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大唐二李——初唐名将李靖、李勣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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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奔向大唐


　　如果隋炀帝是一个知道虚心纳谏的好君主，是一个懂得体恤民力的好皇帝，那么李靖虽然在仕途上升迁缓慢，但终究还是可以逐步接近杨素指定给他的那个位子；李勣也可以继续在家乡悠哉游哉地过着他那阳为豪富阴为盗寇、黑白两道通吃的“幸福生活”。可惜大隋的子民们没有那么幸运。大业五年（609年），隋朝的盛世臻于极致，其时天下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余万，富庶的盛况为亘古之所未见；当年三月，象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也和秦始皇一样喜好巡游的隋炀帝启驾西巡，一路风尘仆仆，五月征服了吐谷浑，六月车驾行至张掖，抵达当年霍去病到过的燕支山，西域二十七国国主前来朝见，隋朝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大隋王朝盛极而衰，开始急剧地衰落下来。第二年，高句丽开始不臣，遂有大业七年征伐高丽之举，却又引来山东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聚众在长白山举兵反隋，揭开了隋末大乱的序幕。


　　隋炀帝象一只贪婪到永不知满足的吸血蚂蟥，拼命地吸食隋朝的民力，修东都、开运河、筑行宫、下江都、三征高丽，每一次横征暴敛都激起了百姓的激烈反抗；有志于逐鹿的各路豪杰趁机招兵买马，拉起对伍与隋朝为敌；隋政府的对策则是血腥镇压，然后继续到处拉伕征丁、大兴徭役，激起新一轮的反抗……这一幕就如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每一次都是对隋朝政府的沉重打击。大业十二年，内外交困的隋王朝终于支持不住，全面崩溃，连贵为天子的隋炀帝也因道路阻断而坐困江都，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在这举国蜩螗沸羹的动荡岁月里，二李也只能选择随波浮沉，要想自保已经很不容易。然而两个人最终成为大唐臣子的经过，还是很不一样的。


　　两《唐书》都说，大业十二年（616年）突厥犯马邑，太原留守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击之于塞外。身为马邑郡丞的李靖在与李渊的接触过程中察觉到李渊心怀异志，于是“自锁上变”，准备到江都去告密，结果因为道路阻塞而滞留长安，终于为起兵攻入长安的李渊所执。然而以李靖平素的为人作风来看，他不大可能擅离职守，丢弃郡丞的执事而冒冒失失地亲自跑到江都去告自己的顶头上司，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顶多只需要写一封告密信，交给得力的心腹秘密传送江都或长安、东都即可；更何况其时李渊反状未露，隐藏、伪装得很好，李靖行事绝不会如此孟浪。看来真正促使李靖离开马邑上京告御状的应该是发生在大业十三年（617）的刘武周兵变。《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日（初八），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刘武周作乱时，马邑官员四处逃散，李靖于此时逃往太原投奔李渊的可能性极大，也很合乎情理。只是他抵达太原以后，发现李渊的二郎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打着防备突厥的旗号，公然到处招兵买马，觉得气氛不对，这才起了前往江都告变的念头。李渊其时还未公开造反，李靖若举告不实就要被判为重罪，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自锁”，以待罪之身告御状。


　　几乎能肯定李靖是在大业十三年二、三月间才动身前往江都而不是在上一年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在于他的行期。如果他真的早在大业十二年就已经动了到江都告变的念头并已付诸实施，那么从自马邑启程到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李渊义军攻克长安，李靖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滞留在长安，这对于急于将李渊准备谋反的消息报告中央的他来说，实在有些不可想象。即使真的是因为道路阻塞而令他无法成行，但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不积极想办法脱身，却只在长安城里坐以待毙，这也不太象是足智多谋的李靖所为。


　　然而若假设他是在大业十三年二、三月间才动身启程，则他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约在大业十三年三月间，李靖辗转到达长安。他之所以没有走经太原至东都洛阳，然后循运河南下江都的路线，是因为这条路实在太危险，沿途到处是盗匪，特别是要经过由瓦岗寨控制的运河河段，这对于一位隋朝的官员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李靖的计划应该是先绕道长安，然后翻越秦岭到达襄州（今湖北襄樊），经汉水南下入江，顺流直下江都；或者采用更加保险的办法，干脆直接由关中入蜀，再从长江上游顺流驶抵江都。这两条路线虽然要多费时日，但因为是走水路，而且日后盘踞在两湖和岭南的萧铣政权要到几个月之后才崛起，所以相对而言还是安全的。


　　正当李靖在长安准备继续赶赴江都的时候，五月十五日甲子，李渊在太原除掉高君雅和王威，正式举旗兴兵。作为隋朝名义上的首都，长安很快就获知了李渊反叛的消息，留守长安的隋朝官员很快行动起来，在关中各地组织抵抗，这时的李靖仅仅在长安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为长途旅行作些必要的准备，两个月对于这来说不算特别宽裕。由于李靖前往江都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上告李渊谋反，现在李渊谋反已成事实，因此他就没有必要再往江都跑了。于是他解除“自锁”状态，留下来协助长安的守备。所以说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之前的一个多月里，他待在长安是因为要为上江都告变作些物质上的准备，还属于确实走不成的“滞留”性质的话，那么在五月十五日李渊起兵之后，他仍然选择留在长安，则是因为他不愿意走，而且也没有再走的必要。“走不成”和“不愿走”两者之间显然是有明显区别的。李靖滞留在长安，积极协助关中地区的隋朝留守官员抵抗了唐军将近半年的时间，直至十一月初九日（丙辰）长安陷落。为了这个，李渊好几次差点要杀他。


　　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入长安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戊午）收捕了不肯投降的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十余名隋朝留守官员，由陇西公李建成监斩于朱雀大街。李靖也在这批被镇压的人之列。然而李靖不甘心带着满腹的兵书去见阎王，还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就学习当年韩信的样子，对前来观斩的李渊大呼：“唐公起义兵，本来是为了替天下诛除暴乱，难道现在不准备成就大事，却因为私怨而斩杀壮士吗？”李渊为他的勇壮所折服，敦煌公李世民又从旁再三劝谏，李靖才得以赦免。李世民旋即将李靖召入幕府，命他充作三卫。


　　然而唐人留下的笔记里，说法又与正史略有不同。其实李靖如果仅仅只是准备到隋炀帝跟前去告李渊的恶状（结果还是未遂），站在“各为其主”的立场上，李渊应该会对其行为表示理解；况且国家草创，正值用人之际，李渊也绝不会为了这点小恶而刻意为难李靖。他几次三番欲致李靖于死地，其实另有原因。


　　据刘肃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仿造南朝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编纂的《大唐新语•举贤》篇说，当李渊在太原举兵时，“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就是说李靖在帮卫文升守长安城的时候也没闲着，他派人到处收捕李渊留在长安的家眷，杀了不少李渊的宗族亲属。这样一来，李靖就不仅与李渊为敌，还与李渊结了仇，所以李渊一入长安，就“诛文升等，次及靖”。刘餗的《隋唐嘉话》也提到了“及京师平，靖与骨仪、卫文升等俱收”这件事，不过在《隋唐嘉话》里，李靖的获释则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卫文升、骨仪死了以后，太宗（李世民）去牢狱勾录在押的囚犯，见到了李靖，与之交谈后觉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固请于高祖而免之”。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可信，不过倒可以解释为什么李世民会突然插手过问李靖的案子。


　　《大唐新语》和《隋唐嘉话》里提到的这位“卫文升”，就是隋朝留守关中的最高长官——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卫玄，“文升”是他的字，被唐高祖杀掉的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是他的副手。隋炀帝很器重他，大业九年出巡辽东时特意把代王杨侑托付给他，让代王以师傅之礼对待他。大业八年隋炀帝首征高丽的时候兵败如山倒，陆路诸军中仍然保存着完整建制的只有时任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的卫玄率领的一支军队。大业九年杨玄感兵变的时候，第一支赴援洛阳的军队就是由当时留守西京长安的卫玄率领的七万步骑。大军过华阴的时候，卫玄掘了杨玄感之父越国公杨素的坟墓，把杨素的尸体当众烧掉，坟墓铲平，以示与逆贼势不两立。他又在军中设立祭坛，祭拜隋文帝在天之灵，慷慨激昂地祈告：“如果社稷有灵，隋朝还能长久，就请让这些跳梁小丑象冰块一样崩碎瓦解；如果真的是大势已去，天命有变，那就让老臣先死。”他宣读祭文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三军将士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虽然他的部队士气高昂，却还是中了杨玄感设下的圈套，连战连败，最后他不得不带着七八千人狼狈逃走。幸好这时宇文述、来护儿的援军及时赶到，这才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


　　杨玄感之变平定后隋文帝夸他是社稷之臣，并说有他镇守关中“使朕无西顾之忧”（《隋书•卫玄传》，下同），特赐给他一千士兵充作侍卫，又特意叮嘱他“出入须有兵卫，坐卧恒宜自牢”，因为“关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这对于不肯轻易相信臣僚的隋炀帝来说可是大大地破了先例。


　　大业十一年，卫玄奉诏安抚关中，其时百姓饥馑，贼盗蜂起，卫玄年老，竟救恤无方，以至“官方坏乱，货贿公行”，遂上表“乞骸骨”。隋炀帝不许，特命内史舍人封德彝骑着快马回长安向他宣谕，命他效仿汉武帝时汲黯卧治淮阳的故事，“卧而镇之”，卫玄只得勉强从命。


　　隋炀帝这样信任他，他最后却辜负了隋炀帝，镇守长安时表现得不如两个副手阴世师和骨仪那样有骨气。李渊兵临大兴城下的时候，他的皇上远在几千里之外，令他投告无门；他也没办法再启求隋文帝在天之灵的保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渊的大军将这座孤城重重围困，忧惧之下他干脆做了缩头乌龟，称病不出，把隋炀帝托付给他的代王杨侑和大兴城拱手让给了李渊。不过《北史》和《隋书》里的《卫玄传》都说他并没有被李渊逮捕下狱，他是城破时自己回到家里等死的（也可能是先被收系，后因年老体衰而被特赦释放回家）。义宁年间（自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第二年的五月十九日这六个月），他病卒于家，时年七十七，带着羞惭和愧疚去见隋朝的列祖列宗了
。
　　
《大唐新语•举贤》篇还提到了李靖另一次死里逃生的经过，颇富戏剧性：武德间为李靖为岐州（今陕西凤翔、扶风、岐山一带，辖九县，治雍）刺史时，有人揣摩圣意，知道高祖仍然深恨李靖，便去举告他谋反。高祖命某御史前往侦办，临行前特意叮嘱：“李靖谋反只要坐有实据，便可以立即处置。”意思是要御史把李靖的案子办成不能再翻案的铁案，又授给他便宜处置李靖（实际上是处决李靖时可以先斩后奏）的权力。这位御史是个有心人，他知道举告的人是诬告，就虚与委蛇，带着举告人一同赴京。走过几个驿站之后，御史假装丢失了举告的状子，又佯作惊慌失措，逼令随行的小吏四下寻找，又不断对他们进行鞭笞责打。戏码演足之后，御史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企求举告人说：“李靖反状分明，我是奉了陛下的亲旨前来办案的。现在丢了状子，他就可以侥幸逃过一命了。还是麻烦您重新写一份状子吧。”举告人信以为真，不假思索就重新写了一份交给御史。由于这个人本来就是诬告，案情都是他凭空胡乱捏造的，加上写这两份状子的时间前后相差十几天，记忆上难免发生偏差，因此两份状子在描述案件的细节时自然就会出现彼此不一致的地方。御史暗中将两份状子一比对，破绽立现。御史取得了举告人确系诬告的确凿证据之后，当天就赶回长安向唐高祖复奏。高祖闻言大惊，便不再穷究此案，李靖侥幸又逃过一劫。令人惋惜的是，这位聪明而又正直的御史最终没有留下姓名。


　　唐高祖叮嘱御史的话表明，李靖在武德年间一直受到猜忌，过得并不如意。他的职位已经做到很高了，却始终得不到信任，李渊还随时准备找他的麻烦——虽然在夔州设计斩杀冉肇则后，李渊曾颁手敕给李靖，信誓旦旦地表示“旧事吾久忘之矣”。李靖对这种状况肯定也是心知肚明，好在他善于自保，武德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虽然秦王李世民是他的救命恩人，但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派人上门争取他的支持，他却不肯把命卖给李世民，只肯作壁上观——太子、秦王、齐王他都不想得罪，当然更不能得罪的是皇上。李靖就象一只伺机而动的猛虎，在接近他的猎物之前，他还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蹑手蹑脚地匍伏潜行。
　　
　　(本节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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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李靖受到的冷遇甚至好几次险遭杀身之祸的猜忌不同，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徐世勣第一次归唐的时候，唐高祖就对他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和欣赏；其后他因父亲被窦建德胁迫，被迫向窦建德投降，武德三年再次投唐，仍然受到恩遇，比李靖幸运多了。


　　自从十二、三岁开始其打家劫舍的勾当，积累了好几年做盗贼的“经验值”以后，徐世勣便去投奔聚啸于瓦岗寨的盗匪头目翟让。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说，翟让是东郡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妹村）人，曾经做过东都洛阳的法曹，因为犯了事，下狱当斩。看守翟让的狱吏黄君汉看他悍勇不凡，起了怜惜之心，就在夜里偷偷对他说：“翟法司，天时、人事谁也说不清楚，你怎么能在牢里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连忙对黄君汉叩头说：“我翟让就是困在圈牢里的一头猪，是死是活全凭黄曹主作主！”黄君汉就砸开系械，放他出来。翟让流着泪再次拜谢说：“我翟让蒙受了您的再生之恩，真是平生的幸事，但是（私自放走了我，）您自己怎么办呢？”黄君汉极为仗义，当下变了脸色，斥道：“我本来以为你是大丈夫，可以拯救天下生民的性命，所以才冒死助你逃脱，你怎么反而象那些没出息的小子丫头一样哭哭啼啼地谢我呢？你只要努力自勉就行了，用不着担心我。”黄君汉吉人天相，后来也入唐为将。


　　翟让奔回家乡，就与其兄翟弘、侄子摩侯、好友王儒信一起亡命于离家乡不远的瓦岗，上山做起了盗匪。与翟让同郡的单雄信是地方上的豪杰，善使马槊，听说翟让上了瓦岗，就召集了一批少年前往投奔。徐世勣也在这个时候上山入伙，并向翟让献计说：“现在这个地方（指东郡）是翟公和我徐世勣的本乡本土，住户也大多跟我们认识，如果要去劫掠他们，实在不便下手。况且宋州（即梁郡，宋州是旧名。治宋城，即睢阳，今河南商丘）、郑州（即荥阳郡）这两个郡，地界接近御河（指大运河的永济渠这一段），来往的商旅、行船络绎不绝，我们只须在彼处邀击阻截，取得的财物就足以自给了。”


　　翟让深以为然，于是纵兵在运河边上劫掠来往的公私船只，掳获甚丰，顿时“兵众大振”，从默默无闻的普通盗匪一跃成为今天豫东一带地方的实力最强的盗匪武装。当时在翟让周围，外黄有王当仁、济阳有王伯当、韦城有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有李公逸，活动着或大或小的数支地方武装。徐世勣因献计有功，很得翟让的器重，成为翟让的心腹，他和单雄信也成为瓦岗寨里资格最老的首领之一，并从这时开始培养起了很不一般的交情。从徐世勣给翟让出主意的一席话来看，他这时已经颇有战略眼光，懂得控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这与一般目光短浅、只知道得过且过的普通盗匪已有了天渊之别，这也是他日后赖以成名，并从众将中脱颖而出，得以与李靖比肩的资本之一。

　　翟让起事的时间在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一般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关于徐世勣投奔他时年仅十七岁的记载而认为是在大业七年（611年）。然而实际的情况可能不尽如此。从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述的语气来看，似乎徐世勣甫一投奔翟让，即献上劫掠运河船只的奇计作为见面礼和“加盟费”，则翟让至迟在次年（大业八年，612年）即有剽掠运河之举。

　　然而从逻辑上分析，他这个时候在运河上勾当的可能性非常小。众所周知的是，大业七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隋炀帝筹划东征高丽。自大业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午）隋炀帝下诏讨伐高丽，直到大业八年春正月初二日（壬午）发布总动员令、部队开拔为止，整个大业七年，运河两岸一直是人来人往，送往前线的各种军需物资川流不息，显得异常的繁忙。来自全国各地的卒伍、民伕、物资、粮秣都被集中到一个方向——涿郡，这是东征高丽的宏伟计划中，隋炀帝设立的大本营和出发基地。从国内大多数地方前往涿郡，沟通洛阳和涿郡的这一段运河（永济渠）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南方来的人员和物资的大规模调动，更是必须仰赖于运河的巨大运力。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前线的战事进行紧张的动员和物资准备的形势下，尤其是在不断有大批军队和物资通过的情况下，翟让不大可能在永济渠一带公开活动，更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劫夺过往的船只——除非他自视力量足够强大，不惧怕和官军公然对抗。虽然大业七年年末确实有官逼民反的现象发生，但反抗仍呈零星的微弱状态，隋朝政府仍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局势，翟让也不可能在此时自讨苦吃。以他安于现状的性格来看，他这时多半是守着瓦岗这块风水宝地，在周边的村落间小打小闹，还没成多大气候；他打到运河边上来更有可能是大业九年杨玄感之变以后的事。这也表明，要么是徐世勣在大业十年左右才去投靠翟让，要么是他在投奔翟让三年之后才提出这么好的建议，他自称的“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向运河发展的策略使得瓦岗寨的局面为之一变。大业十年（614年），瓦岗军已经打下了宋州和郑州，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还控制了自梁郡至黎阳（今河南浚县）的一段永济渠，兵力也已经扩展到了万余人，力量蔚为可观。

　　作为瓦岗军发展壮大的代价，引来官军的围剿是必然的结果。大业十二年春，隋朝调齐郡通守张须陀率两万官军前来围剿（支持这个时间的证据在于《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大业十二年 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始议分遗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其中炀帝任命的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就是张须陀）。张须陀的胃口很大，他准备一举剿灭在黄河下游和运河沿岸活动的所有反隋义军，翟让只是目标之一。张须陀可以说是隋朝的章邯，他是弘农郡阌乡县（今河南省灵宝市）人，以齐郡丞任上屡破“知世郎”王薄起家，先后剿灭或击败了王薄、孙宣雅、石秪阇、郝孝德、裴长才、秦君弘、郭方预、左孝友、解象、王良、郑大彪、李脘等多支农民军，积功升任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全权督责剿寇军务；随即又击败了卢明月、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等武装，成为风头正劲的一时名将。翟让率部与张须陀率领的官军大小三十余战，每战皆墨，不得不撤离运河地区。这一尴尬的局面直到李密的加入才得以扭转，他是徐世勣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大人物。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徐世勣在瓦岗寨中度过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不得不暂时让英公沦为配角，花点笔墨来细说一下来到瓦岗寨以后的李密——李密天生就是一个富有领袖魅力的政治明星，他走到哪里都是光芒万丈，更有反客为主之能，在我们这篇小文里也不例外，连一千四百年以后的笔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早已是死人的他的压力（写到这里，苦笑一下）。

　　在与张须陀部的作战中，仍然年轻而缺乏大战经验的徐世勣第一次和张须陀手下的大将秦琼（秦叔宝）打了照面，两人交手的结果对徐世勣来说自然是惨不忍睹。不过与小说中的说法恰恰相反，两个人的关系此时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秦琼并非小说中写的那样是捕快出身，他也和当时大多数有抱负的男子汉一样投身于军旅之中，成为隋朝正规军的一份子。他早年在名将来护儿手下当兵时就很受来护儿的赏识，来护儿甚至派人前去凭吊他过世的母亲，这可不是一般的士兵所能享受到的殊荣；他后来转投到张须陀帐下，在镇压卢明月一役中一举成名，和罗士信（小说中罗成的原型）一起成为最受张须陀倚重的猛将。

大业十二年（616年），被隋政府通缉在逃的李密前来投奔。自杨玄感兵败之后，身为谋主的李密被解往高阳（今河北保定）的隋炀帝行在所，他和他的六个同党在途中用财物贿赂负责监督的使者和押解的守卫，天天买酒买肉与他们一起豪饮，渐渐地令他们失去了戒心。走到邯郸的时候，李密等人终于趁使者和守卫防备松懈、喝得烂醉之时穿壁逃脱。李密从此往来于山东诸帅之间，向他们兜售自己的反隋主张。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好几次差一点被官府抓住，也连累了自己一些亲戚朋友的性命。他去投靠郝孝德，郝孝德不礼遇他；又去见王薄，王薄也不稀罕他的主张，彷徨无计的他一度曾窘迫到要靠削树皮充饥的地步。他见暂时找不到好的出路，只好躲在淮阳的乡村里，化名为“刘智远”，一边聚徒授课，一边静观天下形势的变化，可惜没住几个月就耐不住寂寞，流着泪作了一首抒发心境的五言诗（就象《水浒》中醉酒的宋江在江州的酒楼上写反诗那样），很快被人告发（告密者估计就是他的某一个不成器的弟子），淮阳太守赵佗下令辖下各县全力搜捕他。李密逃到雍丘，听说翟让在诸贼帅中实力最强，便前往投奔。有人提醒翟让，说李密是跟着杨玄感造反的隋朝亡将，翟让就把李密关了起来。正好浚仪人王伯当是李密在淮阳授课时的弟子之一，李密便托王伯当带话给翟让（王伯当入伙瓦岗大概就在这前后。他对李密很忠心，后来李密叛唐的时候他明知道举事不可能成功，也依然陪着李密慨然走上了不归路）：“刘邦、项羽都是起自布衣而成为帝王。现在主上昏昧，百姓怨恨，精兵耗尽于辽东，和亲绝止于突厥，皇帝现在正南游扬、越，抛弃了东都。这也正是刘、项兴起时那样的际会呀！以足下的雄才大略，又有精锐的士卒人马，已足以席卷两京、诛灭暴虐，就是灭亡隋氏，那也不在话下呀！”翟让见李密有这样的见识，很是欣赏，便释放了李密。李密便为翟让游说了周边的好几支小武装前来投靠，作为表达自己入伙诚意的“投名状”，博得了翟让的好感。有人说李密上瓦岗寨的时候徐世勣曾出面劝说翟让接纳他，但看来不太可能。徐世勣和翟让、单雄信的关系很不一般，但与跟李密关系密切的王伯当却似乎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情，可见他与李密本人也不是走得很近，在刚刚认识李密的时候不可能冒然替他说话。他后来忠于李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对瓦岗寨的事业（而不是李密私人）的忠诚以及顾全大局的全局观念。


　　李密的到来，给瓦岗寨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转机，然而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调子。李密和翟让出身迥异，想法、抱负、为人处事的方式都不相同，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为日后的火并埋下了种子。李密上山之初便鼓动翟让效法秦末刘邦、项羽兴兵诛暴虐的故事，翟让对李密的宏大抱负却连想都不敢想，连忙摇头说：“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只知道早晚在草莽间苟且偷生，你说的话，不是我能想得到的。”


　　李密虽然刚入伙没多久，却已有鸠占鹊巢、喧宾夺主的气象，让翟让心里不太痛快。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来，一路上不断在各地义军中打听李密的下落，逢人就说“这个人（指李密）当取代隋家做天子”，别人问其缘故，他就把当时流传很广的谶谣《桃李章》中的那句“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解释成“皇”（炀帝）和“后”（萧皇后）将要坐困江都，再也回不了长安（意即失去江山）；又把歌中的“桃李子”用谐音附会成“逃李子”，即逃亡的李氏子弟（这不是明摆着给李密对号入座？）；而另一句“勿浪语，谁道许”则被附会成谶歌告诉人们应当保守秘密，不要随意泄露（就是“密”的意思），这两句合起来的意思当然就是“李密”两个字（《桃李章》在流传的过程中留下来众多不一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后来占有天下的李唐王朝将“桃”解释为“陶”，即上古时五帝之一的帝尧的都城“陶”，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帝尧又被称为“陶唐氏”，他定都的地方除了“陶”还有“唐”，这样就和唐朝扯上了关系）。经过李玄英的大肆吹嘘，李密在山东诸贼帅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又有一个原来在隋朝做宋城县尉的齐郡人房彦藻，常恨自己有满腹才华却不能为朝廷所用。他后来牵涉到杨玄感的叛乱，被迫亡命，在梁、宋间与李密偶遇。这位“自负其才”的房先生不大看得起别人，却独独对李密大为倾倒，心甘情愿地跟着李密往返于汉、沔之间（今天湖北的江汉平原一带），去游说各路反隋武装的头目。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带着几百条好汉上山来，让他们作为游客留在翟让营里，好让他们人人都能在翟让面前猛夸李密。这两个人可能都是擅长作秀的李密故意安排的“托儿”。


　　翟让见李密和他的手下这么有本事，又为各路豪杰所看重，既想倚重他，又对他不放心，心里犹豫不决，便去找军师贾雄商量，想听听贾雄的意见，却不知这个贾雄早已先被李密收买。贾雄是个阴阳术士，知道一点占卜卦课之术，想必也有几次很灵验的时候，所以颇得翟让的信任，李密就请他在术数上面做文章，找机会在翟让面前美化自己。当翟让把李密对他说的那一番“席卷两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的话和盘托出时，贾雄立即称赞李密的话“吉不可言”，随即又补充说：“如果是翟公您自立的话恐怕未必能成事，如果立这个人（指李密），则诸事没有不成的（这个术士这一次倒也不全是胡诌。从后来的情况看，至少对于李密败给王世充以前的那段时间的事情，他是不幸蒙对了的）。”翟让将信将疑，问他：“要是照你这样说的话，蒲山公（李密袭父李宽爵为蒲山公）应该自立门户才对，怎么会来投靠我呢？”贾雄就发挥他那一套利用术数胡诌的特长，故作神秘地告诉翟让：“这是事出有因呐。蒲山公之所以来投奔您，正是因为将军您姓翟的缘故呀。‘翟’就是‘泽’（“翟”与“泽”音近），蒲苇离开了水泽怎么能生存呢？所以他必须要依靠将军您呀！”贾雄的一席话说得内心纯朴并且待人宽厚的翟让心中芥蒂全消，从此对李密放松了警惕，与他“情好日笃”（《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下同）。


　　随着瓦岗军的不断壮大，靠劫掠得来的财物已不易养活如此众多的人马，加之又时近大业十二年的冬天，部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李密便鼓动翟让去打荥阳，准备夺取洛口仓。他说：“现在四海沸腾，百姓不能安心耕耘。翟公虽然人马众多，但没有仓禀可资供采食用和给养，唯靠在野外劫夺得来，常常苦于供不应求。如果（这种局面）旷日持久，人马必然疲弊，一旦大敌来临，必然导致军心涣散，士众溃离。不如先略取荥阳，休养士兵，屯蓄粮谷，等到士壮马肥之时，再和别人一争长短。”翟让没有什么战略眼光，见李密分析得头头是道，便答应了。瓦岗军几路出击，先攻破了金堤关，很快又拿下了荥阳郡所辖十一县中的大部分。荥阳地近东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辖下的汜水县（旧称成皋）有座虎牢关（唐朝建立后为避李渊祖父李虎之讳而改称“武牢关”）是洛阳东面的门户。由于隋炀帝的偏爱，大业年间的东都洛阳已经在实质上取代了西京大兴（长安）的首都地位，因此荥阳陷落，京畿之地落入反隋武装之手，就会使东都门户大开，洛阳将为之震动；而且在荥阳的周围，有隋朝政府修筑的好几个大粮仓，占有了这些粮仓，也容易打开局面。


　　当时的荥阳太守是隋文帝的从祖弟河间王（死后追封为郇王）杨弘的儿子杨庆，他力不能讨，隋炀帝便徙齐郡通守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协助杨庆进行弹压。张须陀于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二十七日（庚戌）誓师出征，气势汹汹地向荥阳杀来。翟让在张须陀手下没少吃苦头，一听说苦主前来心里就发怵，“大惧，将避之”。李密为了鼓起翟让的战斗勇气，故意把张须陀贬低成有勇无谋的匹夫，分析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陈（阵）以待，密保为公破之。”翟让见李密说得信心满满，也只好勉强从之。


　　李密看准了张须陀部是骄兵悍将的本质，决定以示弱之计诱他上钩。临战前，他和翟让商量，分兵千余人（《隋书•张须陀传》说是“数千人”）交给徐世勣和王伯当，两路埋伏于大海寺以北的密林中，这是李密为张须陀备下的“口袋”，李密则亲自带着常何等二十余骑作为接应的游骑。然后李密让翟让前去挑战，张须陀对这个连吃了自己三十余个“鸭蛋”的手下败将十分轻视，竟令部队列方阵前趋迎敌，翟让与之接战也是一触即溃，只不过这一回是半真半假。张须陀没有看出破绽，也不以为意，趁势挥军掩杀，于是佯败和穷追的两路人马跑了十余里，渐渐进入了李密设下的伏击圈。这时伏兵一齐杀出，张须陀猝不及防，吃了败仗。翟让立即回军逆击，李密也与徐世勣、王伯当合军，将隋军团团围住。经过殊死血战，张须陀突围而出，见左右大部仍身陷重围，不忍独自逃生，便又返身纵马杀回重围之中，如此一连往返四次，眼见实在无力回天，只好仰天长叹：“兵败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于是弃马步战，殁于阵中，一代名将就以这样既悲壮又窝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张须陀的副手鹰扬郎将贾务本受伤也不轻，他一路强忍着剧痛率领幸存的五千名将士奋力突围，一路奔逃到梁郡，才因伤重不治而死。其后直到裴仁基接替张须陀出镇虎牢关，由秦叔宝、罗士信率领的这支隋军残部才重新找到了归属。

　　就在大海寺胜利的喜悦气氛还未散尽的时候，翟让却又跟李密闹起了别扭。他让李密另建牙帐，别统所部，以李密在隋朝的爵号称为“蒲山公营”，让李密自立一个山头。李密制军很有一套，他号令严明，士兵们即使在盛夏里也象背负着霜雪一样，表情凝重而肃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自己过得俭朴，却把所得的金银财宝全部分给属下，因此将士们都肯为他卖命。他麾下的将士大都受过翟让属下的羞辱，但都碍于李密申明的严令而始终隐忍。翟让胸无大志，还留恋着他在瓦岗的那一亩三分地，就对李密说：“现在物资、粮草都大致齐备了，我准备回瓦岗去。蒲山公如果不想回去，悉听尊便，翟让从此与您告别了。”两个人分道扬镳，翟让往东，回瓦岗寨；李密向西，到康城，一路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下数城，大获资储”。翟让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李密肚子里的寄生虫，离开他简直没法生存，只好反悔，又掉过头来追随李密。这时他与李密的地位和威望已经整个儿颠倒过来了。


　　李密在这一时期头脑格外的清醒，眼光也格外的精准，连下了几着颇具战略眼光的好棋，把瓦岗寨的事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其中之一便是夺取洛口仓。


　　洛口仓也叫兴洛仓，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七里铺村以东的黄土岭上，因为位于旧洛水入黄河的河口处，所以称为“洛口仓”。这里是一片丘陵高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土层坚硬干燥，有利于屯集粮食；再加上又有水利之便：由洛水西上可至东都洛阳，溯黄河而上则可达潼关、长安，沿黄而下直通大海，也可转由运河北至燕山、南抵太湖，拥有兴建粮仓的优越条件和战略必要性。大业二年，隋炀帝下令兴建洛口仓，以便从江南经运河运来的漕粮囤积于此。为建此仓动用了役丁200万人。据说当时洛口仓的仓城周长二十余里，共建有三千座粮窖，以每窖藏粮八千石计算，则整个洛口仓可存粮两千四百万石，数量庞大得惊人。象这样的巨型粮仓，两京附近还有好几座，《通典•食货》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今陕西华县）永丰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隋文帝父子建这些粮仓的目的原是为了应付灾年的饥荒，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本意是想保住大隋的万世基业，然而真正遇到灾年，贪污腐败的官吏们却不肯开仓救民，这些粮仓反而成为各路豪杰争相吸引老百姓加入反隋义军的诱饵，许多饥民就是吃饱了肚子以后拿起锄头木棍走上反抗隋朝暴政的道路的。这对于隋朝政府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当年秦始皇为了保证帝国的军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战场镇压旧六国贵族的叛乱而修建了从咸阳通过全国各地的驰道，结果这些驰道反而成为反秦起义军畅通无阻的灭秦之路是何其相似！


　　在正式作战之前，李密照例要对翟让作一番动员工作，预先给翟让吃一颗定心丸：“现在东都空虚，士兵平时都不操练；越王（杨侗）年幼，留守的各位官员政令不一，老百姓也和他们离心离德。段达、元文都都是昏聩无谋之人，我琢磨着他们肯定不是将军您的对手。如果将军能够用我的计策，天下弹指间就能平定。”他又派手下裴叔方到东都去打探虚实，不料裴叔方行踪不慎，反被东都留守官员发觉，加强了守备，而且准备派快骑到江都去报信。李密得知情况以后，连忙又来找翟让商量：“事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能不发动了。兵法上说：‘先发则事态由自己控制，后发则受制于人’。现在百姓饥馑，洛口仓积粟（小米）很多，距离东都有百里之遥，将军如果亲率士卒，轻进掩袭，他们（指东都的官军）离得远，来不及救援，又事先没有戒备，要夺取简直象从地上捡东西一样容易。等到他们得到消息，我们已经拿下了粮仓，再发谷粟救济穷困的饥民，远近之人谁不来归附！百万之众，一天就可以聚集，再枕戈蓄锐，以逸待劳，即使他们能来，我们也已经有准备了。然后再传檄四方，招引豪杰以供谋划，选取悍将授以兵权，翦除亡隋的社稷，广布将军的号令，岂不是盛事吗？”（这番设想后来在他自己手里基本做到了）翟让被他鼓动得豪气干云，便说：“这是英雄的韬略，不是我能担当得起的。我惟您马首是瞻，会尽全力跟着你做这件事。请你先出发，我为殿后。”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初九（庚寅），李密、翟让率精兵七千人（两《唐书》云“千人”）出阳城，绕过裴仁基镇守的虎牢关，北越方山，自罗口奔袭洛口仓，当天就攻破仓城，守仓的隋将邴元真被迫投降。李密随即命令开仓放粮，任民所取。四方百姓听到消息后纷纷赶来，一时间往来扛粮的人络绎不绝，沿途洒落浪费的粟谷无算。有人好心提醒李密要注意放粮的方式，如果任由人们这样取法，总有一天偌大的洛口仓也会吃空，到时没有了粮食，前来归效的士卒就会一哄而散，李密对此却不以为然。这时，隋朝的朝散大夫德睿献尉氏县归降，前宿城令祖君彦也来投靠。李密早就听说过祖君彦的大名，顿时大喜过望，将他敬为上宾，又对他信任有加，将军中的文檄都交给他处理。祖君彦是北齐尚书仆射祖珽之子，他虽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博学强记，文采斐然，声著海内。李密那篇著名的声讨隋炀帝的檄文就是出自祖君彦的手笔，其中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更是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让人读后顿生慷慨义愤之心，极富煽动力。这样的人居然不能为两代隋皇所用。著名诗人薛道衡向隋文帝推荐祖君彦，隋文帝说：“就是那个作歌害死斛律明月的人（指祖珽。斛律明月是指北齐名将斛律光，“明月”是斛律光的字。祖珽作歌陷害斛律光之事见《北齐书•斛律光传》：“周将军韦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祖珽因续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的儿子吗？我用不着这样的人。”本身也是才子，曾自负地向臣子们声称“如果当皇帝也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我照样能考上这个皇帝”的隋炀帝更是极度讨厌祖君彦的名字，就依常例把他调到东平郡去当书佐，检校宿城令（代理性质的宿城县令），只给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做。可见杨坚父子的气量还比不上武则天一介妇人，不知道自命不凡的隋炀帝如果在江都看到那篇愤怒声讨自己的檄文中所饱含的绚丽文采会作何感想。

　
     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接到洛口仓失守的消息，立即派出步骑二万五千人，交给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率领东征，企图将洛口仓一举夺回；又令裴仁基率部从汜水出发向西驰援，准备从东西两面夹击瓦岗军。越王令刘长恭、房崱先行，裴仁基在后接应，事先约定两日后（二月十一日）双方在仓城南面会师。

　　东都的百姓这几年受尽了隋朝政府的欺骗宣传，还真有不少人把瓦岗军当成了鸡鸣狗盗之辈，以为这次不过是又一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到繁华富庶的东都来抢粮。于是有不少世家子弟请缨从募，渴望在家乡父老面前杀敌立功；就连国子监里那些平时醉心于圣贤诗书的饱学之士也耐不住寂寞，纷纷加入到“讨贼”的队伍中来。这支队伍依然保持着隋炀帝平日出行时的仪仗水准，盔明甲亮，衣着光鲜，旌旗蔽日，鼓角震天，可就是不会打仗。一群羔羊闹哄哄的，早被李密、翟让派出的细作打探清楚了他们的“讨贼大计”。


　　东都的军队先于裴仁基的援军到达战场。刘长恭和房崱求功心切，不等士兵们吃早饭，就驱赶着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岸从南到北一口气排了十几里长的阵势。李密则从军中选出骁勇健儿，分作十队，留四队埋伏于横岭之下对付裴仁基，其余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等着东都来的羔羊们自己撞入虎口。刘长恭等欺李密兵少，心里便有了轻敌之心。翟让率先接战，在隋朝的“学生军”面前居然讨不了便宜，李密连忙指挥麾下将士猛冲猛打，将隋军阵脚冲乱。隋朝的“学生军”们仍然饿着肚子，没有力气恶战，又多是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平日里娇生惯养的世家富豪子弟，哪里是勇猛善战的瓦岗军的对手呢？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在东都留守政府将他们拼揍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主将刘长恭和房崱脱下战袍狼狈潜逃，奔回东都，士兵阵亡十之五六。从东边赶来接应的裴仁基接到前方败报，也驻足不前，不敢撄瓦岗军之锋。李密、翟让缴获了隋军遗弃的大量甲仗辎重，正好用来武装新招募的士兵，兵威更盛。


　　洛口仓之战和石子河反击战的接连胜利，使李密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取代翟让成为瓦岗寨的新主人。这其中既有翟让本人的意愿，也有徐世勣、王伯当的劝谏之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于李密有恩。

　　翟让于是正式推举李密为王，给李密上名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庚子），攻取洛口仓十天以后，李密设坛场，即“魏公”之位，称元年（改元“永平”），行大赦，正式建立政权。其对下行文称“行军元帅府”，李密就是行军元帅。魏公府设三司、六卫，元帅府设长史及以下官属；又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司徒府也置长史及以下官属，只是属僚员额较元帅府减半；翟让的两个最亲密的心腹单雄信、徐世勣分任左、右武候大将军，让他们分掌兵权，此举显然是为让翟让安心；李密的心腹房彦藻被任命为元帅府左长史，担任右长史的邴元真是原来守备洛口仓的隋朝降将，李密似乎很信任他，仍叫他守洛口仓。可惜后来李密为王世充所败，想退回洛口仓固守，没想到邴元真早已把洛口仓献给了王世充，李密无路可去，只好转投关中。这件事让一些李密的旧部愤愤不已，其中有一个叫杜才干的人假装前来投靠，趁机刺杀了这个瓦岗寨的叛徒；元帅府的左司马为杨德方，右司马是郑德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诸人各有官爵等差。


　　瓦岗军政权的建立震动了山东群雄，于是北起赵、魏，南至江、淮北岸，各地的豪杰纷纷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这些著名的“大盗”自不必说，尚有济阴的房献伯、上谷的王君廓、长平的李士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谁郡的张迁、黑社、白社、魏郡的李文相、济北的张青特、上洛的周北洮、胡驴贼等各路英雄都奉李密为主，前来投靠，李密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群雄盟主。李密对他们都悉心接纳，仍令各自统领旧部，布置营垒予以安置，一时间归降者如百川归海，络绎不绝，瓦岗军迅速膨胀至数十万人，号称百万之众。为了安置新增加的众多弟兄，李密令护军田茂护充洛口城，改建为方圆四十里的巨型城池。他又遣房彦藻向东进击，拔取安陆、汝南、淮安、济阳诸县，河南的郡县也大多落入李密之手。


　　四月初九（己丑），让东都人心惊胆战的日子来临了。当夜孟让率步骑两千人袭击了东都外城，烧毁了丰都市，一直闹到拂晓才喧嚣而去，惊恐万状的东都居民纷纷逃入宫城，各省台衙门门前挤满了避难的人群。然而这才只是以后数年中东都所遭遇的无穷劫难的开始。四月十三日（癸己），李密又遣裴仁基、孟让率军两万攻破了回洛东仓，又烧毁了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迎战，裴仁基等兵败，李密自己领兵屯守回洛仓。自此东都的二十余万守军衣不解甲，昼夜戒备。四月十五日（乙未），李密攻偃师、金墉城皆不克，遂舍弃回洛东仓，退保洛口。此时东都乏粮，城中的布帛却很多，堆积如山，布匹不能吃，于是有人将这玩意儿做成汲井水的绳子，或用来生火做饭。越王杨侗趁夺回回洛东仓之机，派人紧急抢运了一批粮食入城，又分兵把守各处要地：五千屯于丰都市，五千屯于上春门，五千屯于北邙山，一共设置了首尾呼应的九座连营。越王的布置十分及时，因为回洛仓在隋军手里只呆了四天，四月十九日（己亥），李密率三万之众卷土重来，一举夺回了回洛仓，同时大修营堑，对东都做长期围困之举。四月二十一日（辛丑），段达等率城中隋军七万与李密战于回洛仓之北，大败而还。这期间，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献县归降；四月十七日（丁酉），房宪伯攻陷了汝阴郡，曾经追捕过李密的淮阳太守赵佗也举郡来降；四月二十七日（丁未），李密令其幕府传檄各郡县，历数隋炀帝十项大罪，声称炀帝之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除了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四月间李密的另一大收获，是裴仁基率众来降，使李密不但得到了军事重镇虎牢关，而且得到了大批隋朝的精兵良将。


　　张须陀阵亡后，时任光禄大夫的裴仁基被隋炀帝点名出任河南道讨捕大使。他不象张须陀那样喜欢四面出击，而是采取更稳健的策略，依托虎牢关为据点，专心为隋朝把守洛阳的东大门。他明白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了虎牢，就可以挡住山东的各路义军，确保东西两京的安全，而且也可以伺机威慑山东和河北的义军。不过他也不是一味龟缩，有时也主动打击周边的反隋武装，并屡有斩获，战绩还不错。裴仁基父子都骁勇无比，尤其是他的儿子裴行俨更有万夫不当之勇，军中号称“万人敌”，据说他就是《说唐》里面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原型；裴仁基的另一个儿子裴行俭也是文武兼资，后来成为唐高宗时的名将。



　　不过裴氏父子时运不济，纵然恪尽职守，还是被挟私报复的小人逼上了梁山。裴仁基见士卒劳苦，他每次打了胜仗都把缴获的资财分赏给大家，而监军御史萧怀静每次都强行制止，引起士兵们的怨恨。于是萧怀静便迁怒于裴仁基，暗中收集他的隐私，准备上章弹劾。洛口仓之战，裴仁基先是失期不至，后来又听说主将刘长恭等都已战败，便在百花谷逗留不进，只是固垒自守，事后非常担心朝廷降罪。李密侦知后便派人前来游说，晓以利害兼之动以厚利，劝裴仁基献关入伙，裴仁基动了心。这时贾闰甫正在裴仁基军中，便劝裴仁基归降李密。裴仁基还在犹豫，问贾闰甫：“那么萧御史那里怎么办呢？”意思是如何处置萧怀静。闰甫说：“萧君就象是树上的鸡，如果他不知道权衡变通，是否取他的性命，也就在明公这一刀而已。”裴仁基于是派贾闰甫前去接洽请降，还讨得李密的回书一封（这个贾闰甫就是在大海寺一役中丧命的张须陀的副将贾务本的儿子，不知道他老爹的在天之灵知道他竟然主动向自己的杀父仇人请降，会不会气得再死一次）。裴仁基得了回书，心里有数，依旧回到虎牢，为起事做准备。没想到这些居事竟然都被萧怀静得知，并且一一秘录下来。裴仁基得知后，惊惧之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萧怀静，将部属连同虎牢关一起献给李密，这时距张须陀战死仅有半年时间。李密、翟让、裴仁基；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秦叔宝、罗士信这些人，几个月前还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现在却都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李密得了裴仁基手下的大将秦琼，十分喜爱，就让他当了骠骑，成为统领自己手下最精锐的八千“内军”的四员虎将之一。内军骠骑虽然职位并不高，但内军在瓦岗政权中的地位相当于隋炀帝的禁卫军，是李密的警卫部队，因此内军骠骑是一个很见亲信的职务，李密只交给自己绝对信任的人。象徐世勣、单雄信这样在瓦岗寨里老资格的将领，因为跟翟让走得太近，便坐不上这个位子。四位内军骠骑中另外一位著名的人物是程咬金，他是东阿人，后来改了一个较为文雅的名字叫“知节”。他大约与秦琼同时来到瓦岗寨，后世在民间的名气也跟秦琼旗鼓相当。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化装混入瓦岗军的队伍中，趁乱跑到江都去向隋炀帝报信，倍言李密拥众百万，占洛口仓，围困东都之祸，哀切地表示“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连炀帝都为之动容。岂料此时隋炀帝身边的头号奸臣、“大业二贵”之一的虞世基却一口咬定这是元善达等人编出来欺诳越王年幼的谎言，是故意危言耸听。他的逻辑居然是：既然李密把东都围困得象铁桶一样，你元善达是怎么跑出来的？隋炀帝的智商已经差不多让女色消磨光了，于是他也勃然大怒：“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当廷欺辱我！”他不由分说，就强令元善达通过群盗的防区去东阳催运粮草。可怜元善达一介忠臣，竟因此死于群盗之手；自是群臣人人缄口，对“盗贼”一词更讳莫如深，只管掩耳盗铃而已。看来隋朝真是气数已尽，将遭天人共弃了。


　　大业十三年九月，李密又有新的动作。当时河南、山东发大水，隋炀帝令开黎阳仓赈灾，岂料政令不行，守仓的官吏放粮不及时，致使饥民饿死者每日达数万人，民怨沸腾。徐世勣趁机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来就是因为饥饿。如果现在能够夺取黎阳仓，那么大事就能成功了。”正好这个时候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举郡来降，也建议李密“西取魏郡，南会诸将取黎阳仓”（《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元宝藏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钜鹿曲城人魏徵。李密见众人都有意攻取黎阳，就拨给徐世勣五千人马，让他从原武渡河掩袭黎阳，一日即告得手。既然是“南会诸将取黎阳仓”，那么参加战斗的显然不止徐世勣一路人马，《隋书•炀帝纪》说有元宝藏、李文相（“是月，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叛归李密，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新唐书•李勣传》说有郝孝德（“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与郝孝德等济河，袭黎阳，守之”）。那么至少是两路：一路是元宝藏和李文相，一路是徐世勣和郝孝德。联系到两《唐书》的说法，徐世勣应该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将，其余三人都受他的节制。


略取黎阳对于徐世勣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此后几年一直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夺取黎阳后，瓦岗军随即开仓放粮，任百姓恣意取食。十天之内，就招摹到新兵二十万人（从五千人急剧膨胀到二十万！）。这时永安的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献附，齐郡的徐圆朗、任城的大侠徐师仁也率众来归，瓦岗的声势更加浩大。李密拥兵数十万众，手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天下的一时俊彦几乎都已被他括入囊中，真正称得上是“兵多将广”；他又坐拥几大粮仓，俨然是天底下最富得流油的人；他还占据着号称天下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带对于天下人来说具有无比神奇的心理诱惑和政治号召力。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桃李章》的谶言似乎都要应验在他身上了。

  　徐世勣在黎阳除了开仓放粮，招摹新兵以外，还用心为瓦岗寨的事业延揽人才。《旧唐书》说，当时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等人先后来到黎阳就食，都被徐世勣从众人中发现，加以礼敬，引入卧室内长谈，竟至忘倦。后来跟着李世民打虎牢关时又俘获了王世充政权的郑州长史戴胄，考查后发现有才，竟然将其释放，引荐给李世民。他举荐的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大唐的栋梁，徐世勣也因此赢得了慧眼识人的贤名。关于魏徵，他的情况恐怕不太一样。他与徐世勣相识可能是在打黎阳之前，元宝藏前来投降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元宝藏跟着徐世勣打黎阳的过程中。但没有证据表明魏徵是徐世勣推荐给李密的。《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倒是说，元宝藏来归之初，李密封他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则请他的门客魏徵作启（书信）答谢，并在信中献媚地表示希望能改武阳之名为“魏州”，又请求率领所部为李密略取魏郡，并会合诸将略取黎阳仓。李密得书大喜，便封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又将魏徵召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李密从魏徵身上所看中的，不是他的运筹帷幄的政治才能，而是他那写得漂亮的一手好文章。两《唐书》的《魏徵传》说得更过份，李密每回见元宝藏写的奏疏条理清晰，文笔流畅，无不称善，等到知道了是魏徵所作，就赶紧把他挖过来。魏徵给他献了十条奇策，对这些计策他称奇则已，就是不肯用。


　　随着瓦岗军的急剧扩大，其成份也迅速复杂起来。这支隋末最大的农民武装，其中既包含着追求翻身的农民，也包含了他们的对立面——投降的原隋朝官军，还有各地落草的山大王、失意的文人政客、阴阳术士和野心家，原先潜藏在冰山内部的种种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在阳光下。如日中天的瓦岗寨，即将从巅峰上跌落下来。
　　


(本章待续)

　或许是连李密自己也没有料到能唾手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他和他所有的前车之鉴一样，变得有些忘乎所以，嗅觉也开始迟钝起来。早在四月间他与东都守军还在激烈争夺诸仓时，柴孝和就劝他进取关中，他竟然不知所措。柴孝和对他说：“秦地阻山带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背弃它而灭亡，汉高祖定都于彼而称霸天下。依我的愚见，应该令裴基守回洛仓，翟让守洛口仓，而明公亲自检点精锐，往西奔袭长安，百姓谁不出郊远迎？此去一定是只有征讨而无恶战（意味关中望风而降）。等到攻克京师，基业巩固，士卒强锐，再长驱直出崤函，扫荡洛阳、山东，传檄弹指之间，天下即可平定。只是现在英雄竞相崛起，实在是担心别人赶在我们前面，一旦失去了良机，就象要用嘴去咬自己的肚脐那样，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语出自《左传·庄公六年》：“若不早图，后君噬齐（脐），其及图之乎？”杜预注曰：“若啮腹齐（脐），喻不可及”。象用嘴去咬自己的肚脐那样，够不着。意思是后悔莫及。）！”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柴孝和的预见几乎都成为事实，李渊进军关中时，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李唐恃关河险固兼地饶物丰的关中为战略大后方，用心经营天下，只几年功夫便扫灭群雄，统一天下。
　　
　　李密的回答却让人跌破眼镜：“柴君所图的方略，我也思考了很久，确实是上策。但是昏主尚在，其从众依然很多。我的部下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没攻下洛阳，他们谁肯跟着我西行？况且这些将领们都是盗贼出身，把他们都留下，他们一定会竞逐高低，各决雌雄。如果这样的话，瓦岗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了！”
　　
　　李密坚持不肯西进的理由，首先是洛阳打不下来，诸将不会答应，他也担心在自己进军关中的途中，洛阳守军会尾随而来，一旦进攻守阻，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其次是自己向西发展，无人镇得住留在东都的诸将领，他们之间迟早要爆发矛盾，甚至还会发生火并，自相残杀。其实这些理由对于一位有能力驾驭时局的英明统帅来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李密之所以会思前想后，犹豫迟疑，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缺乏战略眼光，也缺乏自信。他不敢摘桃子，自然有别人捷足先登。李密就象一个辛苦数载的老农，好不容易得了些收成，满意之余还唯恐失去，又怎么舍得暂时抛弃这份家业而放手一搏，赚取整座江山？相较于李渊敢于抛弃河东的根基而全力进取关中的胆略，此时穿了鞋的李密却比光着脚时缩手缩脚，不思进取，更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他就象个坐拥巨万的土财主，为李渊守着山东的几大粮仓、拖住几十万敌军，坐困在洛阳孤城之下，“噬脐莫及”。
　　
　　有意思的是，这时候有一个泰山的道士徐洪客向李密献书，说道大众久聚，恐怕米尽人散，而师老厌战，也难以成功。唯今之计，应当趁进取之机“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挟持隋炀帝以令诸侯。大概是这条曹操用过的老办法效果还不错，李密欣然同意。然而那位出言豪壮的徐道士却显然是滥竽充数之辈，他向李密献书恐怕也是叶公好龙之举，所以当李密遣书来招徕他时，他却早已溜得不知所踪。李密显然也没有把这样的计策当真，他仍如当初对待魏徵的进言那样，只对此计说好，却绝不肯认真付诸实施。
　　
　　大业十三年七月是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月份，这一个月里三支大军的不同走向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命运。是月，王世充奉隋炀帝之命北上增援，与李密在洛阳城下鏖战经年；李渊则从太原出发，正式向关中挺进。
　　
　　当时的王世充虽然已经靠着镇压孟让和刘元进两支农民起义军而脱颖而出，同时靠着他非凡的阿谀逢迎功夫赢得了隋炀帝的宠信，但他攫取东都的军政大权却是出自偶然。据《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记载，王世充所率领的五万江淮精兵只是当时隋炀帝派往赴援东都的几支部队中的一支，和他接受相同任务的还有将军王隆率领的由邛黄的蛮族组成的军队，以及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韦世康之子）、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统帅的几支部队，此外还有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举（《资治通鉴·隋纪七》称“霍世举”）统帅的关内兵。大家都受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的节制。薛世雄奉命率领精锐的燕兵三万人从涿郡出发，主持对李密的讨伐，同时也顺便扫荡沿途遇到的反隋武装。他的扫荡引起了河北各路义军的恐慌，也迫使他们为了求生存而激烈反抗。薛世雄不久就在河间的七里井遭到窦建德的毁灭性打击，三万精兵损失殆尽，他仅与左右的数十骑狼狈逃回涿郡，旋即忧愤而死。
　　
　　于是隋炀帝命令抵达东都的各路军队（失期不至的王隆部除外），连同刘长恭所将的东都兵、庞玉所将的偃师兵合为一处，共得十余万人，全部交给王世充统一辖制。这是王世充发家的原始资本。他在军事上确有一套，堪称李密的劲敌。他据守洛口，与李密相持百余日，六十余战不分胜负。王世充在与李密的初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在年底的黑石关、石子河、洛北三战中却接连败北，不得不退守含嘉仓城，以避李密的锋芒。
　　
　　李密在七月初仍然有机会实施进军关中并进而图取天下的宏伟战略。这时王世充的援军刚刚抵达洛阳城下，立足未稳，如果李密能有弃洛阳坚城下的十余万隋军于不顾的胆略和魄力，抓紧时机派一支劲旅急速西进，则关中未尝不可能落入李密之手，他从此将获得稳固的战略后方，依靠号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关陇巴蜀之地，已足以平定天下。关中虽然没有东都富庶，但胜在据有天险，即使争霸中原不成，依然可以据崤函之固做个称霸一方的诸侯，比困在四战之地的洛阳好得多。至于东都洛阳，由于城池坚固一时打不下来，但如果只是做长围的打算，对于李密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反正他有的是粮食，根本不必着急。该着急的是王世充和越王杨侗，虽然东都积有很多布帛丝绸，但这些东西到底不能用来裹腹，时间一长存粮耗尽，人心必散。李密唯一需要防备的只是东都守军突围求援，而他只需要吩咐围城的将士不为所动，将出城之敌坚决挡回去就可以了（后来李世民在虎牢击溃窦建德时，李元吉坐镇指挥围困洛阳之敌，就做得很好）。至于王世充，只要围城的瓦岗军自己不乱阵脚，不冒然出击，人数上不占优势的王世充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李密此时入关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从太原誓师出发的李渊义军此刻正遇到前有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后有粮草迟迟不至的困境，再加上连日来营中风传刘武周将在突厥的支持下进犯太原，义军的家小几乎都在太原，一时人心惶惶。李渊裹足不前，只能坐困贾胡堡等待天气好转。这个时候李密还是能赢得先机，然而他又一次将改变历史的良机拱手相让，连当时尚年轻稚嫩的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也看出来李密鼠目寸光，“恋于仓米，未遑远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李密虽然自己并不打算急着入关，却还是对李渊的动向有些不大放心，七月二十一日（己巳），他派人送信到贾胡堡，邀李渊“合从（纵）”入盟，实际上是试探李渊的态度。李密在遣书中口气依然很大，他俨然以一千六百年前在盟津（孟津）大会诸侯、讨伐商纣王的周武王和八百年前执秦王子婴于咸阳轵道的汉高祖刘邦自居，一副干天下之任舍我其谁的高调派头，表示要与李渊“为盟津之会，殪商辛（即帝辛，商纣王）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下同），这封书信或许仍是出自其记室祖君彦之手。李渊得书后拊掌大笑，对左右亲信说：“李密大言炎炎，不为天命所归，很适合为我们抵挡住东都的兵马。要想守住成皋的天险，与其苦苦寻觅韩信、彭越那样的良将，还不如借助于李密。我们应该以卑辞褒扬他，以骄其志，让他不对我们产生戒备之心。而我们只要入了关，占据蒲津关（位于蒲坂津黄河古渡口的著名关隘，又称蒲关或临晋关。遗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以东的黄河西岸，与对岸蒲州城西的鹳鹊楼（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隔河相望，是自河东进入关中的必经之路），夺取永丰仓，就可以倚崤函之险阻而东临伊（伊水）、洛（洛水）。这时再东观群贼鹬蚌相争之势，我们就能做秦人的渔父了。”又对大郎、二郎（李建成和李世民）说：“杰贼（才能出众之豪贼，指李密）正在南边柔远（东都），强胡（指刘武周）也已北附（突厥），我所担心的正是此辈，现在他们的作为都已遂了我们的心愿，（可以放心了。）主上（指隋炀帝）志在过江，被困在江都的行宫里忧郁等死，也已经自顾不暇。而我们夺取天下却可以传檄而定，还有什么事情能象这样让人高兴呢？”可见李渊心中早已有了全盘方略，他能成就大业，绝非出于侥幸。
　　
　　李渊的记室温大雅秉承他的旨意，给李密回了一封言辞中极尽谦卑之能事的书信。李渊在回信中劈头就说，现在的形势就象当年秦国“七百年之基，穷于二世”（秦国自非子获封为附庸，至秦二世胡亥亡国，延续近七百年）一样，使“我高祖（指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之业，几坠于地”，对当前天下大乱的形势表示痛心疾首；又表示自己起兵实在是迫于无奈，是为了“共匡天下，志在尊隋”，没有与任何个人野心；随后又与李密称兄道弟，称赞他“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豹变先鞭”，把他比作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和推翻暴秦的汉王刘邦（“兵临郏鄏，将观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这已经是在明显的吹捧李密了，至于后面那句“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则更是把李密捧到了天上，难怪李密得书以后会飘飘然忘乎所以。
　　
　　在给李密猛下迷药的同时，李渊也没忘了放低身段，刻意用示弱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野心。他不但肉麻地把李密的来信称为“旨”，有意抬高李密的身份，还讨好说李密上次来信实在是“屈为唇齿”，屈尊俯就来与他唐国公结为唇齿之依；又以一付老迈昏聩、胸无大志的口气谦虚地自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表示希望能够“攀鳞附翼”，沾沾李密的光，只要能“复封于唐”，仍然在新朝做个唐国公，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这样的伟业，正在脚踏实地付诸实施的李渊格于形势当然不便明言，所以只好继续装模做样地表示“所不忍言”、“非敢闻名”。对于李密的“盟津合从”之邀，李渊也委婉地表示，由于三晋的老根据地还不太平，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实在抽不出身来亲赴盟会。虽然仍是拒绝，但理由正当而合理，语气又极委婉，不至于让李密起疑心。信的最后，李渊照例摆出一副忠于大隋的嘴脸，为“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隋炀帝御驾南巡，恐怕将酿成西晋永嘉之乱那样的灾祸）而“忧心忡忡”，并激励李密“深慎垂堂，勉兹鸿业”。李渊的低调示弱，让李密喜出望外。他将李渊的回信遍示属下，自负地说：“唐公如此推崇我，平定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于是他不再以李渊为意，专心留在洛阳对付王世充。
　　
　　大业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壬寅），王世充指挥五万隋军（《新唐书·李密传》云“十万”）夜渡洛水，进驻黑石关。次日分营，他亲率精兵屯于洛北（洛水北岸）。李密闻讯从洛南渡水来战。由于李密的部队多是骑兵，手执矛槊等长大兵器，部队又被隋军压迫到背山的一隅，崎岖狭隘的战场地形使李密的骑兵无法展开，不利于部队驰骋作战；而王世充的部队则多是配备着短兵坚盾的步兵，行动灵活，因此两军甫一交手，李密便大败，柴孝和也不幸溺死。李密率精骑南渡，大部分士众却东奔月城。王世充一时贪功，竟放着李密不追，只一味逐捕向月城方向逃走的瓦岗军主力，企图将其一举围歼，结果反被李密抓住机会偷袭了黑石关的大营。营中守军猝不及防，惊惶之下连举六烽（烽火）向王世充求救。王世充只得弃月城回救，却被以逸待劳的李密杀得大败，斩首三千余级。王世充随即在洛水西岸扎营，与李密对峙百余日，双方交手六十余次，互有胜负。
　　
　　十一月初九日（丙辰。这一天李建成部的军头雷永吉率先登上长安城头，唐军随即攻克了长安），王世充率部在石子河列阵，与李密隔河对峙。李密的战阵由南向北排了十几里，声势壮观。他先遣翟让率小股部队出战，翟让照例败下阵来，而且败得颇为惊险，遭到王世充的追杀，险些性命不保。幸好此时王伯当、裴仁基率军从两旁奋力拼杀，截断了王世充的后路，李密和单雄信也率领中军的精锐部队赶来，一场奋击，反败为胜，王世充狼狈逃走。
　　
　　然而石子河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瓦岗军带来事业上的新高峰，仅仅两天以后，李密就杀了翟让，引起了瓦岗军的分裂。

　
　　虽然李密和翟让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还算相安无事，甚至于在军事上外行的翟让还对李密有着某种程度的依赖，甘愿把头把交椅让出来给李密坐。除了相信贾雄的鬼话，认为自己是李密的“贵人”，李密离了自己便会一事无成（有趣的是，李密在翟让死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真是被贾雄不幸言中了），以及李密平时为人谦和、行事低调以外，还有一点原因就是翟让认为李密“形仪眇小”（《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其貌不扬，不具备做领袖的气质，因此也没有太把李密放在心上。
　　
　　然而李密手下的那些亲信却不这么想。这些人本来都是瓦岗寨上老资格的头领，却因为翟让让贤的原因而混得不太如意；况且也不是人人都象徐世勣那样大度，肯为瓦岗寨的大局着想，他们大多对李密招徕来的“新贵”有怨气，进而发展成对李密也很有意见。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就对李密手握大权，而翟让只做个徒有其名的“司徒”深为不满，便劝翟让做“大冢宰”，总揽一切事务。“大冢宰”是北周设立的朝廷“六官”之首，当初杨坚受周宣帝遗命入宫辅佐年幼的周静帝时，就是集左大丞相、大冢宰、都督内外诸军事诸要职于一身，把实权抓在手里，最后顺利实现了代周称帝。王儒信是劝翟让学杨坚，褫夺李密的权柄。翟让的哥哥翟宽（《资治通鉴》说是“翟弘”，两《唐书》均说是“翟宽”。今从两《唐书》）是个没脑子的粗人，他大大咧咧地对翟让说：“天子只能自己做，哪能让给别人呢？你如果不能做（天子），那就让我来做。”翟让对哥哥有多少斤两知根知底，闻言只是大笑，丝毫不以为意；只是这话传到李密耳朵里，让李密隐隐觉得翟让有了争权之志，便起了杀心。
　　
　　一方面，李密虽然对翟让起了猜疑，却仍对翟让在自己最落魄时予以收留的这份情谊感恩戴德，不忍下手；另一方面，李密身边的人却积极怂恿他除掉翟让，名正言顺地做瓦岗寨的主人。他们图谋翟让，却是出于对翟让的畏惧。翟让的文化水平不高，虽然已经贵为雄视天下的瓦岗军的二当家，却仍保留着当初举义时的草莽习气，性情作风简单粗暴，连许多老部下都不大吃得消他的坏脾气，更何况那些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心态加入到瓦岗队伍中的后来者了。
　　
　　翟让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对部下进行敲诈勒索，搞得许多人对他又怕又恨。李密手下的一个总管崔世枢当初从鄢陵来投靠时，翟让竟然将他囚禁在府中，责令他交出财货。崔世枢到处张罗也凑不出多少钱财，翟让就准备对他加刑。翟让又召元帅府的记室邢义期前来博戏，因为邢义期迟迟未到，翟让认为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就打了他八十棍子。翟让又恐吓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说：“你先前攻破汝南，得了很多宝物，怎么只给魏公，一点儿也不给我？魏公是我扶立的，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意思是他既然有本事把李密扶上台，自然也有办法把李密拉下马。翟让跟他哥哥翟宽一样太莽撞了，实在不该当着房彦藻这类李密亲信的面甩出这样的狠话，看来他实在太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了，他这么说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
　　
　　翟让还毫无必要的滥杀无辜。有一个叫冯慈明的隋朝官员，以代理江都郡丞之职被隋炀帝派到东都去，半路上被李密截获。李密久闻他的大名，很客气地款待他，又好言劝他投降。他很有骨气，坚持不肯合作，李密只好暂时把他关了起来，他反而成功地游说了一个叫席务本的看守放他逃走。他逃回江都报告洛阳的情况，随后又带着隋炀帝的指示冒险返回东都。走到雍丘的时候，他果然被瓦岗军将领李公逸俘虏，再次落到李密的手里。李密知道冯慈明忠于隋朝，终究不会上瓦岗寨这条船，很痛快地当场释放了他，没想到冯慈明刚走到营门口就被翟让杀了。其实再昏庸的君主身边也会有一两个忠臣，夏桀身边有关龙逢，商纣身边也有比干，他们都是正直的君子，只是身不逢时而已。这个冯慈明也是个象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他顶多有点愚忠，有些迂腐，却是个正派人，反而被翟让一刀杀了，实在是有点莫明其妙。这也说明翟让不是个心存是非、有正义感和政治智慧的人。有人说他这么跟隋朝的官员（也包括那些后来上了瓦岗寨而成为他的敲诈对象的隋朝降官和降将）过不去是出于对隋朝的刻骨仇恨，但看起来似乎更象是他本能地觉得瓦岗寨上那些隋朝降官的荷包应该会比他手下那些喽罗们的暖和一点，所以也更容易榨出油水来。他志在求财，倒不是出于仇恨的目的而对他们有意报复。
　　
　　翟让的这些陋习让他在许多老部下心目中形象不佳，以至于他被李密杀了以后，他的旧部中很少有人同情他。
　　
　　房彦藻对翟让的威胁很是恐惧，连忙去向李密告密。他又和左司马郑颋一起力劝李密动手除掉翟让，以绝后患，他们极力劝道：“翟让贪婪刚愎，不行仁义之举，又目无君主，应该趁早把他解决掉。”李密还在踌躇，为难地表示：“现在安危未定就自相残杀，还怎么向那些远道来投奔我们的人交代哪？”郑颋说：“壮士被毒蛇咬伤了手而砍断自己的手腕，这是为了保全大体的缘故。如果让他先得了志，那我们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密掂量着，到底还是自己的政治生命比那些虚名重要，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十一月十一日（戊午。两《唐书》都说是在石子河之战的“明日”，即十一月十日丁巳，是《资治通鉴》所记十一月戊午的前一天），李密以翟让在石子河一战中险些丧命，为其设宴压惊为由，将翟让骗到自己营中，与翟让同行的有他的兄长翟宽、侄子翟摩侯和司马王儒信，这是翟让最亲信的死党，从最初举义时起就一直跟着他；李密和翟让两人各自的部将也都在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布置得有声有色、“名副其实”的庆功宴，但除了李密自己和几个最亲信的谋士、卫士以外，把酒言欢的诸将领们谁也不知道这竟是李密摆下的一桌鸿门宴，在觥筹交错的幻象中，顷刻之间就将血溅五步。
　　
　　李密事前做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以至于翟让没有起半点疑心。宴会开始的时候，李密与翟让、翟宽兄弟俩依次落坐主、宾席位，裴仁基、郝孝德坐陪，单雄信等将领皆侍立于旁，房彦藻、郑颋往来奔走调度。李密首先提议：“今天是与贵人畅饮，没有必要留这么多人在座前侍候，只留左右亲信的几个人使唤就行了。”为了取得翟让的信任，李密率先撤下了自己的部将，安排他们到别帐去宴饮，却听任翟让的部下留在帐内戒备。这一招果然管用，翟让等人马上放松了警惕。这时房彦藻当着众人的面向李密恳求说：“今天设宴行乐，天气很是寒冷，对于司徒的左右，也应该供给酒食让他们享用。”李密大度地表示：“一切听凭司徒吩咐。”翟让全无戒心，随口应道：“（如此）甚好。”房彦藻就引领徐世勣、单雄信等翟让的部将也去别帐饮食。翟让不明白部将被调开的自己已经成了人家刀俎上的鱼肉，还以为己方三人都孔武有力，而李密身边只有一个持刀随侍的卫士蔡建德还留在帐内，相比之下还是自己这边人多势众，因此毫无惧意。他不知道李密已经暗中伏下甲士，务求一击必中。
　　
　　酒酣耳热之际，李密拿出一张名弓交给翟让把玩，翟让刚刚将弓拉满，冷不防蔡建德从后出手，将翟让一刀砍倒。剧痛难当的翟让将满腔的悲愤化为生命中最后一声怒吼，扑倒在坐床前，顿时气绝。蔡建德又趁翟摩侯和王儒信惊愕之余不及防备，将二人一并诛杀。
　　
　　正在另一营帐内饮酒的徐世勣听到翟让临死前的吼声，本能地冲出帐外想看个究竟，被埋伏在帐口的甲士一刀砍中脖颈，身受重创，血流如注。如果不是王伯当在远处看见，大声喝令卫士们住手，恐怕他已经被当场剁成肉酱。徐世勣和单雄信都是翟让的嫡系爱将，王伯当之所以肯饶他不死，当然也是看在他曾力劝翟让让位给李密，有拥立之功的份上。
　　
　　事变猝起，众将领惊骇之下都心怀惴惴，不知所措，尤其是翟让的部下更是惊恐不安。单雄信在战场上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飞将”，这时也吓得面无人色，和众同僚一起跪在李密面前叩头求饶。李密达到了目的，并不想事态扩大，就出来安抚众将说：“我与诸君共同兴起义兵，本来是为了诛除暴乱。可是司徒他专行贪残暴虐之事，凌辱臣僚，眼里也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今天只诛杀他们一家，与诸君无干。”他又命人将徐世勣扶至帐下，亲自为他包扎伤口，以示抚慰。翟让营中将士听说主公被杀，畏惧遭受牵连，人心浮动，喧躁不安，时刻准备作鸟兽散。因徐世勣身受重伤，行动不便，李密便令单雄信独自回营安抚，随后他亲自单骑驰入翟让营中，遍行抚绥，晓谕大众；又将翟让旧部分为三军，分别交给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统领。士兵们见李密不计个人安危单骑而来，确无诛连之意，一众弟兄又各有归属，于是人心稍安，“中外遂定”。本来一直窥测在旁的王世充深知李密、翟让不和，早已预见到两人迟早会自相残杀，准备介时乱中取利。当他听到李密迅速解决翟让、平息事态的消息时，感到大失所望，却也不得不佩服李密的手腕和果断，叹息说：“李密天资聪颖，善于决断，他是龙是蛇，别人根本无法预测！”
　　
　　从表面上看，李密处理得当，迅速平息了事态，没有引发大的骚乱，他除掉翟让的计划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自己操弄权术的结果却已给瓦岗寨空前团结的大好局面制造了裂隙，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并最终毁掉了这支隋末最大的起义军联盟所孜孜以求的事业。瓦岗军的辉煌是李密一手创造的，他又亲手把它毁灭，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虽然翟让死后瓦岗寨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分裂衰败的道路，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那些从此与李密离心离德的兄弟，却几乎都不是出自原来的翟让阵营，而是他李密的蒲山公营的将士。这也难怪，翟让贪鄙残忍，他的侄子翟摩侯性好猜忌，亲信王儒信也是个贪纵之人，这样几个人很难赢得寨中众兄弟的好感，所以他们死的时候，部下很少有人为他们哀痛伤心的；倒是李密手下的将官，尤其是那些与造反者有心理隔阂的隋朝降将，本来就受歧视，身份尴尬，又见李密气量狭小、猜忌忍杀，难免心生不安，害怕李密早晚有一天也会收拾自己，所以为退路计，也对李密生出戒心。后来将洛口仓献给王世充的邴元真或许就是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之一，他一再怂恿李密与困守城中的王世充作粮帛交易，可见早有二心。
　　
　　本来翟让在时，李密还有所顾忌，尚能优恤士卒，去了翟让这个心腹大患以后，李密可以为所欲为，得意忘形之下对士兵们也不象从前那样好了。再加上从前李密是带领部队四处游掠，收获很多，因此赏赐给士兵的财货也很丰富，赏赐的也多是金银珠宝，士兵们人人都满意；现在他却收拢部队，只专心对洛阳一城实施攻坚，打了很久也打不下来，士兵们不但得不到赏赐，还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大家都感到茫然和失望，开始对李密的部署产生怀疑；由于集中力量攻打洛阳，不再四处转战，李密手里只有几座粮仓，府库中没有钱帛，能赏给将士们的只有粮食而没有财物，士兵们得不到好处，人人都有怨气。更要命的是，李密摆不平手下那些老兵和降附的新兵之间的关系。老兵们浴血奋战，却常常连打几个恶仗也得不到任何赏赐，而对于那些新降附的士兵，李密却慷慨大方地肆行赏赐。虽然对于归降者以厚赏邀买其心是统帅们惯常的做法，但李密显然没有拿捏好个中分寸，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以致于老兵们心中都愤愤难平。徐世勣察觉到军心不稳，屡屡提醒李密，李密根本听不进去，反过来认为是徐本人心怀怨望，从此开始疏远他。于是李密遣徐世勣去守黎阳，表面上是让徐世勣成为出镇一方的诸侯，实质上等同于将他贬斥放逐，不让他参与核心圈子的决策。
　　
　　然而离开李密对于徐世勣来说竟是一次转机，他从此远离了瓦岗政权中令人窒息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也和李密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段惊心动魄、险些令自己丧命的政争经历对于二十岁的徐世勣来说或许过于刻骨铭心，以至于使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养成了日后处事圆通、小心谨慎、善于自保的为政风格。
　　
　　(未完待续)

　　等待继续。

最好有红拂MM的照片让俺们景仰一翻。。。
愿做李靖马前卒。
披坚执锐扫大漠！

红拂什么的完全是小说家言
          给李靖打工那是有风险的，虽然回报也不低

原帖由 f22 于 2007-5-27 17:20 发表
最好有红拂MM的照片让俺们景仰一翻。。。
愿做李靖马前卒。
披坚执锐扫大漠！

您可是以立正姿势站立向下看却看不到脚面哟~
;P ;P :P

原帖由 湘中王平 于 2007-5-27 19:49 发表

您可是以立正姿势站立向下看却看不到脚面哟~
;P ;P :P

可俺有85冲！还
有八极拳！

原帖由 f22 于 2007-5-27 21:54 发表
可俺有85冲！还
有八极拳！

F22=一只“为人民服务”滴“海龟”~~
;P ;P :P

哎，看了王小波的红拂夜奔，造成混乱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