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开国将帅中谁是第一名：李靖还是徐世勣？

从军功来看，显然徐帅参与的大小战役比李帅多的多，李帅立下的不多的几件功劳，也都有徐帅并肩指挥。而徐帅到高宗时代一柱擎天更是无人可比了，所以把时间放长点的话，徐帅是开国第一帅，无疑义。

还是扶立武则天上位的第一功臣

瓦岗军起义领袖翟让，韦城(今滑县东南妹村)人，原是衙门法曹小吏，因出于不平，放走无辜“罪犯”，被判死刑，入狱待毙。法主黄君汉看让气度不凡，将其放出，劝他举大事。翟让回家，与其兄翟弘、侄摩侯、友王儒信奔瓦岗(今滑县东南)，聚众起义。时现曹州单雄信、卫南(今滑县英公村)徐世勣、当地富户贾雄，皆聚瓦岗。他们杀赃官，开仓放粮，赈济贫民，民众大悦。哥曰：“扶着爷，搀着娘，携着儿女去瓦岗，瓦岗寨上吃义粮。”农民纷纷加入义军，义军很快发展至万人。
迅速发展
瓦岗军迅速发展，给军需带来困难。徐世勣献计曰：“此地为公与乡土，人多相识，不宜侵掠。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官旅运往不绝，若能截取，足以自资。”让从其方，于是沿运河截获商旅公物，军旅大振。大业十年(614年)十二月，率兵攻克郑州、商丘等郡县，缴获大批军械物资，控制了从梁(开封)至黎阳(浚县)一段永济渠。 瓦岗军的胜利，震动了隋王朝，大业十一年(615年)令齐郡通守张须陀镇压瓦岗军。在力量悬殊情况下，义军被迫撤离宋、郑，守瓦岗，转战树林沙丘之间，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终于击退了张须陀。后韦城周文举、雍丘(今杞县)李公逸、内黄王伯当率部投瓦岗。
大业十二年(616年)，贵族出身的李密，在参与杨玄感兵变失败后，流浪无着，经王全伯当介绍，加入瓦岗军，密识兵书，有谋略，很受翟让器重，遇事辄与相商。为扩大根据地，瓦岗军继续向隋军出击。翟让率兵数千，攻克韦城，占领东郡白马(今滑县白马墙)，杀死君太守；单雄信率军北上，连下浚县、汤阴、内黄；李密率兵攻打濮阳、范县，至白堽(北有密城)，扎寨为营。义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响应，部众增至数万。
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李密建议西取洛阳。单雄信率精兵三千，绕道攻荥阳，翟让、徐世勣、李密率大军破金堤关(今荥阳东北)，荥阳太守张庆告急，炀帝复令张须陀为河南讨伐使，统率各路大军前去镇压。初对垒，让有惧色，密曰：“须陀勇而无谋，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密与世责力、伯当伏于大海寺北林中，让引与战，稍却。须陀急追，伏兵四起，前后合击，官军大溃，遂斩须陀于阵，副将贾务本受伤身死，部将秦叔宝(秦琼)、罗士信(误传为罗成)东窜投裴仁基去了。
赈济贫民
大业十三年(617年)春，瓦岗军决定袭取兴洛仓(又名洛口仓，在今巩县东南)。兴洛仓方圆二十里，有三千地窖，存粮八千石，是隋朝最大粮仓之一。翟让、李密选精兵七千，避开裴仁基据守的虎牢关，从荥阳南绕道阳城(今登封县)，越方山，从罗口直捣兴洛仓。兴洛仓守将邴元真，猝不及防，率众投降。义军占领兴洛仓后，“开仓恣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瓦岗军开仓放粮，赈济贫民，大得人民拥护，青年踊跃参加义军，山东宿城(今东平县)县令祖君彦叛隋归顺，义军很快发展几十万，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农民队伍。 兴洛仓失守，隋王朝惊恐万状，遣虎贲郎刘长薛配合讨捕大使裴仁基进剿义军。义军英勇作战，在石子河一战，大败官兵，刘长薛化装逃回洛阳，仅免身死。裴仁基见大势已去，便率其子裴行俨和部将秦叔宝、罗士信投降瓦岗军。义军接着烧毁天津桥，攻陷丰都市，夺得了第二大粮仓——回洛仓，从此瓦岗军威震国中。
瓦岗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为进一步埋葬隋王朝，急需建立政权。李密时间中运筹，由王伯当、徐世勣出面，推李密为主。翟让认为密才出己之上，情愿让位于密。密称魏公，改大业十三年(617年)为永平元年，设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徐世勣、房彦藻、邴元真、祖君彦等各有所封。扩仓城四十里，定都驻守。时山东东阿县程知节(程咬金)、武阳(今大名县东)郡守元宝藏及幕客魏徵等相继来投。史书载：“道路来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李密选精兵八千组成卫队，言可抵十万，由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做骠骑统领。记室祖君彦写了一篇有名气檄文，列举炀帝十条罪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号召广大人推翻隋朝统治。
义军节节胜利，逼近洛阳，洛阳留守越王杨侗恐慌万状，急向江都求教。大业十三年七月，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统兵五万进剿，义军奋勇反击。两军相持百日，在黑石关、石子河、回洛仓等地打了六十余仗，屡败官兵，世充逃至别处，无面见杨侗。是年九月，李密派徐世勣率兵五千，会同河北、山东各路义军攻打黎阳仓(今浚县西南童山脚下)，歼灭守敌，开仓放粮。饥民得救，欢腾雀跃，世责力旬问得兵二十万。隋朝各地官兵相继倒戈归呀，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内部分裂
就在瓦岗军势将灭隋的关键时刻，内部发生了分裂。平时李密结党拉派，培植私人势力，早为部下觉察，私下多有怨言，劝让自立，让从大局出发，以团结为重，说服众属。李密稍有所闻，嫉妒在心，于617年十一月十一日，借庆贺石子河战役胜利名义，设宴招让入席，暗使党徒蔡建德将翟让杀死。王儒信、翟弘、摩侯同时遇害，徐世勣被砍伤，王伯当、单雄信叩头求饶，方得幸免。翟让被害以后，部将非常寒心，认识到李密原是个气度狭窄，忘恩负义之徒，所以离心日重，战斗力日衰，从此瓦岗军走向了下坡路。
瓦岗兵败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叛贼司马德勘宇文化及在江都煽动卫兵兵变弑逆隋炀帝后，率兵十万，欲争中原。洛阳留守越王杨侗闻炀帝被弑，在洛阳称帝，号皇泰主。他怕宇文化及北归西侵，便招降李密，封密为太尉、尚书、行军元帅等职，令其讨伐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据滑州，攻黎阳。黎阳守将徐世勣，初战不利，退保仓城。密率众往救，在童山与化及决战，此次战斗非常激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李密中箭落马，幸得秦琼相救，方得脱险。再经世勣力战，击败化及，宇文化及退保魏县，亦自称帝，后被窦建德杀于聊城。 公元618年七月，童山大战结束，李密回洛阳请功，途闻王世充政变，不敢回城，暂驻金墉。王世充乘李密大战后疲惫之机，向密突然发动进攻。魏徵谏，此时应“深沟高垒，待敌粮尽，追而击之，可得全胜”，被认为“老生常谈”，不予理睬，结果第一天战斗便遭失利，大将裴行俨、孙长岳、程咬金都受重伤。九月两军决战，世充伏兵北邙，李密麻痹轻敌，结果被伏兵四处掩杀，瓦岗军全线崩溃。裴仁基、祖君彦、裴行俨、程咬金、秦叔宝、罗士信被俘；郑颋被部下所杀，举城投降；邴元真、单雄信等均向王世充投降。李密率残兵两万西投李渊。

公元619年（武德二年），李密被王世充打败，聚集余兵归顺唐朝。李密原来管辖的地盘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都被李勣占据，没有具体归属，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已经归附大唐，如今这里的人民土地，是属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献出它们，就是借主人的失败得利，自己为自己邀功，用来求取富贵，是我认为耻辱的。现在应当一五一十地记录州县的名称数量和军民的户口，全部报告魏公，让魏公自己献给朝廷，这样就是魏公的功劳了。”[6]
于是派使者报告李密。使者初到朝廷，李渊听说李勣没有奏表，只有信给李密，非常奇怪。使者把李勣的本意上奏给李渊，李渊非常高兴地说“：徐世勣感怀主人的恩德、推辞功劳，确实是一个纯厚的臣子。”下诏封他为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不久加授右武侯大将军，改封曹国公，赐姓李氏，赐良田五十顷，上等宅第一所。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辞去王爵，于是改封为舒国公，授散骑常侍、陵州刺史。[7] 命令李勣统领河南、山东的军队抵抗王世充。等到李密反叛朝廷被杀，李渊因为李勣过去曾经侍奉李密，派遣使者告诉李勣李密反叛朝廷的情况。李勣上表请求收葬李密，李渊下诏许可他的请求。李勣披麻带孝，和李密原来的僚属将士一起把李密安葬在黎山的南面，坟高五丈，丧期过了才散去，朝廷民间都认为李勣有义气。

徐帅参与战役比李帅多，战功多，且在战场上救过李世民；救李二不是小说里的情节么？虽有一种说法单雄信看在徐的面子上直接就放了李二一马但感觉不是很可信。

徐帅参与战役比李帅多，战功多，且在战场上救过李世民；救李二不是小说里的情节么？虽有一种说法单雄信看在徐的面子上直接就放了李二一马但感觉不是很可信。

东突厥崛起
自隋朝开皇三年突厥汗国分裂之后，东突厥汗国就南下臣服于隋朝，并且和隋朝
唐朝势力范围[8]一起对抗在中亚地区独霸一方的西突厥汗国。隋末唐初，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即位成为东突厥的可汗。当时中原的隋朝政府因为起义军和军阀此起彼伏，混战不休，因此无暇顾忌北方的突厥部落。始毕可汗乘机脱离了隋朝，开始迅速崛起。他历次发兵南下，掠夺边境各州，公元615年甚至将隋炀帝围困在代州，后来幸亏李世民和王世充分别率部解围才使隋炀帝幸免于难。北方各地的起义军为了稳定后方，纷纷与东突厥结盟，并称臣纳贡。[9-10]   东突厥也愿意支持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刘黑闼、高开道、薛举、李轨、郭子和、苑君璋、徐圆朗等割据势力，以图将来在中原增加影响力。
李渊称臣
唐高祖李渊于618年在太原起兵，参与对中原的争夺。当时他用空城计吓退过来犯的突厥军队。但是李渊仍然明白自己无法于突厥骑兵抗衡，因此差遣刘文静出使东突厥，向突厥上表称臣。当时李渊与始毕可汗的约定是，唐军攻下的地区，土地人民归李渊，金银财富归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欣然答应，并且给李渊提供了一些突厥战马。620年，颉利可汗即位，开始破坏唐朝与突厥的盟约，屡次协同铁勒、薛延陀等诸部南下袭击北方边城。李世民于武德七年用反间计打退过突厥军队，然而总的来说，唐军处于弱势。李渊和李建成甚至想过要迁都以避免被突厥围歼，终遭李世民反对而作罢。[11]
渭水会盟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唐军终于平定四方，统一全国，开始商议反击突厥的战争。同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顷其全部人马，入侵唐。闰七月，唐朝有人（有说是太子李建成）提议迁都躲避突厥入侵，李世民反对，李渊决定不迁都，并于二十一日派遣李世民出豳州道抵御突厥。八月十二日，双方在五陇阪（今陕西彬县）交锋，称五陇阪之战。李世民用反间计，联合突利可汗离间颉利可汗，使突厥退兵。十天后，另一支突厥军队在杜阳谷被唐朝开国名将驸马柴绍击败。这一年是唐朝正式对突厥作战的开始，因此也有人认为唐与突厥的战争开始于此时。[12-13]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兄长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夺得唐朝的帝位。东突厥颉利可汗趁着李世民尚未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罗艺等李建成和李元吉余部招降或铲除干净，命拔野古部和同罗部的骑兵围攻乌城，牵制住程知节、徐世勣、柴绍和屈突通的唐军主力，他自己则协同其弟突利可汗以及铁勒首领契苾何力率20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长安城，占领了离长安不远的武功城。颉利可汗派遣帐下大将军执失思力进长安城威胁唐朝君臣，并同时率大军进逼到长安城外的渭河北岸。李世民扣留了执失思力，然后冒险率长孙无忌、高士廉、房玄龄、侯君集、段志玄、独孤彦云等六骑到长安城外的渭水便桥南岸，隔河大骂东突厥背信弃义。同时，唐朝大将尉迟敬德率领一支军队于泾阳之战中击败突厥的左翼军，突厥名将阿史那乌默啜几乎被俘。颉利可汗等自知理亏，又因为侧翼遭袭，大将被扣押，因此与李世民在渭水便桥上斩白马为盟，之后退兵。李世民也放回了执失思力。李世民将此事视为警告，因此从他即位开始，就着手准备灭东突厥。[14]
时机到来
渭水会盟后，唐太宗为彻底解除突厥威胁，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增强国力，在军事上积极备战。他一反前朝不许臣下带武器上殿的规定，每天引数百士卒在显德殿习武射箭，很快培养出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唐于贞观元年争取割据恒安镇（今山西大同东北古城）的军阀、刘武周的余部苑君璋归附，贞观二年柴绍和薛万均率军击灭割据朔方（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军阀梁师都，占据了便于反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而突厥内部由于连年征战和霜冻干旱等天灾，使得民疲畜瘦，很多羊、马被冻死、饿死；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亦趁机群起反抗，共推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可汗，并接受唐王朝册封；东突厥次汗突利可汗因长期受颉利可汗压制排挤，也暗中与唐联络，表示愿意归附。唐反击突厥的条件已经成熟。[15]
突厥犯河西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东突厥将军雅尔金和阿史那杜尔率军进扰河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守将张士贵、甘州（今甘肃张掖）守将张宝相互相统兵结成掎角之势，坚壁清野，利用城池阻挡突厥骑兵，最终使突厥人无功而返。这为李世民反击突厥找到了出兵的借口。
六路大军
贞观四年，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唐太宗李世民，列举了六条出兵突厥的理由。唐太宗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于二十三日诏命兵分六路出兵剿灭东突厥。兵部尚书代国公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鄂国公尉迟敬德、匡道府折冲都尉苏定方为副将，率领中军向云中和马邑挺进；并州都督英国公徐世勣(即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资治通鉴》作通汉道，疑为“汉”和“漠”繁体字形状相近而产生的失误），代州都督邹国公张公瑾、岷州都督高甑生为副将，由东路率主力直接进攻东突厥腹地；华州刺史霍国公驸马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胡国公秦叔宝为副将，在西路顺黄河前进，与李靖、徐世勣遥相呼应，负责掩护左翼；礼部尚书任城郡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甘州刺史张宝相为副将，从灵州往西北挺进，以截断突厥的西逃路线；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卢国公程知节为副总管，率军进驻燕云地区防止突厥军队东逃；灵州大都督驸马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大将军樊国公段志玄为副总管，借道东北出击突厥后方，并监视和牵制突利可汗。十余员大将共率兵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分六路反击突厥。此外，还有舞阳县男李大亮镇守凉州防备西北，任国公刘弘基镇守河北易州防备东北。除陈国公侯君集任兵部尚书留守都城外，唐军主力以及军中的可战之名将几乎倾巢而出。[16]
突袭定襄
四年正月，李靖率3000骁骑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进占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乘夜袭占襄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颉利可汗未料到唐军突至，认为李靖敢孤军深入，定有主力随后[17] ，慌忙将牙帐撤至碛口（今内蒙古善丁呼拉尔）。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部众，颉利的心腹大将康苏密挟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孙杨政道至定襄降唐。颉利见康苏密降唐，不敢停留，继续率部向阴山撤退，在浑河边与柴绍的金河军交战，之后又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遭到兵出云中（今山西北部）的徐世勣率领的通漠军截击，大败。颉利退屯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收集余众数万。颉利自觉已不是唐军对手，即派执失思力为特使，到长安向唐太宗谢罪请降，表示愿举国内附。实际上企图待草青马肥之时，再转移到漠北，伺机东山再起。
李靖夜袭阴山
唐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等去突厥抚慰，令李靖率兵接应。二月，李靖引兵至白道与徐世勣会合，相与定谋，认为颉利虽败，兵力尚多，若任其逃往漠北，依附于薛延陀等部，则很难追歼；今唐俭在突厥，颉利懈而不备，如选精骑袭之，可不战而擒之。偏将张公瑾怕这么做会使唐俭等人身陷险地，李靖说只要能剿灭突厥，唐俭等人根本不用去考虑。于是李靖令徐世勣统大军继后，亲率精骑万名，各备20天口粮，连夜出发，向铁山疾驰。李靖军冒雪至阴山，遇突厥营帐千余，尽俘之以随军。颉利见唐使前来抚慰，以为安然无事，未加戒备。初八，李靖派都尉苏定方率200骑兵为前锋，在浓雾掩护下衔枚疾进，至颉利牙帐七里才被发现。苏定方长驱直入冲进了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颉利及其部下不知浓雾里有多少唐军，阵脚大乱。劼利可汗乘千里马西逃。李靖率大军跟进，突厥军溃散，被歼万余人，被俘男女10余万。唐俭、安修仁趁乱脱险而归。[18]
颉利被俘
颉利可汗在阴山被击败后，仓皇由云中向西逃窜，意图投奔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或高昌国王麴文泰。在半路上，部将大多叛逃。其子叠罗施也与他走散。不久，身边只剩下数十骑兵的颉利可汗迎头撞上了李道宗的大同军。一番激战后，唐将张宝相将颉利可汗擒获。李世民没有杀死颉利可汗，而是封他为归义王、右卫大将军，让他在长安度过余生。突利可汗随后归降，被封为北平郡王。突厥的名将或首领包括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以及契苾何力等悉数归降，都受到唐朝的重用。真珠可汗夷男也上表表示归顺。
唐朝将东突厥领地划入自己的版图，在其上设置了顺州、裕州、化州、长州、定襄、云中等都督府。唐朝的疆域由此扩大至阴山以北600里，势力范围达到贝加尔湖。

薛延陀居于漠北。本为匈奴别种铁勒之一部，初与薛族杂居，后灭并延陀族，称为薛延陀，官制和风俗，与突厥大抵相同。[1]
隋炀帝大业中，东突厥强大，居于漠北的铁勒诸部都臣属于它。处罗征税无度，铁勒诸部颇有怨言，处罗大怒，诛杀铁勒酋长一百多人。铁勒诸部于是武力反叛，共推契苾首领哥愣为易莫真莫贺可汗，薛延陀首领乙失钵为易咥小可汗，臣属于西突厥。贞观二年，西突厥内乱，乙失
隋朝疆域钵之孙夷男率其部落七万余户臣属于东突厥，却又逢上颉利可汗的残暴统治。夷男乃率其部众，武力反抗，颉利派大军镇压，反被夷男所败，颉利部众归附者不少。十一月，铁勒诸姓共推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这时，唐太宗正在设法削弱颉利势力，认为团结夷男，有利于唐对东突厥最后的反击，便遣游击将军乔师望暗里联络夷男，册拜夷男为珍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遂成立了薛延陀汗国，建牙于大漠郁督军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下，与东突厥分庭抗礼，并遣使入贡，成为唐在漠北的一个附属藩国。
薛延陀汗国成立后，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等少数民族纷纷归附，其境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有精兵数万。贞观三年八月，夷男派遣其弟入贡，太宗赐以宝刀及宝鞭，对他说：“卿所部有大罪者用剑斩之，小罪者用鞭鞭之。”夷男得到太宗这样的鼓励，更不把颉利可汗放在眼里，频频出兵攻击。颉利可汗腹背受敌，遣使入唐称臣。
贞观四年，唐灭东突厥后，把大多数东突厥部众迁到黄河以南安置，设置了很多羁縻州府，委任原东突厥贵族担任州府长官。这样以来，朔塞空虚，薛延陀趁机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了大部分原东突厥的地盘，并将牙帐由郁督军山迁至都尉捷山北独逻河之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流域），有精兵二十万，进入了全盛时期。
与唐朝的和战
唐朝贞观初年，其首领夷男率领部众7万帐归附突厥颉利可汗。唐太宗打败颉利以后，转而归附于唐并在郁督军山建立了薛延陀汗国。统治着“东室韦，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的广阔地区。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628)﹐西突厥大乱﹐乙失钵之孙夷男率领其部帐7万重返漠北鄂尔浑河流域﹐暂附于东突厥颉利可汗(620～630在位)。时颉利政乱﹐薛延陀联合附近九姓铁勒中回纥等部共起反抗﹐受到突厥北边铁勒诸部落的拥护﹐共推夷男为首领。此年﹐唐太宗派将间道持诏书﹑鼓﹐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受命﹐遣使入贡。次年夷男联合回纥助唐朝攻东突厥﹐立牙帐于鄂尔浑河南郁督军山﹐胜兵20万。汗国疆域东起大兴安岭﹐西抵阿尔泰山﹐南界河套﹐北至色楞格河﹐境内包括回纥﹑仆固﹑同罗﹑拔野古﹑阿跌﹑霫诸部。东突厥破亡后﹐回纥势力壮大﹐立牙帐于土拉河上﹐但仍附属于薛延陀。当时﹐唐朝采取扶助回纥抑制薛延陀的政策﹐贞观十二年﹐下诏封真珠毗伽可汗二子大度设﹑突利失为小可汗﹐各赐鼓﹐以分其势﹔翌年立颉利可汗的族人李思摩为可汗﹐建牙帐于河(套)南﹐名义上使其统治内迁河套南的东突厥旧部﹐实际上是监视薛延陀。因此﹐引起夷男疑惧﹐于贞观十五年乘唐太宗封泰山之机﹐命长子大度设率回纥等部追击李思摩﹐直抵长城﹐在山西朔州遇唐将李绩大军﹐大败而归。次年﹐夷男遣使于唐﹐献马3000匹﹐谢罪请婚。唐太宗以绝婚挫其势。
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朝册封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当时，薛延陀的能战之士有20余万，而且同活动在北方的回纥、仆骨、奚族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薛延陀与唐朝之间也建立了联姻关系，唐朝将新兴公主下嫁薛延陀首领。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以前，汗国与唐朝的关系基本保持友好。
安北都护府此后，因唐朝将东突厥的部众安置在以“白道川”为中心的漠南地区，与唐朝产生矛盾，举兵进攻驻牧于白道川的东突厥部众。唐军数路并出，与突厥、契丹、奚等联合，迫使薛延陀离开白道川，并在“诺真水”一带（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与其交战，击败了其首领大度设统领的部队。此后，薛延陀时叛时和，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至二十年（公元645～646年）被唐朝灭掉，薛延陀汗国灭亡。其余众有的归于后来的突厥默啜可汗，有的归顺了唐朝。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融合在其他各族之中。
贞观十九年(645)﹐夷男死﹐嫡子拔灼自立为颉利俱利失薛沙多弥可汗。他乘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未还﹐引兵攻河南朔方郡﹐但唐朝有备﹐引兵北退﹔其内部因多杀贵臣﹐遂致骚乱。贞观二十年﹐多弥可汗知大势已去﹐自行遁去﹐后被回纥人所杀﹔国人另立夷男侄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遣使向唐朝表示“愿保郁督军山”。唐遣将李绩征伐﹐遂灭其国。咄摩支于当年降唐﹐封后武卫将军。原属薛延陀统治的铁勒各部附唐﹐“请置唐官”。贞观二十一年﹐唐于其地共置6府7州﹐各以其部首领为都督﹑刺史。又设燕然都护府于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 以统上述6府7州。于是大漠南北均属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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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不是高句丽，百度百科出错了

唐太宗攻高丽之战

644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沪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缺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 3000 募兵，战舰 500 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 6 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至此，可谓是万事俱备，战争的号角已经开始吹响了。

唐太宗事前的考虑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有了炀帝的前车之鉴，行事就更为的小心谨慎，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免有些方面就会矫枉过正。在士兵的人数方面，此次攻高丽只派了十万人马，可是这一点人数显然远远不够，高丽当时基本为东北第一强国，实力自然很强劲，仅仅十万人马去攻打，就军队人数来看，反而变成了弱的一方。而且高丽国不比草原汗国，只要军队战斗力强劲就可以解决一切。在高丽国中有大量的要塞式城堡，战争打到后来往往就是攻城战，而攻城战往往军队的人数比战斗力更为重要。关于外交方面，太宗对于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忽略了百济这个表面上对中国毕恭毕敬，其实暗藏鬼胎的国家，结果在后面百济的表现严重阻碍了太宗亲征的总体战略。

再围辽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底，大将李勣兵发柳城（今辽宁朝阳），但在另一方面却大造声势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辽水，因此高丽将重兵放在了怀远这个方面，此时李勣出其不意，到达柳城后迅速北进，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在高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渡过了辽水，使得高丽人依仗的辽水屏障失去了作用。李勣这招声东击西其实也是逼不得已，高丽在边境上大修长城，如果正面行军，那么唯一可走的道路便是辽东那著名的沼泽区，而高丽对这一地区是严密设防的，李勣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正面硬碰显然不行，所以只能绕道。唐军渡过辽水的消息传到高丽后，举国震惊，城邑均闭门自守，不敢出击。四月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人抵达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帐下折冲都尉曹三良引 10 余骑直压城门，城中军民惊恐骚乱，不敢抵抗。营州都督张俭以胡兵为前锋，向建安城（今辽宁盖州西南）进发，途中击败了前来迎战的高丽兵众，歼敌数千。
四月十五日，李勣和李道宗率唐军主力从西、北两面进攻盖牟城。经过激战，李勣部率先攻入城中，俘获高丽 2 万余口，缴获粮饷10 余万石。此次的攻城得手使得唐军缴获了极多后勤粮草，这使得唐军几乎不必再从国内继续运送多少粮食，使得本来就不繁重的唐军后勤负担进一步的减轻，也使得唐军在辽东有了一个据点。我们从打下盖牟城后的缴获也能看出高丽人对于依托要塞，长期据守的战略思想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之前已经讲到，当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年能够消耗的粮食平均是7石，10万石的粮食几乎够城中的军民整整一年的消耗，而中原军队想要在辽东的环境下做到长期围城显然极其艰巨，高丽人在经过了长期的经营之后，在这个方面显然进行了非常周全的准备。
接着，李勣又麾军南下，向辽东城进发。这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依山而建，四面险峻，唯西门可以攀登。唐军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五月二日，攻拔其城，俘城内男女 8000 余口。大总管张亮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禄水，骚扰高丽都城平壤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

贞观十九年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部队 4000余骑抵达辽东城下。五月初八，盖苏文派步骑 4 万援助辽东守军。这时，唐军诸将都觉得敌众我寡，因此，主张深沟高垒，等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以后，再行出击。唯副总管李道宗认为应乘敌军援兵“远来疲顿”之时，主动迎战，“击之必败”。李勣表示赞同，此时部将果毅都尉马文举也主动请战，面对十倍之敌，阵前豪气干云，长喝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向敌阵冲击，所向披靡。由此两军于辽东城下大战。高丽军遭到马文举突击之后组织力量拼命反击，行军总管张君乂部遇到高丽优势兵力的反击，抵挡不住，向后退却，唐军局势上陷入不利。李道宗见到张君乂部陷入混乱，立刻亲自前往指挥，在收集散卒之后，策马登高远望，看到高丽军阵已经被马文举搅乱，于是率骁骑乘隙冲入，左右出入，势不可当，使得高丽军阵更为混乱。李勣率众与其后冲突，高丽军终于崩溃，被歼 1000 余人。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此时太宗遇到的难题与隋炀帝是一模一样的，是时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大军才勉强得过，此时的辽泽上面还浮有很多当年隋军将士的遗骨，太宗当时就命人将之收敛埋葬。渡过辽水之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此向士卒表示背水一战的决心。太宗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乂。

辽东城对于唐军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炀帝三征，均止步于辽东城，因此对于唐军来说辽东城是必须越过的一道坎。

击退了高丽援军以后，李勣当即指挥唐军将士“负土填堑”, 准备向辽东城发起进攻。唐太宗也在马上负土递送，于是，随从官员一起与将士负土致于城下。不几日，城下沟堑俱被填满。接着，李勣下令先用抛车攻城。该攻城抛车体积庞大，可将重达 300余斤的巨石抛出一里之外，所至皆摧，高丽守军十分惧怕。为了防御巨石袭击，守军用巨木在城上建筑遮挡的战楼并用粗大的绳索结网企图拦截飞石，但仍被抛车所发巨石击溃。随后唐军又用撞车清除辽东主城左近的副楼，无不倾倒。就这样，唐军接连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李勣与张俭等，率领骁锐与契丹等少数民族兵一起，攻辽东城南。李道宗和张士贵等，攻辽东城西，李宏基等率兵填其濠堑，唐太宗亦率所统六军相助，将辽东城包围数十百重，水泄不通，鼓噪之声，震天动地。五月十七日，南风劲吹，唐太宗以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大火燃及城中住宅，火光冲天，接着下令精锐士卒登上冲竿之顶，一举登上城墙。高丽守军举大盾以短兵反冲击，企图夺回城墙，唐军以长矛列阵下击，后面的唐军在城墙上以擂石奋力下砸，高丽军终于抵挡不住，被歼 1 万余人，俘虏高丽军1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4万余口，获得粮食50万石。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烽火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血战白岩
贞观十九年（ 645 年）五月二十八日，唐军在辽东城稍事休整后，又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挺进。次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唐军将士无不感动，故人人作战时均决死奋击不畏生死。盖苏文遣乌骨城万余守军援救白岩城。唐将契苾何力率劲骑 800 迎击，挺身冲入敌阵，铁骑冲突，纵横披靡。高丽军以长矛相拒，一时间战阵中长矛乱扎，契苾何力深入敌阵，被敌刺中腰部，血流如注。尚辇奉御薛万备挺槊单骑往救，在万众之中，将何力救回。何力勇气益奋，略略包扎，束疮再战，身边从骑奋击，高丽援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后契苾何力伤口恶化，太宗亲自为他上药，并且将当时刺伤何力的高丽兵高突勃抓获，任何力处置。可是契苾何力这个少数民族将领并没有因为私怨随便处置高突勃，而是说：“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于是将此人放过。在初唐众名将之中，契苾何力虽然名声并不显赫，可是此人无论战功还是德行决不逊色于其他诸将，之所以名气不响不过是他担任主将的机会比较少，可是在初唐各大重要战役中，例如李靖击破吐谷浑之战，李勣击破薛延陀之战，高君集击破高昌之战等各大重要战役中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当时的“最佳副将”。
六月初一，李勣率部抵达白岩城下。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但城主孙代音却胆小如鼠，当他听说辽东城被唐攻破的消息后，即遣使请降。但当唐军抵达白岩城下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城池地形险要，而且还有乌骨城的援兵，便反悔了当初的决定，企图凭险抵抗。可是乌骨城的援兵被轻易击破，李勣率军将城池团团围住，用抛车、撞车攻城，飞石流矢，雨集城中。不久，唐太宗亦率六军抵达白岩西北，听到孙代音反悔后大怒，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于是，唐军攻势更加猛烈。孙代音的如意算盘这下子打不响了，看到唐军攻势大盛，城池也摇摇欲坠，而且太宗有言在先，城破之后等待他的下场必然是极为凄惨的，于是赶紧又遣心腹请降．约定唐军临城后，以“投刀钺为信”。唐太宗遂把唐军旗帜交给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 可是这样一来唐军将士不干了，本来还盼着打下城池能有巨大的收获，可是人家一投降，那之前的努力也就功亏一篑了。所以李勣帅甲士数十人进谏说：“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令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太宗是个马上皇帝，自然不会用腐儒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来劝解手下的将士，于是说：“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以重金赏赐的办法平息了手下将士的不满。
不久，孙代音果然把唐军旗帜插于白岩城上，城中兵民都以为唐军已经登城，遂相率归降。由此，唐军获城中男女数万。唐太宗临水设置帐帏受降，给城中百姓赏赐食物，年八十以上赐以锦帛．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全加慰谕，分给粮饷器仗，予以释放，任其所之。又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原被盖苏文所遣援助盖牟城而被唐军俘获的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 700 多名高丽兵士，被唐太宗的优抚战俘的政策所感动，均请从军效力。但唐太宗却说：“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故对其赏赐粮饷，全予遣放。六月三日，唐太宗又将盖牟城改为盖州。
驻跸山·薛仁贵

贞观十九年（ 645 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向安市城挺进。二十日抵达城北，立即发兵攻城。次日，盖苏文遣高丽北部绝奴部褥萨高延寿和南部灌奴部褥萨高惠贞统高丽、靺鞨之众 15 万援救安市，由此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驻骅山大战拉开了序幕。
大战开始之初，唐军的形势其实是极为不利的。之前本人已经说过，唐军为了保障后勤而人数过少的弊病在此时暴露无遗，在进攻安市城之前，唐军已经攻下了高丽八座城池，这些城均需分兵防守，以防反复。而唐军的总兵力只有六万陆军四万水军，水陆军当时也未汇合，张亮的水军此时依然在进攻建安城的路上，太宗身边的兵力最多只有五万，一部分需要维持后勤运输，一部分需要继续包围安市城以防敌内外夹击，这样能够迎战的兵力居然仅仅剩下3万人。敌我兵力比达到了5：1的地步，而且又是在境外作战，端的是凶险万分。

面对这样的情况唐军从太宗到普通的士卒却都十分乐观，太宗当时说：“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而普通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如燕尾的飘带），喜形于色。” 可见唐军对于自己的野战能力信心十足。
而高丽方面显然被自己占绝对优势的数量所迷惑，开始将唐军不放在眼里。当然高丽军中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叫高正义的对卢官柬言道：“吾闻中国大乱，英雄并起。秦王神武，所向无敌，遂平天下，南面为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今者倾国而至，猛将锐卒，悉萃于此，其锋不可当也。今为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骁雄，断其馈运，不过旬日，军粮必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此不战而取胜也。”这个计策恰恰就是太宗皇帝最不希望高丽军实行的计划。但是在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的条件下反而避而不战，而且十五万大军拒险防守，物资的消耗更是惊人的，这样想要上下接受这样的计策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所以高丽统帅高延寿当时就否决了这个计策，决定主动进攻，一举击破唐军，于是引军直进，开进到离安市城南只有四十里的地方。
唐太宗为诱敌深入，诏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余人挑战。刚一接触，唐军即假作不敌，向后撤退。高丽兵众以为唐军不堪一击，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 8 里的六山（位于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 40 余里。
唐太宗与长孙无忌等率数百骑登上高岗，观察地形．对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均了如指掌。这时，江夏王李道宗认为高丽倾全国兵力援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然空虚，因此请拨给精兵 5000 ，直取平壤。但唐太宗却并没有答应。李道宗的这个建议后来被李靖所肯定，认为假如当时采用这个计策的话，那么这次的伐高丽之举就可竟全功。当然我们就当时的情况分析，李世民不采取这个计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唐军兵力严重不足，士兵唯恐不多，在这个时候再要分出5000人奇袭平壤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虽然太宗一生征战行险之举可谓比比皆是，可是现在太宗皇帝已经贵为天子，这时行险的收获和失败的风险太过不成比例，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当晚，唐太宗作了如下部署：令李勣将步骑 1 . 5 万在西岭布阵，引诱敌军出击；令长孙无忌率牛进达等精兵1.1万以为奇兵，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自己亲率步骑 4000 ，挟带鼓角，收卷旗帜，登上北山。并下令诸军，以鼓角之声为号，一齐出击。又命有司在朝堂之侧设置受降帐帏，胸有成竹地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是夜，也许老天也不忍明天高丽军所面临的命运，因此降下流星坠入高延寿的营地，可是高延寿依然毫无所觉。
六月二十二日，高延寿发现李勣在对面布阵，遂整顿军士，列阵前来迎战。唐太宗登上北山后，看见狭谷中尘土飞杨，知是长孙无忌率部已进入指定地点，当即命令鼓角齐鸣。于是，唐军诸路兵马鼓噪而进。高延寿不防自己居然被包围，大为惊慌，连忙分兵抵御，但布置好的军阵岂是那么好调整的？在调动的时候便造成了混乱。就在这时风云变幻，河山变色，阴云密布，无数雷电自空中劈下，一员白袍唐将伴随着雷电跃马而出，手持长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高丽军尽披靡却走。李勣以长矛结阵，正面推进，长孙无忌在其后进行突袭，太宗身先士卒，率4000骑兵自北山疾驰而下，突击高丽军的侧翼，三面合围之下高丽军大溃，唐军斩首两万级。
高延寿败退至山上，收集残兵，依山自固。唐太宗率唐军将高丽军余众团团包围。长孙无忌部又拆除了所有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和高惠贞等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率其部 3 . 68 万人请降，并躬身膝行．进入军门，拜伏请命。唐太宗挑选褥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之军职，迁居内地，坑杀靺鞨兵三千三百，其余兵士全部释放，使还平壤。这些获释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唐军获马 5 万匹，牛 5 万头，明光铠万领，其他军用器械不计其数。经此大败，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拔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大家看到这里，肯定会奇怪，那个有如天神下凡的白袍唐将是谁？那就是在小说演义中大大有名的薛礼薛仁贵。薛仁贵名礼字仁贵，以字闻名于世，因此后世大多不称名而直接称字。他是绛州龙门（令山西河津）人，这次征辽，他主动拜访将军张士贵应募出征，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敌军包围，眼看抵敌不住，薛仁贵单枪匹马前往救援，他跃马径前，手斩敌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薛仁贵遂知名。这次驻骅山大战薛仁贵自恃骁勇，早就预备好了出风头，于是身上换了身白袍，与他人衣甲颜色迥异，临战时一马当先冲杀在前。恰逢天阴雷电交加，他一身白袍在黑暗之中更是显眼。如此果然被山上观战的太宗皇帝所注意，战后论功行赏，被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奴婢十人，由此薛仁贵开始名显于世。
此战后太宗改六山为驻跸山，令将作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
另一方面在太宗进行驻跸之役的时候，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在攻占卑沙城后，继续向西北推进，在抵达建安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岭）下时，唐军壁垒尚未加固，兵士大多出外樵采放牧，建安城内高丽守军突然杀出，唐军惊扰。张亮此人是个庸才，平素胆怯懦弱，见到敌军杀出，他踞坐胡床，直视不言，被吓得呆如木鸡。可是将士见他神色不变，还以为他沉稳勇健，军心稍定，总管张金树等鸣鼓整军，向敌进攻。高丽守军抵挡不住，只得败逃城中，婴城自守，不敢出战。如此战胜，也可以称为战争史上的一个笑谈。
止步安市城

七月五日，唐太宗将军营移至安市城东，与李勣等商议攻城方略。安市城此时的城主叫杨万春，其人骁勇，手下的兵马精良，城池地形也极为险要，当年莫离支作乱的时候杨万春不服莫离支的篡权，于是莫离支派遣大军进攻安市城但是却失败，只好默认杨万春在安市城的统治权。唐太宗知道安市城是个难啃的骨头，而且杨万春打定了主意死守城池，决不与唐军正面野战，唐军要硬攻下安市城得难度很高，于是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此时张亮率领的水军也在围攻建安城，两军夹攻则“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但李勣却认为若西攻建安，则距唐军的粮饷基地辽东城过分遥远，如果高丽断我归路，情势必定危机，故坚持“先攻安市”。最后．唐太宗本着用人不疑地方针，同意了李勣的计划。其实太宗此时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如果围攻建安，可以在安市城留一部分军队再派一员大将继续围城，安市城守军决不敢出城野战，如果安市守军敢出城野战更是中唐军下怀。而太宗到了建安城则可以得到张亮四万水军的补充，所以即使在安市城留下的军队数量多一点也不会影响对建安城的攻取，而且建安城守军之前的表现显然攻取的难度并不大，可惜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总尽如人意的。
八月十日，唐太宗又将军营移于安市城南，切断了安市与建安两城之间的联系。然后下令李勣攻城。李勣等拥高延寿等高丽降众营于安市城下，招降城中将士。但城中坚守不动，且每次看见太宗旌旗麾盖，必乘城鼓噪，以弓矢相拒。太宗大怒，李勣乘机请求克城之日，男子尽诛。此话传入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故久攻不克。这时，高丽降将高延寿献策：应释放高丽降将与妻子团聚，以动安市守军之心；然后移兵进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该城守军弱少，可朝至夕克。最后麾军南下，平壤可唾手而得。群臣诸将亦建言应与张亮所率水军会师，并力攻拔乌骨，“渡鸭禄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唐太宗正要采纳这一建言，但长孙无忌却极力谏止。他认为如移兵乌骨，则建安、新城的高丽守军必“跟吾后”，我军则有腹背受敌之忧。因此，他主张先破安市，再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唐太宗遂打消了移兵乌骨的念头。长孙无忌的建议当然是万全之策，但是这就让唐军陷入了正面作战一颗颗拔高丽建立的诸多“钉子”的过程，战争必然旷日持久，而且当唐军拔完所有的钉子之后，还能有多少兵力来进攻高丽的都城平壤呢？显然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办，想要一举攻灭高丽就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总而言之，还是唐军兵力不够惹的祸，要是唐军兵力再多一点，驻跸之役太宗又何必吝啬那5000人？而现在更可以分兵进攻建安和乌骨诸城，多点出击，不会困死在安市城下。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传出猪、鸡鸣叫之声，唐太宗估计高丽守军可能夜袭唐营，遂严兵设备。果然，高丽数百人于夜半缒城而下，唐太宗亲自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军死者数十人，余者只能退回城中。第二天，唐太宗又令江夏王道宗督众在安市城南修筑土山，以逼城内。城内守军亦增高其城，与唐军相拒。双方兵士又分番交战，每天都要六七回合。唐军兵士用冲车炮石，摧毁楼堞，城中守军即用木栅塞堵被打出的缺口。李道宗在修筑土山时，足部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针灸。因此，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仅有数丈，下临城中。道宗派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土山之顶备敌。由于山顶过高，根基不固，屯兵过多，土山塌倒，压坏了城墙一角。这时正值伏爱擅离职守，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堑而守之”。如此一个绝佳的攻克安市城的机会被如此浪费，还反而被对方转为自己的防御屏障，太宗怎能不大怒？于是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但接连 3 天进攻，均未奏效。道宗赤脚行至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而不罪。这时，安市城不懈的防守终于将唐军拖入了九月，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太宗征高丽之战至此结束。
回师前，太宗皇帝十分欣赏安市城城主的顽强，特别赐百匹绸缎以资奖励。而城主杨万春亦登城拜谢，遥送唐军回国。安市城之战无论攻方守方均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所谓英雄惜英雄，虽然作为敌对的双方，但是最后都表现出了亚洲式的骑士精神，可谓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征讨高丽的整个过程中，太宗皇帝不但亲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在修筑攻城的工事，过沼泽时铺路等等这些苦力活均亲力亲为，最后回程的时候跟士兵一样破衣敝裳，坚持不换他那件已经满身是洞的黄袍。“无衣”的歌谣传唱了千年，太宗皇帝恐怕是最得个中三昧的君王之一了。
唐军在这次东征中，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 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 7 万人入山海关内。共歼敌4万，降其大将二人，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万人，并给程粮放还本土。又获牛马各五万以及大量的粮食。唐军自身损失近两千，战马死者十之七八。



唐太宗攻高丽之战

644年十月十四日，唐太宗乘车驾由长安行幸洛阳，欲御驾亲征，留宰相房玄龄和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守卫京师。十一月初，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唐军进至辽水西岸，正值河水泛滥，久不得渡。太宗以其畏惧怯懦，召回洛阳，欲治其罪。张俭到达洛阳后，向太宗具陈了辽水沿岸的山川险易和水草美恶，太宗大悦，令其重返辽西，待机渡河东进。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诏令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沪州（今属四川）都督左难当为副，率江淮、岭南及缺中诸州兵及长安、洛阳 3000 募兵，战舰 500 艘，从莱州渡海趋平壤；又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为副，率步骑 6 万及兰（州治今甘肃兰州）、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二州降胡兵趋辽东。然后，两军合势并进。十一月三十日，诸路陆军集于幽州。太宗又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卿丘行淹督众工匠在安萝山制造云梯、撞车等攻城器械。这时，天下各处前来应募的勇士及贡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唐太宗均亲加阅视，逐次取舍。不久，下诏布告天下，陈述了这次东征高丽的五条必胜之道：“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用以动员民众，增强士兵必胜信念。十二月二日，下诏水陆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等分道进击高丽。二月十二日，唐太宗亲统六军从洛阳北上，三月十九日，抵达定州，留太子在此监国，令房玄龄与高士廉、刘泊、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共同辅政，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三月二十四日，太宗率部从定州北进，向辽东进发，至此，可谓是万事俱备，战争的号角已经开始吹响了。

唐太宗事前的考虑无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而且有了炀帝的前车之鉴，行事就更为的小心谨慎，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不免有些方面就会矫枉过正。在士兵的人数方面，此次攻高丽只派了十万人马，可是这一点人数显然远远不够，高丽当时基本为东北第一强国，实力自然很强劲，仅仅十万人马去攻打，就军队人数来看，反而变成了弱的一方。而且高丽国不比草原汗国，只要军队战斗力强劲就可以解决一切。在高丽国中有大量的要塞式城堡，战争打到后来往往就是攻城战，而攻城战往往军队的人数比战斗力更为重要。关于外交方面，太宗对于东北亚的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忽略了百济这个表面上对中国毕恭毕敬，其实暗藏鬼胎的国家，结果在后面百济的表现严重阻碍了太宗亲征的总体战略。

再围辽东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三月底，大将李勣兵发柳城（今辽宁朝阳），但在另一方面却大造声势假装要从怀远镇（今辽宁辽阳西北）渡辽水，因此高丽将重兵放在了怀远这个方面，此时李勣出其不意，到达柳城后迅速北进，经甬道向通定（今辽宁新民）进发，在高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渡过了辽水，使得高丽人依仗的辽水屏障失去了作用。李勣这招声东击西其实也是逼不得已，高丽在边境上大修长城，如果正面行军，那么唯一可走的道路便是辽东那著名的沼泽区，而高丽对这一地区是严密设防的，李勣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正面硬碰显然不行，所以只能绕道。唐军渡过辽水的消息传到高丽后，举国震惊，城邑均闭门自守，不敢出击。四月五日，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将兵数千人抵达新城（今辽宁沈阳东），帐下折冲都尉曹三良引 10 余骑直压城门，城中军民惊恐骚乱，不敢抵抗。营州都督张俭以胡兵为前锋，向建安城（今辽宁盖州西南）进发，途中击败了前来迎战的高丽兵众，歼敌数千。
四月十五日，李勣和李道宗率唐军主力从西、北两面进攻盖牟城。经过激战，李勣部率先攻入城中，俘获高丽 2 万余口，缴获粮饷10 余万石。此次的攻城得手使得唐军缴获了极多后勤粮草，这使得唐军几乎不必再从国内继续运送多少粮食，使得本来就不繁重的唐军后勤负担进一步的减轻，也使得唐军在辽东有了一个据点。我们从打下盖牟城后的缴获也能看出高丽人对于依托要塞，长期据守的战略思想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之前已经讲到，当时一个成年男子一年能够消耗的粮食平均是7石，10万石的粮食几乎够城中的军民整整一年的消耗，而中原军队想要在辽东的环境下做到长期围城显然极其艰巨，高丽人在经过了长期的经营之后，在这个方面显然进行了非常周全的准备。
接着，李勣又麾军南下，向辽东城进发。这时，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从东莱（今山东莱州）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依山而建，四面险峻，唯西门可以攀登。唐军前锋程名振引兵深夜抵达城下，副总管王文度身先士卒，率兵冒死登城。五月二日，攻拔其城，俘城内男女 8000 余口。大总管张亮又分遣总管丘孝忠等耀兵于鸭禄水，骚扰高丽都城平壤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

贞观十九年五月初，李勣和道宗率前锋部队 4000余骑抵达辽东城下。五月初八，盖苏文派步骑 4 万援助辽东守军。这时，唐军诸将都觉得敌众我寡，因此，主张深沟高垒，等主力部队全部集结以后，再行出击。唯副总管李道宗认为应乘敌军援兵“远来疲顿”之时，主动迎战，“击之必败”。李勣表示赞同，此时部将果毅都尉马文举也主动请战，面对十倍之敌，阵前豪气干云，长喝道：“不遇劲敌，何以显壮士！”策马向敌阵冲击，所向披靡。由此两军于辽东城下大战。高丽军遭到马文举突击之后组织力量拼命反击，行军总管张君乂部遇到高丽优势兵力的反击，抵挡不住，向后退却，唐军局势上陷入不利。李道宗见到张君乂部陷入混乱，立刻亲自前往指挥，在收集散卒之后，策马登高远望，看到高丽军阵已经被马文举搅乱，于是率骁骑乘隙冲入，左右出入，势不可当，使得高丽军阵更为混乱。李勣率众与其后冲突，高丽军终于崩溃，被歼 1000 余人。五月十日，唐太宗亲率六军经北平（今河北卢龙）、辽泽（今辽宁北镇与辽中之间泽地）渡过辽水，此时太宗遇到的难题与隋炀帝是一模一样的，是时辽泽泥淖二百馀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大军才勉强得过，此时的辽泽上面还浮有很多当年隋军将士的遗骨，太宗当时就命人将之收敛埋葬。渡过辽水之后太宗下令毁去桥梁，以此向士卒表示背水一战的决心。太宗留大军于马首山（今辽宁辽阳西南），自将数百骑驰至辽东城下，对李道宗慰劳赏赐，超拜马文举为中郎将，并奖励了有功将士，处斩了临阵退却的总管张君乂。

辽东城对于唐军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炀帝三征，均止步于辽东城，因此对于唐军来说辽东城是必须越过的一道坎。

击退了高丽援军以后，李勣当即指挥唐军将士“负土填堑”, 准备向辽东城发起进攻。唐太宗也在马上负土递送，于是，随从官员一起与将士负土致于城下。不几日，城下沟堑俱被填满。接着，李勣下令先用抛车攻城。该攻城抛车体积庞大，可将重达 300余斤的巨石抛出一里之外，所至皆摧，高丽守军十分惧怕。为了防御巨石袭击，守军用巨木在城上建筑遮挡的战楼并用粗大的绳索结网企图拦截飞石，但仍被抛车所发巨石击溃。随后唐军又用撞车清除辽东主城左近的副楼，无不倾倒。就这样，唐军接连攻城 20多天，昼夜不息。李勣与张俭等，率领骁锐与契丹等少数民族兵一起，攻辽东城南。李道宗和张士贵等，攻辽东城西，李宏基等率兵填其濠堑，唐太宗亦率所统六军相助，将辽东城包围数十百重，水泄不通，鼓噪之声，震天动地。五月十七日，南风劲吹，唐太宗以火弩齐射，点燃了西南城楼，大火燃及城中住宅，火光冲天，接着下令精锐士卒登上冲竿之顶，一举登上城墙。高丽守军举大盾以短兵反冲击，企图夺回城墙，唐军以长矛列阵下击，后面的唐军在城墙上以擂石奋力下砸，高丽军终于抵挡不住，被歼 1 万余人，俘虏高丽军1万余人，俘获城中男女4万余口，获得粮食50万石。唐太宗遂以辽东城置辽州，并举烽火入塞，向太子所居定州通告捷报。
血战白岩
贞观十九年（ 645 年）五月二十八日，唐军在辽东城稍事休整后，又向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挺进。次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为其吮血，唐军将士无不感动，故人人作战时均决死奋击不畏生死。盖苏文遣乌骨城万余守军援救白岩城。唐将契苾何力率劲骑 800 迎击，挺身冲入敌阵，铁骑冲突，纵横披靡。高丽军以长矛相拒，一时间战阵中长矛乱扎，契苾何力深入敌阵，被敌刺中腰部，血流如注。尚辇奉御薛万备挺槊单骑往救，在万众之中，将何力救回。何力勇气益奋，略略包扎，束疮再战，身边从骑奋击，高丽援军大溃，唐军追杀十余里，斩首千余级而还。后契苾何力伤口恶化，太宗亲自为他上药，并且将当时刺伤何力的高丽兵高突勃抓获，任何力处置。可是契苾何力这个少数民族将领并没有因为私怨随便处置高突勃，而是说：“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仇。”于是将此人放过。在初唐众名将之中，契苾何力虽然名声并不显赫，可是此人无论战功还是德行决不逊色于其他诸将，之所以名气不响不过是他担任主将的机会比较少，可是在初唐各大重要战役中，例如李靖击破吐谷浑之战，李勣击破薛延陀之战，高君集击破高昌之战等各大重要战役中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当时的“最佳副将”。
六月初一，李勣率部抵达白岩城下。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但城主孙代音却胆小如鼠，当他听说辽东城被唐攻破的消息后，即遣使请降。但当唐军抵达白岩城下以后．他觉得自己的城池地形险要，而且还有乌骨城的援兵，便反悔了当初的决定，企图凭险抵抗。可是乌骨城的援兵被轻易击破，李勣率军将城池团团围住，用抛车、撞车攻城，飞石流矢，雨集城中。不久，唐太宗亦率六军抵达白岩西北，听到孙代音反悔后大怒，诏令军中：“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于是，唐军攻势更加猛烈。孙代音的如意算盘这下子打不响了，看到唐军攻势大盛，城池也摇摇欲坠，而且太宗有言在先，城破之后等待他的下场必然是极为凄惨的，于是赶紧又遣心腹请降．约定唐军临城后，以“投刀钺为信”。唐太宗遂把唐军旗帜交给使者，并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 可是这样一来唐军将士不干了，本来还盼着打下城池能有巨大的收获，可是人家一投降，那之前的努力也就功亏一篑了。所以李勣帅甲士数十人进谏说：“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令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太宗是个马上皇帝，自然不会用腐儒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来劝解手下的将士，于是说：“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以重金赏赐的办法平息了手下将士的不满。
不久，孙代音果然把唐军旗帜插于白岩城上，城中兵民都以为唐军已经登城，遂相率归降。由此，唐军获城中男女数万。唐太宗临水设置帐帏受降，给城中百姓赏赐食物，年八十以上赐以锦帛．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全加慰谕，分给粮饷器仗，予以释放，任其所之。又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原被盖苏文所遣援助盖牟城而被唐军俘获的加尸城（今朝鲜平壤西南） 700 多名高丽兵士，被唐太宗的优抚战俘的政策所感动，均请从军效力。但唐太宗却说：“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故对其赏赐粮饷，全予遣放。六月三日，唐太宗又将盖牟城改为盖州。
驻跸山·薛仁贵

贞观十九年（ 645 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率军从白岩出发，向安市城挺进。二十日抵达城北，立即发兵攻城。次日，盖苏文遣高丽北部绝奴部褥萨高延寿和南部灌奴部褥萨高惠贞统高丽、靺鞨之众 15 万援救安市，由此一场历史上著名的驻骅山大战拉开了序幕。
大战开始之初，唐军的形势其实是极为不利的。之前本人已经说过，唐军为了保障后勤而人数过少的弊病在此时暴露无遗，在进攻安市城之前，唐军已经攻下了高丽八座城池，这些城均需分兵防守，以防反复。而唐军的总兵力只有六万陆军四万水军，水陆军当时也未汇合，张亮的水军此时依然在进攻建安城的路上，太宗身边的兵力最多只有五万，一部分需要维持后勤运输，一部分需要继续包围安市城以防敌内外夹击，这样能够迎战的兵力居然仅仅剩下3万人。敌我兵力比达到了5：1的地步，而且又是在境外作战，端的是凶险万分。

面对这样的情况唐军从太宗到普通的士卒却都十分乐观，太宗当时说：“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靺鞨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而普通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如燕尾的飘带），喜形于色。” 可见唐军对于自己的野战能力信心十足。
而高丽方面显然被自己占绝对优势的数量所迷惑，开始将唐军不放在眼里。当然高丽军中不是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叫高正义的对卢官柬言道：“吾闻中国大乱，英雄并起。秦王神武，所向无敌，遂平天下，南面为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今者倾国而至，猛将锐卒，悉萃于此，其锋不可当也。今为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骁雄，断其馈运，不过旬日，军粮必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此不战而取胜也。”这个计策恰恰就是太宗皇帝最不希望高丽军实行的计划。但是在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的条件下反而避而不战，而且十五万大军拒险防守，物资的消耗更是惊人的，这样想要上下接受这样的计策显然是极其困难的，所以高丽统帅高延寿当时就否决了这个计策，决定主动进攻，一举击破唐军，于是引军直进，开进到离安市城南只有四十里的地方。
唐太宗为诱敌深入，诏令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余人挑战。刚一接触，唐军即假作不敌，向后撤退。高丽兵众以为唐军不堪一击，竞相追击，直进至安市城东 8 里的六山（位于今辽宁海城东南），依山结阵，绵亘 40 余里。
唐太宗与长孙无忌等率数百骑登上高岗，观察地形．对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均了如指掌。这时，江夏王李道宗认为高丽倾全国兵力援救安市，都城平壤守备必然空虚，因此请拨给精兵 5000 ，直取平壤。但唐太宗却并没有答应。李道宗的这个建议后来被李靖所肯定，认为假如当时采用这个计策的话，那么这次的伐高丽之举就可竟全功。当然我们就当时的情况分析，李世民不采取这个计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唐军兵力严重不足，士兵唯恐不多，在这个时候再要分出5000人奇袭平壤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虽然太宗一生征战行险之举可谓比比皆是，可是现在太宗皇帝已经贵为天子，这时行险的收获和失败的风险太过不成比例，最终还是没有答应。
当晚，唐太宗作了如下部署：令李勣将步骑 1 . 5 万在西岭布阵，引诱敌军出击；令长孙无忌率牛进达等精兵1.1万以为奇兵，伏于山北狭谷之中，待发起攻击时，从敌后冲出。自己亲率步骑 4000 ，挟带鼓角，收卷旗帜，登上北山。并下令诸军，以鼓角之声为号，一齐出击。又命有司在朝堂之侧设置受降帐帏，胸有成竹地说：“明日午时，纳降虏于此矣！”是夜，也许老天也不忍明天高丽军所面临的命运，因此降下流星坠入高延寿的营地，可是高延寿依然毫无所觉。
六月二十二日，高延寿发现李勣在对面布阵，遂整顿军士，列阵前来迎战。唐太宗登上北山后，看见狭谷中尘土飞杨，知是长孙无忌率部已进入指定地点，当即命令鼓角齐鸣。于是，唐军诸路兵马鼓噪而进。高延寿不防自己居然被包围，大为惊慌，连忙分兵抵御，但布置好的军阵岂是那么好调整的？在调动的时候便造成了混乱。就在这时风云变幻，河山变色，阴云密布，无数雷电自空中劈下，一员白袍唐将伴随着雷电跃马而出，手持长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高丽军尽披靡却走。李勣以长矛结阵，正面推进，长孙无忌在其后进行突袭，太宗身先士卒，率4000骑兵自北山疾驰而下，突击高丽军的侧翼，三面合围之下高丽军大溃，唐军斩首两万级。
高延寿败退至山上，收集残兵，依山自固。唐太宗率唐军将高丽军余众团团包围。长孙无忌部又拆除了所有桥梁，断其归路。高延寿和高惠贞等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得率其部 3 . 68 万人请降，并躬身膝行．进入军门，拜伏请命。唐太宗挑选褥萨以下酋长 3500 人，授之军职，迁居内地，坑杀靺鞨兵三千三百，其余兵士全部释放，使还平壤。这些获释兵士皆举手顿地，欢呼雀跃。唐军获马 5 万匹，牛 5 万头，明光铠万领，其他军用器械不计其数。经此大败，高丽举国震惊，后黄城（今辽宁沈阳南）和银城（今辽宁铁岭南）守军全都自拔逃遁，数百里内无复人烟。
大家看到这里，肯定会奇怪，那个有如天神下凡的白袍唐将是谁？那就是在小说演义中大大有名的薛礼薛仁贵。薛仁贵名礼字仁贵，以字闻名于世，因此后世大多不称名而直接称字。他是绛州龙门（令山西河津）人，这次征辽，他主动拜访将军张士贵应募出征，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敌军包围，眼看抵敌不住，薛仁贵单枪匹马前往救援，他跃马径前，手斩敌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薛仁贵遂知名。这次驻骅山大战薛仁贵自恃骁勇，早就预备好了出风头，于是身上换了身白袍，与他人衣甲颜色迥异，临战时一马当先冲杀在前。恰逢天阴雷电交加，他一身白袍在黑暗之中更是显眼。如此果然被山上观战的太宗皇帝所注意，战后论功行赏，被赐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仍令北门长上，并赐奴婢十人，由此薛仁贵开始名显于世。
此战后太宗改六山为驻跸山，令将作造《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
另一方面在太宗进行驻跸之役的时候，唐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所率水军在攻占卑沙城后，继续向西北推进，在抵达建安城（今辽宁盖州青石岭）下时，唐军壁垒尚未加固，兵士大多出外樵采放牧，建安城内高丽守军突然杀出，唐军惊扰。张亮此人是个庸才，平素胆怯懦弱，见到敌军杀出，他踞坐胡床，直视不言，被吓得呆如木鸡。可是将士见他神色不变，还以为他沉稳勇健，军心稍定，总管张金树等鸣鼓整军，向敌进攻。高丽守军抵挡不住，只得败逃城中，婴城自守，不敢出战。如此战胜，也可以称为战争史上的一个笑谈。
止步安市城

七月五日，唐太宗将军营移至安市城东，与李勣等商议攻城方略。安市城此时的城主叫杨万春，其人骁勇，手下的兵马精良，城池地形也极为险要，当年莫离支作乱的时候杨万春不服莫离支的篡权，于是莫离支派遣大军进攻安市城但是却失败，只好默认杨万春在安市城的统治权。唐太宗知道安市城是个难啃的骨头，而且杨万春打定了主意死守城池，决不与唐军正面野战，唐军要硬攻下安市城得难度很高，于是提议舍安市而西攻建安，此时张亮率领的水军也在围攻建安城，两军夹攻则“建安得，则安市在吾腹中”；但李勣却认为若西攻建安，则距唐军的粮饷基地辽东城过分遥远，如果高丽断我归路，情势必定危机，故坚持“先攻安市”。最后．唐太宗本着用人不疑地方针，同意了李勣的计划。其实太宗此时的决策还是正确的，如果围攻建安，可以在安市城留一部分军队再派一员大将继续围城，安市城守军决不敢出城野战，如果安市守军敢出城野战更是中唐军下怀。而太宗到了建安城则可以得到张亮四万水军的补充，所以即使在安市城留下的军队数量多一点也不会影响对建安城的攻取，而且建安城守军之前的表现显然攻取的难度并不大，可惜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总尽如人意的。
八月十日，唐太宗又将军营移于安市城南，切断了安市与建安两城之间的联系。然后下令李勣攻城。李勣等拥高延寿等高丽降众营于安市城下，招降城中将士。但城中坚守不动，且每次看见太宗旌旗麾盖，必乘城鼓噪，以弓矢相拒。太宗大怒，李勣乘机请求克城之日，男子尽诛。此话传入城中，守军益愤，人皆死战，故久攻不克。这时，高丽降将高延寿献策：应释放高丽降将与妻子团聚，以动安市守军之心；然后移兵进攻乌骨城（今辽宁凤城以南），该城守军弱少，可朝至夕克。最后麾军南下，平壤可唾手而得。群臣诸将亦建言应与张亮所率水军会师，并力攻拔乌骨，“渡鸭禄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唐太宗正要采纳这一建言，但长孙无忌却极力谏止。他认为如移兵乌骨，则建安、新城的高丽守军必“跟吾后”，我军则有腹背受敌之忧。因此，他主张先破安市，再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唐太宗遂打消了移兵乌骨的念头。长孙无忌的建议当然是万全之策，但是这就让唐军陷入了正面作战一颗颗拔高丽建立的诸多“钉子”的过程，战争必然旷日持久，而且当唐军拔完所有的钉子之后，还能有多少兵力来进攻高丽的都城平壤呢？显然按照这样的方针来办，想要一举攻灭高丽就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总而言之，还是唐军兵力不够惹的祸，要是唐军兵力再多一点，驻跸之役太宗又何必吝啬那5000人？而现在更可以分兵进攻建安和乌骨诸城，多点出击，不会困死在安市城下。
当日午后，安市城中传出猪、鸡鸣叫之声，唐太宗估计高丽守军可能夜袭唐营，遂严兵设备。果然，高丽数百人于夜半缒城而下，唐太宗亲自驰至城下，麾军急击，高丽军死者数十人，余者只能退回城中。第二天，唐太宗又令江夏王道宗督众在安市城南修筑土山，以逼城内。城内守军亦增高其城，与唐军相拒。双方兵士又分番交战，每天都要六七回合。唐军兵士用冲车炮石，摧毁楼堞，城中守军即用木栅塞堵被打出的缺口。李道宗在修筑土山时，足部受伤，唐太宗亲自为其针灸。因此，筑山昼夜不息，先后历时 60 多天，用工50多万人次，山顶距城仅有数丈，下临城中。道宗派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土山之顶备敌。由于山顶过高，根基不固，屯兵过多，土山塌倒，压坏了城墙一角。这时正值伏爱擅离职守，高丽守军数百人从城缺处杀出，占据了土山，“堑而守之”。如此一个绝佳的攻克安市城的机会被如此浪费，还反而被对方转为自己的防御屏障，太宗怎能不大怒？于是将傅伏爱斩首示众，令诸将率兵夺回土山。但接连 3 天进攻，均未奏效。道宗赤脚行至旗下请罪，太宗以其破盖牟和辽东之功，特予赦而不罪。这时，安市城不懈的防守终于将唐军拖入了九月，辽东地区寒霜早降；草枯水冻，加之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太宗遂于九月十九日，下诏班师，围攻太宗征高丽之战至此结束。
回师前，太宗皇帝十分欣赏安市城城主的顽强，特别赐百匹绸缎以资奖励。而城主杨万春亦登城拜谢，遥送唐军回国。安市城之战无论攻方守方均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所谓英雄惜英雄，虽然作为敌对的双方，但是最后都表现出了亚洲式的骑士精神，可谓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征讨高丽的整个过程中，太宗皇帝不但亲上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在修筑攻城的工事，过沼泽时铺路等等这些苦力活均亲力亲为，最后回程的时候跟士兵一样破衣敝裳，坚持不换他那件已经满身是洞的黄袍。“无衣”的歌谣传唱了千年，太宗皇帝恐怕是最得个中三昧的君王之一了。
唐军在这次东征中，共攻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等 10 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 7 万人入山海关内。共歼敌4万，降其大将二人，裨将及官人酋帅子弟三千五百，兵士十万人，并给程粮放还本土。又获牛马各五万以及大量的粮食。唐军自身损失近两千，战马死者十之七八。

唐朝于辽东攻打高丽效果不大后，调整了针对朝鲜半岛的策略。确定：先派兵渡海，与新罗联手打击百济，渡海远征军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再与辽东方面的唐军南北夹击高丽。其时，大将刘仁轨建议：“欲吞灭高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初十，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13万渡海，进行登陆作战。任命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5万与苏定方配合作战。 　八月，苏定方率唐水陆大军船队从城山(今山东荣成)启航，横渡黄海，至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百济军据熊津江口拒守。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一时扬帆盖海，无比壮观。百济军根本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死伤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
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进展却不大顺利，遭遇百济名将阶伯所率的五千士卒殊死抵抗，最后勉强惨胜。 　唐军水陆大军刚一站稳，就齐头并进，沿江而上，直趋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距城20余里，百济倾国来战，唐军再次大破百济军，斩首万余，又穷追残敌直抵泗比城下。 　百济义慈王与太子扶余隆逃向北部边境，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兵固守。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率左右逾城归降，百姓皆从之。苏定方乃命士卒登城立帜，扶余泰处境窘迫，只好献城请求处置。此后，扶余义慈、扶余隆及各城城主亦相继投降。百济宣告灭亡。[2]

唐朝于辽东攻打高丽效果不大后，调整了针对朝鲜半岛的策略。确定：先派兵渡海，与新罗联手打击百济，渡海远征军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再与辽东方面的唐军南北夹击高丽。其时，大将刘仁轨建议：“欲吞灭高丽，必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初十，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大军13万渡海，进行登陆作战。任命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5万与苏定方配合作战。 　八月，苏定方率唐水陆大军船队从城山(今山东荣成)启航，横渡黄海，至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百济军据熊津江口拒守。唐军先锋抢滩登陆，上山结阵，与百济守军展开激战。后续唐军船队正逢涨潮，源源开到，一时扬帆盖海，无比壮观。百济军根本抵挡不住，迅即被击溃，死伤数千。唐军顺利攻下了熊津江口，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
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进展却不大顺利，遭遇百济名将阶伯所率的五千士卒殊死抵抗，最后勉强惨胜。 　唐军水陆大军刚一站稳，就齐头并进，沿江而上，直趋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距城20余里，百济倾国来战，唐军再次大破百济军，斩首万余，又穷追残敌直抵泗比城下。 　百济义慈王与太子扶余隆逃向北部边境，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兵固守。扶余隆的儿子扶余文思率左右逾城归降，百姓皆从之。苏定方乃命士卒登城立帜，扶余泰处境窘迫，只好献城请求处置。此后，扶余义慈、扶余隆及各城城主亦相继投降。百济宣告灭亡。[2]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PBfwvDbCcdSiVBbgLtK
高丽不是高句丽，百度百科出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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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不是高句丽，百度百科出错了

       乾封元年，高丽泉盖苏文已死，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自出巡城，留弟男建男产居守。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拒兄，男生无家可归，走保别城，因遣子献诚诣阙求救。高宗即命契苾何力为安抚使，左金武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同为行军总管，在征高丽。即命献诚为向导，授官右武卫将军。庞同善偕献诚先行，入高丽境，遇著防兵，一鼓击走。男生遂率众来会，诏授男生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又命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带领左武卫将军薛仁贵等，水陆并进，援应何力同善等军。且敕何力同善等，悉受李绩节制。
    绩渡过辽水，道出新城。召语诸将道：「新城为高丽西鄙，不先攻下，馀城未易图了。」乃督军占据西南山，俯瞰城中，环矢迭射。城中恟惧，遂缚城主出降。李绩使契苾何力入守，庞同善高侃为犄角，留薛仁贵往来游弋，策应各军，自率大兵进击，连拔一十六城。男建果然潜兵西出，来袭高侃营寨，被薛仁贵中途邀击，大败遁归。侃遂进军金山，金山地据要害，戍卒如林，见侃军到来，奋力出斗，侃与战不支，逐步退还。高丽兵哪里肯舍，相率赶来，可巧碰著了薛仁贵，横冲而入，把高丽兵截作两段，侃亦麾军返攻，两下合击，杀死高丽兵五万馀人，乘胜逐北，捣破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声威大振。仁贵尚不肯罢手，竟自引部下三千骑，进攻扶馀城，诸将虑他兵少，劝令休进。仁贵笑道：「兵不在多，但看使用合宜，虽少何害？」随即毅然前往，直抵扶馀城下。守兵出城接仗，怎禁得仁贵一支大戟，前挑后拨，纷纷落马。仁贵部下，又都是百战雄兵，无人可敌，眼见得守兵败衄，弃城而逃，一座好城池，又被仁贵据住了。极写薛仁贵。扶馀附近四十馀城，均惮仁贵威名，望风请降。
    李绩闻扶馀城得下，很是喜慰，即遣侍御史贾言忠，还报高宗。
    高宗问及军事，言忠答道：「高丽必平。」
    高宗道：「卿从何处看来？」
    言忠道：「昔隋炀帝东征，因人心离怨，所以不克，及先帝东征，因高丽无衅可乘，所以不克。俗语有云：『军无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自相斗阋，男生倾心内附，为我向导，彼国虚实，我已尽知，将帅成谋，士卒效力，哪有不克之理？且闻高丽秘记，曾有谶语，谓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倾灭高丽。高氏自汉立国，至今已九百年，李绩年已八十，正应彼谶，更兼高丽连年饥馑，妖异迭兴，人心惊惶得很，还有甚么不亡哩？」
    高宗又问辽东诸将，何人最贤？
    言忠道：「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持军却也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沈毅能断，性少忌刻，却不失为统御才。这数人统是当代良将，若讲到夙夜小心，忘身懮国，总要推大总管李绩哩。」言忠评论诸将，尤属有识，惟推重李绩，说他忘身懮国，未免阿私所好。
    高宗怡然道：「卿可谓观人有识了。」
    当下仍遣令东行，慰问将士。及言忠至军，李绩已亲至扶馀城，援应薛仁贵，杀退男建部众。进拔大行城，复会合诸军，攻破鸭绿水坚垒，直捣平壤城了。
    言忠奉诏慰谕，士气益奋，契苾何力引军先至平壤城下，绩军继进，围攻至月馀，高丽王高藏，势穷力蹙，乃遣泉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持著白幡，出降军前。惟男建尚闭门拒守，且屡遣兵夜袭唐营，均被唐军击退，男建尝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输款唐营，愿为内应。越五日，开城纳唐军。绩即纵兵登城鼓噪而入。男建方欲自刎，正值唐军齐进，七手八脚，将他捆住。又把百济故主扶馀丰，也一并拿下，馀众悉降。当由绩传檄高丽全境，令他归顺，所有高丽五大部，凡百七十六城，馀已由唐军攻克外，没一处敢行抗命。高丽遂平。
    绩乃振旅还朝，途次接到诏敕，将高藏等先献昭陵，次献太庙，待一一遵行后，然后奏请受俘。高宗亲御含光殿，传见高藏以下诸人，高藏等匍匐殿阶，由高宗而颁诏敕，赦高藏泉男生等罪，各授官爵。惟泉男建扶馀丰两人，罪大难宥，一流黔州，一流岭南。分高丽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特就平壤设安东都护府，统辖高丽，即令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镇抚。惟扶馀丰子扶馀隆，早已出降，有诏令为熊津都尉，招辑馀众，且替他颁敕新罗，劝释前嫌，互修新好。新罗王金法敏，不敢不从，遂与隆同盟熊津城。刘仁轨代作盟词，俾敦睦谊，然后带著守兵，航海西还。高宗亲祀南郊，告平高丽，进封李绩为太子太师，令他襄祀，充亚献官。

我只想说，托塔天王和唐朝这个李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虽然很喜欢历史，但感觉这样的贴子还是发到历史板块比较好

徐是英年早逝的那位？800人守城，1万多人攻击，守城七天七夜

我有知识我自豪 发表于 2015-6-13 14:35
徐帅参与战役比李帅多，战功多，且在战场上救过李世民；救李二不是小说里的情节么？虽有一种说法单雄信看在 ...
有正史记载，应该可信。
只是奇怪，单雄信也算手下留情，对李世民也算有功，为何后来被俘，唐朝坚决要杀他，如果不杀，他显然也会为唐朝出力的。

秦时明月、 发表于 2015-6-13 15:05
徐是英年早逝的那位？800人守城，1万多人攻击，守城七天七夜
英年早逝？
在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唐朝，活到将近80岁，好个英年早逝。

大唐二李
　　——初唐名将李靖、李勣评传
　　唐朝和两汉一样，是一个武功强盛、令人无限景仰的伟大时代。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涌现出无数名将，这些伟大的军人在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为帝国开疆拓土、牧马牵强的同时，也以辉煌的战功为自己换取功名富贵和无上荣耀。李靖和李勣就是闪耀在初唐天空的两颗最耀眼的将星。
　　隋朝名将贺若弼曾为当时还是太子的杨广品评当世名将杨素、韩擒虎和史万岁，说杨素是猛将，却不是谋将（善于谋略之将）；韩擒虎是斗将（与敌斗战之将），却不是领将（统帅全军之将）；史万岁是骑将，却不是大将。然则以贺若弼的标准来评判，李靖和李勣都是多谋善断、又能独当一面之辈，既是谋将，又是帅才（也就是贺若弼所说的“领将”）；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其生前就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唐高祖曾称赞李靖超过了古代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唐太宗也曾说：“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第三》）；唐人称本朝名将，必首推二李，犹春秋、战国之孙、吴，汉之卫、霍；唐肃宗时二人又一起被列入古代十大名将，得到如此倚重，难道不算是贺若弼所说的“大将”吗？

　　在初唐的众多名将中，李靖和李勣除了军事才能比其他将领略胜一筹之外，他们的个人经历也颇富传奇色彩，在众将领中显得颇为另类；最有意思的是，二李虽然与旁人迥异，他们之间却颇有相似之处。编攥两《唐书》的史官们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合为一传，岂无意为之哉？
　　二李又是被后世演义小说歪曲得最厉害的初唐人物之一，虽然他们在民间的形象被改编得相当离谱，然而人们却又能从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找到这些离奇的文艺形象的影子，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迥然不同的早年经历
　　李靖在民间最著名的形象来自产生于唐朝末年的著名传奇《虬髯客传》，在这部短篇小说里他被塑造成一个风度翩翩的浊世佳公子，来长安（当时叫做“大兴”）拜访隋朝的宰相杨素，令杨素豢养的杀手红拂女（张氏）一见倾心，竟连夜私奔到他家里——可见早在唐代，李靖就已经普遍被当作偶像人物来顶礼膜拜了；在明朝人许仲琳写的《封建演义》里，李靖的形象却十分不堪，作为哪叱的父亲、未来的托塔天王、东海龙王敖广的拜把子兄弟，商朝陈塘关的总兵官李靖既昏庸愚钝到不辨是非黑白，又胆小怕事到甘愿拿自己儿子的命来消灾弥祸、息事宁人，让人大摇其头；而在演义小说《说唐》第十二回《李药师预言祸变，柴郡马大耍行头》里，李靖则更被吹嘘成“善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知过去未来”，又胡绉他是“越公（指杨素）府中主簿”。李靖的这些民间形象虽然大相径庭，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对李靖作了某种神化和美化，这多少反映了普通大众早就把李靖看作一个半人半神的异类的态度和印象。

　　李靖，字药师（《新唐书》云“本名药师”，错），京兆三原（在今陕西省三原县东北）人，生于周武帝天和六年（公元571年），只比唐高祖李渊小六岁。李靖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李崇义曾任后魏（即北魏）的殷州（治广阿，即今河北隆尧）刺史，封为永康县公，父亲李诠做过隋朝的赵郡太守。李靖成年后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是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自幼受到家风的薰陶，少年时即通晓书史，文武兼资，尤其喜好兵法。他胸怀壮志，曾对亲朋说：“大丈夫如果身逢明主，遭遇良时，就应该建功立事以求取富贵，怎么能只满足于做个逡巡于章句之间的儒生呢？”
　　李靖的母亲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姊妹，韩擒虎十分欣赏这个外甥，每次与李靖谈兵论道，李靖都能有常人不及的独到见解，韩擒虎每每称善，曾抚着李靖的背叹息说：“能与我一起谈论孙子、吴起的兵法的，只有这个人了！”

　　虽然得到了舅舅韩擒虎的高度评价，李靖却生不逢时。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公元。以下不再注“公元”二字），李靖十九岁，还没有等到他投笔从戎，隋朝就平定了盘踞在江南一隅的陈朝，自汉末以来分裂了近四百年的天下又重新归于一统。在和平年代里，李靖无仗可打，只好选择文职官员做为自己的晋升门径，这对于从小喜好兵书战策、追慕古代名将的李靖来说多少有些无奈。李靖初次出仕时做的是长安县的功曹（从九品），《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碑》（以下简称《卫景武公碑》）说这一年他十六岁，则其时应是隋文帝开皇六年，即586年；以后累迁至驾部员外郎——由《隋书•百官志》的记载可知，这也应是文帝开皇、仁寿间事，因为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将尚书省二十四司的诸“员外郎”一律废除，改为每司置两名“曹郎”，不再有“员外郎”之称。他担任殿内直长（正七品，是殿内省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乘、尚辇等六局主官“奉御”的副贰）的时候，因为表现优异而受到吏部尚书牛弘的赏识，被称誉为“王佐之才”；尚书左仆射、被誉为隋朝第一名将的杨素也对李靖青眼有加，曾拊其坐床勉励李靖说：“你终究会坐上这个位子的”（杨素虽然奸恶，却善于识人，同样的话他也对封德彝讲过。他监造仁寿宫过于侈奢，受到隋文帝责备，封德彝助其开脱，从此成为杨素心腹。《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文帝开皇十五年）》云：杨素常与封德彝议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还曾抚其坐床曰：“封郎必当据吾此座”）。据《卫景武公碑》记载，李靖还曾先后在地方上担任过汲县、安阳、三原三县的县令，在历年的官员考课中政绩优异。

　　然而隋炀帝自恃聪明，只信任谄媚的小人，象李靖这样的忠直之士即使有天纵之才也得不到重用，有时反而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李靖虽然被众多朝廷重臣看好，他苦苦等待的“遇主逢时”（《旧唐书•李靖传》）的机遇却迟迟没有到来，只在任上蹉跎岁月。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餗所撰的《隋唐嘉话》中说，李靖曾于贫贱无告时问卜于华山庙，求诸神告以位宦所至，辞色抗厉，旁观诸人皆异之。李靖伫立良久，得不到神仙指示，悻悻然而去，没想到刚出庙门百余步，就听到背后有人喊：“李仆射好去！”回头时却又不见人影，甚是怪异。
　　大业末年，李靖外放为马邑郡的郡丞，成为本郡大小官员中仅次于太守和通守的第三把手；马邑作为军事要塞，负有防备突厥入寇的重要防务，因此受太原留守府的辖制，李靖也因此间接成为太原留守李渊的部下。下辖四个县的马邑郡处于与突厥接壤的多事之地，人口一直不旺，《隋书•地理志》统计的该郡户口仅四千六百七十四户，在行政等级上属于所谓的“下郡”，所以李靖的这个由原来的“郡赞务”一职演变而来的郡丞，品秩只有正六品。这时的李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四十岁），他在隋朝的前程依然令人困惑。

　　如果说李靖具有谪仙的风范，那么李勣就是一个“完人”，忠、义、礼、智、信这五种君子应有的美德在他身上得到了几乎完美的体现。
　　李勣，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说唐》里称他为徐勣，又以字行称他为徐茂公。这本来没有什么错，因为当时的习惯，很多人都以字行（就是对人称字而不称其名，这是自北朝时开始流行的时髦叫法），所以许多人只知道房玄龄、秦叔宝、尉迟敬德、苏定方、薛仁贵，却忘了他们的本名分别应该叫做房乔、秦琼、尉迟恭、苏烈和薛礼；问题是《说唐》的作者不该偷工减料，为了图省事而将徐世勣表字中的“懋”字简写成“茂”，这样一来，一般只爱读《说唐》而不肯读《唐书》的读者们，恐怕就只知道大名鼎鼎的徐茂公，而不知道更加大名鼎鼎的徐懋公和李英公了。

　　武德二年（619年）徐世勣献黎阳等十郡归唐，唐高祖赐姓李氏，他从此改了姓，叫做李世勣；电视剧《贞观长歌》提到贞观年间的李勣时，直呼“李勣”之名，大错特错！武德九年六月十三日己巳，玄武门之变中取得胜利的李世民以皇太子的身份发布教令说：“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所以贞观年间的李勣，还是叫做李世勣；他改成单名是在高宗永徽年间（新、旧《唐书•李勣传》），确切的时间史书上没有明载，但应该就是在太宗去世十二天以后的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初八日辛巳（太宗驾崩于五月二十六日己巳）。这一天，即位才第八天的唐高宗下令改六部中的民部为户部，为太宗避讳；李勣显然也是从这一天起去掉了名字中间的“世”字，变成了单名。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只称呼他“李勣”吧。

　　之所以特别抽出这么一大段来纠缠于李勣的姓名，除了正本清源之外，另一个用意也是想借此说明李勣这个人个人经历的复杂，从其姓名的变迁上就可见一斑。与李靖相比，李勣的一生更加丰富多彩，后人对于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唐朝人大体上认同唐高祖给予李勣的“纯臣”的评价，然而至迟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把他视为忠奸难辨的骑墙派，特别是他暗中怂恿唐高宗废王皇后而改立武则天，更是给他的光辉形象打了个大大的折扣。《旧唐书》的编撰者在《二李列传》的赞语里仍对他褒誉有加，到了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时，就转为严厉的指责了，可见对于李勣的负面评价，大体上是从宋朝开始的，这也与宋朝兴起理学的时代大背景是一致的；明末的大儒王夫之更是对李勣评价不高，他曾毫不客气地说：“徐世勣始终一狡贼而已矣”，又说他的信义始终只是“盗贼之信义也，察于利以动，任于气以逞，戕性贼恩，亦一往而不恤”，完全是一种受利益驱动的江湖习气，相信这样的人并视之为“纯臣”而托付以安定国家的重任，其结果只能是使社稷“鲜不覆矣”（很少有不倾覆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四》）。

　　《说唐》里的徐茂公是瓦岗寨的军师，他被塑造成一个能掐会算的道士形象，这个名字在民间的知名度要比它的原型李勣高得多。但是除了足智多谋这一点以外，徐茂公与其说象李勣本人，倒不如说更象《水浒》里的智多星吴用，或许在吴用之外还加上了一点魏徵的形象——因为魏徵确实因为年少时家贫做过道士，又在瓦岗军中做过谋士。虽然两《唐书》里的《李勣传》并没有象《李靖传》一样用文字来形象、描述李勣的相貌，但从多部唐人留下来的笔记里我们得知，李勣长着一付貌似胡人的面孔，还因此受到过取笑，他的样子恐怕好看不到哪里去，估计和欧阳询“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的短脖子、长孙无忌“面团团”的胖脸属于同一个数量级，怎么也不可能让人联想到道士的模样。李勣的形象之模糊，一如他的姓名一样让人难以捉摸。真实的李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李勣（徐世勣）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新唐书》说他卒年八十六，则应生于开皇四年，显然是错误的），他与李靖是上下两代人，比李靖小了整整23岁。徐家本来是曹州离狐人氏，隋末时徙居到滑州的卫南，这个地方的确切方位后来因为李勣的原因而得以保留下来，它就是今天河南省滑县白道口镇的英公村。
　　徐家是卫南当地的土豪，家境殷富，家中“多僮仆，积粟数千钟”（《旧唐书•李勣传》）。李勣和他的父亲徐盖（后赐姓李，下文一并称为“李盖”）颇有豪侠风气，皆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时不避亲疏，与《水浒》中那个同样义盖云天的托塔天王晁盖很象。然而与李靖出身于仕宦之家，又锲而不舍地在官场上追求出人头地、舒展抱负不同，李勣虽然家境豪富，他对钱财和功名却并不看重，甚至于愿意放弃他的良民身份，跑到瓦岗寨去做贼。

　　大约在大业十年（614年）的时候，韦城人翟让占据瓦岗（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聚众为盗，李勣前去投奔。两《唐书》都说他这时只有十七岁。据《旧唐书•李勣传》载，李勣卒于高宗总章二年（669年），年七十六，则大业十年的时候时他不止十七岁，而是二十岁；《新唐书•李勣传》说他“卒，年八十六”，又自作主张地将《旧唐书》中李勣自称的“年将八十”改为“年逾八十”，则据此推算他应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十七岁时正是文帝仁寿元年（601年），错得相当离谱。类似的常识性错误在《新唐书》中还有不少，例如房玄龄名乔字玄龄，却误为“房玄龄，字‘乔’”；“药师”是李靖的字，却误为他的本名。这些都很让人怀疑欧阳修、宋祁等文章大家写史时的认真态度。

　　李勣似乎对于自己少年时曾为盗贼的这段经历颇为自豪，他后来曾对别人说：“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时为难当（挡）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见有不满意、看不顺眼的就杀）；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刘餗《隋唐嘉话》）。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但徐世勣小小年纪就已经杀人如麻，在他上瓦岗寨入伙之前已有将近八年的“贼龄”，俨然是一“老贼”，这确实是一件让人感觉很恐怖的事。好在随着年纪渐长，他的心智和修养也在稳步地提升，不再如少年时一样好勇斗狠、胡乱杀人。
　　有人根据一本疑似宋人伪作的《李卫公问对》，认为李勣是李靖的徒弟（而且是诸弟子中成绩最好的一个），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李勣因阵斩隋朝名将张须陀而一举成名的时候，李靖还在隋朝的官场中苦苦挣扎；而且站在官方的立场，这时的李靖也不大可能教授落草为寇的李勣用兵之术来对抗朝廷，所以二李在入唐之后曾就兵法相互探讨的可能性极大（李勣毕竟是李靖的晚辈，李靖也确实是卓有成就的军事理论家），但要说到师承授受，却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可以肯定地说，李勣的谋略绝大部分是他在与官府周旋多年的过程中逐步历练出来的。

殊途同归，奔向大唐
　　如果隋炀帝是一个知道虚心纳谏的好君主，是一个懂得体恤民力的好皇帝，那么李靖虽然在仕途上升迁缓慢，但终究还是可以逐步接近杨素指定给他的那个位子；徐世勣也可以继续在家乡悠哉游哉地过着他那阳为豪富阴为盗寇、黑白两道通吃的“幸福生活”。可惜大隋的子民们没有那么幸运。大业五年（609年），隋朝的盛世臻于极致，其时天下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余万，富庶的盛况为亘古之所未见；当年三月，象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也和秦始皇一样喜好巡游的隋炀帝启驾西巡，一路风尘仆仆，五月征服了吐谷浑，六月车驾行至张掖，抵达当年霍去病到过的燕支山，西域二十七国国主前来朝见，隋朝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大隋王朝盛极而衰，开始急剧地衰落下来。第二年，高句丽开始不臣，遂有大业七年征伐高丽之举，却又引来山东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聚众在长白山举兵反隋，揭开了隋末大乱的序幕。

　　隋炀帝象一只贪婪到永不知满足的吸血蚂蟥，拼命地吸食隋朝的民力，修东都、开运河、筑行宫、下江都、三征高丽，每一次横征暴敛都激起了百姓的激烈反抗；有志于逐鹿的各路豪杰趁机招兵买马，拉起对伍与隋朝为敌；隋政府的对策则是血腥镇压，然后继续到处拉伕征丁、大兴徭役，激起新一轮的反抗……这一幕就如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每一次都是对隋朝政府的沉重打击。大业十二年，内外交困的隋王朝终于支持不住，全面崩溃，连贵为天子的隋炀帝也因道路阻断而坐困江都，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在这举国蜩螗沸羹的动荡岁月里，二李也只能选择随波浮沉，要想自保已经很不容易。然而两个人最终成为大唐臣子的经过，还是很不一样的。

　　唐代传奇《虬髯客传》里说，杨素家里有一位容貌出众的歌妓张氏（因小说里说她手持红色拂尘，所以后人称其为红拂女），因为爱慕李靖，夜里私奔到李靖在长安寄居的客栈里。夫妇俩为了躲避杨素的搜捕，打算逃到太原去投奔李渊，因为李靖的好友刘文静恰好和李渊父子很熟悉。然而这只是小说家的说法而已，实际上李靖是不可能去投奔李渊的，因为他是李渊的敌人。
　　两《唐书》都说，大业十二年（616年）突厥犯马邑，太原留守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共击之于塞外。身为马邑郡丞的李靖在与李渊的接触过程中察觉到李渊心怀异志，于是“自锁上变”，准备到江都去告密，结果因为道路阻塞而滞留长安，终于为起兵攻入长安的李渊所执。然而以李靖平素的为人作风来看，他不大可能擅离职守，丢弃郡丞的执事而冒冒失失地亲自跑到江都去告自己的顶头上司，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顶多只需要写一封告密信，交给得力的心腹秘密传送江都或长安、东都即可；更何况其时李渊反状未露，隐藏、伪装得很好，李靖行事绝不会如此孟浪。看来真正促使李靖离开马邑上京告御状的应该是发生在大业十三年（617）的刘武周兵变。《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十三年二月己丑日（初八），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刘武周作乱时，马邑官员四处逃散，李靖于此时逃往太原投奔李渊的可能性极大，也很合乎情理。只是他抵达太原以后，发现李渊的二郎李世民和刘文静等人打着防备突厥的旗号，公然到处招兵买马，觉得气氛不对，这才起了前往江都告变的念头。李渊其时还未公开造反，李靖若举告不实就要被判为重罪，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自锁”，以待罪之身告御状。

　　几乎能肯定李靖是在大业十三年二、三月间才动身前往江都而不是在上一年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在于他的行期。如果他真的早在大业十二年就已经动了到江都告变的念头并已付诸实施，那么从自马邑启程到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李渊义军攻克长安，李靖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滞留在长安，这对于急于将李渊准备谋反的消息报告中央的他来说，实在有些不可想象。即使真的是因为道路阻塞而令他无法成行，但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不积极想办法脱身，却只在长安城里坐以待毙，这也不太象是足智多谋的李靖所为。
　　然而若假设他是在大业十三年二、三月间才动身启程，则他的一切行为都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约在大业十三年三月间，李靖辗转到达长安。他之所以没有走经太原至东都洛阳，然后循运河南下江都的路线，是因为这条路实在太危险，沿途到处是盗匪，特别是要经过由瓦岗寨控制的运河河段，这对于一位隋朝的官员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所以李靖的计划应该是先绕道长安，然后翻越秦岭到达襄州（今湖北襄樊），经汉水南下入江，顺流直下江都；或者采用更加保险的办法，干脆直接由关中入蜀，再从长江上游顺流驶抵江都。这两条路线虽然要多费时日，但因为是走水路，而且日后盘踞在两湖和岭南的萧铣政权要到几个月之后才崛起，所以相对而言还是安全的。

　　正当李靖在长安准备继续赶赴江都的时候，五月十五日甲子，李渊在太原除掉高君雅和王威，正式举旗兴兵。作为隋朝名义上的首都，长安（大兴）很快就获知了李渊反叛的消息，留守长安的隋朝官员很快行动起来，在关中各地组织抵抗。这时的李靖仅仅在长安待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为长途旅行作些必要的准备——两个月的时间对于他来说并不算特别宽裕。由于李靖前往江都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上告李渊谋反，现在李渊谋反已成事实，因此他就没有必要再往江都跑了。于是他解除“自锁”状态，留下来协助长安的守备。所以说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之前的一个多月里，他待在长安是因为要为上江都告变作些物质上的准备，还属于确实走不成的“滞留”性质的话，那么在五月十五日李渊起兵之后，他仍然选择留在长安，则是因为他不愿意走，而且也没有再走的必要。“走不成”和“不愿走”两者之间显然是有明显区别的。李靖滞留在长安，积极协助关中地区的隋朝留守官员抵抗了唐军将近半年的时间，直至十一月初九日（丙辰）长安陷落。为了这个，李渊好几次差点要杀他。

　　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载，李渊入长安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戊午）收捕了不肯投降的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十余名隋朝留守官员，由世子陇西公李建成监斩于朱雀大街。李靖也在这批被镇压的人之列。然而李靖不甘心带着满腹的兵书去见阎王，还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就学习当年韩信的样子，对前来观斩的李渊大呼：“唐公起义兵，本来是为了替天下诛除暴乱，难道现在不准备成就大事，却因为私怨而斩杀壮士吗？”李渊为他的勇壮所折服，敦煌公李世民又从旁再三劝谏，李靖才得以赦免。李世民旋即将李靖召入幕府，命他充作三卫。
　　然而唐人留下的笔记里，说法又与正史略有不同。其实李靖如果仅仅只是准备到隋炀帝跟前去告李渊的恶状（结果还是未遂），站在“各为其主”的立场上，李渊应该会对其行为表示理解；况且国家草创，正值用人之际，李渊也绝不会为了这点小恶而刻意为难李靖。他几次三番欲致李靖于死地，其实另有原因。

　　据刘肃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仿造南朝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体例编纂的《大唐新语•举贤》篇说，当李渊在太原举兵时，“李靖与卫文升为隋守长安，乃收皇族害之”，就是说李靖在帮卫文升守长安城的时候也没闲着，他派人到处收捕李渊留在长安的家眷，杀了不少李渊的宗族亲属，这其中可能还包括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抛弃在河东，而被隋朝的地方官吏绑送到长安来的李渊的儿子李智云（《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恭帝•上》：“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吏执智云送长安，杀之”）。这样一来，李靖就不仅与李渊为敌，还与李渊结了仇，所以李渊一入长安，就“诛文升等，次及靖”。刘餗的《隋唐嘉话》也提到了“及京师平，靖与骨仪、卫文升等俱收”这件事，不过在《隋唐嘉话》里，李靖的获释则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卫文升、骨仪死了以后，太宗（李世民）去牢狱勾录在押的囚犯，见到了李靖，与之交谈后觉得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固请于高祖而免之”。这种说法虽然未必可信，不过倒可以解释为什么李世民会突然插手过问李靖的案子。

　　《大唐新语》和《隋唐嘉话》里提到的这位“卫文升”，就是隋朝留守关中的最高长官——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卫玄，“文升”是他的字，被唐高祖杀掉的左翊卫将军阴世师和京兆郡丞骨仪是他的副手。隋炀帝很器重他，大业九年出巡辽东时特意把代王杨侑托付给他，让代王以师傅之礼对待他。大业八年隋炀帝首征高丽的时候兵败如山倒，陆路诸军中仍然保存着完整建制的只有时任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的卫玄率领的一支军队。大业九年杨玄感兵变的时候，第一支赴援洛阳的军队就是由当时留守西京长安的卫玄率领的七万步骑。大军过华阴的时候，卫玄掘了杨玄感之父越国公杨素的坟墓，把杨素的尸体当众烧掉，坟墓铲平，以示与逆贼势不两立。他又在军中设立祭坛，祭拜隋文帝在天之灵，慷慨激昂地祈告：“如果社稷有灵，隋朝还能长久，就请让这些跳梁小丑象冰块一样崩碎瓦解；如果真的是大势已去，天命有变，那就让老臣先死。”他宣读祭文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三军将士听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虽然他的部队士气高昂，却还是中了杨玄感设下的圈套，连战连败，最后他不得不带着七八千人狼狈逃走。幸好这时宇文述、来护儿的援军及时赶到，这才扭转了战场上的颓势。

　　杨玄感之变平定后隋炀帝夸他是社稷之臣，并说有他镇守关中“使朕无西顾之忧”（《隋书•卫玄传》，下同），特赐给他一千士兵充作侍卫，又特意叮嘱他“出入须有兵卫，坐卧恒宜自牢”，因为“关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这对于不肯轻易相信臣僚的隋炀帝来说可是大大地破了先例。
　　大业十一年，卫玄奉诏安抚关中，其时百姓饥馑，贼盗蜂起，卫玄年老，竟救恤无方，以至“官方坏乱，货贿公行”，遂上表“乞骸骨”。隋炀帝不许，特命内史舍人封德彝骑着快马回长安向他宣谕，命他效仿汉武帝时汲黯卧治淮阳的故事，“卧而镇之”，卫玄只得勉强从命。
　　隋炀帝这样信任他，他最后却辜负了隋炀帝，镇守长安时表现得不如两个副手阴世师和骨仪那样有骨气。李渊兵临大兴城下的时候，他的皇上远在几千里之外，令他投告无门；他也没办法再启求隋文帝在天之灵的保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渊的大军将这座孤城重重围困，忧惧之下他干脆做了缩头乌龟，称病不出，把隋炀帝托付给他的代王杨侑和大兴城拱手让给了李渊。不过《北史》和《隋书》里的《卫玄传》都说他并没有被李渊逮捕下狱，他是城破时自己回到家里等死的（也可能是先被收系，后因年老体衰而被特赦释放回家）。义宁年间（自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第二年的五月十九日这六个多月），他病卒于家，时年七十七，带着羞惭和愧疚去见隋朝的列祖列宗了。

　　《大唐新语•举贤》篇还提到了李靖另一次死里逃生的经过，颇富戏剧性：武德间为李靖为岐州（今陕西凤翔、扶风、岐山一带，辖九县，治雍）刺史时，有人揣摩圣意，知道高祖仍然深恨李靖，便去举告他谋反。高祖命某御史前往侦办，临行前特意叮嘱：“李靖谋反只要坐有实据，便可以立即处置。”意思是要御史把李靖的案子办成不能再翻案的铁案，又授给他便宜处置李靖（实际上是处决李靖时可以先斩后奏）的权力。这位御史是个有心人，他知道举告的人是诬告，就虚与委蛇，带着举告人一同赴京。走过几个驿站之后，御史假装丢失了举告的状子，又佯作惊慌失措，逼令随行的小吏四下寻找，又不断对他们进行鞭笞责打。戏码演足之后，御史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企求举告人说：“李靖反状分明，我是奉了陛下的亲旨前来办案的。现在丢了状子，他就可以侥幸逃过一命了。还是麻烦您重新写一份状子吧。”举告人信以为真，不假思索就重新写了一份交给御史。由于这个人本来就是诬告，案情都是他凭空胡乱捏造的，加上写这两份状子的时间前后相差十几天，记忆上难免发生偏差，因此两份状子在描述案件的细节时自然就会出现彼此不一致的地方。御史暗中将两份状子一比对，破绽立现。御史取得了举告人确系诬告的确凿证据之后，当天就赶回长安向唐高祖复奏。高祖闻言大惊，便不再穷究此案，李靖侥幸又逃过一劫。令人惋惜的是，这位聪明而又正直的御史最终没有留下姓名。

　　唐高祖叮嘱御史的话表明，李靖在武德年间一直受到猜忌，过得并不如意。他的职位已经做到很高了，却始终得不到信任，李渊还随时准备找他的麻烦——虽然在夔州设计斩杀冉肇则后，李渊曾颁手敕给李靖，信誓旦旦地表示“旧事吾久忘之矣”。李靖对这种状况肯定也是心知肚明，好在他善于自保，武德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虽然秦王李世民是他的救命恩人，但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派人上门争取他的支持，他却不肯把命卖给李世民，只肯作壁上观——太子、秦王、齐王他都不想得罪，当然更不能得罪的是皇上。李靖就象一只伺机而动的猛虎，在接近他的猎物之前，他还需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蹑手蹑脚地匍伏潜行。
　　与李靖受到的冷遇甚至好几次险遭杀身之祸的猜忌不同，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徐世勣第一次归唐的时候，唐高祖就对他表现出充分的信任和欣赏；其后他因父亲被窦建德胁迫，被迫向窦建德投降，武德三年再次投唐，仍然受到恩遇，比李靖幸运多了。

　　自从十二、三岁开始其打家劫舍的勾当，积累了好几年做盗贼的“经验值”以后，徐世勣便去投奔聚啸于瓦岗寨的盗匪头目翟让。
　　《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说，翟让是东郡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妹村）人，曾经做过东都洛阳的法曹，因为犯了事，下狱当斩。看守翟让的狱吏黄君汉看他悍勇不凡，起了怜惜之心，就在夜里偷偷对他说：“翟法司，天时、人事谁也说不清楚，你怎么能在牢里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连忙对黄君汉叩头说：“我翟让就是困在圈牢里的一头猪，是死是活全凭黄曹主作主！”黄君汉就砸开系械，放他出来。翟让流着泪再次拜谢说：“我翟让蒙受了您的再生之恩，真是平生的幸事，但是（私自放走了我，）您自己怎么办呢？”黄君汉极为仗义，当下变了脸色，斥道：“我本来以为你是大丈夫，可以拯救天下生民的性命，所以才冒死助你逃脱，你怎么反而象那些没出息的小子丫头一样哭哭啼啼地谢我呢？你只要努力自勉就行了，用不着担心我。”黄君汉吉人天相，后来也入唐为将。

　　翟让奔回家乡，就与其兄翟弘、侄子摩侯、好友王儒信一起亡命于离家乡不远的瓦岗，上山做起了盗匪。与翟让同郡的单雄信是地方上的豪杰，善使马槊，听说翟让上了瓦岗，就召集了一批少年前往投奔。徐世勣也在这个时候上山入伙，并向翟让献计说：“现在这个地方（指东郡）是翟公和我徐世勣的本乡本土，住户也大多跟我们认识，如果要去劫掠他们，实在不便下手。况且宋州（即梁郡，宋州是旧名。治宋城，即睢阳，今河南商丘）、郑州（即荥阳郡）这两个郡，地界接近御河（指大运河的永济渠这一段），来往的商旅、行船络绎不绝，我们只须在彼处邀击阻截，取得的财物就足以自给了。”
　　翟让深以为然，于是纵兵在运河边上劫掠来往的公私船只，掳获甚丰，顿时“兵众大振”，从默默无闻的普通盗匪一跃成为今天豫东一带地方的实力最强的盗匪武装。当时在翟让周围，外黄有王当仁、济阳有王伯当、韦城有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有李公逸，活动着或大或小的数支地方武装。徐世勣因献计有功，很得翟让的器重，成为翟让的心腹，他和单雄信也成为瓦岗寨里资格最老的首领之一，并从这时开始培养起了很不一般的交情。从徐世勣给翟让出主意的一席话来看，他这时已经颇有战略眼光，懂得控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这与一般目光短浅、只知道得过且过的普通盗匪已有了天渊之别，这也是他日后赖以成名，并从众将中脱颖而出，得以与李靖比肩的资本之一。

　　翟让起事的时间在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一般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关于徐世勣投奔他时年仅十七岁的记载而认为是在大业七年（611年）。然而实际的情况可能不尽如此。从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述的语气来看，似乎徐世勣甫一投奔翟让，即献上劫掠运河船只的奇计作为见面礼和“加盟费”，则翟让至迟在次年（大业八年，612年）即有剽掠运河之举。
　　然而从逻辑上分析，他这个时候在运河上勾当的可能性非常小。众所周知的是，大业七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隋炀帝筹划东征高丽。自大业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壬午）隋炀帝下诏讨伐高丽，直到大业八年春正月初二日（壬午）发布总动员令、部队开拔为止，整个大业七年，运河两岸一直是人来人往，送往前线的各种军需物资川流不息，显得异常的繁忙。来自全国各地的卒伍、民伕、物资、粮秣都被集中到一个方向——涿郡，这是东征高丽的宏伟计划中，隋炀帝设立的大本营和出发基地。从国内大多数地方前往涿郡，沟通洛阳和涿郡的这一段运河（永济渠）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南方来的人员和物资的大规模调动，更是必须仰赖于运河的巨大运力。在全国上下都在为前线的战事进行紧张的动员和物资准备的形势下，尤其是在不断有大批军队和物资通过的情况下，翟让不大可能在永济渠一带公开活动，更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劫夺过往的船只——除非他自视力量足够强大，不惧怕和官军公然对抗。虽然大业七年年末确实有官逼民反的现象发生，但反抗仍呈零星的微弱状态，隋朝政府仍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局势，翟让也不可能在此时自讨苦吃。以他安于现状的性格来看，他这时多半是守着瓦岗这块风水宝地，在周边的村落间小打小闹，还没成多大气候；他打到运河边上来更有可能是大业九年杨玄感之变以后的事。这也表明，要么是徐世勣在大业十年左右才去投靠翟让，要么是他在投奔翟让三年之后才提出这么好的建议，他自称的“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向运河发展的策略使得瓦岗寨的局面为之一变。大业十年（614年），瓦岗军已经打下了宋州和郑州，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还控制了自梁郡至黎阳（今河南浚县）的一段永济渠，兵力也已经扩展到了万余人，力量蔚为可观。

　　作为瓦岗军发展壮大的代价，引来官军的围剿是必然的结果。大业十二年春，隋朝调齐郡通守张须陀率两万官军前来围剿（支持这个时间的证据在于《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大业十二年 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始议分遗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其中炀帝任命的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就是张须陀）。张须陀的胃口很大，他准备一举剿灭在黄河下游和运河沿岸活动的所有反隋义军，翟让只是目标之一。张须陀可以说是隋朝的章邯，他是弘农郡阌乡县（今河南省灵宝市）人，以齐郡丞任上屡破“知世郎”王薄起家，先后剿灭或击败了王薄、孙宣雅、石秪阇、郝孝德、裴长才、秦君弘、郭方预、左孝友、解象、王良、郑大彪、李脘等多支农民军，积功升任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全权督责剿寇军务；随即又击败了卢明月、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等武装，成为风头正劲的一时名将。翟让率部与张须陀率领的官军大小三十余战，每战皆墨，不得不撤离运河地区。这一尴尬的局面直到李密的加入才得以扭转，他是徐世勣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大人物。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徐世勣在瓦岗寨中度过的那段峥嵘岁月，我们不得不暂时让英公沦为配角，花点笔墨来细说一下来到瓦岗寨以后的李密——李密天生就是一个富有领袖魅力的政治明星，他走到哪里都是光芒万丈，更有反客为主之能，在我们这篇小文里也不例外，连一千四百年以后的笔者也不得不屈服于早已是死人的他的压力（写到这里，苦笑一下）。

　　在与张须陀部的作战中，仍然年轻而缺乏大战经验的徐世勣第一次和张须陀手下的大将秦琼（秦叔宝）打了照面，两人交手的结果对徐世勣来说自然是惨不忍睹。不过与小说中的说法恰恰相反，两个人的关系此时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秦琼并非小说中写的那样是捕快出身，他也和当时大多数有抱负的男子汉一样投身于军旅之中，成为隋朝正规军的一份子。他早年在名将来护儿手下当兵时就很受来护儿的赏识，来护儿甚至派人前去凭吊他过世的母亲，这可不是一般的士兵所能享受到的殊荣；他后来转投到张须陀帐下，在镇压卢明月一役中一举成名，和罗士信（小说中罗成的原型）一起成为最受张须陀倚重的猛将。
　　大业十二年（616年），被隋政府通缉在逃的李密前来投奔。自杨玄感兵败之后，身为谋主的李密被解往高阳（今河北保定）的隋炀帝行在所，他和他的六个同党在途中用财物贿赂负责监督的使者和押解的守卫，天天买酒买肉与他们一起豪饮，渐渐地令他们失去了戒心。走到邯郸的时候，李密等人终于趁使者和守卫防备松懈、喝得烂醉之时穿壁逃脱。李密从此往来于山东诸帅之间，向他们兜售自己的反隋主张。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好几次差一点被官府抓住，也连累了自己一些亲戚朋友的性命。他去投靠郝孝德，郝孝德不礼遇他；又去见王薄，王薄也不稀罕他的主张，彷徨无计的他一度曾窘迫到要靠削树皮充饥的地步。他见暂时找不到好的出路，只好躲在淮阳的乡村里，化名为“刘智远”，一边聚徒授课，一边静观天下形势的变化，可惜没住几个月就耐不住寂寞，流着泪作了一首抒发心境的五言诗（就象《水浒》中醉酒的宋江在江州的酒楼上写反诗那样），很快被人告发（告密者估计就是他的某一个不成器的弟子），淮阳太守赵佗下令辖下各县全力搜捕他。李密逃到雍丘，听说翟让在诸贼帅中实力最强，便前往投奔。有人提醒翟让，说李密是跟着杨玄感造反的隋朝亡将，翟让就把李密关了起来。正好浚仪人王伯当是李密在淮阳授课时的弟子之一，李密便托王伯当带话给翟让（王伯当入伙瓦岗大概就在这前后。他对李密很忠心，后来李密叛唐的时候他明知道举事不可能成功，也依然陪着李密慨然走上了不归路）：“刘邦、项羽都是起自布衣而成为帝王。现在主上昏昧，百姓怨恨，精兵耗尽于辽东，和亲绝止于突厥，皇帝现在正南游扬、越，抛弃了东都。这也正是刘、项兴起时那样的际会呀！以足下的雄才大略，又有精锐的士卒人马，已足以席卷两京、诛灭暴虐，就是灭亡隋氏，那也不在话下呀！”翟让见李密有这样的见识，很是欣赏，便释放了李密。李密便为翟让游说了周边的好几支小武装前来投靠，作为表达自己入伙诚意的“投名状”，博得了翟让的好感。有人说李密上瓦岗寨的时候徐世勣曾出面劝说翟让接纳他，但看来不太可能。徐世勣和翟让、单雄信的关系很不一般，但与跟李密关系密切的王伯当却似乎没有什么过深的交情，可见他与李密本人也不是走得很近，在刚刚认识李密的时候不可能冒然替他说话。他后来忠于李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对瓦岗寨的事业（而不是李密私人）的忠诚以及顾全大局的全局观念。

　　李密的到来，给瓦岗寨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转机，然而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调子。李密和翟让出身迥异，想法、抱负、为人处事的方式都不相同，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为日后的火并埋下了种子。李密上山之初便鼓动翟让效法秦末刘邦、项羽兴兵诛暴虐的故事，翟让对李密的宏大抱负却连想都不敢想，连忙摇头说：“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只知道早晚在草莽间苟且偷生，你说的话，不是我能想得到的。”
　　李密虽然刚入伙没多久，却已有鸠占鹊巢、喧宾夺主的气象，让翟让心里不太痛快。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来，一路上不断在各地义军中打听李密的下落，逢人就说“这个人（指李密）当取代隋家做天子”，别人问其缘故，他就把当时流传很广的谶谣《桃李章》中的那句“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解释成“皇”（炀帝）和“后”（萧皇后）将要坐困江都，再也回不了长安（意即失去江山）；又把歌中的“桃李子”用谐音附会成“逃李子”，即逃亡的李氏子弟（这不是明摆着给李密对号入座？）；而另一句“勿浪语，谁道许”则被附会成谶歌告诉人们应当保守秘密，不要随意泄露（就是“密”的意思），这两句合起来的意思当然就是“李密”两个字（《桃李章》在流传的过程中留下来众多不一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后来占有天下的李唐王朝将“桃”解释为“陶”，即上古时五帝之一的帝尧的都城“陶”，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帝尧又被称为“陶唐氏”，他定都的地方除了“陶”还有“唐”，这样就和唐朝扯上了关系）。经过李玄英的大肆吹嘘，李密在山东诸贼帅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又有一个原来在隋朝做宋城县尉的齐郡人房彦藻，常恨自己有满腹才华却不能为朝廷所用。他后来牵涉到杨玄感的叛乱，被迫亡命，在梁、宋间与李密偶遇。这位“自负其才”的房先生不大看得起别人，却独独对李密大为倾倒，心甘情愿地跟着李密往返于汉、沔之间（今天湖北的江汉平原一带），去游说各路反隋武装的头目。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带着几百条好汉上山来，让他们作为游客留在翟让营里，好让他们人人都能在翟让面前猛夸李密。这两个人可能都是擅长作秀的李密故意安排的“托儿”。

　　翟让见李密和他的手下这么有本事，又为各路豪杰所看重，既想倚重他，又对他不放心，心里犹豫不决，便去找军师贾雄商量，想听听贾雄的意见，却不知这个贾雄早已先被李密收买。贾雄是个阴阳术士，知道一点占卜卦课之术，想必也有几次很灵验的时候，所以颇得翟让的信任，李密就请他在术数上面做文章，找机会在翟让面前美化自己。当翟让把李密对他说的那一番“席卷两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的话和盘托出时，贾雄立即称赞李密的话“吉不可言”，随即又补充说：“如果是翟公您自立的话恐怕未必能成事，如果立这个人（指李密），则诸事没有不成的（这个术士这一次倒也不全是胡诌。从后来的情况看，至少对于李密败给王世充以前的那段时间的事情，他是不幸蒙对了的）。”翟让将信将疑，问他：“要是照你这样说的话，蒲山公（李密袭父李宽爵为蒲山公）应该自立门户才对，怎么会来投靠我呢？”贾雄就发挥他那一套利用术数胡诌的特长，故作神秘地告诉翟让：“这是事出有因呐。蒲山公之所以来投奔您，正是因为将军您姓翟的缘故呀。‘翟’就是‘泽’（“翟”与“泽”音近），蒲苇离开了水泽怎么能生存呢？所以他必须要依靠将军您呀！”贾雄的一席话说得内心纯朴并且待人宽厚的翟让心中芥蒂全消，从此对李密放松了警惕，与他“情好日笃”（《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下同）。

　　随着瓦岗军的不断壮大，靠劫掠得来的财物已不易养活如此众多的人马，加之又时近大业十二年的冬天，部队的给养发生了困难，李密便鼓动翟让去打荥阳，准备夺取洛口仓。他说：“现在四海沸腾，百姓不能安心耕耘。翟公虽然人马众多，但没有仓禀可资供采食用和给养，唯靠在野外劫夺得来，常常苦于供不应求。如果（这种局面）旷日持久，人马必然疲弊，一旦大敌来临，必然导致军心涣散，士众溃离。不如先略取荥阳，休养士兵，屯蓄粮谷，等到士壮马肥之时，再和别人一争长短。”翟让没有什么战略眼光，见李密分析得头头是道，便答应了。瓦岗军几路出击，先攻破了金堤关，很快又拿下了荥阳郡所辖十一县中的大部分。荥阳地近东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辖下的汜水县（旧称成皋）有座虎牢关（唐朝建立后为避李渊祖父李虎之讳而改称“武牢关”）是洛阳东面的门户。由于隋炀帝的偏爱，大业年间的东都洛阳已经在实质上取代了西京大兴（长安）的首都地位，因此荥阳陷落，京畿之地落入反隋武装之手，就会使东都门户大开，洛阳将为之震动；而且在荥阳的周围，有隋朝政府修筑的好几个大粮仓，占有了这些粮仓，也容易打开局面。

　　当时的荥阳太守是隋文帝的从祖弟河间王（死后追封为郇王）杨弘的儿子杨庆，他力不能讨，隋炀帝便徙齐郡通守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协助杨庆进行弹压。张须陀于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二十七日（庚戌）誓师出征，气势汹汹地向荥阳杀来。翟让在张须陀手下没少吃苦头，一听说苦主前来心里就发怵，“大惧，将避之”。李密为了鼓起翟让的战斗勇气，故意把张须陀贬低成有勇无谋的匹夫，分析说：“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陈（阵）以待，密保为公破之。”翟让见李密说得信心满满，也只好勉强从之。
　　李密看准了张须陀部是骄兵悍将的本质，决定以示弱之计诱他上钩。临战前，他和翟让商量，分兵千余人（《隋书•张须陀传》说是“数千人”）交给徐世勣和王伯当，两路埋伏于大海寺以北的密林中，这是李密为张须陀备下的“口袋”，李密则亲自带着常何等二十余骑作为接应的游骑。然后李密让翟让前去挑战，张须陀对这个连吃了自己三十余个“鸭蛋”的手下败将十分轻视，竟令部队列方阵前趋迎敌，翟让与之接战也是一触即溃，只不过这一回是半真半假。张须陀没有看出破绽，也不以为意，趁势挥军掩杀，于是佯败和穷追的两路人马跑了十余里，渐渐进入了李密设下的伏击圈。这时伏兵一齐杀出，张须陀猝不及防，吃了败仗。翟让立即回军逆击，李密也与徐世勣、王伯当合军，将隋军团团围住。经过殊死血战，张须陀突围而出，见左右大部仍身陷重围，不忍独自逃生，便又返身纵马杀回重围之中，如此一连往返四次，眼见实在无力回天，只好仰天长叹：“兵败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于是弃马步战，殁于阵中，一代名将就以这样既悲壮又窝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张须陀的副手鹰扬郎将贾务本受伤也不轻，他一路强忍着剧痛率领幸存的五千名将士奋力突围，一路奔逃到梁郡，才因伤重不治而死。其后直到裴仁基接替张须陀出镇虎牢关，由秦叔宝、罗士信率领的这支隋军残部才重新找到了归属。
　　就在大海寺胜利的喜悦气氛还未散尽的时候，翟让却又跟李密闹起了别扭。他让李密另建牙帐，别统所部，以李密在隋朝的爵号称为“蒲山公营”，让李密自立一个山头。李密制军很有一套，他号令严明，士兵们即使在盛夏里也象背负着霜雪一样，表情凝重而肃然，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自己过得俭朴，却把所得的金银财宝全部分给属下，因此将士们都肯为他卖命。他麾下的将士大都受过翟让属下的羞辱，但都碍于李密申明的严令而始终隐忍。翟让胸无大志，还留恋着他在瓦岗的那一亩三分地，就对李密说：“现在物资、粮草都大致齐备了，我准备回瓦岗去。蒲山公如果不想回去，悉听尊便，翟让从此与您告别了。”两个人分道扬镳，翟让往东，回瓦岗寨；李密向西，到康城，一路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下数城，大获资储”。翟让走了一阵，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李密肚子里的寄生虫，离开他简直没法生存，只好反悔，又掉过头来追随李密。这时他与李密的地位和威望已经整个儿颠倒过来了。

　　李密在这一时期头脑格外的清醒，眼光也格外的精准，连下了几着颇具战略眼光的好棋，把瓦岗寨的事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其中之一便是夺取洛口仓。
　　洛口仓也叫兴洛仓，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七里铺村以东的黄土岭上，因为位于旧洛水入黄河的河口处，所以称为“洛口仓”。这里是一片丘陵高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土层坚硬干燥，有利于屯集粮食；再加上又有水利之便：由洛水西上可至东都洛阳，溯黄河而上则可达潼关、长安，沿黄而下直通大海，也可转由运河北至燕山、南抵太湖，拥有兴建粮仓的优越条件和战略必要性。大业二年，隋炀帝下令兴建洛口仓，以便从江南经运河运来的漕粮囤积于此。为建此仓动用了役丁200万人。据说当时洛口仓的仓城周长二十余里，共建有三千座粮窖，以每窖藏粮八千石计算，则整个洛口仓可存粮两千四百万石，数量庞大得惊人。象这样的巨型粮仓，两京附近还有好几座，《通典•食货》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今陕西华县）永丰仓，陕州（今河南陕县）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隋文帝父子建这些粮仓的目的原是为了应付灾年的饥荒，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本意是想保住大隋的万世基业，然而真正遇到灾年，贪污腐败的官吏们却不肯开仓救民，这些粮仓反而成为各路豪杰争相吸引老百姓加入反隋义军的诱饵，许多饥民就是吃饱了肚子以后拿起锄头木棍走上反抗隋朝暴政的道路的。这对于隋朝政府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与当年秦始皇为了保证帝国的军队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战场镇压旧六国贵族的叛乱而修建了从咸阳通过全国各地的驰道，结果这些驰道反而成为反秦起义军畅通无阻的灭秦之路是何其相似！

　　在正式作战之前，李密照例要对翟让作一番动员工作，预先给翟让吃一颗定心丸：“现在东都空虚，士兵平时都不操练；越王（杨侗）年幼，留守的各位官员政令不一，老百姓也和他们离心离德。段达、元文都都是昏聩无谋之人，我琢磨着他们肯定不是将军您的对手。如果将军能够用我的计策，天下弹指间就能平定。”他又派手下裴叔方到东都去打探虚实，不料裴叔方行踪不慎，反被东都留守官员发觉，加强了守备，而且准备派快骑到江都去报信。李密得知情况以后，连忙又来找翟让商量：“事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能不发动了。兵法上说：‘先发则事态由自己控制，后发则受制于人’。现在百姓饥馑，洛口仓积粟（小米）很多，距离东都有百里之遥，将军如果亲率士卒，轻进掩袭，他们（指东都的官军）离得远，来不及救援，又事先没有戒备，要夺取简直象从地上捡东西一样容易。等到他们得到消息，我们已经拿下了粮仓，再发谷粟救济穷困的饥民，远近之人谁不来归附！百万之众，一天就可以聚集，再枕戈蓄锐，以逸待劳，即使他们能来，我们也已经有准备了。然后再传檄四方，招引豪杰以供谋划，选取悍将授以兵权，翦除亡隋的社稷，广布将军的号令，岂不是盛事吗？”（这番设想后来在他自己手里基本做到了）翟让被他鼓动得豪气干云，便说：“这是英雄的韬略，不是我能担当得起的。我惟您马首是瞻，会尽全力跟着你做这件事。请你先出发，我为殿后。”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初九（庚寅），李密、翟让率精兵七千人（两《唐书》云“千人”）出阳城，绕过裴仁基镇守的虎牢关，北越方山，自罗口奔袭洛口仓，当天就攻破仓城，守仓的隋将邴元真被迫投降。李密随即命令开仓放粮，任民所取。四方百姓听到消息后纷纷赶来，一时间往来扛粮的人络绎不绝，沿途洒落浪费的粟谷无算。有人好心提醒李密要注意放粮的方式，如果任由人们这样取法，总有一天偌大的洛口仓也会吃空，到时没有了粮食，前来归效的士卒就会一哄而散，李密对此却不以为然。这时，隋朝的朝散大夫德睿献尉氏县归降，前宿城令祖君彦也来投靠。李密早就听说过祖君彦的大名，顿时大喜过望，将他敬为上宾，又对他信任有加，将军中的文檄都交给他处理。祖君彦是北齐尚书仆射祖珽之子，他虽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但博学强记，文采斐然，声著海内。李密那篇著名的声讨隋炀帝的檄文就是出自祖君彦的手笔，其中的“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更是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让人读后顿生慷慨义愤之心，极富煽动力。这样的人居然不能为两代隋皇所用。著名诗人薛道衡向隋文帝推荐祖君彦，隋文帝说：“就是那个作歌害死斛律明月的人（指祖珽。斛律明月是指北齐名将斛律光，“明月”是斛律光的字。祖珽作歌陷害斛律光之事见《北齐书•斛律光传》：“周将军韦孝宽忌光英勇，乃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祖珽因续之曰：‘盲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于路。”）的儿子吗？我用不着这样的人。”本身也是才子，曾自负地向臣子们声称“如果当皇帝也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我照样能考上这个皇帝”的隋炀帝更是极度讨厌祖君彦的名字，就依常例把他调到东平郡去当书佐，检校宿城令（代理性质的宿城县令），只给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做。可见杨坚父子的气量还比不上武则天一介妇人，不知道自命不凡的隋炀帝如果在江都看到那篇愤怒声讨自己的檄文中所饱含的绚丽文采会作何感想。

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接到洛口仓失守的消息，立即派出步骑二万五千人，交给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率领东征，企图将洛口仓一举夺回；又令裴仁基率部从汜水出发向西驰援，准备从东西两面夹击瓦岗军。越王令刘长恭、房崱先行，裴仁基在后接应，事先约定两日后（二月十一日）双方在仓城南面会师。
　　东都的百姓这几年受尽了隋朝政府的欺骗宣传，还真有不少人把瓦岗军当成了鸡鸣狗盗之辈，以为这次不过是又一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到繁华富庶的东都来抢粮。于是有不少世家子弟请缨从募，渴望在家乡父老面前杀敌立功；就连国子监里那些平时醉心于圣贤诗书的饱学之士也耐不住寂寞，纷纷加入到“讨贼”的队伍中来。这支队伍依然保持着隋炀帝平日出行时的仪仗水准，盔明甲亮，衣着光鲜，旌旗蔽日，鼓角震天，可就是不会打仗。一群羔羊闹哄哄的，早被李密、翟让派出的细作打探清楚了他们的“讨贼大计”。

　　东都的军队先于裴仁基的援军到达战场。刘长恭和房崱求功心切，不等士兵们吃早饭，就驱赶着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岸从南到北一口气排了十几里长的阵势。李密则从军中选出骁勇健儿，分作十队，留四队埋伏于横岭之下对付裴仁基，其余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等着东都来的羔羊们自己撞入虎口。刘长恭等欺李密兵少，心里便有了轻敌之心。翟让率先接战，在隋朝的“学生军”面前居然讨不了便宜，李密连忙指挥麾下将士猛冲猛打，将隋军阵脚冲乱。隋朝的“学生军”们仍然饿着肚子，没有力气恶战，又多是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平日里娇生惯养的世家富豪子弟，哪里是勇猛善战的瓦岗军的对手呢？这样的结果其实早在东都留守政府将他们拼揍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主将刘长恭和房崱脱下战袍狼狈潜逃，奔回东都，士兵阵亡十之五六。从东边赶来接应的裴仁基接到前方败报，也驻足不前，不敢撄瓦岗军之锋。李密、翟让缴获了隋军遗弃的大量甲仗辎重，正好用来武装新招募的士兵，兵威更盛。

　　洛口仓之战和石子河反击战的接连胜利，使李密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取代翟让成为瓦岗寨的新主人。这其中既有翟让本人的意愿，也有徐世勣、王伯当的劝谏之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徐于李密有恩。
　　翟让于是正式推举李密为王，给李密上名号为“魏公”。大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庚子），攻取洛口仓十天以后，李密设坛场，即“魏公”之位，称元年（改元“永平”），行大赦，正式建立政权。其对下行文称“行军元帅府”，李密就是行军元帅。魏公府设三司、六卫，元帅府设长史及以下官属；又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封东郡公，司徒府也置长史及以下官属，只是属僚员额较元帅府减半；翟让的两个最亲密的心腹单雄信、徐世勣分任左、右武候大将军，让他们分掌兵权，此举显然是为让翟让安心；李密的心腹房彦藻被任命为元帅府左长史，担任右长史的邴元真是原来守备洛口仓的隋朝降将，李密似乎很信任他，仍叫他守洛口仓。可惜后来李密为王世充所败，想退回洛口仓固守，没想到邴元真早已把洛口仓献给了王世充，李密无路可去，只好转投关中。这件事让一些李密的旧部愤愤不已，其中有一个叫杜才干的人假装前来投靠，趁机刺杀了这个瓦岗寨的叛徒；元帅府的左司马为杨德方，右司马是郑德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诸人各有官爵等差。

　　瓦岗军政权的建立震动了山东群雄，于是北起赵、魏，南至江、淮北岸，各地的豪杰纷纷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这些著名的“大盗”自不必说，尚有济阴的房献伯、上谷的王君廓、长平的李士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谁郡的张迁、黑社、白社、魏郡的李文相、济北的张青特、上洛的周北洮、胡驴贼等各路英雄都奉李密为主，前来投靠，李密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群雄盟主。李密对他们都悉心接纳，仍令各自统领旧部，布置营垒予以安置，一时间归降者如百川归海，络绎不绝，瓦岗军迅速膨胀至数十万人，号称百万之众。为了安置新增加的众多弟兄，李密令护军田茂护充洛口城，改建为方圆四十里的巨型城池。他又遣房彦藻向东进击，拔取安陆、汝南、淮安、济阳诸县，河南的郡县也大多落入李密之手。

　　四月初九（己丑），让东都人心惊胆战的日子来临了。当夜孟让率步骑两千人袭击了东都外城，烧毁了丰都市，一直闹到拂晓才喧嚣而去，惊恐万状的东都居民纷纷逃入宫城，各省台衙门门前挤满了避难的人群。然而这才只是以后数年中东都所遭遇的无穷劫难的开始。四月十三日（癸己），李密又遣裴仁基、孟让率军两万攻破了回洛东仓，又烧毁了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迎战，裴仁基等兵败，李密自己领兵屯守回洛仓。自此东都的二十余万守军衣不解甲，昼夜戒备。四月十五日（乙未），李密攻偃师、金墉城皆不克，遂舍弃回洛东仓，退保洛口。此时东都乏粮，城中的布帛却很多，堆积如山，布匹不能吃，于是有人将这玩意儿做成汲井水的绳子，或用来生火做饭。越王杨侗趁夺回回洛东仓之机，派人紧急抢运了一批粮食入城，又分兵把守各处要地：五千屯于丰都市，五千屯于上春门，五千屯于北邙山，一共设置了首尾呼应的九座连营。越王的布置十分及时，因为回洛仓在隋军手里只呆了四天，四月十九日（己亥），李密率三万之众卷土重来，一举夺回了回洛仓，同时大修营堑，对东都做长期围困之举。四月二十一日（辛丑），段达等率城中隋军七万与李密战于回洛仓之北，大败而还。这期间，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献县归降；四月十七日（丁酉），房宪伯攻陷了汝阴郡，曾经追捕过李密的淮阳太守赵佗也举郡来降；四月二十七日（丁未），李密令其幕府传檄各郡县，历数隋炀帝十项大罪，声称炀帝之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除了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四月间李密的另一大收获，是裴仁基率众来降，使李密不但得到了军事重镇虎牢关，而且得到了大批隋朝的精兵良将。
　　张须陀阵亡后，时任光禄大夫的裴仁基被隋炀帝点名出任河南道讨捕大使。他不象张须陀那样喜欢四面出击，而是采取更稳健的策略，依托虎牢关为据点，专心为隋朝把守洛阳的东大门。他明白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了虎牢，就可以挡住山东的各路义军，确保东西两京的安全，而且也可以伺机威慑山东和河北的义军。不过他也不是一味龟缩，有时也主动打击周边的反隋武装，并屡有斩获，战绩还不错。裴仁基父子都骁勇无比，尤其是他的儿子裴行俨更有万夫不当之勇，军中号称“万人敌”，据说他就是《说唐》里面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的原型；裴仁基的另一个儿子裴行俭也是文武兼资，后来成为唐高宗时的名将。

　　不过裴氏父子时运不济，纵然恪尽职守，还是被挟私报复的小人逼上了梁山。裴仁基见士卒劳苦，他每次打了胜仗都把缴获的资财分赏给大家，而监军御史萧怀静每次都强行制止，引起士兵们的怨恨。于是萧怀静便迁怒于裴仁基，暗中收集他的隐私，准备上章弹劾。洛口仓之战，裴仁基先是失期不至，后来又听说主将刘长恭等都已战败，便在百花谷逗留不进，只是固垒自守，事后非常担心朝廷降罪。李密侦知后便派人前来游说，晓以利害兼之动以厚利，劝裴仁基献关入伙，裴仁基动了心。这时贾闰甫正在裴仁基军中，便劝裴仁基归降李密。裴仁基还在犹豫，问贾闰甫：“那么萧御史那里怎么办呢？”意思是如何处置萧怀静。闰甫说：“萧君就象是树上的鸡，如果他不知道权衡变通，是否取他的性命，也就在明公这一刀而已。”裴仁基于是派贾闰甫前去接洽请降，还讨得李密的回书一封（这个贾闰甫就是在大海寺一役中丧命的张须陀的副将贾务本的儿子，不知道他老爹的在天之灵知道他竟然主动向自己的杀父仇人请降，会不会气得再死一次）。裴仁基得了回书，心里有数，依旧回到虎牢，为起事做准备。没想到这些居事竟然都被萧怀静得知，并且一一秘录下来。裴仁基得知后，惊惧之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萧怀静，将部属连同虎牢关一起献给李密，这时距张须陀战死仅有半年时间。李密、翟让、裴仁基；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秦叔宝、罗士信这些人，几个月前还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现在却都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

　　李密得了裴仁基手下的大将秦琼，十分喜爱，就让他当了骠骑，成为统领自己手下最精锐的八千“内军”的四员虎将之一。内军骠骑虽然职位并不高，但内军在瓦岗政权中的地位相当于隋炀帝的禁卫军，是李密的警卫部队，因此内军骠骑是一个很见亲信的职务，李密只交给自己绝对信任的人。象徐世勣、单雄信这样在瓦岗寨里老资格的将领，因为跟翟让走得太近，便坐不上这个位子。四位内军骠骑中另外一位著名的人物是程咬金，他是东阿人，后来改了一个较为文雅的名字叫“知节”。他大约与秦琼同时来到瓦岗寨，后世在民间的名气也跟秦琼旗鼓相当。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化装混入瓦岗军的队伍中，趁乱跑到江都去向隋炀帝报信，倍言李密拥众百万，占洛口仓，围困东都之祸，哀切地表示“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资治通鉴》卷183《隋纪七•炀帝•下》），连炀帝都为之动容。岂料此时隋炀帝身边的头号奸臣、“大业二贵”之一的虞世基却一口咬定这是元善达等人编出来欺诳越王年幼的谎言，是故意危言耸听。他的逻辑居然是：既然李密把东都围困得象铁桶一样，你元善达是怎么跑出来的？隋炀帝的智商已经差不多让女色消磨光了，于是他也勃然大怒：“元善达这个小人，竟敢当廷欺辱我！”他不由分说，就强令元善达通过群盗的防区去东阳催运粮草。可怜元善达一介忠臣，竟因此死于群盗之手；自是群臣人人缄口，对“盗贼”一词更讳莫如深，只管掩耳盗铃而已。看来隋朝真是气数已尽，将遭天人共弃了。

　　大业十三年九月，李密又有新的动作。当时河南、山东发大水，隋炀帝令开黎阳仓赈灾，岂料政令不行，守仓的官吏放粮不及时，致使饥民饿死者每日达数万人，民怨沸腾。徐世勣趁机向李密献计说：“天下大乱，本来就是因为饥饿。如果现在能够夺取黎阳仓，那么大事就能成功了。”正好这个时候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举郡来降，也建议李密“西取魏郡，南会诸将取黎阳仓”（《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元宝藏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钜鹿曲城人魏徵。李密见众人都有意攻取黎阳，就拨给徐世勣五千人马，让他从原武渡河掩袭黎阳，一日即告得手。既然是“南会诸将取黎阳仓”，那么参加战斗的显然不止徐世勣一路人马，《隋书•炀帝纪》说有元宝藏、李文相（“是月，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叛归李密，与贼帅李文相攻陷黎阳仓”）；《新唐书•李勣传》说有郝孝德（“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与郝孝德等济河，袭黎阳，守之”）。那么至少是两路：一路是元宝藏和李文相，一路是徐世勣和郝孝德。联系到两《唐书》的说法，徐世勣应该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将，其余三人都受他的节制。

　　略取黎阳对于徐世勣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此后几年一直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夺取黎阳后，瓦岗军随即开仓放粮，任百姓恣意取食。十天之内，就招摹到新兵二十万人（从五千人急剧膨胀到二十万！）。这时永安的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献附，齐郡的徐圆朗、任城的大侠徐师仁也率众来归，瓦岗的声势更加浩大。李密拥兵数十万众，又坐拥几大粮仓，俨然是天底下最富得流油的人。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桃李章》的谶言似乎都要应验在他身上了。
　　徐世勣在黎阳除了开仓放粮，招摹新兵以外，还用心为瓦岗寨的事业延揽人才。《旧唐书》说，当时魏徵、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等人先后来到黎阳就食，都被徐世勣从众人中发现，加以礼敬，引入卧室内长谈，竟至忘倦。后来跟着李世民打虎牢关时又俘获了王世充政权的郑州长史戴胄，考查后发现有才，竟然将其释放，引荐给李世民。他举荐的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大唐的栋梁，徐世勣也因此赢得了慧眼识人的贤名。关于魏徵，他的情况恐怕不太一样。他与徐世勣相识可能是在打黎阳之前，元宝藏前来投降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元宝藏跟着徐世勣打黎阳的过程中。但没有证据表明魏徵是徐世勣推荐给李密的。《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倒是说，元宝藏来归之初，李密封他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则请他的门客魏徵作启（书信）答谢，并在信中献媚地表示希望能改武阳之名为“魏州”，又请求率领所部为李密略取魏郡，并会合诸将略取黎阳仓。李密得书大喜，便封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又将魏徵召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李密从魏徵身上所看中的，不是他的运筹帷幄的政治才能，而是他那写得漂亮的一手好文章。两《唐书》的《魏徵传》说得更过份，李密每回见元宝藏写的奏疏条理清晰，文笔流畅，无不称善，等到知道了是魏徵所作，就赶紧把他挖过来。魏徵给他献了十条奇策，对这些计策他称奇则已，就是不肯用。

　　随着瓦岗军的急剧扩大，其成份也迅速复杂起来。这支隋末最大的农民武装，其中既包含着追求翻身的农民，也包含了他们的对立面——投降的原隋朝官军，还有各地落草的山大王、失意的文人政客、阴阳术士和野心家，原先潜藏在冰山内部的种种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在阳光下。如日中天的瓦岗寨，即将从巅峰上跌落下来。

"略取黎阳对于徐世勣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此后几年一直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夺取黎阳后，瓦岗军随即开仓放粮，任百姓恣意取食。十天之内，就招摹到新兵二十万人（从五千人急剧膨胀到二十万！）。这时永安的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献附，齐郡的徐圆朗、任城的大侠徐师仁也率众来归，瓦岗的声势更加浩大。李密拥兵数十万众，又坐拥几大粮仓，俨然是天底下最富得流油的人。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桃李章》的谶言似乎都要应验在他身上了。"
　　扩充了一下,写成如下:
　　略取黎阳对于徐世勣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他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此后几年一直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夺取黎阳后，瓦岗军随即开仓放粮，任百姓恣意取食。十天之内，就招摹到新兵二十万人（从五千人急剧膨胀到二十万！）。这时永安的大族周法明举江、黄之地献附，齐郡的徐圆朗、任城的大侠徐师仁也率众来归，瓦岗的声势更加浩大。李密拥兵数十万众，手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天下的一时俊彦几乎都已被他括入囊中，真正称得上是“兵多将广”；他又坐拥几大粮仓，俨然是天底下最富得流油的人；他还占据着号称天下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一带对于天下人来说具有无比神奇的心理诱惑和政治号召力。当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桃李章》的谶言似乎都要应验在他身上了。

隋炀帝是一个知道虚心纳谏的好君主，是一个懂得体恤民力的好皇帝，那么李靖虽然在仕途上升迁缓慢，但终究还是可以逐步接近杨素指定给他的那个位子；李勣也可以继续在家乡悠哉游哉地过着他那阳为豪富阴为盗寇、黑白两道通吃的“幸福生活”。可惜大隋的子民们没有那么幸运。大业五年（609年），隋朝的盛世臻于极致，其时天下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余万，富庶的盛况为亘古之所未见；当年三月，象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也和秦始皇一样喜好巡游的隋炀帝启驾西巡，一路风尘仆仆，五月征服了吐谷浑，六月车驾行至张掖，抵达当年霍去病到过的燕支山，西域二十七国国主前来朝见，隋朝在周边国家中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大隋王朝盛极而衰，开始急剧地衰落下来。第二年，高句丽开始不臣，遂有大业七年征伐高丽之举，却又引来山东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聚众在长白山举兵反隋，揭开了隋末大乱的序幕。

　　隋炀帝象一只贪婪到永不知满足的吸血蚂蟥，拼命地吸食隋朝的民力，修东都、开运河、筑行宫、下江都、三征高丽，每一次横征暴敛都激起了百姓的激烈反抗；有志于逐鹿的各路豪杰趁机招兵买马，拉起对伍与隋朝为敌；隋政府的对策则是血腥镇压，然后继续到处拉伕征丁、大兴徭役，激起新一轮的反抗……这一幕就如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每一次都是对隋朝政府的沉重打击。大业十二年，内外交困的隋王朝终于支持不住，全面崩溃，连贵为天子的隋炀帝也因道路阻断而坐困江都，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
　　呵，父亲如此英明，儿子如此无能，专制多如此！

或许是连李密自己也没有料到能唾手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他和他所有的前车之鉴一样，变得有些忘乎所以，嗅觉也开始迟钝起来。早在四月间他与东都守军还在激烈争夺诸仓时，柴孝和就劝他进取关中，他竟然不知所措。柴孝和对他说：“秦地阻山带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背弃它而灭亡，汉高祖定都于彼而称霸天下。依我的愚见，应该令裴基守回洛仓，翟让守洛口仓，而明公亲自检点精锐，往西奔袭长安，百姓谁不出郊远迎？此去一定是只有征讨而无恶战（意味关中望风而降）。等到攻克京师，基业巩固，士卒强锐，再长驱直出崤函，扫荡洛阳、山东，传檄弹指之间，天下即可平定。只是现在英雄竞相崛起，实在是担心别人赶在我们前面，一旦失去了良机，就象要用嘴去咬自己的肚脐那样，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语出自《左传·庄公六年》：“若不早图，后君噬齐（脐），其及图之乎？”杜预注曰：“若啮腹齐（脐），喻不可及”。象用嘴去咬自己的肚脐那样，够不着。意思是后悔莫及。）！”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柴孝和的预见几乎都成为事实，李渊进军关中时，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李唐恃关河险固兼地饶物丰的关中为战略大后方，用心经营天下，只几年功夫便扫灭群雄，统一天下。

　　李密的回答却让人跌破眼镜：“柴君所图的方略，我也思考了很久，确实是上策。但是昏主尚在，其从众依然很多。我的部下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没攻下洛阳，他们谁肯跟着我西行？况且这些将领们都是盗贼出身，把他们都留下，他们一定会竞逐高低，各决雌雄。如果这样的话，瓦岗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了！”
　　李密坚持不肯西进的理由，首先是洛阳打不下来，诸将不会答应，他也担心在自己进军关中的途中，洛阳守军会尾随而来，一旦进攻守阻，将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其次是自己向西发展，无人镇得住留在东都的诸将领，他们之间迟早要爆发矛盾，甚至还会发生火并，自相残杀。其实这些理由对于一位有能力驾驭时局的英明统帅来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李密之所以会思前想后，犹豫迟疑，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缺乏战略眼光，也缺乏自信。他不敢摘桃子，自然有别人捷足先登。李密就象一个辛苦数载的老农，好不容易得了些收成，满意之余还唯恐失去，又怎么舍得暂时抛弃这份家业而放手一搏，赚取整座江山？相较于李渊敢于抛弃河东的根基而全力进取关中的胆略，此时穿了鞋的李密却比光着脚时缩手缩脚，不思进取，更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他就象个坐拥巨万的土财主，为李渊守着山东的几大粮仓、拖住几十万敌军，坐困在洛阳孤城之下，“噬脐莫及”。

　　有意思的是，这时候有一个泰山的道士徐洪客向李密献书，说道大众久聚，恐怕米尽人散，而师老厌战，也难以成功。唯今之计，应当趁进取之机“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挟持隋炀帝以令诸侯。大概是这条曹操用过的老办法效果还不错，李密欣然同意。然而那位出言豪壮的徐道士却显然是滥竽充数之辈，他向李密献书恐怕也是叶公好龙之举，所以当李密遣书来招徕他时，他却早已溜得不知所踪。李密显然也没有把这样的计策当真，他仍如当初对待魏徵的进言那样，只对此计说好，却绝不肯认真付诸实施。
　　大业十三年七月是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月份，这一个月里三支大军的不同走向基本上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命运。是月，王世充奉隋炀帝之命北上增援，与李密在洛阳城下鏖战经年；李渊则从太原出发，正式向关中挺进。

　　当时的王世充虽然已经靠着镇压孟让和刘元进两支农民起义军而脱颖而出，同时靠着他非凡的阿谀逢迎功夫赢得了隋炀帝的宠信，但他攫取东都的军政大权却是出自偶然。据《资治通鉴》卷184《隋纪八·恭帝·下》记载，王世充所率领的五万江淮精兵只是当时隋炀帝派往赴援东都的几支部队中的一支，和他接受相同任务的还有将军王隆率领的由邛黄的蛮族组成的军队，以及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韦世康之子）、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统帅的几支部队，此外还有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举（《资治通鉴·隋纪七》称“霍世举”）统帅的关内兵。大家都受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的节制。薛世雄奉命率领精锐的燕兵三万人从涿郡出发，主持对李密的讨伐，同时也顺便扫荡沿途遇到的反隋武装。他的扫荡引起了河北各路义军的恐慌，也迫使他们为了求生存而激烈反抗。薛世雄不久就在河间的七里井遭到窦建德的毁灭性打击，三万精兵损失殆尽，他仅与左右的数十骑狼狈逃回涿郡，旋即忧愤而死。

　　于是隋炀帝命令抵达东都的各路军队（失期不至的王隆部除外），连同刘长恭所将的东都兵、庞玉所将的偃师兵合为一处，共得十余万人，全部交给王世充统一辖制。这是王世充发家的原始资本。他在军事上确有一套，堪称李密的劲敌。他据守洛口，与李密相持百余日，六十余战不分胜负。王世充在与李密的初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在年底的黑石关、石子河、洛北三战中却接连败北，不得不退守含嘉仓城，以避李密的锋芒。
　　李密在七月初仍然有机会实施进军关中并进而图取天下的宏伟战略。这时王世充的援军刚刚抵达洛阳城下，立足未稳，如果李密能有弃洛阳坚城下的十余万隋军于不顾的胆略和魄力，抓紧时机派一支劲旅急速西进，则关中未尝不可能落入李密之手，他从此将获得稳固的战略后方，依靠号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关陇巴蜀之地，已足以平定天下。关中虽然没有东都富庶，但胜在据有天险，即使争霸中原不成，依然可以据崤函之固做个称霸一方的诸侯，比困在四战之地的洛阳好得多。至于东都洛阳，由于城池坚固一时打不下来，但如果只是做长围的打算，对于李密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反正他有的是粮食，根本不必着急。该着急的是王世充和越王杨侗，虽然东都积有很多布帛丝绸，但这些东西到底不能用来裹腹，时间一长存粮耗尽，人心必散。李密唯一需要防备的只是东都守军突围求援，而他只需要吩咐围城的将士不为所动，将出城之敌坚决挡回去就可以了（后来李世民在虎牢击溃窦建德时，李元吉坐镇指挥围困洛阳之敌，就做得很好）。至于王世充，只要围城的瓦岗军自己不乱阵脚，不冒然出击，人数上不占优势的王世充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李密此时入关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从太原誓师出发的李渊义军此刻正遇到前有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后有粮草迟迟不至的困境，再加上连日来营中风传刘武周将在突厥的支持下进犯太原，义军的家小几乎都在太原，一时人心惶惶。李渊裹足不前，只能坐困贾胡堡等待天气好转。这个时候李密还是能赢得先机，然而他又一次将改变历史的良机拱手相让，连当时尚年轻稚嫩的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也看出来李密鼠目寸光，“恋于仓米，未遑远略”（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李密虽然自己并不打算急着入关，却还是对李渊的动向有些不大放心，七月二十一日（己巳），他派人送信到贾胡堡，邀李渊“合从（纵）”入盟，实际上是试探李渊的态度。李密在遣书中口气依然很大，他俨然以一千六百年前在盟津（孟津）大会诸侯、讨伐商纣王的周武王和八百年前执秦王子婴于咸阳轵道的汉高祖刘邦自居，一副干天下之任舍我其谁的高调派头，表示要与李渊“为盟津之会，殪商辛（即帝辛，商纣王）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下同），这封书信或许仍是出自其记室祖君彦之手。李渊得书后拊掌大笑，对左右亲信说：“李密大言炎炎，不为天命所归，很适合为我们抵挡住东都的兵马。要想守住成皋的天险，与其苦苦寻觅韩信、彭越那样的良将，还不如借助于李密。我们应该以卑辞褒扬他，以骄其志，让他不对我们产生戒备之心。而我们只要入了关，占据蒲津关（位于蒲坂津黄河古渡口的著名关隘，又称蒲关或临晋关。遗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以东的黄河西岸，与对岸蒲州城西的鹳鹊楼（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隔河相望，是自河东进入关中的必经之路），夺取永丰仓，就可以倚崤函之险阻而东临伊（伊水）、洛（洛水）。这时再东观群贼鹬蚌相争之势，我们就能做秦人的渔父了。”又对大郎、二郎（李建成和李世民）说：“杰贼（才能出众之豪贼，指李密）正在南边柔远（东都），强胡（指刘武周）也已北附（突厥），我所担心的正是此辈，现在他们的作为都已遂了我们的心愿，（可以放心了。）主上（指隋炀帝）志在过江，被困在江都的行宫里忧郁等死，也已经自顾不暇。而我们夺取天下却可以传檄而定，还有什么事情能象这样让人高兴呢？”可见李渊心中早已有了全盘方略，他能成就大业，绝非出于侥幸。

　　李渊的记室温大雅秉承他的旨意，给李密回了一封言辞中极尽谦卑之能事的书信。李渊在回信中劈头就说，现在的形势就象当年秦国“七百年之基，穷于二世”（秦国自非子获封为附庸，至秦二世胡亥亡国，延续近七百年）一样，使“我高祖（指隋高祖，即隋文帝杨坚）之业，几坠于地”，对当前天下大乱的形势表示痛心疾首；又表示自己起兵实在是迫于无奈，是为了“共匡天下，志在尊隋”，没有与任何个人野心；随后又与李密称兄道弟，称赞他“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豹变先鞭”，把他比作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和推翻暴秦的汉王刘邦（“兵临郏鄏，将观周鼎。营屯敖仓，酷似汉王”），这已经是在明显的吹捧李密了，至于后面那句“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则更是把李密捧到了天上，难怪李密得书以后会飘飘然忘乎所以。

　　在给李密猛下迷药的同时，李渊也没忘了放低身段，刻意用示弱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野心。他不但肉麻地把李密的来信称为“旨”，有意抬高李密的身份，还讨好说李密上次来信实在是“屈为唇齿”，屈尊俯就来与他唐国公结为唇齿之依；又以一付老迈昏聩、胸无大志的口气谦虚地自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表示希望能够“攀鳞附翼”，沾沾李密的光，只要能“复封于唐”，仍然在新朝做个唐国公，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殪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这样的伟业，正在脚踏实地付诸实施的李渊格于形势当然不便明言，所以只好继续装模做样地表示“所不忍言”、“非敢闻名”。对于李密的“盟津合从”之邀，李渊也委婉地表示，由于三晋的老根据地还不太平，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所以实在抽不出身来亲赴盟会。虽然仍是拒绝，但理由正当而合理，语气又极委婉，不至于让李密起疑心。信的最后，李渊照例摆出一副忠于大隋的嘴脸，为“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隋炀帝御驾南巡，恐怕将酿成西晋永嘉之乱那样的灾祸）而“忧心忡忡”，并激励李密“深慎垂堂，勉兹鸿业”。李渊的低调示弱，让李密喜出望外。他将李渊的回信遍示属下，自负地说：“唐公如此推崇我，平定天下还有什么困难呢？”于是他不再以李渊为意，专心留在洛阳对付王世充。

　　大业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壬寅），王世充指挥五万隋军（《新唐书·李密传》云“十万”）夜渡洛水，进驻黑石关。次日分营，他亲率精兵屯于洛北（洛水北岸）。李密闻讯从洛南渡水来战。由于李密的部队多是骑兵，手执矛槊等长大兵器，部队又被隋军压迫到背山的一隅，崎岖狭隘的战场地形使李密的骑兵无法展开，不利于部队驰骋作战；而王世充的部队则多是配备着短兵坚盾的步兵，行动灵活，因此两军甫一交手，李密便大败，柴孝和也不幸溺死。李密率精骑南渡，大部分士众却东奔月城。王世充一时贪功，竟放着李密不追，只一味逐捕向月城方向逃走的瓦岗军主力，企图将其一举围歼，结果反被李密抓住机会偷袭了黑石关的大营。营中守军猝不及防，惊惶之下连举六烽（烽火）向王世充求救。王世充只得弃月城回救，却被以逸待劳的李密杀得大败，斩首三千余级。王世充随即在洛水西岸扎营，与李密对峙百余日，双方交手六十余次，互有胜负。

　　十一月初九日（丙辰。这一天李建成部的军头雷永吉率先登上长安城头，唐军随即攻克了长安），王世充率部在石子河列阵，与李密隔河对峙。李密的战阵由南向北排了十几里，声势壮观。他先遣翟让率小股部队出战，翟让照例败下阵来，而且败得颇为惊险，遭到王世充的追杀，险些性命不保。幸好此时王伯当、裴仁基率军从两旁奋力拼杀，截断了王世充的后路，李密和单雄信也率领中军的精锐部队赶来，一场奋击，反败为胜，王世充狼狈逃走。
　　然而石子河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瓦岗军带来事业上的新高峰，仅仅两天以后，李密就杀了翟让，引起了瓦岗军的分裂。
　　虽然李密和翟让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人还算相安无事，甚至于在军事上外行的翟让还对李密有着某种程度的依赖，甘愿把头把交椅让出来给李密坐。除了相信贾雄的鬼话，认为自己是李密的“贵人”，李密离了自己便会一事无成（有趣的是，李密在翟让死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真是被贾雄不幸言中了），以及李密平时为人谦和、行事低调以外，还有一点原因就是翟让认为李密“形仪眇小”（《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其貌不扬，不具备做领袖的气质，因此也没有太把李密放在心上。

　　然而李密手下的那些亲信却不这么想。这些人本来都是瓦岗寨上老资格的头领，却因为翟让让贤的原因而混得不太如意；况且也不是人人都象徐世勣那样大度，肯为瓦岗寨的大局着想，他们大多对李密招徕来的“新贵”有怨气，进而发展成对李密也很有意见。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就对李密手握大权，而翟让只做个徒有其名的“司徒”深为不满，便劝翟让做“大冢宰”，总揽一切事务。“大冢宰”是北周设立的朝廷“六官”之首，当初杨坚受周宣帝遗命入宫辅佐年幼的周静帝时，就是集左大丞相、大冢宰、都督内外诸军事诸要职于一身，把实权抓在手里，最后顺利实现了代周称帝。王儒信是劝翟让学杨坚，褫夺李密的权柄。翟让的哥哥翟宽（《资治通鉴》说是“翟弘”，两《唐书》均说是“翟宽”。今从两《唐书》）是个没脑子的粗人，他大大咧咧地对翟让说：“天子只能自己做，哪能让给别人呢？你如果不能做（天子），那就让我来做。”翟让对哥哥有多少斤两知根知底，闻言只是大笑，丝毫不以为意；只是这话传到李密耳朵里，让李密隐隐觉得翟让有了争权之志，便起了杀心。

　　一方面，李密虽然对翟让起了猜疑，却仍对翟让在自己最落魄时予以收留的这份情谊感恩戴德，不忍下手；另一方面，李密身边的人却积极怂恿他除掉翟让，名正言顺地做瓦岗寨的主人。他们图谋翟让，却是出于对翟让的畏惧。翟让的文化水平不高，虽然已经贵为雄视天下的瓦岗军的二当家，却仍保留着当初举义时的草莽习气，性情作风简单粗暴，连许多老部下都不大吃得消他的坏脾气，更何况那些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心态加入到瓦岗队伍中的后来者了。
　　翟让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对部下进行敲诈勒索，搞得许多人对他又怕又恨。李密手下的一个总管崔世枢当初从鄢陵来投靠时，翟让竟然将他囚禁在府中，责令他交出财货。崔世枢到处张罗也凑不出多少钱财，翟让就准备对他加刑。翟让又召元帅府的记室邢义期前来博戏，因为邢义期迟迟未到，翟让认为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就打了他八十棍子。翟让又恐吓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说：“你先前攻破汝南，得了很多宝物，怎么只给魏公，一点儿也不给我？魏公是我扶立的，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意思是他既然有本事把李密扶上台，自然也有办法把李密拉下马。翟让跟他哥哥翟宽一样太莽撞了，实在不该当着房彦藻这类李密亲信的面甩出这样的狠话，看来他实在太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了，他这么说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

　　翟让还毫无必要的滥杀无辜。有一个叫冯慈明的隋朝官员，以代理江都郡丞之职被隋炀帝派到东都去，半路上被李密截获。李密久闻他的大名，很客气地款待他，又好言劝他投降。他很有骨气，坚持不肯合作，李密只好暂时把他关了起来，他反而成功地游说了一个叫席务本的看守放他逃走。他逃回江都报告洛阳的情况，随后又带着隋炀帝的指示冒险返回东都。走到雍丘的时候，他果然被瓦岗军将领李公逸俘虏，再次落到李密的手里。李密知道冯慈明忠于隋朝，终究不会上瓦岗寨这条船，很痛快地当场释放了他，没想到冯慈明刚走到营门口就被翟让杀了。其实再昏庸的君主身边也会有一两个忠臣，夏桀身边有关龙逢，商纣身边也有比干，他们都是正直的君子，只是身不逢时而已。这个冯慈明也是个象关龙逢、比干那样的忠臣，他顶多有点愚忠，有些迂腐，却是个正派人，反而被翟让一刀杀了，实在是有点莫明其妙。这也说明翟让不是个心存是非、有正义感和政治智慧的人。有人说他这么跟隋朝的官员（也包括那些后来上了瓦岗寨而成为他的敲诈对象的隋朝降官和降将）过不去是出于对隋朝的刻骨仇恨，但看起来似乎更象是他本能地觉得瓦岗寨上那些隋朝降官的荷包应该会比他手下那些喽罗们的暖和一点，所以也更容易榨出油水来。他志在求财，倒不是出于仇恨的目的而对他们有意报复。

　　翟让的这些陋习让他在许多老部下心目中形象不佳，以至于他被李密杀了以后，他的旧部中很少有人同情他。
　　房彦藻对翟让的威胁很是恐惧，连忙去向李密告密。他又和左司马郑颋一起力劝李密动手除掉翟让，以绝后患，他们极力劝道：“翟让贪婪刚愎，不行仁义之举，又目无君主，应该趁早把他解决掉。”李密还在踌躇，为难地表示：“现在安危未定就自相残杀，还怎么向那些远道来投奔我们的人交代哪？”郑颋说：“壮士被毒蛇咬伤了手而砍断自己的手腕，这是为了保全大体的缘故。如果让他先得了志，那我们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密掂量着，到底还是自己的政治生命比那些虚名重要，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十一月十一日（戊午。两《唐书》都说是在石子河之战的“明日”，即十一月十日丁巳，是《资治通鉴》所记十一月戊午的前一天），李密以翟让在石子河一战中险些丧命，为其设宴压惊为由，将翟让骗到自己营中，与翟让同行的有他的兄长翟宽、侄子翟摩侯和司马王儒信，这是翟让最亲信的死党，从最初举义时起就一直跟着他；李密和翟让两人各自的部将也都在场。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布置得有声有色、“名副其实”的庆功宴，但除了李密自己和几个最亲信的谋士、卫士以外，把酒言欢的诸将领们谁也不知道这竟是李密摆下的一桌鸿门宴，在觥筹交错的幻象中，顷刻之间就将血溅五步。

　　李密事前做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以至于翟让没有起半点疑心。宴会开始的时候，李密与翟让、翟宽兄弟俩依次落坐主、宾席位，裴仁基、郝孝德坐陪，单雄信等将领皆侍立于旁，房彦藻、郑颋往来奔走调度。李密首先提议：“今天是与贵人畅饮，没有必要留这么多人在座前侍候，只留左右亲信的几个人使唤就行了。”为了取得翟让的信任，李密率先撤下了自己的部将，安排他们到别帐去宴饮，却听任翟让的部下留在帐内戒备。这一招果然管用，翟让等人马上放松了警惕。这时房彦藻当着众人的面向李密恳求说：“今天设宴行乐，天气很是寒冷，对于司徒的左右，也应该供给酒食让他们享用。”李密大度地表示：“一切听凭司徒吩咐。”翟让全无戒心，随口应道：“（如此）甚好。”房彦藻就引领徐世勣、单雄信等翟让的部将也去别帐饮食。翟让不明白部将被调开的自己已经成了人家刀俎上的鱼肉，还以为己方三人都孔武有力，而李密身边只有一个持刀随侍的卫士蔡建德还留在帐内，相比之下还是自己这边人多势众，因此毫无惧意。他不知道李密已经暗中伏下甲士，务求一击必中。

　　酒酣耳热之际，李密拿出一张名弓交给翟让把玩，翟让刚刚将弓拉满，冷不防蔡建德从后出手，将翟让一刀砍倒。剧痛难当的翟让将满腔的悲愤化为生命中最后一声怒吼，扑倒在坐床前，顿时气绝。蔡建德又趁翟摩侯和王儒信惊愕之余不及防备，将二人一并诛杀。
　　正在另一营帐内饮酒的徐世勣听到翟让临死前的吼声，本能地冲出帐外想看个究竟，被埋伏在帐口的甲士一刀砍中脖颈，身受重创，血流如注。如果不是王伯当在远处看见，大声喝令卫士们住手，恐怕他已经被当场剁成肉酱。徐世勣和单雄信都是翟让的嫡系爱将，王伯当之所以肯饶他不死，当然也是看在他曾力劝翟让让位给李密，有拥立之功的份上。
　　事变猝起，众将领惊骇之下都心怀惴惴，不知所措，尤其是翟让的部下更是惊恐不安。单雄信在战场上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飞将”，这时也吓得面无人色，和众同僚一起跪在李密面前叩头求饶。李密达到了目的，并不想事态扩大，就出来安抚众将说：“我与诸君共同兴起义兵，本来是为了诛除暴乱。可是司徒他专行贪残暴虐之事，凌辱臣僚，眼里也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今天只诛杀他们一家，与诸君无干。”他又命人将徐世勣扶至帐下，亲自为他包扎伤口，以示抚慰。翟让营中将士听说主公被杀，畏惧遭受牵连，人心浮动，喧躁不安，时刻准备作鸟兽散。因徐世勣身受重伤，行动不便，李密便令单雄信独自回营安抚，随后他亲自单骑驰入翟让营中，遍行抚绥，晓谕大众；又将翟让旧部分为三军，分别交给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统领。士兵们见李密不计个人安危单骑而来，确无诛连之意，一众弟兄又各有归属，于是人心稍安，“中外遂定”。本来一直窥测在旁的王世充深知李密、翟让不和，早已预见到两人迟早会自相残杀，准备介时乱中取利。当他听到李密迅速解决翟让、平息事态的消息时，感到大失所望，却也不得不佩服李密的手腕和果断，叹息说：“李密天资聪颖，善于决断，他是龙是蛇，别人根本无法预测！”

　　从表面上看，李密处理得当，迅速平息了事态，没有引发大的骚乱，他除掉翟让的计划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然而他却没有看到自己操弄权术的结果却已给瓦岗寨空前团结的大好局面制造了裂隙，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并最终毁掉了这支隋末最大的起义军联盟所孜孜以求的事业。瓦岗军的辉煌是李密一手创造的，他又亲手把它毁灭，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虽然翟让死后瓦岗寨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分裂衰败的道路，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那些从此与李密离心离德的兄弟，却几乎都不是出自原来的翟让阵营，而是他李密的蒲山公营的将士。这也难怪，翟让贪鄙残忍，他的侄子翟摩侯性好猜忌，亲信王儒信也是个贪纵之人，这样几个人很难赢得寨中众兄弟的好感，所以他们死的时候，部下很少有人为他们哀痛伤心的；倒是李密手下的将官，尤其是那些与造反者有心理隔阂的隋朝降将，本来就受歧视，身份尴尬，又见李密气量狭小、猜忌忍杀，难免心生不安，害怕李密早晚有一天也会收拾自己，所以为退路计，也对李密生出戒心。后来将洛口仓献给王世充的邴元真或许就是具有这种心态的人之一，他一再怂恿李密与困守城中的王世充作粮帛交易，可见早有二心。

　　本来翟让在时，李密还有所顾忌，尚能优恤士卒，去了翟让这个心腹大患以后，李密可以为所欲为，得意忘形之下对士兵们也不象从前那样好了。再加上从前李密是带领部队四处游掠，收获很多，因此赏赐给士兵的财货也很丰富，赏赐的也多是金银珠宝，士兵们人人都满意；现在他却收拢部队，只专心对洛阳一城实施攻坚，打了很久也打不下来，士兵们不但得不到赏赐，还随时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大家都感到茫然和失望，开始对李密的部署产生怀疑；由于集中力量攻打洛阳，不再四处转战，李密手里只有几座粮仓，府库中没有钱帛，能赏给将士们的只有粮食而没有财物，士兵们得不到好处，人人都有怨气。更要命的是，李密摆不平手下那些老兵和降附的新兵之间的关系。老兵们浴血奋战，却常常连打几个恶仗也得不到任何赏赐，而对于那些新降附的士兵，李密却慷慨大方地肆行赏赐。虽然对于归降者以厚赏邀买其心是统帅们惯常的做法，但李密显然没有拿捏好个中分寸，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以致于老兵们心中都愤愤难平。徐世勣察觉到军心不稳，屡屡提醒李密，李密根本听不进去，反过来认为是徐本人心怀怨望，从此开始疏远他。于是李密遣徐世勣去守黎阳，表面上是让徐世勣成为出镇一方的诸侯，实质上等同于将他贬斥放逐，不让他参与核心圈子的决策。

　　然而离开李密对于徐世勣来说竟是一次转机，他从此远离了瓦岗政权中令人窒息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也和李密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段惊心动魄、险些令自己丧命的政争经历对于二十岁的徐世勣来说或许过于刻骨铭心，以至于使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养成了日后处事圆通、小心谨慎、善于自保的为政风格。

cruelworm 发表于 2015-6-13 14:55
我只想说，托塔天王和唐朝这个李靖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托塔天王李靖
　　这个神话形象就是佛教军神吡沙门天（即四天王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与唐初军事家李靖的形象结合塑造出来的，并在民间不断的造神演化中脱离了原本四天王的队伍而独立出来，成为类似天军总司令的角色。

李靖是名将世家，理论擅长，走的是高来高去的路子。
徐世绩是草莽出身，战争中学会战争，这样人是最厉害的。
徐在仕途上也是深谙官场险恶，玄武门事变中他选择了置身事外；在李世民临死前的试探时，他家都不回掉头赴任；高宗征求武则天为后等关键节点上，都完美应对。
年少时杀人如麻，当将领时体恤下属，对朋友两肋插刀，可谓古今完人。

李靖是名将世家，理论擅长，走的是高来高去的路子。
徐世绩是草莽出身，战争中学会战争，这样人是最厉害的。
徐在仕途上也是深谙官场险恶，玄武门事变中他选择了置身事外；在李世民临死前的试探时，他家都不回掉头赴任；高宗征求武则天为后等关键节点上，都完美应对。
年少时杀人如麻，当将领时体恤下属，对朋友两肋插刀，可谓古今完人。

一，在唐朝与突厥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中，李静一战定乾坤。奠定大唐百年盛世基业。为什么卫青公认为汉王朝第一名将？不是因为他打的仗多，而是因为他击败了匈奴，奠定我汉民族生存空间。林彪国内打的大胜仗要比老彭多，但在事关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朝鲜战争中打赢的是老彭，所以历史上老彭的排名肯定比林要高。二，徐在武则天上位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看重的君臣夫纲伦理道德。不管哪个朝代都不会给他太高的评价。

一，在唐朝与突厥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中，李静一战定乾坤。奠定大唐百年盛世基业。为什么卫青公认为汉王朝第一名将？不是因为他打的仗多，而是因为他击败了匈奴，奠定我汉民族生存空间。林彪国内打的大胜仗要比老彭多，但在事关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朝鲜战争中打赢的是老彭，所以历史上老彭的排名肯定比林要高。二，徐在武则天上位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看重的君臣夫纲伦理道德。不管哪个朝代都不会给他太高的评价。

消灭东突厥的战争，徐世绩全程参与，虽然职务上李靖是主将，徐为副，但两人基本是协作关系，各领一军，共同制定了指挥方案，李正面攻击，徐侧翼兜击。可以说是李徐联手灭了东突厥。
之后，李灭了土谷浑，徐灭了薛延陀和高丽。
李灭两国，徐灭三国。

我帅.别勾引我 发表于 2015-6-13 20:43
一，在唐朝与突厥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中，李静一战定乾坤。奠定大唐百年盛世基业。为什么卫青公认为汉王朝 ...

消灭东突厥的战争，徐世绩全程参与，虽然职务上李靖是主将，徐为副，但两人基本是协作关系，各领一军，共同制定了指挥方案，李正面攻击，徐侧翼兜击。可以说是李徐联手灭了东突厥。
之后，李灭了土谷浑，徐灭了薛延陀和高丽。
李灭两国，徐灭三国。

我帅.别勾引我 发表于 2015-6-13 20:43
一，在唐朝与突厥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中，李静一战定乾坤。奠定大唐百年盛世基业。为什么卫青公认为汉王朝 ...
二，徐在武则天上位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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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对大唐忠心耿耿，但是李世民在临死前还玩弄权术，以降职来考验徐。徐识破了诡计没有上当，但内心不可能不感到失望。既然你始终防着我，那我又何必为李唐白白送命呢，作为唐高宗的亲舅舅对高宗有拥立之功的长孙无忌因为反对武则天立后都被害死，你说徐帅何必当这冤大头？

我帅.别勾引我 发表于 2015-6-13 20:43
一，在唐朝与突厥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中，李静一战定乾坤。奠定大唐百年盛世基业。为什么卫青公认为汉王朝 ...
徐帅一向奉行对皇室内部矛盾从不介入的原则。
在开国历次战役中，徐帅长期跟随李世民，公认是秦王的人。
但在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其他将领几乎全部跟随李世民参与进去，只有徐帅明确拒绝参加，这也可能导致李世民有所不满，在凌烟阁给功臣排名时把徐帅列为倒数，后来在死前对徐帅还不放心故意考验下。
如果了解是这样的不介入皇室内争为原则的徐帅，那么对后来高宗征求是否立武则天为后的时候，徐帅说这是你的家事，何必问我。就不奇怪了。

王胡子 发表于 2015-6-13 20:58
徐帅一向奉行对皇室内部矛盾从不介入的原则。
在开国历次战役中，徐帅长期跟随李世民，公认是秦王的人。 ...
徐帅为什么会不介入高层政治斗争呢？因为他受过伤害。
早年在瓦岗军就经历过一次政变，李密刺杀翟让，徐帅当时差点被误杀。内部斗争，残酷无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王胡子 发表于 2015-6-13 20:48
消灭东突厥的战争，徐世绩全程参与，虽然职务上李靖是主将，徐为副，但两人基本是协作关系，共同制定了指 ...
李靖的功劳，还没列完整。
比如平辅公佑，李靖是副帅，徐世绩只是八总管之一。还有李靖收复并治理岭南，任灵州大都督抗击东突厥。
就是灭东突厥，别人也只会记得李靖三千精騎千里奔袭。

superth 发表于 2015-6-13 21:00
李靖的功劳，还没列完整。
比如平辅公佑，李靖是副帅，徐世绩只是八总管之一。还有李靖收复并治理岭南， ...
李靖：
621年，平定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南梁萧铣政权；
623年，平定辅公祏叛乱；
630年，与徐世勣合作，灭亡东突厥；
635年，攻灭吐谷浑。
徐世勣：
616年，率瓦岗军击破隋军，斩隋朝名将张须陀；
619年，率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的大片地域归顺唐朝；
621年，跟随李世民平定窦建德，降伏王世充；
623年，跟随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叛乱；
623年，平定徐园朗叛乱；
623年，平定辅公祏叛乱；
625年，在并州击败突厥进犯；
630年，与李靖合作，灭亡东突厥；
641年，大破薛延陀军，杀死名王一人，俘获其首领和士兵五万多；
644年，跟随李世民征伐高丽；
646年，灭亡薛延陀；
668年，统军攻克平壤，俘虏高丽王高藏及男建、男产，分割高丽所有的城，并入州县。此战，唐朝共获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至此高句丽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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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参加的战争、战役比徐少的多，这个是事实。

李勣当时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的军队会合，他与李靖商议说：“颉利虽然战败，人马还多，如果走过沙漠，得到九姓铁勒的庇护，道路遥远险阻，就很难追上他们了。如今下诏派唐俭到那里去，突厥必定放松戒备，我们随后去袭击，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平定贼寇了。”李靖握着手腕高兴地说：“您的这番话，就是韩信灭田横的策略啊。”于是一起定下计谋。李靖率兵连夜出发，李勣带兵续后前进。李靖的军队到了碛口，贼寇溃散奔逃，颉利与一万多人想逃过沙漠。李勣在沙漠路口驻兵，颉利逃到那里，无法越过沙漠，他的大酋长率领自己的部落一起投降李勣，李勣俘虏五万多人而归
唐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至四年三月，在唐与突厥的战争中，唐王朝为消除北方威胁而攻灭东突厥颉利可汗部的重要作战。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欲逃过碛口，遭李绩军堵截，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颉利逃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西北的沙钵罗部落，欲投奔吐谷浑，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送往长安。

李靖的功劳，还没列完整。
比如平辅公佑，李靖是副帅，徐世绩只是八总管之一。还有李靖收复并治理岭南， ...
楼主在自问自答，你说什么他都当看不见。其实为啥把李靖列为大唐第一名将，就是一个原因，一战定突厥。奠定唐朝百年基业。就当是的实力来说，唐朝还比不过突厥。这和抗美援朝彭总有点类似。其他的打再多胜仗也比不过这一次。楼主你明白吗？

我帅.别勾引我 发表于 2015-6-13 21:18
楼主在自问自答，你说什么他都当看不见。其实为啥把李靖列为大唐第一名将，就是一个原因，一战定突厥。奠 ...
你是自说自话，别人回复不看的，再给您看一遍。

大破突厥
公元625年（武德八年），突厥侵犯并州，朝廷命李勣为行军总管，在太谷攻击突厥，驱走了突厥军队。李世民即位，拜李勣为并州都督，赐封邑九百户。
公元629年（贞观三年），任通汉道行军总管，到云中，与突厥颉利可汗的军队相遇，在白道大战。突厥战败，在沙漠的入口处扎营，派使者请求讲和。朝廷下诏命鸿胪卿唐俭前去赦免突厥。李勣当时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的军队会合，他与李靖商议说：“颉利虽然战败，人马还多，如果走过沙漠，得到九姓铁勒的庇护，道路遥远险阻，就很难追上他们了。如今下诏派唐俭到那里去，突厥必定放松戒备，我们随后去袭击，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平定贼寇了。”李靖握着手腕高兴地说：“您的这番话，就是韩信灭田横的策略啊。”于是一起定下计谋。李靖率兵连夜出发，李勣带兵续后前进。李靖的军队到了碛口，贼寇溃散奔逃，颉利与一万多人想逃过沙漠。李勣在沙漠路口驻兵，颉利逃到那里，无法越过沙漠，他的大酋长率领自己的部落一起投降李勣，李勣俘虏五万多人而归
唐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至四年三月，在唐与突厥的战争中，唐王朝为消除北方威胁而攻灭东突厥颉利可汗部的重要作战。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欲逃过碛口，遭李绩军堵截，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颉利逃往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西北的沙钵罗部落，欲投奔吐谷浑，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送往长安。

政治不正确，先分清高句丽和高丽再来长篇大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