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篇文）中华传统伦理与当代道德建设——中央党校哲学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8:20:06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方面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假冒伪劣充斥、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食品安全堪忧、贪龘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黑帮势力肆虐、人权遭到践踏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究其根本，都在于人的道德败坏、见利忘义，甚至良心泯灭所导致的，换言之，是因为对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导致的。因此，温总理在座谈中还说：“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龘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龘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
一、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素质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如上种种不尽人意的社会腐败现象。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民龘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一项全球通行的 “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这项制度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奉行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瓶颈：因为每一天公司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全球通行的“无偿退货制度”。而这种现象在长期宗教教育下、以诚龘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
同样，把西方奉行的民龘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龘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龘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龘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情形。显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乱君，无乱国。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犹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 （《荀子•君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说苑•政理卷七》）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文韬•举贤》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龘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重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温龘家龘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 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管子》上也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 《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其内容包括伦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方面，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 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教领导者的率先垂范。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 “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六韬•文韬•国务》）“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群书治要•六韬•文韬逸文》）“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荀子•君道》）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四，强调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并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中讲：“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保障的，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五，着重培养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的具体建议
实践证明，唯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其中，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媒体配合是保证。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要真正落实胡锦龘涛总龘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学校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伦常道德为主修课或必修课，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 。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厅、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试验区的成功，为我们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加强道德建设树立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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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方面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假冒伪劣充斥、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食品安全堪忧、贪龘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黑帮势力肆虐、人权遭到践踏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究其根本，都在于人的道德败坏、见利忘义，甚至良心泯灭所导致的，换言之，是因为对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导致的。因此，温总理在座谈中还说：“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龘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龘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
一、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素质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如上种种不尽人意的社会腐败现象。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民龘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一项全球通行的 “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这项制度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奉行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瓶颈：因为每一天公司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全球通行的“无偿退货制度”。而这种现象在长期宗教教育下、以诚龘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
同样，把西方奉行的民龘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龘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龘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龘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情形。显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乱君，无乱国。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犹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 （《荀子•君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说苑•政理卷七》）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文韬•举贤》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龘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重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温龘家龘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 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管子》上也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 《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其内容包括伦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方面，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 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教领导者的率先垂范。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 “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六韬•文韬•国务》）“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群书治要•六韬•文韬逸文》）“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荀子•君道》）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四，强调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并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中讲：“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保障的，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五，着重培养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的具体建议
实践证明，唯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其中，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媒体配合是保证。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要真正落实胡锦龘涛总龘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学校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伦常道德为主修课或必修课，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 。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厅、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试验区的成功，为我们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加强道德建设树立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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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素质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如上种种不尽人意的社会腐败现象。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民龘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一项全球通行的 “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这项制度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奉行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瓶颈：因为每一天公司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全球通行的“无偿退货制度”。而这种现象在长期宗教教育下、以诚龘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
同样，把西方奉行的民龘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龘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龘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龘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情形。显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乱君，无乱国。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犹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 （《荀子•君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说苑•政理卷七》）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文韬•举贤》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龘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重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温龘家龘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 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管子》上也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 《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其内容包括伦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方面，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 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教领导者的率先垂范。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 “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六韬•文韬•国务》）“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群书治要•六韬•文韬逸文》）“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荀子•君道》）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四，强调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并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中讲：“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保障的，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五，着重培养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的具体建议
实践证明，唯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其中，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媒体配合是保证。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要真正落实胡锦龘涛总龘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学校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伦常道德为主修课或必修课，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 。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厅、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试验区的成功，为我们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加强道德建设树立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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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方面却出现了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例如假冒伪劣充斥、贫富悬殊拉大、国有资产流失、食品安全堪忧、贪龘污腐败盛行、言路不够畅通、黑帮势力肆虐、人权遭到践踏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究其根本，都在于人的道德败坏、见利忘义，甚至良心泯灭所导致的，换言之，是因为对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所导致的。因此，温总理在座谈中还说：“要把加强同市场经济、民龘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这是今天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龘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
一、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于人的道德素质
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如上种种不尽人意的社会腐败现象。而与此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似乎没有这样严重。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认为只要把维护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民龘主政治制度搬到中国，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西方政治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
西方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是在宗教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换言之，西方的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而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是通过教会培养的。所以，事实上，西方人维护社会秩序是依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却仅仅看到了其重视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政治制度所得以建立的根：即一定程度的公民道德素质。所以即使可以把西方某些先进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却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安利公司初到中国发展的时候，有一项全球通行的 “无偿退款制度”，即顾客对产品不满意，可以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而公司会把全部购货款退回。这项制度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奉行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中国的时候，却遇到了瓶颈：因为每一天公司都有排着长龙的用户拿着空瓶子到公司要求退款，最后迫使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全球通行的“无偿退货制度”。而这种现象在长期宗教教育下、以诚龘信为基本道德品质的西方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
同样，把西方奉行的民龘主制度搬到某些乡村进行民龘主选举村干部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贿选拉票、营私舞弊等现象，让民龘主选举都变了味。显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制度问题，而更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正如《礼记•中庸》上记载孔子所言：“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是高尚的、有道德的、有公心的人，无论是在何种制度下，都不会对社会、对单位造成太大的危害。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现的“能人现象”就是如此：一个企业马上就要倒闭了，但只是换了一个领导者，结果在短时间内就把企业扭亏为盈。其实，这个所谓的“能人”，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而且首先是一位有德的人，因为他不是想方设法地把国有资产据为私有，他所制定的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整个企业的长远发展。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更进一步讲，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道德建设的重点不是设计公平正义的制度或规则，而是要培养具有正义美德的人。
忽视道德教育而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如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中学生以强凌弱现象，此外，离婚率上升、青少年犯罪率上升、青少年犯罪年龄越来越低更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二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龘察短缺为忧。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为害社会，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张，盗贼多有”的情形。显然，这些问题仅靠公平正义的制度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乱君，无乱国。禹之法未亡也。而夏不世主，文武之法犹存，而周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人者，治之源也。故有人（贤人君子），法虽省，足以遍矣；若无人，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也。得其人，则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若夫失人，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 （《荀子•君道》）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也就是说，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仁人应处于领导地位。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而德才兼备的领导者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靠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所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文化，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进而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保证了德才兼备的人被选拔到领导职位上。换言之，它是在制度的设计中就同时兼顾了公平正义和仁慈博爱这两个方面。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制度是圣贤政治，其结果是“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说苑•政理卷七》） 而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六韬•文韬•举贤》上也有所说明：“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乱世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而这，似乎恰恰是民龘主制弊端活生生的写照。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的动荡，但一旦政权建立，在一两年之内就能够恢复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要彻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觉悟人性、唤醒人心做起，重视道德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经验
温龘家龘宝总理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要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而培育具有时代精神、自尊自信、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的确，目前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伦理道德教育的规律，因而导致了目前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并进而使人们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 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从治国理念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的。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首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弟，次见闻”。《管子》上也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完整体系：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子使作善也” 《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是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的影响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是由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承担的，其内容包括伦理（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方面，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的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而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帝觉世经》更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教讲因果通三世，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中国历史上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因社会国家大力提倡因果教育，使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未到”的观念深入人心，妇孺皆知，故人不敢胡作妄为，无法无天。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 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教领导者的率先垂范。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 “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了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古人反复强调：“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六韬•文韬•国务》）“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福祸在君，不在天时”。（《六韬•文韬•盈虚》）“无伦常，无贵贱之礼，喜听谗用举，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无礼义，无忠信，无圣人，无贤士，无法度，无称衡，此国之大妖也。”（《群书治要•六韬•文韬逸文》）“吏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觉，此亡国之时也。上好货，群臣好得，而贤者逃伏，其乱至矣。”（同上）“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荀子•君道》）可见，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第四，强调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并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宋代的契嵩在《孝论》中讲：“圣人之善，以孝为端；为善而不先其端，无善也”。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做出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的事情来。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见，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孝亲观念的强化，就是通过各种制度保障的，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五行章》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而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规定，骂祖父母与父母的要处以绞刑，殴者处以斩刑，从而对不孝的种种罪行作出了更具体的处罚。
在清朝，一个县发生了一件儿子杀父亲的逆伦事件。结果，不仅这个儿子被处死刑，县长因失职而被撤职查办，巡抚（相当于省长）也被记过。此外，皇帝亲自下令，把这个县的城墙拆掉一个角，因为在古人看来，一个县出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人，是这个县所有人的耻辱。这样的处分一做出来，就起到良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有利于形成人们明确的道德观念。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重要道德教育功能的建筑物有三种：一是供奉祖宗的祠堂，它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二是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它教人尊师重道，承担着道德教育的功能；三是供奉了阎王的城隍庙，城隍庙里面描绘了地狱的种种情景，让人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关系，这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内在的自律，使人从内心不敢去做坏事，承担着因果教育的功能。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五，着重培养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
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做人没有做人的准则，才导致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层出不穷。所以，从恢复家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规的集大成者）开始重视家庭母教，可以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三、关于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的具体建议
实践证明，唯有重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拯救人民心灵，化解冲突灾难，达到国泰民安、社会和谐的结果。其中，国家重视是前提，领导垂范是关键，小区试验是模范，媒体配合是保证。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治国，道德教育实为首要。概观今日灾难繁多，矛盾冲突四起，人心惶惶无依，究其根本，都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致。特别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放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
国家可以培养选拔五十位真正通达中华文化且德行兼优的教师，于中央电视台、各省市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传媒，日日宣讲中华传统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精神，使人羞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令人不敢作恶。
要真正落实胡锦龘涛总龘书记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领导者的选拔必须具备“孝廉”的条件，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选拔领导者，首要条件即是“孝廉”。学校教育和党校课程当以伦常道德为主修课或必修课，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
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弘扬中华伦理道德教育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或监狱作为落实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其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这种教育方式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如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以圣贤传统文化教育办班教学，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民风显著改善，成为“和谐社会，礼仪家邦”的成功试验实例 。汤池的成功经验曾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厅、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山西大同市开发区国税局、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大洲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菲尼克斯（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河北鑫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东莞皓威五金制品厂等等，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试验区的成功，为我们通过弘扬中华文化、加强道德建设树立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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