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仕与归隐的虚实博弈

在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的言与行、思与作，常常是不一致的，想这样，口里偏那样，心里苦，却面作畅快样，心里乐，却又故作含蓄样。有学者誉之为修饰美，其实，直称之为虚伪美，可能更恰当。  
譬如，这仕与隐，本可以“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顺其自然的。可是，大家非要一较高低，对隐士文化推崇倍至，五体投地，而对入仕做官呢，则含含糊糊，或颇有微词。象陶渊明在归隐时，就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脸翻身得解放的神态，简直是把入仕看着囚困“樊笼”的。
这隐士文化刚兴起时，是很有些反抗或不合作的精神，如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就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还是更向往入仕的。因为他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济世”之才——"治大国，若烹小鲜"耳，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样，“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正道。
可是，一直以来，在中国读书人的文化想象中，隐的地位是要远高于仕的。隐是出世的，是道德上的圆/满，而仕是入世的，虽也有济世之功，但毕竟不那么飘逸，难免不搀杂点世俗的欲念。因此，大家心里虽想着入仕济世，口上却要大唱归隐的高调，演绎了一出出口是心非的“虚伪美”的好戏。
象赫赫有名的大隐陶渊明先生，几出几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自述诗文里，对入仕与归隐，喋喋不休地进行自我辩白，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其实，老先生也是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心中常存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念头。但无奈这官做得太无聊了，酒不能畅饮，“腰”却须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有碍。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于“真”了一把，彻底归隐，忘情山水了。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招牌，成了维纳斯下身的那缕轻纱；而“仕”是目的，是货色，是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象祖师爷级的大隐太公望，就曾集八十年隐居之智慧，为求“显”，大大地耍了一把酷。他老人家在风闻文王将路过渭水时，处心积虑，大搞行为艺术，无饵直钩，离水三尺，钓乌有之鱼，以怪诞和无厘头的造型，吸引了文王的注意，果然是“钓人不钓鱼”，遂心所愿，由“隐”而“显”，登坛拜相。
而另一位隐士诸葛孔明先生，则是欲擒故纵，先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姿态示人，再以徐元直为鼓风机，进行吹风造势活动。待苦等到刘皇叔登门求教时，却又大摆隐士高人的架子，让刘皇叔三顾茅庐，心痒难止。最后这才抖出包袱，以三分天下的高论，将刘皇叔彻底套牢，该隐士也由“隐”而“仕”，出山成为一代名相。
虽然采用了一些曲折隐晦的法术套路，但是，太公望与孔明先生毕竟是确有“济世”之才的，这有他们的治国功绩可以做证。而历史上的隐士，却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伪清高状；人后对着衙门，频抛媚眼——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陈眉公；以住土窟，穿草衣，来扮酷作秀的晋孙登辈。其实，早有人看穿此类把戏，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而放翁更是诗云："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对所有的知名隐士都提出了置疑。
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哲人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示济世之才。其实，隐是虚的，是谋仕的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是实的，是立功的路，是济世展才的人生追求。因此，在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就隐隐折射出古代文人、哲人的思想、道德追求与矛盾心理。有学者说，一部“隐士文化史”，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缩影。
而在与时俱进的当代文人群体中，仕与隐的矛盾已不复存在，仕并非是唯一追求，他们有了更现实的目标；而隐则太迂腐曲折，太耽误时间了，没人耐烦去搞那套虚头吧脑的玩意儿。现在是一出山，就要直奔主题，就要扮酷耍帅，动静越大越好。太公望钓鱼之类的行为艺术已经老套了，目前最流行的是“脱”，上身脱，下身也要脱，不仅要展示，还要裸奔，哪里人多，就朝哪里冲——只要前方有一堆亮澄澄的银子就行。
zt在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的言与行、思与作，常常是不一致的，想这样，口里偏那样，心里苦，却面作畅快样，心里乐，却又故作含蓄样。有学者誉之为修饰美，其实，直称之为虚伪美，可能更恰当。  
譬如，这仕与隐，本可以“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顺其自然的。可是，大家非要一较高低，对隐士文化推崇倍至，五体投地，而对入仕做官呢，则含含糊糊，或颇有微词。象陶渊明在归隐时，就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脸翻身得解放的神态，简直是把入仕看着囚困“樊笼”的。
这隐士文化刚兴起时，是很有些反抗或不合作的精神，如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就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还是更向往入仕的。因为他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济世”之才——"治大国，若烹小鲜"耳，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样，“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正道。
可是，一直以来，在中国读书人的文化想象中，隐的地位是要远高于仕的。隐是出世的，是道德上的圆/满，而仕是入世的，虽也有济世之功，但毕竟不那么飘逸，难免不搀杂点世俗的欲念。因此，大家心里虽想着入仕济世，口上却要大唱归隐的高调，演绎了一出出口是心非的“虚伪美”的好戏。
象赫赫有名的大隐陶渊明先生，几出几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自述诗文里，对入仕与归隐，喋喋不休地进行自我辩白，颇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其实，老先生也是崇尚“学而优则仕”的，心中常存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念头。但无奈这官做得太无聊了，酒不能畅饮，“腰”却须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有碍。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于“真”了一把，彻底归隐，忘情山水了。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招牌，成了维纳斯下身的那缕轻纱；而“仕”是目的，是货色，是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象祖师爷级的大隐太公望，就曾集八十年隐居之智慧，为求“显”，大大地耍了一把酷。他老人家在风闻文王将路过渭水时，处心积虑，大搞行为艺术，无饵直钩，离水三尺，钓乌有之鱼，以怪诞和无厘头的造型，吸引了文王的注意，果然是“钓人不钓鱼”，遂心所愿，由“隐”而“显”，登坛拜相。
而另一位隐士诸葛孔明先生，则是欲擒故纵，先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姿态示人，再以徐元直为鼓风机，进行吹风造势活动。待苦等到刘皇叔登门求教时，却又大摆隐士高人的架子，让刘皇叔三顾茅庐，心痒难止。最后这才抖出包袱，以三分天下的高论，将刘皇叔彻底套牢，该隐士也由“隐”而“仕”，出山成为一代名相。
虽然采用了一些曲折隐晦的法术套路，但是，太公望与孔明先生毕竟是确有“济世”之才的，这有他们的治国功绩可以做证。而历史上的隐士，却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伪清高状；人后对着衙门，频抛媚眼——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陈眉公；以住土窟，穿草衣，来扮酷作秀的晋孙登辈。其实，早有人看穿此类把戏，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而放翁更是诗云："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对所有的知名隐士都提出了置疑。
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哲人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示济世之才。其实，隐是虚的，是谋仕的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是实的，是立功的路，是济世展才的人生追求。因此，在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就隐隐折射出古代文人、哲人的思想、道德追求与矛盾心理。有学者说，一部“隐士文化史”，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缩影。
而在与时俱进的当代文人群体中，仕与隐的矛盾已不复存在，仕并非是唯一追求，他们有了更现实的目标；而隐则太迂腐曲折，太耽误时间了，没人耐烦去搞那套虚头吧脑的玩意儿。现在是一出山，就要直奔主题，就要扮酷耍帅，动静越大越好。太公望钓鱼之类的行为艺术已经老套了，目前最流行的是“脱”，上身脱，下身也要脱，不仅要展示，还要裸奔，哪里人多，就朝哪里冲——只要前方有一堆亮澄澄的银子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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