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渐进与激进——兼与陶文昭教授商榷（军事发展的基 ...

改革的渐进与激进——兼与陶文昭教授商榷（军事发展的基础）

    6月25日发行的《学习时报》（第642期）上刊登了陶文昭教授的一篇文章“辨证看待改革的渐进与激进”。在该文的最后部分作者提出观点：“渐进和激进都只是服务于改革目的的手段。中国未来更要重视改革手段的综合运用。”那么，这样的结论又是从怎样的论据中得出来的呢？为此，陶教授分了两步走，首先证明“中国改革中也有激进的因素”，并且这样的“激进的因素”为改革的巨大成功做出了贡献。其后强调，既然“激进的因素”为改革的巨大成功做出了贡献，那么，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发挥“激进的因素”的作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实际情况果真是如陶教授之所说吗？

    一 模糊的阶段性

    我们说，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的表现非常明显，而陶教授对此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不分“激进的因素”所存在的阶段特点，不点明“激进的因素”所具体针对的阶段目标，确实让人对他的“激进的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充满着模糊不清的感觉。

    在1989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呈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状态。不好用“激进”或是用“渐进”的标签来笼统地概括这一时期的改革。总之，它是在一种开创局面下的改革的奠基。

    但紧接着发生的政治风波，让人们不得不对改革本身进行更多的思考。作为思考的一个成果，就是将体制改革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区分了开来，并对这两种不同的改革给予了不同的路径设计和不同的速度推动。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而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则在“积极稳妥”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取得进展。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好用“激进”的标签来笼统论之的。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其中包含有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贡献，也同样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是无从谈起的。

    二 模糊的概念应用

    在陶教授的文章里，显示的是“激进”和“渐进”的概念贯穿了改革的全过程，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且，“激进”和“渐进”概念都有着它们独特的使用语境。

    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有人提出“改革已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人提出“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深水区”。这些看法提出的背景，在于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强调了“激进”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害性，也就是说，“激进”这个概念是有特定情形下的专门所指的。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和“稳中求进”的表述，应循了“渐进”的观点。

    三 难圆自说的逻辑错误

    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概念“激进”和“渐进”的区分，表达出的意旨在于把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作为一个前提存在的重要性。而并不是如同陶教授所说的“渐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坚持，激进意外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

    如果，陶教授坚持他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那么，他也就坚持犯了一个难圆自说的逻辑错误。其错误在于：他所说的“激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和他所说的“渐进和激进都只是服务于改革目的的手段。中国未来更要重视改革手段的综合运用。”之间存在着悖谬。人们综合两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未来要重视“激进”手段的运用，而“激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那么中国未来是要重视进行“对既有性质的改变”的吗？

    陶教授一方面认为“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要重视“对既有性质的改变”。这样的矛盾，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未完待续）
改革的渐进与激进——兼与陶文昭教授商榷（军事发展的基础）

    6月25日发行的《学习时报》（第642期）上刊登了陶文昭教授的一篇文章“辨证看待改革的渐进与激进”。在该文的最后部分作者提出观点：“渐进和激进都只是服务于改革目的的手段。中国未来更要重视改革手段的综合运用。”那么，这样的结论又是从怎样的论据中得出来的呢？为此，陶教授分了两步走，首先证明“中国改革中也有激进的因素”，并且这样的“激进的因素”为改革的巨大成功做出了贡献。其后强调，既然“激进的因素”为改革的巨大成功做出了贡献，那么，在未来的改革中继续发挥“激进的因素”的作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是，实际情况果真是如陶教授之所说吗？

    一 模糊的阶段性

    我们说，中国改革的阶段性的表现非常明显，而陶教授对此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不分“激进的因素”所存在的阶段特点，不点明“激进的因素”所具体针对的阶段目标，确实让人对他的“激进的因素”发挥作用的过程充满着模糊不清的感觉。

    在1989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呈现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状态。不好用“激进”或是用“渐进”的标签来笼统地概括这一时期的改革。总之，它是在一种开创局面下的改革的奠基。

    但紧接着发生的政治风波，让人们不得不对改革本身进行更多的思考。作为思考的一个成果，就是将体制改革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区分了开来，并对这两种不同的改革给予了不同的路径设计和不同的速度推动。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而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则在“积极稳妥”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取得进展。对于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好用“激进”的标签来笼统论之的。

    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其中包含有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贡献，也同样有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贡献，试想，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是无从谈起的。

    二 模糊的概念应用

    在陶教授的文章里，显示的是“激进”和“渐进”的概念贯穿了改革的全过程，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且，“激进”和“渐进”概念都有着它们独特的使用语境。

    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有人提出“改革已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人提出“改革已进入了一个深水区”。这些看法提出的背景，在于寻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正是针对这种状况，强调了“激进”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害性，也就是说，“激进”这个概念是有特定情形下的专门所指的。而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和“稳中求进”的表述，应循了“渐进”的观点。

    三 难圆自说的逻辑错误

    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专门概念“激进”和“渐进”的区分，表达出的意旨在于把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作为一个前提存在的重要性。而并不是如同陶教授所说的“渐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坚持，激进意外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

    如果，陶教授坚持他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那么，他也就坚持犯了一个难圆自说的逻辑错误。其错误在于：他所说的“激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和他所说的“渐进和激进都只是服务于改革目的的手段。中国未来更要重视改革手段的综合运用。”之间存在着悖谬。人们综合两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未来要重视“激进”手段的运用，而“激进意味着对既有性质的改变”，那么中国未来是要重视进行“对既有性质的改变”的吗？

    陶教授一方面认为“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要重视“对既有性质的改变”。这样的矛盾，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