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李岩评传[原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6:10:50
<P>在中国历史上，李岩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P>
<P>
第一次听到李岩的名字，是在小时候看一部叫做《巾帼悲歌》的电视剧时，里面讲述红娘子的事迹。那时自然看不懂其中寄寓的深沉的家国之悲，只是觉得红娘子这样一个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女中丈夫竟然会去喜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实在是不可思议。直到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李岩的生平事迹之后，才知道他那文弱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颗多么伟大、高贵的心灵。以他那样悲天悯人的心肠、宽宏博大的胸襟、文韬武略的才华、儒雅从容的气度，不但在当时已是世间少见的奇男子，在时隔三百六十年之后，仍然深深感动了我。
稍长之后读金庸先生的《碧血剑》，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描写过李岩的文学作品。虽然后来关于李岩的书还读过不少，但我始终觉得，《碧血剑》中的李岩是塑造得最成功的，最符合我心目中的李岩 。因此我想先谈谈《碧血剑》中李岩的形象。
我一直感觉，金庸在《碧血剑》中是把李岩作为袁崇焕的影子来描写的。两个人实在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书生统兵，都有一腔热血和安邦定国的抱负，连性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袁承志一直对李岩非常仰慕崇敬，感觉很亲切，除了李岩自身的魅力之外，恐怕与他在李岩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作者对李岩的描写其实并不多，前后仅出场四次，主要是作为袁承志的一种对比和陪衬。但是这个配角的光芒却完全盖过了主角，实在是因为李岩的人生经历更让人感动神往，他的悲剧结局也更让人同情。我们只要将袁承志和李岩的人生作一下对比，便会明白这一点。
袁和李都是官宦子弟出身，都有着中国传统书生那种善良、宽厚、重情重义的性格，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李岩虽然是书生。但完全没有一般书生身上常有的眼高手低、只擅空谈的毛病。他有很好的文才，但不同于腐儒们那种雕词琐句、穷究八股；又不同于士大夫们吟风赏月、无病呻吟。他在家乡写过许多诗文，均是体念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之作（下文将有详述）。更让人惊异的是，他以一介书生，却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他组织领导了明末农民起义，整训军队、严明军纪、出谋划策、攻城略地，立功无数，是闯军中数一数二的大将。他文韬武略，精明能干，做事有主见，有决断，虽然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但是并未被一些腐朽的封建思想所羁绊，拿得起，放得下，在爱情上同样如此（详见下文）。相比之下，同是将门之后的袁承志，不仅识字不多，文才上无法与李相比（当然，这是限于成长环境不同），连军事才能也没能继承他父亲袁崇焕的遗传。有没有才能脏躁症者是天生的，谁也无法勉强，但在私生活尤其是个人感情上，袁也没有李的真诚、豁达，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道学味。
然而这一切还都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差异，本质的不同在于李岩是那种真正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安危祸福的仁人义士。他身上有着儒家“济世”精神所催生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袁身上所没有的，，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出世气息。虽然他也参与了起义并立了大功，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并没有上升为内心中自觉自愿的行动。换句话说，袁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了使自己“心之所安”，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这着重心态接近于道家思想。其实，从他下山之始，无论是报父仇也罢，行侠仗义也罢，参与义军也罢，与青青、阿九二女的感情纠葛也罢，本质上都可视为“修炼”的一种过程。入世是为了“修炼”，出世才是最终的归宿。因此，自始至终袁承志都难以和农民军融为一体。农民军占领北京，军纪败坏以后固不用说，即便在这之前，袁也从没有主动融入义军的表示，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过李自成的延请。他宁肯在江湖上为义军奔走出力，不正说明他不想思想和行为受到约束吗？保持自由之身，这正是一个修真之士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之身，便可进退自如，当义军蓬勃兴旺时，他便为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而当义军堕落变质，违背原来“替天行道，救世济民”的宗旨更兼兵败如山倒，袁既无力回天，便只有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了。“事外”即“世外”，中原战乱不休，只有海外的无人荒岛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和安逸。其实，以他这种性格，即便是起义取得成功，新朝建立，他也会选择辞官归隐的道路。因此，究竟是功成身退还是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他而言影响的只是归隐时的心境罢了。
而李岩是不一样的，他是把自己和义军融为一体的，他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都贡献给了李自成和农民军。李自成的事业即是他的事业，李自成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更何况以他那样重情重义的性格，对李的知遇之恩必定是要以死相报的。说他愚忠也好，说他不识时务也好，他只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他和袁承志深夜在北京城外的青石小巷漫步谈心时，他便早已向袁表白过心迹：
“兄弟，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但为臣尽忠，为友尽义。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闭口不言。”
“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总须平了江南，一统天下之后，我才能归隐。大王昔年待我甚厚，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正是我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之时。小人流言，我也不放在心上。”
一字一句皆从肺腑流出，至诚之心，天日可见。
《碧血剑》中的结局是李岩自尽而死，信念的幻灭让他万念俱灰，死亡也许反而是他最好的归宿。何况还有他最心爱的妻子红娘子殉夫而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也不会寂寞了。这也可算是凄凉之中的唯一安慰了。无论任何，他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的。
金庸先生的小说写得很好，然而李岩的意义绝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他在明末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此，我将我收集的一点资料和我的一些感想整理成文，全面介绍一下李岩的生平。如果有网友对历史不感兴趣，就不必看了。
</P><P>在中国历史上，李岩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P>
<P>
第一次听到李岩的名字，是在小时候看一部叫做《巾帼悲歌》的电视剧时，里面讲述红娘子的事迹。那时自然看不懂其中寄寓的深沉的家国之悲，只是觉得红娘子这样一个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女中丈夫竟然会去喜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实在是不可思议。直到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李岩的生平事迹之后，才知道他那文弱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颗多么伟大、高贵的心灵。以他那样悲天悯人的心肠、宽宏博大的胸襟、文韬武略的才华、儒雅从容的气度，不但在当时已是世间少见的奇男子，在时隔三百六十年之后，仍然深深感动了我。
稍长之后读金庸先生的《碧血剑》，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描写过李岩的文学作品。虽然后来关于李岩的书还读过不少，但我始终觉得，《碧血剑》中的李岩是塑造得最成功的，最符合我心目中的李岩 。因此我想先谈谈《碧血剑》中李岩的形象。
我一直感觉，金庸在《碧血剑》中是把李岩作为袁崇焕的影子来描写的。两个人实在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书生统兵，都有一腔热血和安邦定国的抱负，连性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袁承志一直对李岩非常仰慕崇敬，感觉很亲切，除了李岩自身的魅力之外，恐怕与他在李岩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作者对李岩的描写其实并不多，前后仅出场四次，主要是作为袁承志的一种对比和陪衬。但是这个配角的光芒却完全盖过了主角，实在是因为李岩的人生经历更让人感动神往，他的悲剧结局也更让人同情。我们只要将袁承志和李岩的人生作一下对比，便会明白这一点。
袁和李都是官宦子弟出身，都有着中国传统书生那种善良、宽厚、重情重义的性格，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李岩虽然是书生。但完全没有一般书生身上常有的眼高手低、只擅空谈的毛病。他有很好的文才，但不同于腐儒们那种雕词琐句、穷究八股；又不同于士大夫们吟风赏月、无病呻吟。他在家乡写过许多诗文，均是体念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之作（下文将有详述）。更让人惊异的是，他以一介书生，却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他组织领导了明末农民起义，整训军队、严明军纪、出谋划策、攻城略地，立功无数，是闯军中数一数二的大将。他文韬武略，精明能干，做事有主见，有决断，虽然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但是并未被一些腐朽的封建思想所羁绊，拿得起，放得下，在爱情上同样如此（详见下文）。相比之下，同是将门之后的袁承志，不仅识字不多，文才上无法与李相比（当然，这是限于成长环境不同），连军事才能也没能继承他父亲袁崇焕的遗传。有没有才能脏躁症者是天生的，谁也无法勉强，但在私生活尤其是个人感情上，袁也没有李的真诚、豁达，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道学味。
然而这一切还都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差异，本质的不同在于李岩是那种真正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安危祸福的仁人义士。他身上有着儒家“济世”精神所催生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袁身上所没有的，，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出世气息。虽然他也参与了起义并立了大功，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并没有上升为内心中自觉自愿的行动。换句话说，袁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了使自己“心之所安”，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这着重心态接近于道家思想。其实，从他下山之始，无论是报父仇也罢，行侠仗义也罢，参与义军也罢，与青青、阿九二女的感情纠葛也罢，本质上都可视为“修炼”的一种过程。入世是为了“修炼”，出世才是最终的归宿。因此，自始至终袁承志都难以和农民军融为一体。农民军占领北京，军纪败坏以后固不用说，即便在这之前，袁也从没有主动融入义军的表示，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过李自成的延请。他宁肯在江湖上为义军奔走出力，不正说明他不想思想和行为受到约束吗？保持自由之身，这正是一个修真之士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之身，便可进退自如，当义军蓬勃兴旺时，他便为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而当义军堕落变质，违背原来“替天行道，救世济民”的宗旨更兼兵败如山倒，袁既无力回天，便只有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了。“事外”即“世外”，中原战乱不休，只有海外的无人荒岛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和安逸。其实，以他这种性格，即便是起义取得成功，新朝建立，他也会选择辞官归隐的道路。因此，究竟是功成身退还是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他而言影响的只是归隐时的心境罢了。
而李岩是不一样的，他是把自己和义军融为一体的，他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都贡献给了李自成和农民军。李自成的事业即是他的事业，李自成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更何况以他那样重情重义的性格，对李的知遇之恩必定是要以死相报的。说他愚忠也好，说他不识时务也好，他只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他和袁承志深夜在北京城外的青石小巷漫步谈心时，他便早已向袁表白过心迹：
“兄弟，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但为臣尽忠，为友尽义。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闭口不言。”
“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总须平了江南，一统天下之后，我才能归隐。大王昔年待我甚厚，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正是我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之时。小人流言，我也不放在心上。”
一字一句皆从肺腑流出，至诚之心，天日可见。
《碧血剑》中的结局是李岩自尽而死，信念的幻灭让他万念俱灰，死亡也许反而是他最好的归宿。何况还有他最心爱的妻子红娘子殉夫而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也不会寂寞了。这也可算是凄凉之中的唯一安慰了。无论任何，他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的。
金庸先生的小说写得很好，然而李岩的意义绝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他在明末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此，我将我收集的一点资料和我的一些感想整理成文，全面介绍一下李岩的生平。如果有网友对历史不感兴趣，就不必看了。
</P>
<P>
第一次听到李岩的名字，是在小时候看一部叫做《巾帼悲歌》的电视剧时，里面讲述红娘子的事迹。那时自然看不懂其中寄寓的深沉的家国之悲，只是觉得红娘子这样一个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女中丈夫竟然会去喜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实在是不可思议。直到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李岩的生平事迹之后，才知道他那文弱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颗多么伟大、高贵的心灵。以他那样悲天悯人的心肠、宽宏博大的胸襟、文韬武略的才华、儒雅从容的气度，不但在当时已是世间少见的奇男子，在时隔三百六十年之后，仍然深深感动了我。
稍长之后读金庸先生的《碧血剑》，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描写过李岩的文学作品。虽然后来关于李岩的书还读过不少，但我始终觉得，《碧血剑》中的李岩是塑造得最成功的，最符合我心目中的李岩 。因此我想先谈谈《碧血剑》中李岩的形象。
我一直感觉，金庸在《碧血剑》中是把李岩作为袁崇焕的影子来描写的。两个人实在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书生统兵，都有一腔热血和安邦定国的抱负，连性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袁承志一直对李岩非常仰慕崇敬，感觉很亲切，除了李岩自身的魅力之外，恐怕与他在李岩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作者对李岩的描写其实并不多，前后仅出场四次，主要是作为袁承志的一种对比和陪衬。但是这个配角的光芒却完全盖过了主角，实在是因为李岩的人生经历更让人感动神往，他的悲剧结局也更让人同情。我们只要将袁承志和李岩的人生作一下对比，便会明白这一点。
袁和李都是官宦子弟出身，都有着中国传统书生那种善良、宽厚、重情重义的性格，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李岩虽然是书生。但完全没有一般书生身上常有的眼高手低、只擅空谈的毛病。他有很好的文才，但不同于腐儒们那种雕词琐句、穷究八股；又不同于士大夫们吟风赏月、无病呻吟。他在家乡写过许多诗文，均是体念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之作（下文将有详述）。更让人惊异的是，他以一介书生，却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他组织领导了明末农民起义，整训军队、严明军纪、出谋划策、攻城略地，立功无数，是闯军中数一数二的大将。他文韬武略，精明能干，做事有主见，有决断，虽然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但是并未被一些腐朽的封建思想所羁绊，拿得起，放得下，在爱情上同样如此（详见下文）。相比之下，同是将门之后的袁承志，不仅识字不多，文才上无法与李相比（当然，这是限于成长环境不同），连军事才能也没能继承他父亲袁崇焕的遗传。有没有才能脏躁症者是天生的，谁也无法勉强，但在私生活尤其是个人感情上，袁也没有李的真诚、豁达，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道学味。
然而这一切还都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差异，本质的不同在于李岩是那种真正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安危祸福的仁人义士。他身上有着儒家“济世”精神所催生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袁身上所没有的，，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出世气息。虽然他也参与了起义并立了大功，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并没有上升为内心中自觉自愿的行动。换句话说，袁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了使自己“心之所安”，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这着重心态接近于道家思想。其实，从他下山之始，无论是报父仇也罢，行侠仗义也罢，参与义军也罢，与青青、阿九二女的感情纠葛也罢，本质上都可视为“修炼”的一种过程。入世是为了“修炼”，出世才是最终的归宿。因此，自始至终袁承志都难以和农民军融为一体。农民军占领北京，军纪败坏以后固不用说，即便在这之前，袁也从没有主动融入义军的表示，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过李自成的延请。他宁肯在江湖上为义军奔走出力，不正说明他不想思想和行为受到约束吗？保持自由之身，这正是一个修真之士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之身，便可进退自如，当义军蓬勃兴旺时，他便为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而当义军堕落变质，违背原来“替天行道，救世济民”的宗旨更兼兵败如山倒，袁既无力回天，便只有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了。“事外”即“世外”，中原战乱不休，只有海外的无人荒岛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和安逸。其实，以他这种性格，即便是起义取得成功，新朝建立，他也会选择辞官归隐的道路。因此，究竟是功成身退还是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他而言影响的只是归隐时的心境罢了。
而李岩是不一样的，他是把自己和义军融为一体的，他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都贡献给了李自成和农民军。李自成的事业即是他的事业，李自成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更何况以他那样重情重义的性格，对李的知遇之恩必定是要以死相报的。说他愚忠也好，说他不识时务也好，他只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他和袁承志深夜在北京城外的青石小巷漫步谈心时，他便早已向袁表白过心迹：
“兄弟，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但为臣尽忠，为友尽义。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闭口不言。”
“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总须平了江南，一统天下之后，我才能归隐。大王昔年待我甚厚，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正是我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之时。小人流言，我也不放在心上。”
一字一句皆从肺腑流出，至诚之心，天日可见。
《碧血剑》中的结局是李岩自尽而死，信念的幻灭让他万念俱灰，死亡也许反而是他最好的归宿。何况还有他最心爱的妻子红娘子殉夫而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也不会寂寞了。这也可算是凄凉之中的唯一安慰了。无论任何，他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的。
金庸先生的小说写得很好，然而李岩的意义绝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他在明末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此，我将我收集的一点资料和我的一些感想整理成文，全面介绍一下李岩的生平。如果有网友对历史不感兴趣，就不必看了。
</P><P>在中国历史上，李岩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的人生就是一部传奇。</P>
<P>
第一次听到李岩的名字，是在小时候看一部叫做《巾帼悲歌》的电视剧时，里面讲述红娘子的事迹。那时自然看不懂其中寄寓的深沉的家国之悲，只是觉得红娘子这样一个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女中丈夫竟然会去喜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实在是不可思议。直到多年以后，我了解了李岩的生平事迹之后，才知道他那文弱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颗多么伟大、高贵的心灵。以他那样悲天悯人的心肠、宽宏博大的胸襟、文韬武略的才华、儒雅从容的气度，不但在当时已是世间少见的奇男子，在时隔三百六十年之后，仍然深深感动了我。
稍长之后读金庸先生的《碧血剑》，那是我接触到的第一部描写过李岩的文学作品。虽然后来关于李岩的书还读过不少，但我始终觉得，《碧血剑》中的李岩是塑造得最成功的，最符合我心目中的李岩 。因此我想先谈谈《碧血剑》中李岩的形象。
我一直感觉，金庸在《碧血剑》中是把李岩作为袁崇焕的影子来描写的。两个人实在是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书生统兵，都有一腔热血和安邦定国的抱负，连性格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袁承志一直对李岩非常仰慕崇敬，感觉很亲切，除了李岩自身的魅力之外，恐怕与他在李岩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作者对李岩的描写其实并不多，前后仅出场四次，主要是作为袁承志的一种对比和陪衬。但是这个配角的光芒却完全盖过了主角，实在是因为李岩的人生经历更让人感动神往，他的悲剧结局也更让人同情。我们只要将袁承志和李岩的人生作一下对比，便会明白这一点。
袁和李都是官宦子弟出身，都有着中国传统书生那种善良、宽厚、重情重义的性格，但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李岩虽然是书生。但完全没有一般书生身上常有的眼高手低、只擅空谈的毛病。他有很好的文才，但不同于腐儒们那种雕词琐句、穷究八股；又不同于士大夫们吟风赏月、无病呻吟。他在家乡写过许多诗文，均是体念民生疾苦，针砭时弊之作（下文将有详述）。更让人惊异的是，他以一介书生，却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他组织领导了明末农民起义，整训军队、严明军纪、出谋划策、攻城略地，立功无数，是闯军中数一数二的大将。他文韬武略，精明能干，做事有主见，有决断，虽然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但是并未被一些腐朽的封建思想所羁绊，拿得起，放得下，在爱情上同样如此（详见下文）。相比之下，同是将门之后的袁承志，不仅识字不多，文才上无法与李相比（当然，这是限于成长环境不同），连军事才能也没能继承他父亲袁崇焕的遗传。有没有才能脏躁症者是天生的，谁也无法勉强，但在私生活尤其是个人感情上，袁也没有李的真诚、豁达，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道学味。
然而这一切还都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差异，本质的不同在于李岩是那种真正以天下为己任，不计较个人安危祸福的仁人义士。他身上有着儒家“济世”精神所催生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袁身上所没有的，，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出世气息。虽然他也参与了起义并立了大功，但是很明显，这只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并没有上升为内心中自觉自愿的行动。换句话说，袁的一切作为均是为了使自己“心之所安”，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这着重心态接近于道家思想。其实，从他下山之始，无论是报父仇也罢，行侠仗义也罢，参与义军也罢，与青青、阿九二女的感情纠葛也罢，本质上都可视为“修炼”的一种过程。入世是为了“修炼”，出世才是最终的归宿。因此，自始至终袁承志都难以和农民军融为一体。农民军占领北京，军纪败坏以后固不用说，即便在这之前，袁也从没有主动融入义军的表示，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过李自成的延请。他宁肯在江湖上为义军奔走出力，不正说明他不想思想和行为受到约束吗？保持自由之身，这正是一个修真之士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之身，便可进退自如，当义军蓬勃兴旺时，他便为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而当义军堕落变质，违背原来“替天行道，救世济民”的宗旨更兼兵败如山倒，袁既无力回天，便只有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了。“事外”即“世外”，中原战乱不休，只有海外的无人荒岛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才能得到心灵上的宁静和安逸。其实，以他这种性格，即便是起义取得成功，新朝建立，他也会选择辞官归隐的道路。因此，究竟是功成身退还是孔子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对他而言影响的只是归隐时的心境罢了。
而李岩是不一样的，他是把自己和义军融为一体的，他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都贡献给了李自成和农民军。李自成的事业即是他的事业，李自成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更何况以他那样重情重义的性格，对李的知遇之恩必定是要以死相报的。说他愚忠也好，说他不识时务也好，他只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他和袁承志深夜在北京城外的青石小巷漫步谈心时，他便早已向袁表白过心迹：
“兄弟，大王虽已有疑我之意，但为臣尽忠，为友尽义。我终不能眼见大王大业败坏，闭口不言。”
“大王眼前尚有许多大事要办，总须平了江南，一统天下之后，我才能归隐。大王昔年待我甚厚，眼见他前途危难重重，正是我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之时。小人流言，我也不放在心上。”
一字一句皆从肺腑流出，至诚之心，天日可见。
《碧血剑》中的结局是李岩自尽而死，信念的幻灭让他万念俱灰，死亡也许反而是他最好的归宿。何况还有他最心爱的妻子红娘子殉夫而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也不会寂寞了。这也可算是凄凉之中的唯一安慰了。无论任何，他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的。
金庸先生的小说写得很好，然而李岩的意义绝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他在明末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此，我将我收集的一点资料和我的一些感想整理成文，全面介绍一下李岩的生平。如果有网友对历史不感兴趣，就不必看了。
</P>
李岩，原名李信，河南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丁卯年举人。其弟李牟，庠士出身。兄弟二人都有功名，可见李家必是书香门第。这样一个家庭的主人——李岩的父亲李精白显然也非寻常人物。
李精白，《明史》上说他是“兵部尚书”，但据考证，他做的其实是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并非是真正的兵部尚书。在崇祯初年的魏忠贤逆案中被定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的处罚。他和魏忠贤“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但从“又次等论”这句话来看，不会是客魏集团的主要人物，估计也就是对魏忠贤讨好巴结。在明末的官场中，这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在魏忠贤当政时，连袁崇焕那样的忠贞正直之士也不免委曲求全，给魏建“生祠”，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李精白在家乡的名声并不坏。虽然被削职为民了，但毕竟做过封疆大吏，故李家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在杞县的官绅富商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李岩生长在这样一个优裕的家庭里，却与一般那些走马斗鸡、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大不相同。他读书很用功，年纪轻轻就中了举。《明季北略》上说他“有文武才”，从他后来所从事的军事实践活动看，却非虚语。可见他不仅熟读过儒家经典，而且很可能读过兵家著作。他对军事感兴趣可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但他的军事才能却完全是天生的。这样一个文才武略的少年公子，大概在当时也是很罕见的。
李岩是一个举人，但他完全没有当时一般读书人那种迂腐、清高的作派 。他生性慷慨豪爽，常常周济穷人；又爱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的性格一点也不像一个举人公子，倒像一个江湖侠士。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他的朋友也有很多。他后来投奔李自成，首先举荐的两个朋友牛金星和宋献策，一个是已被斥革功名的举人，一个是江湖术士。可见他结交朋友讲究的是意气相投，而不是贫贱富贵。他在杞县名声很好，百姓都称他为“李公子”。
他后来成了家，娶了一位名门闺秀，但性格丝毫没有改变，也因此才有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七月“赈饥”一事的发生。
“赈饥”一事的起因是河南的蝗旱之灾，始于崇祯十年（公元１６３７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是蝗旱并发。连续四年蝗旱灾是什么景况，今天的人也许不太容易想象。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马懋才上了一篇《备陈大饥疏》，详细地说明了当时陕西的灾情，河南的情况比陕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我摘录一些章节，以便使读者有个感性的了解。其文曰：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我不知道当时崇祯皇帝读了这篇奏疏是什么感觉，反正我自己是不寒而栗。陕西还只是“一年无雨”就已是如此，河南连续四年蝗旱灾之后的惨状简直让人不敢想象，说成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
饥荒确实是极其严重，但也并不是就没有办法救济。饥饿已极，“相聚为盗”，可知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 人，而在另一方面还是有人有大量粮食储积的。假如政治修明的话，完全可以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而事实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老百姓都快死干净了，还在“严为催科”。一句话就已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还是盗贼，事实上都是严酷政治逼成的，真正是“官逼民反”。
事实上这个道理崇祯帝自己也不是不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他下《罪己诏》痛责弊政，大意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而现今的人做官却是专为谋利，有如做生意一样。催征钱粮要先收火耗（官员的外快），正额完了还要征附加税，甚至朝廷已经下令免征的官员们还要违旨私征；一有工程建设、水利维修之类，就要乘机贪污。又有人购买东西不照价给钱，出差公干多报开销。上面有什么摊派不摊富户专找贫民；审案断狱则要把有理断成无理。百姓无权无势，只好任由欺压；官员们得了好处就姑息养奸。总督巡抚们对重要官员的举荐或弹劾与百姓心中的评价则完全相反。又有一些皇亲国戚、功勋世家贪心不足，任由家人子弟横行京城。农村的乡绅们则不知廉耻，鱼肉乡里，收纳流氓无赖为爪牙打手；不成气的地方官慑于他们的权势而曲意逢迎，劣迹斑斑的衙役讼棍们则与其互相勾结。如此景况，小民谁能安枕？
.瞧瞧，这文章说得多好，真是一针见血。我们的皇上也俨然一副痛心疾首状。那么，既已对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如此深刻了，有没有什么改革或改进的措施呢？没有。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下这《罪己诏》的前一年（公元１６３６年），有一位江南武生李进就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即搜刮江南缙绅富户弥补过用。然而却遭到大臣们的群起反对。大学士钱士升要将李生下狱问罪，幸好崇祯要“广开言路”，所以斥责钱士升，并未追究李。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李进的上疏建议，结局却是“放之已足”，即置之不理。
就这样，《罪己诏》几乎年年在下，“减膳”、“撤乐”的把戏也闹了好几回，但就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具体措施不见半条，口惠而实不至。老百姓的，处境私毫不见改变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臣们私下批评崇祯“汲汲于要誉”即热衷于沽名钓誉，真是半点也没有冤枉了他。
崇祯治国无能，搜刮起百姓来却是雷厉风行，十分在行。一边下得《罪己诏》一边年年在加赋税哦。本来明朝中叶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按照“一条鞭”法，赋税都是一次征收，但是天启末年，为在辽东用兵加开了“辽饷”。到了崇祯年间，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又加征“练饷”、“剿饷” 。这个口子一开，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一条鞭”法等于是废止了。平心而论，若是真的国家无钱，又面临外族的武力威胁，多向百姓征点饷巩固边防、保卫国家，只要手段合法，幅度适当，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崇祯皇帝真是穷到揭不开锅，需要“减膳”这等地步了吗？事实是李自成攻进北京以后，发现皇家的库房仍是“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看到了吧，不愧是皇家，有这样一大笔天文数字般的积蓄。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弄到最后吊死煤山这样凄惨的下场了。然而，崇祯在这一点上遗传了他祖父万历皇帝的吝啬的性格基因，宁肯库银发霉，也不肯拿出来救济百姓、发放军饷。既然皇帝不肯自己掏腰包，那就只有把财政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了。
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打击下，河南的百姓可说已在死亡线上挣扎了。然而，即便如此，杞县县令宋某仍然在不停地催征钱粮，百姓苦不堪言。百姓的惨状让天性善良的李岩无法坐视不理。他毅然去见宋某，为杞县百姓请命。他劝宋暂停征比，设法赈济灾民。但宋以上命难违为由拒绝停征，并声称“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对赈济灾民一事加以推托。宋县令想着的只是如何办好上司交代下来的差事，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李岩回到家中，立刻取出家中存粮三百余石去赈济灾民。宋县令说“分派富户”原本只是推托之言，决未想到李岩竟会当真。大概李岩认为自己带头做这么一件事实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三百余石粮食对众多的饥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但李岩也只能拿得出这么多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也已成了家。李家不经商，李岩虽是举人，但不做官，没有俸禄，一大家子的生活显然是靠地主的老本行——收租为生。但连续四年蝗旱并发，田户绝收，以李岩的为人，即要周济穷人就断不会在大灾之年逼迫佃户交租，必定是全部豁免。一年两年还不怎样，连续四年没有任何进息之后，我相信即便是李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活感到吃不消的（其实这四年是比较肯定的，在这之前，若佃户过不下去，以李岩的心地， 他又怎么忍心催逼呢？李家必定早就已经在坐吃山空了。李岩若是早生几年，恐怕李尚书他老人家辛辛苦苦积蓄的家业早就被他“败光”了）。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李岩仍然不惜冒着得罪县令的风险去为民请命，以他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举人公子，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再要他倾家荡产赈济饥民就实在是强人所难了。然而没有任何人逼他，他毫不犹豫就这样做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的善举。
那么，事情到了这一步，该做的他都做了，不该做的他也做了。遍地都是饥民，实在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挽救的。事情至此也该结束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又写了一首《劝赈歌》，拿到各家富户去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百姓的惨状让天性善良的李岩无法坐视不理。他毅然去见宋某，为杞县百姓请命。他劝宋暂停征比，设法赈济灾民。但宋以上命难违为由拒绝停征，并声称“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对赈济灾民一事加以推托。宋县令想着的只是如何办好上司交代下来的差事，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李岩回到家中，立刻取出家中存粮三百余石去赈济灾民。宋县令说“分派富户”原本只是推托之言，决未想到李岩竟会当真。大概李岩认为自己带头做这么一件事实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三百余石粮食对众多的饥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但李岩也只能拿得出这么多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也已成了家。李家不经商，李岩虽是举人，但不做官，没有俸禄，一大家子的生活显然是靠地主的老本行——收租为生。但连续四年蝗旱并发，田户绝收，以李岩的为人，即要周济穷人就断不会在大灾之年逼迫佃户交租，必定是全部豁免。一年两年还不怎样，连续四年没有任何进息之后，我相信即便是李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活感到吃不消的（其实这四年是比较肯定的，在这之前，若佃户过不下去，以李岩的心地， 他又怎么忍心催逼呢？李家必定早就已经在坐吃山空了。李岩若是早生几年，恐怕李尚书他老人家辛辛苦苦积蓄的家业早就被他“败光”了）。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李岩仍然不惜冒着得罪县令的风险去为民请命，以他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举人公子，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再要他倾家荡产赈济饥民就实在是强人所难了。然而没有任何人逼他，他毫不犹豫就这样做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的善举。
那么，事情到了这一步，该做的他都做了，不该做的他也做了。遍地都是饥民，实在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挽救的。事情至此也该结束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又写了一首《劝赈歌》，拿到各家富户去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这篇歌辞中对百姓的痛苦境遇描写十分生动，字里行间充满他对百姓的深切同情，想来一定都是他所耳闻目睹的。既说“能不教人数行泪”，相信他已流过不止“数行泪了”，面对饥民们的惨状，李岩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大概他平日里就对那些为富不仁、袖手旁观的财主十分不满，因此这首歌虽是拿去各家“劝勉”，仍是忍不住对他们痛骂了一番。李岩不会不知道，他这么做意味着完全站在了杞县富室的对立面，而那些受了骂的“虎豹豺狼”对他怀恨在心更是在所难免。但是，李岩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李岩的侠义心肠，但也很有些书生意气。财主们一向都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在却要反过来，他们又岂肯答应？因此，“劝赈”丝毫没有效果。但是李岩的行动无形中给那些饥民们树立了榜样 他们开始团结起来与富室斗争，“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富户们惊慌失措之下只好向县令求救。宋县令正对李岩心怀不满，闻讯之下，即刻发碟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则系乱民，严拿究罪。”但是，在饥饿的威胁面前，这种高压统治已失去了往日的效果，反而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激起饥民们更大的愤慨，他们“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在危急的形势面前，宋县令束手无策，只得急邀李岩前来商议。李岩认为，如果迅速传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那么事态还是来得及平息的。宋县令听从了李岩的建议，局势暂时得以缓和。但饥民们临去时扬言如果无米，还要再来。这让宋某十分害怕，推究事情的原委，皆因李岩而起，不免对他更加憎恨。李岩得罪富室于前，又触怒县令于后，处境已是十分不妙。但他毕竟出身豪门，又有功名在身，众人即使怀恨，一时也无可奈何。
但是，直到这时，李岩还是希望能为朝廷尽忠的。他发粟赈饥，为民请命，劝赈富室，都是“公忠体国”的表现。事情由和平请愿演变成暴力抢劫也绝非他的本意。这由他帮助县令平息民变就可看出来。
李岩不想造反，但是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未完待续）
李精白，《明史》上说他是“兵部尚书”，但据考证，他做的其实是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并非是真正的兵部尚书。在崇祯初年的魏忠贤逆案中被定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的处罚。他和魏忠贤“交结”的详细情形不明，但从“又次等论”这句话来看，不会是客魏集团的主要人物，估计也就是对魏忠贤讨好巴结。在明末的官场中，这其实是算不了什么的。在魏忠贤当政时，连袁崇焕那样的忠贞正直之士也不免委曲求全，给魏建“生祠”，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李精白在家乡的名声并不坏。虽然被削职为民了，但毕竟做过封疆大吏，故李家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在杞县的官绅富商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李岩生长在这样一个优裕的家庭里，却与一般那些走马斗鸡、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大不相同。他读书很用功，年纪轻轻就中了举。《明季北略》上说他“有文武才”，从他后来所从事的军事实践活动看，却非虚语。可见他不仅熟读过儒家经典，而且很可能读过兵家著作。他对军事感兴趣可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但他的军事才能却完全是天生的。这样一个文才武略的少年公子，大概在当时也是很罕见的。
李岩是一个举人，但他完全没有当时一般读书人那种迂腐、清高的作派 。他生性慷慨豪爽，常常周济穷人；又爱打抱不平，伸张正义。他的性格一点也不像一个举人公子，倒像一个江湖侠士。他很喜欢结交朋友，他的朋友也有很多。他后来投奔李自成，首先举荐的两个朋友牛金星和宋献策，一个是已被斥革功名的举人，一个是江湖术士。可见他结交朋友讲究的是意气相投，而不是贫贱富贵。他在杞县名声很好，百姓都称他为“李公子”。
他后来成了家，娶了一位名门闺秀，但性格丝毫没有改变，也因此才有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七月“赈饥”一事的发生。
“赈饥”一事的起因是河南的蝗旱之灾，始于崇祯十年（公元１６３７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是蝗旱并发。连续四年蝗旱灾是什么景况，今天的人也许不太容易想象。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马懋才上了一篇《备陈大饥疏》，详细地说明了当时陕西的灾情，河南的情况比陕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我摘录一些章节，以便使读者有个感性的了解。其文曰：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
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
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
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
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
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
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
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
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我不知道当时崇祯皇帝读了这篇奏疏是什么感觉，反正我自己是不寒而栗。陕西还只是“一年无雨”就已是如此，河南连续四年蝗旱灾之后的惨状简直让人不敢想象，说成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恐怕一点也不为过吧？
饥荒确实是极其严重，但也并不是就没有办法救济。饥饿已极，“相聚为盗”，可知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 人，而在另一方面还是有人有大量粮食储积的。假如政治修明的话，完全可以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而事实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老百姓都快死干净了，还在“严为催科”。一句话就已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还是盗贼，事实上都是严酷政治逼成的，真正是“官逼民反”。
事实上这个道理崇祯帝自己也不是不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他下《罪己诏》痛责弊政，大意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而现今的人做官却是专为谋利，有如做生意一样。催征钱粮要先收火耗（官员的外快），正额完了还要征附加税，甚至朝廷已经下令免征的官员们还要违旨私征；一有工程建设、水利维修之类，就要乘机贪污。又有人购买东西不照价给钱，出差公干多报开销。上面有什么摊派不摊富户专找贫民；审案断狱则要把有理断成无理。百姓无权无势，只好任由欺压；官员们得了好处就姑息养奸。总督巡抚们对重要官员的举荐或弹劾与百姓心中的评价则完全相反。又有一些皇亲国戚、功勋世家贪心不足，任由家人子弟横行京城。农村的乡绅们则不知廉耻，鱼肉乡里，收纳流氓无赖为爪牙打手；不成气的地方官慑于他们的权势而曲意逢迎，劣迹斑斑的衙役讼棍们则与其互相勾结。如此景况，小民谁能安枕？
.瞧瞧，这文章说得多好，真是一针见血。我们的皇上也俨然一副痛心疾首状。那么，既已对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如此深刻了，有没有什么改革或改进的措施呢？没有。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下这《罪己诏》的前一年（公元１６３６年），有一位江南武生李进就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即搜刮江南缙绅富户弥补过用。然而却遭到大臣们的群起反对。大学士钱士升要将李生下狱问罪，幸好崇祯要“广开言路”，所以斥责钱士升，并未追究李。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李进的上疏建议，结局却是“放之已足”，即置之不理。
就这样，《罪己诏》几乎年年在下，“减膳”、“撤乐”的把戏也闹了好几回，但就是只闻雷声，不见雨点，具体措施不见半条，口惠而实不至。老百姓的，处境私毫不见改变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臣们私下批评崇祯“汲汲于要誉”即热衷于沽名钓誉，真是半点也没有冤枉了他。
崇祯治国无能，搜刮起百姓来却是雷厉风行，十分在行。一边下得《罪己诏》一边年年在加赋税哦。本来明朝中叶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按照“一条鞭”法，赋税都是一次征收，但是天启末年，为在辽东用兵加开了“辽饷”。到了崇祯年间，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又加征“练饷”、“剿饷” 。这个口子一开，苛捐杂税纷至沓来。“一条鞭”法等于是废止了。平心而论，若是真的国家无钱，又面临外族的武力威胁，多向百姓征点饷巩固边防、保卫国家，只要手段合法，幅度适当，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崇祯皇帝真是穷到揭不开锅，需要“减膳”这等地步了吗？事实是李自成攻进北京以后，发现皇家的库房仍是“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看到了吧，不愧是皇家，有这样一大笔天文数字般的积蓄。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弄到最后吊死煤山这样凄惨的下场了。然而，崇祯在这一点上遗传了他祖父万历皇帝的吝啬的性格基因，宁肯库银发霉，也不肯拿出来救济百姓、发放军饷。既然皇帝不肯自己掏腰包，那就只有把财政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了。
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打击下，河南的百姓可说已在死亡线上挣扎了。然而，即便如此，杞县县令宋某仍然在不停地催征钱粮，百姓苦不堪言。百姓的惨状让天性善良的李岩无法坐视不理。他毅然去见宋某，为杞县百姓请命。他劝宋暂停征比，设法赈济灾民。但宋以上命难违为由拒绝停征，并声称“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对赈济灾民一事加以推托。宋县令想着的只是如何办好上司交代下来的差事，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李岩回到家中，立刻取出家中存粮三百余石去赈济灾民。宋县令说“分派富户”原本只是推托之言，决未想到李岩竟会当真。大概李岩认为自己带头做这么一件事实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三百余石粮食对众多的饥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但李岩也只能拿得出这么多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也已成了家。李家不经商，李岩虽是举人，但不做官，没有俸禄，一大家子的生活显然是靠地主的老本行——收租为生。但连续四年蝗旱并发，田户绝收，以李岩的为人，即要周济穷人就断不会在大灾之年逼迫佃户交租，必定是全部豁免。一年两年还不怎样，连续四年没有任何进息之后，我相信即便是李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活感到吃不消的（其实这四年是比较肯定的，在这之前，若佃户过不下去，以李岩的心地， 他又怎么忍心催逼呢？李家必定早就已经在坐吃山空了。李岩若是早生几年，恐怕李尚书他老人家辛辛苦苦积蓄的家业早就被他“败光”了）。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李岩仍然不惜冒着得罪县令的风险去为民请命，以他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举人公子，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再要他倾家荡产赈济饥民就实在是强人所难了。然而没有任何人逼他，他毫不犹豫就这样做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的善举。
那么，事情到了这一步，该做的他都做了，不该做的他也做了。遍地都是饥民，实在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挽救的。事情至此也该结束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又写了一首《劝赈歌》，拿到各家富户去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百姓的惨状让天性善良的李岩无法坐视不理。他毅然去见宋某，为杞县百姓请命。他劝宋暂停征比，设法赈济灾民。但宋以上命难违为由拒绝停征，并声称“本县钱粮匮乏，止有分派富户”，对赈济灾民一事加以推托。宋县令想着的只是如何办好上司交代下来的差事，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老百姓的死活他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李岩回到家中，立刻取出家中存粮三百余石去赈济灾民。宋县令说“分派富户”原本只是推托之言，决未想到李岩竟会当真。大概李岩认为自己带头做这么一件事实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三百余石粮食对众多的饥民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但李岩也只能拿得出这么多了。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也已成了家。李家不经商，李岩虽是举人，但不做官，没有俸禄，一大家子的生活显然是靠地主的老本行——收租为生。但连续四年蝗旱并发，田户绝收，以李岩的为人，即要周济穷人就断不会在大灾之年逼迫佃户交租，必定是全部豁免。一年两年还不怎样，连续四年没有任何进息之后，我相信即便是李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活感到吃不消的（其实这四年是比较肯定的，在这之前，若佃户过不下去，以李岩的心地， 他又怎么忍心催逼呢？李家必定早就已经在坐吃山空了。李岩若是早生几年，恐怕李尚书他老人家辛辛苦苦积蓄的家业早就被他“败光”了）。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李岩仍然不惜冒着得罪县令的风险去为民请命，以他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举人公子，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再要他倾家荡产赈济饥民就实在是强人所难了。然而没有任何人逼他，他毫不犹豫就这样做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大仁大义、大慈大悲的善举。
那么，事情到了这一步，该做的他都做了，不该做的他也做了。遍地都是饥民，实在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挽救的。事情至此也该结束了。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又写了一首《劝赈歌》，拿到各家富户去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这篇歌辞中对百姓的痛苦境遇描写十分生动，字里行间充满他对百姓的深切同情，想来一定都是他所耳闻目睹的。既说“能不教人数行泪”，相信他已流过不止“数行泪了”，面对饥民们的惨状，李岩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大概他平日里就对那些为富不仁、袖手旁观的财主十分不满，因此这首歌虽是拿去各家“劝勉”，仍是忍不住对他们痛骂了一番。李岩不会不知道，他这么做意味着完全站在了杞县富室的对立面，而那些受了骂的“虎豹豺狼”对他怀恨在心更是在所难免。但是，李岩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李岩的侠义心肠，但也很有些书生意气。财主们一向都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在却要反过来，他们又岂肯答应？因此，“劝赈”丝毫没有效果。但是李岩的行动无形中给那些饥民们树立了榜样 他们开始团结起来与富室斗争，“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富户们惊慌失措之下只好向县令求救。宋县令正对李岩心怀不满，闻讯之下，即刻发碟传谕：“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则系乱民，严拿究罪。”但是，在饥饿的威胁面前，这种高压统治已失去了往日的效果，反而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激起饥民们更大的愤慨，他们“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在危急的形势面前，宋县令束手无策，只得急邀李岩前来商议。李岩认为，如果迅速传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室出米，减价官粜，那么事态还是来得及平息的。宋县令听从了李岩的建议，局势暂时得以缓和。但饥民们临去时扬言如果无米，还要再来。这让宋某十分害怕，推究事情的原委，皆因李岩而起，不免对他更加憎恨。李岩得罪富室于前，又触怒县令于后，处境已是十分不妙。但他毕竟出身豪门，又有功名在身，众人即使怀恨，一时也无可奈何。
但是，直到这时，李岩还是希望能为朝廷尽忠的。他发粟赈饥，为民请命，劝赈富室，都是“公忠体国”的表现。事情由和平请愿演变成暴力抢劫也绝非他的本意。这由他帮助县令平息民变就可看出来。
李岩不想造反，但是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未完待续）
转贴又原创？呵呵，这个是程灵胡写的。
二
赈灾之事发生之后不久，杞县就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奇事：
当地有一位人称“红娘子”的“女山贼”爱上了李岩，在一天夜里将他掳去，并强逼他与自己成了亲。
这样一件事情，不要说是在当时了，即便是我们今天看来，也一定会感到万分惊奇。因为这与我们从小看惯、听惯的“情节”是完全颠倒的。中国那些传统的戏曲小说、野史逸闻、民间传奇里讲的都是山大王（或者恶衙内）强抢民女、威逼成亲，像这样，一个女山大王抢了一位举人公子去成亲，相信有史以来也是头一回吧。
事件中的女主角红娘子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籍贯、身世、真实姓名都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她是走江湖卖艺为生的（类似于穆念慈），最拿手的是“绳技”即舞绳（可能是鞭法的一种）。她的年龄、相貌史料上也没有记载 ，不过既是在江湖上卖艺，想来应该是一个年纪不大、容颜俏丽的女子。大约与李岩赈济饥民同时，她也在河南举义，占山为王，与官兵对抗。
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固然痛快，但红娘子毕竟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内心中最渴望的恐怕还是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一个心心相印的夫君。这种心态是与一般年轻姑娘丝毫无异的，甚至是要更加强烈些的。李岩的出现，让她压抑心中多年的感情再也无法克制，终于不顾一切采取了行动。
无疑，红娘子对李岩的种种事迹是早有耳闻的，这肯定也是她对李岩最初动心的原因。她从朴素的阶级观念出发，以为李岩帮助饥民，必是与她志同道合的人，所以内心中感觉亲近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据我猜测，她一定曾经见过李岩。因为在这之前，她在江湖上漂泊多年，后来又率众起事，可说既有见识又有才干，不大可能仅凭一些传闻就爱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以红娘子这样阅历丰富之人见了李岩之后也终致颠倒不能自持，想来李岩不但心地善良正直，而且风度仪表也必定不凡。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红娘子是极爱李岩的。唯其爱得真、爱得痴，所以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做出了这样不理智的事情。当然，从她的立场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爱李岩，可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李岩是不会爱她。她是一个“贼寇”，李岩却是一个豪门公子，双方的身份犹如天壤之别。即便李岩同情她，不计较彼此的身份，可是他已成了亲，不可能抛下妻子来爱她。更何况，和她在一起，即是要造反。李岩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愿造反，这也是显然的。因此，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红娘子的一相情愿，而李岩则从被逼成婚的那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想着逃跑。
终于有一天，李岩找到了一个机会，逃了回来。他得脱红娘子的“魔掌”，心里一定很高兴。他万万不会想到，已经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他。
前面说过，宋县令和众豪家欲报复李岩，一直苦无机会，这下可真是天赐良机，即刻向巡抚密报李岩“私通贼寇”，将他逮捕下狱。
这场牢狱之灾，对李岩而言可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千辛万苦逃回来，为的就是不愿当“流寇”，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到头来却仍然被官府当成“流寇”问罪。面对这样的结局，李岩想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已经不再对朝廷抱有任何的幻想。他出狱后的表现即可证明这一点。平日的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处处都在说明着一个事实：明朝的腐朽，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抚，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都逼成了“贼寇”。这虽说只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反映，但已足够说明崇祯“励精图治”的结果了。
按理说，在狱中的时候，李岩应该会想到红娘子。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那种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一定会让身为文人的李岩留下深刻的印象。虽说李岩这次身陷囹圄起因在她，但李岩是不会怪责她的。因为他明白县令和众豪家蓄意报复自己，即便完全没有红娘子这回事，他们迟早也会找到其他借口的。再想到红娘子对自己深情一片，虽然逼婚这种手段不免蛮横了些，但也是太过痴心所致。要说李岩完全不为所动，恐怕也非实情。
李岩固然对红娘子难以忘怀，而红娘子对李岩就更是念念不忘了。她一得到李岩被人陷害入狱的消息，就立刻率兵来救；这时候，县城中的百姓感念李岩的恩德，起来响应，里应外合，一举攻破了县城，救出了李岩。宋县令于事变中被杀，“重犯具释，仓库一空”。李岩见状，对众人说：“大家冒险起来救我，足见深情厚意。但现在事情已经闹大，罪在不赦。不如大家一起去投靠李闯王，可免祸而得富贵。”众人纷纷答应。李岩遂派遣其弟李牟率领家眷先行，自己一把火烧了房子后才离去。待众人去后，杞县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合城百姓几乎都随李岩而去，这固然是因为百姓实在已经被逼得活不下去，只能起来造反，但是很明显也反映了百姓对李岩的信任和爱戴。《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在当阳为曹操所败，逃奔江夏时，有数十万百姓誓死相随。这本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但杞县百姓皆愿追随李岩，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李岩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他自己显然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他向众人建议投靠李自成而不是其他的“流寇”领袖，可见他早已看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一旦下定决心之后即刻放火烧家，断绝退路，足见李岩绝不是那种三心二意、拖泥带水之人。
尽管已经有相当的思想准备，但是真正要走上造反的道路，对李岩这样的读书人而言，仍然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风气，便会明白李岩的选择对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东汉和明末，是士林中最看重风骨和节操的两个年代。尤其是明代，实行八股取士，以绝对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稍有些“民贵君轻”思想的《孟子》还受到严格的删削。以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把忠孝节义发挥到极致。为了维护纲常道义，甚至不惜群起和皇帝较劲，如嘉靖时期“大礼议”、万历时期的“争国本”之事，都是群臣坚持伦理道德，违拗皇帝意愿的例子。更遑论士人之间以礼法为武器的相互攻击了。这种极端的道德主义要求读书人的言行举止都要绝对符合儒家的那些道德规范，尤其在忠孝这种大节上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关键时刻要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李岩以举人的身份“从贼”要承受的压力之大绝非我们今天的人所能想象。被当世的“正人君子”们斥为“士林之耻”、“衣冠败类”而争相唾弃固不待言，这在李岩是意料中事，他早已有所准备，虽然心中的痛苦仍旧不可避免，但毕竟还可承受。而妻子的误解终致无情决别，才是最让李岩感到伤心难过的。
李岩之妻汤氏，同样出身于杞县豪门之家，是一位美丽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礼，贤良淑德。这时候，闻听丈夫要去造反，便苦苦劝阻，无奈李岩决心已定。汤氏绝望之下，自缢而死。死后遗有绝命诗一首，诗曰：
三千银界月华明，
控鹤从容上玉京。
夫婿背侬如意愿，
悔将后约订来生。
从诗中可以看出，她与李岩的感情很好，还曾经相约来生再做夫妻。但是丈夫背叛了誓言，因此她很后悔有过这个约定。大概她临死前心情很平静，因此强调自己是“从容”赴死。全诗充满了悲痛、决绝之意。
李岩得讯，悲痛欲绝。他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不免觉得是自己辜负了妻子。其实，他并没有错。汤氏怪他无情无义，舍她而去甘心“为逆”。然而她不明白，只顾着个人的安逸幸福而坐视天下百姓受苦受难的人才是真正的无情无义。造成汤氏悲剧的绝不是李岩，而是封建礼教，是那些她平日一直信奉的《烈女传》、《节妇传》。
在明末那样一个动荡、激烈的年代里，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免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李岩既然选择了与这个时代决裂，就必定要承受更多的痛苦、磨难和挫折。幸运的是，虽然汤氏离他而去，但是又有了一位与他生死相随、患难与共、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红娘子。
（未完待续）
赈灾之事发生之后不久，杞县就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奇事：
当地有一位人称“红娘子”的“女山贼”爱上了李岩，在一天夜里将他掳去，并强逼他与自己成了亲。
这样一件事情，不要说是在当时了，即便是我们今天看来，也一定会感到万分惊奇。因为这与我们从小看惯、听惯的“情节”是完全颠倒的。中国那些传统的戏曲小说、野史逸闻、民间传奇里讲的都是山大王（或者恶衙内）强抢民女、威逼成亲，像这样，一个女山大王抢了一位举人公子去成亲，相信有史以来也是头一回吧。
事件中的女主角红娘子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籍贯、身世、真实姓名都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她是走江湖卖艺为生的（类似于穆念慈），最拿手的是“绳技”即舞绳（可能是鞭法的一种）。她的年龄、相貌史料上也没有记载 ，不过既是在江湖上卖艺，想来应该是一个年纪不大、容颜俏丽的女子。大约与李岩赈济饥民同时，她也在河南举义，占山为王，与官兵对抗。
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固然痛快，但红娘子毕竟是一个年轻女子，她内心中最渴望的恐怕还是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一个心心相印的夫君。这种心态是与一般年轻姑娘丝毫无异的，甚至是要更加强烈些的。李岩的出现，让她压抑心中多年的感情再也无法克制，终于不顾一切采取了行动。
无疑，红娘子对李岩的种种事迹是早有耳闻的，这肯定也是她对李岩最初动心的原因。她从朴素的阶级观念出发，以为李岩帮助饥民，必是与她志同道合的人，所以内心中感觉亲近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据我猜测，她一定曾经见过李岩。因为在这之前，她在江湖上漂泊多年，后来又率众起事，可说既有见识又有才干，不大可能仅凭一些传闻就爱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以红娘子这样阅历丰富之人见了李岩之后也终致颠倒不能自持，想来李岩不但心地善良正直，而且风度仪表也必定不凡。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红娘子是极爱李岩的。唯其爱得真、爱得痴，所以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做出了这样不理智的事情。当然，从她的立场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她爱李岩，可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李岩是不会爱她。她是一个“贼寇”，李岩却是一个豪门公子，双方的身份犹如天壤之别。即便李岩同情她，不计较彼此的身份，可是他已成了亲，不可能抛下妻子来爱她。更何况，和她在一起，即是要造反。李岩虽然有“好施尚义”的性格，但他并不愿造反，这也是显然的。因此，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红娘子的一相情愿，而李岩则从被逼成婚的那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想着逃跑。
终于有一天，李岩找到了一个机会，逃了回来。他得脱红娘子的“魔掌”，心里一定很高兴。他万万不会想到，已经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他。
前面说过，宋县令和众豪家欲报复李岩，一直苦无机会，这下可真是天赐良机，即刻向巡抚密报李岩“私通贼寇”，将他逮捕下狱。
这场牢狱之灾，对李岩而言可真是莫大的讽刺。他千辛万苦逃回来，为的就是不愿当“流寇”，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到头来却仍然被官府当成“流寇”问罪。面对这样的结局，李岩想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已经不再对朝廷抱有任何的幻想。他出狱后的表现即可证明这一点。平日的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处处都在说明着一个事实：明朝的腐朽，已经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抚，把一位认真在“公忠体国”的好人都逼成了“贼寇”。这虽说只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反映，但已足够说明崇祯“励精图治”的结果了。
按理说，在狱中的时候，李岩应该会想到红娘子。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那种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一定会让身为文人的李岩留下深刻的印象。虽说李岩这次身陷囹圄起因在她，但李岩是不会怪责她的。因为他明白县令和众豪家蓄意报复自己，即便完全没有红娘子这回事，他们迟早也会找到其他借口的。再想到红娘子对自己深情一片，虽然逼婚这种手段不免蛮横了些，但也是太过痴心所致。要说李岩完全不为所动，恐怕也非实情。
李岩固然对红娘子难以忘怀，而红娘子对李岩就更是念念不忘了。她一得到李岩被人陷害入狱的消息，就立刻率兵来救；这时候，县城中的百姓感念李岩的恩德，起来响应，里应外合，一举攻破了县城，救出了李岩。宋县令于事变中被杀，“重犯具释，仓库一空”。李岩见状，对众人说：“大家冒险起来救我，足见深情厚意。但现在事情已经闹大，罪在不赦。不如大家一起去投靠李闯王，可免祸而得富贵。”众人纷纷答应。李岩遂派遣其弟李牟率领家眷先行，自己一把火烧了房子后才离去。待众人去后，杞县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合城百姓几乎都随李岩而去，这固然是因为百姓实在已经被逼得活不下去，只能起来造反，但是很明显也反映了百姓对李岩的信任和爱戴。《三国演义》中说刘备在当阳为曹操所败，逃奔江夏时，有数十万百姓誓死相随。这本是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但杞县百姓皆愿追随李岩，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李岩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是他自己显然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他向众人建议投靠李自成而不是其他的“流寇”领袖，可见他早已看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一旦下定决心之后即刻放火烧家，断绝退路，足见李岩绝不是那种三心二意、拖泥带水之人。
尽管已经有相当的思想准备，但是真正要走上造反的道路，对李岩这样的读书人而言，仍然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风气，便会明白李岩的选择对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东汉和明末，是士林中最看重风骨和节操的两个年代。尤其是明代，实行八股取士，以绝对符合统治者利益的儒家经典为考试科目，稍有些“民贵君轻”思想的《孟子》还受到严格的删削。以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把忠孝节义发挥到极致。为了维护纲常道义，甚至不惜群起和皇帝较劲，如嘉靖时期“大礼议”、万历时期的“争国本”之事，都是群臣坚持伦理道德，违拗皇帝意愿的例子。更遑论士人之间以礼法为武器的相互攻击了。这种极端的道德主义要求读书人的言行举止都要绝对符合儒家的那些道德规范，尤其在忠孝这种大节上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关键时刻要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李岩以举人的身份“从贼”要承受的压力之大绝非我们今天的人所能想象。被当世的“正人君子”们斥为“士林之耻”、“衣冠败类”而争相唾弃固不待言，这在李岩是意料中事，他早已有所准备，虽然心中的痛苦仍旧不可避免，但毕竟还可承受。而妻子的误解终致无情决别，才是最让李岩感到伤心难过的。
李岩之妻汤氏，同样出身于杞县豪门之家，是一位美丽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礼，贤良淑德。这时候，闻听丈夫要去造反，便苦苦劝阻，无奈李岩决心已定。汤氏绝望之下，自缢而死。死后遗有绝命诗一首，诗曰：
三千银界月华明，
控鹤从容上玉京。
夫婿背侬如意愿，
悔将后约订来生。
从诗中可以看出，她与李岩的感情很好，还曾经相约来生再做夫妻。但是丈夫背叛了誓言，因此她很后悔有过这个约定。大概她临死前心情很平静，因此强调自己是“从容”赴死。全诗充满了悲痛、决绝之意。
李岩得讯，悲痛欲绝。他是一个极重情义之人，不免觉得是自己辜负了妻子。其实，他并没有错。汤氏怪他无情无义，舍她而去甘心“为逆”。然而她不明白，只顾着个人的安逸幸福而坐视天下百姓受苦受难的人才是真正的无情无义。造成汤氏悲剧的绝不是李岩，而是封建礼教，是那些她平日一直信奉的《烈女传》、《节妇传》。
在明末那样一个动荡、激烈的年代里，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免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李岩既然选择了与这个时代决裂，就必定要承受更多的痛苦、磨难和挫折。幸运的是，虽然汤氏离他而去，但是又有了一位与他生死相随、患难与共、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红娘子。
（未完待续）
<P>李岩评传（三）</P><P>李岩投奔自成大约是在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十月间的事，消息传出，天下震动。这是大明王朝开国二百七十多年来第一个“从贼”的举人，对士人们心理上的冲击尤其巨大。从这时起，才逐渐有知识分子归附自成。在这之前，他是完全被读书人当作“流寇”而咒骂逃避的。
李自成这时正在河南，经历着他造反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在崇祯元、二年间李自成便已起兵举义了。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作战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好几次。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称号，率领高的余部继续作战。从这时开始，李自成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间，他遭到明军的重兵围剿，四处流窜，苦苦挣扎。最凄惨的一次是在崇祯十一年，他在潼关一带被明军洪承畴部所败，全军覆没，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这时张献忠也已迫于形势暂时接受了熊文灿的招安。但到第二年张献忠又故态复萌，李自成赶到湖北谷城去投奔。但张对他心存疑忌，暗下毒手。事败，李自成一个人骑着骡子逃了出来，形状狼狈万分。接着又被官军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走投无路，逼得几乎上吊。几个多年来一直跟随着他的“老兄弟”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最后是靠迷信手段稳住了人心。众人齐心合力掩护他脱出重围，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这是他一生中最危厄的时候。但到了崇祯十三年，发生了大的转机。河南经过连续四年的蝗旱，田户绝收，以致“斛谷万钱”，百姓没有钱去买昂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有用生命去换了。于是，“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李自成就这样死灰复燃了。
李岩之所以去投奔自成，倒也并非是因为自成东山再起，势力大大增强的缘故，而是李岩经过认真考虑后作出的选择。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与张献忠大不相同。他不好酒色，生活俭朴，能与部下同甘共苦，待人也比较宽厚，不像张那么阴险残暴。在多年的作战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这些在当时都是广为人知的。李岩一定也有所耳闻。在他而言，李自成要算一位值得尽心竭力效命的明主，是一位可成大事的英雄，归附他，自己的满腔抱负和一身才华也不致埋没了。
在自成而言，面对的困难着实不小。虽然他个人的品质比较优秀，又有很好的战术，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时胜时败甚至胜多败少的状况好象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敌强我弱。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民心不附，造成这种结果除了对政治上的宣传不重视外，军事上的“流寇主义”也是极重要的原因。这种战略固然能避免和敌人硬拼，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但是，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胜了固然好说；一旦败了，给养、训练问题便会变得极其困难，士气的懈怠、军纪的败坏便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民心如何能归服？这种战略上失误导致政治上的被动是再优秀的战术也弥补不了的。所以自成之前的失败是必然的。自成自己也意识到再走老路是不行的。但是如何开创出一番新局面，对几乎是文盲的李自成来说，也实在是困难了一点。所以李岩的投奔对自成而言当真是如鱼得水，大喜过望。事实上，也正是有了李岩的入伙，明末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二李这次相见，气氛十分融洽。李岩真诚地表达了对自成的仰慕之意和渴望谒见的急切心情。自成回答说：“我起自草莽之中，没有见识，德望浅薄。承足下不远千里而来。更让我感到惭愧不安。”李岩道：“将军恩德在人，闻得将军到来，百姓无不欣然鼓舞。因此我率众数千愿效命前驱。”自成道：“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我共图义举，创业开基。”二人遂“相得甚欢”。
二人在这次谈话中言辞都十分文雅、客气，写得很有点像《三国》中的对白。但李自成文化程度很低，说话不可能这样文绉绉，显然是《北略》作者在辞句间加了些粉饰。但二李见面后推崇看重，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这大概不会有假的。李岩原名李信，在这次会面中，李自成将他的名字改为李岩。
李自成这次招揽李岩，所表现出来的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作风实在颇有历代开国之君的风采气度。当然，这也是艰难困苦玉成了他。十几年间的挫折使他深深体会到了人才的重要。故此对李岩极尽礼遇。李岩本是一书生，虽有才华但还未施展，李自成却以国士待他，如此信任和尊重，实在让他感激万分。在他心中，单单这一份知遇之恩就非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不可，更何况他解除生民疾苦、还民以太平安乐的志向从此有了用武之地。 李岩加入农民军后，针对天下局势和李自成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在政治上，“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明朝虽然已经腐烂不可救药了，但毕竟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多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的实力和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决定成败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民心向背，而明朝政府已经失尽人心。在这一点上，义军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夺取民心可以说是一切政治行动的第一要务和最高宗旨，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成功的政治家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李岩把收揽民心作为义军的头等大事，，充分体现了他精明的战略眼光。在如何收揽民意的问题上，李岩提出了以“仁义”为号召，做到“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取；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如此，百姓“自乐归矣”李岩爱惜百姓，要求农民军不仅应做到不扰民，还要有惠于民。
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战略，设官分治，守土不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这是大的战略方面。在军队建设方面，必须制定严明的军纪，这是取胜的根本；在敌作战上，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攻击为辅。
自成对李岩言听计从，他的建议都被一一采纳。
当时河南灾情严重，李岩又劝自成将以前所掠之财物赈济饥民。百姓得救，皆对自成感激万分，因而跟随自成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进 一步笼络人心，为自成出兵造势，李岩派遣手下扮作商旅，分赴各地，四处传言：“ 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了两首儿歌教小孩儿们传唱，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文句虽粗俗，百姓听这着却是亲切入耳。大家都给官府和财主欺侮怕了，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心向闯王吗？以至“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民心如此，明朝又焉能不亡？
清朝学者查继佐在他的著作《罪惟录》里记述过这样一句话：“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均田”两个字是其他的资料所没有的，虽然仅只两个字，但是其意义却远非笔墨可以形容。这不仅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奋斗纲领和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且也代表了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理论水平。要提出这样的见解，必须彻底地抛弃阶级局限，完全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辈出，但又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李岩的一生在整个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但是，他的不幸之处也正在于此，虽然超越了这个时代，却又无法摆脱这个时代，而且终被这个时代所毁灭。
在此期间，李岩还向闯王举荐了他的两位好朋友：牛金星和宋献策（也有史料认为宋是牛金星举荐的）。二人都是李岩在杞县时结交的。牛金星，河南卢氏县举人，因有罪，被斥革功名，又被罚戍边，不得已，前来投奔闯王。李岩向自成推荐时，说他有“有计略”。事实上，从他的后来的表现看来，实在是看不出他有什么本领。他未向李自成提过哪怕是一条真正有价值的建议。他只会阿谀奉承，贪图权位，嫉贤妒能，挑拨是非，忘恩负义，卖友求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卑鄙小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后来却被自成任为丞相。他转过头来即陷害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好友李岩，这恐怕也是李岩所万万不会料想不到的。李岩实在是看错了他。而王贵之于岳飞，徐有贞之于于谦，谢尚政之于袁崇焕，牛金星之于李岩，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忠义之士是死在这些卑鄙小人手中的，已经是数也数不清了。
宋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及图谶诸数学，总之，是一个精通神秘文化的江湖术士。他初见自成，即进一数曰：“十八子当主神器。”“十八子”切“李”字，“主神器”就是当皇帝，合起来就是李某人要当皇帝。李自成“大悦”，封宋为军师。
后来，又有顾君恩、宋企郊等人前来归附，加上李岩及前面提到的牛宋二人便组成了自成基本的谋士班底。其中李岩比较特殊，他以举人之身却被任命为“制将军”的武职，实在是因为他为农民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崇祯十四、五年间，李自成出兵河南、湖北。这时候，李岩为他制定的政治、军事方略发生了显著的效果。农民军所到之处，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官兵不是“望风而逃”，就是“献城迎降”，期间虽有攻洛阳、围开封等大战，但也大抵都是“所至风靡”。两年时间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战绩，这与崇祯十三年以前李自成屡屡受挫甚至全军覆没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在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接着，自成又听从了顾君恩的策划，进窥关中，终于在崇祯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覆没明军数十万，农民军的劲敌，曾多次击败李自成的陕西巡抚孙传庭阵亡。从此，陕甘宁一带，再无能与农民军抗衡的敌手。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一月占领西安，改国号为“大顺”，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连破大同、宣府、居庸关三处要隘。这三地是京师外围要塞，每地皆有数万精兵驻守，并且皇帝派有亲信太监监军。但农民军一到，三地皆是数万大军不战而溃，监军太监与守将一起开城迎降。不到两个月李自成便打到北京，没有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
三四年时间里取得了过去十多年苦战而不敢梦想的胜利。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李岩。但他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目共睹，有笔共书的。其中瓦解敌军的工作更是做得出神入化。明末，官兵往往数月不发粮饷，饥饿已极，出去抢掠，又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实际地位同乞丐也差不了多少，因此并无斗志。李岩抓住这一点，对他们动之以情理，晓之以利害，结果往往不用交战，明军就一溃而散。当真要论功劳，李岩实是功居第一。
但是，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李岩却已开始不被重视。因为在牛金星加入以后，李自成已逐渐对他疏远。牛本李所荐引，被拜为“天佑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另一位李岩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一直追随自成的“老兄弟”刘宗敏任“一品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据我揣测，这很可能与牛金星在自成耳边说李岩的坏话有关。牛善于阿谀逢迎，极得自成宠信。他与李岩同为举人，李岩才干出众，立功无数，他自己却寸功未建，内心里一定十分嫉妒，向自成进谗这是极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是李自成自己也已对李岩有所猜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李岩的名声太大引发的。前面提到李岩曾奉自成之命发散财物赈济饥民。《明史》有对这件事的记载：“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杂呼曰：‘李公子’活我。”以致“李公子”之名传于天下，《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就曾自述幼时“只知有李公子，而不知有李自成”。这其实也很正常，皆因二人都姓李，又都很年轻，李岩固不必说，李自成当时也仅有三十四岁。一般平民百姓有所混淆毫不为奇。但这件事难免不在李自成心中投下阴影。在他而言，难免不会怀疑李岩这是在借机宣扬自己，收买人心。后来牛金星谗毁李岩，自成不加思索即予以采信，虽说是大败之余，不免“失了常性”，但若平素从未对李岩起疑的话，当不致如此草率诛杀一位大将。
事实上，李自成原本就是一个十分猜疑、忌刻的人。早在他起义初期，他袭杀曹操（罗汝才）的时候，这种性格已经有所表露。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军中无不知闻。罗实在是自成的左膀右臂。仅仅因为怀疑他要接受明军的招安，未有任何真凭实据就将他杀死，吞并了他的人马，由此大大削弱了农民军的实力，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左革五营”。李自成后来刚进北京即与他们反目，可说这时就已种下了因子。
另外，多年的征战生涯也很可能使自成更倾向于重视像刘宗敏这样冲锋陷阵、真刀真枪的战斗，而轻视李岩招揽民众、危急敌军这种“软”功夫。其实，像刘宗敏这种莽夫，只配称为斗将。《孙子兵法》有云：“百战百胜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方为善之善者也。”刘宗敏远不能做到百战百胜，李岩却是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才是真正的大将之才。
李岩所采取的这一套办法李自成不重视，反而是他的对手看出了他取胜的关键所在。崇祯十六年，当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能说明问题，其文曰：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而贼（指李自成）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
到了这时，才知道“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仍然没有从事“收拾”。事实上，历史也不会再给它“收拾”的机会了。 </P>
李自成这时正在河南，经历着他造反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机。在崇祯元、二年间李自成便已起兵举义了。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作战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好几次。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称号，率领高的余部继续作战。从这时开始，李自成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间，他遭到明军的重兵围剿，四处流窜，苦苦挣扎。最凄惨的一次是在崇祯十一年，他在潼关一带被明军洪承畴部所败，全军覆没，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这时张献忠也已迫于形势暂时接受了熊文灿的招安。但到第二年张献忠又故态复萌，李自成赶到湖北谷城去投奔。但张对他心存疑忌，暗下毒手。事败，李自成一个人骑着骡子逃了出来，形状狼狈万分。接着又被官军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走投无路，逼得几乎上吊。几个多年来一直跟随着他的“老兄弟”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最后是靠迷信手段稳住了人心。众人齐心合力掩护他脱出重围，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这是他一生中最危厄的时候。但到了崇祯十三年，发生了大的转机。河南经过连续四年的蝗旱，田户绝收，以致“斛谷万钱”，百姓没有钱去买昂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有用生命去换了。于是，“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李自成就这样死灰复燃了。
李岩之所以去投奔自成，倒也并非是因为自成东山再起，势力大大增强的缘故，而是李岩经过认真考虑后作出的选择。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与张献忠大不相同。他不好酒色，生活俭朴，能与部下同甘共苦，待人也比较宽厚，不像张那么阴险残暴。在多年的作战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这些在当时都是广为人知的。李岩一定也有所耳闻。在他而言，李自成要算一位值得尽心竭力效命的明主，是一位可成大事的英雄，归附他，自己的满腔抱负和一身才华也不致埋没了。
在自成而言，面对的困难着实不小。虽然他个人的品质比较优秀，又有很好的战术，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时胜时败甚至胜多败少的状况好象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敌强我弱。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民心不附，造成这种结果除了对政治上的宣传不重视外，军事上的“流寇主义”也是极重要的原因。这种战略固然能避免和敌人硬拼，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但是，没有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胜了固然好说；一旦败了，给养、训练问题便会变得极其困难，士气的懈怠、军纪的败坏便会不可避免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民心如何能归服？这种战略上失误导致政治上的被动是再优秀的战术也弥补不了的。所以自成之前的失败是必然的。自成自己也意识到再走老路是不行的。但是如何开创出一番新局面，对几乎是文盲的李自成来说，也实在是困难了一点。所以李岩的投奔对自成而言当真是如鱼得水，大喜过望。事实上，也正是有了李岩的入伙，明末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二李这次相见，气氛十分融洽。李岩真诚地表达了对自成的仰慕之意和渴望谒见的急切心情。自成回答说：“我起自草莽之中，没有见识，德望浅薄。承足下不远千里而来。更让我感到惭愧不安。”李岩道：“将军恩德在人，闻得将军到来，百姓无不欣然鼓舞。因此我率众数千愿效命前驱。”自成道：“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我共图义举，创业开基。”二人遂“相得甚欢”。
二人在这次谈话中言辞都十分文雅、客气，写得很有点像《三国》中的对白。但李自成文化程度很低，说话不可能这样文绉绉，显然是《北略》作者在辞句间加了些粉饰。但二李见面后推崇看重，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这大概不会有假的。李岩原名李信，在这次会面中，李自成将他的名字改为李岩。
李自成这次招揽李岩，所表现出来的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作风实在颇有历代开国之君的风采气度。当然，这也是艰难困苦玉成了他。十几年间的挫折使他深深体会到了人才的重要。故此对李岩极尽礼遇。李岩本是一书生，虽有才华但还未施展，李自成却以国士待他，如此信任和尊重，实在让他感激万分。在他心中，单单这一份知遇之恩就非尽心竭力以死相报不可，更何况他解除生民疾苦、还民以太平安乐的志向从此有了用武之地。 李岩加入农民军后，针对天下局势和李自成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在政治上，“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明朝虽然已经腐烂不可救药了，但毕竟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多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的实力和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决定成败胜负的根本因素是民心向背，而明朝政府已经失尽人心。在这一点上，义军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的。夺取民心可以说是一切政治行动的第一要务和最高宗旨，也是古往今来一切成功的政治家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李岩把收揽民心作为义军的头等大事，，充分体现了他精明的战略眼光。在如何收揽民意的问题上，李岩提出了以“仁义”为号召，做到“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任前取；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如此，百姓“自乐归矣”李岩爱惜百姓，要求农民军不仅应做到不扰民，还要有惠于民。
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战略，设官分治，守土不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这是大的战略方面。在军队建设方面，必须制定严明的军纪，这是取胜的根本；在敌作战上，以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攻击为辅。
自成对李岩言听计从，他的建议都被一一采纳。
当时河南灾情严重，李岩又劝自成将以前所掠之财物赈济饥民。百姓得救，皆对自成感激万分，因而跟随自成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进 一步笼络人心，为自成出兵造势，李岩派遣手下扮作商旅，分赴各地，四处传言：“ 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了两首儿歌教小孩儿们传唱，歌曰：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文句虽粗俗，百姓听这着却是亲切入耳。大家都给官府和财主欺侮怕了，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心向闯王吗？以至“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民心如此，明朝又焉能不亡？
清朝学者查继佐在他的著作《罪惟录》里记述过这样一句话：“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均田”两个字是其他的资料所没有的，虽然仅只两个字，但是其意义却远非笔墨可以形容。这不仅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奋斗纲领和广大人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且也代表了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理论水平。要提出这样的见解，必须彻底地抛弃阶级局限，完全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中国历史上英雄豪杰辈出，但又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李岩的一生在整个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但是，他的不幸之处也正在于此，虽然超越了这个时代，却又无法摆脱这个时代，而且终被这个时代所毁灭。
在此期间，李岩还向闯王举荐了他的两位好朋友：牛金星和宋献策（也有史料认为宋是牛金星举荐的）。二人都是李岩在杞县时结交的。牛金星，河南卢氏县举人，因有罪，被斥革功名，又被罚戍边，不得已，前来投奔闯王。李岩向自成推荐时，说他有“有计略”。事实上，从他的后来的表现看来，实在是看不出他有什么本领。他未向李自成提过哪怕是一条真正有价值的建议。他只会阿谀奉承，贪图权位，嫉贤妒能，挑拨是非，忘恩负义，卖友求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卑鄙小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后来却被自成任为丞相。他转过头来即陷害对他有举荐之恩的好友李岩，这恐怕也是李岩所万万不会料想不到的。李岩实在是看错了他。而王贵之于岳飞，徐有贞之于于谦，谢尚政之于袁崇焕，牛金星之于李岩，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忠义之士是死在这些卑鄙小人手中的，已经是数也数不清了。
宋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及图谶诸数学，总之，是一个精通神秘文化的江湖术士。他初见自成，即进一数曰：“十八子当主神器。”“十八子”切“李”字，“主神器”就是当皇帝，合起来就是李某人要当皇帝。李自成“大悦”，封宋为军师。
后来，又有顾君恩、宋企郊等人前来归附，加上李岩及前面提到的牛宋二人便组成了自成基本的谋士班底。其中李岩比较特殊，他以举人之身却被任命为“制将军”的武职，实在是因为他为农民军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崇祯十四、五年间，李自成出兵河南、湖北。这时候，李岩为他制定的政治、军事方略发生了显著的效果。农民军所到之处，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官兵不是“望风而逃”，就是“献城迎降”，期间虽有攻洛阳、围开封等大战，但也大抵都是“所至风靡”。两年时间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战绩，这与崇祯十三年以前李自成屡屡受挫甚至全军覆没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已经足以说明一切。
在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接着，自成又听从了顾君恩的策划，进窥关中，终于在崇祯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覆没明军数十万，农民军的劲敌，曾多次击败李自成的陕西巡抚孙传庭阵亡。从此，陕甘宁一带，再无能与农民军抗衡的敌手。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一月占领西安，改国号为“大顺”，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连破大同、宣府、居庸关三处要隘。这三地是京师外围要塞，每地皆有数万精兵驻守，并且皇帝派有亲信太监监军。但农民军一到，三地皆是数万大军不战而溃，监军太监与守将一起开城迎降。不到两个月李自成便打到北京，没有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
三四年时间里取得了过去十多年苦战而不敢梦想的胜利。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李岩。但他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目共睹，有笔共书的。其中瓦解敌军的工作更是做得出神入化。明末，官兵往往数月不发粮饷，饥饿已极，出去抢掠，又弄得百姓苦不堪言，实际地位同乞丐也差不了多少，因此并无斗志。李岩抓住这一点，对他们动之以情理，晓之以利害，结果往往不用交战，明军就一溃而散。当真要论功劳，李岩实是功居第一。
但是，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李岩却已开始不被重视。因为在牛金星加入以后，李自成已逐渐对他疏远。牛本李所荐引，被拜为“天佑阁大学士”，官居丞相之职；另一位李岩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大军师；又一直追随自成的“老兄弟”刘宗敏任“一品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据我揣测，这很可能与牛金星在自成耳边说李岩的坏话有关。牛善于阿谀逢迎，极得自成宠信。他与李岩同为举人，李岩才干出众，立功无数，他自己却寸功未建，内心里一定十分嫉妒，向自成进谗这是极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是李自成自己也已对李岩有所猜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李岩的名声太大引发的。前面提到李岩曾奉自成之命发散财物赈济饥民。《明史》有对这件事的记载：“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杂呼曰：‘李公子’活我。”以致“李公子”之名传于天下，《明季北略》作者计六奇就曾自述幼时“只知有李公子，而不知有李自成”。这其实也很正常，皆因二人都姓李，又都很年轻，李岩固不必说，李自成当时也仅有三十四岁。一般平民百姓有所混淆毫不为奇。但这件事难免不在李自成心中投下阴影。在他而言，难免不会怀疑李岩这是在借机宣扬自己，收买人心。后来牛金星谗毁李岩，自成不加思索即予以采信，虽说是大败之余，不免“失了常性”，但若平素从未对李岩起疑的话，当不致如此草率诛杀一位大将。
事实上，李自成原本就是一个十分猜疑、忌刻的人。早在他起义初期，他袭杀曹操（罗汝才）的时候，这种性格已经有所表露。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军中无不知闻。罗实在是自成的左膀右臂。仅仅因为怀疑他要接受明军的招安，未有任何真凭实据就将他杀死，吞并了他的人马，由此大大削弱了农民军的实力，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左革五营”。李自成后来刚进北京即与他们反目，可说这时就已种下了因子。
另外，多年的征战生涯也很可能使自成更倾向于重视像刘宗敏这样冲锋陷阵、真刀真枪的战斗，而轻视李岩招揽民众、危急敌军这种“软”功夫。其实，像刘宗敏这种莽夫，只配称为斗将。《孙子兵法》有云：“百战百胜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方为善之善者也。”刘宗敏远不能做到百战百胜，李岩却是真正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他才是真正的大将之才。
李岩所采取的这一套办法李自成不重视，反而是他的对手看出了他取胜的关键所在。崇祯十六年，当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能说明问题，其文曰：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而贼（指李自成）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
到了这时，才知道“收拾人心”，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仍然没有从事“收拾”。事实上，历史也不会再给它“收拾”的机会了。 </P>
<P>李岩评传（四）</P><P>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进了北京城，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覆亡。经历了十六七年艰苦奋战的农民运动在夺取最后胜利的过程中真如摧枯拉朽，不费吹灰之力。在过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过大成功，这使得从李自成到牛金星、刘宗敏再到普通的军官士卒，一个个都沉浸到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计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拷打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关外的满清铁骑，居心叵测的吴三桂，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人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停留在京城里享乐。尽管平时军令是怎样严，在这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详细情形，金庸先生在《碧血剑中》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小兵们在奸淫掳掠，大将军刘宗敏也在掳掠。他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但也终于逼反了吴三桂，直接导致了农民军最后的失败。
在这过分的陶醉当中，也不乏清醒的人，而李岩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剿闯小史》记载，李自成进京后，手下诸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入城，“横行惨虐”。只有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有受了闯军祸害的，听说李岩公正严明，就去向他告禀，李岩总是岩为申究，替百姓伸张正义。凡有为非作歹的闯军官兵，一闻李将军之名，便都有所收敛。除了严明军纪，约束部卒不得扰民外，在京期间，李岩每次外出，必定要访贫问苦，了解民间情弊，如果遇到冤屈之事，必要予以安抚。常劝自成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招揽民心，自成毫不在意。
《剿闯小史》的作者比较同情李岩，因此对他的动静时有叙述，想来也不必一定因为李岩是读书人吧。当时跟着自成的读书人并不少，却并没有受着这样的同情。这就不能不说与他的言行大有关系了。
面对当时严峻的局面，李岩忧虑焦急，进京没多长时间，他就向自成上疏提了四条建议。建议内容在各种史料上大致相同，无一不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切中时弊的安邦定国之策。其文如下：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国宾馆）。待工部衙门修葺洒扫，礼部择日率百官迎请入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部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李研上疏第一条就要自成“克己复礼”，倒也并非是士人的迂腐，实在是自成的行为太也不成体统：一进北京既未祭天诏告天下，又尚未举行登极大典，崇祯的后妃公主、宫女侍婢也未作妥善安置，一声不响就住进了皇宫，就算想当皇帝也太迫不及待些了吧。如此“悖礼”之事，实在有损新皇的“圣德”。同时也加剧了那些文人士大夫们的怀疑和对抗情绪。李岩主张按部就班，一切依“礼”行事，也是从稳定人心、平息物议起见，希望维护李自成“明君”的形象。
另外，李岩如此重视礼仪，不仅是要外树形象，而且还是要内树权威，希望以此来确定君臣名分，树立李自成的绝对权威。由于多年的战争环境加上自成的宠信，一些亲信大将极其跋扈，例如刘宗敏等，权力极大。当时有投降自成的太监从宫中出来后，都曾证实李自成虽为首脑，但手下将领二十余人，“皆抗衡不相下”，凡事都是众人共同商议决定。由此可见，自成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合议制，并非自己“乾纲独断”。李岩的建议完全是事出有因的。
二，“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这条建议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言。当年李自成转战各地，为了得到百姓拥护，必须实现“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承诺。所以数十万大军的粮饷都来自对明朝贵族和官僚的追赃。进北京后，虽然义军的财政状况并不吃紧，但追赃一事仍在进行。本来追缴那些贪官污吏榨取的民脂民膏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做这件事必须要讲究策略方法，视情况区别对待。而刘并非刑官，追赃又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官吏都要追赃，无形中扩大了打击面，客观上在北京城造成了一种“为渊驱鱼”、人人自危的效果。本来明朝这些官僚权贵投降农民军就已经是十分勉强了，但还以为是一般的改朝换代，指望归顺新朝就可以保住他们的荣华富贵。现在一旦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又如何能不让他们仇视、痛恨义军呢？因此这些人时刻想着反扑。北京城处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显然不利于大顺朝的统治。李岩看出局面的险恶，因此提出了上述追赃策略应对。这个办法既简便易行，同时又对明朝降官进行了分化瓦解，减小了追赃的阻力，而且顺应了民心，实在是一项非常英明的方略。李自成倘真能认真施行的话，或许就不会有吴三桂之事发生，也不会山海关一败之后就再也在北京城立不住脚了。
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皋皋，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这条建议是四条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因为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便是军纪败坏，失尽民心。李岩话说得很含蓄，但是自成自然明白闯军在京城里的胡作非为。虽然刘宗敏为整顿军纪而“杀人无虚日”，但是军纪显然已经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李岩语重心长劝谏自成严明军纪以收拾人心。他称赞自成是尧舜，希望自成以尧舜之仁德来对待百姓，用心之良苦，实是让人感叹。他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认为只有天下百姓平安喜乐，“熙熙皋皋”，才是“帝王之治”。
四，“吴镇（指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如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这也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建议，主要是讲如何用政治手段解决吴三桂的问题，因为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当时吴三桂驻守山海关，手下有精兵四万，又有辽民八万都是勇悍善战。尤其是关辽部队是明军精锐中的精锐，战斗力远非一般官军可比。这是一笔极其丰厚的政治、军事资源，若能加以妥善处置，用高官厚禄招抚吴氏父子，从而掌握这笔资源，其意义之重大，绝不亚于攻进北京城；而如果处理不当，则容易成为迫在眉睫的极大威胁。李岩提出这样的建议，足见他非凡见识。
这条建议中没有提到陈圆圆，从上疏的口气判断，刘宗敏绑吴襄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在上书之后。这就不免更加让人叹息了。
李岩这么重要的奏疏上去，李自成却并不重视，他似乎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可自拔，李岩如此“杞人忧天”，不免扫了他的兴致，因此很有些不大高兴仅仅批了一句“知道了”，并不施行。
《剿闯小史》还记载了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了他和牛、李辈的作风确实是大不相同，第一件是他派兵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懿安太后姓张，河南祥符县人，她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史书上说她“秉性严正”，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当时闯军入城，她听说崇祯已死，便要自缢，被蜂拥而入的闯军救下。李岩入宫见到，知是太后，下令众人不得侵犯，随后又派兵士及老宫女以肩舆将其送归母家。她到家以后，又自缢而死。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刘理顺是李岩同乡，杞县乡绅，平日乐善好施，百姓无不受其恩惠。李岩恐乱军中有人侵扰，因此派兵前去保护，不料去迟了一步，刘“具酒题诗”，全家殉节。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之事。当时河南有一位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是儿女亲家。孝廉在暌未年科举得中，在京候选，日久盘缠用尽，正逢闯军攻城，物价上涨，不得已，告借于周某，周某以无钱推脱，孝廉遂郁郁成疾。不久，北京城破，孝廉听说周某以金银财宝贿赂闯军将领以求官职，愤闷而死，其子家贫不能葬父，哀告于岳父周某，周某拒不答应并且悔婚。李岩得知后将周某捉到营房，严加拷打。
这些事情是不会上正史的，但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其实这些细小之事往往比那些大事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本色。
李岩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接近些。二人曾在一起品评过明朝科举和佛教，极其投契。其中有一些非常精辟独到的见解，例如，二人认为科举并不能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只会让读书人利禄熏心，自私自利；对佛教，则直斥为“徒费百姓脂膏”的“荒诞无稽之事”。
虽然史书上丑化宋献策，说他像猴子，又说他像鬼，但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物。他很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曾假借天象示警，劝说自成释放一些被严刑拷掠追赃的无辜官绅。
可惜的是，他和李岩一样，并不被李自成所信任。自成更信任巧于谄媚的牛金星。
</P>
在这过分的陶醉当中，也不乏清醒的人，而李岩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剿闯小史》记载，李自成进京后，手下诸将二十余人皆领兵入城，“横行惨虐”。只有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二人，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并不在外生事。百姓有受了闯军祸害的，听说李岩公正严明，就去向他告禀，李岩总是岩为申究，替百姓伸张正义。凡有为非作歹的闯军官兵，一闻李将军之名，便都有所收敛。除了严明军纪，约束部卒不得扰民外，在京期间，李岩每次外出，必定要访贫问苦，了解民间情弊，如果遇到冤屈之事，必要予以安抚。常劝自成申禁将士，宽恤民力以招揽民心，自成毫不在意。
《剿闯小史》的作者比较同情李岩，因此对他的动静时有叙述，想来也不必一定因为李岩是读书人吧。当时跟着自成的读书人并不少，却并没有受着这样的同情。这就不能不说与他的言行大有关系了。
面对当时严峻的局面，李岩忧虑焦急，进京没多长时间，他就向自成上疏提了四条建议。建议内容在各种史料上大致相同，无一不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切中时弊的安邦定国之策。其文如下：
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国宾馆）。待工部衙门修葺洒扫，礼部择日率百官迎请入内。决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部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
李研上疏第一条就要自成“克己复礼”，倒也并非是士人的迂腐，实在是自成的行为太也不成体统：一进北京既未祭天诏告天下，又尚未举行登极大典，崇祯的后妃公主、宫女侍婢也未作妥善安置，一声不响就住进了皇宫，就算想当皇帝也太迫不及待些了吧。如此“悖礼”之事，实在有损新皇的“圣德”。同时也加剧了那些文人士大夫们的怀疑和对抗情绪。李岩主张按部就班，一切依“礼”行事，也是从稳定人心、平息物议起见，希望维护李自成“明君”的形象。
另外，李岩如此重视礼仪，不仅是要外树形象，而且还是要内树权威，希望以此来确定君臣名分，树立李自成的绝对权威。由于多年的战争环境加上自成的宠信，一些亲信大将极其跋扈，例如刘宗敏等，权力极大。当时有投降自成的太监从宫中出来后，都曾证实李自成虽为首脑，但手下将领二十余人，“皆抗衡不相下”，凡事都是众人共同商议决定。由此可见，自成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合议制，并非自己“乾纲独断”。李岩的建议完全是事出有因的。
二，“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
这条建议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言。当年李自成转战各地，为了得到百姓拥护，必须实现“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承诺。所以数十万大军的粮饷都来自对明朝贵族和官僚的追赃。进北京后，虽然义军的财政状况并不吃紧，但追赃一事仍在进行。本来追缴那些贪官污吏榨取的民脂民膏完全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做这件事必须要讲究策略方法，视情况区别对待。而刘并非刑官，追赃又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官吏都要追赃，无形中扩大了打击面，客观上在北京城造成了一种“为渊驱鱼”、人人自危的效果。本来明朝这些官僚权贵投降农民军就已经是十分勉强了，但还以为是一般的改朝换代，指望归顺新朝就可以保住他们的荣华富贵。现在一旦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又如何能不让他们仇视、痛恨义军呢？因此这些人时刻想着反扑。北京城处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显然不利于大顺朝的统治。李岩看出局面的险恶，因此提出了上述追赃策略应对。这个办法既简便易行，同时又对明朝降官进行了分化瓦解，减小了追赃的阻力，而且顺应了民心，实在是一项非常英明的方略。李自成倘真能认真施行的话，或许就不会有吴三桂之事发生，也不会山海关一败之后就再也在北京城立不住脚了。
三，“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皋皋，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这条建议是四条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因为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便是军纪败坏，失尽民心。李岩话说得很含蓄，但是自成自然明白闯军在京城里的胡作非为。虽然刘宗敏为整顿军纪而“杀人无虚日”，但是军纪显然已经失掉了平常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李岩语重心长劝谏自成严明军纪以收拾人心。他称赞自成是尧舜，希望自成以尧舜之仁德来对待百姓，用心之良苦，实是让人感叹。他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认为只有天下百姓平安喜乐，“熙熙皋皋”，才是“帝王之治”。
四，“吴镇（指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如大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
这也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建议，主要是讲如何用政治手段解决吴三桂的问题，因为后来失败的大漏洞也就发生在这儿。当时吴三桂驻守山海关，手下有精兵四万，又有辽民八万都是勇悍善战。尤其是关辽部队是明军精锐中的精锐，战斗力远非一般官军可比。这是一笔极其丰厚的政治、军事资源，若能加以妥善处置，用高官厚禄招抚吴氏父子，从而掌握这笔资源，其意义之重大，绝不亚于攻进北京城；而如果处理不当，则容易成为迫在眉睫的极大威胁。李岩提出这样的建议，足见他非凡见识。
这条建议中没有提到陈圆圆，从上疏的口气判断，刘宗敏绑吴襄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在上书之后。这就不免更加让人叹息了。
李岩这么重要的奏疏上去，李自成却并不重视，他似乎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不可自拔，李岩如此“杞人忧天”，不免扫了他的兴致，因此很有些不大高兴仅仅批了一句“知道了”，并不施行。
《剿闯小史》还记载了李岩入京后的几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了他和牛、李辈的作风确实是大不相同，第一件是他派兵保护懿安太后的事。
懿安太后姓张，河南祥符县人，她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史书上说她“秉性严正”，与魏忠贤和客氏对立，崇祯得承大统也是出于她的力量。当时闯军入城，她听说崇祯已死，便要自缢，被蜂拥而入的闯军救下。李岩入宫见到，知是太后，下令众人不得侵犯，随后又派兵士及老宫女以肩舆将其送归母家。她到家以后，又自缢而死。
第二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刘理顺是李岩同乡，杞县乡绅，平日乐善好施，百姓无不受其恩惠。李岩恐乱军中有人侵扰，因此派兵前去保护，不料去迟了一步，刘“具酒题诗”，全家殉节。
第三是一件打抱不平之事。当时河南有一位恩生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是儿女亲家。孝廉在暌未年科举得中，在京候选，日久盘缠用尽，正逢闯军攻城，物价上涨，不得已，告借于周某，周某以无钱推脱，孝廉遂郁郁成疾。不久，北京城破，孝廉听说周某以金银财宝贿赂闯军将领以求官职，愤闷而死，其子家贫不能葬父，哀告于岳父周某，周某拒不答应并且悔婚。李岩得知后将周某捉到营房，严加拷打。
这些事情是不会上正史的，但毫无疑问决不会是虚构。其实这些细小之事往往比那些大事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本色。
李岩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接近些。二人曾在一起品评过明朝科举和佛教，极其投契。其中有一些非常精辟独到的见解，例如，二人认为科举并不能选拔出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只会让读书人利禄熏心，自私自利；对佛教，则直斥为“徒费百姓脂膏”的“荒诞无稽之事”。
虽然史书上丑化宋献策，说他像猴子，又说他像鬼，但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物。他很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曾假借天象示警，劝说自成释放一些被严刑拷掠追赃的无辜官绅。
可惜的是，他和李岩一样，并不被李自成所信任。自成更信任巧于谄媚的牛金星。
</P>
<P> 李岩之死</P><P> 这一天，李自成忽闻吴三桂率大队人马向自己驻扎的平阳进发，忙召集诸将商议此事。
李岩说道：
“陛下，依臣之见，咱们应避免同吴三桂交战，想四川乃是天府之国，我们不如沿着河南、荆、襄进入成都，以成都为根本，再伺机发展，当我们元气恢复时，我们再同吴三桂决一死战，那也为时不晚。”
刘宗敏却在一旁说道：
“李兄弟是读书之人，怎么会这么糊涂，我等同张献忠向来不和，张献忠那无耻之辈，我们怎能同他为伍，你难道说让我们去受他的鸟气不成？”
李岩还没来得及向刘宗敏解释缘由，牛金星却已插言道：
“李兄此言差矣，吴三桂虽胜了几仗，但那纯粹是侥幸，况且我们现在拥兵数十万，而吴三桂却是远道而来，定是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定能大获全胜，陛下想要雪兵败之耻，就在此一战了，李兄在仇敌到来之时，怎能想逃避呢？莫非李兄被吴三桂吓破了胆不成？”
李岩听罢，剑眉一挑，怒道：
“谁怕吴三桂那小子了？我只是为闯王考虑，关宁军确实是我等的宿敌，我军曾屡败于其手下，将士必会产生畏惧情绪，只怕对战事不利。”
宋献策也不同意李岩的见解，他说道：
“李兄之言也不尽然，想吴三桂虽骁勇异常，但他却多仗着有满洲兵马所助，是其不义。我们要是申明大义，以吴三桂卖国之罪，来鼓励将士，他们以吴三桂为耻，必定会各自奋勇，奋力杀敌，定能以一当百，吴三桂定会败走平阳。”
李自成点点头道：
“牛丞相和宋军师说得都不错，想我大业方成，却被吴三桂那小子勾结满人把北京夺了去，害得我损兵折将，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今天我与吴三桂遇上了，我怎能轻饶了他，看我今日如何收拾他。”
“打仗不能意气用事，兵法上讲……”李岩还没说完，李自成便摆摆手，止住了他：
“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明日我们就兵进二十里，静候吴贼。”
说罢，李自成便拂衣退了出去，李岩无奈，只得也回到了营中。
将近平阳了，吴三桂闻得李自成已严阵以待，静候自己，他也不敢疏忽，忙下令让士兵们放慢了速度，缓缓而行，以养些精神，免被闯军所乘。
这日，关宁军终于与闯军又对上阵了，吴三桂见闯军人马众多，不敢大意，忙将令旗一挥，关宁军立即变成数路纵队，原来这吴三桂的部众们训练有素，他们作战时，便以二百人为一小队，由一员猛将统领，各队分头作战，而吴三桂自率五百精锐铁骑，巡回接应。一般的部队均抵不住关宁军的多路冲杀，不多时，便会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李自成等得早已不耐烦了，见吴军冲来，忙抢先催马迎了上去，闯军见天子如此奋勇，便也抢杀上来。
二军混战在了一起。
闯军虽人多势众，但终究心理上惧了关宁军，所以在关宁军的冲击下，便有些抵挡不住了。
正在这时，阿济格又率长辫的清兵从侧翼掩杀上来，闯军军心涣散，都无意恋战，纷纷掉头逃去，李自成砍杀了几名向后逃的兵卒，但终改变不了溃败的局面，李自成见大势已去，仰天叹道：莫非这是天要灭我不成？不想，一支流箭飞来，正中李自成的左目之上，李自成大叫一声，摔下马来，李岩、李过、李双喜等拼死护驾，扶李自成上马，败回了平阳。
李岩忙请来军医，给李自成治伤，军医给李自成把箭拔了出来，又敷些伤药，然后收起了药箱，李自成服过药后，便沉沉地睡了去。
李岩忙拉住军医，问道：
“大夫，陛下的伤势怎样？”
军医摇摇头，叹道：
“伤虽不致危及性命，但这只眼睛只怕保不住了。”
众将听罢，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李岩夜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素素关心地问：“公子为什么愁眉不展呢？有什么心事能告诉我吗？”
李岩叹道：
“闯王不听我言，才致失败，河南形势严峻，看来我应该领支兵马在中部游荡，或可挽此形势。”
素素将头贴在李岩的胸上，说道：
“我一个女流之辈，不能给公子出谋划策，我只是日日为公子担心，希望公子能一切小心从事。”
李岩抚着她的秀发，笑了笑：
“不要为我担心，我自会保护自己，放心吧。”说罢，二人相拥而睡。
第二日，李岩来看望闯王。
李自成刚从昏迷中醒来，由高夫人扶着吃药，一旁坐着丞相牛金星。
李岩询问了下病情，便请闯王给他两万精卒，由他率领进驻河南中部，李自成此时伤后焦躁，加上被吴三桂打败后心中窝火，他便将一肚子的火全发作了出来。
李自成一把将高夫人手中的药碗甩在了地上，怒道：
“什么？这个时候你要离开我，你见我受伤，就以为我没用了吗？你要不愿保我就走吧，永远别见我。”
李自成一激动，触动了伤口，“哎呀”一声又倒在了床上。
李岩见他如此诬陷自己，心中十分生气，正要顶撞于他，但见李自成那痛苦的表情，他不便发作，只愤愤地甩了甩衣袖，大踏步走出帐外。
高夫人怕李岩真生气，忙追了出来，拉住了李岩的衣袖，道：
“李岩兄弟，你慢走，你千万别生李哥的气，李哥受伤后有些不痛快，你万不可与他计较，我知道你是他的好兄弟，是吗？”
李岩看了看高夫人那急切的目光，叹了一声，道：
“我怎么会生李哥的气呢，只是近来李哥实在有些刚愎自用，我，我其实都是为李哥着想。”
“我知道”。高夫人轻轻握了握李岩的手，说道：“我回头再好好劝劝你们李哥，你也别生气了。”
说罢，高夫人送李岩走出了大营。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丞相牛金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阴谋。
原来，牛金星见李岩气哼哼地走出去，他心中立即打起了小算盘，何不借此机会，除掉李岩呢？
这牛金星小肚鸡肠，他向与李岩不合，因为李岩揭了他的几件丑事，所以他怀恨在心，时时想置李岩于死地，这次的平阳之战，又是他怂恿李自成作出决定的，今日大败，按理说他是有责任的，本来李自成要是听了李岩的劝告也就没事了，牛金星在这件事上心理上有些不平衡，于是他凑近李自成的耳旁，说道：
“陛下，臣私下听说，这李岩埋怨您不听他的劝告，才致今日大败，此时，军中沸沸扬扬，多数兵丁都支持李岩，这次，李岩要领兵离你而去，他肯定是有不轨之图，定要反了你，陛下您要早拿主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怕……”
李自成刚才说李岩要反，是气话，今日见牛金星此番话倒也像真的，不由得怒道：“好个李岩，看我不杀了你。”
牛金星忙施了一礼，道：
“陛下，这事交给我去办吧。”
李自成此时迷迷糊糊，很有些乏了，他没在意牛金星说些什么，便摆了摆手，睡了过去。
牛金星大喜，匆匆奔了出去，却正逢见高夫人进来，他行了一礼，便走出大营，高夫人牵挂丈夫的伤势，没在意牛金星脸上的面容，她见丈夫睡了，忙给他盖上被，也悄悄退了出来。
牛金星回得营来，招来四名心腹，耳语一番，这四人点头称是，领命而去。
李岩此时正坐在素素房中生闷气，忽见四名军兵进来，说闯王有急事相召，也没来得及多想便随这四人走了出来。
四人在李岩身后跟着，见离李岩的大营已远，忙作了个暗号，四人悄悄举起钢刀，齐向李岩砍去，李岩没有防备，“啊”了一声，便倒在了地上，其中一人说道：“对不起了，李爷，我这是奉了丞相之命才这么办的。”说罢，挥刀将李岩的头颅割下，回营交给了牛金星。
丞相牛金星抱着这颗头，径直走进李自成的寝帐，他推醒了李自成。
李自成睁开眼睛，见面前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吓了一跳，惊道：
“这是怎么回事？”
牛金星一笑，说道：
“陛下，我将叛贼李岩的首级给你拿来了。”
“什么，李兄弟……，你敢杀了李兄弟？”说着，他也忘了自己有伤在身，从床上跳下来，一脚将牛金星踢翻在地，伸手从桌上拔出宝剑，就要照牛金星头上砍去。
牛金星见状，忙跪爬在地，抱住了李自成的大腿，哭道：“陛下，饶命！这是您让我去做的，难道您忘了不成？”
“什么？我让你去杀李兄弟？”
“正是，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啊。”
李自成方悟起刚才之事，他抬腿又将牛金星踢到了帐角，叹道：“我刚才只是一时气话，你怎么便当了真？这，这便如何是好？”
说罢，扔了宝剑，抱住李岩的头颅，放声痛哭。
此时，红娘子闻得噩耗，不免呆呆发愣，而素素早已是昏厥于地，人事不知了，良久，红娘子才醒过神来，擦去了眼泪，命令全营兵丁立时集合，红娘子手持宝剑率全营兵马包围了牛金星的大营。
待红娘子得知牛金星此时在李自成的大帐后，她命手下军兵暂不进攻，自己带了几名偏将，奔进了闯王的大帐，闯王的军士待要拦阻，早被红娘子踢翻了几个。
红娘子进得闯王大帐，见蜷缩在一角的牛金星，不由得火冒三丈，眼睛也气红了，她二话没话，持剑奔牛金星而去，牛金星见红娘子杀气腾腾的样子，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他大叫着：“皇上救我！皇上救我！”继而，躲在闯王身后，不肯现身。
红娘子待要绕到闯王身后，李自成忙伸臂拦住了她，李自成含着泪，说道：
“弟妹不要激动，是我错杀了李兄弟，你不要为难丞相，今日你就将我杀了吧，好替李兄弟报仇。那样我心里就好受了。”
红娘子见闯王胡子拉碴的脸上满是憔悴之色，左眼上还蒙了纱布，泪水顺着他的脸上不住地淌着，红娘子心有不忍，怎么也举不起手中的剑，她“哇”的一声，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高夫人闻得消息也赶了来，红娘子投进高夫人的怀里放声大哭，高夫人也陪着她落下泪来，而牛金星趁此，早溜了出去。
许久，红娘子止住了哭声，她幽幽说道：“今日李郎去了，留下我可怎么活，我也随李郎去算了。”说着，就要去拾地上的剑自刎。
高夫人哪里肯放，死死的抱住了红娘子，李自成忙拾起地上的宝剑，交给了一旁的侍卫。
李自成向高夫人说道：
“你明日去府中拨些银两，给李岩兄弟好好葬了吧，我要披麻戴孝给李兄弟出葬。”
红娘子也不去擦脸上的泪痕，幽幽他说道：“那倒不必了，我们夫君是薄命之人，怎受得了皇上的大礼，公子向喜清静，搞得隆重了他定不乐。”
说罢，她捧起了李岩的头颅，紧贴在自己怀里，一步一步缓缓走出了大帐。
李自成夫妻二人坐在帐中，各怀心事，默默不语。
忽然，有兵丁来报，说红娘子、素素两位夫人，陪着李岩的棺柩离了平阳，向西而去。
高夫人惊道：“她们定是回老家了。”说着，就要去追她们。
李自成伸手将她抓住，摇了摇头，说道：
“不要再追了，她们肯定不会回来。”
高夫人仁立片刻，喃喃自语道：
“她们此番伤透了心，今生只怕再也见她们不到了。”
高夫人垂了头，缓缓踱了出去，帐中只剩下李自成一人孤坐桌旁，呆呆出神。
牛金星捡得一条命后，见围营的李岩的部众都已撤了，忙窜入自己的大帐，几名心腹忙进来问安。
牛金星只是垂了头目视于地，也不说话，忽而，两颗泪滴了下来，他叹道：
“人生于乱世，贵贱又何足道，咳，一切都是孽报啊。”
继而，他又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人生一世，保住此物真是太难了，想我今日在祸网中，逃了条命，但也许不久便会被割头于市井，你们这些人也应早作打算，只要一有变，就赶快逃匿起来，保住了脑袋才是首要的。”
说着，早已是泪流满面，呜咽不止了。
</P>
李岩说道：
“陛下，依臣之见，咱们应避免同吴三桂交战，想四川乃是天府之国，我们不如沿着河南、荆、襄进入成都，以成都为根本，再伺机发展，当我们元气恢复时，我们再同吴三桂决一死战，那也为时不晚。”
刘宗敏却在一旁说道：
“李兄弟是读书之人，怎么会这么糊涂，我等同张献忠向来不和，张献忠那无耻之辈，我们怎能同他为伍，你难道说让我们去受他的鸟气不成？”
李岩还没来得及向刘宗敏解释缘由，牛金星却已插言道：
“李兄此言差矣，吴三桂虽胜了几仗，但那纯粹是侥幸，况且我们现在拥兵数十万，而吴三桂却是远道而来，定是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定能大获全胜，陛下想要雪兵败之耻，就在此一战了，李兄在仇敌到来之时，怎能想逃避呢？莫非李兄被吴三桂吓破了胆不成？”
李岩听罢，剑眉一挑，怒道：
“谁怕吴三桂那小子了？我只是为闯王考虑，关宁军确实是我等的宿敌，我军曾屡败于其手下，将士必会产生畏惧情绪，只怕对战事不利。”
宋献策也不同意李岩的见解，他说道：
“李兄之言也不尽然，想吴三桂虽骁勇异常，但他却多仗着有满洲兵马所助，是其不义。我们要是申明大义，以吴三桂卖国之罪，来鼓励将士，他们以吴三桂为耻，必定会各自奋勇，奋力杀敌，定能以一当百，吴三桂定会败走平阳。”
李自成点点头道：
“牛丞相和宋军师说得都不错，想我大业方成，却被吴三桂那小子勾结满人把北京夺了去，害得我损兵折将，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今天我与吴三桂遇上了，我怎能轻饶了他，看我今日如何收拾他。”
“打仗不能意气用事，兵法上讲……”李岩还没说完，李自成便摆摆手，止住了他：
“不必多说了，我意已决，明日我们就兵进二十里，静候吴贼。”
说罢，李自成便拂衣退了出去，李岩无奈，只得也回到了营中。
将近平阳了，吴三桂闻得李自成已严阵以待，静候自己，他也不敢疏忽，忙下令让士兵们放慢了速度，缓缓而行，以养些精神，免被闯军所乘。
这日，关宁军终于与闯军又对上阵了，吴三桂见闯军人马众多，不敢大意，忙将令旗一挥，关宁军立即变成数路纵队，原来这吴三桂的部众们训练有素，他们作战时，便以二百人为一小队，由一员猛将统领，各队分头作战，而吴三桂自率五百精锐铁骑，巡回接应。一般的部队均抵不住关宁军的多路冲杀，不多时，便会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李自成等得早已不耐烦了，见吴军冲来，忙抢先催马迎了上去，闯军见天子如此奋勇，便也抢杀上来。
二军混战在了一起。
闯军虽人多势众，但终究心理上惧了关宁军，所以在关宁军的冲击下，便有些抵挡不住了。
正在这时，阿济格又率长辫的清兵从侧翼掩杀上来，闯军军心涣散，都无意恋战，纷纷掉头逃去，李自成砍杀了几名向后逃的兵卒，但终改变不了溃败的局面，李自成见大势已去，仰天叹道：莫非这是天要灭我不成？不想，一支流箭飞来，正中李自成的左目之上，李自成大叫一声，摔下马来，李岩、李过、李双喜等拼死护驾，扶李自成上马，败回了平阳。
李岩忙请来军医，给李自成治伤，军医给李自成把箭拔了出来，又敷些伤药，然后收起了药箱，李自成服过药后，便沉沉地睡了去。
李岩忙拉住军医，问道：
“大夫，陛下的伤势怎样？”
军医摇摇头，叹道：
“伤虽不致危及性命，但这只眼睛只怕保不住了。”
众将听罢，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李岩夜间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素素关心地问：“公子为什么愁眉不展呢？有什么心事能告诉我吗？”
李岩叹道：
“闯王不听我言，才致失败，河南形势严峻，看来我应该领支兵马在中部游荡，或可挽此形势。”
素素将头贴在李岩的胸上，说道：
“我一个女流之辈，不能给公子出谋划策，我只是日日为公子担心，希望公子能一切小心从事。”
李岩抚着她的秀发，笑了笑：
“不要为我担心，我自会保护自己，放心吧。”说罢，二人相拥而睡。
第二日，李岩来看望闯王。
李自成刚从昏迷中醒来，由高夫人扶着吃药，一旁坐着丞相牛金星。
李岩询问了下病情，便请闯王给他两万精卒，由他率领进驻河南中部，李自成此时伤后焦躁，加上被吴三桂打败后心中窝火，他便将一肚子的火全发作了出来。
李自成一把将高夫人手中的药碗甩在了地上，怒道：
“什么？这个时候你要离开我，你见我受伤，就以为我没用了吗？你要不愿保我就走吧，永远别见我。”
李自成一激动，触动了伤口，“哎呀”一声又倒在了床上。
李岩见他如此诬陷自己，心中十分生气，正要顶撞于他，但见李自成那痛苦的表情，他不便发作，只愤愤地甩了甩衣袖，大踏步走出帐外。
高夫人怕李岩真生气，忙追了出来，拉住了李岩的衣袖，道：
“李岩兄弟，你慢走，你千万别生李哥的气，李哥受伤后有些不痛快，你万不可与他计较，我知道你是他的好兄弟，是吗？”
李岩看了看高夫人那急切的目光，叹了一声，道：
“我怎么会生李哥的气呢，只是近来李哥实在有些刚愎自用，我，我其实都是为李哥着想。”
“我知道”。高夫人轻轻握了握李岩的手，说道：“我回头再好好劝劝你们李哥，你也别生气了。”
说罢，高夫人送李岩走出了大营。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丞相牛金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阴谋。
原来，牛金星见李岩气哼哼地走出去，他心中立即打起了小算盘，何不借此机会，除掉李岩呢？
这牛金星小肚鸡肠，他向与李岩不合，因为李岩揭了他的几件丑事，所以他怀恨在心，时时想置李岩于死地，这次的平阳之战，又是他怂恿李自成作出决定的，今日大败，按理说他是有责任的，本来李自成要是听了李岩的劝告也就没事了，牛金星在这件事上心理上有些不平衡，于是他凑近李自成的耳旁，说道：
“陛下，臣私下听说，这李岩埋怨您不听他的劝告，才致今日大败，此时，军中沸沸扬扬，多数兵丁都支持李岩，这次，李岩要领兵离你而去，他肯定是有不轨之图，定要反了你，陛下您要早拿主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怕……”
李自成刚才说李岩要反，是气话，今日见牛金星此番话倒也像真的，不由得怒道：“好个李岩，看我不杀了你。”
牛金星忙施了一礼，道：
“陛下，这事交给我去办吧。”
李自成此时迷迷糊糊，很有些乏了，他没在意牛金星说些什么，便摆了摆手，睡了过去。
牛金星大喜，匆匆奔了出去，却正逢见高夫人进来，他行了一礼，便走出大营，高夫人牵挂丈夫的伤势，没在意牛金星脸上的面容，她见丈夫睡了，忙给他盖上被，也悄悄退了出来。
牛金星回得营来，招来四名心腹，耳语一番，这四人点头称是，领命而去。
李岩此时正坐在素素房中生闷气，忽见四名军兵进来，说闯王有急事相召，也没来得及多想便随这四人走了出来。
四人在李岩身后跟着，见离李岩的大营已远，忙作了个暗号，四人悄悄举起钢刀，齐向李岩砍去，李岩没有防备，“啊”了一声，便倒在了地上，其中一人说道：“对不起了，李爷，我这是奉了丞相之命才这么办的。”说罢，挥刀将李岩的头颅割下，回营交给了牛金星。
丞相牛金星抱着这颗头，径直走进李自成的寝帐，他推醒了李自成。
李自成睁开眼睛，见面前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吓了一跳，惊道：
“这是怎么回事？”
牛金星一笑，说道：
“陛下，我将叛贼李岩的首级给你拿来了。”
“什么，李兄弟……，你敢杀了李兄弟？”说着，他也忘了自己有伤在身，从床上跳下来，一脚将牛金星踢翻在地，伸手从桌上拔出宝剑，就要照牛金星头上砍去。
牛金星见状，忙跪爬在地，抱住了李自成的大腿，哭道：“陛下，饶命！这是您让我去做的，难道您忘了不成？”
“什么？我让你去杀李兄弟？”
“正是，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啊。”
李自成方悟起刚才之事，他抬腿又将牛金星踢到了帐角，叹道：“我刚才只是一时气话，你怎么便当了真？这，这便如何是好？”
说罢，扔了宝剑，抱住李岩的头颅，放声痛哭。
此时，红娘子闻得噩耗，不免呆呆发愣，而素素早已是昏厥于地，人事不知了，良久，红娘子才醒过神来，擦去了眼泪，命令全营兵丁立时集合，红娘子手持宝剑率全营兵马包围了牛金星的大营。
待红娘子得知牛金星此时在李自成的大帐后，她命手下军兵暂不进攻，自己带了几名偏将，奔进了闯王的大帐，闯王的军士待要拦阻，早被红娘子踢翻了几个。
红娘子进得闯王大帐，见蜷缩在一角的牛金星，不由得火冒三丈，眼睛也气红了，她二话没话，持剑奔牛金星而去，牛金星见红娘子杀气腾腾的样子，早已吓得魂飞天外，他大叫着：“皇上救我！皇上救我！”继而，躲在闯王身后，不肯现身。
红娘子待要绕到闯王身后，李自成忙伸臂拦住了她，李自成含着泪，说道：
“弟妹不要激动，是我错杀了李兄弟，你不要为难丞相，今日你就将我杀了吧，好替李兄弟报仇。那样我心里就好受了。”
红娘子见闯王胡子拉碴的脸上满是憔悴之色，左眼上还蒙了纱布，泪水顺着他的脸上不住地淌着，红娘子心有不忍，怎么也举不起手中的剑，她“哇”的一声，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高夫人闻得消息也赶了来，红娘子投进高夫人的怀里放声大哭，高夫人也陪着她落下泪来，而牛金星趁此，早溜了出去。
许久，红娘子止住了哭声，她幽幽说道：“今日李郎去了，留下我可怎么活，我也随李郎去算了。”说着，就要去拾地上的剑自刎。
高夫人哪里肯放，死死的抱住了红娘子，李自成忙拾起地上的宝剑，交给了一旁的侍卫。
李自成向高夫人说道：
“你明日去府中拨些银两，给李岩兄弟好好葬了吧，我要披麻戴孝给李兄弟出葬。”
红娘子也不去擦脸上的泪痕，幽幽他说道：“那倒不必了，我们夫君是薄命之人，怎受得了皇上的大礼，公子向喜清静，搞得隆重了他定不乐。”
说罢，她捧起了李岩的头颅，紧贴在自己怀里，一步一步缓缓走出了大帐。
李自成夫妻二人坐在帐中，各怀心事，默默不语。
忽然，有兵丁来报，说红娘子、素素两位夫人，陪着李岩的棺柩离了平阳，向西而去。
高夫人惊道：“她们定是回老家了。”说着，就要去追她们。
李自成伸手将她抓住，摇了摇头，说道：
“不要再追了，她们肯定不会回来。”
高夫人仁立片刻，喃喃自语道：
“她们此番伤透了心，今生只怕再也见她们不到了。”
高夫人垂了头，缓缓踱了出去，帐中只剩下李自成一人孤坐桌旁，呆呆出神。
牛金星捡得一条命后，见围营的李岩的部众都已撤了，忙窜入自己的大帐，几名心腹忙进来问安。
牛金星只是垂了头目视于地，也不说话，忽而，两颗泪滴了下来，他叹道：
“人生于乱世，贵贱又何足道，咳，一切都是孽报啊。”
继而，他又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人生一世，保住此物真是太难了，想我今日在祸网中，逃了条命，但也许不久便会被割头于市井，你们这些人也应早作打算，只要一有变，就赶快逃匿起来，保住了脑袋才是首要的。”
说着，早已是泪流满面，呜咽不止了。
</P>
而王贵之于岳飞，徐有贞之于于谦，谢尚政之于袁崇焕，牛金星之于李岩，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忠义之士是死在这些卑鄙小人手中的，已经是数也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