时前已被袭击，他们应该得到了情报，一定估计得出，这些重要机场会受到打击。
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人没有出动战斗机在空中等待。后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外，我发现在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上有五架美国战斗机，高度比我们低7000英尺。大家立即投抛副油箱，一个个炮弹上镗。可是，敌机不愿进攻，仍保持原高度飞行。有意思，他们在15000英尺的高度上兜圈子，我们却在他们的头顶大盘旋，因为命令不允许我们在主要轰炸力量抵达现场以前予以攻击。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二十七架轰炸机及其零式护航机从北而来，直接进入了轰炸航线。轰炸进行得不错，一串串从炸弹从弹舱翻滚出来，向那些投弹手们早已细细研究过的目标扎去，准确极了，确实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所看到的一次最精确的轰炸。整个机场被炸得天翻地覆，飞机、机库以及其它地面设施的碎片四处横飞，大火呼呼响，烟尘滚滚而上。
轰炸完后，轰炸机在空中盘旋编队，准备归航。我们为它们护航十分钟后又回到克拉克机场。这个美军基地已成一片废墟，仍在燃烧冒烟。我们盘旋下降到13000英尺，还是不见有敌机。指挥官命令扫射攻击。
我向前推驾驶杆，进行大角度俯冲，我的两个僚机紧跟在后，好象被一些看不见的绳萦牵着。我选中两架放在跑道上未挨炸的B－17作为我们的目标，尔后轮流开火。一束束炮弹打进了那两架大轰炸机，我们低低地从地面掠过，接着陡直爬高、改平。
五架战斗机向我们扑来，型号为P－40，是我遇到的第一批美国飞机。
我猛拉驾驶杆，猛蹬舵踏板，并向左急转弯，接着再把驾驶杆拉到底，向上急爬，避开了攻击。五架 P－40向后急翻滚，散开。
四架敌机弧线上升后便钻进了从机场冒起的一片浓烟中，随后就逃之夭夭。剩下的第五架向左转过来－这是个错误，我一阵点射，把大小炮弹打进了他的机舱，连座舱盖也被掀掉。飞机在空中晃了晃，随后下落，向地面扎去。
这是被我击落的第三架敌机，也是我在菲律宾打掉的第一架美国飞机。
消息终于传来了，命令通知我前往台湾的高雄航空基地。
到达高雄一看，心里不由一惊。机场上，停着一些新式战斗机，它们与我所熟悉的“克劳德”－96大不一样，而是三菱公司生产的零式（Zero）战斗机，式样新颖时髦，就是停在地面轮廓也很分明，象在空中看到的一样。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这种座舱密封、动力强大、起落架可收放的战斗机。在火力方面，“克劳德”只有两门机关炮，而零式战斗机除两门机关炮外，还有两门20毫米加农炮。其速度和飞行距离，几乎是“克劳德”的两倍，飞起来真如作梦一般。我觉得这种飞机是我飞过的飞机中最灵敏的，手指稍微动动，飞机反映就很明显。有了这么好的飞机，我们真巴不得与敌人马上干一场。
我们首次把这种新式飞机用于实战，是在法国占领地－印度支那，为攻占关键地带的日本陆军提供空中掩护。
1941年5月回到中国战场，8月11日，我被派出执行任务，从宜昌至成都，要作八百英里不着陆飞行，这一带我熟，记得宜昌还在敌人手中时，我曾与十二架俄国轰炸机较量过。
我们掩护七架双引擎“三菱”－1型轰炸机前往敌区。轰炸机在午夜过后从汉口起飞，由我们带着飞过宜昌。夜浓如墨。唯一的地标是在山谷与原野间蜿蜓如带的白色长江。黎明前，我们到达温江机场上空，并在这儿、慢慢盘旋到破晓。天色终于大亮，但没出现敌人的战斗机。领队长机一侧机翼，向下冲去。这是扫射信号。我们一架接一架地向机场俯冲。机场年，我看到俄国战斗机已经滑到起飞线，地勤人员发疯似的跑过机场，奔向防空壕。
我压低高度，跟在一架正滑动起飞的и－16战斗机后面。目标不错，只用几发加农炮就把它打得起了火。我冲过机场，向右急转，陡直爬高后再翻过来，准备第二次攻击。曳光弹和高射炮火在左右爆炸，但我的零式战斗机以极快的速度甩掉了它们。
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向下俯冲，扫射着通过跑道，打得几架敌机不是起火就是爆炸。我发出俯冲，看准前面一架飞机，来了次短促射击，敌机立刻变成了一团火球。
没什么好扫射的了。我们把机场里的敌机干得一干二净。俄国飞机一架也没起飞得了。多数飞机不是在燃烧，就是已经爆炸。我们回到7000英尺的高度上，看到轰炸后的机库和其它维修车间仍在熊熊燃烧。这次干得真彻底。我们因没碰到对手而感到遗憾，所以继续盘旋着，希望从滚滚上升的浓烟中跑出几架敌机来。
突然，三架零式战斗机离开编队，向地面扑去。在很远的地方，我看到一架银白色的双翼飞机正贴地面，那三架战斗机冲下去，随后发射出一串串炮弹。未击中。敌驾驶员技术熟练，操纵那架慢且灵活的飞机，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巧妙地逃过了对方的炮弹。三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上，离开了那架未击中的双翼飞机。
现在轮到我了。我死死盯住那架进入射击瞄准镜的双翼飞机，按动炮形状开关。未中。敌机猛向左滚，一个急转弯，险些窜到了我的后面。这时，又来了四架零式飞机，大家急忙转弯，不让敌机从视线里逃掉。那敌驾驶员一定是个头目，他操作那架双翼飞机百依百顺。急滚啦，盘旋啦，翻转啦，做着各种几乎是不能做的大动作，我们的炮弹一发也未碰着他。
不一会，我们打到了成都以西一座小山的上空。敌驾驶员除了硬着头皮飞越那座小山外，没有其它选择余地。他慢慢翻滚爬高，但这是个错误，这种错误是任何一个驾驶员都不允许犯的。敌机机腹进入我的瞄准镜，一按炮钮，加农炮便从机腹射到机舱。飞机失去控制。进入螺旋。就在这时，我们的另一架飞机冲上去，毫无必要地向那架死了驾驶员的飞机打了一阵炮弹。之后，敌机撞山爆炸。
我首次驾驶零式战斗机就击落敌机两架。
9月初，全体海军驾驶员回到汉口，大家在这里看到片桐英吉中将都很惊讶。他是侵华海军航空部队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全部海军飞行员即将回台湾，在那儿，将完成“一项最重要的使命”。
总共一百五十名战斗机驾驶员和从高雄等地调来的同等数目的轰炸机飞行员，组成了新的台南舰队。
1941年12月2日，第11航空舰队司令官束原藤宗海军中将派出首批侦察机前往菲律宾群岛侦察。4日，侦察机返回。5日，他们从20000英尺的高空对克拉克和艾巴机场以及马尼拉附近的一些军事设施照了相。从克拉克机场的照片上，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三十二架B－17轰炸机和七十一架小型飞机。海军估计，吕宋岛上约有三百架各种型号的作战飞机，实际上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美国的PBY“卡塔利娜”侦察机也多次光临台湾。这种双引擎飞机一般在有云的天气从1500英尺的高度慢慢地飞来，不慌不忙地对我地面设施和飞机拍照。敌机从这么低的高度上拍照，美国人一定对我们的飞行部队了如指掌。
我们作为新的航空舰队的一部分到达台南后，马上就开始都限制在机场内，禁止外出。大家从黎明到傍晚，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不论什么气象进行训飞，以便掌握护航，大编队和扫射等要领。
我们攻击菲律宾的最初计划要求一艘小型航空母舰，以便把零式战斗机带到敌岛附近。这三艘母舰是：硫球（11700吨）号、朱和号（9139吨，是艘改装了的潜水艇供应船）、泰和号（20000吨是艘改装了的商船）。按理，三艘航母可载九十架战斗机，但实际只能载五十架，遇上有风的天气甚至还要打一半折扣。如果这些零式战斗机能从台湾直接飞往菲律宾并能不着陆地返回的话，就不必用那些航母了。不过，中将的助手们拿不准，这种单引擎飞机否执行那种任务。克拉克机场与我们自己的航空基地相隔450英里，而另一个靠近马尼拉的主要攻击目标－尼科尔斯机场则离台南500英里，除考虑静空，空战用油和备用油等因素外，还必须明白，我们要不着陆飞行1000至1200英里！以前没有一架战斗机飞过这么远，零式飞机是束能得呢？这一问题在参谋人员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论，但选择办法只有一个。
自此，我们为扩大飞行距离，差不多是日以继夜地训练。且不谈飞机的航程，接原设计，它在空中单飞最多能呆六、七小时，我们得把这个数字延长到十至十二小时，而且是大编队飞行。我自己创造了每小时耗油不到十七加仑的纪录，其他驾驶员的耗油量也从每小时三十五加降至十八加仑。零式飞机通常载油约一百八十加仑。
为了节省油料，我们在12000英尺的高度上仅仅以每小时115节的巡航速度飞行（正常飞行速度是每小时275节紧急情况下爬高。最大时速可达300节）。作远距离飞行时，我们把螺旋桨的转速降至每分钟1700至1850转，把空气控制阀调节到最小。这样，就把动力与速度降到了最小限度，战斗机随时都有停车和失速的危险。
采用慢速度远距离飞行的新办法，零式飞机的飞行距离提到一个很可观的范围。我们的指挥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报告了束原将军，使他从自己的作战计划中取消了那三艘小型航空母舰。他令两艘送回日本，把余下的一艘派往帕劳，支援我们的作战。结果，第11航空舰队成了没有任何舰只的舰队了。
我们当然明白即将碰到的对手是美国人，但对他们的作战特点和飞机型号知道甚少，估计他们的飞行技术比我们在中国所遇到的敌驾驶员要高。
1941年12月8日晚上两点钟，一个传令兵跑进营房，把我们这组飞行员叫醒。正如我们所料，战争爆发的这天终于来临。驾驶员们有的轻轻地爬进飞机，有的三三两两到门外看动静。靴子踏在沙砾上的吱咯声和驾驶员急忙忙奔向机场时轻轻的说话声打破四周死一般的沉寂。指挥官西户正久海军上校告诉我们，飞机将在凌晨四时起飞。他对攻击菲律宾美军机场的各飞行小队分别下达了命令。我们只坐在跑道上飞机旁耐心等候，过不久，勤务送来了早餐。
大约在凌晨三时左右，机场开始起雾了。在这个亚热带地区，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到四时，雾更浓了，变成了乳白色；能见度降至仅仅五码。这时，指挥塔的广播哇啦哇啦地喊道：“起飞不定时延迟”。
随着夜色的消逝，我们的心情也来紧张。大家不时看看自己的手表，咒骂这该死的鬼天气。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大雾仍旧没退，不仅没退，反而更浓了。
突然，广播大嚷起来：“注意！重要广播！”
驾驶员屏声敛气地听着。
“今日凌晨六时，一支日本特混舰队对夏威夷群岛的美军，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
我们必须考虑考虑这次攻击后的形势，美国人会加强防守，他们在菲律宾也将会严阵以待。随着早晨的来临，我们也越发紧张了。大雾使我们的飞机趴在地上，却可以使敌人把轰炸机从吕宋岛派来，待雾幕升起时，轰炸我地面上战斗机。我们守卫着自己的阵地，机关枪手已把子弹推上镗，机场里的人，都在侧耳听着轰炸机来临的声响。
奇怪的是，敌人并没有来攻击！上午九时，大雾开始消散，广播员以兴奋的声音告诉我们在一小时内起飞。机场的战斗机驾驶员和轰炸机机给没等进一步命令，都急不可耐地爬进了机舱。
上午十时整，信号弹闪着光冲契最后一层雾霭升空，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滑向长长的跑道，一架两架三架六架全部平稳地爬到空中，当第七架滑到离起飞线1200英尺时，右边的起落架突然脱落，飞机发出一声震耳的巨响，肚皮朝天地在地上打转，火焰一下漫延到整个机身。在一片火光中，我们看到机组人员在舱口挣扎着，跳下地后拚命的逃离飞机，说时迟，那时快，接着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弹架被抛到空中，机组人员全部炸死。地勤人中立即赶到现场，拚命地把那些炸得七歪八扭的金属残片拖开，争分夺秒地真补还在冒烟的弹坑。十五分钟不到，信号指示下一架轰炸机继续起飞。十时四十五分，五十三架轰炸机和四十五架零式战斗机全部起飞完毕。
战斗机分为两组，一组给轰炸机护航，另一组飞到前边准备对付敌人的截击机。我们知道，敌截击部队一定在等待着，因为我们的攻击拖延了这么久时间。我飞在前面一组，个编队爬高到19000英尺高度。
飞过台湾最南端后不久，我发现九架轰炸机直奔台湾，很明显，那敌人派来轰炸我们机场的飞机。
九名驾驶员，包括我在内，起飞前就接受过命令，攻击通往菲律宾吕宋途中发现的一切敌机，其他的人按原定计划继续前进。我们从大编队中拉出来，向那些轰炸机冲去。一下子，我就进入了射击位置，并向领队长机靠拢。我刚要按下炮钮，猛然认出这是日本陆军的飞机，于是，赶紧摇动机翼，给其他驾驶员发信号，叫他们不要开火。原来这是陆军司令部的飞机，这些白痴在出来进行例行飞行训练之前，也没有和我们打声招呼。
待我们重新加入编队时，已到达台湾与吕宋这间的巴坦群岛上空。这些岛屿在我们飞过后不久，就被我伞兵占领，以便在我机从菲返回时，为某些可能迫降的飞机提供方便。实际上，我们没有一架飞机损失于迫降。菲律宾群岛慢慢从眼前浮现，碧绿的岛被湛兰的海水衬托着。海岸线从机翼下掠过；空中没有一架别的飞机，一切是那么和平，宁静。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南中国海上空。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我们从南海一闪而入，直飞克拉克机场。真难以相信，我们并没有遇到美国战斗机蜂拥而至的攻击。朝机下一望，约有六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沿机场跑道整齐有序地摆着，象一群站着的鸭子似的。美国人既没有疏散这些飞机，也没有加强地面安全措施，我们真无法理解敌人的这种态度。珍珠港在五个多小时前已被袭击，他们应该得到了情报，一定估计得出，这些重要机场会受到打击。
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人没有出动战斗机在空中等待。后来，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外，我发现在大约15000英尺的高度上有五架美国战斗机，高度比我们低7000英尺。大家立即投抛副油箱，一个个炮弹上镗。可是，敌机不愿进攻，仍保持原高度飞行。有意思，他们在15000英尺的高度上兜圈子，我们却在他们的头顶大盘旋，因为命令不允许我们在主要轰炸力量抵达现场以前予以攻击。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二十七架轰炸机及其零式护航机从北而来，直接进入了轰炸航线。轰炸进行得不错，一串串从炸弹从弹舱翻滚出来，向那些投弹手们早已细细研究过的目标扎去，准确极了，确实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所看到的一次最精确的轰炸。整个机场被炸得天翻地覆，飞机、机库以及其它地面设施的碎片四处横飞，大火呼呼响，烟尘滚滚而上。
轰炸完后，轰炸机在空中盘旋编队，准备归航。我们为它们护航十分钟后又回到克拉克机场。这个美军基地已成一片废墟，仍在燃烧冒烟。我们盘旋下降到13000英尺，还是不见有敌机。指挥官命令扫射攻击。
我向前推驾驶杆，进行大角度俯冲，我的两个僚机紧跟在后，好象被一些看不见的绳萦牵着。我选中两架放在跑道上未挨炸的B－17作为我们的目标，尔后轮流开火。一束束炮弹打进了那两架大轰炸机，我们低低地从地面掠过，接着陡直爬高、改平。
五架战斗机向我们扑来，型号为P－40，是我遇到的第一批美国飞机。
我猛拉驾驶杆，猛蹬舵踏板，并向左急转弯，接着再把驾驶杆拉到底，向上急爬，避开了攻击。五架 P－40向后急翻滚，散开。
四架敌机弧线上升后便钻进了从机场冒起的一片浓烟中，随后就逃之夭夭。剩下的第五架向左转过来－这是个错误，我一阵点射，把大小炮弹打进了他的机舱，连座舱盖也被掀掉。飞机在空中晃了晃，随后下落，向地面扎去。
这是被我击落的第三架敌机，也是我在菲律宾打掉的第一架美国飞机。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4)
1942年3月上旬，分散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一百五十名台南战斗机联队的驾驶员，在巴厘岛集结。占领整个印度尼西亚已迫在眉睫。
同时还有一个连的日本陆军完成了对巴厘的军事占领。巴厘岛象个世外桃园，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在太平洋，我还没看到一处能与之相比。机场周
围，林木繁茂；岩间漫无边际泉，噗噗而出；躺在里面，实在畅快。虽说我们在地面呆的时间不多，但总算能享享清福。
一天下午，我们在“俱乐部”里闲聊，忽然，一架重型轰炸机向机场飞来，大家一楞，有个驾驶员跑到窗户跟前一看，急忙回过头，睁大眼睛喊
道：“呃，B-17！下来啦”
我们都挤到窗口看，有飞机？不可能吧！但确实有架大型飞机从空中飞来，起落架和副翼均放下，引擎的转速已减慢，正平稳地下降高度着陆。
我揩了揩眼，心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我飞机场何而来呢？不过的确有一架在那儿啊，轮子接地时带轻轻地跳了几下，尖利的刹车声也可听到。大伙一
起从门口冲出来都想快点去看看那架威力强大的美国轰炸机的防卫系统。这架飞机可能是我们能俘获的唯一一架敌机。突突的机枪声使我们一震。有
人指着说，陆军在开枪。活见鬼！那还能抓住B-17？美国驾驶员是错降了机场。而这些蠢货，还没等飞机完全停滑就开了火。
就在机枪射出串串子弹时，敌人恍然大悟。立即开足马力，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冲向跑道的另一端，升高而去，有的人已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
士官驾驶员火暴暴地骂道：“他妈的，为啥开枪？”
陆军的一位中士气乎乎地站起身来，悻悻地说：“为什么？那是敌机。我们奉命打敌机的，而不是来欢迎它的！”
我们赶忙劝止那个士官驾驶员，他脸都气白了，搞不好会揍死那陆军中士的。一个陆军中尉听到吵闹声，跑过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对我
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我部下的愚蠢行为，深表歉意。”
我们骂了陆军好几天，对没弄到那架轰炸机很惋惜。在当时“空中堡垒”是盟军飞机中最难对付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海军驾驶员与陆军守卫部
队之间的矛盾愈来尖锐了。这期间，我们没有作战活动，脾气也大。有天晚上，不愉快的事终于发生。当时，我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忘了灯火管制，
点燃了一支香烟。少许，一个声音在外面喊志来：“把那儿的烟掐了，他妈的，你不知道规定吗？”
躺在我身旁的海军下士驾驶员本田，听到这话，“腾”地跳起身来，冲出门去，用手卡住那个士兵的喉咙，口里不停地骂着，本田是我的僚机，
对我的任何攻击，都会作出迅速的反应。我跟着跑出来，但没来得及止住他。他怒不可遏，没等我赶到，就给了对方一拳，那家伙“啊”地一声倒在
地上，不省人事。
本田怒火冲天，跑到草坪里大叫道：“来吧，你们这些陆军杂种！老子海军本田就在这儿！出来试试吧，笨蛋们！”
两名士兵从篱笆后面冲出来，跳到本田跟前。本田转过身来，张开大嘴，吼了一声迎上去，于是，一场拳头战旋即开始。本田把对手打倒后站起
来，两脚踏在趴着的两位败将身上。
“本田，住手！”我喊道，但无用。这时，士兵们一个个跑出来，本田得意地转过身，又准备格斗，那个陆军中尉紧跟在士兵后面，吆喝他们统
统回去，对我们没说半个字。我们只听到他骂自己的部下。“你们是到这里来打敌人的，明白吗？白痴！猪猡！”他吐了一口唾沫。“不是来打自己
的人的！如果你们定要打，就去与你们拿得下的人打。这些驾驶员，全是些不怕死的，象一群爱斗的公鸡。”
一天早晨，有个驾驶员气喘吁吁地冲进宿舍，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换防。
我心里揣摸，如果都回日本，那我会在首批离开。我是1938年5月离开日本去中国的，扣除一年养伤期，在海外已呆了三十五个月。当我意识到又
能见到自己的家，就特别想家了。
不象多数谣传那么玄乎，换防成了事实。3月12日，中岛忠志少校从本土来到这里，通知中队说，他接替神后英城少校的中队长之职。“神后少校
已被替换。”他说，“现在我宣布回日本的驾驶员名单。”
中岛念名时，大家鸦雀无声。第一个名字不是我希望的自己，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还不是，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少校念了七十多个别的名
字，没一个是我。我莫名其妙，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为什么返日驾驶员名单上把我忘掉了呢？我不明白，我到海外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啊。
后来我走到这位新长官跟前，问：“阁下，我的名字不在本土之列，您愿意告诉是啥理由吗？我不相信我”
中岛少校挥手打断我，笑道：“唔，你不能和其他驾驶一道回去，我需要你。酒井，和我在一起吧，我们要去一个新基地，它是对敌作战的最前
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据我了解，你是本中队最好的驾驶员。跟我一块儿飞，让别的驾驶回去保卫家乡吧。”
话说得很清楚，我只好作罢。按海军的规矩，我是不应多问这位长官的。回到宿舍，我心里又烦躁又悲观，重见家里亲人看来无望。几个月后，
我才知道，中岛把我留下来，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那些返回本土、后来又调至中途岛特混部队的驾驶员，在6月5日遭到了敌人歼灭性打击，几乎所
有离开巴厘岛的人全都身亡。
接着的几个星期，是我生活中最倒霉的，我从没有病得这么厉害，在这些日子里，生活充满了中心忧伤与失望。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拉包尔，在巴厘岛以东2500英里，对零式战斗机来说，飞行距离是太远了一点，运送我们这批驾驶员，既没用运输机，也没用
水上飞机或快速船只，而是把我们象牛一样赶进一艘破旧不堪的小商船。船舱内挤了八十几个人，臭气难闻。船以每小时十二节的速度慢悠悠地在海
上移动，为了保护我们，派了一艘1000吨的次等驱逐舰。
呆在这可咒的船舱内，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我从未感到象现在这样怕。我们真不明白上级司令部的用心，敌人只要从一艘潜伏的潜艇上发
射一枚鱼雷，或从一架俯冲的轰炸机上扔下颗500磅重的炸弹，就会把这艘轻型小船炸得粉碎。指挥官把这个战场的一半战斗机驾驶员，特别是他们都
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弄到这无遮无掩的大海上，实在太冒险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又是活生生的事实。我牢骚满腹，精神忧悒，终于生起病来
。从巴厘岛到拉包尔的两星期，我基本躺在船员铺上。
船在海上左摇右晃地航行，不时发出咯咯吱吱地声响，每当碰到前面那艘护航舰冲起的波浪时，就会左滚右翻。在舱内真是活受罪，热气蒸人，
整整两星期，我身上没干过。潮湿闷热弄得人汗流浃背。油漆的气味令人窒息，我这个舱转过身去，很快在远方消失了。我已病入膏肓，感到自己快
要死了，但我始终相信，我会从吞唾我的厄运中解脱出来的。
船终于嘎吱嘎吱地开进了新不列颠岛的主要港口-拉包尔。我如释生负地喘了一口气，从底层甲板东摇西晃地走向码头。眼前的景象真难以相信，
如果说巴厘是天堂的话，那么，拉包尔就是从地狱最深层拖出来了。岛上只有一条窄跑道，等待我们支使用，确实，我还没见过这么差劲的机场哩。
跑道的尽头，一座700英尺的火山兀然而立，如鬼影一般。每隔几分钟，大地抖动，火山低吟，不时喷出沙石和呛人的浓烟。火山后面，是一片草木不
生的山峦。
离船后，驾驶员被送往机场，我们经过的路面，寻酸味刺鼻的火山灰烬足有几英寸厚。机场沉寂得可怕，飞扬的尘土从身后直扑过来，无座舱盖
的，起落回固定的“克劳德”时，无不唉声叹气。看到这些就够了，我的病又发起作来，眼一黑，便栽倒在地，范井上尉赶紧把我送进机场旁一个山
丘上的刚修好一半的医院。
第二天早晨，我就了解到，拉包尔决不是如我所想的，是个流放地，它绝没有孤立于战争之外，而是迅速地卷到战争的中心。
空袭警报把我从酣睡中惊醒，透过窗口，看到十几架双引擎“马荣德”轰炸机在港口上空低飞着，专门轰炸载我们从巴厘岛来的那条船-“九驹喜
”。飞机扔炸弹时，船员们还在卸货，为了活命，他们穿过码头四散而逃，有的甚至跳入水中。那轰炸机全是澳大利亚的标识，它们炸完船，就来轰
炸跑道和停在那里的飞机了。连续三天，“马劳德”都来轰炸了机场和一切可移动的目标，它们飞得又低又是慢，射手们对准目标打了个痛快。地面
上的人谁都不安全，因为一旦暴露，就会引来几门机关炮的射击。
空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兴奋剂，它至少说明拉包尔有仗打，我们在地面呆了几个星期，这下可好，我请求医生让我立即出院，想到又要
驾驶零式飞机作战，心里怪痒痒的。
医生笑道：“在这儿再呆几天吧，洒井，现在出院没用，我们还没战斗机给你飞，一旦飞机到了，就让你走。”
四天后，我的病情大有好转，故离开了医院。我与其他十九名驾驶员爬进那天早晨来的一架四引擎水上飞机，很快就有战斗机飞啦。因为水上飞
机是从改装的航空母舰“春日”号上飞来的，航空母舰给我们中队捎来了二十架新的零式飞机。敌人的不断侦察和轰炸阻碍了“春日”进入拉包尔港
，她在200英里以外的布略岛附近等着，派了架水上飞机把我们接到那儿去。
两小时后，我们回到拉包尔。看到二十架装备齐全随时可投入战斗的新飞机。可是，就在同一天，一架敌侦察机来侦察了一下这些停在地上的战
斗机，并且没等我们起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拉包尔静静的，惟有火山那无休止的永不减弱的喷射，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随后几个星期，战斗
机和轰炸机源源不断地飞进了拉包尔。我们迅速地集结力量，以加强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攻击，上司告诉我们，日本的计划是占领整
个新几内亚。
四月初，我们三十名台南联队来的驾驶员被派往莱城的一个新基地。莱城在新几内亚的东海岸，西户正久上校带领我们这支人马到那个新基地去
，至此，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一些最激烈的空战随之开始。莱城离盟国的防御保垒莫尔斯比仅仅180英里，我们开始执行任务几乎是每天为轰炸机护航。
轰炸机从拉包尔起飞，去袭击敌人在莫尔斯比地区的重要设施。就整体而言，战争不再是一边倒了，情况常常是：我们去攻击莫尔斯比，盟国的战斗
机和轰炸机就来轰炸莱城。盟国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和积极作战意识，使我们为之惊讶，敌人每次袭击莱城，均会遭到截击，常常被击落几架。而我们
对莫尔斯比的攻击，也付出了与他们差不多代价。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盟国的驾驶员愿意在战斗中与我们较量。所以，他们一发现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就打，是我碰到过的最勇
敢的人。应当指出，他们的战斗机在性能方面明显的比零式战斗飞机要差。再说，几乎我方所有的驾驶员都是些技术熟练的空中老手，他们驾驶着性
能良好的战斗机，明显的处于优势地位。
4月11日，我又回到战斗中去了。那天我首次击落敌机两架。这天的前一天，六架战斗机掩护七架轰炸机去莫尔斯比，击落了两架企图从机场逃跑
的轰炸机，还不一架也可能被击落。同一天晚些时候，三架待命的零式飞机从莱城起飞，在沙拉茂上空及时截击了几架轰炸机，结果击落一架，其余
的均被击伤。
11日那天我又与八架新到城的飞机一同起飞后，编成了三个V字形编队，前往莫尔斯比。飞机沿海岸线飞行并慢慢爬高。气象很好。白色的沙滩看
起来象一堆堆散落在岛边漂泊的尸骨。过了一会，欧文斯坦莱山脉便函耸立在眼前。山脊高出海平面15000英尺，山虽高，山顶却无雪覆盖，山坡上长
满了可怕的丛林，象一堵宽厚的城墙。
我们从16500英尺的高度上飞越山脊，骤然间，我们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敌人的天地。广阔的深蓝色的珊瑚海海面上，我没看见一条船，海水蓝
得发暗，一望无涯，山峦和南岸倾斜，坡度比我们机场这边要大，否则，山脊两边就无区别了。
飞行四十五分钟后，莫尔斯比基地便从机翼下滑了出来，我看到地面有许多不同型号的飞机，有的正从暴露位置被人们慌忙地往丛林里拖。机场
周围长满了茂密的林木，从空中难于发现目标。大概我们还在射程之外吧，机场的高炮没有开炮。敌机拉进防护地带还要一些时间，看来我们还来及
扫射，不过，命令未加改动，我们只许在空中警戒，不准俯冲扫射。
飞机通过莫尔斯比上空，来到珊瑚海，过了一会儿，又从原航向进入，再次飞过敌机场。令人奇怪的是，敌高射炮手和驾驶员，好象没看见我们
，他们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
通过机场时，我们是背着阳光慢慢儿飞的，终于发现了四架敌机，这是我首次看到的“艾拉考布拉”P-39战斗机，它们在我机左面约三英里的地
方，正向这边冲过来。要想不被我们发现是不可能的，我抛掉油箱，加大马力，两个僚机紧跟在后。我飞到领队长机一边，给范井上尉作发现目标动
作。并请求掩护。范井把手向前一挥，意思是：去吧，我掩护。
四架“艾拉考布拉”还在那儿，真走运。他们的前方是耀眼的太阳，没发现我机接近。P-39的双机编队，前面两架与后面两架相距约300码。
我让本田飞在我的后上方，示意经验不多的米川紧跟于后，离敌机只500码，我向左拉升，再过几秒钟就可开炮，倘若敌人继续被阳光晃着眼，我
们便可以在他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之前进行攻击。
我准备翻滚过去攻击，但没那样做，因为从俯冲中拉起来进入，会失掉背阳的有利条件，我还是向前猛推驾驶杆俯冲，本田与米川紧跟在后，三
机一起冲下去，随后来了个又急又快的后转，进入攻击位置。
后两架敌机这时已在我前上方，不知道有飞机接近。他们仍就看不见目标，我稳稳当当地靠拢，直到目标万无一失的时候才下手。两架P-39就完
了蛋。炮弹密集地打在机身中央，金属片被炸开，冒出一股烟火。
我滑开，把炮口对准第二架P-39，炮弹再次直接命中，在飞机内爆炸，并把它炸成了碎片，两架“艾拉考布拉”不到一会功夫均上了西天。
我将零式战斗机改出滑飞，摇摆着倒扣过来，打算在拉平后直接咬住前面那两架敌机，没料到战斗已经结束。那两架P-39正向地面猛扎，后面拖
着一条明亮的火焰与浓烟柱。我没看见那两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只认出西泽广吉这位新来的驾驶员的飞机正从俯冲改出。后面的第二架战斗机是大
田敏夫驾驶的，他一次开火通过就击落了敌机，这时正猛拉起来，转头加入编队。
不到五分钟战斗就结束了。真难以相信。四架敌机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已摔得稀烂，很明显，其中两架敌机是二十三岁的西泽和二十三岁的大田击
落的。
事实证明，西泽和大田在驾驶方面是把好手。他们不断获胜，和我一样，成了莱城联队名列前矛的飞行王牌。我们常在一块儿飞，被别的驾驶员
誉为“飞行三巨头”。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4)
1942年3月上旬，分散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广大地区的一百五十名台南战斗机联队的驾驶员，在巴厘岛集结。占领整个印度尼西亚已迫在眉睫。
同时还有一个连的日本陆军完成了对巴厘的军事占领。巴厘岛象个世外桃园，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在太平洋，我还没看到一处能与之相比。机场周
围，林木繁茂；岩间漫无边际泉，噗噗而出；躺在里面，实在畅快。虽说我们在地面呆的时间不多，但总算能享享清福。
一天下午，我们在“俱乐部”里闲聊，忽然，一架重型轰炸机向机场飞来，大家一楞，有个驾驶员跑到窗户跟前一看，急忙回过头，睁大眼睛喊
道：“呃，B-17！下来啦”
我们都挤到窗口看，有飞机？不可能吧！但确实有架大型飞机从空中飞来，起落架和副翼均放下，引擎的转速已减慢，正平稳地下降高度着陆。
我揩了揩眼，心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我飞机场何而来呢？不过的确有一架在那儿啊，轮子接地时带轻轻地跳了几下，尖利的刹车声也可听到。大伙一
起从门口冲出来都想快点去看看那架威力强大的美国轰炸机的防卫系统。这架飞机可能是我们能俘获的唯一一架敌机。突突的机枪声使我们一震。有
人指着说，陆军在开枪。活见鬼！那还能抓住B-17？美国驾驶员是错降了机场。而这些蠢货，还没等飞机完全停滑就开了火。
就在机枪射出串串子弹时，敌人恍然大悟。立即开足马力，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冲向跑道的另一端，升高而去，有的人已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
士官驾驶员火暴暴地骂道：“他妈的，为啥开枪？”
陆军的一位中士气乎乎地站起身来，悻悻地说：“为什么？那是敌机。我们奉命打敌机的，而不是来欢迎它的！”
我们赶忙劝止那个士官驾驶员，他脸都气白了，搞不好会揍死那陆军中士的。一个陆军中尉听到吵闹声，跑过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对我
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我部下的愚蠢行为，深表歉意。”
我们骂了陆军好几天，对没弄到那架轰炸机很惋惜。在当时“空中堡垒”是盟军飞机中最难对付的。随着时间的过去，海军驾驶员与陆军守卫部
队之间的矛盾愈来尖锐了。这期间，我们没有作战活动，脾气也大。有天晚上，不愉快的事终于发生。当时，我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忘了灯火管制，
点燃了一支香烟。少许，一个声音在外面喊志来：“把那儿的烟掐了，他妈的，你不知道规定吗？”
躺在我身旁的海军下士驾驶员本田，听到这话，“腾”地跳起身来，冲出门去，用手卡住那个士兵的喉咙，口里不停地骂着，本田是我的僚机，
对我的任何攻击，都会作出迅速的反应。我跟着跑出来，但没来得及止住他。他怒不可遏，没等我赶到，就给了对方一拳，那家伙“啊”地一声倒在
地上，不省人事。
本田怒火冲天，跑到草坪里大叫道：“来吧，你们这些陆军杂种！老子海军本田就在这儿！出来试试吧，笨蛋们！”
两名士兵从篱笆后面冲出来，跳到本田跟前。本田转过身来，张开大嘴，吼了一声迎上去，于是，一场拳头战旋即开始。本田把对手打倒后站起
来，两脚踏在趴着的两位败将身上。
“本田，住手！”我喊道，但无用。这时，士兵们一个个跑出来，本田得意地转过身，又准备格斗，那个陆军中尉紧跟在士兵后面，吆喝他们统
统回去，对我们没说半个字。我们只听到他骂自己的部下。“你们是到这里来打敌人的，明白吗？白痴！猪猡！”他吐了一口唾沫。“不是来打自己
的人的！如果你们定要打，就去与你们拿得下的人打。这些驾驶员，全是些不怕死的，象一群爱斗的公鸡。”
一天早晨，有个驾驶员气喘吁吁地冲进宿舍，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换防。
我心里揣摸，如果都回日本，那我会在首批离开。我是1938年5月离开日本去中国的，扣除一年养伤期，在海外已呆了三十五个月。当我意识到又
能见到自己的家，就特别想家了。
不象多数谣传那么玄乎，换防成了事实。3月12日，中岛忠志少校从本土来到这里，通知中队说，他接替神后英城少校的中队长之职。“神后少校
已被替换。”他说，“现在我宣布回日本的驾驶员名单。”
中岛念名时，大家鸦雀无声。第一个名字不是我希望的自己，第二个也不是，第三个还不是，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少校念了七十多个别的名
字，没一个是我。我莫名其妙，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伤，为什么返日驾驶员名单上把我忘掉了呢？我不明白，我到海外的时间比大多数人都长啊。
后来我走到这位新长官跟前，问：“阁下，我的名字不在本土之列，您愿意告诉是啥理由吗？我不相信我”
中岛少校挥手打断我，笑道：“唔，你不能和其他驾驶一道回去，我需要你。酒井，和我在一起吧，我们要去一个新基地，它是对敌作战的最前
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据我了解，你是本中队最好的驾驶员。跟我一块儿飞，让别的驾驶回去保卫家乡吧。”
话说得很清楚，我只好作罢。按海军的规矩，我是不应多问这位长官的。回到宿舍，我心里又烦躁又悲观，重见家里亲人看来无望。几个月后，
我才知道，中岛把我留下来，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那些返回本土、后来又调至中途岛特混部队的驾驶员，在6月5日遭到了敌人歼灭性打击，几乎所
有离开巴厘岛的人全都身亡。
接着的几个星期，是我生活中最倒霉的，我从没有病得这么厉害，在这些日子里，生活充满了中心忧伤与失望。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拉包尔，在巴厘岛以东2500英里，对零式战斗机来说，飞行距离是太远了一点，运送我们这批驾驶员，既没用运输机，也没用
水上飞机或快速船只，而是把我们象牛一样赶进一艘破旧不堪的小商船。船舱内挤了八十几个人，臭气难闻。船以每小时十二节的速度慢悠悠地在海
上移动，为了保护我们，派了一艘1000吨的次等驱逐舰。
呆在这可咒的船舱内，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我从未感到象现在这样怕。我们真不明白上级司令部的用心，敌人只要从一艘潜伏的潜艇上发
射一枚鱼雷，或从一架俯冲的轰炸机上扔下颗500磅重的炸弹，就会把这艘轻型小船炸得粉碎。指挥官把这个战场的一半战斗机驾驶员，特别是他们都
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弄到这无遮无掩的大海上，实在太冒险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又是活生生的事实。我牢骚满腹，精神忧悒，终于生起病来
。从巴厘岛到拉包尔的两星期，我基本躺在船员铺上。
船在海上左摇右晃地航行，不时发出咯咯吱吱地声响，每当碰到前面那艘护航舰冲起的波浪时，就会左滚右翻。在舱内真是活受罪，热气蒸人，
整整两星期，我身上没干过。潮湿闷热弄得人汗流浃背。油漆的气味令人窒息，我这个舱转过身去，很快在远方消失了。我已病入膏肓，感到自己快
要死了，但我始终相信，我会从吞唾我的厄运中解脱出来的。
船终于嘎吱嘎吱地开进了新不列颠岛的主要港口-拉包尔。我如释生负地喘了一口气，从底层甲板东摇西晃地走向码头。眼前的景象真难以相信，
如果说巴厘是天堂的话，那么，拉包尔就是从地狱最深层拖出来了。岛上只有一条窄跑道，等待我们支使用，确实，我还没见过这么差劲的机场哩。
跑道的尽头，一座700英尺的火山兀然而立，如鬼影一般。每隔几分钟，大地抖动，火山低吟，不时喷出沙石和呛人的浓烟。火山后面，是一片草木不
生的山峦。
离船后，驾驶员被送往机场，我们经过的路面，寻酸味刺鼻的火山灰烬足有几英寸厚。机场沉寂得可怕，飞扬的尘土从身后直扑过来，无座舱盖
的，起落回固定的“克劳德”时，无不唉声叹气。看到这些就够了，我的病又发起作来，眼一黑，便栽倒在地，范井上尉赶紧把我送进机场旁一个山
丘上的刚修好一半的医院。
第二天早晨，我就了解到，拉包尔决不是如我所想的，是个流放地，它绝没有孤立于战争之外，而是迅速地卷到战争的中心。
空袭警报把我从酣睡中惊醒，透过窗口，看到十几架双引擎“马荣德”轰炸机在港口上空低飞着，专门轰炸载我们从巴厘岛来的那条船-“九驹喜
”。飞机扔炸弹时，船员们还在卸货，为了活命，他们穿过码头四散而逃，有的甚至跳入水中。那轰炸机全是澳大利亚的标识，它们炸完船，就来轰
炸跑道和停在那里的飞机了。连续三天，“马劳德”都来轰炸了机场和一切可移动的目标，它们飞得又低又是慢，射手们对准目标打了个痛快。地面
上的人谁都不安全，因为一旦暴露，就会引来几门机关炮的射击。
空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兴奋剂，它至少说明拉包尔有仗打，我们在地面呆了几个星期，这下可好，我请求医生让我立即出院，想到又要
驾驶零式飞机作战，心里怪痒痒的。
医生笑道：“在这儿再呆几天吧，洒井，现在出院没用，我们还没战斗机给你飞，一旦飞机到了，就让你走。”
四天后，我的病情大有好转，故离开了医院。我与其他十九名驾驶员爬进那天早晨来的一架四引擎水上飞机，很快就有战斗机飞啦。因为水上飞
机是从改装的航空母舰“春日”号上飞来的，航空母舰给我们中队捎来了二十架新的零式飞机。敌人的不断侦察和轰炸阻碍了“春日”进入拉包尔港
，她在200英里以外的布略岛附近等着，派了架水上飞机把我们接到那儿去。
两小时后，我们回到拉包尔。看到二十架装备齐全随时可投入战斗的新飞机。可是，就在同一天，一架敌侦察机来侦察了一下这些停在地上的战
斗机，并且没等我们起飞，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拉包尔静静的，惟有火山那无休止的永不减弱的喷射，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随后几个星期，战斗
机和轰炸机源源不断地飞进了拉包尔。我们迅速地集结力量，以加强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攻击，上司告诉我们，日本的计划是占领整
个新几内亚。
四月初，我们三十名台南联队来的驾驶员被派往莱城的一个新基地。莱城在新几内亚的东海岸，西户正久上校带领我们这支人马到那个新基地去
，至此，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一些最激烈的空战随之开始。莱城离盟国的防御保垒莫尔斯比仅仅180英里，我们开始执行任务几乎是每天为轰炸机护航。
轰炸机从拉包尔起飞，去袭击敌人在莫尔斯比地区的重要设施。就整体而言，战争不再是一边倒了，情况常常是：我们去攻击莫尔斯比，盟国的战斗
机和轰炸机就来轰炸莱城。盟国飞行员的勇敢精神和积极作战意识，使我们为之惊讶，敌人每次袭击莱城，均会遭到截击，常常被击落几架。而我们
对莫尔斯比的攻击，也付出了与他们差不多代价。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盟国的驾驶员愿意在战斗中与我们较量。所以，他们一发现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就打，是我碰到过的最勇
敢的人。应当指出，他们的战斗机在性能方面明显的比零式战斗飞机要差。再说，几乎我方所有的驾驶员都是些技术熟练的空中老手，他们驾驶着性
能良好的战斗机，明显的处于优势地位。
4月11日，我又回到战斗中去了。那天我首次击落敌机两架。这天的前一天，六架战斗机掩护七架轰炸机去莫尔斯比，击落了两架企图从机场逃跑
的轰炸机，还不一架也可能被击落。同一天晚些时候，三架待命的零式飞机从莱城起飞，在沙拉茂上空及时截击了几架轰炸机，结果击落一架，其余
的均被击伤。
11日那天我又与八架新到城的飞机一同起飞后，编成了三个V字形编队，前往莫尔斯比。飞机沿海岸线飞行并慢慢爬高。气象很好。白色的沙滩看
起来象一堆堆散落在岛边漂泊的尸骨。过了一会，欧文斯坦莱山脉便函耸立在眼前。山脊高出海平面15000英尺，山虽高，山顶却无雪覆盖，山坡上长
满了可怕的丛林，象一堵宽厚的城墙。
我们从16500英尺的高度上飞越山脊，骤然间，我们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敌人的天地。广阔的深蓝色的珊瑚海海面上，我没看见一条船，海水蓝
得发暗，一望无涯，山峦和南岸倾斜，坡度比我们机场这边要大，否则，山脊两边就无区别了。
飞行四十五分钟后，莫尔斯比基地便从机翼下滑了出来，我看到地面有许多不同型号的飞机，有的正从暴露位置被人们慌忙地往丛林里拖。机场
周围长满了茂密的林木，从空中难于发现目标。大概我们还在射程之外吧，机场的高炮没有开炮。敌机拉进防护地带还要一些时间，看来我们还来及
扫射，不过，命令未加改动，我们只许在空中警戒，不准俯冲扫射。
飞机通过莫尔斯比上空，来到珊瑚海，过了一会儿，又从原航向进入，再次飞过敌机场。令人奇怪的是，敌高射炮手和驾驶员，好象没看见我们
，他们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
通过机场时，我们是背着阳光慢慢儿飞的，终于发现了四架敌机，这是我首次看到的“艾拉考布拉”P-39战斗机，它们在我机左面约三英里的地
方，正向这边冲过来。要想不被我们发现是不可能的，我抛掉油箱，加大马力，两个僚机紧跟在后。我飞到领队长机一边，给范井上尉作发现目标动
作。并请求掩护。范井把手向前一挥，意思是：去吧，我掩护。
四架“艾拉考布拉”还在那儿，真走运。他们的前方是耀眼的太阳，没发现我机接近。P-39的双机编队，前面两架与后面两架相距约300码。
我让本田飞在我的后上方，示意经验不多的米川紧跟于后，离敌机只500码，我向左拉升，再过几秒钟就可开炮，倘若敌人继续被阳光晃着眼，我
们便可以在他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之前进行攻击。
我准备翻滚过去攻击，但没那样做，因为从俯冲中拉起来进入，会失掉背阳的有利条件，我还是向前猛推驾驶杆俯冲，本田与米川紧跟在后，三
机一起冲下去，随后来了个又急又快的后转，进入攻击位置。
后两架敌机这时已在我前上方，不知道有飞机接近。他们仍就看不见目标，我稳稳当当地靠拢，直到目标万无一失的时候才下手。两架P-39就完
了蛋。炮弹密集地打在机身中央，金属片被炸开，冒出一股烟火。
我滑开，把炮口对准第二架P-39，炮弹再次直接命中，在飞机内爆炸，并把它炸成了碎片，两架“艾拉考布拉”不到一会功夫均上了西天。
我将零式战斗机改出滑飞，摇摆着倒扣过来，打算在拉平后直接咬住前面那两架敌机，没料到战斗已经结束。那两架P-39正向地面猛扎，后面拖
着一条明亮的火焰与浓烟柱。我没看见那两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只认出西泽广吉这位新来的驾驶员的飞机正从俯冲改出。后面的第二架战斗机是大
田敏夫驾驶的，他一次开火通过就击落了敌机，这时正猛拉起来，转头加入编队。
不到五分钟战斗就结束了。真难以相信。四架敌机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已摔得稀烂，很明显，其中两架敌机是二十三岁的西泽和二十三岁的大田击
落的。
事实证明，西泽和大田在驾驶方面是把好手。他们不断获胜，和我一样，成了莱城联队名列前矛的飞行王牌。我们常在一块儿飞，被别的驾驶员
誉为“飞行三巨头”。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5)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瓜达尔卡纳尔海岸上空。我看见前面几英里处有一群飞机，于是赶忙发信号给其它战斗机，并开始加速，很快，我就识别出那敌机，总共八架，分为两个梯队。我们自己的飞机并没有编好冲入敌阵的队形。我飞在最前边，不断向敌人靠拢，想抓住右边的那几架飞机，把其它敌机留给另三架零式战斗机打。敌机缩紧队形，太好了！它们好象是“野猫”，收缩编队，说明还没发现我。
如果他们照原样飞，我就可以从后方攻上去，突然袭击他们。在几秒钟之内……第一次开火通过至少能击落两架。我尽最在努力靠近敌机，尔后100码、70码、60码……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5)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瓜达尔卡纳尔海岸上空。我看见前面几英里处有一群飞机，于是赶忙发信号给其它战斗机，并开始加速，很快，我就识别出那敌机，总共八架，分为两个梯队。我们自己的飞机并没有编好冲入敌阵的队形。我飞在最前边，不断向敌人靠拢，想抓住右边的那几架飞机，把其它敌机留给另三架零式战斗机打。敌机缩紧队形，太好了！它们好象是“野猫”，收缩编队，说明还没发现我。
如果他们照原样飞，我就可以从后方攻上去，突然袭击他们。在几秒钟之内……第一次开火通过至少能击落两架。我尽最在努力靠近敌机，尔后100码、70码、60码……
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6)
就在我们损失一半飞机的酷烈空战的第二天，我被严重的腹泻弄得趴下了。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因为硫黄岛供给的全部用水都是用坛坛罐罐搜集起来的雨水。
我的精神状态并不比虚弱的身体好，一天失去四十架飞机及其驾驶员，真叫人痛心。想到“黑寡妇”把过时的零式战斗机一架架从空中击毁，想到一个个没有经验的驾驶员在燃烧的飞机中牺牲，心里难受极了。凌晨四点钟，所有驾驶员到机场待命，几架侦察机立即起飞去搜索海面。过了一小时，没有什么动静。我回到房间，想再合一会儿眼。六点钟，号声打破了岛上的沉静。通知说，敌人在戟途中。炮兵们跑过机场，爬上高射炮；四十架战斗机冲向跑道，升空占据截击位置。我走到房前的院子里，观看这次空战。
在南面很远的地方，至少有五十架飞机正向我们扑来，它们是些“黑寡妇”。四十架零式战斗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转弯迎敌。
我只看了一两分钟激烈的空战，因为耳朵听到了一种异样的声音有飞机俯冲！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中队的“黑寡妇”拖住，而让这个岛干等着挨轰炸。我向房子跑去。猛烈的爆炸把脚下的大地震得直抖，叫人无法跑，我赶紧向地下扑去，把脸埋在火山灰烬中，希望避开飞来的弹片。爆炸持续了几分钟。每次炸弹爆炸，都要把我振得老高。到处尘土飞扬。又过了一会儿，轰炸才停止。
我翻过身子，脸朝天，看到“复仇者”正向南飞。
我站起来一看，机场烟柱束束，尘土滚滚。又一次攻击！第二批一个中队的“复仇者”冲破翻滚的烟雾，直接向跑道扎下来。轰炸好象是对着我来的，我急忙转身就跑，一头倒在房子后面的水箱旁，与此同时，我看到炸弹从飞机上抛下来。我着迷似的瞪着，炸弹从空中落下，愈来愈快，愈来愈大我又吃了不少泥尘。
一股热浪沿地面扑过来，把我猛推了一下。轰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睁开眼，只见烟雾和尘土从地面滚滚而升。我抖了一下身子，看看自己受伤了没有。还好，除刚才扑倒时擦破了点皮外，身上还没伤着。耳朵慢慢听得见了。房子在倒塌，水箱“哗”的一声垮下来，滚得老远。
空战还在进行。我仰望着那些战斗的飞机，听着零式战斗机引擎的嗡嗡声和加农炮的咯咯声，以及“黑寡妇”机枪断断续续的哒哒声，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地上能干啥呢？该死的腹泻！
“黑寡妇”又一次使我们失利，我们起飞去截击的四十架零式战斗机又被击落了一半。
两个机场都被炸得乱糟糟的，看起来无法着陆，但驾驶员们还是七弯八拐地沿跑道落了地。
敌人还会来的，我们怎么办呢？即使一个驾驶员在空中击落几架战斗机，我们也无力阻止敌轰炸机攻击机场和其它防御设施。从下午到晚上，参谋人员都在研究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那晚，好多人没休息。地勤人员清扫跑道填平炮坑，一直干到天亮。三次空战，我们总共八十架战斗机就损失了七十一架！
中岛中校慢慢从指挥所的帐篷向我们这边走来。指挥官满脸愁容，说话时，音调低沉，犹豫。他告诉我们，参谋取们争论了整整一夜，就以后对美国人采取什么行动有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我们已有加紧的选择了，继续截击敌人无济于事，几天之内，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一架飞机，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给美国的特混部队孤注一击，据我们一架侦察机侦察，敌特混部队位于硫黄岛东南偏南450英里的地方。
另外一些人在理论上同意这种计划，“不过”，他们争辩到，“就凭我们这几架战斗机和八架单引擎轰炸机能打敌人的特混部队吗？美国人一次不能从他们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百架截击机！”
中岛说，硫黄飞行联队怀念三浦观三上校最后宣布采纳美国舰队的计划后，争论才算结束。三浦决定我们于7月4日中午起飞。
中岛对我们讲了作战会议的详情。他在结束谈话时说，“我们派你们出去干啥
。你们飞出去肯定是送死的。不过，”他顿了顿，“决定已经作出，你们必须得去。”他扫视了大家一眼：“祝你们一路顺风。”
指挥官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念着被选派出去作战的驾驶员名单。看来，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任务。
驾驶员们并不激动，每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站起来，敬个礼。我的名字第九个被宣布，我将战斗机中的第二个V型编队。武藤是我们之中最好的驾驶员，带领第三个V型编队，中岛选了一名上尉指挥整个中队。
中岛神情忧郁地向我走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恨我自己今天把你派出去，老朋友。”他呐呐地说。“但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们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坂井，我祝你好运！”我无话回答，只是伸出手去。我们默不作声地紧紧握着手，良外，中岛才转达身走开。
各小组无言地分开，被选去作战的驾驶员各自去收拾行装。我望着自己带到硫黄来的几件随身用品，想到这些东西将被人转送到死者的家属那里，当我母亲接到这包东西，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她会成什么样子啊？！
武藤走进我的帐篷，问我对这次任务有什么想法。我注视了他一会儿，说：“武藤，
我不知道。”他说“想法？还能有什么好想法。今天下午，我人到达敌舰上空时，敌战斗机会蜂拥而至。我要说的是我们是奉命而行，我们得去，就是这样。”
我为这个年轻的驾驶员感到可惜。我本人不再是我国一块宝贝，伤愈之后的几次作战告诉我半盲影响了我的空战能力。可是，武藤他是西泽，大田地以及范井这些人的化身，是个顶呱呱的飞行员，今天不应与我们一起去，把他的生命压在这次毫无希望的使命上。纯粹是愚蠢！如果武藤的手里有一架新式飞机，他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有希望击落十几架甚至几十架敌机的人。他是属于全日本的那号驾驶员，应准备用于保卫本土，应准备迎接以更大规模来空袭的美国大型轰炸机B-29，可现在，他多可惜啊！
当然啦，武腾不知道我这此想法，听了我的话，笑了笑。“那好，坂井，我明白啦，如果老天爷保佑”他耸了耸肩，“要不然，至少让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死在一块儿。”一小时后，所有被选去作战的驾驶员排成一列，立正站在指挥所前。指挥所帐篷后的一根高高的杆子上，系着一面又宽又白的旗帜；旗帜迎风乱舞，上面印着一句古语：奈莫-哈基满-得波沙这。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仁慈的战神。这面旗帜是仿照十六世纪一个军阀的战旗制作的。
依我看，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只能说明自己的虚弱，而不能说明其它什么。这也表明，那些当官的精神上已崩溃，他们妄图用古代的火与怒来壮胆，殊不知那时的战争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勇敢和技术，可那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现在，长官们正挖空心思搞现代巫术。他们擂着爱国的战鼓，企图叫人相信，有仅他们的下级，他们自己也一样，利用这种精神力量，是完全能叫喊着冲向那些可咒的美国佬，讨还血债的。
怎么这些人那么不敢正视事实呢？形势已变，用啥法子使他们认识到，一度是世界上最好的零式战斗机，无论在速度、俯冲、爬高，还是在火力方面，都已被“黑寡妇”和其它许多迄今我还未碰见过的新型飞机大大超过了呢？
我望着那面旗帜，它悬在那儿好几天了，但今天我才第一次真正看它。我们能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这种自然的东西上吗？它怎样帮助我们取胜呢？它能止住“黑寡妇”射来的、红彤彤的炮弹吗？
作为一个战斗机驾驶员，我比谁都清楚，在瞬息万变的空战中，要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和技术，只能靠僚机的掩护，只能靠同伴的支援。假如光是喊着那些古代口号投入战斗，恐怕我不会活到今天。现在，一切均发生了大变化，我那套对敌人攻击的防身办法不行了。笔挺挺地站在指挥所前的十七名驾驶员恐怕谁也不会抱有这种幻想：他还能看到自己的朋友活着回来。或者他本人能活着回来。三浦上校从指挥所走出来给大家讲话了。他爬上一堆空啤酒箱，心情沉重，慢慢地从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象最后一次看我们的脸。
“你们将给敌人以回击，”他开口道，“从现在起，我们的防御战结束了。你们这批飞行员，是从全日本最负盛名的横须贺飞行联队选出来的。我相信，你们今天的行动不会愧于你们联队的名字和他的光荣传统。”
他顿了顿，说：“为了发扬光大，你们务必接受你们的上级交给的任务。你们不要，我再重复一遍，你们不要，我再重复一遍，你们不要抱活的希望，一定要牢记这个词-进攻！你们不过是十七人人，今天北朝鲜面临被几百架美国战斗机保护的一支特混舰队。
“因此，要杜绝单个行动，单独一人是打不着目标的。你们必须紧紧地保持一个战斗整体，一定要从截击要中冲开一条路，而且”三浦上校迟疑了一下，干脆直接了当：“你们必须一齐冲向敌人的航空母舰！冲下去带着你们的鱼雷，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灵魂冲下去！”
一个巨大的声音在耳中直响，他在说啥？我听错了吗？“一次普通的攻击无济于事，即使你们成功地穿过了美国战斗机也会在回岛途中被击落，而这样的死，对国无益，也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不允许这样做。”
他的声音充满着鼓动性“在到达目标之前，战斗机不得与敌纠缠，轰炸机也不要把鱼雷空投掉。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要保持队形，翼并翼地飞在一起，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你们去完成任务。为了进行有效的攻击，你们必须一起冲向目标。我知道，我要你们做的事很能够困难，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也愿意做到这点。你们大家要直接冲向航空母舰，并炸沉它！”
他又环视了我们一下，声音嘎然而止。
我大吃一惊，原来是派我们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可我们至少得有保卫自己生命而战的权利呀！一个日本驾驶员被强令出去作一次自杀性攻击，这还是第一次。在我们海军，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一旦飞机在远离基地的海面上空被击坏了，驾驶员会冲向敌战舰或运输船，因为他回不来了。不仅我们的驾驶员如此，其它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等也是如此。可是，没有哪个日本飞行指挥官曾命令过他的部下：出去并死掉。
（四个月后，大西泷次郎中将在菲律宾组建了有名的神风特攻队。在派出飞机‘自杀’之前，他要求手下的驾驶员绝对保证愿为国献身。后来，给我们下令的这位三浦上校在战斗中阵亡，而大西将军在日本投降后剖腹自杀。）
三浦的话。在这些集合起来的驾驶员身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们明白：他们是回不来了。我心里很乱，脑袋骤然麻木起来，人既不恼怒，也不忧伤，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凝固了，那句老话又在心底回荡：一个武士应该这样活着随时准备去死。
然而，武士的准则决不是要一个人随时准备去自杀。有意让一个人自杀丧命与在战斗中拚死，两者截然不同。后者是在作战，生死无法预卜。人，活要活得象个样子，死要死得象个样子，在战争中，需要打只能打，需要拚只能拚，因为这是当一个战士的本份。
然而，一个人怎能不声不响地身不由已地决定在几小时内出去断送自己的生命呢？当然啦，有点必须记住：我们还在海军，命令就是命令。
上校的话说完了，四周死一样的静；我们向他敬礼后，他便离去。驾驶员们分小组散开。
我问派给我的两个僚机：“你们完全明白上校的话吗？”
他们点点头。
“我相信你们会那样做，那么，还有什么可谈呢？我唯一要对你们讲的是：紧跟我的飞机直到目标。绝不要脱离V型编队，就是天塌下来，也要跟住我的飞机。”
他们俩个都很稳重，象两个年轻的老头！而他们都只有二十岁。武藤和他的两个僚机跑来了。他见了我们便函笑道：“呃，我们几小时内就要死了，彼此得好好瞧瞧，我想，以后会记得你们这一张张不太好看的脸的。”他的话，冲淡了紧张气氛。逗得大伙笑起来。大家坐在地上，武藤继续乐嗬嗬地开着玩笑，但过不多久，人们笑得就很勉强了，玩笑也失去了味道。
几个不出去的驾驶员向我们走来，带着一些礼物，他们把分给自己的那点可怜的仪器能收罗都收罗来了：一些香烟，一点糖果，还有几瓶汽水。他们把这些东西拿来，一则是叫我们高兴高兴，二则是表表遗憾之情，因为在这次亡命俯冲中，选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礼轻人意重，我们理解他们的厚礼。硫黄的给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把剩下来的这点东西，恐怕全都弄来了。
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起飞时间已到。
另三名驾驶员从帐篷走出来，与我们一道步入机场。我站在自己的战斗机旁，看了看降落伞，九个驾驶员不约而同把伞包扔在跑道的边的火山灰烬里。
飞机发动不起来，我把发动机开关前后左右地扳动，最后才启动了。飞机震动的很厉害，发动机有毛病。
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驾驶一架这样的飞机起飞的。谁不需要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呢？但是现在？！记住，坂井，这是一次单程飞行，只需在空中飞450英里，而不是900英里！在这次攻击中，你是不会回来了。引擎情况如何，无关紧要。八架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跑道冲去；第一架零式战斗机滑到起飞位置，我跟着慢慢地滑行过去，两个僚机跟在后面。机械师和不飞的驾驶员立正站在跑道两旁，当我们的飞机雷鸣般地起飞升空时，他们脱帽致敬，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手帕，我们编成V监察院型，转弯飞向远方的敌舰。
我感到十分空虚，一切是冷冰冰的，毫无生气。我拨转达机头。飞机在空中疾飞，回头看看，硫黄岛在地平线上越来越小，在广阔的大洋在变成了一个小点儿。
地平线模模糊糊的，在海浪中起伏，我感到头晕目眩，惴惴不安。
我母亲那张瘦小的脸，充满了整个天空虽说是幻觉，却又那么真切。她向我微笑，不知道我很快就得死，不知道我就要自己把自己代掉。我瞪着她，幻影慢慢消失不见了。
一种可怕的孤独感攫信了我。飞行在无边的大海上，除了顶上的天空和脚底下的海水，什么也看不见。
我望着我前面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轰炸机飞得更前一些，低一些。它们好象没有移动似地悬在半空中，微微摇动着，在看不见的气流中上下飘忽，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晃了晃头，想清醒清醒。音乐！听，钢琴《月光曲》初予给我演奏过的初予！她的脸显现出来
是幻觉吗？音乐开始弱下去，尔后又慢慢强起来。我从未把我的感告诉过她。‘初予，我爱你！’我喊起来，但除了自己外，谁也听不见，谁也不知道。我想她，我转过头来，寻找硫黄岛，看到的只是无边的海。我盘算着这最后一次在空中的行动，掂量着冲向航空母舰的最好的方式。航空母舰的薄弱环节在何处呢？要不要我们三架战斗机一齐撞向船体吃水线的薄钢板呢？
四十分钟后，在前面的地平线上出现乌云，云高几千英尺，狂风暴雨在猛烈地抽打着海面。我看看地图，敌人的特混舰队若如我们的侦察所指，应在下面这狂涛中的某处。
现在，敌我相距已很近。我什么也顾不得想，只想到下边在风暴光中游弋的战舰，只相到即将要作的俯冲。
我们已进入敌战斗机例行巡逻区，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而且，敌舰载雷达说不定已在萤光屏上抓住了我们。我们的八架轰炸机头向下，战斗机紧跟于后，以16000英尺的高度冲进一块薄云，在白茫茫的云雾里飞了几秒钟才出来。我们继续下降高度。在13000英尺的高处，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闪光，那儿大概在我们前方几千英尺之上，耀眼的光辉反复出现，那只能是机翼上反射的阳光。
我看见一架战斗机，是架体大翼宽的“黑寡妇”，正从云中窜下来。又下来一架，越来越多，究竟有多少呢？看啦，它们一架跟着一架地从云里冲出，好象没有尽头。我开炮警告其他驾驶员，武藤中队长倾斜机翼表示明白。敌雷达已完全确定了我们的位置，所以他们的战斗机群从云上攻下来时，在我们前面不到一英里远，高度仅仅半英里。
敌机一架架从绒毛状的云朵里钻出，我数了数，数到十七架就中断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我最后看到的那十七架战斗机，向左急滚，俯冲，其它战斗机立即摇摆转弯，尖叫着向我们攻下来。
三浦的话在耳边响着：“不要打，你们的飞机应紧靠在一起”
话倒是不错。但现在怎么办呢？敌机冲来了。“黑寡妇”到处都是，有的已改出俯冲，从我们下面攻来，还有不少正从云中冲出，从我们上方袭来。第二批二十架战斗机正猛攻武藤的三架飞机，加一批约三十架，改出俯冲后，正从下面射击我方轰炸机。
当“黑寡妇”冲向轰炸机时，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第一架轰炸机和第二架轰炸机，在两声沉闷的爆炸后，变成了碎片，它们鱼雷飞出去，猛烈的爆炸把我的飞机震得一抖。
另外一批“黑寡妇”向我这三架飞机冲来，我把驾驶杆向后拉，飞机上升后翻，两个僚机跟着。敌机编队很长，我们改出斤斗时，看到几架战斗机正往下冲，机翼上的机枪正在射击，仍跳动着火苗。我大汗淋漓，把脸上的汗揩掉的时间都没有，攻击我们的那十六架战斗机，已改出俯冲，转弯从后面攻来。我们还是老一套：俯冲斤斗横滚，慢滚，前后左右地推拉驾驶杆，用力地蹬舵，飞机打圈圈。明亮的曳光弹飞闪而进，没击中目标还是没击中目标，美国驾驶员瞄得实在不准。我望了一眼轰炸机，它们带着鱼雷，又笨又慢，无可奈何地在空中左摇右滚，因为保护它们的战斗机正在激烈地与“黑寡妇”拚斗。
一团火球在猛烈燃烧后消失了；另一枚鱼雷已爆炸。不到一分钟，七架轰炸机全部报销，炸得连一个完整的机体和机翼都没看见，它们在一片爆炸声中，全部化为了乌有。零式战斗机的命运并不好多少，我看到两架已起火燃烧，正往下面急坠，他们愿与自己的战斗机同旭于尽。
空中的“黑寡妇”还和刚才一样多，我们根本不可能用高人一筹的战术来摆脱蜂涌而至的敌机群，我们怎么动，他们也怎么动。“黑寡妇”与零式战斗机一样灵活，而且更快，爬高与俯中能力更强，只因敌驾驶员缺少经验才救了我们，假如他们的技术更好点，恐怕我们的战斗机不到一分钟也会全部被击落。情况果然如此，我这三架飞机是天空唯一能看到的日本编队。我们的上下左右到处是敌机，眼中看到的全是蓝翼白星，以及闪动着火苗的机枪。敌人的匆忙草率救了我们的命。因我们在一大群敌机中间，他们为避开互撞所花的时间比攻击的时间还多，可我看不出是否能冲出来。我们离硫黄岛有400英里，离美国航空母舰有50英里那些舰队我们连影子都未看到，即使能看到，又怎么冲得出六十几架飞得比我们快的“黑寡妇”呢？天无绝人之路，追击战一直打到一团垂在海面上空的积雨云旁。
一架“黑寡妇”一闪而过，给乌黑圈留了一个口子。我急忙翻滚过去，向前猛推驾驶杆，以全速冲进那片黑沉沉的云朵，回头一看，见两个僚机仍跟着。足有好几分钟，我都处在天翻地覆的世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狂风把战斗机吹得左翻。过了一会儿，情况才好转，我冲出来了，扭头一看，见两架零式飞机在下面很过远的地方，被风吹得打转转，经过一番搏斗，才改出螺旋，爬高跟上我。
天空已没有一架“黑寡妇”，我们甩掉了它们。真是的，我们还活着，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自己救出来，为的是去死。三架飞机又重新编成V字队形，并转弯向南。逃出重围，使人松了一口气，但即将等待我们的命运，又叫人高兴不起来。
我们离敌舰愈近，云层也愈厚，云底与海面之间最多只有700英尺。
雨幕垂落，大雨把机翼打得歪，危险极了。我们硬着头皮往前飞，贴着云底前进，后来，飞机离海面只十英尺了，甚至碰着了浪涛的飞沫。
风暴愈来愈凶猛，呼啸的大风吹得比发动机还响。风雨抽打着机身和机翼，飞机奋力前进，好长一段时间，座舱盖为骤雨所遮，叫人看不清外面。
我们不能再飞低了，因为现在我们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的只有四周的雨幕，再往下飞一英尺，我知道，我们就有冲入海中的危险。半小时过去，风暴仍没减退，所看到的只有雨，偶然，也可看到被风暴袭击的海水面，按地图，我们应飞到了敌舰上空，可那支庞大的舰队连个鬼影都没有。
一会渐渐暗下来。下午七时已过，我真担心，因为即使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风暴，那迅速降临的夜暗也会把敌舰遮掩，而天空这时又无月亮。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继续前飞，在黑暗中无止境地摸索，我们看到的恐怕只有黑乎乎的海面。再说，油一耗光，就会机毁灭人亡，那样去死，既无意义，也无目的。
我往后望了望。紧跟我的两个僚机驾驶员会死心踏地的跟着，无论我选择什么道路，都准备接受，倘若我机翼一掀，以全速冲入水中，他们也会随着扎下去而快不迟疑片刻。他们的命运握在我手里，这使我很不安。
继续这样下去行吗？冲进海里，让硫黄岛上的人认为我们到达了敌舰或在空中被击落了，那算光荣吗？不！我检查了一下罗盘，摇摆着大转弯，两架零式战斗机紧跟在后，此刻，我还没确定自己的方位。我们经过激战，又逃到云里，并在风暴中胡乱飞了一阵，只能说飞到了某一水域上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说不定正好向南飞而晃是回硫黄呢，但我必须转过来。必须试一试。
三浦上校那严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震响：“你们必须一起冲向敌人的航空母舰。”是帝国海军的一个军官，命令必绝对服从。谁要对命令有所怀疑，无论正确与否都不容许。所以，即使我们回到了家，我也没有面目去见那位把我们派出来的联队指挥官。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心里犹豫而痛苦。军纪严格而无情。多年来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军令如山，我从未打过折扣，刻不容缓，坐中座舱里。如坐针毡，但我终于摆脱了纪律的枷锁和传统和羁绊。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发现了敌舰，穿过了敌战斗机，俯冲成功，三架小小的轻型战斗机，没有炸弹只带一些加农炮弹和机枪子弹。三下五除二就炸完了，能管多大用呢？在我后面的两位年轻的驾驶员，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我，在紧跟我逃过“黑寡妇”的袭击中，做了许多剧烈的高难动作，显示了很好的飞行才能。无畏惧的飞入雷雨的中心，表现了良好技艺，他们的命运应比死在这海水底下的飞机更好，他们属于日本，还有机会飞行。
想到了这些，我做出了决定。可是，摆在我们面前，是一条漫长而危险航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方位是个问题，引擎也不正常，二等飞行兵曹志贺一的飞机发动机更是不妙，剧烈的风暴把发动机罩给吹掉了。我向他招手跟上来并飞，他用手打信号说发动机有毛病，随时有停车的危险。
怎么告诉他呢？我向后挥手，要他靠近。二等飞行兵曹白井伊知的飞机状况稍好些，他飞到电贺的后面，接替其位置。
几分钟后，我根据落日检查了自己的航向。阳光从块云中射下来，十分明亮。风暴已过，我们愈往前飞，空气清新，气流愈平稳。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再度处在一切飞行员都害怕的境地，天色暗了下来。又无法确定飞机的真正方位：油量在不断减少，目的地被夜幕笼罩。
我自己战斗机的引警工作有错。真令人奇怪，一台发电机已烧掉，马达却转动得挺好。我没去管那过分疲劳的引擎，现在，它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回硫黄岛，我会名誉扫地，这是完全估计得到的，站在三浦上校面前的情景，令我生畏。
向硫磺岛飞了两个小时，大海就全黑了。机下，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惟有星星在天空闪烁。大约又过了一小时，-这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战斗机的航向正确，现在，硫磺就该在下面出现，如果没有，至少，在战斗机坠入海底时，我也不会抱恨了。
又过了几分钟，我瞪大眼睛向地平线张望，希望看到什么。在星光衬托下，一个模糊的黑色的轮廓起来，那里有东西，那东西又大，又黑、又不规则，一头笔直地升起来。是硫黄！我们回来了！
我压下机头飞下去，志贺与白并跟着，硫黄岛到处是黑乎乎的，已实行了灯火管制，我们在岛上空盘旋时，只能从黑暗中看到四点微弱的光亮。我想，它们是眩目的迷人的灯标。航灯排在主机场的跑道两旁，它们时亮时灭，给我们打着陆信号，岛上的人一定听出了我们飞机的声音。我感到，一种得救的感觉舒展全身，在近三小时返航飞行中所保持的紧张情绪的突然消失，差一点使人栽倒了。
只有四盏灯照着跑道，通常用二十盏，因为其余全给炸掉了。四盏也好，四十盏也好，不管它！经过了这么多周折，我想我能在黑暗中着陆。我降下去，滑向路道；另两架战斗机也跟着着陆。航灯熄灭。
一群驾驶员和地勤人员向我们飞机跑来。我呆呆地望着跑近的人们，感到没脸见人。我跳下地，走向指挥所，当我从人群中走过时，两边谁也没看，也没见人阻拦我，大家明白我此时的心情，他们让开一条路，我走过机场，两个僚机驾驶员紧紧跟着。
（节选全文完）
就在我们损失一半飞机的酷烈空战的第二天，我被严重的腹泻弄得趴下了。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因为硫黄岛供给的全部用水都是用坛坛罐罐搜集起来的雨水。
我的精神状态并不比虚弱的身体好，一天失去四十架飞机及其驾驶员，真叫人痛心。想到“黑寡妇”把过时的零式战斗机一架架从空中击毁，想到一个个没有经验的驾驶员在燃烧的飞机中牺牲，心里难受极了。凌晨四点钟，所有驾驶员到机场待命，几架侦察机立即起飞去搜索海面。过了一小时，没有什么动静。我回到房间，想再合一会儿眼。六点钟，号声打破了岛上的沉静。通知说，敌人在戟途中。炮兵们跑过机场，爬上高射炮；四十架战斗机冲向跑道，升空占据截击位置。我走到房前的院子里，观看这次空战。
在南面很远的地方，至少有五十架飞机正向我们扑来，它们是些“黑寡妇”。四十架零式战斗机在机场上空盘旋，转弯迎敌。
我只看了一两分钟激烈的空战，因为耳朵听到了一种异样的声音有飞机俯冲！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个中队的“黑寡妇”拖住，而让这个岛干等着挨轰炸。我向房子跑去。猛烈的爆炸把脚下的大地震得直抖，叫人无法跑，我赶紧向地下扑去，把脸埋在火山灰烬中，希望避开飞来的弹片。爆炸持续了几分钟。每次炸弹爆炸，都要把我振得老高。到处尘土飞扬。又过了一会儿，轰炸才停止。
我翻过身子，脸朝天，看到“复仇者”正向南飞。
我站起来一看，机场烟柱束束，尘土滚滚。又一次攻击！第二批一个中队的“复仇者”冲破翻滚的烟雾，直接向跑道扎下来。轰炸好象是对着我来的，我急忙转身就跑，一头倒在房子后面的水箱旁，与此同时，我看到炸弹从飞机上抛下来。我着迷似的瞪着，炸弹从空中落下，愈来愈快，愈来愈大我又吃了不少泥尘。
一股热浪沿地面扑过来，把我猛推了一下。轰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睁开眼，只见烟雾和尘土从地面滚滚而升。我抖了一下身子，看看自己受伤了没有。还好，除刚才扑倒时擦破了点皮外，身上还没伤着。耳朵慢慢听得见了。房子在倒塌，水箱“哗”的一声垮下来，滚得老远。
空战还在进行。我仰望着那些战斗的飞机，听着零式战斗机引擎的嗡嗡声和加农炮的咯咯声，以及“黑寡妇”机枪断断续续的哒哒声，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地上能干啥呢？该死的腹泻！
“黑寡妇”又一次使我们失利，我们起飞去截击的四十架零式战斗机又被击落了一半。
两个机场都被炸得乱糟糟的，看起来无法着陆，但驾驶员们还是七弯八拐地沿跑道落了地。
敌人还会来的，我们怎么办呢？即使一个驾驶员在空中击落几架战斗机，我们也无力阻止敌轰炸机攻击机场和其它防御设施。从下午到晚上，参谋人员都在研究一种摆脱困境的办法。那晚，好多人没休息。地勤人员清扫跑道填平炮坑，一直干到天亮。三次空战，我们总共八十架战斗机就损失了七十一架！
中岛中校慢慢从指挥所的帐篷向我们这边走来。指挥官满脸愁容，说话时，音调低沉，犹豫。他告诉我们，参谋取们争论了整整一夜，就以后对美国人采取什么行动有意见分歧，有人认为，我们已有加紧的选择了，继续截击敌人无济于事，几天之内，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一架飞机，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给美国的特混部队孤注一击，据我们一架侦察机侦察，敌特混部队位于硫黄岛东南偏南450英里的地方。
另外一些人在理论上同意这种计划，“不过”，他们争辩到，“就凭我们这几架战斗机和八架单引擎轰炸机能打敌人的特混部队吗？美国人一次不能从他们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百架截击机！”
中岛说，硫黄飞行联队怀念三浦观三上校最后宣布采纳美国舰队的计划后，争论才算结束。三浦决定我们于7月4日中午起飞。
中岛对我们讲了作战会议的详情。他在结束谈话时说，“我们派你们出去干啥
。你们飞出去肯定是送死的。不过，”他顿了顿，“决定已经作出，你们必须得去。”他扫视了大家一眼：“祝你们一路顺风。”
指挥官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念着被选派出去作战的驾驶员名单。看来，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任务。
驾驶员们并不激动，每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就站起来，敬个礼。我的名字第九个被宣布，我将战斗机中的第二个V型编队。武藤是我们之中最好的驾驶员，带领第三个V型编队，中岛选了一名上尉指挥整个中队。
中岛神情忧郁地向我走来，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恨我自己今天把你派出去，老朋友。”他呐呐地说。“但是，”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们除此之外，别无办法。坂井，我祝你好运！”我无话回答，只是伸出手去。我们默不作声地紧紧握着手，良外，中岛才转达身走开。
各小组无言地分开，被选去作战的驾驶员各自去收拾行装。我望着自己带到硫黄来的几件随身用品，想到这些东西将被人转送到死者的家属那里，当我母亲接到这包东西，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她会成什么样子啊？！
武藤走进我的帐篷，问我对这次任务有什么想法。我注视了他一会儿，说：“武藤，
我不知道。”他说“想法？还能有什么好想法。今天下午，我人到达敌舰上空时，敌战斗机会蜂拥而至。我要说的是我们是奉命而行，我们得去，就是这样。”
我为这个年轻的驾驶员感到可惜。我本人不再是我国一块宝贝，伤愈之后的几次作战告诉我半盲影响了我的空战能力。可是，武藤他是西泽，大田地以及范井这些人的化身，是个顶呱呱的飞行员，今天不应与我们一起去，把他的生命压在这次毫无希望的使命上。纯粹是愚蠢！如果武藤的手里有一架新式飞机，他可能是我们当中最有希望击落十几架甚至几十架敌机的人。他是属于全日本的那号驾驶员，应准备用于保卫本土，应准备迎接以更大规模来空袭的美国大型轰炸机B-29，可现在，他多可惜啊！
当然啦，武腾不知道我这此想法，听了我的话，笑了笑。“那好，坂井，我明白啦，如果老天爷保佑”他耸了耸肩，“要不然，至少让我们象老朋友一样死在一块儿。”一小时后，所有被选去作战的驾驶员排成一列，立正站在指挥所前。指挥所帐篷后的一根高高的杆子上，系着一面又宽又白的旗帜；旗帜迎风乱舞，上面印着一句古语：奈莫-哈基满-得波沙这。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仁慈的战神。这面旗帜是仿照十六世纪一个军阀的战旗制作的。
依我看，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只能说明自己的虚弱，而不能说明其它什么。这也表明，那些当官的精神上已崩溃，他们妄图用古代的火与怒来壮胆，殊不知那时的战争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勇敢和技术，可那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现在，长官们正挖空心思搞现代巫术。他们擂着爱国的战鼓，企图叫人相信，有仅他们的下级，他们自己也一样，利用这种精神力量，是完全能叫喊着冲向那些可咒的美国佬，讨还血债的。
怎么这些人那么不敢正视事实呢？形势已变，用啥法子使他们认识到，一度是世界上最好的零式战斗机，无论在速度、俯冲、爬高，还是在火力方面，都已被“黑寡妇”和其它许多迄今我还未碰见过的新型飞机大大超过了呢？
我望着那面旗帜，它悬在那儿好几天了，但今天我才第一次真正看它。我们能把自己的信念寄托在这种自然的东西上吗？它怎样帮助我们取胜呢？它能止住“黑寡妇”射来的、红彤彤的炮弹吗？
作为一个战斗机驾驶员，我比谁都清楚，在瞬息万变的空战中，要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己的智慧和技术，只能靠僚机的掩护，只能靠同伴的支援。假如光是喊着那些古代口号投入战斗，恐怕我不会活到今天。现在，一切均发生了大变化，我那套对敌人攻击的防身办法不行了。笔挺挺地站在指挥所前的十七名驾驶员恐怕谁也不会抱有这种幻想：他还能看到自己的朋友活着回来。或者他本人能活着回来。三浦上校从指挥所走出来给大家讲话了。他爬上一堆空啤酒箱，心情沉重，慢慢地从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象最后一次看我们的脸。
“你们将给敌人以回击，”他开口道，“从现在起，我们的防御战结束了。你们这批飞行员，是从全日本最负盛名的横须贺飞行联队选出来的。我相信，你们今天的行动不会愧于你们联队的名字和他的光荣传统。”
他顿了顿，说：“为了发扬光大，你们务必接受你们的上级交给的任务。你们不要，我再重复一遍，你们不要，我再重复一遍，你们不要抱活的希望，一定要牢记这个词-进攻！你们不过是十七人人，今天北朝鲜面临被几百架美国战斗机保护的一支特混舰队。
“因此，要杜绝单个行动，单独一人是打不着目标的。你们必须紧紧地保持一个战斗整体，一定要从截击要中冲开一条路，而且”三浦上校迟疑了一下，干脆直接了当：“你们必须一齐冲向敌人的航空母舰！冲下去带着你们的鱼雷，你们的生命，你们的灵魂冲下去！”
一个巨大的声音在耳中直响，他在说啥？我听错了吗？“一次普通的攻击无济于事，即使你们成功地穿过了美国战斗机也会在回岛途中被击落，而这样的死，对国无益，也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不允许这样做。”
他的声音充满着鼓动性“在到达目标之前，战斗机不得与敌纠缠，轰炸机也不要把鱼雷空投掉。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要保持队形，翼并翼地飞在一起，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止你们去完成任务。为了进行有效的攻击，你们必须一起冲向目标。我知道，我要你们做的事很能够困难，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也愿意做到这点。你们大家要直接冲向航空母舰，并炸沉它！”
他又环视了我们一下，声音嘎然而止。
我大吃一惊，原来是派我们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任务，可我们至少得有保卫自己生命而战的权利呀！一个日本驾驶员被强令出去作一次自杀性攻击，这还是第一次。在我们海军，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一旦飞机在远离基地的海面上空被击坏了，驾驶员会冲向敌战舰或运输船，因为他回不来了。不仅我们的驾驶员如此，其它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等也是如此。可是，没有哪个日本飞行指挥官曾命令过他的部下：出去并死掉。
（四个月后，大西泷次郎中将在菲律宾组建了有名的神风特攻队。在派出飞机‘自杀’之前，他要求手下的驾驶员绝对保证愿为国献身。后来，给我们下令的这位三浦上校在战斗中阵亡，而大西将军在日本投降后剖腹自杀。）
三浦的话。在这些集合起来的驾驶员身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们明白：他们是回不来了。我心里很乱，脑袋骤然麻木起来，人既不恼怒，也不忧伤，思想和感情可以说是凝固了，那句老话又在心底回荡：一个武士应该这样活着随时准备去死。
然而，武士的准则决不是要一个人随时准备去自杀。有意让一个人自杀丧命与在战斗中拚死，两者截然不同。后者是在作战，生死无法预卜。人，活要活得象个样子，死要死得象个样子，在战争中，需要打只能打，需要拚只能拚，因为这是当一个战士的本份。
然而，一个人怎能不声不响地身不由已地决定在几小时内出去断送自己的生命呢？当然啦，有点必须记住：我们还在海军，命令就是命令。
上校的话说完了，四周死一样的静；我们向他敬礼后，他便离去。驾驶员们分小组散开。
我问派给我的两个僚机：“你们完全明白上校的话吗？”
他们点点头。
“我相信你们会那样做，那么，还有什么可谈呢？我唯一要对你们讲的是：紧跟我的飞机直到目标。绝不要脱离V型编队，就是天塌下来，也要跟住我的飞机。”
他们俩个都很稳重，象两个年轻的老头！而他们都只有二十岁。武藤和他的两个僚机跑来了。他见了我们便函笑道：“呃，我们几小时内就要死了，彼此得好好瞧瞧，我想，以后会记得你们这一张张不太好看的脸的。”他的话，冲淡了紧张气氛。逗得大伙笑起来。大家坐在地上，武藤继续乐嗬嗬地开着玩笑，但过不多久，人们笑得就很勉强了，玩笑也失去了味道。
几个不出去的驾驶员向我们走来，带着一些礼物，他们把分给自己的那点可怜的仪器能收罗都收罗来了：一些香烟，一点糖果，还有几瓶汽水。他们把这些东西拿来，一则是叫我们高兴高兴，二则是表表遗憾之情，因为在这次亡命俯冲中，选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礼轻人意重，我们理解他们的厚礼。硫黄的给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把剩下来的这点东西，恐怕全都弄来了。
执行最后一次任务的起飞时间已到。
另三名驾驶员从帐篷走出来，与我们一道步入机场。我站在自己的战斗机旁，看了看降落伞，九个驾驶员不约而同把伞包扔在跑道的边的火山灰烬里。
飞机发动不起来，我把发动机开关前后左右地扳动，最后才启动了。飞机震动的很厉害，发动机有毛病。
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驾驶一架这样的飞机起飞的。谁不需要一架完好无损的飞机呢？但是现在？！记住，坂井，这是一次单程飞行，只需在空中飞450英里，而不是900英里！在这次攻击中，你是不会回来了。引擎情况如何，无关紧要。八架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跑道冲去；第一架零式战斗机滑到起飞位置，我跟着慢慢地滑行过去，两个僚机跟在后面。机械师和不飞的驾驶员立正站在跑道两旁，当我们的飞机雷鸣般地起飞升空时，他们脱帽致敬，不停地挥动手中的手帕，我们编成V监察院型，转弯飞向远方的敌舰。
我感到十分空虚，一切是冷冰冰的，毫无生气。我拨转达机头。飞机在空中疾飞，回头看看，硫黄岛在地平线上越来越小，在广阔的大洋在变成了一个小点儿。
地平线模模糊糊的，在海浪中起伏，我感到头晕目眩，惴惴不安。
我母亲那张瘦小的脸，充满了整个天空虽说是幻觉，却又那么真切。她向我微笑，不知道我很快就得死，不知道我就要自己把自己代掉。我瞪着她，幻影慢慢消失不见了。
一种可怕的孤独感攫信了我。飞行在无边的大海上，除了顶上的天空和脚底下的海水，什么也看不见。
我望着我前面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轰炸机飞得更前一些，低一些。它们好象没有移动似地悬在半空中，微微摇动着，在看不见的气流中上下飘忽，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晃了晃头，想清醒清醒。音乐！听，钢琴《月光曲》初予给我演奏过的初予！她的脸显现出来
是幻觉吗？音乐开始弱下去，尔后又慢慢强起来。我从未把我的感告诉过她。‘初予，我爱你！’我喊起来，但除了自己外，谁也听不见，谁也不知道。我想她，我转过头来，寻找硫黄岛，看到的只是无边的海。我盘算着这最后一次在空中的行动，掂量着冲向航空母舰的最好的方式。航空母舰的薄弱环节在何处呢？要不要我们三架战斗机一齐撞向船体吃水线的薄钢板呢？
四十分钟后，在前面的地平线上出现乌云，云高几千英尺，狂风暴雨在猛烈地抽打着海面。我看看地图，敌人的特混舰队若如我们的侦察所指，应在下面这狂涛中的某处。
现在，敌我相距已很近。我什么也顾不得想，只想到下边在风暴光中游弋的战舰，只相到即将要作的俯冲。
我们已进入敌战斗机例行巡逻区，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而且，敌舰载雷达说不定已在萤光屏上抓住了我们。我们的八架轰炸机头向下，战斗机紧跟于后，以16000英尺的高度冲进一块薄云，在白茫茫的云雾里飞了几秒钟才出来。我们继续下降高度。在13000英尺的高处，有什么东西在空中闪光，那儿大概在我们前方几千英尺之上，耀眼的光辉反复出现，那只能是机翼上反射的阳光。
我看见一架战斗机，是架体大翼宽的“黑寡妇”，正从云中窜下来。又下来一架，越来越多，究竟有多少呢？看啦，它们一架跟着一架地从云里冲出，好象没有尽头。我开炮警告其他驾驶员，武藤中队长倾斜机翼表示明白。敌雷达已完全确定了我们的位置，所以他们的战斗机群从云上攻下来时，在我们前面不到一英里远，高度仅仅半英里。
敌机一架架从绒毛状的云朵里钻出，我数了数，数到十七架就中断了，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我最后看到的那十七架战斗机，向左急滚，俯冲，其它战斗机立即摇摆转弯，尖叫着向我们攻下来。
三浦的话在耳边响着：“不要打，你们的飞机应紧靠在一起”
话倒是不错。但现在怎么办呢？敌机冲来了。“黑寡妇”到处都是，有的已改出俯冲，从我们下面攻来，还有不少正从云中冲出，从我们上方袭来。第二批二十架战斗机正猛攻武藤的三架飞机，加一批约三十架，改出俯冲后，正从下面射击我方轰炸机。
当“黑寡妇”冲向轰炸机时，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第一架轰炸机和第二架轰炸机，在两声沉闷的爆炸后，变成了碎片，它们鱼雷飞出去，猛烈的爆炸把我的飞机震得一抖。
另外一批“黑寡妇”向我这三架飞机冲来，我把驾驶杆向后拉，飞机上升后翻，两个僚机跟着。敌机编队很长，我们改出斤斗时，看到几架战斗机正往下冲，机翼上的机枪正在射击，仍跳动着火苗。我大汗淋漓，把脸上的汗揩掉的时间都没有，攻击我们的那十六架战斗机，已改出俯冲，转弯从后面攻来。我们还是老一套：俯冲斤斗横滚，慢滚，前后左右地推拉驾驶杆，用力地蹬舵，飞机打圈圈。明亮的曳光弹飞闪而进，没击中目标还是没击中目标，美国驾驶员瞄得实在不准。我望了一眼轰炸机，它们带着鱼雷，又笨又慢，无可奈何地在空中左摇右滚，因为保护它们的战斗机正在激烈地与“黑寡妇”拚斗。
一团火球在猛烈燃烧后消失了；另一枚鱼雷已爆炸。不到一分钟，七架轰炸机全部报销，炸得连一个完整的机体和机翼都没看见，它们在一片爆炸声中，全部化为了乌有。零式战斗机的命运并不好多少，我看到两架已起火燃烧，正往下面急坠，他们愿与自己的战斗机同旭于尽。
空中的“黑寡妇”还和刚才一样多，我们根本不可能用高人一筹的战术来摆脱蜂涌而至的敌机群，我们怎么动，他们也怎么动。“黑寡妇”与零式战斗机一样灵活，而且更快，爬高与俯中能力更强，只因敌驾驶员缺少经验才救了我们，假如他们的技术更好点，恐怕我们的战斗机不到一分钟也会全部被击落。情况果然如此，我这三架飞机是天空唯一能看到的日本编队。我们的上下左右到处是敌机，眼中看到的全是蓝翼白星，以及闪动着火苗的机枪。敌人的匆忙草率救了我们的命。因我们在一大群敌机中间，他们为避开互撞所花的时间比攻击的时间还多，可我看不出是否能冲出来。我们离硫黄岛有400英里，离美国航空母舰有50英里那些舰队我们连影子都未看到，即使能看到，又怎么冲得出六十几架飞得比我们快的“黑寡妇”呢？天无绝人之路，追击战一直打到一团垂在海面上空的积雨云旁。
一架“黑寡妇”一闪而过，给乌黑圈留了一个口子。我急忙翻滚过去，向前猛推驾驶杆，以全速冲进那片黑沉沉的云朵，回头一看，见两个僚机仍跟着。足有好几分钟，我都处在天翻地覆的世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狂风把战斗机吹得左翻。过了一会儿，情况才好转，我冲出来了，扭头一看，见两架零式飞机在下面很过远的地方，被风吹得打转转，经过一番搏斗，才改出螺旋，爬高跟上我。
天空已没有一架“黑寡妇”，我们甩掉了它们。真是的，我们还活着，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把自己救出来，为的是去死。三架飞机又重新编成V字队形，并转弯向南。逃出重围，使人松了一口气，但即将等待我们的命运，又叫人高兴不起来。
我们离敌舰愈近，云层也愈厚，云底与海面之间最多只有700英尺。
雨幕垂落，大雨把机翼打得歪，危险极了。我们硬着头皮往前飞，贴着云底前进，后来，飞机离海面只十英尺了，甚至碰着了浪涛的飞沫。
风暴愈来愈凶猛，呼啸的大风吹得比发动机还响。风雨抽打着机身和机翼，飞机奋力前进，好长一段时间，座舱盖为骤雨所遮，叫人看不清外面。
我们不能再飞低了，因为现在我们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的只有四周的雨幕，再往下飞一英尺，我知道，我们就有冲入海中的危险。半小时过去，风暴仍没减退，所看到的只有雨，偶然，也可看到被风暴袭击的海水面，按地图，我们应飞到了敌舰上空，可那支庞大的舰队连个鬼影都没有。
一会渐渐暗下来。下午七时已过，我真担心，因为即使我们成功地穿过了风暴，那迅速降临的夜暗也会把敌舰遮掩，而天空这时又无月亮。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继续前飞，在黑暗中无止境地摸索，我们看到的恐怕只有黑乎乎的海面。再说，油一耗光，就会机毁灭人亡，那样去死，既无意义，也无目的。
我往后望了望。紧跟我的两个僚机驾驶员会死心踏地的跟着，无论我选择什么道路，都准备接受，倘若我机翼一掀，以全速冲入水中，他们也会随着扎下去而快不迟疑片刻。他们的命运握在我手里，这使我很不安。
继续这样下去行吗？冲进海里，让硫黄岛上的人认为我们到达了敌舰或在空中被击落了，那算光荣吗？不！我检查了一下罗盘，摇摆着大转弯，两架零式战斗机紧跟在后，此刻，我还没确定自己的方位。我们经过激战，又逃到云里，并在风暴中胡乱飞了一阵，只能说飞到了某一水域上空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说不定正好向南飞而晃是回硫黄呢，但我必须转过来。必须试一试。
三浦上校那严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震响：“你们必须一起冲向敌人的航空母舰。”是帝国海军的一个军官，命令必绝对服从。谁要对命令有所怀疑，无论正确与否都不容许。所以，即使我们回到了家，我也没有面目去见那位把我们派出来的联队指挥官。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心里犹豫而痛苦。军纪严格而无情。多年来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军令如山，我从未打过折扣，刻不容缓，坐中座舱里。如坐针毡，但我终于摆脱了纪律的枷锁和传统和羁绊。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发现了敌舰，穿过了敌战斗机，俯冲成功，三架小小的轻型战斗机，没有炸弹只带一些加农炮弹和机枪子弹。三下五除二就炸完了，能管多大用呢？在我后面的两位年轻的驾驶员，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我，在紧跟我逃过“黑寡妇”的袭击中，做了许多剧烈的高难动作，显示了很好的飞行才能。无畏惧的飞入雷雨的中心，表现了良好技艺，他们的命运应比死在这海水底下的飞机更好，他们属于日本，还有机会飞行。
想到了这些，我做出了决定。可是，摆在我们面前，是一条漫长而危险航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方位是个问题，引擎也不正常，二等飞行兵曹志贺一的飞机发动机更是不妙，剧烈的风暴把发动机罩给吹掉了。我向他招手跟上来并飞，他用手打信号说发动机有毛病，随时有停车的危险。
怎么告诉他呢？我向后挥手，要他靠近。二等飞行兵曹白井伊知的飞机状况稍好些，他飞到电贺的后面，接替其位置。
几分钟后，我根据落日检查了自己的航向。阳光从块云中射下来，十分明亮。风暴已过，我们愈往前飞，空气清新，气流愈平稳。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再度处在一切飞行员都害怕的境地，天色暗了下来。又无法确定飞机的真正方位：油量在不断减少，目的地被夜幕笼罩。
我自己战斗机的引警工作有错。真令人奇怪，一台发电机已烧掉，马达却转动得挺好。我没去管那过分疲劳的引擎，现在，它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回硫黄岛，我会名誉扫地，这是完全估计得到的，站在三浦上校面前的情景，令我生畏。
向硫磺岛飞了两个小时，大海就全黑了。机下，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惟有星星在天空闪烁。大约又过了一小时，-这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战斗机的航向正确，现在，硫磺就该在下面出现，如果没有，至少，在战斗机坠入海底时，我也不会抱恨了。
又过了几分钟，我瞪大眼睛向地平线张望，希望看到什么。在星光衬托下，一个模糊的黑色的轮廓起来，那里有东西，那东西又大，又黑、又不规则，一头笔直地升起来。是硫黄！我们回来了！
我压下机头飞下去，志贺与白并跟着，硫黄岛到处是黑乎乎的，已实行了灯火管制，我们在岛上空盘旋时，只能从黑暗中看到四点微弱的光亮。我想，它们是眩目的迷人的灯标。航灯排在主机场的跑道两旁，它们时亮时灭，给我们打着陆信号，岛上的人一定听出了我们飞机的声音。我感到，一种得救的感觉舒展全身，在近三小时返航飞行中所保持的紧张情绪的突然消失，差一点使人栽倒了。
只有四盏灯照着跑道，通常用二十盏，因为其余全给炸掉了。四盏也好，四十盏也好，不管它！经过了这么多周折，我想我能在黑暗中着陆。我降下去，滑向路道；另两架战斗机也跟着着陆。航灯熄灭。
一群驾驶员和地勤人员向我们飞机跑来。我呆呆地望着跑近的人们，感到没脸见人。我跳下地，走向指挥所，当我从人群中走过时，两边谁也没看，也没见人阻拦我，大家明白我此时的心情，他们让开一条路，我走过机场，两个僚机驾驶员紧紧跟着。
（节选全文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四个日本老兵的证言
今天上午，由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日本“铭心会”访中团、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等单位举办的“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证言”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凤西宾馆召开，来自日本、德国及中国上海、南京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多年来，松冈环、枞山幸子以及旅日华侨林伯耀等先生不畏艰辛，在日本许多城市开通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热线电话，采访了200余位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目前， 他们历时四年多的调查成果《南京城·探索封存的记忆———原日本老兵102人的证言》已在日本出版。在研讨会上，他们通报了调查情况。调查主要集中在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9师团的33联队(三重县)、38联队(奈良)、36联队(福井县)和68联队(歧阜县)，被调查的日本老兵证实，当年在南京中华门、太平门、中山门、武定门、挹江门、光华门、和平门等处，无论对中国被俘官兵，还是女性、儿童，统统都进行屠杀、逮捕、强奸和掠夺，从原日军士兵证言、有关阵中日记及种种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是在绝对执行“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惨剧。
与会者高度赞赏松冈环、枞山幸子和林伯耀先生的举动，一致认为抢救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证言，对推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尤其是在当今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右倾思潮相当泛滥的日本社会，松冈环、枞山幸子和林伯耀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调查和研究，其精神令人钦佩。
下面是4位日本老兵的证言。
在太平门的集体性屠杀、处理尸体及强奸
往中国人的头上浇上汽油后点火烧掉了，并用刺刀致死
德田一太郎1914年6月出生［1999年8月采访］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
●在南京的太平门屠杀了居民并处分了俘虏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进入了南京的太平门。十四日和十五日两天在那里进行警备。
还记得当时分队长对我们说过“把所有的男人都给杀掉！”的命令。进入南京后，注意“禁止进入外国租界”。只要是男的就给抓起来后，带进去进行询问。当时有很多的俘虏彷徨在太平门的附近。从那里不分男女老少共抓来了三四百人。工兵们在太平门的右角附近钉上钉，拉上铁丝网，把人给包围了。下边埋着地雷。为了防止日本兵踩，便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二字。把抓来的人放进包围圈里后，拉上导火线，随着“砰———！”的一声给炸掉了。尸体堆积如山。因为用枪不赶趟，所以埋上了地雷。之后，我们爬上城墙，从上边撒上汽油，点火给烧掉了。因为尸体折折叠叠积成山，所以，烧起来很费劲。上边是大量的尸体，但下边还有好多生存者。
第二天早上，分队长对初年兵发出“刺死！”的命令，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查尸体，只要有气的人都给刺死。我的任务是踩着软绵绵的尸体找活人，找到了就说“这人还活着呢”，说完了再去找下一个。等我说完，其他的士兵就会过来用刺刀杀死了。只要刺到喉咙的致命点，血如喷泉飞溅四方，顿时脸就变得苍白。到处都可以听到“哎呀—”或者“哇—”的悲鸣声。尸体暂被安置后，其他的部队过来给处理了。据说是用电线绑起来后，拖到马背上，或者是用卡车拖到下关给处理了。尸体的占地面积估计有330平方米。
我到后方联络大队长时，遇上了五六个俘虏，他们穿着军服拿着枪。我对他们说“你的鞑鞑(枪)放了，放了”，他们也明白，交枪等于送命，拿着枪往下关的方向逃跑了。当时我认为他们反正会在扬子江被杀掉，所以也没有去追他们。在路上随便抓了投降的兵，把他们带到了工兵设置的有地雷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分的兵穿上便装隐藏在难民区，所以，去难民区进行了调查，觉得可疑的全部拽出来了。有城里的人也有城外的人。我们的中队只逮捕并杀死了太平门附近的人。
听说过在下关，有很多人被活活地用机关枪给处决了。那时因为人太多，用机关枪来不及，所以听说是用引爆地雷的方法给杀死了。
●金陵女子大学的警备和尸体的处理
结束太平门的警备一二天后，被安排到金陵女子大学当警备，并在附近占领民家住下了。
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成为避难所，里边无法通行。里边有男有女，还有孩子。美国人提供大米的。我们作为警卫在正门以三班制地进行了警备。我在附近也当过警备。金陵女子大学附近因为有很多尸体横躺在马路上，阻挡了车辆的通行，所以发出了处理尸体的命令。到处可见吊在电线上的尸体和被炮弹命中的众多尸体。把尸体拖到下关是不容易的。距离也不近。因为很重，无法用人力搬运，所以把五六具尸体的脚用电线捆在一起，用马车和军车拖到下关。我们中队全体出动进行了尸体的清除。下关很快就被尸体堆成山。应该有运输尸体的车，因为以中队单位行动的，所以不太清楚别的中队是怎样进行的。我们的中队是用马车和汽车拖到下关的。到了那里的话，另有部队在处理着尸体，不清楚是哪个部队，大概有20人左右，用手把尸体扔到了河里。尸体挺重的。我们只是把拖运来的尸体放在已经堆成山的尸体堆里，并且亲眼目睹了有很多尸体飘流在扬子江上。因为不断地把尸体扔到河里，河面到处是尸体的浊流。在搬运尸体的道路两边也因横七竖八的尸体塞满，使汽车无法正常通行。汽车从尸体上面通过，所以道路变得忐忑不平。那场面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从女子大学附近把尸体拖运到下关，一天可以往返两次。我们是以倒班制进行的。就是说，今天干的部队，明天就可以休息一天了。来回两次，需要从早上干到晚上。
●在金陵女子大学发良民证
在金陵女子大学当警卫时，发过良民证。发良民证时男女分开发。男的要从站成一排的10人左右的日本士兵中间通过，检查是否当过兵。如果觉得可疑，立刻就拉出来，脱掉便衣，进一步调查。只要认定是当兵的，就立刻拖到别处杀掉了。一天大概可以查出80—100人左右，太阳一落山以分队为单位，带过去杀掉。一个人大概要带五、六个人。我也曾拽出过五个人左右，并杀掉了他们。路过做酱的工场时，记得有很大的桶，就把这些人放进里边开枪，大概干过两次吧。警备是24个小时三班倒。我没有进过难民区里，也有去看或者是拽女人出来过。
●强奸和慰安所
在南京，女孩子藏在桶里的比较多。日本兵经常抓来女孩子进行了强奸。我没有干过，但经常可以听见女孩子们的悲鸣声。还有的士兵在马路上用枪威胁过女孩子。当警卫时，因为是三班倒，所以大家都很轻闲，很无聊。所以，经常出去逮捕女孩子过来。中队里有后备役、有现役的初年兵。有的后备役的家里有跟这些女孩子们一边儿大的女儿，所以劝“不要干了”。现役的初年兵因为害怕老兵们的眼睛所以不敢干。预备役们因为都很年轻，所以经常强奸。
在石家庄的时候，也有慰安所。老板都是朝鲜人，往往是带着十二三人用卡车移动。慰安所分别有兵队用和将校用，曾看过区别鲜明的票。兵队虽然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物品，所以经常跟人以面粉换钱。当时使用的是军票。跟日元是同价的。在门口交钱。是买票制。女孩子一天可能要接待几十人吧。挺可怜的。现在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这是理所当然的。确实是日本人干的。现在也经常能在电视上出来，大家都成了老太婆年纪了，挺可怜的。
●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
我曾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不仅看到了太平门的屠杀，并亲自参与了该屠杀行为。在去南京的途中，目睹了有一个将校，让抓来的三个人面对河面跪下来，从背后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给砍掉了。当时，只有砍下来的头部砰的一声掉进了河里。人虽然不知道日语，但当时，让他们跪下来的时候，可能觉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吧。
驶向南京的途中，忘记了是哪一个战役，说是有共产兵在部落里潜伏着。从上边发出的命令是“不论受伤兵，全都是共产兵，全部给杀掉”。于是放火烧掉了部落。当时，从滚滚烟火里传来了“呱—呱—！”的婴儿的哭叫声。
回到内地，好长一段时间，夜里总做噩梦，一想起南京的事情就失眠了。每当我在噩梦里呻吟时妻子就担心地问我“孩子他爹，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很多的中国人向我袭击过来的场面。当时认为，因为自己曾袭击过中国人，所以梦里就会出现被中国人报复的场面吧。现在很想去南京看看，但害怕，实在是没有勇气去。
自今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我觉得，石原慎太郎是“在说愚蠢的事情”。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和政治家发出的命令并实施的。我们是直接参与者，所以这不是谎话。我个人是不相信政治家的。美化南京的事实，并把它传授给学校和研究历史的学者，这太可怕了，到了这把年纪，说这样的话，太害怕了，谁敢说啊。像我这样的人既有儿子，又有孙子的人更是不敢启口了。
总结亲身经历的战争，觉得战争不应该发生。当时是没有办法，因为天皇的命令和为了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现在孙子们的时代是最好的。当然，日本把中国东北当做殖民地的事情和把朝鲜当做殖民地的事情都可以说是侵略战争。德国是认真地向青少年传达这样的历史，日本是正相反，什么都没有教。
在扬子江边的集体性屠杀
任意强奸，mm分队里养姑娘
田所耕太1916年3月出生(2000年6月采访)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一大队
我是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征兵时，以甲种及格入伍的。我们是从紫金山的南山脚(中山陵)进去的。紫金山的下边是辽阔的原野，有要塞，有很多壕沟。所以最终还是改变路线，调到城外了。那时看到了(中山门附近)距离城墙二三十公里的地方，每隔二十米，就有俘虏被捆成一团，以防逃跑。我们可能是比三十三联队早一点进了城内。我们虽然是第二小队，但第一个进了城。当时门是敞开着的。我们是拿着枪一口气进入城里。没有太注意有没有尸体，也没有子弹飞过来。在城里没有看见过居民。
可能是十二月十三日，追赶进城后又逃跑的敌人，这一追竟然追到第二天，到扬子江附近。扬子江上漂流着众多的尸体，江面被尸体覆盖30米之多，因此看不见江水。尸体多极了。漂流的尸体里因为也有活着的人，所以我们向他们开了枪。别人用的都是机关枪。重机枪当时还没有到南京。三十三联队打死的尸体漂流到我们这里来了。从中午连续打了二三个小时的枪。在岸边有众多的三十八联队士兵在打着。很多逃到小河走投无路的人都在下关被开枪打死。大家都穿着像当地人的黑棉袄，那时已经找不到穿军服的士兵了。没有看见女人。都是男的。可能不是南京城里的居民，而是逃过来的兵队。足足有一个联队的人。
攻略战一直持续到12月25日。从16日到30日在南京附近当了警卫。南京郊外的驻屯地里也设了慰安所。用玉米的皮编织的草席屋里只能放一个床。是个非常狭窄的地方。有十五六个女孩子。都是朝鲜的女孩子。当时士兵们拉长队在外面等着。我当时是下级军官，所以士兵们都走了以后去的。一日元五十钱或是二日元左右。是军票制。没有日元。在分队训练的时候，干脆把女人带到驻屯地养着。过一两个星期就把他们放了，重新去抓新的女孩子去。如果去寺庙的话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寺庙大，所以大家都来避难。只要去就有。普通的民居家，只要把第二层阁楼给弄坏的话，肯定在。因为女孩子往往藏在二楼，父母就把饭端到楼上去。分队是驻屯在普通的民家。曾抓来过三个女孩子，给她们吃的。腻了就给换掉。姑娘们只是刚开始哭，把他们带到分队，给东西吃的话，就没事了。行军的时候(到达南京之前)只要发现了就干。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从年轻的到五十岁左右的人。父母们没有藏起来。藏的最多的地方是阁楼里和寺庙了。在行军当中心情往往变得很荒唐……现在想起来不是人所能干的事，像成了畜牲似的。在上海和南京经常看见了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看过。裸着身子。北支比较多。
从难民所拉出来进行了屠杀
各中队一齐扫射用木板和小木舟逃难的中国人
町田义成1913年出生〖1997年8月、1999年4、5月采访］
南京战当时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三大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作为现役军人入队于三重县久居的三十三联队。那年四月去了旧满洲的齐齐哈尔，在那里呆了一年十个月。作为现役军人被派遣的。在齐齐哈尔提升为伍长。一九三六年一月回国，暂时在组合(工会)工作过。第二年，应征入伍，驶向了战地。
●南京之前从吴淞上陆后到上海。之后以急追击的方式驶向了南京
紫金山离南京很近，所以对国民党来说是要塞的要塞。不仅在险要的山上设置好了炮台，还出动了精锐部队来守阵。所以只要拿下紫金山，南京就会危险的。攻下紫金山花了三天。分队的六个人为了收集情报先去了南京。途中遭到敌人攻击。因为扛着重弹，为了减轻行李，一个劲儿地用机关枪扫射了。紫金山上埋着好多地雷。当时有两三匹马踩到地雷被炸掉了。所以我们让敌人的将校在前边带路，才免了因地雷的伤亡，顺利地通过了。
●在扬子江边开枪打死无数逃难的中国人
12月13日左右，向停留在下关的敌人开始了扫荡。下关的扬子江旁有车站。用步枪射死了，聚集在这里的是手无寸铁的俘虏。作为一个普通的兵，我不大清楚，但估计十六师团的全体分队几乎全部集合在这里了。南京是跟七中队同时进去的。我想可能有数千名士兵攻击了下关(十六师团的久居的三十三联队和奈良的三十八联队的几乎所有的中队通过了下关)。下关的岸壁被炮击坏了。
我们的中队到达下关车站的广场时，日本友军的炮弹接连不断地落下来了。当时还正值同敌人打激战的时候，不过当时已是敌人正撤退逃跑的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也没有拿着枪，大家只是拣来木头块儿和小木板，拼命地往扬子江的下游划过去。也有五至八人乘坐的小木船，也有三十人左右乘坐的船。船里还有妇女和小孩子。他们完全没有向我们抵抗的动态。离日本兵不远的二三十米左右的地方，也有俘虏在逃跑。对于他们，在近处的日本兵用机关枪和步枪一直地射个不停。乘在船上的和扶着木头块儿逃难的穿着普通老百姓服装的中国兵，只有一小部分人挺着，剩下的陆陆续续地被河水冲走了。只要被命中，船就被推翻，刹那间周围的河水被血染成了红色。还有舟上的人被打中后，掉到河里的。当时听到的是掺杂在枪声里的敌人临死前痛苦的喊叫声。在水里拼命挣扎的人也随着河水冲走了。我们的机关枪分队，同三十三联队的另一个中队一起射击。当时没有任何指挥，只有“喂，打那个”等简单对话而已。当时，可以说是人数惊人的日本军，用机关枪和步枪，有多少子弹就射了多少子弹。但是怎么射也是没能全部给干掉。被河水冲到下游的俘虏还剩很多。当时旁边的战友们在说“不用担心，有部队特意在下边等着他们冲下来呢，等他们到了，会一个不留地给杀掉的。在下边干也可以呀”，足足射了两个小时。当时，不论在南京城内还是在下关，所有的中国兵为了逃跑，换掉了军服，枪也扔掉了，是空着手在逃的。所以，没有听说过我方谁被打伤的消息。可以说十三日是日军单方面的攻击。
●在南京城内的扫荡中把所有的男的全都击毙了
开枪打死了漂流在扬子江上的中国兵事件，过了一个段落后的有一天下午，城墙上边和里边还剩下了一点没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兵，大家都被开枪打死了。被土挡住的友好门也被开通了，一、二人可以通过的道路。我们是从下关最近的友好门进入南京城内的。
城墙的下边和宽广的道路上到处都有脱下来丢掉的军装。武器也散乱地堆积在地上。可以想像出中国兵为了逃命，慌忙地换下军服的情景。并有很多的网吊垂在二十五米高的城墙上。中国兵可能是拽着网下城楼往下逃跑的吧。友好门和其附近横七竖八地躺着众多的中国兵的尸体，并一直延伸到大道的三百米左右。尸体大部分是乱七八糟地躺在道路上，其人数大概有几百人吧。无法通过，所以把尸体堆到道路两旁后大家通过了。
●从难民收容所拽出倔强的男的给杀了
一进门右侧墙壁斜面上写着“中兴仁爱忠义和平”大字。当时觉得哪个国家都一样。在大道上走了很长一段后，看见了写着“中华民国南京红十字治安维持会”的难民收容所的牌子。在一般的居民家里已见不到中国人了。敌兵呢已经换成了普通的服装或者是穿上了偷来的衣服，已经藏起来了。所以，我们首先进入难民收容所里，揪出来掺杂在百姓里的士兵们。从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只要发现敌兵，不容置疑地都给刺死。”中国兵因为都换成了便服，所以我们以眼神可疑或者是看脚底是否结实来判断是否是当兵的。我们是以这种不正确判断，把可疑的人都给揪出来了。我们的中队，以分队为单位分开进行了搜查。难民收容所里有老人和女人还有小孩。其中还掺杂着倔强的男的。房子里被人挤得满满的，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有几千人了。别的分队也开始了搜查。难民们大多数是以家族为一个单位挤在一起。我们搜查了他们的携带品。如果发现相片，就对照是否是相片里的人。这种作法比较胡乱。并在喊“喂！喂！”时，如果发现可疑就立刻给揪出来。男人们毫无反抗地老老实实地就出来了。各个分队把揪出来的男的带到收容所外全给刺死了。当时真是，被杀或者是保命都是运气啊。
我们的分队把揪出来的十人左右，带到河沟边上，让他们站在那里。分队里已经说好，只要有跑的就开枪打死。我把机关枪挎在腰间，开始了扫射。有三个人试图要跑，当场就给刺死了。被打中的中国人，自然地就掉到沟里了。剩下的尸体，也就扔在沟里。全部给杀了，不仅我们这样做，当时别的分队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中国人。
在十三日的南京城内的扫荡当中，有很多穿便装的中国人被杀了。如果自己是中队长的话，因为指挥着二百几十个人，所以可能会知道，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几百人)，但像我们当普通兵的只了解自己分队的情况，全体的情况不太清楚。当时也没有心情去问。当然也没有人来告诉你。但是，自己的分队干过的，别的分队也都干过。所以推算一下其数字也不难。可能杀死了很多的中国人吧。
●整理城内的尸体
15、16日左右，进友好门的大道。收拾了中山北路附近的尸体。在我们之前，别的部队已经收拾过，所以几乎收拾得差不多了。目睹过道路上有三具尸体重叠在一起的场面。把尸体抬到卡车上，另有部队来运到别的地方后又回来了。可能把尸体扔到河里了。那附近有五六台卡车呢。尸体里也有穿着军服的军人，但多数是穿便衣的外地人。女人和小孩子的尸体偶尔能看到。
关于俘虏的处理，全部集中在一起，给枪决了。听说到了最后是刺杀的。因为没有东西可给俘虏们吃，所以只能给杀掉。中队长下达了接力棒似的命令，如扫荡中发现了残敌，尽量都给刺死。所以自己的分队没有逮捕的例子。
17日出了下关的扫荡，战败兵也几乎没有了，抵抗也没有了，只要发现是敌人就用刺刀给刺死了。
我们的中队，暂时在下关设置了本部，23日去离南京城南方约八公里的村里当了警备。
不管在南京城内，还是在城外，经常出去征伐。去偷食物，出去的时候是两三人一起行动。一个人是危险的。顺便也抓女孩子过来，这就是所谓的征伐女孩子。去农家的话，藏在外观看起来草木比较浓密的瓦房和放农具的仓库里的比较多。她们故意把脸涂得黑黑的，看起来很脏。但再怎么涂也是能看出来年轻还是不年轻。如果藏在房子里的话，通常是藏在木箱里，上面用衣服和毛毯之类的东西给遮住。如把遮在上面的东西掀起来就能看见女孩子在颤抖。分队的人都觉得，抓来了就理所当然地干了。说是去征伐，大部分是去抓姑娘的。
现在想起来，事变当中虽然赢了，但是所干的事是非常残酷的。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看待。进入别人的国家干了这么残酷的事情，是侵略战争。
用重机枪进行了集体屠杀
ZZ在河边用九二式重机枪连续射击了没来得及逃难的数千人
佐滕睦郎1914年2月出生(1999年1月采访)
南京战时在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是久居的三十三联队的九年兵
记得在上海，机关枪中队是战斗平息后上陆的。记得去领取过兵站的粮草。
三十三联队的一大队攻击了句容的机场。用重机枪。当时枪手有四人，弹药手有四人，管枪和马的有四人，弹药马四人，以每箱五六贯弹药的箱子装了八箱。如果到了山地，马驮不动，所以这些弹药都得人来扛。从那儿扛到紫金山那可惨呢。
第一机关枪没有去登紫金山，是二、三大队攻击的。我们攻击了离紫金山第一峰的右手的几百米的山。中国方面是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反击的。战斗结束后，才发现同十六师团完全一样大的大炮，连用都没用就丢在那里了。
●在下关前一站开枪打死了中国人，并在下关打死了数千男女
南京一陷落，就命令我们去下关了。快到下关的时候是从镇江和紫金山逃下来的中国人在到处乱窜着。中队长的一声“进行扫荡！”的命令，立刻以几个人为一个组，步兵、机关枪兵、炮兵、步枪、刺刀，反正扛着该拿的所有的武器，穿过大道，来到了下关。我们越攻击，成群的中国兵在大道上越奔逃。我们只能开枪。里边不都是军人，也有男孩子和女人。也有年轻人。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人群扫射了。是规定了角度后左右开枪的。只要前方有人群出现就架起了重机枪全部给射死。
当天到了下关，其气氛已经是打了胜仗似的。说对岸有敌人，所以疯狂地扫射了。好像没有马达，宛如用桨在划的船哗哗地被冲走了。乘满了人。我们就开了枪，里边虽然有穿着普通服装的良民，但我们还是向他们嗒嗒嗒地开了枪。在下关的所有部队，到处放枪扫射。同时扬子江的岸边也有很多人蜂拥在一起。人越来越多。已经来不及逃到对岸的人群也聚集在岸边了。可能有几千人。这回，不分你我大家都拿起九二式枪，开始了扫射。当时是每一个机关枪中队有二挺重机枪，一个中队有八挺。拼命地打了(只要一按着就出来子弹的)。码头被人塞得满满的，里边也有男女老少。在离中国人400～500米远的地方，确认角度和定好范围后，进行扫射。刹那间人群倒塌了。哪怕举个白旗也好一点吧。想想挺可怜，就觉得不应该有战争。我们是直接受小队长的“开枪”的命令，扫射的。但“只要是中国人就杀掉”的命令是师团长发出的。
第二天，同样到了下关后，用重机枪打死了很多人。机关枪中队跟步兵一起行动的机会很少，但是这次是一起参加了扫荡。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兵举着白布，身上几乎都穿着军服。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带到了军司令部。中国军人穿的服装是各种各样的普通装。
为了在扬子江处决逮捕的俘虏，又用机关枪射了。
第二天，说是松井司令官要来，就觉得不能这样杀人，到了不得不把尸体藏起来的地步了。最后决定给埋掉。也有的人说烧掉。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在南京城内有很多仓库的地方，部队带来了好多中国兵，全部给塞到仓库里了。说是“杀中国人的子弹不够了。”于是在仓库的周围堆起了可以燃烧的东西后点了火。浓烟滚滚中中国人在拼命地打破屋顶要逃跑。日本兵便向他们开了枪给打死了。这是我目睹的事情。
现在，报纸上登载着很多事情，事实上南京遇到了很大的灾难。但是，如果说出真相会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不能随便说，觉得这挺可怜的。
●说是地狱就是地狱往婴儿身上撒尿
在南京前一战，不知是妨碍了母亲逃跑而给遗弃的还是父母被逮捕了，一个遗弃的婴儿躺在田里呱呱叫。日军当时往婴儿的嘴里灌了小便。简直太过分了。我是很不愿意参加战争杀人的。但是看到如此过分的举动也只能说“不要干那种事了”而已，阻止是绝对不可能的。说是地狱就是地狱。真是干了没理的事。因为是当兵的，如果说奇怪的话，会被人嘲笑当傻瓜看，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曾抓过两个中国兵，做为苦力使用过，其中一个人说什么回去，所以，等治安好一点后，给他发了良民证，放他走了。如果脱离自己所在的部队，会被立即杀掉的。如果走运的话还可以，但拿着良民证也被杀掉了。不知平安地回到家了没有，挺可怜的。被救的人很少。既然有规则了，如果早一点下达了命令，也不用干那么多白费的事情就可以了，也不至于把孩子都给杀掉吧。真的，在那之前，干了太残酷没理的事情了。各个部队都干尽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非人道的事情。当时认为这是战败结局，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觉得挺可怜。(据原始采访记录)
今天上午，由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日本“铭心会”访中团、日本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等单位举办的“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证言”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凤西宾馆召开，来自日本、德国及中国上海、南京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多年来，松冈环、枞山幸子以及旅日华侨林伯耀等先生不畏艰辛，在日本许多城市开通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热线电话，采访了200余位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目前， 他们历时四年多的调查成果《南京城·探索封存的记忆———原日本老兵102人的证言》已在日本出版。在研讨会上，他们通报了调查情况。调查主要集中在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9师团的33联队(三重县)、38联队(奈良)、36联队(福井县)和68联队(歧阜县)，被调查的日本老兵证实，当年在南京中华门、太平门、中山门、武定门、挹江门、光华门、和平门等处，无论对中国被俘官兵，还是女性、儿童，统统都进行屠杀、逮捕、强奸和掠夺，从原日军士兵证言、有关阵中日记及种种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是在绝对执行“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惨剧。
与会者高度赞赏松冈环、枞山幸子和林伯耀先生的举动，一致认为抢救调查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证言，对推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尤其是在当今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右倾思潮相当泛滥的日本社会，松冈环、枞山幸子和林伯耀先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持调查和研究，其精神令人钦佩。
下面是4位日本老兵的证言。
在太平门的集体性屠杀、处理尸体及强奸
往中国人的头上浇上汽油后点火烧掉了，并用刺刀致死
德田一太郎1914年6月出生［1999年8月采访］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
●在南京的太平门屠杀了居民并处分了俘虏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进入了南京的太平门。十四日和十五日两天在那里进行警备。
还记得当时分队长对我们说过“把所有的男人都给杀掉！”的命令。进入南京后，注意“禁止进入外国租界”。只要是男的就给抓起来后，带进去进行询问。当时有很多的俘虏彷徨在太平门的附近。从那里不分男女老少共抓来了三四百人。工兵们在太平门的右角附近钉上钉，拉上铁丝网，把人给包围了。下边埋着地雷。为了防止日本兵踩，便在白纸上写着“地雷”二字。把抓来的人放进包围圈里后，拉上导火线，随着“砰———！”的一声给炸掉了。尸体堆积如山。因为用枪不赶趟，所以埋上了地雷。之后，我们爬上城墙，从上边撒上汽油，点火给烧掉了。因为尸体折折叠叠积成山，所以，烧起来很费劲。上边是大量的尸体，但下边还有好多生存者。
第二天早上，分队长对初年兵发出“刺死！”的命令，所以我们就开始调查尸体，只要有气的人都给刺死。我的任务是踩着软绵绵的尸体找活人，找到了就说“这人还活着呢”，说完了再去找下一个。等我说完，其他的士兵就会过来用刺刀杀死了。只要刺到喉咙的致命点，血如喷泉飞溅四方，顿时脸就变得苍白。到处都可以听到“哎呀—”或者“哇—”的悲鸣声。尸体暂被安置后，其他的部队过来给处理了。据说是用电线绑起来后，拖到马背上，或者是用卡车拖到下关给处理了。尸体的占地面积估计有330平方米。
我到后方联络大队长时，遇上了五六个俘虏，他们穿着军服拿着枪。我对他们说“你的鞑鞑(枪)放了，放了”，他们也明白，交枪等于送命，拿着枪往下关的方向逃跑了。当时我认为他们反正会在扬子江被杀掉，所以也没有去追他们。在路上随便抓了投降的兵，把他们带到了工兵设置的有地雷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分的兵穿上便装隐藏在难民区，所以，去难民区进行了调查，觉得可疑的全部拽出来了。有城里的人也有城外的人。我们的中队只逮捕并杀死了太平门附近的人。
听说过在下关，有很多人被活活地用机关枪给处决了。那时因为人太多，用机关枪来不及，所以听说是用引爆地雷的方法给杀死了。
●金陵女子大学的警备和尸体的处理
结束太平门的警备一二天后，被安排到金陵女子大学当警备，并在附近占领民家住下了。
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成为避难所，里边无法通行。里边有男有女，还有孩子。美国人提供大米的。我们作为警卫在正门以三班制地进行了警备。我在附近也当过警备。金陵女子大学附近因为有很多尸体横躺在马路上，阻挡了车辆的通行，所以发出了处理尸体的命令。到处可见吊在电线上的尸体和被炮弹命中的众多尸体。把尸体拖到下关是不容易的。距离也不近。因为很重，无法用人力搬运，所以把五六具尸体的脚用电线捆在一起，用马车和军车拖到下关。我们中队全体出动进行了尸体的清除。下关很快就被尸体堆成山。应该有运输尸体的车，因为以中队单位行动的，所以不太清楚别的中队是怎样进行的。我们的中队是用马车和汽车拖到下关的。到了那里的话，另有部队在处理着尸体，不清楚是哪个部队，大概有20人左右，用手把尸体扔到了河里。尸体挺重的。我们只是把拖运来的尸体放在已经堆成山的尸体堆里，并且亲眼目睹了有很多尸体飘流在扬子江上。因为不断地把尸体扔到河里，河面到处是尸体的浊流。在搬运尸体的道路两边也因横七竖八的尸体塞满，使汽车无法正常通行。汽车从尸体上面通过，所以道路变得忐忑不平。那场面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从女子大学附近把尸体拖运到下关，一天可以往返两次。我们是以倒班制进行的。就是说，今天干的部队，明天就可以休息一天了。来回两次，需要从早上干到晚上。
●在金陵女子大学发良民证
在金陵女子大学当警卫时，发过良民证。发良民证时男女分开发。男的要从站成一排的10人左右的日本士兵中间通过，检查是否当过兵。如果觉得可疑，立刻就拉出来，脱掉便衣，进一步调查。只要认定是当兵的，就立刻拖到别处杀掉了。一天大概可以查出80—100人左右，太阳一落山以分队为单位，带过去杀掉。一个人大概要带五、六个人。我也曾拽出过五个人左右，并杀掉了他们。路过做酱的工场时，记得有很大的桶，就把这些人放进里边开枪，大概干过两次吧。警备是24个小时三班倒。我没有进过难民区里，也有去看或者是拽女人出来过。
●强奸和慰安所
在南京，女孩子藏在桶里的比较多。日本兵经常抓来女孩子进行了强奸。我没有干过，但经常可以听见女孩子们的悲鸣声。还有的士兵在马路上用枪威胁过女孩子。当警卫时，因为是三班倒，所以大家都很轻闲，很无聊。所以，经常出去逮捕女孩子过来。中队里有后备役、有现役的初年兵。有的后备役的家里有跟这些女孩子们一边儿大的女儿，所以劝“不要干了”。现役的初年兵因为害怕老兵们的眼睛所以不敢干。预备役们因为都很年轻，所以经常强奸。
在石家庄的时候，也有慰安所。老板都是朝鲜人，往往是带着十二三人用卡车移动。慰安所分别有兵队用和将校用，曾看过区别鲜明的票。兵队虽然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物品，所以经常跟人以面粉换钱。当时使用的是军票。跟日元是同价的。在门口交钱。是买票制。女孩子一天可能要接待几十人吧。挺可怜的。现在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这是理所当然的。确实是日本人干的。现在也经常能在电视上出来，大家都成了老太婆年纪了，挺可怜的。
●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
我曾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不仅看到了太平门的屠杀，并亲自参与了该屠杀行为。在去南京的途中，目睹了有一个将校，让抓来的三个人面对河面跪下来，从背后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给砍掉了。当时，只有砍下来的头部砰的一声掉进了河里。人虽然不知道日语，但当时，让他们跪下来的时候，可能觉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吧。
驶向南京的途中，忘记了是哪一个战役，说是有共产兵在部落里潜伏着。从上边发出的命令是“不论受伤兵，全都是共产兵，全部给杀掉”。于是放火烧掉了部落。当时，从滚滚烟火里传来了“呱—呱—！”的婴儿的哭叫声。
回到内地，好长一段时间，夜里总做噩梦，一想起南京的事情就失眠了。每当我在噩梦里呻吟时妻子就担心地问我“孩子他爹，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很多的中国人向我袭击过来的场面。当时认为，因为自己曾袭击过中国人，所以梦里就会出现被中国人报复的场面吧。现在很想去南京看看，但害怕，实在是没有勇气去。
自今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我觉得，石原慎太郎是“在说愚蠢的事情”。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和政治家发出的命令并实施的。我们是直接参与者，所以这不是谎话。我个人是不相信政治家的。美化南京的事实，并把它传授给学校和研究历史的学者，这太可怕了，到了这把年纪，说这样的话，太害怕了，谁敢说啊。像我这样的人既有儿子，又有孙子的人更是不敢启口了。
总结亲身经历的战争，觉得战争不应该发生。当时是没有办法，因为天皇的命令和为了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现在孙子们的时代是最好的。当然，日本把中国东北当做殖民地的事情和把朝鲜当做殖民地的事情都可以说是侵略战争。德国是认真地向青少年传达这样的历史，日本是正相反，什么都没有教。
在扬子江边的集体性屠杀
任意强奸，mm分队里养姑娘
田所耕太1916年3月出生(2000年6月采访)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一大队
我是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征兵时，以甲种及格入伍的。我们是从紫金山的南山脚(中山陵)进去的。紫金山的下边是辽阔的原野，有要塞，有很多壕沟。所以最终还是改变路线，调到城外了。那时看到了(中山门附近)距离城墙二三十公里的地方，每隔二十米，就有俘虏被捆成一团，以防逃跑。我们可能是比三十三联队早一点进了城内。我们虽然是第二小队，但第一个进了城。当时门是敞开着的。我们是拿着枪一口气进入城里。没有太注意有没有尸体，也没有子弹飞过来。在城里没有看见过居民。
可能是十二月十三日，追赶进城后又逃跑的敌人，这一追竟然追到第二天，到扬子江附近。扬子江上漂流着众多的尸体，江面被尸体覆盖30米之多，因此看不见江水。尸体多极了。漂流的尸体里因为也有活着的人，所以我们向他们开了枪。别人用的都是机关枪。重机枪当时还没有到南京。三十三联队打死的尸体漂流到我们这里来了。从中午连续打了二三个小时的枪。在岸边有众多的三十八联队士兵在打着。很多逃到小河走投无路的人都在下关被开枪打死。大家都穿着像当地人的黑棉袄，那时已经找不到穿军服的士兵了。没有看见女人。都是男的。可能不是南京城里的居民，而是逃过来的兵队。足足有一个联队的人。
攻略战一直持续到12月25日。从16日到30日在南京附近当了警卫。南京郊外的驻屯地里也设了慰安所。用玉米的皮编织的草席屋里只能放一个床。是个非常狭窄的地方。有十五六个女孩子。都是朝鲜的女孩子。当时士兵们拉长队在外面等着。我当时是下级军官，所以士兵们都走了以后去的。一日元五十钱或是二日元左右。是军票制。没有日元。在分队训练的时候，干脆把女人带到驻屯地养着。过一两个星期就把他们放了，重新去抓新的女孩子去。如果去寺庙的话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寺庙大，所以大家都来避难。只要去就有。普通的民居家，只要把第二层阁楼给弄坏的话，肯定在。因为女孩子往往藏在二楼，父母就把饭端到楼上去。分队是驻屯在普通的民家。曾抓来过三个女孩子，给她们吃的。腻了就给换掉。姑娘们只是刚开始哭，把他们带到分队，给东西吃的话，就没事了。行军的时候(到达南京之前)只要发现了就干。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从年轻的到五十岁左右的人。父母们没有藏起来。藏的最多的地方是阁楼里和寺庙了。在行军当中心情往往变得很荒唐……现在想起来不是人所能干的事，像成了畜牲似的。在上海和南京经常看见了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看过。裸着身子。北支比较多。
从难民所拉出来进行了屠杀
各中队一齐扫射用木板和小木舟逃难的中国人
町田义成1913年出生〖1997年8月、1999年4、5月采访］
南京战当时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三大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作为现役军人入队于三重县久居的三十三联队。那年四月去了旧满洲的齐齐哈尔，在那里呆了一年十个月。作为现役军人被派遣的。在齐齐哈尔提升为伍长。一九三六年一月回国，暂时在组合(工会)工作过。第二年，应征入伍，驶向了战地。
●南京之前从吴淞上陆后到上海。之后以急追击的方式驶向了南京
紫金山离南京很近，所以对国民党来说是要塞的要塞。不仅在险要的山上设置好了炮台，还出动了精锐部队来守阵。所以只要拿下紫金山，南京就会危险的。攻下紫金山花了三天。分队的六个人为了收集情报先去了南京。途中遭到敌人攻击。因为扛着重弹，为了减轻行李，一个劲儿地用机关枪扫射了。紫金山上埋着好多地雷。当时有两三匹马踩到地雷被炸掉了。所以我们让敌人的将校在前边带路，才免了因地雷的伤亡，顺利地通过了。
●在扬子江边开枪打死无数逃难的中国人
12月13日左右，向停留在下关的敌人开始了扫荡。下关的扬子江旁有车站。用步枪射死了，聚集在这里的是手无寸铁的俘虏。作为一个普通的兵，我不大清楚，但估计十六师团的全体分队几乎全部集合在这里了。南京是跟七中队同时进去的。我想可能有数千名士兵攻击了下关(十六师团的久居的三十三联队和奈良的三十八联队的几乎所有的中队通过了下关)。下关的岸壁被炮击坏了。
我们的中队到达下关车站的广场时，日本友军的炮弹接连不断地落下来了。当时还正值同敌人打激战的时候，不过当时已是敌人正撤退逃跑的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也没有拿着枪，大家只是拣来木头块儿和小木板，拼命地往扬子江的下游划过去。也有五至八人乘坐的小木船，也有三十人左右乘坐的船。船里还有妇女和小孩子。他们完全没有向我们抵抗的动态。离日本兵不远的二三十米左右的地方，也有俘虏在逃跑。对于他们，在近处的日本兵用机关枪和步枪一直地射个不停。乘在船上的和扶着木头块儿逃难的穿着普通老百姓服装的中国兵，只有一小部分人挺着，剩下的陆陆续续地被河水冲走了。只要被命中，船就被推翻，刹那间周围的河水被血染成了红色。还有舟上的人被打中后，掉到河里的。当时听到的是掺杂在枪声里的敌人临死前痛苦的喊叫声。在水里拼命挣扎的人也随着河水冲走了。我们的机关枪分队，同三十三联队的另一个中队一起射击。当时没有任何指挥，只有“喂，打那个”等简单对话而已。当时，可以说是人数惊人的日本军，用机关枪和步枪，有多少子弹就射了多少子弹。但是怎么射也是没能全部给干掉。被河水冲到下游的俘虏还剩很多。当时旁边的战友们在说“不用担心，有部队特意在下边等着他们冲下来呢，等他们到了，会一个不留地给杀掉的。在下边干也可以呀”，足足射了两个小时。当时，不论在南京城内还是在下关，所有的中国兵为了逃跑，换掉了军服，枪也扔掉了，是空着手在逃的。所以，没有听说过我方谁被打伤的消息。可以说十三日是日军单方面的攻击。
●在南京城内的扫荡中把所有的男的全都击毙了
开枪打死了漂流在扬子江上的中国兵事件，过了一个段落后的有一天下午，城墙上边和里边还剩下了一点没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兵，大家都被开枪打死了。被土挡住的友好门也被开通了，一、二人可以通过的道路。我们是从下关最近的友好门进入南京城内的。
城墙的下边和宽广的道路上到处都有脱下来丢掉的军装。武器也散乱地堆积在地上。可以想像出中国兵为了逃命，慌忙地换下军服的情景。并有很多的网吊垂在二十五米高的城墙上。中国兵可能是拽着网下城楼往下逃跑的吧。友好门和其附近横七竖八地躺着众多的中国兵的尸体，并一直延伸到大道的三百米左右。尸体大部分是乱七八糟地躺在道路上，其人数大概有几百人吧。无法通过，所以把尸体堆到道路两旁后大家通过了。
●从难民收容所拽出倔强的男的给杀了
一进门右侧墙壁斜面上写着“中兴仁爱忠义和平”大字。当时觉得哪个国家都一样。在大道上走了很长一段后，看见了写着“中华民国南京红十字治安维持会”的难民收容所的牌子。在一般的居民家里已见不到中国人了。敌兵呢已经换成了普通的服装或者是穿上了偷来的衣服，已经藏起来了。所以，我们首先进入难民收容所里，揪出来掺杂在百姓里的士兵们。从部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只要发现敌兵，不容置疑地都给刺死。”中国兵因为都换成了便服，所以我们以眼神可疑或者是看脚底是否结实来判断是否是当兵的。我们是以这种不正确判断，把可疑的人都给揪出来了。我们的中队，以分队为单位分开进行了搜查。难民收容所里有老人和女人还有小孩。其中还掺杂着倔强的男的。房子里被人挤得满满的，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有几千人了。别的分队也开始了搜查。难民们大多数是以家族为一个单位挤在一起。我们搜查了他们的携带品。如果发现相片，就对照是否是相片里的人。这种作法比较胡乱。并在喊“喂！喂！”时，如果发现可疑就立刻给揪出来。男人们毫无反抗地老老实实地就出来了。各个分队把揪出来的男的带到收容所外全给刺死了。当时真是，被杀或者是保命都是运气啊。
我们的分队把揪出来的十人左右，带到河沟边上，让他们站在那里。分队里已经说好，只要有跑的就开枪打死。我把机关枪挎在腰间，开始了扫射。有三个人试图要跑，当场就给刺死了。被打中的中国人，自然地就掉到沟里了。剩下的尸体，也就扔在沟里。全部给杀了，不仅我们这样做，当时别的分队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杀死了中国人。
在十三日的南京城内的扫荡当中，有很多穿便装的中国人被杀了。如果自己是中队长的话，因为指挥着二百几十个人，所以可能会知道，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几百人)，但像我们当普通兵的只了解自己分队的情况，全体的情况不太清楚。当时也没有心情去问。当然也没有人来告诉你。但是，自己的分队干过的，别的分队也都干过。所以推算一下其数字也不难。可能杀死了很多的中国人吧。
●整理城内的尸体
15、16日左右，进友好门的大道。收拾了中山北路附近的尸体。在我们之前，别的部队已经收拾过，所以几乎收拾得差不多了。目睹过道路上有三具尸体重叠在一起的场面。把尸体抬到卡车上，另有部队来运到别的地方后又回来了。可能把尸体扔到河里了。那附近有五六台卡车呢。尸体里也有穿着军服的军人，但多数是穿便衣的外地人。女人和小孩子的尸体偶尔能看到。
关于俘虏的处理，全部集中在一起，给枪决了。听说到了最后是刺杀的。因为没有东西可给俘虏们吃，所以只能给杀掉。中队长下达了接力棒似的命令，如扫荡中发现了残敌，尽量都给刺死。所以自己的分队没有逮捕的例子。
17日出了下关的扫荡，战败兵也几乎没有了，抵抗也没有了，只要发现是敌人就用刺刀给刺死了。
我们的中队，暂时在下关设置了本部，23日去离南京城南方约八公里的村里当了警备。
不管在南京城内，还是在城外，经常出去征伐。去偷食物，出去的时候是两三人一起行动。一个人是危险的。顺便也抓女孩子过来，这就是所谓的征伐女孩子。去农家的话，藏在外观看起来草木比较浓密的瓦房和放农具的仓库里的比较多。她们故意把脸涂得黑黑的，看起来很脏。但再怎么涂也是能看出来年轻还是不年轻。如果藏在房子里的话，通常是藏在木箱里，上面用衣服和毛毯之类的东西给遮住。如把遮在上面的东西掀起来就能看见女孩子在颤抖。分队的人都觉得，抓来了就理所当然地干了。说是去征伐，大部分是去抓姑娘的。
现在想起来，事变当中虽然赢了，但是所干的事是非常残酷的。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看待。进入别人的国家干了这么残酷的事情，是侵略战争。
用重机枪进行了集体屠杀
ZZ在河边用九二式重机枪连续射击了没来得及逃难的数千人
佐滕睦郎1914年2月出生(1999年1月采访)
南京战时在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是久居的三十三联队的九年兵
记得在上海，机关枪中队是战斗平息后上陆的。记得去领取过兵站的粮草。
三十三联队的一大队攻击了句容的机场。用重机枪。当时枪手有四人，弹药手有四人，管枪和马的有四人，弹药马四人，以每箱五六贯弹药的箱子装了八箱。如果到了山地，马驮不动，所以这些弹药都得人来扛。从那儿扛到紫金山那可惨呢。
第一机关枪没有去登紫金山，是二、三大队攻击的。我们攻击了离紫金山第一峰的右手的几百米的山。中国方面是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反击的。战斗结束后，才发现同十六师团完全一样大的大炮，连用都没用就丢在那里了。
●在下关前一站开枪打死了中国人，并在下关打死了数千男女
南京一陷落，就命令我们去下关了。快到下关的时候是从镇江和紫金山逃下来的中国人在到处乱窜着。中队长的一声“进行扫荡！”的命令，立刻以几个人为一个组，步兵、机关枪兵、炮兵、步枪、刺刀，反正扛着该拿的所有的武器，穿过大道，来到了下关。我们越攻击，成群的中国兵在大道上越奔逃。我们只能开枪。里边不都是军人，也有男孩子和女人。也有年轻人。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人群扫射了。是规定了角度后左右开枪的。只要前方有人群出现就架起了重机枪全部给射死。
当天到了下关，其气氛已经是打了胜仗似的。说对岸有敌人，所以疯狂地扫射了。好像没有马达，宛如用桨在划的船哗哗地被冲走了。乘满了人。我们就开了枪，里边虽然有穿着普通服装的良民，但我们还是向他们嗒嗒嗒地开了枪。在下关的所有部队，到处放枪扫射。同时扬子江的岸边也有很多人蜂拥在一起。人越来越多。已经来不及逃到对岸的人群也聚集在岸边了。可能有几千人。这回，不分你我大家都拿起九二式枪，开始了扫射。当时是每一个机关枪中队有二挺重机枪，一个中队有八挺。拼命地打了(只要一按着就出来子弹的)。码头被人塞得满满的，里边也有男女老少。在离中国人400～500米远的地方，确认角度和定好范围后，进行扫射。刹那间人群倒塌了。哪怕举个白旗也好一点吧。想想挺可怜，就觉得不应该有战争。我们是直接受小队长的“开枪”的命令，扫射的。但“只要是中国人就杀掉”的命令是师团长发出的。
第二天，同样到了下关后，用重机枪打死了很多人。机关枪中队跟步兵一起行动的机会很少，但是这次是一起参加了扫荡。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中国兵举着白布，身上几乎都穿着军服。把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带到了军司令部。中国军人穿的服装是各种各样的普通装。
为了在扬子江处决逮捕的俘虏，又用机关枪射了。
第二天，说是松井司令官要来，就觉得不能这样杀人，到了不得不把尸体藏起来的地步了。最后决定给埋掉。也有的人说烧掉。
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在南京城内有很多仓库的地方，部队带来了好多中国兵，全部给塞到仓库里了。说是“杀中国人的子弹不够了。”于是在仓库的周围堆起了可以燃烧的东西后点了火。浓烟滚滚中中国人在拼命地打破屋顶要逃跑。日本兵便向他们开了枪给打死了。这是我目睹的事情。
现在，报纸上登载着很多事情，事实上南京遇到了很大的灾难。但是，如果说出真相会涉及到政治问题，所以不能随便说，觉得这挺可怜的。
●说是地狱就是地狱往婴儿身上撒尿
在南京前一战，不知是妨碍了母亲逃跑而给遗弃的还是父母被逮捕了，一个遗弃的婴儿躺在田里呱呱叫。日军当时往婴儿的嘴里灌了小便。简直太过分了。我是很不愿意参加战争杀人的。但是看到如此过分的举动也只能说“不要干那种事了”而已，阻止是绝对不可能的。说是地狱就是地狱。真是干了没理的事。因为是当兵的，如果说奇怪的话，会被人嘲笑当傻瓜看，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曾抓过两个中国兵，做为苦力使用过，其中一个人说什么回去，所以，等治安好一点后，给他发了良民证，放他走了。如果脱离自己所在的部队，会被立即杀掉的。如果走运的话还可以，但拿着良民证也被杀掉了。不知平安地回到家了没有，挺可怜的。被救的人很少。既然有规则了，如果早一点下达了命令，也不用干那么多白费的事情就可以了，也不至于把孩子都给杀掉吧。真的，在那之前，干了太残酷没理的事情了。各个部队都干尽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非人道的事情。当时认为这是战败结局，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觉得挺可怜。(据原始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