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物评传-李定国ZT

主题： 明代人物评传-李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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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字宁宇，陕西绥德人，出生年月实际上已无法考证，因生活贫寒在1630年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可能在十岁左右]，而后随军在四川、湖北作战。李定国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637年射杀明军上将张令。1641年奉命奇袭襄阳，擒杀明朝襄王。1644年张献忠称帝，国号大西，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义子，封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后来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眼看中华河山破碎沦陷，张献忠率部转而抗清，1647年，在张献忠作战失利而死后，大西军被夹于清军和明军之间，形势非常不利，于是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率余部约五，六万人从四川南下进入贵州，在得到云南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挥师南下，进取云南。为统一事权，推孙可望为国主。

云贵地区虽然是山区，人才物产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大西军由于面临在四川的不利形势，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避其锋芒保存力量，取易守难攻的云贵地区为基地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而向东面湖广一带和向北面川陕一带均不可能立足，只有在获得一片方便进行巩固的基地后才能恢复实力以图进取。

李定国率军于五月二十二日攻克沙定洲重点防御的临安府，此时原昆阳知州冷阳春和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叛乱，李定国立即回兵于六月二十三日平定了叛乱，1648年五月艾能奇作战受伤不治而亡，孙可望本与李定国、刘文秀地位相当，入滇后孙可望虽为国主，但是李定国、刘文秀等手握重兵，尤其是李定国性情倔强，因此经常发生争执。孙可望借故绑李定国于演武场，当众杖责过百借以立威，事后二人又相抱而哭，命李定国带罪立功，再伐沙定洲。李定国心中委屈悲愤，但是为了大西军的内部团结，因此顾全大局，忍下屈辱，率军出征。

七月，李定国和刘文秀领兵再度南征非常顺利，迅速击败了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沙定洲军被迫投降。李定国除了把沙定洲、万氏和少数为首者押往昆明外，军令甚严，尽力安抚，深得民心。“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如是出降络绎不绝。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十月，沙定洲等人在昆明被处死，云南全省已为大西军所控制。

有了云南做为后方，在大西军卓有成效的治理下，百姓结束了长期以来混乱不堪，战伐不断的局面，日益生活安定并且积极拥护，大西军也得以逐渐积蓄实力，团结当地各方势力，逐渐成为日后明军抗清的主要力量。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大西军与清军和明军都有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但是为了争取当地官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先废除大西国号，随后提出了“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号召，并考虑全国大局，决定领兵出云南，抗击清军。

当时的形势，若大西政权继续保持独立，既实力不足，又要面临明清双方的压力，显然难以维持长久。不过更主要的是以反清扶明为号召具备着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既可以保存自身，又可以壮大实力，加上清廷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抵制，昔日的大西军和明廷的对抗在不断深化的民族存亡的主要矛盾的背静下已降为次要矛盾，所以在李自成的余部大顺军和明廷联合后，大西军和明廷的联合既是正确的选择也是非常自然的行为了。

1649年原大西军由云南进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而此时明军在两广地区为清军所击败，已无自己的地盘，明廷于1651年正式封孙可望为秦王并进入原大西军的控制范围，孙可望收编了永历朝廷的残存武装，在原大西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整体。由于明廷实际上已经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是原大西军，原大顺军和郑成功部的三方力量，尤以原大西军为主[日后明廷始终在原大西军的控制地区内]，虽然这样的正式联合在面对清廷推行的残酷野蛮的民族奴役和压迫下给伟大的抗清事业注入了活力，但是由于明廷对大西军的过于依赖反过来更加助长了原大西军领导者孙可望的野心滋长，尽管全国的形势在主体上已表现为民族奴役与反抗的鲜明斗争，同时内部的势力同样正在分化之中。

1652年四月，明军以贵州云南为后方基地，刘文秀和王复臣率军北攻四川[先胜后败，王复臣阵亡]。李定国和冯双礼率军十万进攻湖南。李定国军连战连胜。攻占沅州、靖州，全州。清续顺公沈永忠作战不敌，向广西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求援，而孔有德拒绝出兵相救。沈永忠无奈，弃长沙，逃岳州，李定国率军迅速进攻，除岳州、常德，辰州暂时还在清军控制下，湖南其余各地已为明军收复。

明军刚刚展开全面反攻，就连连获胜，除了清八旗入北京后腐化堕落，逐渐丧失战斗力且兵力不足，疲于应付之外，更重要的是清廷倒行逆施，进行了残暴的统治激起人民广泛的反抗，可见抗清事业是有相当的成功基础的，绝非清廷占有绝对优势。李定国之所以率军向东进攻，是为了可以割断两广和清廷的部分联系进而收复两广和江西以扩大后方基地，那样明军就有可能迅速恢复江南的控制，再以江南为基础北上抗清。

六月，李定国率领精兵攻全州，全歼清军，清守将孙龙、李养性被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大惊，率桂林之兵往兴安县严关扼险拒守，被李定国击败，“浮尸蔽江下”，于是仓皇逃回桂林，六月三十日，李定国进兵桂林，七月四日，明军突入武胜门，清军大败，孔有德在王府内自杀，随后明军乘胜挥军南下平乐，攻克柳州，八月，收复梧州，继湖南大胜后，广西全省已被明军收复。

在湖南，广西的明军的凌厉攻势让满清大为震动，七月十八日敬谨亲王尼堪统八旗精兵，八月五日清廷令其进入湖南。孙可望闻讯，急调李定国部进入湖南迎击。孙可望本可与白文选、冯双礼等大将率领主力在湖南迎战尼堪。并不一定需要李定国的合力，况且李定国刚刚平定广西，立足未稳，急需巩固并可进一步向广东发展。两广清军闻风丧胆，明军士气正旺，收复稳定两广以作为后方基地将大大改善抗清形势。不过由于以往所谓八旗精兵较为强悍，孙可望并不了解入关后的满八旗战斗力迅速衰弱的情况，既视为如临大敌，难免调度失措，此虽为失误，不过情有可原，但是导致广西兵力过于空虚所造成的后果在战略上是非常严重的。以至于清平南王尚可喜趁广西明军虚弱于九月五日率清军进梧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克平乐，1653年一月十五日陷阳朔，十九日，重占桂林。

尼堪亲王率领满洲八旗精兵，对明军战斗力甚为低估，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十一月，李定国军诱敌深入，在衡州进行伏击，清军一战即溃，顿时瓦解，斗志全无，主帅尼堪在混战中被击毙，清军不敢与战，仓皇逃往长沙。衡州会战，彻底打破了清廷吹嘘的满洲八旗无敌的神话，也暴露了所谓八旗精兵在脱离了恶劣环境和奋斗精神后享受奴役其他人民的快感的同时逐渐退化的战斗力。顺治帝悲叹道：“我朝用兵，从无此失。”也正是知道自己的弱点，因此以后基本不让满洲八旗在前线作战，而使用汉军为主力进行战斗。

李定国屡战屡胜，使清军连损二王，显示了他在军事指挥上非凡的才华。“公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军中室家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以上记载说明他治军严明，体恤士卒，行军快速，指挥灵活。

由于胜利鼓舞了人心，燃起了各地民众的希望，使抗清武装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此时孙可望也攻克了辰州。清军连遭受重挫，主帅阵亡，士气低落，李定国本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然而孙可望个人野心膨胀，不满于李定国声望日隆，深为嫉恨。衡州会战，因孙可望的密令调走冯双礼部，李定国虽击毙清军主帅尼堪，但力量不足，在十二月放弃了衡州。

此后，孙可望甚至计划骗李定国前来以便解除其兵权加以谋害，不过由于李定国收到密报未能上当，但是为此不胜愤慨，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指刘文秀）同起云南，一旦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无奈之下，1653年二月，李定国率军约四五万人放弃永州撤入广西，占领战略要地梧州，接着师出广东，为的是顾全大局，有意的避开孙可望，以免造成内讧，损害抗清事业。

当时，抗清的希望全在于内部团结，孙可望为个人私利，目光短浅，使明军力量分散，李定国见与孙可望无法合作，为防止火并，只好选择两广为发展方向。他希望与郑成功会师，首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将控制整个江南连成一气，然后分路向北推进，全国形势仍然有改观的希望。由于李定国撤出湖南，孙可望在1653年三月兵败宝庆，至使湖南局势陷入僵持。“当时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孙可望在紧要关头逼走了李定国无疑使抗清局势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然而李定国未能预料的是郑成功在自利上丝毫不逊色于孙可望，他要建立的是自己的一方霸业，拥明只是纯粹的口号，并不愿意受到明廷节制，处处以己方小集团的利益为先，考虑战略自然只从本集团利益来出发，因此对李定国的会师广东的计划故意拖延，无心实施。抗清事业的前景因孙可望，郑成功的自利之心，各自分裂，造成了清军日后各个击破的前提。

李定国给郑成功写信道：“公诚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指广州）赤海，伫睹扬帆，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以君德，孔厚，父恨来说服郑成功以大局为重，合力攻取广东，而使抗清基地连成一片，然而，郑成功担心的是会师广东之后，他的割据局面将难以维持下去而不得不受挟于明廷的调度。事实上，郑成功没有考虑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日后西南抗清事业的瓦解导致他的割据局面亦无法存在了，当然已是后话。

李定国率军于三月十四日攻克开建和德庆州，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随后李定国亲自指挥强攻，由于寄希望的郑成功没有前来，除留守广西外，李定国可动用的力量也比较有限，所以在未能攻克的情况下李定国主动退回广西。肇庆会战的失利，李定国意识到只有东、西夹攻才能控制两广进而改善全局。于他多次派使者同郑成功联络，商讨部署和出兵时间。

夺取广东明显会极大改变抗清的形势，相比已经控制的云、贵、广西，闽、浙沿海岛屿，川鄂交界等地区，广东的财物人员均更加丰富，并能将整个抗清力量从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以此为基础，可对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形成夹击之势。如果李定国与郑成功会师攻取广东获得成功几乎是完全没有悬念的。尽管李定国的战略无比正确，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郑成功无意同他会师一起收复广东。

郑成功显然是明白广东的重要战略价值和会师的意义的，因为郑成功有打战的经验，虽然败绩甚多，但是这样基础的常识还是有的。但是他之所以要错过这个抗清事业的关键的机会，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自利。而李定国对郑成功的寄予的希望极大，态度非常诚恳，是因为李定国并不了解郑成功这个人，同时因为受到孙可望的排挤，实力不足，只能期望郑成功能以大局为重，也是颇感无奈。

于是1654年二月，李定国再次从广西出兵数万南下横州经广东灵山攻廉州府，清总兵郭虎逃走。随后收复高州，广东各义师群起响应，清军不敢迎战，龟缩于广州，向清廷求援。为了方便与从水陆而来的郑成功军会合，李定国特地选择进攻临海的新会，然而郑成功并无真心，为此，李定国一再派人赴厦门请郑成功出兵。

李定国再度写信给郑成功：“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谷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兴）、肇（庆），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指清两广总督李率泰）于端水（即肇庆）。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指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谷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指被李军击毙的清敬谨亲王尼堪）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频繁，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指明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指新会）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诚，云台虚左，不谷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

由于未能得到郑成功出兵的消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其信深切表达了希望得到出兵的回信，又说奉皇上之命东进，因此不敢怠慢，所以发兵新兴、肇庆，初战告捷，只望水师配合，则轻易便可取胜，因为郑成功为掩盖自己按兵不动，常以原鲁监国将领张名振统师入长江作为借口，于是提醒，若不会师平定广东，以王事为重，郑成功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骚扰于全局无补，以时间为初冬，地点为新会，均已详细说明，希望能打动郑成功。

为什么李定国自己不能平定广东而一定要请郑成功出兵呢？这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被孙可望逼走的李定国以广西为基地进攻广东，实力首先不足，对清军兵力上的优势不大，必须获得兵力上的支援，因为与郑成功相隔比较近，自然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夹击。
二，清军在广东有水师，通过水师可以补给，除了郑成功有比较强的水师外，其他水师力量都不够战胜清军。而李定国基本只有陆军，对清军水师无法有效攻击。
三，正是因为自己兵力不够，即使能打下广东，其兵力仍然无法稳定两广地区，清军的援军一到，即使能够攻克占领，还是会丢失，这是最关键的原因。
所以必须获得郑成功的支援，也只有和郑成功合力才可能占领并稳定两广作为基地。

而郑成功此时正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清方“和议”，清方因形势危机也极力拉拢稳住郑成功，双方讨价还价之中，对李定国的诚挚相请自然缺乏兴趣，望眼欲穿的李定国深感失望，在新会一拖就是半年，虽不断猛攻，终不能克，新会城中的清军也陷入非常困难的地步，粮食缺乏，竟然屠杀居民以食人肉。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清廷援军经过长途跋涉后与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攻。

激战到十八日，李定国军无法支持，只得在二十四日带着万分的失望退回高州，二十六日撤回广西。清军重新占领了广东和部分广西地区。由于李定国随后要迎接永历帝进入云南，无法再顾及广东，抗清复兴的希望从此更加渺茫了。

如果郑成功派兵南下与李定国夹击广东清军，是完全可以在清军援军到来之前占领广东的，而且两军合力稳定广东的局面应该也不困难，对清军的援军也完全可以应付。

由于孙可望个人野心的日益高涨，甚至欲取永历帝而代之，永历帝当然深感不安，如坐针毡，于是派使者携带密诏至李定国处请他率军迎驾，孙可望得知消息，立即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于田州以阻李定国军北上迎驾，李定国亲率精兵，昼夜兼程，三天就赶至田州。刘镇国、关有才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猝不及防，只好逃之夭夭，孙可望又派大将白文选前往，计划转移永历帝，但是孙可望的行为不得人心，白文选故意拖延以等待李定国的到来。

1656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定国领兵到达安龙。由于贵州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李定国与白文选议定移圣驾至云南昆明，二十六日，永历君臣离开安龙，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三月二十六日，永历帝进入昆明。

关于李定国接永历帝来云南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刺激了孙可望，造成了以后内战的爆发，实际上必须考虑如下几点：

一，永历帝密诏李定国接驾，况且李定国本意是打下两广后在移永历帝到广东，那样才比较有利。但是圣命难违，李定国不可能抗旨。
二，孙可望以永历帝为傀儡，意欲取而代之，是有迹象的，谁敢保证，拖个一年半载，孙可望不会废了永历帝而自己称制呢？那样抗清事业必然瓦解更快。
三，强行接驾确为不得已，孙可望阻止李定国接驾，如果作罢，以后永历帝被移走，更无可能挽回。
四，孙可望既不能认识到永历帝作为旗帜的重要性，分裂是迟早的事情，而即使不去接驾，因为二人已有隔阂，与郑成功又不能合作，局势上不会有改观。

因此接驾的行为是无须质疑的，尽管可能加速了孙可望打起内战，也是无可避免，复兴机会在此前早已错过，再如何做也于事无补了，况且关键因素还是取决于孙可望而不是李定国。

为了把永历帝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安龙迎接到云南昆明，李定国不得不动用在广西的主力，这样势必造成广西兵力不足。1656年一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经略洪承畴，提督线国安趁机合兵对广西发动进攻，浔州府，贵县，横州，南宁府等广西大部分州县都陆续沦陷清军之手，从此广西未能再被恢复。

1656年四月，李定国被永历帝封为晋王，起先孙可望控制着永历帝，朝廷实际上有他自己把持，而现在被李定国迎入昆明，军国大事不再由自己做主，丧失权力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他可以选择听命于永历朝廷或公开决裂。为了不至于造成分裂，争取孙可望，稳定局势，李定国和明廷从大局出发，对孙可望的跋扈自专，心怀不轨没有进行任何指责，对在云南的孙可望亲信将领不予歧视进行加官封爵，并派遣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从抗清事业的大局而言，此举显然是尽力而为了，同时也是处理的非常得当，然而孙可望并未迷途知返，对李定国不仅打破了自己做皇帝的美梦，甚至连独断专行的国主地位也不能保，怀恨在心。他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要李定国亲自到贵阳来。实际上是骗李定国到来并加以杀害以便继续控制永历帝。李定国自然不会涉险，于是派遣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希望能捐弃前嫌。而王自奇和张虎一样为孙可望亲信死党，反而怂恿孙可望整兵攻击李定国。

八月，李定国将孙可望在云南的妻妾、儿子送往贵阳，命秦王藩下总兵王麟护送。临行前，定国亲自在昆明城郊设宴送行。对孙可望仁至义尽，并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然而孙可望已决计不肯回头，此举反而让孙可望更加毫无顾忌的打起内战。

孙可望此时兵力最为强大约有二十万之众，李定国、刘文秀部下只有三四万人。孙可望认为获得胜利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对永历帝和李定国所做的工作无动于衷，他打算推翻永历朝廷自己称帝，1657年八月一日，孙可望从贵阳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李定国同刘文秀率军约三万兵马前往阻击。

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李定国军士卒见可望兵多势众，颇有惧色。孙可望自以为万无一失，但是他出师无名，其手下将领如白文选，马进忠、马惟兴、马宝等人不愿火并反而约定阵前反戈，并告知了李定国。十九日双方交战于交水三岔口，由于白文选等部与李定国军内外夹攻，孙可望军心大乱，在一遍“迎晋王！”的呼声中十几万大军土崩瓦解，孙可望仓皇逃往贵阳。

交水会战胜利后，尚有张胜率军七千奔袭昆明，王自奇盘踞永昌，李定国回军解救，刘文秀和白文选继续追击孙可望，张胜率军至昆明准备攻城时发现城外张贴布告，方知道孙可望已经兵败，城上防守严密，被迫退军，与李定国军遭遇，大败而逃，被其原部将总兵李承爵擒住送到昆明处斩。

孙可望众叛亲离，兵败如山倒，投降了清朝。孙可望发动内战和叛变给抗清事业带来无比惨痛的损失。但是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明军并没有多大损失。抗清形势仍然有争取振兴的余地。

在善后事宜上，李定国对刘文秀心存芥蒂，不仅不采纳他的正确建议，在1658年召回刘文秀和一线将领，损失了大量的地方，不能不说李定国只考虑到整顿朝廷内部而忽略了全局的重大失误。而由于不能与刘文秀精诚团结，携手共进，至使刘文秀忧郁不已，在四月二十五日病卒，又是一个重大损失。

李定国在军事上优秀，在政治上，处理首先缺乏经验，同时因为孙可望打起的内战而紧张过度，本应各自团结一至，却反而心生疑虑，丧失了大胆信任人的勇气，而召回将领，是重要的地方均无人守卫至使在后来应对清军进攻时完全陷入了被动，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李定国毕竟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当他置身于政治事务的时候，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也是不能去苛求的，尽管这影响了军事战略的部署。

1658年一月九日，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由于李定国的举措不当，边境将领被调回，清军得以长驱大进，四月，贵阳便沦陷于清军之手，五月，清方三路大军会师，占领了贵州大部分地方，李定国率军作战不利，清军趁势向昆明推进。李定国发现清军势大，无法保守昆明，建议迁移。这是无奈之举，只有保持实力避其锋芒为唯一选择了，当时明廷各臣有两种意见：

一，向西部躲避
主张此意见的多为考虑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均在云南，不愿意离开太远，害怕以后不易回来。这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逃到贫瘠的山区深去，没有足够的给养，只会日益更加衰弱，毫无发展的可能。是为私而废公，于抗清大局极为有害。
二，转移入四川
刘文秀临终时就曾建议转入四川。这是唯一正确的意见了，因为四川尚有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若会合保守，将来可顺江而下进取湖广，又可以向陕西扩张。而且兵员，给养也有来源，经营得当，还有机会逐渐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使各地抗清武装不至于丧失信心。

然而实际上最后选择的是，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样的分开行动无疑大大削弱实力，同时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的分道扬镖，同时文官武将看到朝廷不入四川而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更进一步削弱了力量。

1659年一月三日清军占领昆明，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清军随后追击，永历帝被迫撤离。因为李定国带领主力西撤，冯双礼部虽顺利地到达了建昌地区，却力单势孤，难以有所作为。同时由于被清朝入滇军队隔断。使明军各自孤立，逐渐使各明军将领丧失了信心。

二月二十一日，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由于清军明显占有优势，李定国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攻击清军，由于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已经中计的吴三桂得知后立即下令进入伏击范围的部队撤出，并沿路旁搜杀伏兵，双方于是展开激战，虽然由伏击变成了正面会战，但是只有几千兵力的李定国军仍然给予清军沉重的打击，尽管击败了吴三桂统率的清军使其暂时不能追击，已方伤亡也比较大。

磨盘山会战是最后一次使优势清军遭到重创，清廷因损兵折将而处罚三军主帅和统兵将领。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定国军兵疲将寡，兵势衰微之际仍然可以进行如此激烈和勇猛的阻击，证明了李定国的军事才能确实是当时最杰出的统帅之一。然而整个战略形势已无法扭转，他仍然独立支撑，坚持不懈，努力奋战，其精神更令人敬佩。主题： 明代人物评传-李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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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字宁宇，陕西绥德人，出生年月实际上已无法考证，因生活贫寒在1630年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可能在十岁左右]，而后随军在四川、湖北作战。李定国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637年射杀明军上将张令。1641年奉命奇袭襄阳，擒杀明朝襄王。1644年张献忠称帝，国号大西，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义子，封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地位仅次于孙可望。

后来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眼看中华河山破碎沦陷，张献忠率部转而抗清，1647年，在张献忠作战失利而死后，大西军被夹于清军和明军之间，形势非常不利，于是孙可望、李定国等将领率余部约五，六万人从四川南下进入贵州，在得到云南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挥师南下，进取云南。为统一事权，推孙可望为国主。

云贵地区虽然是山区，人才物产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大西军由于面临在四川的不利形势，在清军强大的压力下，避其锋芒保存力量，取易守难攻的云贵地区为基地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而向东面湖广一带和向北面川陕一带均不可能立足，只有在获得一片方便进行巩固的基地后才能恢复实力以图进取。

李定国率军于五月二十二日攻克沙定洲重点防御的临安府，此时原昆阳知州冷阳春和晋宁举人段伯美发动叛乱，李定国立即回兵于六月二十三日平定了叛乱，1648年五月艾能奇作战受伤不治而亡，孙可望本与李定国、刘文秀地位相当，入滇后孙可望虽为国主，但是李定国、刘文秀等手握重兵，尤其是李定国性情倔强，因此经常发生争执。孙可望借故绑李定国于演武场，当众杖责过百借以立威，事后二人又相抱而哭，命李定国带罪立功，再伐沙定洲。李定国心中委屈悲愤，但是为了大西军的内部团结，因此顾全大局，忍下屈辱，率军出征。

七月，李定国和刘文秀领兵再度南征非常顺利，迅速击败了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沙定洲军被迫投降。李定国除了把沙定洲、万氏和少数为首者押往昆明外，军令甚严，尽力安抚，深得民心。“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如是出降络绎不绝。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十月，沙定洲等人在昆明被处死，云南全省已为大西军所控制。

有了云南做为后方，在大西军卓有成效的治理下，百姓结束了长期以来混乱不堪，战伐不断的局面，日益生活安定并且积极拥护，大西军也得以逐渐积蓄实力，团结当地各方势力，逐渐成为日后明军抗清的主要力量。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大西军与清军和明军都有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但是为了争取当地官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先废除大西国号，随后提出了“共扶明后，恢复江山”的号召，并考虑全国大局，决定领兵出云南，抗击清军。

当时的形势，若大西政权继续保持独立，既实力不足，又要面临明清双方的压力，显然难以维持长久。不过更主要的是以反清扶明为号召具备着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既可以保存自身，又可以壮大实力，加上清廷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抵制，昔日的大西军和明廷的对抗在不断深化的民族存亡的主要矛盾的背静下已降为次要矛盾，所以在李自成的余部大顺军和明廷联合后，大西军和明廷的联合既是正确的选择也是非常自然的行为了。

1649年原大西军由云南进入贵州，开赴四川、湖南抗清前线，而此时明军在两广地区为清军所击败，已无自己的地盘，明廷于1651年正式封孙可望为秦王并进入原大西军的控制范围，孙可望收编了永历朝廷的残存武装，在原大西军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整体。由于明廷实际上已经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是原大西军，原大顺军和郑成功部的三方力量，尤以原大西军为主[日后明廷始终在原大西军的控制地区内]，虽然这样的正式联合在面对清廷推行的残酷野蛮的民族奴役和压迫下给伟大的抗清事业注入了活力，但是由于明廷对大西军的过于依赖反过来更加助长了原大西军领导者孙可望的野心滋长，尽管全国的形势在主体上已表现为民族奴役与反抗的鲜明斗争，同时内部的势力同样正在分化之中。

1652年四月，明军以贵州云南为后方基地，刘文秀和王复臣率军北攻四川[先胜后败，王复臣阵亡]。李定国和冯双礼率军十万进攻湖南。李定国军连战连胜。攻占沅州、靖州，全州。清续顺公沈永忠作战不敌，向广西桂林的定南王孔有德求援，而孔有德拒绝出兵相救。沈永忠无奈，弃长沙，逃岳州，李定国率军迅速进攻，除岳州、常德，辰州暂时还在清军控制下，湖南其余各地已为明军收复。

明军刚刚展开全面反攻，就连连获胜，除了清八旗入北京后腐化堕落，逐渐丧失战斗力且兵力不足，疲于应付之外，更重要的是清廷倒行逆施，进行了残暴的统治激起人民广泛的反抗，可见抗清事业是有相当的成功基础的，绝非清廷占有绝对优势。李定国之所以率军向东进攻，是为了可以割断两广和清廷的部分联系进而收复两广和江西以扩大后方基地，那样明军就有可能迅速恢复江南的控制，再以江南为基础北上抗清。

六月，李定国率领精兵攻全州，全歼清军，清守将孙龙、李养性被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大惊，率桂林之兵往兴安县严关扼险拒守，被李定国击败，“浮尸蔽江下”，于是仓皇逃回桂林，六月三十日，李定国进兵桂林，七月四日，明军突入武胜门，清军大败，孔有德在王府内自杀，随后明军乘胜挥军南下平乐，攻克柳州，八月，收复梧州，继湖南大胜后，广西全省已被明军收复。

在湖南，广西的明军的凌厉攻势让满清大为震动，七月十八日敬谨亲王尼堪统八旗精兵，八月五日清廷令其进入湖南。孙可望闻讯，急调李定国部进入湖南迎击。孙可望本可与白文选、冯双礼等大将率领主力在湖南迎战尼堪。并不一定需要李定国的合力，况且李定国刚刚平定广西，立足未稳，急需巩固并可进一步向广东发展。两广清军闻风丧胆，明军士气正旺，收复稳定两广以作为后方基地将大大改善抗清形势。不过由于以往所谓八旗精兵较为强悍，孙可望并不了解入关后的满八旗战斗力迅速衰弱的情况，既视为如临大敌，难免调度失措，此虽为失误，不过情有可原，但是导致广西兵力过于空虚所造成的后果在战略上是非常严重的。以至于清平南王尚可喜趁广西明军虚弱于九月五日率清军进梧州，十二月二十三日克平乐，1653年一月十五日陷阳朔，十九日，重占桂林。

尼堪亲王率领满洲八旗精兵，对明军战斗力甚为低估，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十一月，李定国军诱敌深入，在衡州进行伏击，清军一战即溃，顿时瓦解，斗志全无，主帅尼堪在混战中被击毙，清军不敢与战，仓皇逃往长沙。衡州会战，彻底打破了清廷吹嘘的满洲八旗无敌的神话，也暴露了所谓八旗精兵在脱离了恶劣环境和奋斗精神后享受奴役其他人民的快感的同时逐渐退化的战斗力。顺治帝悲叹道：“我朝用兵，从无此失。”也正是知道自己的弱点，因此以后基本不让满洲八旗在前线作战，而使用汉军为主力进行战斗。

李定国屡战屡胜，使清军连损二王，显示了他在军事指挥上非凡的才华。“公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军中室家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以上记载说明他治军严明，体恤士卒，行军快速，指挥灵活。

由于胜利鼓舞了人心，燃起了各地民众的希望，使抗清武装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此时孙可望也攻克了辰州。清军连遭受重挫，主帅阵亡，士气低落，李定国本希望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同己部合击湖南清军，然后会合夔东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势如破竹的局面。然而孙可望个人野心膨胀，不满于李定国声望日隆，深为嫉恨。衡州会战，因孙可望的密令调走冯双礼部，李定国虽击毙清军主帅尼堪，但力量不足，在十二月放弃了衡州。

此后，孙可望甚至计划骗李定国前来以便解除其兵权加以谋害，不过由于李定国收到密报未能上当，但是为此不胜愤慨，对部下将领说：“不幸少陷军中，备尝险艰，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与抚南弟（指刘文秀）同起云南，一旦絓误，辄遭废弃。忌我，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无奈之下，1653年二月，李定国率军约四五万人放弃永州撤入广西，占领战略要地梧州，接着师出广东，为的是顾全大局，有意的避开孙可望，以免造成内讧，损害抗清事业。

当时，抗清的希望全在于内部团结，孙可望为个人私利，目光短浅，使明军力量分散，李定国见与孙可望无法合作，为防止火并，只好选择两广为发展方向。他希望与郑成功会师，首先收复广东，进而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拥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装就将控制整个江南连成一气，然后分路向北推进，全国形势仍然有改观的希望。由于李定国撤出湖南，孙可望在1653年三月兵败宝庆，至使湖南局势陷入僵持。“当时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危机。”孙可望在紧要关头逼走了李定国无疑使抗清局势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然而李定国未能预料的是郑成功在自利上丝毫不逊色于孙可望，他要建立的是自己的一方霸业，拥明只是纯粹的口号，并不愿意受到明廷节制，处处以己方小集团的利益为先，考虑战略自然只从本集团利益来出发，因此对李定国的会师广东的计划故意拖延，无心实施。抗清事业的前景因孙可望，郑成功的自利之心，各自分裂，造成了清军日后各个击破的前提。

李定国给郑成功写信道：“公诚念君德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指广州）赤海，伫睹扬帆，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以君德，孔厚，父恨来说服郑成功以大局为重，合力攻取广东，而使抗清基地连成一片，然而，郑成功担心的是会师广东之后，他的割据局面将难以维持下去而不得不受挟于明廷的调度。事实上，郑成功没有考虑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日后西南抗清事业的瓦解导致他的割据局面亦无法存在了，当然已是后话。

李定国率军于三月十四日攻克开建和德庆州，二十五日进抵肇庆城。随后李定国亲自指挥强攻，由于寄希望的郑成功没有前来，除留守广西外，李定国可动用的力量也比较有限，所以在未能攻克的情况下李定国主动退回广西。肇庆会战的失利，李定国意识到只有东、西夹攻才能控制两广进而改善全局。于他多次派使者同郑成功联络，商讨部署和出兵时间。

夺取广东明显会极大改变抗清的形势，相比已经控制的云、贵、广西，闽、浙沿海岛屿，川鄂交界等地区，广东的财物人员均更加丰富，并能将整个抗清力量从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以此为基础，可对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形成夹击之势。如果李定国与郑成功会师攻取广东获得成功几乎是完全没有悬念的。尽管李定国的战略无比正确，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郑成功无意同他会师一起收复广东。

郑成功显然是明白广东的重要战略价值和会师的意义的，因为郑成功有打战的经验，虽然败绩甚多，但是这样基础的常识还是有的。但是他之所以要错过这个抗清事业的关键的机会，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自利。而李定国对郑成功的寄予的希望极大，态度非常诚恳，是因为李定国并不了解郑成功这个人，同时因为受到孙可望的排挤，实力不足，只能期望郑成功能以大局为重，也是颇感无奈。

于是1654年二月，李定国再次从广西出兵数万南下横州经广东灵山攻廉州府，清总兵郭虎逃走。随后收复高州，广东各义师群起响应，清军不敢迎战，龟缩于广州，向清廷求援。为了方便与从水陆而来的郑成功军会合，李定国特地选择进攻临海的新会，然而郑成功并无真心，为此，李定国一再派人赴厦门请郑成功出兵。

李定国再度写信给郑成功：“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谷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兴）、肇（庆），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指清两广总督李率泰）于端水（即肇庆）。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指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谷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指被李军击毙的清敬谨亲王尼堪）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频繁，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指明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指新会）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诚，云台虚左，不谷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

由于未能得到郑成功出兵的消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其信深切表达了希望得到出兵的回信，又说奉皇上之命东进，因此不敢怠慢，所以发兵新兴、肇庆，初战告捷，只望水师配合，则轻易便可取胜，因为郑成功为掩盖自己按兵不动，常以原鲁监国将领张名振统师入长江作为借口，于是提醒，若不会师平定广东，以王事为重，郑成功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骚扰于全局无补，以时间为初冬，地点为新会，均已详细说明，希望能打动郑成功。

为什么李定国自己不能平定广东而一定要请郑成功出兵呢？这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被孙可望逼走的李定国以广西为基地进攻广东，实力首先不足，对清军兵力上的优势不大，必须获得兵力上的支援，因为与郑成功相隔比较近，自然希望和郑成功会师夹击。
二，清军在广东有水师，通过水师可以补给，除了郑成功有比较强的水师外，其他水师力量都不够战胜清军。而李定国基本只有陆军，对清军水师无法有效攻击。
三，正是因为自己兵力不够，即使能打下广东，其兵力仍然无法稳定两广地区，清军的援军一到，即使能够攻克占领，还是会丢失，这是最关键的原因。
所以必须获得郑成功的支援，也只有和郑成功合力才可能占领并稳定两广作为基地。

而郑成功此时正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清方“和议”，清方因形势危机也极力拉拢稳住郑成功，双方讨价还价之中，对李定国的诚挚相请自然缺乏兴趣，望眼欲穿的李定国深感失望，在新会一拖就是半年，虽不断猛攻，终不能克，新会城中的清军也陷入非常困难的地步，粮食缺乏，竟然屠杀居民以食人肉。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清廷援军经过长途跋涉后与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攻。

激战到十八日，李定国军无法支持，只得在二十四日带着万分的失望退回高州，二十六日撤回广西。清军重新占领了广东和部分广西地区。由于李定国随后要迎接永历帝进入云南，无法再顾及广东，抗清复兴的希望从此更加渺茫了。

如果郑成功派兵南下与李定国夹击广东清军，是完全可以在清军援军到来之前占领广东的，而且两军合力稳定广东的局面应该也不困难，对清军的援军也完全可以应付。

由于孙可望个人野心的日益高涨，甚至欲取永历帝而代之，永历帝当然深感不安，如坐针毡，于是派使者携带密诏至李定国处请他率军迎驾，孙可望得知消息，立即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于田州以阻李定国军北上迎驾，李定国亲率精兵，昼夜兼程，三天就赶至田州。刘镇国、关有才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猝不及防，只好逃之夭夭，孙可望又派大将白文选前往，计划转移永历帝，但是孙可望的行为不得人心，白文选故意拖延以等待李定国的到来。

1656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定国领兵到达安龙。由于贵州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李定国与白文选议定移圣驾至云南昆明，二十六日，永历君臣离开安龙，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三月二十六日，永历帝进入昆明。

关于李定国接永历帝来云南的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刺激了孙可望，造成了以后内战的爆发，实际上必须考虑如下几点：

一，永历帝密诏李定国接驾，况且李定国本意是打下两广后在移永历帝到广东，那样才比较有利。但是圣命难违，李定国不可能抗旨。
二，孙可望以永历帝为傀儡，意欲取而代之，是有迹象的，谁敢保证，拖个一年半载，孙可望不会废了永历帝而自己称制呢？那样抗清事业必然瓦解更快。
三，强行接驾确为不得已，孙可望阻止李定国接驾，如果作罢，以后永历帝被移走，更无可能挽回。
四，孙可望既不能认识到永历帝作为旗帜的重要性，分裂是迟早的事情，而即使不去接驾，因为二人已有隔阂，与郑成功又不能合作，局势上不会有改观。

因此接驾的行为是无须质疑的，尽管可能加速了孙可望打起内战，也是无可避免，复兴机会在此前早已错过，再如何做也于事无补了，况且关键因素还是取决于孙可望而不是李定国。

为了把永历帝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安龙迎接到云南昆明，李定国不得不动用在广西的主力，这样势必造成广西兵力不足。1656年一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经略洪承畴，提督线国安趁机合兵对广西发动进攻，浔州府，贵县，横州，南宁府等广西大部分州县都陆续沦陷清军之手，从此广西未能再被恢复。

1656年四月，李定国被永历帝封为晋王，起先孙可望控制着永历帝，朝廷实际上有他自己把持，而现在被李定国迎入昆明，军国大事不再由自己做主，丧失权力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他可以选择听命于永历朝廷或公开决裂。为了不至于造成分裂，争取孙可望，稳定局势，李定国和明廷从大局出发，对孙可望的跋扈自专，心怀不轨没有进行任何指责，对在云南的孙可望亲信将领不予歧视进行加官封爵，并派遣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从抗清事业的大局而言，此举显然是尽力而为了，同时也是处理的非常得当，然而孙可望并未迷途知返，对李定国不仅打破了自己做皇帝的美梦，甚至连独断专行的国主地位也不能保，怀恨在心。他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要李定国亲自到贵阳来。实际上是骗李定国到来并加以杀害以便继续控制永历帝。李定国自然不会涉险，于是派遣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希望能捐弃前嫌。而王自奇和张虎一样为孙可望亲信死党，反而怂恿孙可望整兵攻击李定国。

八月，李定国将孙可望在云南的妻妾、儿子送往贵阳，命秦王藩下总兵王麟护送。临行前，定国亲自在昆明城郊设宴送行。对孙可望仁至义尽，并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然而孙可望已决计不肯回头，此举反而让孙可望更加毫无顾忌的打起内战。

孙可望此时兵力最为强大约有二十万之众，李定国、刘文秀部下只有三四万人。孙可望认为获得胜利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对永历帝和李定国所做的工作无动于衷，他打算推翻永历朝廷自己称帝，1657年八月一日，孙可望从贵阳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李定国同刘文秀率军约三万兵马前往阻击。

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李定国军士卒见可望兵多势众，颇有惧色。孙可望自以为万无一失，但是他出师无名，其手下将领如白文选，马进忠、马惟兴、马宝等人不愿火并反而约定阵前反戈，并告知了李定国。十九日双方交战于交水三岔口，由于白文选等部与李定国军内外夹攻，孙可望军心大乱，在一遍“迎晋王！”的呼声中十几万大军土崩瓦解，孙可望仓皇逃往贵阳。

交水会战胜利后，尚有张胜率军七千奔袭昆明，王自奇盘踞永昌，李定国回军解救，刘文秀和白文选继续追击孙可望，张胜率军至昆明准备攻城时发现城外张贴布告，方知道孙可望已经兵败，城上防守严密，被迫退军，与李定国军遭遇，大败而逃，被其原部将总兵李承爵擒住送到昆明处斩。

孙可望众叛亲离，兵败如山倒，投降了清朝。孙可望发动内战和叛变给抗清事业带来无比惨痛的损失。但是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明军并没有多大损失。抗清形势仍然有争取振兴的余地。

在善后事宜上，李定国对刘文秀心存芥蒂，不仅不采纳他的正确建议，在1658年召回刘文秀和一线将领，损失了大量的地方，不能不说李定国只考虑到整顿朝廷内部而忽略了全局的重大失误。而由于不能与刘文秀精诚团结，携手共进，至使刘文秀忧郁不已，在四月二十五日病卒，又是一个重大损失。

李定国在军事上优秀，在政治上，处理首先缺乏经验，同时因为孙可望打起的内战而紧张过度，本应各自团结一至，却反而心生疑虑，丧失了大胆信任人的勇气，而召回将领，是重要的地方均无人守卫至使在后来应对清军进攻时完全陷入了被动，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李定国毕竟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当他置身于政治事务的时候，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也是不能去苛求的，尽管这影响了军事战略的部署。

1658年一月九日，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由于李定国的举措不当，边境将领被调回，清军得以长驱大进，四月，贵阳便沦陷于清军之手，五月，清方三路大军会师，占领了贵州大部分地方，李定国率军作战不利，清军趁势向昆明推进。李定国发现清军势大，无法保守昆明，建议迁移。这是无奈之举，只有保持实力避其锋芒为唯一选择了，当时明廷各臣有两种意见：

一，向西部躲避
主张此意见的多为考虑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均在云南，不愿意离开太远，害怕以后不易回来。这个意见是非常错误的，逃到贫瘠的山区深去，没有足够的给养，只会日益更加衰弱，毫无发展的可能。是为私而废公，于抗清大局极为有害。
二，转移入四川
刘文秀临终时就曾建议转入四川。这是唯一正确的意见了，因为四川尚有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若会合保守，将来可顺江而下进取湖广，又可以向陕西扩张。而且兵员，给养也有来源，经营得当，还有机会逐渐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使各地抗清武装不至于丧失信心。

然而实际上最后选择的是，李定国护卫永历帝西撤，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率部北入四川，这样的分开行动无疑大大削弱实力，同时反映了，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旧部的分道扬镖，同时文官武将看到朝廷不入四川而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更进一步削弱了力量。

1659年一月三日清军占领昆明，四日，永历帝到达永昌，清军随后追击，永历帝被迫撤离。因为李定国带领主力西撤，冯双礼部虽顺利地到达了建昌地区，却力单势孤，难以有所作为。同时由于被清朝入滇军队隔断。使明军各自孤立，逐渐使各明军将领丧失了信心。

二月二十一日，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越州，由于清军明显占有优势，李定国决定在怒江以西二十里的磨盘山沿羊肠小道两旁草木丛中设下埋伏，攻击清军，由于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叛变投敌，已经中计的吴三桂得知后立即下令进入伏击范围的部队撤出，并沿路旁搜杀伏兵，双方于是展开激战，虽然由伏击变成了正面会战，但是只有几千兵力的李定国军仍然给予清军沉重的打击，尽管击败了吴三桂统率的清军使其暂时不能追击，已方伤亡也比较大。

磨盘山会战是最后一次使优势清军遭到重创，清廷因损兵折将而处罚三军主帅和统兵将领。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定国军兵疲将寡，兵势衰微之际仍然可以进行如此激烈和勇猛的阻击，证明了李定国的军事才能确实是当时最杰出的统帅之一。然而整个战略形势已无法扭转，他仍然独立支撑，坚持不懈，努力奋战，其精神更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