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标题：婚内“性福”越来越多，爱越来越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9 07:12:35
原标题：婚内“性福”越来越多，爱越来越少
“女性结婚后，她的家庭就承担了向男方长期进贡的义务。”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对男人来说，这种馈赠能促进他的家庭荣耀。因此夫妻吵架，妻子会负气回娘家，她的离开会给丈夫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男性为了让老婆同来，办法通常是哀求和送礼。”
1987年，费孝通将《文化论》翻译并在国内出版，那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婚姻中性的意义的年代。在此前漫长的几十年里，不论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性”都不为主流社会秩序所容。在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所有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仅有的例外“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支出去“跑单帮”了。
那时候，婚姻与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繁衍“革命接班人”。随着1981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避孕与流产合法化，许多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的意义：不为生育，又为什么?
在这十年里，几乎所有关于性知识的科普文章，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性高潮上。人们开始在性事中寻求快乐，夫妻生活不和谐第一次成为女性的离婚理由。
1989年到1990年，学者刘达临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他发现，城市居民每个月过4.66次性生活，而农村居民每个月过5.43次。
这次调查，也发现了正在酝酿中的性与婚姻剥离的趋势。
在接下来的90年代，从这几个词汇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性的态度：从“通奸”、“偷情”，到“第三者”、“婚外恋”，再到“外遇”与“情人’。如果说80年代的关键词是“高潮”，那这十年的关键词肯定是婚外性。
进入新世纪，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性学家潘绥铭通过三次规模更大、手段更科学的性调查，发现了中国人的性与婚姻更多的趋势。
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潘绥铭发现，已婚男女也会自慰，而且在调查覆盖的十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2010年时，丈夫自慰的比例是2000年的1.9倍，妻子的比例是十年前的3 6倍。在已婚或长期同居(事实婚姻)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里自慰过。
而且，这样看似“自私”的性行为，非但没有影响夫妻的性和谐，反倒还会增加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
潘绥铭把性生活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指过去一年中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为10级，指每天一次或更多。结果发现，没有婚内自慰的夫妻性频率在5.9级，自慰过的平均为6.5级。自慰对夫妻性福的助力不仅限于此，它还会让夫妻采取更多的性生活的方式，提高性生活质量，甚至能让妻子更爱丈夫——自慰的女性中，有22.1%表示非常爱丈夫，而不自慰的里面只有14.7%非常爱。
但是，可能是自慰的夫妻们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夫妻打架的情况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打妻子的情况就高出五个百分点。
此外，潘绥铭的调查还发现，自慰比例与学历呈正比。他说：“一言以蔽之，自慰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越来越多地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除了自慰，调查还发现了婚姻中性的欺骗与幻想。
有1/3以上的中国妻子假装过高潮，三次调查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左右的中国丈夫也曾经假装过性高潮，而且这个比例也在十年中没有太大变化。他推测，有些丈夫觉得身为男性，没有高潮就等于在性生活中没有镇住妻子，自己没面子，迫于这种社会身份带来的压力，男性才会假装高潮。
在2000年第一次公布结果后，一位女学者问：“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达到性高潮呢?”
因此潘在2010年的调查中特意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500多位有过此类经验的丈夫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从高到低分别是：加大动作；发出声音;终止动作；告诉对方完事了；故作疲劳；假装射精。还有许多人回答：“我说不清。”
而对于性幻想的分析，否定了男人们口中的一个“神话”：幻想与别人做爱不代表丈夫花心，只是自我刺激的手段。
分析结果表明，性幻想次数与婚外情比例直接相关，特别是对于妻子来说：如果妻子有婚外性行为，她与丈夫做爱时有性幻想的比例就是其他人的2.2倍。
“高阶层”娶的都是瘦子，胖男人性生活满意度高
中国人对婚姻中的性的满意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潘绥铭分析了感情之外的两种客观因素：相貌以及阶层。
对于相貌，他的衡量标准主要是身材。他发现,不论男女，身材胖瘦对结婚年龄并没有显著影响，但身材越胖的男性，娶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的比例就越低，同时他们的妻子的学历却有增加，这意味着，胖男人更容易娶到“才女”而不“少妻”。
调查还显示，胖男人对夫妻性生活的满意度最高，不但性生活次数比瘦人多了近一半，性烦恼也更少。而女性就没这么幸运了，越胖的妻子假装性高潮更多，对自己的性生活质量也普遍不满意。
而社会阶层对择偶以及性生活的影响也非常直接。
简单来说，高阶层男性的妻子几乎个个苗条，身材正常或偏瘦的比例占到91.2%；同时，阶层越高，娶到外地老婆的可能性就越大，娶到比自己学历高的女性的可能性也越大。
当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看高收入高社会地位是否意味着更“性福”。结果也是肯定的。
妻子更爱丈夫的比例，在低阶层里不到10%，高阶层却超过20%；高阶层的女性更喜欢与丈夫有亲昵的行为；同时，社会阶层越高，女方首先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就越高；就连性生活的次数，也是每提高一个阶层增加12%；高阶层还会使用更多的性技巧。
但有时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阶层越高，性伴侣的数量就越多。
高阶层男性拥有多个性伴侣的可能性是低阶层男性的3.8倍，同时患性病的可能性也高4倍；对于高阶层女性来说，趋势也大致如此。
爱情在减少，“性福”却在增加
高阶层在更好地享受着性，也更好地分享着性：高阶层夫妇中，有52.9%会讨论性话题，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阶层。
通过最近的三次调查，潘绥铭发现，能够交流性话题的中国夫妻的比例增加了，尽管不是特别显著。交流与沟通是增进“性福”的必要途径，在这十年里，中国夫妻对婚姻中的性满意度也确实提升了，但同时却伴随着一个坏趋势：他们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彼此相爱了。性福在增加，爱情却在减少，为什么?
在三次调查中，涉及感情的问题有四个，分别是：对另一半的感情有多深;双方之间谁更爱对方;性生活之外的亲昵次数;以及对方是否懂得让自己满足的技巧。结果在十年时间里，这四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显著降低了。
夫妻双方个性棱角分明，生活压力却日益增大。所以过去那种“两只小白兔相拥取暖”，被“两个刺猬被塞进一个洞里斗”取代。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夫妻们，对于如何评价爱情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而同时，他们的“性福”却没有因为爱情变淡而衰退，对性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几乎没变，不太满意的比例则在减少。
同时，调查还发现，男性对于性生活是否满意，与性的频率和花样的多少都没有直接关系。能增加丈夫满意度的，居然是“爱”——感情因素左右着男性对性的满意度。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到2010年，丈夫和妻子都认为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略有增加，如每次都能达到性高潮的妻子比例从28%上升到34.4%；但他们的另一半却不同意，不论男女都觉得另一半的性高潮减少了。
到2010年，认为丈夫每次都有高潮的妻子居然只剩下了13%。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列于自己的要求没变，但对另一半的要求却提高了，尤其是妻子们。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 ... /u7ai699064_K4.html原标题：婚内“性福”越来越多，爱越来越少
“女性结婚后，她的家庭就承担了向男方长期进贡的义务。”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对男人来说，这种馈赠能促进他的家庭荣耀。因此夫妻吵架，妻子会负气回娘家，她的离开会给丈夫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男性为了让老婆同来，办法通常是哀求和送礼。”
1987年，费孝通将《文化论》翻译并在国内出版，那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婚姻中性的意义的年代。在此前漫长的几十年里，不论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性”都不为主流社会秩序所容。在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所有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仅有的例外“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支出去“跑单帮”了。
那时候，婚姻与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繁衍“革命接班人”。随着1981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避孕与流产合法化，许多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的意义：不为生育，又为什么?
在这十年里，几乎所有关于性知识的科普文章，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性高潮上。人们开始在性事中寻求快乐，夫妻生活不和谐第一次成为女性的离婚理由。
1989年到1990年，学者刘达临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他发现，城市居民每个月过4.66次性生活，而农村居民每个月过5.43次。
这次调查，也发现了正在酝酿中的性与婚姻剥离的趋势。
在接下来的90年代，从这几个词汇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性的态度：从“通奸”、“偷情”，到“第三者”、“婚外恋”，再到“外遇”与“情人’。如果说80年代的关键词是“高潮”，那这十年的关键词肯定是婚外性。
进入新世纪，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性学家潘绥铭通过三次规模更大、手段更科学的性调查，发现了中国人的性与婚姻更多的趋势。
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潘绥铭发现，已婚男女也会自慰，而且在调查覆盖的十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2010年时，丈夫自慰的比例是2000年的1.9倍，妻子的比例是十年前的3 6倍。在已婚或长期同居(事实婚姻)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里自慰过。
而且，这样看似“自私”的性行为，非但没有影响夫妻的性和谐，反倒还会增加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
潘绥铭把性生活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指过去一年中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为10级，指每天一次或更多。结果发现，没有婚内自慰的夫妻性频率在5.9级，自慰过的平均为6.5级。自慰对夫妻性福的助力不仅限于此，它还会让夫妻采取更多的性生活的方式，提高性生活质量，甚至能让妻子更爱丈夫——自慰的女性中，有22.1%表示非常爱丈夫，而不自慰的里面只有14.7%非常爱。
但是，可能是自慰的夫妻们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夫妻打架的情况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打妻子的情况就高出五个百分点。
此外，潘绥铭的调查还发现，自慰比例与学历呈正比。他说：“一言以蔽之，自慰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越来越多地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除了自慰，调查还发现了婚姻中性的欺骗与幻想。
有1/3以上的中国妻子假装过高潮，三次调查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左右的中国丈夫也曾经假装过性高潮，而且这个比例也在十年中没有太大变化。他推测，有些丈夫觉得身为男性，没有高潮就等于在性生活中没有镇住妻子，自己没面子，迫于这种社会身份带来的压力，男性才会假装高潮。
在2000年第一次公布结果后，一位女学者问：“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达到性高潮呢?”
因此潘在2010年的调查中特意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500多位有过此类经验的丈夫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从高到低分别是：加大动作；发出声音;终止动作；告诉对方完事了；故作疲劳；假装射精。还有许多人回答：“我说不清。”
而对于性幻想的分析，否定了男人们口中的一个“神话”：幻想与别人做爱不代表丈夫花心，只是自我刺激的手段。
分析结果表明，性幻想次数与婚外情比例直接相关，特别是对于妻子来说：如果妻子有婚外性行为，她与丈夫做爱时有性幻想的比例就是其他人的2.2倍。
“高阶层”娶的都是瘦子，胖男人性生活满意度高
中国人对婚姻中的性的满意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潘绥铭分析了感情之外的两种客观因素：相貌以及阶层。
对于相貌，他的衡量标准主要是身材。他发现,不论男女，身材胖瘦对结婚年龄并没有显著影响，但身材越胖的男性，娶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的比例就越低，同时他们的妻子的学历却有增加，这意味着，胖男人更容易娶到“才女”而不“少妻”。
调查还显示，胖男人对夫妻性生活的满意度最高，不但性生活次数比瘦人多了近一半，性烦恼也更少。而女性就没这么幸运了，越胖的妻子假装性高潮更多，对自己的性生活质量也普遍不满意。
而社会阶层对择偶以及性生活的影响也非常直接。
简单来说，高阶层男性的妻子几乎个个苗条，身材正常或偏瘦的比例占到91.2%；同时，阶层越高，娶到外地老婆的可能性就越大，娶到比自己学历高的女性的可能性也越大。
当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看高收入高社会地位是否意味着更“性福”。结果也是肯定的。
妻子更爱丈夫的比例，在低阶层里不到10%，高阶层却超过20%；高阶层的女性更喜欢与丈夫有亲昵的行为；同时，社会阶层越高，女方首先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就越高；就连性生活的次数，也是每提高一个阶层增加12%；高阶层还会使用更多的性技巧。
但有时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阶层越高，性伴侣的数量就越多。
高阶层男性拥有多个性伴侣的可能性是低阶层男性的3.8倍，同时患性病的可能性也高4倍；对于高阶层女性来说，趋势也大致如此。
爱情在减少，“性福”却在增加
高阶层在更好地享受着性，也更好地分享着性：高阶层夫妇中，有52.9%会讨论性话题，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阶层。
通过最近的三次调查，潘绥铭发现，能够交流性话题的中国夫妻的比例增加了，尽管不是特别显著。交流与沟通是增进“性福”的必要途径，在这十年里，中国夫妻对婚姻中的性满意度也确实提升了，但同时却伴随着一个坏趋势：他们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彼此相爱了。性福在增加，爱情却在减少，为什么?
在三次调查中，涉及感情的问题有四个，分别是：对另一半的感情有多深;双方之间谁更爱对方;性生活之外的亲昵次数;以及对方是否懂得让自己满足的技巧。结果在十年时间里，这四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显著降低了。
夫妻双方个性棱角分明，生活压力却日益增大。所以过去那种“两只小白兔相拥取暖”，被“两个刺猬被塞进一个洞里斗”取代。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夫妻们，对于如何评价爱情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而同时，他们的“性福”却没有因为爱情变淡而衰退，对性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几乎没变，不太满意的比例则在减少。
同时，调查还发现，男性对于性生活是否满意，与性的频率和花样的多少都没有直接关系。能增加丈夫满意度的，居然是“爱”——感情因素左右着男性对性的满意度。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到2010年，丈夫和妻子都认为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略有增加，如每次都能达到性高潮的妻子比例从28%上升到34.4%；但他们的另一半却不同意，不论男女都觉得另一半的性高潮减少了。
到2010年，认为丈夫每次都有高潮的妻子居然只剩下了13%。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列于自己的要求没变，但对另一半的要求却提高了，尤其是妻子们。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 ... /u7ai699064_K4.html
“女性结婚后，她的家庭就承担了向男方长期进贡的义务。”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对男人来说，这种馈赠能促进他的家庭荣耀。因此夫妻吵架，妻子会负气回娘家，她的离开会给丈夫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男性为了让老婆同来，办法通常是哀求和送礼。”
1987年，费孝通将《文化论》翻译并在国内出版，那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婚姻中性的意义的年代。在此前漫长的几十年里，不论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性”都不为主流社会秩序所容。在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所有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仅有的例外“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支出去“跑单帮”了。
那时候，婚姻与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繁衍“革命接班人”。随着1981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避孕与流产合法化，许多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的意义：不为生育，又为什么?
在这十年里，几乎所有关于性知识的科普文章，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性高潮上。人们开始在性事中寻求快乐，夫妻生活不和谐第一次成为女性的离婚理由。
1989年到1990年，学者刘达临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他发现，城市居民每个月过4.66次性生活，而农村居民每个月过5.43次。
这次调查，也发现了正在酝酿中的性与婚姻剥离的趋势。
在接下来的90年代，从这几个词汇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性的态度：从“通奸”、“偷情”，到“第三者”、“婚外恋”，再到“外遇”与“情人’。如果说80年代的关键词是“高潮”，那这十年的关键词肯定是婚外性。
进入新世纪，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性学家潘绥铭通过三次规模更大、手段更科学的性调查，发现了中国人的性与婚姻更多的趋势。
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潘绥铭发现，已婚男女也会自慰，而且在调查覆盖的十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2010年时，丈夫自慰的比例是2000年的1.9倍，妻子的比例是十年前的3 6倍。在已婚或长期同居(事实婚姻)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里自慰过。
而且，这样看似“自私”的性行为，非但没有影响夫妻的性和谐，反倒还会增加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
潘绥铭把性生活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指过去一年中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为10级，指每天一次或更多。结果发现，没有婚内自慰的夫妻性频率在5.9级，自慰过的平均为6.5级。自慰对夫妻性福的助力不仅限于此，它还会让夫妻采取更多的性生活的方式，提高性生活质量，甚至能让妻子更爱丈夫——自慰的女性中，有22.1%表示非常爱丈夫，而不自慰的里面只有14.7%非常爱。
但是，可能是自慰的夫妻们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夫妻打架的情况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打妻子的情况就高出五个百分点。
此外，潘绥铭的调查还发现，自慰比例与学历呈正比。他说：“一言以蔽之，自慰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越来越多地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除了自慰，调查还发现了婚姻中性的欺骗与幻想。
有1/3以上的中国妻子假装过高潮，三次调查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左右的中国丈夫也曾经假装过性高潮，而且这个比例也在十年中没有太大变化。他推测，有些丈夫觉得身为男性，没有高潮就等于在性生活中没有镇住妻子，自己没面子，迫于这种社会身份带来的压力，男性才会假装高潮。
在2000年第一次公布结果后，一位女学者问：“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达到性高潮呢?”
因此潘在2010年的调查中特意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500多位有过此类经验的丈夫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从高到低分别是：加大动作；发出声音;终止动作；告诉对方完事了；故作疲劳；假装射精。还有许多人回答：“我说不清。”
而对于性幻想的分析，否定了男人们口中的一个“神话”：幻想与别人做爱不代表丈夫花心，只是自我刺激的手段。
分析结果表明，性幻想次数与婚外情比例直接相关，特别是对于妻子来说：如果妻子有婚外性行为，她与丈夫做爱时有性幻想的比例就是其他人的2.2倍。
“高阶层”娶的都是瘦子，胖男人性生活满意度高
中国人对婚姻中的性的满意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潘绥铭分析了感情之外的两种客观因素：相貌以及阶层。
对于相貌，他的衡量标准主要是身材。他发现,不论男女，身材胖瘦对结婚年龄并没有显著影响，但身材越胖的男性，娶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的比例就越低，同时他们的妻子的学历却有增加，这意味着，胖男人更容易娶到“才女”而不“少妻”。
调查还显示，胖男人对夫妻性生活的满意度最高，不但性生活次数比瘦人多了近一半，性烦恼也更少。而女性就没这么幸运了，越胖的妻子假装性高潮更多，对自己的性生活质量也普遍不满意。
而社会阶层对择偶以及性生活的影响也非常直接。
简单来说，高阶层男性的妻子几乎个个苗条，身材正常或偏瘦的比例占到91.2%；同时，阶层越高，娶到外地老婆的可能性就越大，娶到比自己学历高的女性的可能性也越大。
当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看高收入高社会地位是否意味着更“性福”。结果也是肯定的。
妻子更爱丈夫的比例，在低阶层里不到10%，高阶层却超过20%；高阶层的女性更喜欢与丈夫有亲昵的行为；同时，社会阶层越高，女方首先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就越高；就连性生活的次数，也是每提高一个阶层增加12%；高阶层还会使用更多的性技巧。
但有时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阶层越高，性伴侣的数量就越多。
高阶层男性拥有多个性伴侣的可能性是低阶层男性的3.8倍，同时患性病的可能性也高4倍；对于高阶层女性来说，趋势也大致如此。
爱情在减少，“性福”却在增加
高阶层在更好地享受着性，也更好地分享着性：高阶层夫妇中，有52.9%会讨论性话题，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阶层。
通过最近的三次调查，潘绥铭发现，能够交流性话题的中国夫妻的比例增加了，尽管不是特别显著。交流与沟通是增进“性福”的必要途径，在这十年里，中国夫妻对婚姻中的性满意度也确实提升了，但同时却伴随着一个坏趋势：他们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彼此相爱了。性福在增加，爱情却在减少，为什么?
在三次调查中，涉及感情的问题有四个，分别是：对另一半的感情有多深;双方之间谁更爱对方;性生活之外的亲昵次数;以及对方是否懂得让自己满足的技巧。结果在十年时间里，这四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显著降低了。
夫妻双方个性棱角分明，生活压力却日益增大。所以过去那种“两只小白兔相拥取暖”，被“两个刺猬被塞进一个洞里斗”取代。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夫妻们，对于如何评价爱情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而同时，他们的“性福”却没有因为爱情变淡而衰退，对性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几乎没变，不太满意的比例则在减少。
同时，调查还发现，男性对于性生活是否满意，与性的频率和花样的多少都没有直接关系。能增加丈夫满意度的，居然是“爱”——感情因素左右着男性对性的满意度。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到2010年，丈夫和妻子都认为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略有增加，如每次都能达到性高潮的妻子比例从28%上升到34.4%；但他们的另一半却不同意，不论男女都觉得另一半的性高潮减少了。
到2010年，认为丈夫每次都有高潮的妻子居然只剩下了13%。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列于自己的要求没变，但对另一半的要求却提高了，尤其是妻子们。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 ... /u7ai699064_K4.html原标题：婚内“性福”越来越多，爱越来越少
“女性结婚后，她的家庭就承担了向男方长期进贡的义务。”英国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说，“对男人来说，这种馈赠能促进他的家庭荣耀。因此夫妻吵架，妻子会负气回娘家，她的离开会给丈夫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男性为了让老婆同来，办法通常是哀求和送礼。”
1987年，费孝通将《文化论》翻译并在国内出版，那正是中国人重新认识婚姻中性的意义的年代。在此前漫长的几十年里，不论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性”都不为主流社会秩序所容。在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所有主人公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仅有的例外“阿庆嫂”，她的丈夫还被编剧给支出去“跑单帮”了。
那时候，婚姻与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繁衍“革命接班人”。随着1981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避孕与流产合法化，许多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的意义：不为生育，又为什么?
在这十年里，几乎所有关于性知识的科普文章，都集中在如何获得性高潮上。人们开始在性事中寻求快乐，夫妻生活不和谐第一次成为女性的离婚理由。
1989年到1990年，学者刘达临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性调查。他发现，城市居民每个月过4.66次性生活，而农村居民每个月过5.43次。
这次调查，也发现了正在酝酿中的性与婚姻剥离的趋势。
在接下来的90年代，从这几个词汇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性的态度：从“通奸”、“偷情”，到“第三者”、“婚外恋”，再到“外遇”与“情人’。如果说80年代的关键词是“高潮”，那这十年的关键词肯定是婚外性。
进入新世纪，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性学家潘绥铭通过三次规模更大、手段更科学的性调查，发现了中国人的性与婚姻更多的趋势。
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潘绥铭发现，已婚男女也会自慰，而且在调查覆盖的十年里，婚内自慰的比例一年高过一年。
2010年时，丈夫自慰的比例是2000年的1.9倍，妻子的比例是十年前的3 6倍。在已婚或长期同居(事实婚姻)的男女中，有24%的人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里自慰过。
而且，这样看似“自私”的性行为，非但没有影响夫妻的性和谐，反倒还会增加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
潘绥铭把性生活频率分为11个级别，最低的是0级，指过去一年中一次性生活都没有;最高为10级，指每天一次或更多。结果发现，没有婚内自慰的夫妻性频率在5.9级，自慰过的平均为6.5级。自慰对夫妻性福的助力不仅限于此，它还会让夫妻采取更多的性生活的方式，提高性生活质量，甚至能让妻子更爱丈夫——自慰的女性中，有22.1%表示非常爱丈夫，而不自慰的里面只有14.7%非常爱。
但是，可能是自慰的夫妻们对于感情的要求更高，夫妻打架的情况就更多一些，尤其是丈夫打妻子的情况就高出五个百分点。
此外，潘绥铭的调查还发现，自慰比例与学历呈正比。他说：“一言以蔽之，自慰是一种高文化者的行为。无论丈夫还是妻子，都越来越多地接受独联体式的婚内性关系，通俗说就是一起做爱很好，分别自慰也行。”
除了自慰，调查还发现了婚姻中性的欺骗与幻想。
有1/3以上的中国妻子假装过高潮，三次调查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但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1/4左右的中国丈夫也曾经假装过性高潮，而且这个比例也在十年中没有太大变化。他推测，有些丈夫觉得身为男性，没有高潮就等于在性生活中没有镇住妻子，自己没面子，迫于这种社会身份带来的压力，男性才会假装高潮。
在2000年第一次公布结果后，一位女学者问：“男人怎么可能假装达到性高潮呢?”
因此潘在2010年的调查中特意增加了这样一个问题。500多位有过此类经验的丈夫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从高到低分别是：加大动作；发出声音;终止动作；告诉对方完事了；故作疲劳；假装射精。还有许多人回答：“我说不清。”
而对于性幻想的分析，否定了男人们口中的一个“神话”：幻想与别人做爱不代表丈夫花心，只是自我刺激的手段。
分析结果表明，性幻想次数与婚外情比例直接相关，特别是对于妻子来说：如果妻子有婚外性行为，她与丈夫做爱时有性幻想的比例就是其他人的2.2倍。
“高阶层”娶的都是瘦子，胖男人性生活满意度高
中国人对婚姻中的性的满意度与哪些因素有关?潘绥铭分析了感情之外的两种客观因素：相貌以及阶层。
对于相貌，他的衡量标准主要是身材。他发现,不论男女，身材胖瘦对结婚年龄并没有显著影响，但身材越胖的男性，娶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妻子的比例就越低，同时他们的妻子的学历却有增加，这意味着，胖男人更容易娶到“才女”而不“少妻”。
调查还显示，胖男人对夫妻性生活的满意度最高，不但性生活次数比瘦人多了近一半，性烦恼也更少。而女性就没这么幸运了，越胖的妻子假装性高潮更多，对自己的性生活质量也普遍不满意。
而社会阶层对择偶以及性生活的影响也非常直接。
简单来说，高阶层男性的妻子几乎个个苗条，身材正常或偏瘦的比例占到91.2%；同时，阶层越高，娶到外地老婆的可能性就越大，娶到比自己学历高的女性的可能性也越大。
当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看高收入高社会地位是否意味着更“性福”。结果也是肯定的。
妻子更爱丈夫的比例，在低阶层里不到10%，高阶层却超过20%；高阶层的女性更喜欢与丈夫有亲昵的行为；同时，社会阶层越高，女方首先提出过性生活的比例就越高；就连性生活的次数，也是每提高一个阶层增加12%；高阶层还会使用更多的性技巧。
但有时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阶层越高，性伴侣的数量就越多。
高阶层男性拥有多个性伴侣的可能性是低阶层男性的3.8倍，同时患性病的可能性也高4倍；对于高阶层女性来说，趋势也大致如此。
爱情在减少，“性福”却在增加
高阶层在更好地享受着性，也更好地分享着性：高阶层夫妇中，有52.9%会讨论性话题，远远高于其他两个阶层。
通过最近的三次调查，潘绥铭发现，能够交流性话题的中国夫妻的比例增加了，尽管不是特别显著。交流与沟通是增进“性福”的必要途径，在这十年里，中国夫妻对婚姻中的性满意度也确实提升了，但同时却伴随着一个坏趋势：他们似乎不像以前那样彼此相爱了。性福在增加，爱情却在减少，为什么?
在三次调查中，涉及感情的问题有四个，分别是：对另一半的感情有多深;双方之间谁更爱对方;性生活之外的亲昵次数;以及对方是否懂得让自己满足的技巧。结果在十年时间里，这四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显著降低了。
夫妻双方个性棱角分明，生活压力却日益增大。所以过去那种“两只小白兔相拥取暖”，被“两个刺猬被塞进一个洞里斗”取代。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夫妻们，对于如何评价爱情已经有了新的标准。
而同时，他们的“性福”却没有因为爱情变淡而衰退，对性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几乎没变，不太满意的比例则在减少。
同时，调查还发现，男性对于性生活是否满意，与性的频率和花样的多少都没有直接关系。能增加丈夫满意度的，居然是“爱”——感情因素左右着男性对性的满意度。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从2000年到2010年，丈夫和妻子都认为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略有增加，如每次都能达到性高潮的妻子比例从28%上升到34.4%；但他们的另一半却不同意，不论男女都觉得另一半的性高潮减少了。
到2010年，认为丈夫每次都有高潮的妻子居然只剩下了13%。也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列于自己的要求没变，但对另一半的要求却提高了，尤其是妻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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