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派在韩国成民族公敌

　　因秘密批准签署韩日军事协定，韩国政府近日被本国舆论和在野党批为“没脑子”，甚至被指责“想签卖国协定”、“暴露亲日本色”。正当李明博政府有些灰头土脸时，作为这场风波的幕后推动者———青瓦台对外战略企划官金泰孝7月5日引咎辞职。日本法政大学一名东亚史专家认为，此次韩国官员的“秘密外交”，刺激了韩国人关于历史的“不快记忆”。历史纠葛让韩国出现“亲日比亲朝更让人反感”的社会情绪，而国内“亲日派”更新换代也让韩国人五味杂陈。“亲日”在很多时候成为韩国朝野的“死穴”，也会一次次加重韩国民众对日本在殖民历史、领土争端等方面的负面印象。而能打开此穴的，最终还是日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清晰表态。

　　韩外交核心被贴“亲日标签”后辞职

　　作为总统身边的“重要秘书”，青瓦台对外战略企划官金泰孝是酿成韩日军事协定风波的主要“责任人”，他5日请辞的行为被执政党称为“恰当的判断”。金泰孝被韩国媒体和学者批为“骨子里亲日”，鼓吹朝鲜半岛“有事”时日本可以帮忙，韩日应组成民主同盟，“像他这样的人做不了韩国人，应送到日本去”。《韩民族新闻》评论说，韩国政坛有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进步和保守两派在多数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对日问题上却往往枪口一致对外，尤其是对日本歪曲历史、走军事大国道路和右倾化都会强烈谴责和高度警惕。《中央日报》6日评论称，作为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近40年残酷殖民统治的韩国来说，日本军事大国化将成为韩国的噩梦。

　　“在目前韩国国民情绪中，亲日比亲朝更让人反感，如果被打上亲日的标签，就很难在政治上有起色。”这是《中央日报》2日的评论，金泰孝显然验证了这句话。对金泰孝的辞职，韩国《东亚日报》7日报道说，随着本届政府外交核心人物的离去，韩国对外政策有可能进行调整。有媒体分析说，在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慰安妇问题、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赔偿等涉及人权、历史和领土的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是韩国在处理韩日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

　　对于韩国国内“亲日派”受到“打击”，日本舆论方面也颇为敏感。就此次韩日军事保护协定风波，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思，还讽刺韩国民众的意见反弹，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没有责任，是“民族优越主义”乃至对中国态度的“惧怕”让韩国人做出“反日举动”。日本《产经新闻》认为，韩国一直都“放任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导日韩关系”，即使是被认为“亲日”的李明博也不能承受韩国国内民族主义的烈火，韩国人一向有“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只要这一情况不改变，那么日韩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停止。

　　韩国要让“亲日派”付出代价

　　在韩国，还有像金泰孝这样被批为“骨子里亲日”的各色人等付出过代价。韩国著名歌手赵英男曾在接受日本某报纸采访时称“日本在应对独岛问题时棋高一招”，结果遭到韩国民众谴责，被扣上“亲日卖国贼”的帽子，他主持了13年的公营电视台的节目也被叫停。几年前，韩国国内出现过“殖民地近代化论”。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首尔大学一名誉教授曾美化日本殖民史，称韩国近代经济始于日殖民时期，如货币制度、土地调查等近代制度改革都是在那个时期推行的，日本还投资建设了港口、铁路、邮递等基础设施。这番言论，遭到韩国社会的强烈批判。

　　2004年8月19日，时任韩国执政党领袖———开放国民党总裁的辛基南宣布辞职。《新东亚》等韩国保守杂志披露称，辛基南的父亲在1940年日本统治时期自愿加入日本宪兵队。在事实面前，辛基南向韩国独立运动有功人员的遗属表示谢罪。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2009年2月谈到“亲日派”问题时称，“当时也有不得已的情况”，不能根据他们的行为就无条件列为“亲日派”，结果该官员遭到韩国独立运动团体谴责，总统府也训斥其讲话“不妥当”。

　　日本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韩国人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但也有不少人通过与日本合作获得不少好处，这些人被称为“亲日派”、“韩奸”。二战日本战败后，随着美军对韩国实施军政统治，过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官僚和军警等被大量启用。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后，李承晚总统的重要支持力量仍是“亲日派”，因此，最初清算“亲日派”的尝试不了了之。

　　韩国真正开始对“亲日派”进行清算始自左派政府执政期间。在卢武铉执政的2004年7月，当时的执政党向国会提交了“查明亲日真相特别法”修改案。此后，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人名词典编撰委员会”发布《亲日人名词典》，国会也通过对“亲日派”没收财产的特别法，决定对“亲日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不当所得进行没收。据韩国媒体报道，有人托关系、找人，希望不要把自己的亲人收录于名册，被贴上“亲日”标签。

　　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学部韩国籍学者金昌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学者看来，韩国对国内“亲日派”的“历史清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得到民意的强烈推动。谈到卢武铉执政期间打击“亲日派”的做法，金昌植说，日本舆论对于“亲日派名单”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无特别同情，但对于韩国“重拾针对日本的历史矛头”颇为不满。

　　历史问题让日韩“怨恨与纠结”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闵圭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存在反日情绪有复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特别是近代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统治，这点至今让韩国民众耿耿于怀。韩国一名媒体同行也对记者表示，韩国老百姓最感到愤怒的是，日本政府和部分国民没有加害者意识，明明是自己做错事，但好像事不关己一样不认错，这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对亲日情绪的谴责和不满，韩国还很重视对日本殖民痕迹的清除。《环球时报》记者有一次去韩国全北大学参观，该校一名学生介绍说，校博物馆前一棵30多年的雪松被砍了，因为官方认为“雪松是朴正熙执政时种的，是亲日残余”。日本入侵朝鲜半岛后，1921年修改交通规则，要求行人靠左侧步行。2010年7月，韩国实施行人靠右侧通行。韩国国防部近来还下令清除军队中遗留下来的日式用语。

　　对日本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只要韩国政府或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拆改的都会拆改。以首尔市政厅为例，原来的日式建筑被拆得只剩下一面墙。在韩国最大的王宫景福宫，先是拆掉“巍峨壮观”的日本总督府，然后把韩国的象征———日本侵占朝鲜半岛期间被挪动的光化门挪回原来的位置。

　　谈到韩国《中央日报》有关“亲日比亲朝更让人反感”的社论，一名韩国“80后”女生告诉记者，如果在“亲日”和“亲朝”人士中做选择，“亲日”肯定更令人痛恨。但她的“70后”姐姐则称，更担心“亲朝”的人，因为朝鲜是韩国的“主敌”。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和东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实际上让韩国对日本的态度很纠结。一方面，韩日政治关系密切，不仅有美国这个共同的军事盟友，而且韩国国会中的“韩日议员联盟”是最高水平的议会友好组织。另一方面，韩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密切，谁都不希望因为一些情绪性的东西破坏韩日关系“大局”。目前，日本是韩国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技术来源国、第一大游客来源国。韩流文化最大的接收地也是日本。

　　早稻田大学社会学部韩国籍学者金昌植认为，对于韩国人来说，日本的发展模式和文化经验始终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很难想象他们会带着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去欣赏对方。

　　日本应对殖民历史做清晰表态

　　对于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亲日情绪的批判和打压”，日本舆论和学界将其明确界定为“反日主义”或“嫌日主义”。日本法政大学东亚史专家田原贤二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此次韩国政府官员在韩日军事保护协定问题上的“秘密外交”，刺激了民众关于历史的“不快记忆”。

　　“如果轻率地认为近距离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可以消除（隔阂），将会掉进这条沟里。”写有多部日韩关系问题著作的日本作家佐桑澈曾说过，韩国民众对于日本民众并无恶感，但对于日本国家及其行为本身则“强烈抵触”。佐桑澈说，在冷战结束后，对世界观和历史观韩国舆论倾向于将日本当成批判对象，“所谓的‘日韩亲善’日益成为仅存于高层友好言论中的概念”。

　　在前几年韩国国内公开打击“韩奸”时，多数日本舆论都显得很消极。日本《周刊时事》杂志发表评论称，关于“是否亲日”的质问正在“撕裂韩国社会”。日本一些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小报更是放出“韩国人被偏见和仇恨所蒙蔽”、“政府操纵反日政治运动对日施压”等观点。金昌植认为，这给日韩民众的相互理解造成很大障碍。朝日电视台前政治评论员田中卓说，韩国将日本视为“恶邻”，两国感情隔阂的沟渠正在扩大。而富士电视台也评论称，韩国国内反日情绪“排山倒海”，“在韩国，现在还有敢对日韩关系发展说好话的人吗？”

　　不少日本学者坦言，历史问题是日韩之间“怨恨与纠结”的核心。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一名日本国际问题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能否认由于日本的主观原因和冷战的客观原因，日本在战争道歉和历史认识方面“遗留了一些功课”，这使得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历史成为日韩关系始终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田原贤二认为，如果日韩能够在历史问题上“理智沟通”，作为殖民历史责任一方的日本对于历史问题进行更清晰、统一的表态，日韩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嫌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得到化解。但田原也表示，历史问题往往和现实的国家利益、国家间的冲突缠绕在一起，这样的包袱“想卸下来并不容易”。

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2-07/2897489.html因秘密批准签署韩日军事协定，韩国政府近日被本国舆论和在野党批为“没脑子”，甚至被指责“想签卖国协定”、“暴露亲日本色”。正当李明博政府有些灰头土脸时，作为这场风波的幕后推动者———青瓦台对外战略企划官金泰孝7月5日引咎辞职。日本法政大学一名东亚史专家认为，此次韩国官员的“秘密外交”，刺激了韩国人关于历史的“不快记忆”。历史纠葛让韩国出现“亲日比亲朝更让人反感”的社会情绪，而国内“亲日派”更新换代也让韩国人五味杂陈。“亲日”在很多时候成为韩国朝野的“死穴”，也会一次次加重韩国民众对日本在殖民历史、领土争端等方面的负面印象。而能打开此穴的，最终还是日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清晰表态。

　　韩外交核心被贴“亲日标签”后辞职

　　作为总统身边的“重要秘书”，青瓦台对外战略企划官金泰孝是酿成韩日军事协定风波的主要“责任人”，他5日请辞的行为被执政党称为“恰当的判断”。金泰孝被韩国媒体和学者批为“骨子里亲日”，鼓吹朝鲜半岛“有事”时日本可以帮忙，韩日应组成民主同盟，“像他这样的人做不了韩国人，应送到日本去”。《韩民族新闻》评论说，韩国政坛有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进步和保守两派在多数问题上有分歧，但在对日问题上却往往枪口一致对外，尤其是对日本歪曲历史、走军事大国道路和右倾化都会强烈谴责和高度警惕。《中央日报》6日评论称，作为曾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近40年残酷殖民统治的韩国来说，日本军事大国化将成为韩国的噩梦。

　　“在目前韩国国民情绪中，亲日比亲朝更让人反感，如果被打上亲日的标签，就很难在政治上有起色。”这是《中央日报》2日的评论，金泰孝显然验证了这句话。对金泰孝的辞职，韩国《东亚日报》7日报道说，随着本届政府外交核心人物的离去，韩国对外政策有可能进行调整。有媒体分析说，在独岛（日本称竹岛）之争、慰安妇问题、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殖民统治赔偿等涉及人权、历史和领土的问题上，“日本的态度是韩国在处理韩日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大因素”。

　　对于韩国国内“亲日派”受到“打击”，日本舆论方面也颇为敏感。就此次韩日军事保护协定风波，日本国内保守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思，还讽刺韩国民众的意见反弹，认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没有责任，是“民族优越主义”乃至对中国态度的“惧怕”让韩国人做出“反日举动”。日本《产经新闻》认为，韩国一直都“放任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导日韩关系”，即使是被认为“亲日”的李明博也不能承受韩国国内民族主义的烈火，韩国人一向有“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只要这一情况不改变，那么日韩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停止。

　　韩国要让“亲日派”付出代价

　　在韩国，还有像金泰孝这样被批为“骨子里亲日”的各色人等付出过代价。韩国著名歌手赵英男曾在接受日本某报纸采访时称“日本在应对独岛问题时棋高一招”，结果遭到韩国民众谴责，被扣上“亲日卖国贼”的帽子，他主持了13年的公营电视台的节目也被叫停。几年前，韩国国内出现过“殖民地近代化论”。据韩国《京乡新闻》报道，首尔大学一名誉教授曾美化日本殖民史，称韩国近代经济始于日殖民时期，如货币制度、土地调查等近代制度改革都是在那个时期推行的，日本还投资建设了港口、铁路、邮递等基础设施。这番言论，遭到韩国社会的强烈批判。

　　2004年8月19日，时任韩国执政党领袖———开放国民党总裁的辛基南宣布辞职。《新东亚》等韩国保守杂志披露称，辛基南的父亲在1940年日本统治时期自愿加入日本宪兵队。在事实面前，辛基南向韩国独立运动有功人员的遗属表示谢罪。韩国总统府一名官员2009年2月谈到“亲日派”问题时称，“当时也有不得已的情况”，不能根据他们的行为就无条件列为“亲日派”，结果该官员遭到韩国独立运动团体谴责，总统府也训斥其讲话“不妥当”。

　　日本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韩国人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但也有不少人通过与日本合作获得不少好处，这些人被称为“亲日派”、“韩奸”。二战日本战败后，随着美军对韩国实施军政统治，过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官僚和军警等被大量启用。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后，李承晚总统的重要支持力量仍是“亲日派”，因此，最初清算“亲日派”的尝试不了了之。

　　韩国真正开始对“亲日派”进行清算始自左派政府执政期间。在卢武铉执政的2004年7月，当时的执政党向国会提交了“查明亲日真相特别法”修改案。此后，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人名词典编撰委员会”发布《亲日人名词典》，国会也通过对“亲日派”没收财产的特别法，决定对“亲日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不当所得进行没收。据韩国媒体报道，有人托关系、找人，希望不要把自己的亲人收录于名册，被贴上“亲日”标签。

　　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学部韩国籍学者金昌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学者看来，韩国对国内“亲日派”的“历史清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得到民意的强烈推动。谈到卢武铉执政期间打击“亲日派”的做法，金昌植说，日本舆论对于“亲日派名单”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无特别同情，但对于韩国“重拾针对日本的历史矛头”颇为不满。

　　历史问题让日韩“怨恨与纠结”

　　韩国汉阳大学教授闵圭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存在反日情绪有复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特别是近代日本对韩国实施殖民统治，这点至今让韩国民众耿耿于怀。韩国一名媒体同行也对记者表示，韩国老百姓最感到愤怒的是，日本政府和部分国民没有加害者意识，明明是自己做错事，但好像事不关己一样不认错，这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随着对亲日情绪的谴责和不满，韩国还很重视对日本殖民痕迹的清除。《环球时报》记者有一次去韩国全北大学参观，该校一名学生介绍说，校博物馆前一棵30多年的雪松被砍了，因为官方认为“雪松是朴正熙执政时种的，是亲日残余”。日本入侵朝鲜半岛后，1921年修改交通规则，要求行人靠左侧步行。2010年7月，韩国实施行人靠右侧通行。韩国国防部近来还下令清除军队中遗留下来的日式用语。

　　对日本殖民时期的建筑物，只要韩国政府或有关部门认为有必要拆改的都会拆改。以首尔市政厅为例，原来的日式建筑被拆得只剩下一面墙。在韩国最大的王宫景福宫，先是拆掉“巍峨壮观”的日本总督府，然后把韩国的象征———日本侵占朝鲜半岛期间被挪动的光化门挪回原来的位置。

　　谈到韩国《中央日报》有关“亲日比亲朝更让人反感”的社论，一名韩国“80后”女生告诉记者，如果在“亲日”和“亲朝”人士中做选择，“亲日”肯定更令人痛恨。但她的“70后”姐姐则称，更担心“亲朝”的人，因为朝鲜是韩国的“主敌”。

　　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和东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实际上让韩国对日本的态度很纠结。一方面，韩日政治关系密切，不仅有美国这个共同的军事盟友，而且韩国国会中的“韩日议员联盟”是最高水平的议会友好组织。另一方面，韩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密切，谁都不希望因为一些情绪性的东西破坏韩日关系“大局”。目前，日本是韩国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技术来源国、第一大游客来源国。韩流文化最大的接收地也是日本。

　　早稻田大学社会学部韩国籍学者金昌植认为，对于韩国人来说，日本的发展模式和文化经验始终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很难想象他们会带着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去欣赏对方。

　　日本应对殖民历史做清晰表态

　　对于韩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对亲日情绪的批判和打压”，日本舆论和学界将其明确界定为“反日主义”或“嫌日主义”。日本法政大学东亚史专家田原贤二6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此次韩国政府官员在韩日军事保护协定问题上的“秘密外交”，刺激了民众关于历史的“不快记忆”。

　　“如果轻率地认为近距离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可以消除（隔阂），将会掉进这条沟里。”写有多部日韩关系问题著作的日本作家佐桑澈曾说过，韩国民众对于日本民众并无恶感，但对于日本国家及其行为本身则“强烈抵触”。佐桑澈说，在冷战结束后，对世界观和历史观韩国舆论倾向于将日本当成批判对象，“所谓的‘日韩亲善’日益成为仅存于高层友好言论中的概念”。

　　在前几年韩国国内公开打击“韩奸”时，多数日本舆论都显得很消极。日本《周刊时事》杂志发表评论称，关于“是否亲日”的质问正在“撕裂韩国社会”。日本一些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小报更是放出“韩国人被偏见和仇恨所蒙蔽”、“政府操纵反日政治运动对日施压”等观点。金昌植认为，这给日韩民众的相互理解造成很大障碍。朝日电视台前政治评论员田中卓说，韩国将日本视为“恶邻”，两国感情隔阂的沟渠正在扩大。而富士电视台也评论称，韩国国内反日情绪“排山倒海”，“在韩国，现在还有敢对日韩关系发展说好话的人吗？”

　　不少日本学者坦言，历史问题是日韩之间“怨恨与纠结”的核心。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一名日本国际问题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不能否认由于日本的主观原因和冷战的客观原因，日本在战争道歉和历史认识方面“遗留了一些功课”，这使得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历史成为日韩关系始终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田原贤二认为，如果日韩能够在历史问题上“理智沟通”，作为殖民历史责任一方的日本对于历史问题进行更清晰、统一的表态，日韩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嫌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得到化解。但田原也表示，历史问题往往和现实的国家利益、国家间的冲突缠绕在一起，这样的包袱“想卸下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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