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评传选登-超级军网

康生评传选登
——灭口和毁证 

江青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她个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所有触犯过她的人，了解她某些阴私又不能为她“保密”的人，以及她认为妨碍她实现阴谋篡权的人，一律列为仇人，作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她把自己的这套做法，又传给了她的同伙，于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他们的“复仇运动”。 江青这一着，是从康生那里学来的。康生以自己的行动，向他的效法者作了样板。他所采取的手段，是中外古今一切奸人所惯用的绝
招，一日灭口，二日毁证。 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协”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心病： 叛徒、特务王云程，于1933年2年24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20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叛徒、特务卢福坦，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 “出卖同志”问题。此二人在解放后，被我逮捕，长期关押，末叛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摧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在康生的指令下，于1969年10月底11月初，将王、卢二人分别秘密处死了。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1967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大权之后；很快于1 0月8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按照康生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1970年2月才结束。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仅上海一地就调集六千余人(含外语人员3409人),组成204个小组,查封接管了103个单位保管的187万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60余万份(件)解放前的报刊资料　　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各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26000余卷(份),从市,区两极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41522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4卷(册),被抽页的,有536页,被抠挖的,有532处,被贴盖的,有39页.康生此举显然是为了消灭与自己丑 康生等人利用“清档”，如此疯狂地破坏档案，显然是用以消灭同自己丑史有关的物证。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小组在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历史的档案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这里不妨将此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春桥××
　　在市公安局档案处的猜档工作中，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的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案卷中的情况如下：
　　01I—16—134卷中，有康生的情况(35页)
　　011—16一月5卷中，存康生的情况(9页)
　们1一t6—126卷中，有康生同志的情况加6页)
　　现将原卷三件一并呈报。
 　　　　　　　　　　　　市革委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
 　　　　　　　　　　　　　　　　1968年3月15日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的材料共90页，至今下落明，很可能是毁掉了。这无疑是有关康生丑史的材料，不然，为什么要毁档灭证呢! 其实，康生之流愚蠢得很。历史事实是销毁不了的，毁掉了敌伪档案，毁不掉活的档案，毁掉了国内的档案，却无法毁掉国外的书刊。历史之无情，总是顽强地同伪造者作对， 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美国哈伤大学197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典》中写道： “康生1930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英国伦敦1974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A History of Chinese Secret Service----tuzhua ）一书，其中写道： “康生1930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的某种保护。”这几份国外书刊，都一致肯定康生在“30年”或“30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仔疑和揭发知此惊人的一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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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选登
——灭口和毁证 

江青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她个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所有触犯过她的人，了解她某些阴私又不能为她“保密”的人，以及她认为妨碍她实现阴谋篡权的人，一律列为仇人，作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她把自己的这套做法，又传给了她的同伙，于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他们的“复仇运动”。 江青这一着，是从康生那里学来的。康生以自己的行动，向他的效法者作了样板。他所采取的手段，是中外古今一切奸人所惯用的绝
招，一日灭口，二日毁证。 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协”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心病： 叛徒、特务王云程，于1933年2年24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20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叛徒、特务卢福坦，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 “出卖同志”问题。此二人在解放后，被我逮捕，长期关押，末叛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摧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在康生的指令下，于1969年10月底11月初，将王、卢二人分别秘密处死了。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1967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大权之后；很快于1 0月8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按照康生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1970年2月才结束。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仅上海一地就调集六千余人(含外语人员3409人),组成204个小组,查封接管了103个单位保管的187万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60余万份(件)解放前的报刊资料　　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各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26000余卷(份),从市,区两极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41522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4卷(册),被抽页的,有536页,被抠挖的,有532处,被贴盖的,有39页.康生此举显然是为了消灭与自己丑 康生等人利用“清档”，如此疯狂地破坏档案，显然是用以消灭同自己丑史有关的物证。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小组在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历史的档案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这里不妨将此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春桥××
　　在市公安局档案处的猜档工作中，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的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案卷中的情况如下：
　　01I—16—134卷中，有康生的情况(35页)
　　011—16一月5卷中，存康生的情况(9页)
　们1一t6—126卷中，有康生同志的情况加6页)
　　现将原卷三件一并呈报。
 　　　　　　　　　　　　市革委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
 　　　　　　　　　　　　　　　　1968年3月15日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的材料共90页，至今下落明，很可能是毁掉了。这无疑是有关康生丑史的材料，不然，为什么要毁档灭证呢! 其实，康生之流愚蠢得很。历史事实是销毁不了的，毁掉了敌伪档案，毁不掉活的档案，毁掉了国内的档案，却无法毁掉国外的书刊。历史之无情，总是顽强地同伪造者作对， 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美国哈伤大学197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典》中写道： “康生1930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英国伦敦1974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A History of Chinese Secret Service----tuzhua ）一书，其中写道： “康生1930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的某种保护。”这几份国外书刊，都一致肯定康生在“30年”或“30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仔疑和揭发知此惊人的一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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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

此类人太多了

注意拍板，好资料，好排版。

康生这个垃圾！只可惜没得到严惩，让这个匹夫死了。

这混蛋真想剥他的皮！

中国版的贝利亚。

哪朝哪代都少不了这样的奸佞小人~~~~~~

我以前整理的，今天贴上来给大家做资料：

　　　　　　　康　生　生　平　简　表

１８９８年冬
　　生于山东胶县利民区大台庄的一个大地主家，排行老四，乳名张旺，名宗可，字少卿。兄弟四人，大哥宗彝，二哥宗开，三哥宗儒。

１９０６年　　八岁
　　在张家专为其子弟开设的学馆读私塾。

１９１１年　　十三岁
　　私塾停办，闲散在家

１９１４年　　十六岁
　　打架斗殴，被父亲禁闭在家。后改名张宗可，去青岛礼贤中学读书。

１９１５年　　十七岁
　　与胶南县陈家庄女子陈宜结婚，育有一女一男。女儿张玉瑛，后在青岛烟厂当工人。儿子张玉珉（张子民），曾在国民党救济总署青岛分署当职员，“文革”后期，是杭州市负责人。

１９１７年　　十九岁
　　夏，中学毕业回到大台庄。秋，家遭土匪抢劫，搬往诸城。改名张裕先，入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１９１８年　　二十岁
　　在诸城高等小学执教，易名张叔平。

１９１９年　　二十一岁
　　“五四”运动爆发，思想上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

１９２４年　　二十六岁
　　离家前往上海，入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社科系学习，系主任瞿秋白。不久，又改名张耘。

１９２５年　　二十七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曹轶欧认识。
　　二月，积极参加上海“二月罢工”。
　　六月，回诸城探家。
　　七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１９２６年　　二十八岁
　　九月，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
　　１０月２４日，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１９２７年　　二十九岁
　　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
　　二月，参加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
　　三月，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
　　年底，康生弃妻，曹轶欧弃夫，两人结婚。

１９２８年　　三十岁
　　春，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
　　夏，任中共沪中区区委书记。
　　六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书记。向忠发缺才、少德、无能、粗暴、简单，实权掌握在李立三手中。张耘积极打压批评李立三的人。
　　秋冬，化名赵容，被李立三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１９２９年　　三十一岁
　　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的路线，及其对江苏省委的改组。
　　夏，执行李立三决定，给刚回国准备夺权的王明一个冷板凳，任命为上海南洋烟厂支部书记。

１９３０年　　三十二岁
　　一月，王明在上海闸北地区一次会议上被捕，未等上刑就招出身份。党组织果断采取措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王明也被营救出来。
　　３月１０日，张耘狠批王明“贪生怕死”、“软骨头”。最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性为名，给予王明警告处分。
　　七月，王明在党中央机关人员工作会上，王明批李立三左的错误，张耘发言：“反李就是反党！”王明被戴上“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９月２４至２８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批评。张耘狠批李立三，同旧敌王明拉上关系，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１９３１年　　三十三岁
　　首次获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王明的支持下从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升任部长。
　　六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任总书记。
　　七月，中央宣传部被破坏。王明惊吓之余辞职，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从上海逃往莫斯科，遥控中共。

１９３２年　　三十四岁
　　几乎每月一篇吹捧王明路线的文章。

１９３３年　　三十五岁
　　中共中央机关屡遭破坏，迁往江西苏区，张耘被留守上海局。
　　七月中旬，带着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从上海逃往莫斯科，改名康生，在王明的支持下当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替王明将批评过他的中央委员陈郁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康生将陈郁改名彼得，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配到列宁格勒一个拖拉厂劳改（后被周恩来知悉，交涉，救出）。

１９３４年　　三十六岁
　　一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康生缺席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首次进入中央政治局。康生在莫斯科继续吹捧王明。
　　十月，江青在上海被捕叛变。
　　年初，苏共十七大会议上，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基洛夫比斯大林多得３００票。１２月１日，基洛夫被暗杀。斯大林立即大规模开展“镇反肃托”。

１９３５年　　三十七岁
　　王明、康生成立肃反办公室，伙同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在留苏学生中“镇反肃托”，消灭大量留苏人员。萧寿惶，广东人，１９３２年在中共中央“某机关”工作，他知道康生当年叫赵容，借着汉奸的名义，害了不少人。康生亲自日月不停地审讯，将其刑讯致死。武胡景，山东人，１９２９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和康生同乡、同事。１９３１到东北任北满特委书记，１９３２年又调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３３年“复任”中央“某机关”负责人。他熟知康生过去作为。肃反中，被逼供未果，被送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处了死刑。
　　１月１５日，遵义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李德解职，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夏，康生串联不明真相的留苏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十一月，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继续拥护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１９３６年　　三十八岁
　　当年，王明、康生绕过延安，直接指示东北地下党组织：“……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引起当地党组织的激烈反对：“这不赞同鬼子并屯吗？”王明、康生随即以赴苏学习为名，将东北地下党组织高级负责人分批分期调往莫斯科。这些人到达后，被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劳改、流放、下落不明。只有极少部分人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被中共救回东北工作。
　　王某，东北抗日联军二军二师政委，奉命赴莫斯科学习。途中，收容一名自称是被日本特务追捕的黑龙江富锦的青年朝鲜女人及其家小。康生以“来历不明，肯定是日本特务”为理由，将该女子送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判刑。王某也被判刑８个月，刑满之后，又送到北极地区劳改８年。

１９３７年　　三十九岁
　　春，康生消灭王某。王某，１９３２年曾在上海与康生共事，后任满洲特委省委书记。在上海时曾写信向中央告过康生。王某入狱后下落不明。其妻被开除党籍，流浪街头。
　　十一月，尾随王明绕道新疆回到延安，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分得三间的窑洞一个。积极支持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要接受蒋介石领导的路线。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唱对台戏。
　　１１月２０日，延安《解放》杂志第２４期上发表时评中，“希望”陈独秀“重新振作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队伍来。”
　　十二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发言：“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同陈独秀合作。……陈独秀是日本特务，每月领日本人三百元补贴。”——当时收买托派骨干的价格是五万元，蒋介石企图收买陈独秀的开价是十万元。

１９３８年　　四十岁
　　１月１日，康生在延安《解放》杂志第２９期至３０期上，发表他亲笔写的《铲除日寇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的长文。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等人正在争取的陈独秀。康生所谓的“根据”在时间、地点、人物上与历史事实严重矛盾。当时的陈独秀虽然与中共在政见上分歧，但是积极抗日，不为蒋介石所用，作风清高，社会知名。他的言行都在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等人的接触、了解、掌握中。
　　康生的文章，激起国统区爱国知识分子的严重不满，影响恶劣。３月１６日，武汉《大公报》刊登了《傅汝霖等九名教授的公开信》，公开为陈独秀鸣冤。　　
　　八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握有审查干部，反特务大权。
　　秋，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王世英以电报汇报江青被捕的历史，报告被康生扣押。十一月底，毛泽东和江青结婚。

１９３９年　　四十一岁
　　利用职权制造了有名的“三大特务案”，震动了延安和延安地区。从此，被称为反特“专家”。
　　案一：钱某某，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１９３７年国共合作时候，他主持过联系修筑公路的有关事宜。这件工作，自然要和国民党对口部门的负责人发生接触。夏，钱某某被关，直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这件案件最后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案二：王某某，十九岁，女，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投奔革命。１９３９年四月，康生亲自下令逮捕王某某。刑讯逼供。从１９３９年一直关押到１９４６年。
　　案三：李某，女，东北地下党员。１９３８年来到延安。延安出名的美人。１９３７年七月底被捕。
罪名是“日本特务”，证据是“穿了一件日本衬衣”。
　　“三大特务案”后来被证明是刑讯逼供的结果。

１９４０年　　四十二岁
　　发表《反对反共分子的内奸政策》一文，为其发明的“抢救”运动制造理论根据。

１９４１年　　四十三岁
　　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被任命为副主任（也称为副组长）。年底，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称自己一向反对王明，在莫斯科是受王明打击的。

１９４２年　　四十四岁
　　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开始整风运动。时值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附近陈兵数十万，同时，派遣特务到延安活动。
　　康生就此制造特务恐慌，大抓特务。

１９４３年　　四十五岁
　　四月一日，胡宗南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延安。康生以“预防隐藏在党的内部的内奸和胡宗南的代表团接触”为名，一夜之间逮捕二百多人。
　　七月十五日的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会上，康生作了“抢救运动”的动员报告。报告后，每个单位都行动起来，到处开“抢救大会”、“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整个延安和边区，顿时特务如麻，没有一个机关和单位是纯洁的，都钻进了各种各样的“国特”、“日特”、“ＣＣ”、“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等等。
　　康生在一次会议上分析敌情时，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我说出来，也许会把你们下一大跳，到延安来的党员也好，干部也好，有百分七十、八时，在政治上都是靠不住的，是各式各样的特务、叛徒、坏人！……各单位要按照这个指标去抢救失足者！谁完不成指标，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他本人有问题。”
　　于是……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抓了一百七十个“特务”；关中师范参加整风运动的八十八人，挖出了六十二个特务；绥德师范挖出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延安警卫团居然挖出了百分之八十到及时的人是“特务”；陇东一个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挖出了二百多人的“特务系统”！连中央秘书处，只有六十多人，也挖出十多个“特务”。
　　延安，成了“特务”的天下了。
　　毛泽东说：“这样搞肯定有问题。”
　　八月十五日，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指出：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等等。决定中还提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
　　康生继续“反特”。
　　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在报道“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情况时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两千六百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这一百九十余人。在这份材料上，毛泽东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中央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了。

１９４４年　　四十六岁
　　年底，平凡甄别结束。事实证明：所谓的“特务案”，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人平反，予以释放和恢复名誉。康生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批评。但是仍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人，被关在延安保卫处的窑洞中。这些石康生亲自“鉴定”的“特务”、“汉奸”、“托派”，不予审理、平反。
　　冬，毛泽东向受冤屈的同志道歉：“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１９４５年　　四十七岁
　　年初，毛泽东向在“抢救”运动中受冤屈的人士正式道歉。
　　四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很多人不愿意投康生的票，经毛泽东做工作，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免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长之职。

１９４６年　　四十八岁
　　活动未见公开资料记载。
１９４７年　　四十九岁
　　三月，胡宗南侵占延安时，未被甄别的王实味等一百多人随着部队撤离到黄河边，在康生的命令下被秘密处决。
　　去山东渤海地区搞土地复查，推行领导大换班的错误做法。结识王力，关锋等人。
１９４８年　　五十岁
　　把山东省主要负责人黎玉（也是华东局的副书记）打成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的总头子，并将其赶出山东。
１９４９年　　五十一岁
　　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山东分局第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和党委书记。任命其老婆曹轶欧委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小姨子苏枚主持山东党校工作。六月，因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书记失利而撂挑子。在青岛容成路四号德国式别墅疗养，终日绘画、写字、雕金石。
１９５０年　　五十二岁
　　初夏，到杭州西湖休养。因为和小姨子苏枚的暧昧关系，闹得满城风雨。向中央表示：他不是特务奸细，请求组织不要误会他。七月二十三日，到北京休养。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５年
　　该公开资料指称康生在北京休养……

１９５６年　　五十八岁
　　九月，出席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为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７年　　五十九岁
　　三月十五日被任命为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１９５８年　　六十岁
　　到处鼓动“教育革命”和“大跃进”，提出“停课闹革命”、“消灭家庭”的口号。几个月中一共作了七十余次鼓吹“神话”时代的报告。
　　一月，广西南宁，毛泽东批右，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云等。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一散，康生到四川省，对省委扩大会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神话时代，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反右倾。”康生是党内煽动“神话”时代第一人。
　　视察二十天后回到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会议一结束，二月二十六日，他又急急忙忙去东北三省巡行。每到一地，逢场必讲：“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跃进的时代。”
　　三月八日上午，哈尔滨工业大学，康生讲：“现在提倡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教育史上的一场大革命，我们要边生产，边劳动，边学习。单纯学习这种形式的学校，应该消亡；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新事物。”
　　康生在东北鼓动了四十天，然后返回北京，参加八届五中全会。其后从六月三日起，三个月内视察了北京、天津、河北。
　　七月十七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报告：“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你们师大有两项任务，一个是大办工厂，一个是大办学校。每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还要办一个学校。从小学办到大学，今年至少要办起各种类型的学校。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挂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这样，才能联系实际。一个院长，也要兼上十几个长；要兼校长、农场场长、研究所所长、农林局局长……。农大总共有六十五个班，每个班都要办一所学校，要办小学、农业中学、农业技术学校、拖拉机训练班、扫盲班等等。”
　　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决定钢铁产量要翻一番，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全国高级社一律升级为人民公社，要大办教育，大办钢铁。
　　会议结束后没几天，康生到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巡视了两个多月。走到哪，讲到哪。
　　当年他出巡六个多月，除去途中时间，不过一百多天，却做了七十一次报告，合计一百五十多万字。

１９５９年　　六十一岁
　　七月，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大加批判。十月，组织对哲学家、党校校长杨献珍进行批判，批判“合二为一论”。

１９６０年　　六十二岁
　　中国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局面。被吹破天的“三面红旗”，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反而造成了危机。
　　康生的神话般的《狂想曲》唱不出了。改鼓励演员演鬼戏、色情戏。
　　康生提倡的戏有：妓女戏《胭脂虎》、吹牛戏《十八扯》、寡妇调情戏《虹霓关》及《大劈棺》、《马寡妇开店》、《盗魂铃》、《大五花洞》等禁戏。康生不但到场看，而且指导有加。其中《大五花洞》一戏是演一群鬼变成妖艳潘金莲，在公堂上戏闹武大郎，嘲弄县官，竭尽挑逗之能事。过去，这种戏是专为军阀恶霸、达官贵人、地痞流氓解闷消遣，和卖弄色相而演出的。稍有自尊心的女演员，即便在逼迫之下，也不愿演这出戏。但康生和江青却以中央大员和第一夫人的身份，点了这出戏。
　　康生曾指导友人孟超改写昆曲鬼戏《李慧娘》，后在文革时通过专案组将孟超灭口。

１９６１年　　六十三岁
　　继续鼓励演员演鬼戏、色情戏。

１９６２年　　六十四岁
　　借所谓的“利用小说反党案”对习仲勋下手。小说即《刘志丹》。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小说案那阵子，一切都象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论是什么“绝密资料”，只要斗争需要，那些大权在握的人，都会交给红卫兵，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揪人。
　　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撤职流放到洛阳，审查十六年，还被捕入狱八年。
　　贾拓夫，国务院经委副主任，撤职下放，迫害致死。
　　马文瑞，劳动部部长，坐牢六年。
　　白坚，一机部副部长，迫害致死。
　　刘宗焕，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批斗和毒打之后被扔在河里，含冤离开人世。
　　何家栋，小说责任编辑，被赶到农村，工资停发。全家六口人，每人每月只给五元生活费。他的母亲和两个儿子生病时，求借无门，只能看着他们死去。
　　小说作者去陕北采访，当地群众王悦贤、李景华，好心为他带路。却被迫害致死。
　　康生还给邓子恢扣上“单干风”的帽子。
　　因揭发这两案有功，被提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１９６３年　　六十五岁
　　七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苏双边谈判。

１９６４年　　六十六岁
　　策划组织批判“合二为一”论，先后发表了五六百篇轰击文章，制造哲学公案，鼓吹斗争哲学。谁讲团结、统一、合作、友好，即使修正主义，讲对立、分裂、斗争，则是革命。该案株连理论界、文艺界和教育界上万人。

１９６５年　　六十七岁
　　向最高领导人搞吴晗的状，说吴晗写《海瑞罢官》一戏，与“彭德怀翻案有关”。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十九天，全国报纸都没理这个茬。江青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各报刊拒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印小册子。在征求印数时，北京新华书店不知来头，只要了几千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陈伯达向毛泽东谈到了这件事，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戚本禹又根据文章中“这出戏要害是‘罢官’”这个精神，突击写了《要害是罢官》一文。中宣部不知来头，未予理睬。消息反馈过来，毛泽东大怒，说中宣部扣压左派文章，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针对这种来势，说了句：“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这句话，使最高层震怒。

１９６６年　　六十八岁
　　二月初，参加由彭真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工作，任副职。这是一个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提倡学术讨论自由的机构。康生在开会时总是不吭声，幕后又同江青频繁策划“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二月三日，五人文革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上，彭真发言：“根据调查的事实，说明吴晗和彭德怀，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吴晗是根据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会议三个月后才开的，也就是一九五九年七月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切是庐山会议之前，这是事实。《海瑞罢官》这出戏上演之后，毛主席还把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中作客，主席当面称赞马连良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这些并不是凭我脑子想出来的，而是从调查中来的。”
　　会议的情况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
　　二月五日，毛泽东在武汉，由刘少奇在中南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中心议程是“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汇报刚完，刘少奇问：“吴晗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彭真据实回答。刘少奇点了点头，康生一言不发。刘少奇当场指定彭真去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专程去武汉。
　　江报完，毛泽东问：“《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翻案是不是有联系？”
　　彭真答：“根据调查，不存在联系问题。”
　　“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说到这，毛泽东又改口，“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
　　毛泽东的话使得在场的康生很不自然。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根据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常委汇报时都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按照惯例，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并送给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传阅。康生在文件上划圈。
　　三月二十八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三人获得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此事的机会。毛泽东表态：“这个《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的，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五月上旬，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大批《二月提纲》：“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会议决定：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无效；撤消彭真一切职务。经毛泽东提名，康生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康生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聂元梓在康生的指示下在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半天时间，就有师生群众自发贴出上千张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晚上，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周恩来立刻派人去北大，重申“中共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梓等人。康生大惊，用急件将大字报底稿送武汉。
　　六月一日下午，毛泽东从武汉打来电话，同意将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当晚，大字报播出。
　　就此，文革帷幕完全拉开了。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八月十八日，北京。毛泽东戴着红卫兵的袖标，穿着草绿色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康生在休息里用钢笔给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写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地查查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红卫兵代表立刻组织了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大量印刷康生的指示，以此为“特种证件”，冲进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涉密档案。

１９６７年　　六十九岁
　　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
　　一月，康生得密报知悉中央党校“红战团”在整理他的材料，下令把定其为反动组织。
　　二月，在怀仁堂同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摊牌”，组织围攻这些老帅。
　　四月中旬，康生的小姨子、姘头、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自杀身亡。康生不服验尸结论，施加压力。最后，此案逮捕七人，其中逼疯一人，逼死一人。
　　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了中组部的造反派。说：“你们为什么不学习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等组织揪叛徒的经验呢？他们能干的，你们就干不了吧？你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知道的情况多，掌握的材料多。”康生一声命下，只要是两脚跨进监狱大门的隐蔽战线的情工人员，都是叛徒了。
　　截至六月七日，康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全国共揪出五千二百名叛徒。揪斗的重点是刘少奇、周恩来和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的高级干部。其中著名的冤案有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案”。康生手下的戚本禹同反周的“五.一六”组织频繁联系，并狂妄地整了周恩来的材料，想把周恩来打倒。
　　七月二十日，康生利用武汉市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推搡王力的过激行动，编造出“七. 二０反革命事件”。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康生、江青等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幕百万军民“欢迎”中央文革代表团归来的闹剧。大会结束，江青在电梯口叫住蒯大富道：“主席在上海，一是同意开这个欢迎会，二是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我两天前的讲话你看了吗？”蒯大富点了点头。江青又道：“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功武卫’，你回去召集个会，传达一下精神。”“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康生站在一旁，拍拍蒯大富的肩膀，帮腔道：“这正是你们大显神通的好时候。甩开膀子干吧！”蒯大富会意地点头称是。
　　于是，军队大乱。有的军事首脑机关完全瘫痪了，溃不成军。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他看了《红旗》杂志十一期社论，又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拿起笔批道：这是“毒草”；他怒斥林彪、康生、江青等一伙“揪军内一小撮”，是乱军夺权，以批了四个字：“还我长城”。
　　九月，毛泽东要追查《红旗》社论、反军乱军案。康生被迫亲自下令：“王力、关锋、戚本禹停职检查。”
　　得知康生抓替死鬼后，王力、关锋的好友，文革宣传组办公室主任李广文于十月八日贴了康生的大字报。遭到镇压。此案株连达三百五十人。

１９６８年　　七十岁
　　一月，指使中组部的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一九三七年以后历任中组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还诬陷先后担任过中组部副部长的二十二人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和“三反分子”。一月二十一日，宣布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特务”，仅这一案受株连的达十余万人之多，一万六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定内蒙古“内人党”一案，株连了数十万人之多。
　　强迫安子文写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
　　五月，宣布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七月，亲自把中共八届中委的分类名单，呈送江青，将其中百分之七十二的人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
　　八月，同曹轶欧（老婆）、郭玉峰一起，在中共八届监委中，定百分之六十二的人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将三届人大常委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一半以上的人定为“坏人”。

１９６９年　　七十一岁
　　主持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九大”会议期间，组织“造反派”围攻朱德等老帅。
　　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

１９７０年　　七十二岁
　　四月中旬，在全国整党建党工作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中心意思是，今后要把中共建成一个“三忠于四无限”、“能进行阶级斗争”的党。率领江青、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多次去文物管理处盗窃文物。
　　九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组织宣传组，被任命为该组组长。宣传和组织两大权力机构，集于一人之身。
　　十一月十三日，在钓鱼台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布置继续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等理论观点。
　　同年八月下旬，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同林彪、陈伯达一起炮制“天才论”语录。全会决定批陈伯达后，使出移花接木的手法，以批判杨献珍来掩护陈伯达。

１９７１年　　七十三岁
　　二月，抱病（膀胱癌）为江青修改在北京军区师以上干部批陈整风会上的讲话稿。
　　九月十三日，得知林彪坠机蒙古后，立即布置心腹销毁秘密印刷的《林彪文集》，并指使曹轶欧立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通报此事，曹宣传：“康生恨死林彪了。”

１９７２年　　七十四岁
　　继续养病。

１９７３年　　七十五岁
　　病情恶化。
　　八月下旬，出席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八月三十日，出席中共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是一生中地位最高的时期。

１９７４年　　七十六岁
　　积极帮助江青策划反对周恩来，指挥中央党校“造反派”写出一系列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借批孔之名，行批周之实。
　　年底，召见心腹，安排后事。他说：“我下部长瘤子，淌血，下行了。”又说：“现在党内斗争很复杂……但是我不甘心死。”

１９７５年　　七十七岁
　　一月，四届人大在京举行，因病缺席，会上被选举谡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夏，召见两位通天的女青年，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要求向上转达。后又去中南海毛泽东处告邓小平的状。
　　十二月十六日病死。
　　讣告中给他戴上“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１９８０年　　康生死后五年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他的骨灰也被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取出。
　　夏，北京故宫后院的东宫，举办了康生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展出珍贵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